一个悲剧作家代表什么生肖

书写信仰强大的感召力量——评报告文学《向死而生》,下面一起来看看本站小编光明网给大家精心整理的答案,希望对您有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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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好书荐读·文学】作者:佟鑫(《中国作家》杂志纪实版编辑部主任)

曾平标长篇报告文学《向死而生》(人民出版社、广西人民出版社2022年2月出版),以绵密的叙事、浓郁的悲情和强烈的反思,打开了湘江战役那段沉睡的历史,深入挖掘被掩埋在岁月里的尘封记忆,构筑起镌刻着生动历史画面和人物形象的群像浮雕。

历史不能忘记,需要有人记述,需要有人不断诉说,否则将被埋进尘埃,失去生命和血脉联系。对于一个历史事件,能否再现其本来面貌,能否给后来人留下可以追忆、反思、借鉴的史学价值,能否使阅读者获得超越事件本身的文学及文化意义,一直是考验一个作家叙事能力和文学水平的标准。大体上说,《向死而生》兼而有之,这主要得益于作家对历史事件的准确理解和文体把握。

作者秉持对历史本真的坚持、对人物命运的情感介入,以厚重、悲怆的叙事和言说,全景式地还原历史现场,抵达历史的深处。作品不但深情回顾了事关中国革命生死存亡的湘江战役的历史进程,而且真实再现了八桂儿女对湘江战役红军烈士的敬仰之情,通过做好烈士遗骸收殓、遗址遗存保护工作,将革命文物保护工作与当地脱贫攻坚、乡村振兴、民族团结发展相结合,书写了人民群众以饱满的热情走好新时代长征路的壮美篇章。

如何让已经在人们记忆中渐渐变得模糊的历史重新拥有清晰的轮廓、丰满的血肉、丰润的细节和闪光的质感?显然,作者是下了苦功夫的。他深入挖掘史料、走访寻迹、田野调查,足迹踏遍红军长征经过的6个县,采访了上百人,考察了湘江战役重大遗址遗迹,以及烈士遗骸收殓保护地和红军墓,力求找到那些具有决定性价值的细节,找到那些必须挖掘才能获得的事实。用惊心动魄的故事、丰沛的细节、鲜活的人物,串联起那段悲壮往事,再现了革命志士无畏生死的斗志。此外,作者还具有“忠信忠史”的史识,在叙述中穿插了很多亲历者的回忆录和公开发布的采访口述,为作品提供了大量可信的佐证材料。

伴随着故事的叙述,作者始终在思索:为什么革命先烈们面对生死考验时会毫不犹豫地选择牺牲?难道在他们的心里还有比生命更有价值更值得付出的事物吗?是的!正如作者的回答:“站在湘江边,我深深地默想:红军战士到底是用什么特殊材料做成的?究竟是什么力量让他们宁死不屈?信仰,因为信仰。”这是作品的点睛之笔。

一段段不曾割裂的历史串联起来,构筑起信仰传承之路。这种信仰源自每一位革命志士高擎的火炬,火种洒向更广阔的天地。一片红色的土地从血雨腥风转变成了欣欣向荣,这是信仰的力量,也是曾经为信仰献身的先辈们共同的心愿和憧憬。通过对壮阔历史的再现,作者告诉人们信仰的力量,告诉人们不能忘记历史,那种精神一定会世代永存。信仰具有巨大的感召力,在战争年代,信仰是流血牺牲、宁死不屈,在和平年代,信仰是奉献社会、建设国家。

除了记述战争,作者顺着信仰的流转,把眼光凝聚到这片土地的和平岁月。从革命者的后代到为革命者守墓的传承再到革命纪念馆的兴建,最后将时间定格在新时代的山乡巨变、人民的幸福生活。一种存在于历史事件中的精神要素如不灭不死的种子,文学作品的功能就是要用无形的手探入历史将其提取出来,让其穿越历史和时空,传承至当下,并在现实土壤中生根发芽结果。于是在《向死而生》中能看到一代代、一批批、一个个具有坚定的情怀,抱定不忘历史、建设国家信念的人。他们追随革命先辈的光荣足迹,沿着未竟的事业继续砥砺前行,像勇于奉献的革命先辈一样,献身于国家的发展和未来。

《光明日报》( 2022年07月06日14版)

来源: 光明网-《光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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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绝佳的东西是你根本就得不到的,那就是:不要出生,不要存在,要成为虚无。”

——尼采《悲剧的诞生》

《悲剧的诞生》是尼采的第一本著作,写就这本书的时候尼采刚刚26岁。这是一本阐释尼采美学观点的著作,但里面蕴含了后来尼采很多思想的萌芽。

这本并不厚的书信息量很大,里面提及的古希腊悲剧、神话与德国古典哲学都需要相应的背景才能更好理解,仅列几个书中出现的名字就足以令人头大:欧里庇得斯、阿里斯托芬、苏格拉底、柏拉图、康德、施莱格尔、席勒、叔本华……更不用说其中的文化、哲学背景。

尽管如此,《悲剧的诞生》并不难读,概括来说,全书的内容就是:古希腊悲剧以及悲剧精神的诞生与消亡。

01

《悲剧的诞生》的核心是化自古希腊神话的日神和酒神两种基本冲动,也是两种精神。日神阿波罗所代表的本能冲动是梦境,如同《盗梦空间》中的筑梦师一样,创造出可感知的具象,赋予世界梦境的图景。日神精神的代表艺术是雕塑、绘画、建筑等造型艺术,也有史诗。

而酒神狄奥尼索斯则对应着醉。在醉中,人达到情绪的巅峰,进入一种“痛并快乐着”的忘我境界。

酒和艺术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也密不可分。杜甫的《饮中八仙歌》,描述了诗仙李白、草圣张旭等文人醉中的状态。

“李白斗酒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

“张旭三杯草圣传,脱帽露顶王公前,挥毫落纸如云烟”。

醉让人实现了一种清醒十分很难的自由状态,李白在非醉的时候很难拒绝天子的召唤,而张旭也不会在王公前脱帽露顶。

相应地,李白和张旭也在醉中获得了完全忘我、自由的状态,实现了彻底的解放。这也是艺术创作的巅峰时刻,由此李白能作诗百篇,张旭挥毫落纸如云烟。

据说张旭醒来看自己醉中所写的草书,再度提笔,却无法复刻之前的状态,再也写不出来这样的字了。

酒神冲动催生了以酒神颂、抒情诗、音乐为代表的艺术。

而古希腊悲剧则体现了日神和酒神的双重精神。

02

悲剧是特定的艺术形式,并不是日常语言说的“悲剧”或者指结局悲伤的作品。

古希腊悲剧在舞台上演绎人物、情节,舞台下有歌队。歌队是表演的一部分,参与悲剧的情节,也能表达人物的心情、对话,还兼具烘托氛围的职能,例如象征某种声音。

歌队介于舞台与观众之间,是台上与台下的桥梁,观众和表演者的中介。

这种悲剧是日神和酒神精神的统一,舞台上创造的形象是日神艺术,而歌队则是酒神艺术的体现。

“悲剧是一而再、再而三地在日神的形象世界中宣泄的酒神歌队”。

亚里士多德在《诗学》里认为悲剧有“净化”作用,观众通过对剧中人物命运、情节产生怜悯、惊惧从而获得感情的宣泄。

而在这种“净化”中,歌队用合唱的方式引导观众的情绪进入酒神精神的内核。

古希腊悲剧的演员是带着面具表演的,并不是一个人固定饰演一个角色,因此整部剧的演员很少,一个演员可以扮演多个角色。

就像京剧中多以马鞭来代替马,并没有真的马出现,悲剧也是如此,面具只是观众想象的支点,观众想象的主角是怎样的,那么面具下的人物就是怎样的,因此观众的幻想与模仿是悲剧的核心,通过面具下的人物命运、行为的演绎,观众得以领会酒神冲动的本质,洞察人类在永恒面前的痛苦。

而面具同时又让酒神精神形象化,体现了日神精神。

总之,日神和酒神精神在悲剧中的存在方式就是,面具和舞台等形象融合歌队的合唱,从日神冲动达到一种忘我的酒神精神,也就是说日神精神是一种表层的过度,最终要抵达酒神精神的深处。

因此,酒神精神是悲剧的内核与主体。

举例来说,俄狄浦斯王的悲剧是神谕注定的,他自己并没有主观的过失,他并不知道自己的身世,更不知道自己娶的是母亲。

普通人也是一样,往往经过多年之后,才认识到原来某一天某一个时间点自己站在命运的十字路口,可是那一刻的自己却对这决定命运的时刻茫然无知。

窥见了自身命运的俄狄浦斯,就是面对命运时痛苦与无力的每一个人,人的有限性和无限性构成了人神张力。

俄狄浦斯破解了斯芬克斯之谜,人类所具有的不同于动物的智慧,是人向神的挑战,也是人的痛苦来源。

最终,俄狄浦斯刺瞎双目,消弭自身犯下的罪孽,这既是对神的安排的接受,也是对命运的一种反抗。

剧终处,歌队长将俄狄浦斯的命运和人类的命运相连:

“当我们等着瞧那最末的日子的时候,不要说一个凡人是幸福的,在他还没有跨过生命的界限,还没有得到痛苦的解脱之前。”

虽然面对命运人会茫然,但在强大的命运面前,人并没有放弃抵抗,正是这希望渺茫的抵抗彰显了人的尊严与崇高。在这悲壮的反抗中,人的勇气和意志足以令所有观众动容。

因此,悲剧人物的所折射出的酒神精神,经由面具与歌队引领观众和剧中人物产生共鸣,使得观众的情绪达到顶峰,从而进入酒神精神的深处。

03

虽然名字叫《悲剧的诞生》,但尼采用了近一半篇幅来说明“悲剧的消亡”。

以苏格拉底为代表的理性,发展到今天的科学主义,杀死了悲剧。

体现在悲剧的衰落上,则从古希腊悲剧作家欧里庇得斯开始。

欧里庇得斯的代表作是《美狄亚》。欧里庇得斯将观众带上舞台,歌队的力量被削弱,成为了舞台的一部分。

人类艺术史上伟大的画作都是在非市场化环境中创作的,迎合市场无法产生伟大的作品,为了迎合平庸的大众审美,艺术的独立性消失殆尽。

悲剧不再引领人洞察真相,而是变成了迎合大众的消遣。剧中也不再有崇高的东西,而是日常平庸生活的延续。

这只是悲剧衰落的开始,而悲剧的死亡则因为理性注入了艺术领域。

在尼采看来,欧里庇得斯是悲剧衰落的始作俑者,而彻底杀死悲剧的是苏格拉底。

苏格拉底的名言是“认识你自己”“知识即美德”“犯错是因为无知”等等。

知识就是理性的认识,知识从苏格拉底开始占据重要地位,理性和逻辑侵入了艺术。

理性是一种对象化的思维方式,借用海德格尔的表述,理性思维是思考一个事物是何种存在者。

但艺术不是理性的对象。

艺术的审美思维是一种直观,直面、体悟这个东西存在本身。

如果说理性思考的是“how things are”事物是怎样存在着,艺术则面对的是“that things are”,事物就在那里。理性思维常问的是“这是什么?”而审美思维则是“这存在着”,艺术是一种当下的体悟,直观到的纯粹的存在。

庄子和惠施的濠梁之辩就体现了这两种思维,惠施要得到庄子知道“鱼之乐”的根据和理由,但庄子的路径却是在濠梁上直观到鱼之乐的。

人类的理性认识能力是有局限的,在康德那里就凸显了这一点,康德为理性划界,也为信仰、道德、审美等超越经验世界的内容留下地盘。

无论是“上帝死了”还是“超人”,在《悲剧的诞生》中已初见端倪,尼采将艺术视为反抗上帝的方式,悲剧能够拯救处于虚无主义之中的人类,酒神精神就是洞察世界虚无之后的反抗。这也回应了尼采在序言中说的,写这本书的使命是​:用艺术家的透镜看科学​,用生命的透镜看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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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悲剧作家代表什么生肖3

【讲武堂】

作者:梁洁(国防大学政治学院军队司法工作系副教授)

人不同于动物,人类战争不同于动物野蛮的本能发泄,要受到理性的约束。这个“理性”,就是指哪怕在残酷、暴力的战争中也要坚守人类的底线、人性的良知,其中,最能体现人类文明和人性温情的莫过于对战争受难者的人道保护。

9月15日,在“共同命运-2021”国际维和实兵演习综合演练中,执行短途巡逻任务的中国步兵分队派出官兵维护周边秩序。新华社发

在黎巴嫩南部与以色列边境“蓝线”附近,国际维和部队中国扫雷官兵维护通道。新华社发

保护战争受难者是人类文明发展的产物

“战争受难者”是指那些没有参与战争或已退出战争的人员。既包括战火下绝望无助的平民,也包括战场上命悬一线的伤者病者遇船难者,以及已经交出了武器的战俘。这些战争受难者是战场上的弱势群体,攻击他们不会带来军事利益,还会违反节约兵力的作战原则。但对他们的保护不是与生俱来的,是伴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才逐渐确立的。

在古代,战争受难者被随意处置。人类社会早期,战争类似于动物界的搏斗,更多表现为嗜血的野性和盲目的破坏。一座城邑沦陷,全城居民可能面临血腥的屠城,尤其是当不同种族、不同民族之间展开厮杀时,战争往往演变为种族清洗。十一世纪末十字军东征时,罗马教皇乌尔班二世就煽动道:“去把那些邪恶的种族消灭干净。”在古罗马,统帅苏拉在一次战役获胜后,曾下令用标枪射死8000多名战俘。但即使在这样野蛮、残酷的环境中,即使战争更多表现为动物性的原始攻击,人类出于本能,还是会展现出对生命的珍爱、对同类遭受苦难的悲悯以及对是非善恶的基本判断,例如,我国古代就有“凡兵,不攻无过之城,不杀无罪之人”的主张,有“杀降不祥”的说法。当然,这些仅仅反映了人们朴素的人道情感,拘束力弱,没有形成普遍做法。

到了近代,保护战争受难者的理念逐步形成。人是理性的动物,会不断探索自身活动的价值和意义。对于战争,人类在不断思索:为什么要打仗?到了近代,欧洲的启蒙思想家开始从政治与军事的关系来理解战争,认识到“战争是政治的延续”,为了达到政治目的,只需打败敌方武装力量,无需进行野蛮的种族清洗。克劳塞维茨解释道:“如果发现文明民族不破坏城市和乡村,那是因为他们在战争中更多地运用了智力,学会了比粗暴的本能发泄更有效的方法。”其实,产生于近代欧洲的这一思想,在我国古代传统兵学文化中已有所体现,最精辟的概括莫过于唐代诗人杜甫在《前出塞》中所说的“苟能制侵陵,岂在多杀伤。”

如何处置战俘?18世纪中叶,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指出:只应把战俘看管起来,阻止他们再次参战,不应对他们进行无情的屠杀。对于不能屠杀的原因,同是启蒙思想家的卢梭从国家与个人的关系出发进行了阐释,他在《社会契约论》中指出:战争反映的不是个人与个人的关系,而是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战争中的个人不是以自己的名义,而是以士兵的身份才偶然成为仇敌的。交战中,人们有权杀死敌国的保卫者,只要他们手中还有武器;可是一旦他们放下武器投降,不再是敌国的工具时,就又回归为普通的个人,别人无权随意杀死他们。

至于战场上的伤病员,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内,是无人理会、任其自生自灭的。在人们眼中,不故意虐待、屠杀伤病员,已是对他们最大的仁慈了。直至19世纪下半叶,一个叫亨利·杜楠的瑞士商人在目睹战役中伤病员的惨状后,提出了一个伟大的设想,即在平时就成立伤兵救助委员会,于战争中迅速抢救伤员、减少死亡。1863年10月,英、法、德、瑞士等14个国家的代表在日内瓦举行国际会议,决定设立伤兵救助委员会。2017年元月,习近平主席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发表的名为《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演讲中提到:“1862年,亨利·杜楠先生在《沙斐利洛的回忆》中追问:能否成立人道主义组织?能否制定人道主义公约?‘杜楠之问’很快有了答案,次年,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应运而生。经过150多年发展,红十字成为一种精神、一面旗帜。”

进入现代,保护战争受难者的国际法体系形成并趋于完善。正是在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大力推动下,同时也是在人类对两次世界大战造成巨大灾难的深刻反省下,保护战争受难者的国际法规范形成并趋于完善。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交战方无视已有的作战伦理,使战争迅速沦为无节制的屠杀和毁灭。日本学者江口圭一在评价侵华日军时说,“他们是一群野兽、恶狗、发了疯狂病的强盗”。盟国胜利前夕,丘吉尔面对一片片城市废墟,不禁自问道:“我们是野兽吗?我们是不是做得太过分了?”

战后,国际社会全面反思战争中的伦理问题,认识到残酷的战争会扭曲人性、让人丧失理智乃至变得疯狂,仅靠伦理规范和道德修养,不足以杜绝泯灭人性的暴行。国际社会决定强化法律的强制性,明确交战方权利义务和违法责任,通过纽伦堡审判和东京审判,切实惩治了发动战争的侵略者和滥杀无辜的违法者。

在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推动下,1949年日内瓦四公约问世。这四个公约分别对陆战中的伤者病者、海战中的伤者病者遇船难者、战俘以及战争中的平民,规定了较为充分的保护。尤其值得提及的是,日内瓦四公约是真正意义上的普遍性国际公约。当前,世界上所有国家都是它的缔约方。1977年国际社会又制定了两个附加议定书,不仅充实和发展了保护国际性武装冲突受难者的规定,还对非国际性武装冲突受难者进行了法律保护。至此,保护战争受难者的法律规则形成并趋于完善。

10月15日,中俄“海上联合-2021”军事演习在俄罗斯彼得大帝湾附近海空域进行。这是中方舰载直升机降落在南昌舰甲板。新华社发

人道保护规则体现了人道需求与军事必要间的平衡

人道保护规则的形成,体现了人类从蒙昧走向文明,通过理性来限制战争的残暴。但战争的目的是取得军事上的胜利,保护战争受难者的法律规则并不是一味追求人道主义情怀,其对生命的珍爱、对人性的坚守,建立在理性的基础之上,是人道需求与军事必要间平衡的结果。

对于平民和民用物体,最重要的保护是“不得直接攻击”。然而一旦平民直接参加了敌对行动、实施了害敌行为,就会丧失受保护地位。直接参加敌对行动,最常见的方式是拿起武器主动攻击对方,但又不限于使用武器,只要行为的目的或性质是蓄意造成敌方人员、装备损毁或军事能力削弱,就构成“直接参加敌对行动”。可见,战火下的平民享有人道主义保护不是绝对的,以其不直接参加敌对行动为前提。保护的相对性还体现为,交战方的义务是“不主动攻击平民”,而非“不得造成任何平民伤亡”。面对残酷的战争我们必须承认,当“军事必要”与“人道需求”发生矛盾时,攻击方要做的是平衡二者间关系,在维护军事利益的同时尽可能减少平民伤亡。如城市作战中,建筑物密集、平民流动性强,打击军事目标很可能造成平民伤亡。攻击方应在情况允许时发出预先警告,让平民抓住最后的撤离机会。如以色列在打击哈马斯时,由于加沙地带人口密度高,以色列国防军就采用了“敲房顶”战术,正式攻击前,先向打击目标发射一枚不装炸药的导弹,通过巨大的声响警告周边平民。正式攻击时,攻击方则应以理智指挥官的合理预期判断为标准,适用比例原则。

战场上的伤者病者遇船难者已丧失战斗力,最为迫切的人道需求包括被搜寻、被尊重和得到及时的救治等。这些需求的满足同样要顾及军事利益实现。人道保护规则要求交战方采取一切可能措施搜寻并收集伤者病者遇船难者,并加以保护、给予医疗照顾。若战斗激烈、敌方炮火封锁严密以及其他情况十分危急、无法展开伤病员的救护工作,致使伤者病者遇船难者不能被抢救下来的;或者虽然被抢救下来,但因缺乏必要的救护条件而致其死亡的,不构成对人道保护规则的违反。对医务活动的保护是保护伤者病者遇船难者的应有之义和核心内容。保护的前提同样是,相关人员不实施或相关设施不被用于实施人道职务以外的害敌行为,如医务人员参战、救护车被用于运送战斗员或武器装备藏在医院之中等。而当医务人员履行职责与武装部队的军事利益存在矛盾时,二者间需达成平衡。

交出武器的战俘,虽处在俘获方权力之下,但与俘获者在人格上是平等的,并非后者的战利品;其被拘禁的目的是防止再度作战,一旦战事结束,就应予以遣返。有关战俘的战争法规则,一方面要最大限度地给予战俘人道待遇,另一方面则要保障拘留国营地的公共秩序和纪律。战俘既然不再参战,就应享有作为普通人的最基本权利。人道保护规则要尽可能满足战俘的生理需要、安全需要、情感与归属需要,以及尊重需要等,如要求拘禁方向战俘提供健康所需的饮食和衣物;将战俘羁押在安全、卫生的场所;未经本人同意,不得与同伴分开;战俘的宗教信仰和文化需求应受尊重,他们有权开展宗教和文体活动;等等。同时,战俘应受拘留国武装部队现行法律、规则及命令的拘束;拘留国对于战俘违反法律、规则或命令的行为,可予以纪律或刑事制裁。总之,对战俘的人道保护是要尽可能达到战俘人道需求与拘留方军事利益间的协调和统一。

人道保护规则蕴含着重大的政治和军事价值

人道保护规则是在人类社会无法完全杜绝战争的现阶段,人们为尽可能减轻战争灾难作出的努力。

当前,人道主义观念为世人普遍接受,人道问题已成为国内政治和国际政治的重大问题。战争作为政治的延续,作为实现政治目的的工具,不得不十分重视战争中的人道问题。战争中,各国和整个国际社会用来作为评判人道问题的唯一法律准绳,不是别的,正是人道保护规则。这样,人道保护规则就具有了重要的政治价值。是否尊重、遵守人道保护规则,直接关系到交战方发动战争的政治目的能否实现。在伊拉克战争中,美军违反人道保护规则攻击和枪杀平民、强奸妇女、虐待战俘,引发了国际社会强烈反响,人们不禁要问:“战俘营何时变成了地狱?美军是善良的人权卫士,还是残忍的魔鬼杀手?”可见,想要在战争中取得和保持政治优势,就不能无视人道保护规则;想要实现战争的政治目的,就必须正视人道保护规则。

人道保护规则是“人道需求”与“军事必要”间平衡的产物,其对“人道”的追求以“军事必要”为基础和前提。否则的话,作为习惯,它不可能在战争实践中形成;作为条约,它不可能得到各国政府普遍认可。在规则内容上,人道保护规则保护战争受难者,限制甚至禁止某些作战手段和方法,这不仅不阻碍作战的“军事必要”,反而是把武力的使用规范引导到满足“军事必要”的正轨上来。“各国在战争中应尽力实现的唯一合法目标是削弱敌人的军事力量。”人道保护规则所保护的战争受难者是那些没有参加或已经退出作战的人员,对这些人员实施保护,能确保作战行动不偏离战争的目的和本质,确保作战符合节约兵力的作战指导原则,避免不必要的军事资源浪费。

人道保护规则是战争法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交战各方均具有法律拘束力。交战方可充分利用这一法律拘束力,去限制、约束敌方,使其不敢越矩,以此挤压其军事活动空间、剥夺军事行动自由,达到限制、打击对方的目的。2015年10月,在美国对阿富汗的军事行动中,美军武装直升机对阿富汗北部城市昆都士一所医院进行了轰炸,造成10名病人和12名医护人员死亡。事件曝光后,国际社会强烈谴责,各国民众纷纷走上街头游行抗议,他们怒斥美军的狂轰滥炸构成了战争罪;在巨大的舆论压力下,美军表示道歉,时任总统奥巴马发表声明,就此次“悲剧事件”向死者表示“最深切哀悼”。事后,美军强调将限制空中袭击,承诺即使发现对方武装人员藏身于医院等民用物体内,也将避免从空中直接轰炸,而将派出地面部队实施抓捕,以最大限度地减少平民伤亡。可见,此次事件不仅使美国背负了沉重的舆论压力,还致使美军的行动空间受到挤压。

曾有军事家说:“有个普遍使用的军事术语大家都误解了,这个术语叫作‘失败’。什么是失败呢?它指的是一种失去战斗欲望的状态。”现代战争,作战目的不再局限于攻城略地、“消灭敌人有生力量”等物质层面,其正在向攻心夺志的精神层面发展。攻心夺志的实质,是从战争的精神层面出发,把人的意志、信念、思维、心理等作为作战对象,通过认知攻防对抗,体现“用兵之道,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战为下”的作战思想。在人道观念深入人心的现代社会,遵守人道保护规则已成为征服军心民意的利器。交战各方无不千方百计表明自己作战行为符合人道保护规则,指责对方滥杀无辜、虐待俘虏等。这就是要从心理上压倒对方,消解对方军民的战斗欲望,激发己方军民的战斗热情,争取世界人民的同情。在实施战争的过程中,战争的指导者和指挥者往往通过运用人道保护规则的各种禁止性、保护性规定,如公布攻击目标和保护目标、告知敌军得到保护的途径和方法、宽待和适时释放战俘等,改变对方认知,配合作战行动。抗美援朝战争中,我军人道对待战俘,不仅给予物质生活的优待,还从人格上尊重他们,同时加强教育感化和思想改造,有效瓦解了敌军。美军专家认为,被志愿军改造的美军战俘“有三分之一的人对美国的制度产生了怀疑。”

《光明日报》( 2021年11月07日09版)

来源: 光明网-《光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