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院春秋代表什么生肖
纪录片《岳麓书院》定档湖南卫视 看最古老大学如何影响千年,下面一起来看看本站小编光明网给大家精心整理的答案，希望对您有帮助
书院春秋代表什么生肖1
岳麓巍巍，湘水汤汤。南岳七十二峰逶迤而上，在北以岳麓山为足，却在悄然中孕育出湖湘文化之根，一所千年学府在此形成。作为湖湘文化的精神之所，岳麓书院的千年历程鲜为人知。而今，国内第一部以岳麓书院为题材的大型历史人文纪录片《岳麓书院》问世，并将于9月22日起登陆湖南卫视晚间730黄金档，芒果TV及金鹰纪实卫视同步播出。
《岳麓书院》分为:源流、正脉、传道、经世、新变、求是，共6集。今日，首次对外发布的定档海报以岳麓书院七景和书院山门为主体进行设计，精炼的元素，水墨般的风格，向人们重现了岳麓书院的历史古貌画卷。
世界最古老的大学:方寸之间见证千年
白墙黑瓦，庭院深深，岳麓书院被青翠繁茂的树林围绕，座落在岳麓山的山腰之中。这是一座充满传奇的书院，七毁七建，历经磨难，但至今仍在办学，走出了无数影响天下的风流人物;这里的一牌一匾、一砖一木都有属于它们的“高光时刻”，无数文人墨客到此流连，写下诗词名篇，至今被人传颂。虽然是方寸之地的小院，岳麓书院的影响力突破了文化的篱笆，地域的局限，从无到有，从小到大，深刻地改变了湖南乃至中国。
作为世界上最古老的大学，岳麓书院既是湖湘文化的标志，也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代表性符号，它的独特性在于贯通了历史与现实、传统与现代，千年弦歌不绝，具有旺盛的生命力。纪录片依托于书院的方寸之地，通过与书院相关的人和事，以点带面，让湖湘精神、书院文化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了实质化的体现。
国内首部岳麓书院主题纪录片:匠人精神打磨精品
岳麓书院从五代期间二僧办学为始，历朱张理学、王阳明心学、王夫之船山之学，至近代中国，“湘军”成为历史上的一个独特现象。一院春秋，却是千年风云。对于这样一座承载着厚重文化历史、对湖南人有着独特情感记忆的庭院，纪录片《岳麓书院》如何力求突破，展示出它最本真、最完整的一面呢?
据主创团队介绍，《岳麓书院》酝酿长达多年，历经三次全国性研讨，整理相关研讨文本30余万字，为纪录片撰写学术台本30万字。更拥有国内顶级学术顾问。在制作方面，《岳麓书院》以场景化的历史再现为主体表现手法，以精美的场景还原拍摄来构架内容。在呈现方式上则利用了场景模拟、角色出演、自然风光等，使观众沉浸式的感受书院文化内涵，领悟繁茂千载的岳麓书院。
“以文化人，以史为鉴”。成风化人的岳麓书院在新时代的背景下，谱写着全新的篇章。而《岳麓书院》纪录片，将成为有史以来首部以声光电全貌呈现岳麓书院的影像资料，弥足珍贵。
9月22日19:30，就让我们在湖南卫视一起共同走进《岳麓书院》，领略千年文脉的传世之风。
来源： 中国网
书院春秋代表什么生肖2
编者按
9月17日下午，习近平总书记到湖南大学岳麓书院考察调研。“惟楚有材，于斯为盛”，岳麓书院既是千年学府，涌现了许多栋梁之材，也是传承宋代理学和湖湘之学的重镇。本期的三篇文章，一篇是记者采访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国学院院长朱汉民的文章，探讨了岳麓书院与理学、湘学之间的关系，一篇溯源湘学经世致用的传统，一篇探讨了湘学代表人物张栻对仁礼关系的阐发，对于把握岳麓书院的历史地位以及湘学脉络和主要观点均能有所启发。
理学·湘学·岳麓书院
——岳麓书院国学院院长朱汉民谈岳麓书院的学术传统与教育传统
光明日报记者 刘剑
记者：首先，请您简要谈谈岳麓书院和理学、湘学是如何“结缘”的？
朱汉民：岳麓书院作为一所古代著名学府，既是一个培养人才的基地，也是孕育思想与创新的学术重镇。从宋代开始，岳麓书院成为中国著名的理学学术基地，同时也是湘学的大本营。张栻在《岳麓书院记》中提出了“盖欲成就人才，以传道而济斯民也”的理学教育宗旨，强调培养内圣外王的人才，这对宋元明清的书院教育均产生了深刻影响。这一教育宗旨包括两方面：其一是“传道”，即内圣方面的修身以道、讲学以道；其二是“济民”，即外王方面的爱民、利民。二者合起来，就是张栻在《记》中希望的“得时行道，事业满天下”。可见，这一教育宗旨不仅鲜明体现了修身以道的理学思想传统，也体现出湖湘理学的学术旨趣，奠定了延续700多年以理学经世的湘学学术传统。记者：岳麓书院与理学为什么结合得这么紧密？
朱汉民：传统上，学术往往与教育一体不分。如先秦诸子与春秋战国民间私学、两汉经学与汉代太学均有密切关联。两宋出现了复兴儒学与建构理学的思潮，推动了学术思想转型、文化教育推广，可以说宋代儒学重建与宋代书院崛起是同步发生的历史现象。新兴的理学思潮推动了书院教育的进一步兴起，而充满活力的新兴书院则促进了理学思潮的大发展。乾道初年张栻即主教岳麓书院，开辟了一个闻名全国的理学基地，并使之成为地域性理学学派即湖湘学派的大本营，这成为理学与书院结合的典范。以后，其他理学家反复仿效，推动了理学思潮与书院教育的全面结合，出现了“南宋四大书院”。同时，岳麓书院也成为不同学派的理学家开展学术研究与讲学活动的重镇。南宋乾道三年，朱熹访学岳麓书院，与张栻会讲“《中庸》之义”。此外，真德秀、魏了翁等皆曾在岳麓书院研究和传播理学，推动了理学思潮的发展。
记者：岳麓书院与湘学是什么关系？
朱汉民：从宋代开始，岳麓书院就是湘学的大本营。因为以岳麓书院为基地的湖湘学派是理学中的重要一派，学术史家黄宗羲说：“湖南一派，在当时为最盛。”湖湘学派的发展与张栻主教岳麓书院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我们知道，学派的形成和发展离不开两个条件：第一，形成自成体系、独具特色的学术思想；第二，形成政治倾向、学术主张一致的学者群体。张栻主教岳麓书院后，在这两个方面取得了更大的成果，从而推动了湖湘学派的发展。湖湘学派和岳麓书院一体化，奠定了湘学学统，深刻影响了岳麓书院的历代山长和求学者，而这些人恰恰大都是湘学史上的重要学者。湖湘学派的学术旨趣通过岳麓书院的延续办学，得到不断传承和发展，后世的湘学学者，总是自觉地以宋代开创湖湘学统的先儒先贤为榜样，继续坚持他们的教育宗旨、学术宗旨，通过书院教育而传承湖湘思想传统。张栻“成就人才，传斯道而济斯民”的教育宗旨，为元、明、清各朝的书院山长、讲学者所坚守与弘扬，同时影响了一代代湘学学人，后代如王夫之、吴道行、严如煜、欧阳厚均、陶澍、贺长龄、贺熙龄、魏源、曾国藩、胡林翼、刘蓉、郭嵩焘、刘长佑、李元度、杨昌济等，他们既是岳麓书院学统的传人，又是重要的湘学学者。这些学人在岳麓书院求学期间，承传了岳麓书院的湘学学统。明清湘学充分发挥了学术的社会政治功能，从而影响了整个明清以至近代中国的历史进程。
记者：千年湘学的核心思想与学术旨趣是什么？
朱汉民：“湘学”是一个学术旨趣相同、学术传统相继的地方性知识传统，即所谓地域性学统。当现代学术将周敦颐、胡宏、张栻、王船山、魏源、曾国藩、郭嵩焘、谭嗣同、王闿运等学者的知识学问统称之为“湘学”时，显然不仅仅因为他们是湘人或在湘中之地产生了自己的知识学问，更重要的是，他们有着一系列相同的学术宗旨、知识兴趣。同时，这一学术旨趣又成为贯穿他们学术思想的学术传统，即“学统”。湘学的学术旨趣是什么呢？宋代以来，湘学学者一直表达出强烈的“正学”即正统儒学的追求。他们心目中的“正学”其实就是一种理想范型的儒学，即应该是道、治、学的完备和统一。这一“正学”中的“道”，是关于个人、家国、天下的一整套价值与信仰体系，“治”是一种参与政治、建立人间秩序的实践活动，“学”是一套包括“道”与“治”在内并有一定自洽性、系统性的知识体系。湖湘学者坚持儒学学统的正统性，从宋代湘学形态的成型，到明清湘学的延续发展，均追求合乎儒家理想范式道、治、学的融通。在道、治、学三个面向方面，湘学没有表现出对某一个面向的单向追求，而是坚持对道、治、学三者贯通的学问宗旨和知识兴趣。在延续一千多年的湘学史上，尽管因历史条件不同，每个湘学学者处于不同学术思潮的文化背景，不同学术师承的知识背景，但是，这些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学派、不同学术个性的湘学学者，均表现出对道、治、学兼容与贯通的追求。在“湘学”这个大家族中，不同时期、不同学派的湘学学者，均表现出这种令人瞩目的“家族相似性”。湘学旨趣中的“学”，是不能离开“道”与“治”的，湘学的“学统”，总是统贯着“道统”与“治统”。湘学学术旨趣上的这一特点，能够使它在更大程度发挥儒学的社会功能。
记者：理学、湘学对岳麓书院的人才培养产生了什么影响？
朱汉民：现代学界常常讲到的“书院精神”，其实就是书院和理学结合之后才形成的文化现象。宋以后的理学家普遍在书院讲过学，许多理学流派是在书院形成的。理学的学术思想、教育理念演变成书院的教育宗旨、教学方法、学规章程等。在湖湘学派教育思想的影响下，南宋以来的岳麓书院确实培养出了一大批“传道济民”的人才。而且，岳麓书院作为理学、湘学的象征而代代延续，其独特的书院传统得以保存和发展。以岳麓书院为首的书院群之所以能一次次在战火里、废墟中重新兴起，是由于后世名宦、乡贤、儒士积极维修岳麓书院，把复兴岳麓书院与重振湖湘道脉、弘扬湘学精神联系起来。历代山长也积极推崇湖湘学统、继承湖湘学风，对所有来岳麓书院肄业的湖湘后学产生了深刻影响。明清以来，湖南涌现出一大批著名的学者、政治家，在中国历史上产生了较大影响，这一批士人大多直接或间接受过岳麓书院的教育，接受了湖湘学风的熏陶，继承了宋代湖湘学统的许多特征。可见，湖湘学术传统与教育传统通过岳麓书院的延续办学，对明清以来湖南地区的学术与教育发生影响。特别是清代以来，岳麓书院培养了一代代叱咤风云的历史人物，涌现出几个不同的知识群体，他们影响甚至左右着中国近代史发展的历程。近代湖湘知识群体的崛起当然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现象，但是，湖湘人才群体崛起最直接、最突出的原因，应该从文化教育方面作深层的历史考察。湖南近代史上崛起的人才基本上是一批士人，他们以自己特有的政治意识、价值观念、知识系统、行为方式投身于社会活动，从而影响了历史的发展。这批士人所具有的意识、观念、心态，恰恰是文化教育的积淀。要解释这一大批人才突然崛起的原因及描述他们的基本特征，必须联系湖南特有的文化教育背景。
湘学的经世致用传统
长沙理工大学教授 王琦
湘学作为湖湘传统学术，在其漫长的发展演变过程中，逐渐形成经世致用的传统，深刻影响了湖湘文化建构与湖南人才培养。尤其是近代以来，形成了“湖南人才半国中”“中兴将相，什九湖湘”的格局，造就了大批经世济民的人才，促进了中国文化的发展与近代社会的转型。
经世致用是湘学一以贯之的思想传统与价值取向。战国时追求美政理想、正道直行、以身殉国的屈原，西汉因遭小人排挤流寓湖湘的贾谊，唐代因参与永贞革新而被贬湖南的刘禹锡、柳宗元，他们虽生平际遇各不相同，却有着共同的经世情怀，即使身处困厄，也不忘国计民谟，始终将个人的进退出处、价值的实现与世道的更替、国家的命运紧密相连，成为湖湘经世传统的重要源头与文化基因。
南宋时期，湖湘学派的开创者胡安国、胡宏，不仅著书立说寄寓其经世情怀，还创办书院培养经世之才。胡安国曾上《时政论》，献定计、建都、设险、制国、恤民、立政、尚志、正心、养气等策略；《春秋传》则是其尊王攘夷，康济时艰的“经世大典”，寄寓了以经术复振儒学，重整纲纪，平治天下的理想，首开湖湘学派将义理之学与经世致用相结合的传统。其落职奉祠，则寓居衡岳，与胡宏创办碧泉书院，传伊洛之学，“明治乱之所由”，造就人才，开湖湘学派之端绪。胡宏所著《知言》被视为“诚道学之枢要，制治之蓍龟也”。他主张“圣人之道，得其体，必得其用”，认为“道不能无物而自道，物不能无道而自物”，提倡体用合一、即物求道的经世之学，奠定了湖湘学派经世致用的理论基础。
张栻曾随父抗金，“内赞密谋，外参庶务”，并在岳麓书院主教期间，确立了“传道而济斯民”的教育宗旨，鄙弃功名利禄、文辞章句之学，以周敦颐、二程理学为“正学”，将“明道”的价值理想与“求治”的政治追求结合起来，倡导致知力行，知行互发的“圣门实学”，吸引了大批士子求道问学，培养了胡大时、吴猎、彭龟年、游九言、游九功等大批关切社会现实、扶危济困、安邦济民、明体达用之才。黄宗羲说：“湖南一派，当时为最盛。”
在“传道济民”经世学风的影响下，湖湘学子多留意于“经济之学”。当南宋朝廷面临严重的政治危机之时，他们便积极投身于经世济民的政治活动与抗击外辱的军事活动之中。元军攻克长沙一役，岳麓书院师生与守城将士共存亡，大多壮烈牺牲，致使湖湘一派学脉几乎断绝，但他们这种以天下为己任的经世情怀，成为元明以来湖湘士人精神建构与湖湘文化发展的重要价值源泉。
元明两代，随着湖湘岳麓、南岳、玉潭等书院的修复，历代山长仍秉承着“传道济民”的教育宗旨，使得湘学经世致用传统也随着书院办学积淀与传承下来。如元代吴澄《重建岳麓书院记》曰：“且张子之记尝言当时郡侯所愿望矣，欲成就人才以传道济民也，而其要曰仁。”强调为学修身与传道济民理想的结合。王船山便是在湖湘经世致用学风熏陶中成长，成为上承宋代湖湘学统，下启清代湘学源流的关键人物。
王船山以“六经责我开生面”的气魄，全面总结与反思了中国传统思想与历史文化，将学术研究与解决社会问题相联系，反对空谈义理，“欲尽废古今虚妙之说而返之实”，提倡“道器一体”“理气一体”，强调“所以为力行求治之资”，主张知行相资，追求道统、治统、学统的合一，推崇圣王兼豪杰的人格理想，促进了清代湘学经世思想的高涨与实学思潮的兴起。从道光年间开始，邓显鹤、曾国藩等湖湘士大夫开始陆续刊刻《船山遗书》，修建船山祠，使船山学说成为承传湖湘学统，重振湖湘文化的重要资源，其经世思想对曾国藩、郭嵩焘、谭嗣同等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鸦片战争以后，西方列强以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中国面临着被瓜分豆剖、亡国灭种的危险，在强烈的经世情怀与危机意识下，湖湘士子纷纷以自立自强、富国强兵为目标，探寻中国近代化之路，涌现了几个不同的士大夫知识群体。以魏源为代表的今文经世派提倡“通经学古而致诸用”，关注社会现实，主张以实事程实功，编著《海国图志》，提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引导中国人睁眼看世界。其受贺长龄所托编撰的“经世巨著”《皇朝经世文编》，使得“三湘学人，诵习成风，士皆有用世之志”，促进了湖南经世学风的发展。
以曾国藩为代表的理学经世派将学术分为义理、考据、辞章、经济之学，强调“义理之学最大，义理明则躬行有要，而经济有本”，用儒家义理之“道”指导经世求“治”的实践，在治军与政治上卓有成效。左宗棠坚持“理义”和“艺事”的结合，胡林翼以“理学、经济著闻”，罗泽南“以宋儒之理学治兵”，他们以儒家义理之学为本，将湖湘学统中的理学思想、经世实践与道德践履有机结合，同时又从经世的社会功用与实用理性出发，引进西方物质文明，开展洋务运动，建工厂、兴学堂、派留学生、翻译书籍，影响了中国近代社会的发展。
在今文经世与理学经世两大思潮的影响下，从谭嗣同、唐才常、沈荩、熊希龄，到黄兴、宋教仁、蔡锷，再到杨昌济、蔡和森，一批批湖湘知识分子虽学术、政治主张有所不同，但均以强烈的爱国热情和实际行动，从中国国情与社会实际出发，在中西文化的碰撞与反思中，积极投身于追求国家富强、民族振兴的经世大业，不断探索着救国救民的道路，从不同侧面将湘学的经世传统推向高潮。
为什么近代以来，湘学会逆势上扬，湖湘人才辈出？这是因为湘学在千年发展的过程中，其经世致用传统从未断绝。即使在清代乾嘉汉学鼎盛之际，罗典、袁名曜等书院山长们仍恪守着“坚定德性，时习时务”的教育理念，提倡“有体有用之学”，将“学”的知识体系、“道”的价值理想，落实于“治”的实事实功之中，造就了大批经世之才。正是湘学这种尚理学、讲经世、重践履的特点，激发了湖湘知识分子在民族危亡的紧要关头，以国家兴亡为己任，从经世济民的实用理性与实践精神出发，根据历史演变和时代发展要求，不断与时俱进、开拓创新、敢为人先、改造世界，引领近代社会变革与政治文化思潮。所以唐才常说：“（湖南）昔之守旧也，非有他也，愤吾国之不强，而张脉偾兴也。今之求新也，亦非有他也，求吾国之必强，而赤诚相与忠爱缠绵也。”可谓一语中的揭示了湘学经世传统对湖湘文化建构与中国近代社会转型的重大推动作用。
湘学的经世致用传统，不仅是湖湘文化的重要精神内涵与价值取向，而且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并将继续成为中华儿女守正创新、开拓进取、变革图强的精神动力与价值源泉，推动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克己·复礼·为仁
——南宋湖湘学者张栻论仁礼关系
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 向世陵
仁与礼都是儒学的核心范畴。仁主要指内在德性，是儒家最核心的价值，它首先表现为“爱（人）”的情感；礼则指外在的制度规范，其突出特征是社会性和公共性。孔子说：“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论语·八佾》）按照这种关系定位，礼（乐在其中）是仁的表现形式，礼的存在价值是由仁的实质内容决定的。然在孔子，又有“克己复礼为仁”一说，并申明“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论语·颜渊》）人要“为仁”，取决于“克己复礼”的德性自觉和意志努力，从而又引出“己”与“礼”的关系。仁与礼之际，到底当如何协调，自古及今，引起了人们长期的争辩。
南宋时期，作为“在当时为最盛”（黄宗羲语）的湖湘学派的领袖张栻，对此问题也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张栻首先以理学家谙熟的体用范畴诠解仁礼，“人仁则礼乐之用兴矣，人而不仁，其如礼乐何？”（《论语解·八佾》）。礼之用是反映仁之体的，礼是仁的表现形式。但联系到“己”和“克己”，人性的问题被牵涉进来，仁礼关系也就增添了原来没有的新质。其要处理的，实际围绕人性的两个层面：一是“己”的生存欲望，也包括个体对幸福生活的追求这些基于“私”的考量，其存在和实现状态如何与礼制秩序相协调；二是人作为道德主体，如何自觉抑制、约束“己”的私欲追求，以维护属于“公”层面的礼制秩序。礼制秩序可以保持整个社会的安定，仁者自然应当依循和遵守。所以，从孔子以来，儒家主流的价值导向，都认为君子应该克己为公，立足于自我的德性自觉和善良意志，恢复和践行礼制，即所谓“为仁由己”。
张栻认为：“克尽己私，一由于礼，斯为仁矣。礼者，天则之不可踰者也。本乎笃敬，而发见于三千三百之目者，皆礼也。”（《论语解·颜渊篇》）一方面，以不可逾越的“天则”规定礼，体现了礼之绝对性的一面；另一方面，“天则”不是纯外在的强制，它的实现需要内在的心理驱动，是以“笃敬”为本的。张栻将《论语》的“行笃敬”与《中庸》标示儒家全部礼仪的“三千三百”关联在一起，突出表明，“至德”“凝道”以“尊德性”的道德实现活动，正是人之“复礼”的真实过程。
同时，“礼”作为“天则”，实际就是天理，以“理”释“礼”，在理学家是流行的看法，故张栻又说：“克己复礼为仁。克其私心，复其天理，所以为仁。”（《南轩易说钩沉·复》）“天则”或“天理”，事实上确与“天”相关，因为“复”的活动，是有《周易·复卦》的“复其见天地之心”的天道底蕴在其中的，是基于“复”之气化运动的天人相合。这也是张栻论“复礼”活动最为重要的宇宙论基础。
那么，张栻论“克己复礼”，首先确立的是克私为公。他在解释孔子的“已欲立而立人，已欲达而达人”时，便认为这是“于己而譬，所以化私欲而存公理也”（《论语解·雍也篇》）。相应地，“克己复礼为仁”的工夫，也可以相应分为外在和内在的两个层面：依照公天下的普遍礼制克制个体私欲，个别服从普遍，这是从外在性看；个体自觉实现德性，弘扬和践履仁性的大公，则立足于内在性无疑。君子的克己私复公理（天理），便是外在性和内在性的完美统合。
其次，人之“复归”仁，需要自我的意志努力去完成，由此披露出的问题，就是既然要用力，必然存在“力”到底足与不足的问题。张栻无疑看重“为仁由己”的道德自律。他在《论语解》中申明，孔子解说“克己复礼为仁”的“为仁由己，而由乎人哉”，无疑是“言为仁在己用功，非他人所得而与也”（《论语解·颜渊篇》），这里只有自我用力，不涉及外在的辅助机制和效力等问题。但实际上，这一问题并不如此单纯。他曾将孔子强调自觉为仁的相关语录汇聚在一起，集中发明道：“夫子曾曰‘有能一日用其力于仁矣乎？我未见力不足者’；又曰‘我欲仁，斯仁至矣’；又曰‘为仁由己’；于此又明‘不让于师’之义。盖道不远人，为之在己，虽所尊敬，亦无所与让。圣人勉学者使之用其力也。”（《论语解·卫灵公》）孔子诸语，着眼点都放在了人用不用力：人若用力，则为仁不难；而“为仁由己”，亦离不开在圣人教诲下的用力。颜渊是学圣人的典范，固然明白孔子所说，所以才有接下来询问的“克己之目”。
在词性上，“克己复礼为仁”与“为仁由己”这两个“为仁”的“为”，含义明显有别，前者是做称谓词用，意为“叫做”“就是”；后者则是动词，即具体践行之意。从而，“克己复礼”能够是仁，就因为它是体现在克除己私而复归礼的“为仁”实践之中的，而且是事事处处要“为”（克），即张栻所谓“随事自克”也。进一步，“克之力，则所见渐深；所见深，则其克也益有所施矣。及其至也，苟有一毫人为，皆为非礼，克己之功，犹在所施。至于大而化之，则成乎天，而后无所用夫克矣。”（《论语解·颜渊篇》）“大而化之”便是到达了德行纯熟的圣人的境界，自然不再需要克（己）了。除圣人之外，即便是颜渊也是需要用力去克的。结合“克己复礼”话题引发者颜渊的心性修养看，所谓“回虽不敏，请事斯语矣”显然属于意志和决心的作为，是用力约束自己的言行不过当、不非礼。
孔子讲过：“回也，其心三月不违仁，其余则日月至焉而已矣。”张栻解释说：“‘三月’，言其久且熟也，而犹有不违焉，未若圣人之纯乎天也。颜子之所以为未化者，正在此耳。日月至焉，与三月不违者，固有间矣，然亦见道明而用力坚者。由是而不已焉，则可以驯致矣。”（《论语解·雍也篇》）这一段话明确了道德境界的不同层次，且突出了颜渊的“未化”和“用力”。以心不违仁作为标准，“日月至焉”与“三月不违”虽有差别，但这只是量的关系，在质上都同属于自觉用力的过程。所以，与人们通常注重孔子与颜渊师生的同与不同，张栻是很注意德行的天然纯熟与学者的用力所致二者之间的差别的。
孔子赞许过颜渊“不迁怒，不贰过”的“好学”精神，张栻强调学者有志于道，自然应当以颜渊为“标的”。而学习的内容，就是“心不违仁”，就是克己复礼。从颜渊到一般学者，其学识、境界，或者说根器不同形成的差别，合起来就集中到所谓“力不足”的问题。冉求曾言：“非不说子之道，力不足也。”孔子的回答是：“力不足者，中道而废，今女画。”作为孔门高徒，冉求所说实际反映了一般人的担忧。孔子的回答，自然也是批评，意为说“力不足”者是自己不能尽力，以致半途而废，这其实是自己画了一条界线而止步不前。张栻发挥说：“为仁未有力不足者，故仁以为己任者，死而后已焉。今冉求患力之不足，非不足也，乃自画耳。所谓中道而废者，如行半途而足废者也。士之学圣人，不幸而死则已矣，此则可言力不足也；不然，而或止焉，则皆为自画耳。画者，非有以止之，而自不肯前也。”（《论语解·雍也篇》）张栻肯定士人只要坚定“为仁”的意志，则不存在“力不足”的情形。“力不足”只能是出于像脚废而不能走乃至生命夭折一类不可抗的原因。否则，说“力不足”者，都是画地为牢而自我止步的结果。
但张栻此说，是建立在颜渊一般“用力坚”的基础上的，事实上常人未必有那样的意志，所以感觉“力不足”并不难理解。因为圣人既然勉励学者用力，实际也说明人之“克己为仁”不易。那么，为何不可以引进外力以改善德行和提升境界呢？圣人的引导劝勉本来也属于外力的作用。这便是张栻思考“为仁”问题的另一方面，即属于除圣人、颜渊外第三重的因“力不足”而需要借助外力的情形。《论语》中曾子有“以友辅仁”之言，张栻据此认定：“为仁固由己，而亦资朋友辅成之。”“为仁由己”固然是主张“在己用功，非他人所得而与也”，强化了自我的道德义务和责任，主动性掌握在自己手里，外力不可能代替你成就仁德。但另一方面，“为仁”要收到成效，实际离不开外部的支持。在友朋的辅助下，“为仁”由个体活动扩展为“相观而善”的群体性道德行为。在此情形下，“为仁”不仅降低了难度，更是提高了效率，从容浃洽，“所辅为多”（《论语解·颜渊篇》），最终促成了“克己复礼为仁”的顺利实现。
《光明日报》（ 2020年12月19日11版）
来源： 光明网-《光明日报》
书院春秋代表什么生肖3
作者：谢小才
英国作家毛姆曾说过：“阅读是一座可以随身携带的避难所。”
物质生活需要相应的经济支撑，难免会在各个层面分出层次。而读书，作为一种精神生活，则简单得多。一个人，只要自己愿意，无论物质条件如何，都可以终生与书香为伴。
关于读书，法国哲学家笛卡尔有个精妙的形容：“读好书，就是和许多高尚的人谈话、交朋友。”
正值2020上海书展，上海人民出版社带来又一批文学艺术领域的好书。它们或用双脚和文字丈量祖国文化脉络，或诚实记录当代生活，或充满奇幻磅礴的想象，或探究艺术的真谛……每一本都能为你打开新世界的大门，提供精神发育的养料。
愿从书中获取的精神力量，能让你超越当下生活，从容应对世间万状。
上下五千年，我们从这些书里读懂中国
私以为读书这事儿中国人可能是最有话语权的，不光是因为咱们老祖宗发明了造书的纸，更是因为中国历史上一直存在着一个重要的读书场所——书院。
书院是我国历史上具有丰富内涵的文化载体，在教育之外，还承载着书籍流传、文明传承以及历史人物的出处命运等深厚内涵。
《书院寻踪》是著名藏书家、古籍版本专家韦力2020年首本和读者见面的书。他这样介绍：“这是一本将游记、掌故、史料结合在一起的书，不会因为纯粹的游记性显得过于寡淡，也不会因为史料性过浓而丧失阅读的愉悦感。通过系统、专门地介绍各地书院的藏书、让读者去理解藏书的意义，才是书院的‘正根儿’。”
在《书院寻踪》里，韦力把自己耗时七年、履踪九州，亲身寻访古代书院的所见所闻分享给读者。
全书包括北京金台书院、河北莲池书院、山西石芸轩书院、长沙岳麓书院、浙江万松书院、浙江紫阳书院、陕西正谊书院等共57座古代著名书院遗址的寻访札记。在57篇游记中，作者着意考订相关史实掌故，描述相关历史人物生平沉浮，并穿插书院藏书、刻书及书籍流传递藏脉络，文笔生动，引人入胜。
“古代书院分官办和私办两种，私人书院在春秋时期就有了，官办的到唐玄宗那会儿才出现。”
谈起书院，大部分人的印象都是先生带着一群稚子，摇头晃脑地读四书五经。但其实，古代书院的藏书功能是大于教学功能的。
“书院藏书具备了公共图书馆的雏形，因为它是对外开放的……随着藏书的丰富，越来越多的读书人集中到书院学习，在讨论过程中，大家对各种问题各抒己见，书院也因此慢慢成为研学的地方。”
就这样，这些坐落在山间村间的小书院在岁月中一代代传承，把中华大地上的思想花火、文化底蕴保留，供后人追忆敬重。
同样是传播传统文化，今年夏天，上海人民出版社与上海博物馆共同推出一套“江南文化丛书”，追忆传统生活中的文化感与匠心，打造一座属于你的“江南文化博物馆”。
丛书选取江南书画、雕刻、染织绣、印章、陶瓷等艺术门类从远古直至近代的各个时期的国宝珍品，讲述其历史渊源、艺术特色、流传轶事，以生动的叙述，全彩的画面，将这一颗颗璀璨的艺术明珠一一串起，也串起了这一套老少皆宜、赏心悦目的江南最美艺术史。
五本书皆以地域为视角，以历史人文为背景，史料严谨翔实，包含众多珍贵博物馆藏文物和珍贵介绍。
比如《江南书画》一册，书中自西晋陆机《平复帖》卷讲起，直至现代吴湖帆《层岩积翠图》轴终，选取35个主题、36件江南地区历代书画家的传世名作，讲述其诞生，记录其流转，阐释其风格，解读其意蕴，对作品背后作者的生平经历与文化影响也着墨甚多。
还有我们普通老百姓最熟悉的穿衣。《江南染织绣》一册以缂丝画、书画绣、药斑布、绫罗锦缎等为分类，精选22件代表作品，如南宋朱克柔缂丝莲塘乳鸭图、明缂丝群仙拱寿图和江南织造款识丝绸匹料等，不仅记叙其来龙去脉，更述及这一类的发展进程。
丛书的五位作者，来自上海博物馆相关专业部门，均为各自领域的青年专家。
丛书特聘“中国最美图书”设计师担任整体视觉设计及内文设计，由12次问鼎美国班尼奖（被誉为全球印刷界的“奥斯卡”奖）的国内顶尖印刷企业——雅昌印务精印，使丛书得到最美的呈现。
探究了传统文化之后，让我们把目光转向当下的中国。
王笛是中国微观史研究代表人物，他把自己30年来的对成都的研究成果，写成这本《显微镜下的成都》。
作为底蕴深厚的古城、新一线城市的种子选手，成都的历史、文化、风土人情一直为人所津津乐道。然而，以往与城市史相关的书籍，多聚焦于沿海或华中等地区，对以成都为代表的西南地区则相对缺乏研究。
这本《显微镜下的成都》就填补了这个空白。全书以普通民众的视角，将四川地区四个特殊的文化现象：街头、茶馆、袍哥、麻将作为具体个案，构成了以成都为中心的微观研究体系。书里没有大人物，以小贩、茶客、堂倌、瓮子匠、市民等普通人为主人公，刻画了小人物元气淋漓的日常生活世界，将无名之辈的鲜活生命写入历史舞台，再现长期为人忽略的普通民众生活。
值得强调的是，作为一个成体系、有规模的集中成果展示，《显微镜下的成都》钩沉档案、小说、竹枝词、地方志、口述史，综合中日美三国文献，在编选时也融入了作者王笛的最新研究。比如王笛与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唐小兵教授的全新未刊访谈，形成了两代学者之间的代际对话。
书稿还选入了数十幅珍贵图片资料，大部分均首次作为史料披露及使用。通过图文并茂的形式，使一个西南内陆地区的文化风貌跃然纸上。同时，该书第四部分关于麻将的研究也是首次结集出版。
通过这种有情的叙事史，人们得以获得了一种由当代向过去回溯，由地方见大中国的视角。
国际文坛大师重磅新推，国内青年作家后浪奔涌
对于文学发烧友来说，每年上海书展最值得期待的莫过于“上海国际文学周”。
2020年是“上海国际文学周”的十岁生日，今年的主题定为“万水千山”，寓意在2020这样一个特殊的年份，纵然相隔万水千山，人们对文学的热爱、对彼此的惦念依然不断。
在众多文学风格中，最刺激的莫过于悬疑小说。说起好看的间谍小说，少不了英国国宝级作家约翰·勒卡雷的成名作《柏林谍影》，格雷汉姆·格林认为这是“最好的间谍小说”，改编成电影后，张爱玲不吝赞美，称其“搬到银幕也是名片”。
2005年，《柏林谍影》摘得英国推理作家协会评出的“50年最佳”，足证其经久不衰的魅力。一代代读者为这个故事洒泪唏嘘，作者本人也始终牵挂着那段谍报往事。在85岁时，勒卡雷推出了该书的续篇——《间谍的遗产》。
《间谍的遗产》以史迈利的“左膀右臂”彼得·吉勒姆的视角展开，故事开头，吉勒姆在法国过着安逸的隐居生活，但他作为间谍的过去如一团阴云挥之不去。一天，一封密函把他紧急召回伦敦。吉勒姆震惊地发现，这次要面对的不是敌人，而是昔日同僚的后裔。吉勒姆回溯记忆深处，不得不去直面他不愿道出的秘密……
这是“史迈利系列”的第九本，也是收官之作。勒卡雷在书中写道：“对历史遗留问题互相推诿是眼下的民愤集中点，是新流行的全民运动。当今清白无辜的一代，对抗有罪的你们那一代。谁将偿还我们父辈犯下的罪孽？即使所做的事情在当年的情境下根本称不上罪孽？”在书中，当真相越来越近时，勒卡雷的人物流露出了鲜明的间谍特质：“当真相撵上你时，不要逞英雄，快逃。”
同样是曾搬到大银幕上的作品，同样是系列作品的收官之作，《刚多林的陷落》则呈现了一个超越现实世界的奇幻王国。
众所周知，享誉世界的电影《指环王》只是J.R.R.托尔金打造的中洲世界当中很小的一部分。如果你想一窥全貌，那就不能错过这本《刚多林的陷落》。
继《贝伦与露西恩》《胡林的子女》之后，《刚多林的陷落》作为中洲远古时代的三大传说最终章，见证了中洲世界第一纪元最终走向终结。
《刚多林的陷落》讲述图奥在刚多林的旅居生活、他与伊缀尔·凯勒布琳达尔的结合、埃雅仁迪尔的出生、迈格林的背叛、城邦的陷落和幸存者的逃离等。
该故事在托尔金对第一纪元的想象中处于核心地位。读者可以通过本书收录的各版文稿中分支众多的复杂叙述，了解中洲是如何步向第一纪元终结的。在《刚多林的陷落》里，读者也可以看到J.R.R.托尔金对他所构思的这段历史的观念是如何在漫长的岁月中逐渐水落石出。
这是克里斯托弗·托尔金生前整理出版的最后一部中洲作品，传说既是《指环王》宏大背景的组成部分，更是《精灵宝钻》必不可少的基石。
除了国际文坛大师，中国新生代作家的实力也不容小觑。
80后作家甫跃辉的《万重山》记录一代外省青年的成长挣扎。书中收录甫跃辉近年来创作的17篇中短篇小说，主人公多是从农村到大都市求学、谋生。随着经历考大学、找工作等人生节点，他们体验着生活方式的剧变。大都市作为欲望的载体，提供给他们优化生活的机会，也为他们带来了被改变的风险。
你会发现，不仅仅在奇幻世界里，人类在现实世界里的异化，同样值得关注。
还有80后作家淡豹的第一部小说集——《美满》。名为美满，实则破碎。全书收录了九篇关于家庭的中短篇小说。有出走的道士、丧偶的中年女人、孤单的地质学者、手持白金卡的环球旅行家……这些各式各样的人对“家”爱恨交织，有逃避远走，也有寄托渴望，围绕着家与幸福，做出或积极或消极的努力。
家是最小的社会组织单位，我们都生长于其中，年岁渐长后，需要决定是否重新投入其中。作者用一系列故事切入家庭这个无法用简单价值判断的重大话题——在人海中打捞生活的碎片，用现实的星星点点去注解幻想。
“这些小说，里面出现‘黑头’五次，‘尼采’和‘阿尔都塞’各一次，‘鼻毛’两次，‘洗牙’两次，还有一些想得很多的人。”
生活的艺术，赋予物件灵魂
走出文学乐土，来看看身边的世界。
你留心过你的周遭吗？小到一张纸片，大到一幢建筑，它们身上都满载着故事，沉淀着人类的历史、想法、情感。
而赋予它们这般使命的那个东西，叫做艺术。
物品与艺术相互成就，建构着你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目光所及、双手所触，无一不是人类情感与大自然、设计材料的对话。
日本作家大平一枝和摄影师小林纪雄，花了10多年，前后两次采访了近30位日本著名艺术家、设计师、民艺家，带着对“纸是否会逐渐消失”的忧思请他们分享最喜欢的一种纸，也分享背后的故事，写成这本《纸神》，被称为纸业大国的日本写给所有爱纸之人的情书。
这本书里有各种形态的纸，它们是明信片，是包装袋，是牛奶瓶上的纸盖，是厚度样书，是信封裁边，是相片，是名片，是入场券，是纸币，是广告海报。
这里也有各类坚持自我的人：收集卫生卷纸包装的美术教授、在记事本上“放养”信息的编辑、辞职种树造纸的年轻白领、把异国车票挂在墙上的摄影师、用硫酸纸画下庭园设计图的禅僧、批评年轻人太保守的83岁高龄的殿堂级设计师。
这里还有各种形态的人生：它们是儿子悄悄写给父亲的信；是平民生活区里艰难维持的活字印刷所；是意大利书匠为日本知己特制的手工笔记本；是徘徊于人生低谷的画家在冷清画材店偶遇的人生导师。
你会发现，纸展示了人们真切生活的痕迹。人与纸的关系并不全然美妙和谐，有时互相成全，有时互相折磨，但无一不是羁绊深刻，难舍难分。
纸的命运，就是人的命运；纸的尊严，也是人的尊严。
低头研究完小纸片，抬头看看英国维多利亚时代的恢弘建筑——维多利亚时代的“文化巨人”约翰·罗斯金的代表作《建筑七灯》。
作为狄更斯的同时代人，约翰·罗斯金被视为维多利亚时期最伟大的人物之一，在艺术创作和艺术评论领域都建树颇丰，普鲁斯特甚至为了翻译他的作品而决定学习英语。
《建筑七灯》是一部关于哥特式建筑的著作，在完成此书之前，罗斯金已经写下了被英国文坛广泛认可的《现代画家》（第一卷）。1844年起，他游历意大利，对其古建筑进行细致考察，深受意大利早期文艺复兴大师的启迪和影响。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他写下了《建筑七灯》。
在书中，他归纳出建筑的七大原则：“牺牲原则”“真理原则”“权力原则”“美的原则”“生命原则”“记忆原则”和“顺从原则”，为后世的很多建筑和设计提供了灵感。在书中，他对佛罗伦萨、威尼斯、热那亚、卢卡和锡耶纳的古建筑进行细致考察，以宗教、真实、力量、美丽、生命、记忆和规条七个主题阐述建筑营造。
罗斯金论证的是人类营造史的普遍性法则，这些法则来自古代工匠对自然的领悟，对材质的把握，以及比例、尺度和色彩的恒久原则。它们丝毫不因为技术的进步而失去其价值，时至今日，对建筑业依然有深远的影响力。
维多利亚时代中期是英国的“黄金时代”。英国人均国民收入增长近半，中产阶级逐渐兴起，共同塑造了一种中产阶级的趣味和生活方式。因此，你会从这本书中看到建筑背后的工业进步、人们思潮的变化、宗教对思想的塑造、世俗精神对宗教的影响……
正如该书第七章结尾所说：“如果我听到众人对新近来临的世俗的科学以及世俗的激情欢欣雀跃，我也将微笑,仿佛我们又处在了一日之始，地平线上的黎明曙光之中伴有雷电闪烁。”
文学之于人类，如同翅膀之于鸟儿。
人类的思想借着它得以传达，人类的灵魂随着这翅膀飞翔并传递下去。
愿你也能借着一本本好书，拥有翩翩飞舞的超能力。（本版所用图片均由出版社提供）（谢小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