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诎举赢代表哪个生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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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诎举赢代表哪个生肖1
神话故事导读:
龙 龙并不是中国特有的，许多民族都有关于龙的神话传说。但是像中国这样，以龙为荣、为尊，而且各种事物都多少跟龙有点关系的国家却是绝无仅有的。
在中国，带有龙名的地方数以千计，其中又有以数字为题的，如吉林省的二龙、江西省的三龙、辽宁省的四龙；有些龙并不是中国特有的，许多民族都有关于龙的神话传说。但是像中国这样，以龙为荣、为尊，而且各种事物都多少跟龙有点关系的国家却是绝无仅有的。在中国，带有龙名的地方数以千计，其中又有以数字为题的，如吉林省的二龙、江西省的三龙、辽宁省的四龙；有些以龙的身体为题，如江西省的龙头、四川省的龙角、贵州省的龙额、黑龙江省的龙爪；有些以龙群为题，中国含「龙」字的江河，可查的就有四十多个，而我们熟识的黄、青、赤、白、黑龙，就分别在四川省（黄龙河）、河北省（青龙河和赤龙河）、天津（青龙湾河和黑龙港河）、甘肃省（白龙江）、上海（白龙港河）和黑龙江省（黑龙江），有以他们命名的江河。几乎每一省都、龙潭，还有数不清的龙王庙。
日常生活中也有龙的踪迹。衣有龙袍、龙冠；食有龙虾、龙眼、龙须面；建筑有龙宫、龙亭；行有龙舟、龙车。家具有龙椅、龙床。正月十五要舞龙灯，五月端午要赛有龙葵、龙舌兰、龙须草、龙须菜、龙柏、龙爪槐。风水宝地叫龙穴，抽水的水车叫龙骨水车，大吊车叫龙门吊。天上和龙有关的名词不下数百。一千年前编辑的《太平广记》搜集的龙的神话小说，就有八十一则。在中国，龙简直无所不在。龙的文化，源远.
龙又是原始人的图腾，是一种只存在于图腾中而不存在于生物界的虚幻生物。今天所知道的龙的形象综合了各种生物的特征∶蛇身、兽腿、鹰爪、马头、蛇尾、鹿角、鱼鳞断发展变化的，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经过战争和联合，信奉龙图腾的民族逐渐成为领导，龙的图腾渐成为整个中华民的图腾的形象逐渐被吸收、被充实到龙的形象中去，因此龙的特征愈来愈
人们还把各种美德和优秀的品质都集中到龙的身上。我们从许多故事和传说中看到∶龙是英勇善战的，它什么强暴也不怕；龙是聪明多智的，它甚至能预见未来；龙的本领高强，它能大能小，变化多端，兴云布雨，鸣雷闪电，开河移山，法力无边；龙是富裕的，龙宫成了宝藏的集中地；龙又是正直的、能为人民著想的，为了解救人间乾旱之苦，它甚至不惜冒犯天条。在龙的身上集中了人们美好的愿望，也常把世间的杰出人物称为人中之龙，诸葛亮号称卧龙先生就是大家熟识的例子。
传说中的龙
古人把龙看成神物、灵物，而且变化无常，能细能巨，能短能长，既能深入水底，亦能腾云登天。关于龙的传说，在中国古代经典著作中几乎每一本书都有，而关于龙的传说和神话亦不胜枚举。经典如《易经》，便将龙作了一完整系统的论述，并赋以哲学的含义。八卦中整体用龙来说明的就是乾卦，也是《易经》的第一卦。
除这之外，历朝历代都不断有龙的传说和神话出现，不少以「龙」字命名的地方亦有其龙的传说。上至黄帝的时代，便有黄帝乘龙升天、应龙助黄帝战胜蚩尤的传说；夏禹治水，传说便有神龙以尾巴画地成河道，疏导洪水；汉高祖刘邦，传说便是其母梦见与赤龙交配而怀孕出生。从许多故事和传说中看到人们常把各种美德和优秀的品质都集中到龙的身上。传说中每年二月初二炒玉米的传统，就是纪念义龙为解人间乾旱之苦，甚至不惜冒犯天条。传说玉龙因不忍人民受乾旱之苦，义助人民降雨而被玉帝所囚，并立下规条，只有金豆开花才会予以释放。人民因感激玉龙义举而齐集一起炒玉米，因样子像金豆开花而令看管的太白金星看错，并释放了玉龙。而每年二月初二炒玉米的传统亦保留了下来。
当然，传说里有义龙为善，便自然亦有恶龙为祸。随著民智开启，佛教信仰开始传入等因素，民间对龙王的形象有了改变，作为道教传统之一的龙王，亦开始出现反派的角色。在中国不少以「龙」字命名的地方亦有其龙的传说，其中亦不乏恶龙肆虐的故事。就像黑龙江，传说以前便有白龙为祸，后来江边的一个村中，有一家人临产，并诞下了一黑龙。原来黑龙是来帮助除掉白龙的，村民依照其指示支持，最后白龙被除，人们为纪念黑龙而将江取名黑龙江。四川省的九寨沟有一卧龙湖，湖底有一奶黄色石梁，传说是白龙的化身。九寨沟附近有两条大河，一条叫黑水河，传说以前住著一条大黑龙；一条白龙江，住著一条小白龙。传说黑龙因妒忌九寨沟的风光而将那里的水吸乾，小白龙知道后，便将白龙江的水喷洒到九寨沟，回复其美景。黑龙知道后便跟白龙展开恶斗，黑龙在不敌时使计放毒，小白龙被逼逃到九寨沟其中一个湖泊中。黑龙为查白龙的下落而惊动了藏族的万山之神，最后被山神所囚，不能再作恶。万山之神为表彰白龙而给它一套金黄色的铠甲，这就是卧龙湖的传说由来。
我国古代传说中的神异动物，身体长，有鳞，有角，有脚，能走，能飞，能游泳，能兴云降雨。为兼备各种动物之所长的异类。传说多为其能显能隐，能细能巨，能短能长。春分登天，秋分潜渊，呼风唤雨，无所不能。
龙在中国传统的十二生肖中排列第五。龙与凤凰、麒麟、龟一起并称“四瑞兽”。（也有许多典籍和史书著作中提到“四瑞兽”分别为：猰貐、居、貔、狻猊。青龙与白虎、朱雀、玄武是中国天文的四象，也是道家的四灵兽）
前人分龙为四种：
有鳞者称蛟龙；
有翼者称为应龙 ；
有角的叫螭龙，；
无角的叫虬。
蛟龙,螭龙,虬,应龙,都不是龙的正统.龙的正统叫做苍龙!而苍龙过1000年就变为黄龙，黄龙又过1000年就进化为最高级的五爪金龙。在中国商周战国青铜器上我们可以看到这些不同种类的龙。
四海龙王：敖广、敖钦、敖顺、敖闰
东海敖广、南海敖钦、西海敖闰、北海敖顺
青脸红须为东，白发须为西，橘黄发须是南，黑发须者为北
[龙 螭 虬 蛟 蟠 虺 夔]
虺：是一种早期的龙，常在水中。“虺五百年化为蛟，蛟千年化为龙。”是龙的幼年期，曾出现在西周末期的青铜器装饰上，但不多。
虬：一般把没有生出角的小龙称为虬龙，是成长中的龙。故古文献中注释：“有角曰虬，无角曰龙。”另一种则说幼龙生出角后才称虬。 两种说法虽有出入。但都把成长中的龙称为虬。还有的把盘曲的龙称为虬龙，唐代诗人杜牧在《题青云说》诗中就有“虬蟠千仞剧羊肠” 之句。
蟠螭：是龙属的蛇状神怪之物，是一种没有角的早期龙，《广雅》集里就有“无角曰螭龙”的记述。对蟠螭也有两种说法，一种是指黄色的无角龙，另一种是指雌性的龙，在《汉书·司马相如传》中就有“赤螭，雌龙也”的注释，故在出土的战国玉佩上有龙螭合体的形状作装饰，意为雌雄交尾。
蛟：一般泛指能发洪水的有鳞的龙。相传蛟龙得水即能兴云作雾，腾踔太空。蛟之状如蛇，其首如虎，长者至数丈，多居于溪潭石穴下，声如牛鸣。倘蛟看见岸边或溪谷之行人，即以口中之腥涎绕之，使人坠水，即于腋下吮其血，直至血尽方止。岸人和舟人常遭其患。
角龙：指有角的龙。据《述异记》记述：“蛟千年化为龙，龙五百年为角龙”，角龙便是龙中之老者了。
应龙：有翼的龙称为应龙。据《述异记》中记述：“龙五百年为角龙，千年为应龙”，应龙称得上是龙中之精了，故长出了翼。相传应龙是上古时期黄帝的神龙，它曾奉黄帝之令讨伐过蚩尤，并杀了蚩尤而成为功臣。在禹治洪水时，神龙曾以尾扫地，疏导洪水而立功，此神龙又名为黄龙，黄龙即是应龙，因此应龙又是禹的功臣。应龙的特征是生双翅，鳞身脊棘，头大而长，吻尖，鼻、目、耳皆小，眼眶大，眉弓高，牙齿利，前额突起，颈细腹大，尾尖长，四肢强壮，宛如一只生翅的扬子鳄。
火龙：是以火慑势的龙。全身有紫火缠绕，凡有火龙经过之处，则一切物体均被烧焦。
蟠龙：指蛰伏在地而未升天之龙，龙的形状作盘曲环绕。蟠龙，身长四丈，青黑色，赤带如锦文，常随水而下，入于海。有毒，伤人即死。
青龙：为“四灵”或“四神”之一，又称为苍龙。我国古代的天文学家将天上的若干星星分为二十八个星区，即二十八宿，用以观察月亮的运行和划分季节，并把二十八宿分为四组，每组七宿，分别以东、南、西、北四个方位，青、红、白、黑四种颜色以及龙、鸟、虎、玄武(龟蛇相交)四种动物相配，称为“四象”或“四宫”。龙表示东方，青色，囚此称为“东宫青龙”。到了秦汉，这“四象”又变为“四灵”或“四神”(龙、凤、龟、麟)了。
鱼化龙：是一种龙头鱼身的龙，亦是一种“龙鱼互变”的形式。
龙王
龙是中国古代神话的四灵之一。《太上洞渊神咒经》中有「龙王品」，列有以方位为区分的「五帝龙王」，以海洋为区分的「四海龙王」，以天地万物为区分的54名龙王名字和62名神龙王名字。唐玄宗时，诎祠龙池，设坛官致祭，以祭雨师之仪祭龙王。宋太祖沿用唐代祭五龙之制。宋徽宗大观二年(1108年)诎天下五龙皆封王爵。封青龙神为广仁王，赤龙神为嘉泽王，黄龙神为孚应王，白龙神为义济王，黑龙神为灵泽王。清同治二年(1863年)又封运河龙神为「延庥显应分水龙王之神」，令河道总督以时致祭。在《西游记》中，龙王分别是∶东海敖广、南海敖钦、西海敖闰、北海敖顺，称为四海龙王。
由此，龙王之职就是兴云布雨，为人消灭炎热和烦恼，龙王治水成了民间普遍的信仰。道教《太上洞渊神咒经》中的「龙王品」就称，「国土炎旱，五榖不收，三三两两莫知何计时」，元始天尊乘五色云来临国土，与诸天龙王等宣扬正法，普救众生，大雨洪流，应时甘润。
龙王神诞之日，各种文献记载和各地民间传说均有差异。旧时专门供奉龙王之庙宇几乎与城隍、土地之庙宇同样普遍。每逢风雨失调，久旱不雨，或久雨不止时，民众都要到龙王庙烧香祈愿，以求龙王治水，风调雨顺。
龙是中国传说中的一种善变化、能兴云雨、利万物的神异动物，为众鳞虫之长，四灵（龙、凤、麒麟、龟）之首。古籍记述其形象多不一。一说为细长有四足，马首蛇尾。一说为身披鳞甲，头有须角，五爪。《本草纲目》则称「龙有九似」，为兼备各种动物之所长的异类。其名殊多，有鳞者谓蛟龙，有翼者称应龙，有角者名[多它]龙，无角名虬。小者名蛟，大者称龙。传说多为其能显能隐，能细能巨，能短能长。春分登天，秋分潜渊，呼风唤雨，无所不能。在神话中是海底世界主宰（龙王），在民间是祥瑞象征，在古时则是帝王统治的化身。 内容来自
文学作品中的龙王
龙在民间文学艺术中都是人格化了的，海龙王有为民造福的，也有与民为害的。在神话小说《封神榜》、《西游记》，戏曲杂剧《柳毅传书》、《张羽煮海》中，都有善恶不同、性格似人的龙王出现。
在《西游记》中，有许多关于龙的描写以及龙的故事。随著民智开启，佛教信仰开始传入等因素，民间对龙王的形象有了改变。在这以前，龙王的印象大体都是正面的，但到了佛教开始兴盛后，龙王的地位开始下降，在《西游记》中已变成了配角，甚至是丑角。《西游记》中，孙悟空大闹的就是大家熟识东海青龙王敖广的龙宫，四海龙王面对孙悟空时也无力反抗，只能颤颤惊惊地献上金刚棒、黄金甲等宝物，而出场时间也寥寥可数；而因为放火烧了龙宫，差点被玉帝处死，幸好被观音菩萨所救，成为了唐三藏的白马的龙王，正是另一个大家熟识的西海白龙王敖闰的三太子。
《封神演义》中的龙王
除了在《西游记》中提及过四海龙王外，另一部章回小说《封神演义》中亦有龙王的出现。《封神演义》又叫《封神榜》，是明朝中叶至晚叶时期，由许仲琳编定，亦有一说法是由扬州道教思想家陆西星所改作。
《封神演义》是以周武王讨伐商纣王的故事为主干，描述姜子牙封神的故事。在《创龙传》中，田中芳树多番提及到四海龙王奉天帝的命令，协助周朝讨伐商纣，而且在《封神演义》中亦的而且确有龙王的出场。但在《封神演义》中，四海龙王在周武伐纣的战争中并没有担当任何重要角色。事实上就如《创龙传》中龙堂始所言，在任何文学作品和典籍中，并没有提及过四海龙王曾参与周武革命的战争。龙王在《封神演义》中的角色，差不多跟在《西游记》中一样，变成了配角、丑角。
在《封神榜》中，哪吒扮演了孙悟空在《西游记》中的角色。顽劣的哪吒不知自己身上带著的肚兜和腕镯是仙人的宝贝，在九河湾洗澡时将肚兜放在水中，做成了东海震动，连水晶宫也震动起来。东海龙王敖广（亦有一说法称敖光）派人调查，但派去的人却被顽劣的哪吒以宝贝打死了。敖广再派自己的三太子调查，但三太子也一样被哪吒所杀，更被哪吒剥皮抽筋。最后敖广向哪吒父亲李靖大兴问罪，并声言要向天帝奏告。哪吒心里不服气，追回在路上的敖广揍了一顿。最后四海龙王向天帝上奏此事，抓著了李靖一家解上天庭审判。这时哪吒一人担当过错，剖腹剜肠、剔骨肉还父母，这才平息了此事。最后哪吒在师傅太乙真人的帮助下复活，并担当了武王伐纣战争中的先锋。在这以后，在《封神演义》中便没再提到龙王。由此可见，四海龙王协助周朝讨伐商纣的说法，确实纯粹是田中芳树的创作，并无确切的神话和传说的背景支持。
龙泉乡的传说
《创龙传》中提到，龙泉乡是在青海省某处地方，事实上青海省又有没有龙泉乡呢？前段已有说过，差不多每个省都有以「龙」命名的地方，而以龙泉为名的地方亦有好几个。那龙泉在什么地方？一般认为是现在浙江省的龙泉县，在唐朝以前，此地称为龙泉乡，唐朝开始在此建县。龙泉的名字，是因一柄「龙泉宝剑」而来。据春秋时代越国的史书《越绝书》上有这样的记载∶楚王听说吴国有个干将，越国有个欧冶子，都是铸剑名家。于是派人用重金请两位名家为楚国铸几把铁剑。二人应聘之后，凿通了茨山，把山中的溪水排乾，找到了铁矿精华，铸成三柄宝剑，一曰龙渊，一曰太阿，一曰工布。后来因避唐高祖李渊的讳，龙渊剑便改称为龙泉剑。刚才说到的浙江省龙泉县，县城以南有一剑池湖，相传就是欧冶子铸剑的地方，也称为龙渊，因此此地才称为龙泉。
但是还有几处地方也叫龙泉。浙江省除了刚才的龙泉县外，亦有一处龙泉在永嘉县。据《水经注》说，泉眼之中水纹成为蛟龙的形状，牲畜都不敢在这里饮水。河南省西平县也有个龙泉。古书上说此泉水可以砥砺刀剑，使刀锋坚利。江西有一龙泉场，南唐时曾立为龙泉县，现在叫遂州。贵州有一龙泉坪，明清时也称为龙泉县，后来改为凤泉县、凤岗县。那么，青海省有没有龙泉乡？在可考的数据中，没有。也许有小村小乡是这样叫也说不定，但是否真能通往昆仑就不得而知了。
龙帝与天帝
龙帝，亦即天帝，也叫玉皇大帝，传说就是华夏民族的始祖——黄帝的化身。在《史记．封禅书》中记载，黄帝和老百姓在首山采掘铜矿，把开采出来的铜铸成一只很大的铜鼎，放在荆山脚下。铜鼎铸成时，有龙垂胡髯下迎黄帝升天。黄帝就骑到龙背上去，他手下的群臣还有妻儿也都纷纷往上爬，一共上了七十多人。这时，龙升上天去，剩下的小臣挤不上，一个个都抓著龙的胡须。龙髯受不了重量而断了，黄帝带著的弓也被拉落下来，臣僚们只得抱著龙髯和弓号哭。黄帝升了天后便成为了天帝。
在《史记．天官单点说，就是说黄帝就是黄龙的化身。黄龙即是龙帝，五行属土，位居中央，是龙族之首，也是道教的宗教观中天庭的主宰。在汉代的典籍中亦有提及∶「黄龙者，四方之长，四方之正色，神灵之精也。能巨，能细，能幽，能明，能短，能长，乍存，乍亡。王者不滤池而渔，德达深渊，则应和气而游于池沼。」，说明了黄龙的形象。
中国龙与印度龙之间的最大差异是在社会中的地位不同。在中国龙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特别是龙崇拜与政治结合起来之后，龙成为帝王的象征。而印度龙则是一般的神灵，如佛经中的天龙八部之“龙”，不过是普通的护法神而已，无至高无上的地位。在印度的动物崇拜中，金翅鸟受到最高的崇拜，而龙经常是金翅鸟的猎物。在佛典中，龙的“三患”之一便是金翅鸟。传说金翅鸟每天以龙为食，一天需要一条大龙王，五百条小龙。这说明龙的地位远在金翅鸟之下，而中国则相反 ，龙的地位远在凤鸟之上。
龙长子，名赑屃（bì xì），背驮丹书古碑，龟形而神冥。
龙次子，名螭（chī）吻，立檐似兽，双目炯然，上眺碧云天九重，下望幽狱十八层。
龙之三子，名蒲牢，铜钟稚龙，声宏远震九海天涯。
龙之四子，名狴犴（bì àn），虎首兽身，镇守牢狱，其威如刑，其厉如霸。
龙之五子，名饕餮（tāo tiè），身覆祭鼎玉案，魂系百味珍馐。
龙之六子，名蚆嗄（bā xià），以水为灵江河为魄，一曲桥头河神在。
龙之七子，名睚眦（yá zì），魂于苍凌游天，气若玄刀斩地。
龙之八子，名金猊，炉香熏然升天端，灿金烈火，犹似乎睥睨凡尘事。
龙之九子，名椒图，螺蚌不束身之锐，凌门倔之竞须眉。
龙生九子是指龙生九个儿子，九个儿子都不成龙，各有不同。所谓“龙生九子”，并非龙恰好生九子。中国传统文化中，以九来表示极多，有至高无上地位，九是个虚数，也是贵数，所以用来描述龙子。
但是另一说法则是
1.老大囚牛，喜音乐，蹲立于琴头；
2.老二睚眦(yá zì)，嗜杀喜斗，刻镂于刀环、剑柄吞口；
3.老三嘲风，平生好险，今殿角走兽是其遗像；
4.四子蒲牢，受击就大声吼叫，充作洪钟提梁的兽钮，助其鸣声远扬；
5.五子狻猊(suān ní)，形如狮，喜烟好坐，倚立于香炉足上，随之吞烟吐雾；
6.六子霸下（也有另一中名字，方框内的看成一个字，[虫八][虫夏]），又名XX(bi xi)，似龟有齿，喜欢负重，碑下龟是也；
7.七子狴犴(bì’àn)，形似虎好讼，狱门或官衙正堂两侧有其像；
8.八子负屃（fù xì），身似龙，雅好斯文，盘绕在石碑头顶；
9.老九螭吻（chī wěn)，又名鸱尾或鸱(chi)吻，口润嗓粗而好吞，遂成殿脊两端的吞脊兽，取其灭火消灾。
时诎举赢代表哪个生肖2
作者：浦寅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美，由‘羊’和正面直立的人形‘大’组成，是一个戴羊面具祭天舞者的形象，这个健壮、真诚、与神相通的人，是代表美的，大而舒展、匀称，也是美的特征。”这是浦寅新书《画说汉字》里的一段话。
在这段话的右侧页面，展示了浦寅有关“美”的画作。“美”这个甲骨文字体，处于画面中心位置，左边是古人祭天仪式的简介，右上方书写英国诗人济慈的名诗：“美中第一的人，应是力强中第一的人，这是永远的法则。”除了汉译，还写了英文原句。右下方配图，是雕塑作品《掷铁饼者》的临摹。这幅作品简洁、明确且丰富，不仅给“美”作了释义，而且传达美的理念，唤起审美的意趣，对美的追求，是人类之共有理想。
这个例子，还能表现浦寅汉字创意的特色。汉字具有独特的艺术魅力。目前发现的最早的汉字形式，是甲骨文，它保留了很多的图画特征，本身就是具象又抽象的艺术。商周出土的许多文物，都有牛、羊头形的青铜雕饰，既反映了远古的图腾信仰，也反映了当时人们对美的理解。先秦的许多典籍，都有类似“羊大为美”“味甘为美”的说法。这些说法意味着，美最初与感官的愉悦有关，后来渐渐上升为一种更高层次的体悟。浦寅抓住了“美”的内核，投射在他的艺术创作上，并通过现代化的传播形式，让广泛的人群接触汉字之美。
《画说汉字》分成6个部分，包括：象形字、会意字、主题字组、叠加字、十二生肖、吉祥字。
《说文解字》云：“象形字，画成其物，随体诘诎，日月是也。”所谓“随体诘诎”，就是指依据物体的自然形态，弯弯曲曲地描绘出来。天、地、人、大、男、女、子……象形字摹写实物，一个字就是一幅画。日月旦暮，山水鱼鸟，莫不如此。比如“女”字，浦寅说，这是一个端庄跪坐的女人形体。不过，“男”是象形字吗？浦寅说，“男”是“用工具耕田”。据上海辞书出版社1989年版的《辞海》条目：“会意字，是指用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独体汉字，根据意义之间的关系，组合成一个新汉字。”如此看来，“男”应当是会意字而非象形字。
说到主题字组，我想起廖文豪的《汉字树》系列，围绕一个主题字，仿佛一树树盛开的汉字繁花，也是一种形象生动的汉字解说方式。“叠加字”揭示“木、林、森”这样的组字的出现，是汉字造字的一种特殊现象。至于“吉祥字”和“十二生肖”，在喜庆的节假日里，没有人不喜欢它们来增加气氛吧。
《画说汉字》，杂糅了造字、书法、绘画、民俗和当代的视觉艺术，在新的语境和氛围里，让古老的事物呈现出“潮”的气质。□林颐
时诎举赢代表哪个生肖3
关于我国西汉时期的和亲问题，历来褒贬不一。宋代大史学家司马光认为：“盖上世帝王之御夷狄也，服则怀之以德，叛则震之以威，未闻与为婚姻也”。显而易见，司马光是站在大汉族主义的立场上，对西汉的和亲政策持完全否定的态度。近人王桐麟也流露出这种情绪，他说：“和亲政策与汉族道德伦理微有抵触”。这是很有代表性的一种观点。解放以来，不少同志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重新研讨西汉的和亲问题。在六十年代，内蒙古地区曾对此进行了专门的学术讨论，意见分歧仍然很大。
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科学的态度是要求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进行具体的分析。正如列所讲，要正确地认识事物，“就必须从历史上把它的全部发展过程加以考察”，“要看某些现象在历史上怎样产生，在发展中经过了哪些主要阶段，并根据它的这种发展去考察它现在是怎样的”。我国历史上的和亲事件很多，从汉至清，史不绝书，每次和亲的历史条件不完全一样。和亲的性质和作用也不尽相同。因此，简单地、笼统地对和亲政策予以肯定或否定，都是无助于解释和亲这一历史现象的。本文就西汉和亲政策的性质和作用，谈些粗浅的认识。
汉武帝以前为第一时期。西汉初年，由于秦王朝的残暴统治和楚汉相争带来的连年战乱，人口大量减少，社会经济遭到了极为严重的破坏。史载：“汉兴，接秦之敝，诸侯并起，民失作业，而大饥馑。凡米石五千，人相食，死者过半。高祖乃令民得卖子，就食蜀汉。天下即定，民亡盖臧，自天子不能具醇驷，而将相或乘牛车”。这是国库空虚，货缺财乏，一片荒凉残破的景象。在政治上，西汉初年地方割据势力很大，中央集权尚未巩固。这时，北方匈奴的力量却很强大，是一个拥有“控弦之士三十余万”的强盛的奴隶制国家。公元二世纪时，匈奴的势力范围很大，东至辽河，西逾葱岭，南界长城，北抵贝加尔湖。“掠夺在他们看来是比进行创造的劳动更容易甚至更荣誉的事情”。因此，他们多次深入到中原地区，肆意抢掠人畜，劫夺败物，严重地威胁着西汉的统治政权。公元前二00年，匈奴南下，汉高祖亲率三十万大军，决心以军事力量对抗的办法解除北方的边患。但是，刘邦一到了平城，就被匈奴四十万人马围困在白登七天之久，后因贿赂冒顿阏氏才得以解围。经过这次较量，宣告了汉高祖对匈奴的战争政策的失败。
因此，如何处理与匈奴的关系，怎样解除北方的边患，成了西汉王朝亟待解决的问题。汉高祖在征求对策时，建信侯刘(娄)敬第一个提出了和亲政策，他认为：“天下初定，士卒罢于兵革，未可以武服也。”他主张与匈奴和亲来换取边境上的安宁，他说：“陛下诚能以适长公主妻单于，厚奉遗之，彼知汉女送厚，蛮夷必慕，况为阏氏，生子必为太子，代单于……冒顿在，固为子婿;死，外孙为单于。岂曾闻(外)孙敢与大父亢礼哉?”刘邦无奈，只好接受了这一建议。所以，“和亲之论，发于刘敬”。当刘邦和吕后商量把长公主嫁到匈奴时，吕后哭泣着说：“妾唯以一太子、一女，奈何弃之匈奴!”刘邦只好改为“取家人子为公主，妻单于”，遂派刘敬为和亲使节。
冒顿单于之所以同意和亲，是因为和亲给匈奴带来了许多好处。第一，通过和亲，匈奴可以得到大财物。每年西汉都得送给匈奴许多絮、缯、酒、食物等;第二，匈奴可以达到通关市的目的，以获得所需的生产资料和生活用品。贾谊说过：“夫关市者，固匈奴所犯滑而探求也”;第三，和亲并不能限制匈奴的抢掠活动。
在这一时期内，匈奴十分骄横。冒顿单于在给高后的信中语言粗鲁，对西汉十分不敬。高后大怒，樊哙要率兵十万攻打匈奴，却吓坏了群臣。季布说：“哙可斩也!”并说樊哙是“欲摇动天下，妄言以十万众横行，是面谩也”。一提到高祖在白登被围之事，高后只好忍气吞声，让张释回信。在信中用“弊邑恐惧”、“弊邑无罪，宜在见赦”等卑恭语言求饶，送去车二乘，马二驷，“因献马，遂和亲”。
文景之时，仍然继续执行高祖的和亲政策。每当匈奴掠夺过后，文帝也只能在给匈奴单于的信中写上几句：“汉与匈奴约为兄弟，所以遗单于甚厚。背约离兄弟之亲者，常在匈奴”。随信再送去一批财物了事。
自刘敬提出和亲以来，和亲与赂遗成为西汉对付匈奴政策的主要手段。自高祖六年(公元前二0一年)至武帝建元元年(公元前一四0年)，《汉书》记载和亲事有九处之多。从这一时期来看，由于力量对比所致，西汉王朝对匈奴的态度是好言相敬，财物笼络，乞取和平。因此，和亲只不过是给民族关系上披上了一层和平友好的外衣而已，根本谈不上什么和睦亲善。匈奴带来的边患还是不时出现的，从高祖执行和亲政策以来，见于记载的就有二十来处，正如史书所讲：“汉与匈奴和亲，率不过数岁，即复背约”。当然，在缓和民族矛盾方面，也不能说是没有一点作用，毕竟带来了几年边境上的比较安宁的时期。如景帝时，匈奴“时时小入盗也，无大寇”。但是，从刘敬首倡和亲的目的来说是没有达到，也不可能达到。
汉武帝当政为第二时期。西汉王朝经过几十年的休养生息，天下比较安定，户口大增，经济得到了恢复和发展。在政治上，汉武帝继续实行景帝的削藩政策，战胜了同姓王的叛乱，地方割据势力已被削弱。同时，汉武帝又在桑弘羊等的协助下，实行了国家垄断铸钱、盐铁官营、平准、均输、告缗等一系列措施，巩固了中央集权，又增加了国家收入。在军事上，力量也逐渐强大起来。文景时期，贾谊的积极防御和晁错的“徙民实边”的建议被采纳，实行耕战结合。在此基础上，汉武帝积极扩军备战，“天子为伐胡，盛养马，马之来食长安者数万匹”，军事力量大振。汉武帝感到自己有力量了，在公元前一三三年，于马邑用计引诱匈奴，布下三十万大军准备伏击，匈奴只好退走。“自是后，匈奴绝和亲”。马邑冲突事件标志了西汉对匈奴政策的转变。此后，汉王朝在元朔二年(公元前一二七年)，派卫青击败匈奴军，收回河套地区，有力地保卫了长安。元狩二年(公元前一二一年，)霍去病又占领了河西地区，打通了西汉通往西域的道路，远狩四年(公元前一一九年)，卫青与霍去病分两路大败匈奴。在此期间，匈奴曾多次主动提出和亲一事，西汉由于国力大振，对此并无兴趣，因而提出了这样的条件：“即欲和亲，以单于太子为质于汉。”匈奴单于却重弹老调：“故约，汉常遣翁主，给缯絮食物有品，以和亲，而匈奴亦不复扰边。今乃欲反古，令吾太子为质，无几矣”。双方关系并未缓和。
西汉对匈奴的战争虽然取得了很大战果，但彻底打败匈奴也不是易如反掌之事。西汉大外交家张骞分析形势，向武帝出谋划策，他说：“诚以此时厚赂乌孙，招以东居故地，汉遣公主为夫人，结昆弟，其势宜听，则是断匈奴右臂也”。张骞对形势的分析是很有见地。当时，乌孙的力量逐渐强大起来，成为西域强国，也极力想摆脱匈奴的控制。所以，当汉武帝派人结为联姻时，乌孙王同意了。随后，武帝先后将细君公主、解忧公主嫁给乌孙王。这次和亲达到了“断匈奴右臂”的预期目的。在西汉与乌孙联合进击下，匈奴军屡屡战败，每况愈下。
汉武帝与匈奴断绝和亲，却同乌孙采取和亲，说明了西汉时期已把和亲作为一种外交政策，根据形势的不同而运用。这个时期的和亲政策，是以强大的武力作为后盾的。张骞通使西域时，乌孙王在匈奴和西汉中间到底依靠谁，一直犹豫不决。乌孙王为此派人到西汉进行实际了解，看到西汉的实力强大，才决定与西汉和亲。如果不是以强大的武力作后盾，汉武帝的和亲政策，也是不会取得什么效果的，只能重蹈汉初和亲政策的复辙。
从汉宣帝开始是第三时期。在这个时期，西汉与匈奴的关系从战争政策又回到和亲政策，但与汉初的和亲政策是不同的。对匈奴政策的转变，也是历史条件所造成的。匈奴被西汉连连打败，长期战争的动乱，也使匈奴内部贵族之间发生了分裂，因而国力大减。宣帝五凤元年(公元前五七年)，匈奴分裂，五单于争主，后来又分裂为南、北匈奴，互相对峙。在南、北匈奴的战争中，以呼韩邪单于为首的南匈奴为了击败匈奴，同时也为了得到西汉的生产资料和生活用品，于宣帝甘露三年(公元前五一年)，接受了左伊秩誓王等人的建议，“入朝事汉，从汉求助”。呼韩邪单于亲自入汉，表示臣服，使汉匈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
西汉这时同意与匈奴和亲，也是有其原因的。尽管汉武帝在对匈的战争中取得了很大胜利，但“征发烦数，百姓贫耗”，“海内虚耗，户口减半”。夏侯胜对此曾做过分析，他说：“武帝虽有攘四夷广土斥境之功，然多杀士众，竭民财力，奢泰亡度，天下虚耗，百姓流离，物故者半。蝗虫大起，赤地数千里，或人民相食，畜积至今未复，亡德泽于民”。可见，国力损耗也是很大的。经过“昭宣中兴”，国力才有所恢复。呼韩邪单于三次入朝，以蕃属相称，极力表示友好。因此，宣帝派兵击溃了北匈奴，使西汉的疆域伸展到了长城以外。呼韩邪单于借助于西汉的力量统一了匈奴，在他一再要求下，汉元帝于竟宁元年(公元前三三年)，将王嫱嫁给呼韩邪单于为妻，重叙和亲友好，直到王莽当政时期。
这个时期的和亲，同样也是以国力为基础的。当时，汉朝国势强大，“万夷慑服，莫不惧震”。汉元帝之所以同意和亲，是以呼韩邪单于“愿守北蕃，累世称臣”为条件的。同时，元帝也是贯彻“服则怀之以德”的大汉族主义的外效政策，以宣扬大汉之盛德。这次和亲政策的效果十分显著，“边城晏闭，牛马布野，三世无犬吠之警，黎庶亡干戈之役”，使北方出现了几十年的安定局面。
有的人认为，是“西汉统治者主动采取的民族友措施”。事实并非如此。如上所述，西汉首先提出和亲，并不等于主动，而是出于被迫，这是其一。其二，应该划清“和亲”与“民族友好”的界限。和亲是统治阶级处理民族关系的一种手段和策略，其目的根本不是为了民族友好。当然，我们也并不排除和亲在客观上有时也会产生有利于民族友好的效果。但是，我们却不可将某些客观效果视为主观动机。
也有人认为，和亲“是一种屈辱妥协的消极防御政策，是一种变相的纳贡”。我认为，对于一种社会现象做出概括性的结论，就必须毫无例外地掌握与所研究的问题有关的事实的全部总和，而不是抽取个别的事实。否则，得出来的结论也就难免失当。西汉后期，匈奴已经成为西汉王朝的藩属，呼韩邪单于多次主动要求和亲，元帝为了宣扬大汉的威德才应允。这时的和亲已经不是“屈辱妥协的消极防御政策”，也不是“变相的纳贡”。因此，把西汉和亲政策笼统地做出“屈辱妥协”的论断，是以偏概全，是不正确的。
还有人认为，把西汉的和亲政策说成是“打入单于庭，随时侦伺或破坏西汉统治集团中‘联胡或依胡’的反动势力”，“同时也为了在政治上加强对单于的影响，进而左右其决策，而且也不妨伺机进行瓦解匈奴的阴谋活动”。不知此论是否有确凿的材料为依据，否则，也是难以令人信服的。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到，西汉王朝几个时期和亲的具体目的并不完全一样。而和亲政策的效果和作用，主要是取决于西汉国力的强弱。因此，对西汉乃至历代的和亲政策都要作出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既不能一概否定;更不要一味美化的拔高。总之，我国古代民族间的关系，决不象某些论者讲的那么甜美和谐。在剥削阶级统治的社会里，各民族间根本不存在什么“和平共处”、“平等联合”。恰恰相反，更多的却是民族间的压迫和剥削，民族之间的交往也是一个痛苦的过程，这是不容粉饰的历史事实。如果古代民族关系是那么美好，那么，各族人民的斗争不就多此一举了吗?历史是一门严肃的社会科学，历史科学的结论，只能来源于历史实际，决不能把历史事实削足适履地服从于现成的结论，也不能用现成的公式任意剪裁历史事实，更不能虚构。
历史作用
汉宣帝即位不久，曾发兵二十余万并联合乌孙的兵力大举进攻匈奴，匈奴遭受重创，“民众死伤而去者及畜产远移死亡不可胜数”。神爵二年(公元前60年)，匈奴派专使入汉“请和亲”。宣帝继续奉行汉武帝末年“与民休息”政策，正欲结束与匈奴的战争，消弭边患，以“罢关徼之儆，息兵民之劳”，遂同意其请，于是与匈奴“复修和亲”。双方遂弭兵敦好，断绝了73年之久的和亲关系此时又恢复了。此后不久，匈奴内部发生大乱，五单于争立，互相杀戮，连年战乱，后来只剩下郅支和呼韩邪两单于对立，形成了匈奴的第一次分裂：郅支占据单于王庭，是为北匈奴;呼韩邪迁于漠南，是为南匈奴。宣帝甘露三年(公元前51年)，呼韩邪单于率众归附汉朝。南匈奴附汉，标志着在汉匈关系史上发生了重大的转折性变化。
呼韩邪单于归附汉朝后，于公元前36年在汉朝协助下，战胜郅支单于，郅支败亡，北匈奴瓦解。公元前33年，呼韩邪入汉，“自言愿婿汉氏以自亲”。汉元帝“以后宫良家子王嫱字昭君赐单于，单于驩(欢)喜”，遂号昭君为“宁胡阏氏”。此后，汉匈之间经元帝、成帝、哀帝、平帝各代，一直保持了和好关系。“数世不见烟火之警，人民炽盛，边城晏闭，牛马布野”，长城南北呈现出一派安宁景象。为了纪念这次和亲，汉元帝改元“竟宁”，这在我国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事例。我国考古工作者曾在包头附近汉墓发现了印有“单于和亲”、“千秋万岁”、“长乐未央”字样的瓦当残片，据考证乃是西汉末年之物。还有传世单于和亲砖，上面也印有“单于和亲千秋万岁长乐未央”的字样，完全同于瓦当残片的文字，很可能是属于同一年代的。西汉末期同匈奴只有“昭君出塞”这一次和亲，所以极有可能这些砖与瓦当是为纪念王昭君和亲而专门制作的。可见汉朝、匈奴两方面对这次和亲均予以相当的重视。
和亲是政治活动，它的规格是由双方力量对比来决定的。南匈奴归顺于汉时，双方的优势和劣势已然易位，汉朝尽管应允了呼韩邪的和亲之请，只是为了巩固自己的优势，进一步使匈奴臣服。正因为双方强弱异势，同以往的和亲者相比，这次同匈奴之间的联姻活动，和亲女子的身份最低，仅仅是是“待诏掖庭”的宫女。正因如此，《汉书》记王昭君事，文字甚为疏略，反映了其作者班固对王昭君的轻视。对于呼韩邪单于的请婚，汉元帝的反映并不积极。既舍不得也认为没有必要再将宗室女嫁出塞外，只肯“赐予”宫女。这种规格是低得无可再低了。近代学者王桐龄将汉代和亲女子分为四等七级，王昭君被划入“不列等”的第七级。他说：“不列等之王昭君，乃下赐称臣、纳贡、入朝之呼韩邪单于者，乃完全为赠品也”。“赐”宫女当然比“降”公主差得远，所以严格说来，“昭君和蕃”算不得汉家皇室与匈奴单于之间的和亲或联姻。汉高祖同匈奴和亲，记录了汉的失败和匈奴的胜利;汉元帝同匈奴和亲，记录了汉的胜利和匈奴的失败。虽然都名为“和亲”，但前者是汉“奉”匈奴，而后者是汉“赐”匈奴——性质迥然有异。
翦伯赞先生指出：“和亲也是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出现的，有些和亲是被迫的但有些也不是被迫的，昭君出塞就没有任何被迫的情况存在”。所以如此，完全与当时汉匈双方力量对比有关。西汉末期时的情况与汉初时已大不相同。从汉武帝开始所采取的一系列军事、经济和外交措施，改变了汉朝周围的政治地图，形势对汉朝空前地有利。宣帝神爵二年(公元前60年)西域都护府建立以后，西域三十六国正式内属汉朝，成为西汉政权所管辖的地区。一度是“百蛮大国”的匈奴，经过汉朝军队犁庭扫穴式的军事打击后，势力一蹶不振，再加上天灾频仍，大批人畜死亡，社会经济面临崩溃，遂“大虚弱，诸国羁縻者皆瓦解”;“丁零乘弱攻其北，乌桓入其东，乌孙击其西”;左地西嗕部落数千人驱畜南下降汉;而且“西域城郭共击匈奴”。匈奴遂陷入四面楚歌的境地。与此同时，匈奴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也趋于尖锐化，出现五单于争立的混乱局面。呼韩邪单于为郅支单于所败，被迫退出漠北王庭，他在形势窘迫的情况下认清“事汉则安存，不事则危亡的大势，于是决定归附汉朝，稽首称臣。
甘露三年(公元前51年)，呼韩邪首次入汉，朝见汉宣帝于甘泉宫。宣帝对呼韩邪宠以殊礼，使其位居诸侯王之上，颁赐给他“匈奴单于玉玺”。在单于之下，二十四长及千户、百户、什长、裨小王、相封、都尉、当户、且渠，皆有汉朝政府颁发的印章，印章皆冠以“汉”字。从此时起，匈奴和汉朝的关系遂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西汉王朝成为凌驾于匈奴君臣之上的中央政权。从呼韩邪开始，匈奴“三世称藩，宾于汉廷”，数十年中一直保持着匈奴对汉朝的臣属关系。“昭君出塞”既是在这种情况下出现的，就显然与汉初对匈奴的和亲及汉中叶对乌孙的和亲性质大不相同。此时汉朝对匈奴的联姻带有强烈的“权纳怀柔”性质，体现的已不再是政权与政权、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所以出嫁汉女的身份不再是“公主”而是“宫女”。严格说来，这不是“和亲”而是“赐婚”。
然而如前文所述，尽管昭君等和亲女子身份低微，但这次和亲规格却相当高，甚至以盛大、隆重形容之也不为过。究其原因，实与昭君的个人魅力与呼韩邪单于机智、权变有关。昭君的个人魅力不仅在于她的天生丽质，更在于她罕见的勇气。有学者赞扬她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慷慨应召……去肩负巩固和加强汉匈两族友好关系的重大使命”。尽管话中有些溢美之辞，但在汉元帝应允呼韩邪请婚之际，昭君“请掖庭令求行”不能说不是惊世骇俗之举。呼韩邪以昭君为阏氏，而且号为“宁胡阏氏”，也充分体现了他灵活的政治头脑和因时乘势的才能。呼韩邪将一个普通宫女抬举到如此崇高的地位，不能排除他为昭君绝色而倾倒的因素，但更是从政治需要出发的：一方面表现出对汉朝的尊崇与感激，另一方面又巧妙地在名义上将“赐婚”改为“和亲”，得体地维持了本民族的自尊。这样一来，汉朝也不好过分怠慢了。于是，顺水推舟地升高了和亲的规格，昭君之兄子王歙也被封为和亲侯，护送昭君出塞。没有这个规格的变化，这次和亲活动势必减色，也就不会成为千古流传的佳话了。
一种较普遍的意见认为：王昭君对于民族和好固然有所贡献，但就其个人遭遇来说，终归是个悲剧。昭君虽然是自愿请行，但那是“入宫数岁，不得见御，积悲怨”而抗争的一种方式，决不为了寻求爱情。呼韩邪单于姬妾众多，而且年岁等于昭君三倍左右，已是风烛残年之人，不可能是昭君所钟情的对象。其实事实未必如此，关键是看问题的角度。倘若王昭君不是自愿请行，就只能作为汉朝君主一个备用而未用的玩物，困守在汉宫小小的天地里，青锁红墙，埋没一生。即使有朝一日为皇帝所“幸”，在佳丽数万的汉宫中，昭君也恐怕难免如冯媛、傅昭仪那样“色衰爱弛”的结果。何况在她辞行之后不久，元帝即一病而亡，按照汉制，昭君作为“待诏掖庭”的宫女，将守着灵柩，老死墓园。与此相反，王昭君嫁给呼韩邪单于，远赴塞外绝域，其命运可说是发生重大的转折。因她的美貌才情和其来自汉朝的强大背景，在匈奴王庭中享有“母仪行国”的崇高地位——被呼韩邪单于封为“宁胡阏氏”即是明证。从史书的零星记载来看，昭君在匈奴的家庭婚姻很是圆满。她为呼韩邪单于生下一子名伊屠智牙师，被封为右日逐王。呼韩邪单于死后，其嫡子雕陶莫皋即单于位。按照匈奴“父死妻其母”的风俗与法律，作为“庶母”的昭君遂与新单于成婚，又生下两个女儿。相形之下，她倘若留在长安，便只能囚守墓园，郁郁而终;塞外却有着浩淼的苍穹和广阔的草原，展现出一片崭新的自由天地，使她拥有了丰富、充实的生活内容。所以说，昭君主动请求出塞和亲，在主观上，她是为了挣脱樊笼，寻求自己新的生活;在客观上，则进一步地密切了双方关系，开启了胡汉和好的新篇章。昭君出塞，更重要的意义在于播下了汉匈和平友好的种子。他的两个女儿须卜居次和当于居次，都为维护汉匈友好发挥很大作用。汉匈双方都曾利用王昭君的关系来缓和民族间的矛盾。王莽曾邀请昭君长女须卜居次访问长安，“入侍太后”;汉朝廷封王昭君之侄王歙为和亲侯、王飒为骑都尉展德侯，常派他们出使匈奴，同单于进行联系，斡旋双方关系。昭君的大女婿须卜当是在匈奴中掌实权的大臣，他们夫妇二人极力促使汉匈和好，因此在建国五年(公元13年)拥立同他们关系亲密的原右犁污王咸为单于，劝导他与汉和亲，进一步密切汉匈关系。总之，“昭君出塞”无疑如同一条无形的纽带，更密切了西汉王朝与匈奴之间的关系。作家王族说：“王昭君嫁给呼韩邪，让匈奴和中原像握紧了的两只手，从此再未分开，被排挤出局的郅支像另一只孤独的手，再也抓不住命运的稻草，在岁月的长河中几经沉浮，便没有了踪迹”。他是用文学的语言道出了历史的真实。
千百年来的中原骚人墨客，几乎都一口咬定王昭君在塞外是受苦受难，所以为之伤感、同情，发而为诗，大多名为“昭君怨”。但正如董老诗中所讽：“词客各抒胸臆懑，舞文弄墨总徒劳”，这些人宣泄的是一种大民族主义思想感情，与历史事实却不相符。独有清代满族诗人彦德以下这首咏昭君诗，不同凡响：“闺阁堪垂世，明妃冠汉宫。一身归朔漠，数代靖兵戎。若以功名论，几于卫霍同。人皆悲远嫁，我独羡遭逢。纵使承恩宠，焉能保始终。至今青冢在，绝胜赋秋风”。这可说是眼光公允、切中肯綮的评价。历史为王昭君这位献身民族友好的“远嫁的姑娘”(翦伯赞语)做了最好的鉴定，大青山下、大黑河畔的千年古迹昭君墓就是永恒的物证。被称为“青冢”的昭君墓体现了人们对王昭君的钦仰和怀念，正如翦伯赞先生所说：“在内蒙人民的心中，王昭君已经不是一个人物，而是一个象征，一个民族友好的象征;昭君墓也不是一个坟墓，而是一座民族友好的历史纪念塔。”
《汉书》作者班固说：“自汉兴以至于今，旷世历年，多于春秋，其与匈奴，有修文而和亲之矣，有用武而克伐之矣，有卑下而承事之矣，有威服而臣畜之矣，诎伸异变，强弱相反，是故其详可得而言也”。班固这番议论，概括道出西汉前、中、后三个历史时期对匈奴的三种政策，都是“权时施宜”的有效措施，通过对匈奴采取灵活权变、审时度势的对策，经过长期的搏弈对局，终于出现了西汉末年的景况：“单于稽首臣服，遣子入侍，三世称藩，宾于汉庭。是时边城宴闭，牛马布野，三世无犬吠之警，黎庶亡干戈之役”。西汉和亲之策的性质，也具有前、中、后三个时期的变化。总的来说，前期对匈奴的和亲是消极、无奈的，是在当时历史条件下迫不得已的一种妥协。中期对匈奴以战争代替和亲，是在优势下用军事打击为以后有效的羁縻创造条件;同时对乌孙的和亲则是结好与国，组成对付匈奴的政治、军事同盟。后期对匈奴的和亲是其羁縻政策的组成部分，为的是进一步笼络奉藩称臣的匈奴单于，达到巩固边圉的目的。作为和亲使者的汉女，只能因时乘势，在特定历史环境下发挥出不同的作用。一般来说，和亲女子只要接受命运的安排，就可以算是完成了历史使命。她们身不由己，似乎很难在历史进程中发挥主动的作用。和亲乌孙的刘解忧与和亲匈奴的王昭君却与众不同，她们的可贵之处，正在于能在被动的境遇中起到某种主动的作用，尽力为民族和好作出自己的贡献，体现的是牺牲自我、顾全大局的献身精神。在西汉时期和亲少数民族的汉女当中，人们尤其钦仰和怀念解忧与昭君，概由于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