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一夫代表什么生肖

光明文化周末·人文地理：课本里的陕西,下面一起来看看本站小编光明网给大家精心整理的答案，希望对您有帮助

长城一夫代表什么生肖1

【课本里的中国】

光明日报记者 马荣瑞 张哲浩

陕西地处中国内陆腹地，是中华民族及华夏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李白、杜甫、白居易、韩愈等诗坛巨擘曾在此驻足游吟；太史公司马迁、理学家张载等先贤曾在此著书立说；柳青、路遥、陈忠实、贾平凹等领衔的当代文学陕军亦成为今人仰止的高峰……千百年来，文人名士在陕西留下了诸多名篇佳作，其中一部分藉由课本辑录承载，为当今学子含英咀华，在琅琅书声、脉脉书香中，浸润心田，滋养精神。

课本里的陕西是一幅山水画。地跨长江、黄河两大流域，秦岭横贯东西，长安八水浸润，终南始得仙名……当林立的高峰遇到跌宕的流水，多少动人的诗篇值得期待！

看！那是韩愈笔下的长安春意——“天街小雨润如酥，草色遥看近却无。最是一年春好处，绝胜烟柳满皇都。”（韩愈《早春呈水部张十八员外》，人教版八年级语文下册）岁月不居，四季流转，而长安是一首永远写不尽的诗。

延安晨韵（中国画） 陈家泠

黄河涌进大地回春（中国画）万鼎

华山的清晨（油画）冯法祀

听！那是王维琴弦间的林泉律韵——“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王维《竹里馆》，部编版七年级语文下册）诗人王维一生痴恋蓝田辋川，他隐居在辋川，创作在辋川，死后又葬于辋川——终南之秀钟蓝田，茁其英者为辋川。

叹！那是少年谭嗣同心中的一片孤城——“终古高云簇此城，秋风吹散马蹄声。”（谭嗣同《潼关》，部编版七年级语文上册）马蹄声声，莫道前路难行——翻过潼关，便是八百里秦川。

粗犷也细腻，刚强亦柔情。课本里的陕西，有令人拍案叫绝的风景，亦不乏浓郁的地域风情，它或凝结为一支鼓曲，或灌注成一尊雕像，或幻化为一羽飞鸟，或迸射出一曲秦腔！

课本里的陕西，是陕北后生手中激情飞扬的鼓槌——“骤雨一样，是急促的鼓点；旋风一样，是飞扬的流苏；乱蛙一样，是蹦跳的脚步；火花一样，是闪射的瞳仁；斗虎一样，是强健的风姿。”（刘成章《安塞腰鼓》，部编版八年级语文下册）抡起它，便能撞击出黄土高坡上的生活新愿景！

课本里的陕西，是矗立在西安玉祥门外的骆驼石像——“那驮着彩绸的一峰峰骆驼，高鼻凹眼的西域商人，精神饱满，栩栩如生。”（段万翰《丝绸之路》，人教版五年级语文下册）伴着它，驼铃声声奏响丝路文明的交响乐章！

课本里的陕西，是汉中水塘里的一羽朱鹮——“这两只鸟儿背上的羽毛是洁白的，两颊则是鲜红鲜红的，它们的脑枕部呈柳叶状，长着一排突起的羽毛……”（晏平《朱鹮飞回来了》，北师大版四年级语文下册）守着它，三十年繁育保护见证了陕西洋县变成飞鸟的天堂。

课本里的陕西还是老秦人胸膛里的一曲秦腔，雄浑厚重，慷慨激昂——“在这样的地方，这样的环境，这样的气氛，面对着这样的观众，秦腔是最逞能的，它的艺术的享受，是和拥挤而存在，是有力气而获得的。”（贾平凹《秦腔》，北师大版高中语文必修三）

课本里的陕西有惊艳世界的地下兵团——秦陵兵马俑（《秦兵马俑》，人教版四年级语文上册），有享誉中外的书法艺术宝库——西安碑林公园（王宏志《名碑荟萃》，人教版六年级语文下册），还有鼓角争鸣的兵家必争之地——霸上（司马迁《鸿门宴》，人教版高中语文必修一）……一篇篇课文与陕西大地上一处处实物相互对应，激荡而出的，是华夏血脉的自信与从容！

课本里的陕西还透射着先贤往圣的傲然风骨，那是无数仁人志士胸怀家国、肩担道义的志向与情怀！

课本里的陕西是历史烙下的印记——“且夫天下非小弱也，雍州之地，崤函之固，自若也。”“一夫作难而七庙隳，身死人手，为天下笑者，何也？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贾谊《过秦论》，人教版高中语文必修三）文景时期，贾谊以敏锐的洞察力剖析前朝得失，用如椽巨笔痛陈治政积弊。

课本里的陕西是时代遗落的刻痕——“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杜甫《春望》，部编版八年级语文上册）唐玄宗天宝年间，长安城在安史之乱中沦陷，其时杜甫为叛军所俘，困居长安，写下此诗，笔触所及，花虫鸟木尽染黍离之悲。

课本里的陕西有命运发出的呐喊——“一车炭，千余斤，宫使驱将惜不得。半匹红纱一丈绫，系向牛头充炭直。”（白居易《卖炭翁》，部编版八年级语文下册）唐德宗贞元末年，白居易用锋利的笔剖开“宫市”的腐败本质，用炽热的心诉说着对劳动人民的深切同情。

安塞腰鼓（油画）张自嶷

辋川图（摹本·局部）

早春呈水部张十八员外（书法） 王改民

丝绸之路（课本内页）资料图片

课本里的陕西是人世豪迈的长歌——“行路难，行路难，多歧路，今安在？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李白《行路难》，部编版九年级语文上册）唐玄宗天宝年间，再别长安，李太白初心不改，慨然前行！

课本里的陕西是一片英雄地，1935年10月，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古老的热土刻下了红色的足迹，为苦难深重的中国点燃了新的希望。沿着它，共产党人带领中国人民从胜利走向更大的胜利！

课本里的陕西是革命者的万丈豪情——“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望长城内外，惟余莽莽；大河上下，顿失滔滔。”（毛泽东《沁园春·雪》，部编版九年级语文上册）1936年2月，毛泽东率抗日东征部队自陕北子长县出发抵达清涧袁家沟，穿行在海拔千米的雪塬，伟人胸中有丘壑，腕底起风云！

课本里的陕西，是延安大生产运动中的一架纺车——“这个时候，就连起初生过纺车的气的人也对纺车发生了感情。那种感情，是凯旋的骑士对战马的感情，是‘仰手接飞猱，俯身散马蹄’的射手对良弓的感情。”（吴伯箫《延安纺车抒怀》，苏教版九年级语文下册）摇动它，棉线根根，兜起抗战军民“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底气。在战火纷飞的岁月，纺车也是武器！

课本里的陕西，是宝塔山下的一抔黄土——“手抓黄土我不放，紧紧儿贴在心窝上……几回回梦里回延安，双手搂定宝塔山。”（贺敬之《回延安》，部编版八年级语文下册）捧起它，可以感受到诗人的赤子之心，“少年”远行千万里，对“母亲”延安的真情永不泯灭！

课本里的陕西，是“为人民服务”的热切召唤——“人总是要死的，但死的意义有不同……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替法西斯卖力，替剥削人民和压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鸿毛还轻。”（毛泽东《为人民服务》，人教版六年级语文下册）重温它，能体悟共产党人的初心与信仰。张思德牺牲了，革命的队伍更须砥砺前行！

红色、绿色、古色，风景、风情、风骨。曾经的陕西，以深厚的文化积淀定义了中华文明欣欣向荣的上半场；如今，低调务实不张扬，埋头苦干有决心的三秦人民，正奋力谱写新时代追赶超越的新篇章！

《光明日报》（ 2019年03月31日 10版）

长城一夫代表什么生肖2

有关隋炀帝的历史形象问题，在上世纪五十年代以前，学者们几乎一致给予了负面评价，确立了其暴君的历史形象。直到1959年，万绳楠发表《论隋炀帝》（《史学月刊》1959年第九期）提出异议，认为炀帝功大于过，是一个很有才能和气魄的政治家、军事家与文学家。此文一出，便引发了学界的争论，一直持续到九十年代。在八十年代之前，以否定万先生的看法为主流；八十到九十年代之间，支持者渐多。九十年代以后，学者们的意见基本达成一致，承认炀帝有一定的历史功绩，而他的负面历史形象，是贞观君臣有意抹黑的结果，目的是为新建立的唐王朝提供反面教材，加以镜鉴（参袁刚《隋炀帝传》，人民出版社，2001年）。不过，值得注意的是持“抹黑论”的学者与持“暴君论”的学者，所依据的主要史料都是《隋书》。贞观君臣有意抹黑，为何还能从中抉出炀帝的历史功绩呢？显然以史臣删削史料未净是解释不通的。笔者对此问题有些不成熟的思考，抛砖引玉以求教于方家。

《隋书》中炀帝的形象

《隋书》是在贞观三年（629年）由魏徵受诏总加撰定的，主要参与者有孔颖达、许敬宗，而徵“多所损益，务存简正。《隋史》序论，皆徵所作……时称良史”。对大多数史实的记述是真实的，评论是中肯的，在对炀帝问题的处理上尤为如此。炀帝的负面形象主要来自夺宗、奢靡、拒谏、黩武等事件，而《隋书》对这些事件的记述，并未言过其实地渲染，更没有抹黑。如在炀帝夺宗问题上，《隋书·炀帝纪》正文部分略而不提，在文末议论中说道：

初，上自以藩王，次不当立，每矫情饰行，以钓虚名，阴有夺宗之计。时高祖雅信文献皇后，而性忌妾媵。皇太子勇内多嬖幸，以此失爱。帝后庭有子，皆不育之，示无私宠，取媚于后。大臣用事者，倾心与交。中使至第，无贵贱，皆曲承颜色，申以厚礼。婢仆往来者，无不称其仁孝。又常私入宫掖，密谋于献后，杨素等因机构扇，遂成废立。

可以看出，史臣在述及炀帝善于矫饰觊觎帝位，阴谋夺宗这一基本史实时，用词平实准确，并没有针对炀帝个人的品德，做超越事实的鞭笞。

国家博物馆馆藏隋炀帝杨广画像

在奢靡问题上，主要是指炀帝盛治宫室和巡游。这两方面，《炀帝纪》文末评论说：“盛治宫室，穷极侈靡……每之一所，辄数道置顿，四海珍羞殊味，水陆必备焉，求市者无远不至”，而“史臣曰”中则更直接指出，炀帝“负其富强之资，思逞无厌之欲”。读之似乎有些渲染意味，但若翻检同书《食货志》和《大业杂记》，就会发现史臣所论都是有据可依的，炀帝建东都，“曾雉踰芒，浮桥跨洛，金门象阙，咸竦飞观，颓岩塞川，构成云绮，移岭树以为林薮，包芒山以为苑囿”，其中显仁宫“苑囿连接，北至新安，南及飞山，西至渑池，周围数百里。课天下诸州各贡草木花果奇禽异兽于其中”。西苑更甚，“周二百里。其内造十六院”，院庭“植名花，秋冬即翦彩为之，色渝则改著新者。其池沼之内，冬月亦翦彩为芰荷……苑内造山为海，周十余里，水深数丈。其中有方丈、蓬莱、瀛洲诸山，相去各三百步，山高出水百余尺。上有通真观、集灵台、总仙宫，分在诸山。风亭月观，皆以构成，或起或灭，若有神变”。若炀帝出巡，“舳舻相接，二百余里。所经州县，并令供顿，献食丰办者，加官爵，阙乏者，谴至死。又盛修车舆辇辂，旌旗羽仪之饰。课天下州县，凡骨角齿牙，皮革毛羽，可饰器用，堪为氅眊者，皆责焉”，过度的捕杀几乎使这类鸟兽绝迹。从这些情况来看，史臣说炀帝“思逞无厌之欲”是不为过的。

在拒谏问题上，炀帝就曾对近臣虞世南说过：“我性不欲人谏。若位望通显而来谏我，以求当世之名者，弥所不耐。至于卑贱之士，虽少宽假，然卒不置之于地。”于是，高熲因谏奢靡被杀，苏威因谏捕盗被除名。而后，随着政治形势的逐渐恶化，炀帝也愈来愈厌烦谏者。大业十二年（616年），炀帝见中原已乱，便听从宇文述的建议准备到江都避难，原藩邸属吏赵才，以百姓疲惫、府库空竭、盗贼蜂起为由，建议还驾长安，结果触怒炀帝被下狱。建节尉任宗亦谏不应赴江都，被杖杀于朝堂。奉信郎崔民象以盗贼充斥，于建国门上表，被先解其颐，然后斩首。正因为有此一系列的事件，所以《炀帝纪》才说炀帝“除谏官以掩其过”，这是十分客观的。

在黩武问题上，主要是北巡和东征。三次北巡突厥，旨在扬威，以第一次为最盛。大业三年（607年）五月，征发河北十余郡丁男开凿太行山，以通驰道，直达并州。然后，帅“甲士五十余万，马十万匹，旌旗辎重，千里不绝”深入突厥之境，启民可汗亲为除草，还率部开御道，直抵突厥牙帐。八月，炀帝幸启民帐，启民奉觞上寿，跪伏恭甚，王侯以下袒割于帐前，莫敢仰视。着实让炀帝赚足了威风，直到九月才返回了东都。三次东征高丽，旨在耀武。大业八年首征高丽时，扫地为兵，征得一百一十三万三千八百，兵具器杖皆令精新，馈运者倍之，大军首尾相继，鼓角相闻，旌旗亘九百六十里，创近古出师之盛，但却事与愿违，惨败而归，继而二征、三征，皆空劳国力无功而返，反而引发了大规模的民变浪潮，成了隋亡的导火线。《炀帝纪》称此为：“骄怒之兵屡动，土木之功不息，频出朔方，三驾辽左，旌旗万里，征税百端，猾吏侵渔，人不堪命。乃急令暴条以扰之，严刑峻法以临之，甲兵威武以董之，自是海内骚然，无聊生矣”，“黎庶愤怨，天下土崩，至于就擒而犹未之寤也”。应该说，这一评述也没有言过其实之处。

《隋书》在构建起炀帝负面形象的同时，对炀帝的个人能力和善政也不乏肯定之语。炀帝少时，美姿仪，“深沉严重，朝野属望”，高祖令其数次领兵，频有大功。开皇八年（588年），为行军元帅大举伐陈，次年，陈平，执陈佞臣施文庆、沈客卿、阳慧朗、徐析、暨慧等斩之，以谢三吴，“于是封府库，资财无所取，天下称贤”。连魏徵也承认，炀帝“早有令闻，南平吴、会，北却匈奴，昆弟之中，独著声绩”。不但有武功，炀帝也颇好学，尤善属文，《隋书·文学传》中称：“炀帝初习艺文，有非轻侧之论，暨乎即位，一变其风。其《与越公书》《建东都诏》《冬至受朝诗》及《拟饮马长城窟》，并存雅体，归于典制。虽意在骄淫，而词无浮荡，故当时缀文之士，遂得依而取正焉。所谓能言者未必能行，盖亦君子不以人废言也。”正因为炀帝能文好学，所以颇重国家文化事业的发展，本来高祖杨坚，“不悦儒术，专尚刑名”，“废天下之学，唯存国子一所，弟子七十二人”。炀帝即位后，改变了这一情况，“复开庠序，国子郡县之学，盛于开皇之初。征辟儒生，远近毕至，使相与讲论得失于东都之下，纳言定其差次，一以闻奏”，使文化一度出现了繁盛的局面。其时炀帝还广招儒士，授予官职，大业元年（605年）正月下诏，“若有名行显著，操履修洁，及学业才能，一艺可取，咸宜访采，将身入朝。所在州县，以礼发遣”，七月再次重申，“诸在家及见入学者，若有笃志好古，耽悦典坟，学行优敏，堪膺时务，所在采访，具以名闻，即当随其器能，擢以不次”，礼部侍郎许善心，便奏荐儒者徐文远为国子博士，包恺、陆德明、褚徽、鲁世达之辈并加品秩，授为学官。此后又多次下诏，征召儒士为官，其中最为著名的当属被世人称为“二刘”的刘焯、刘炫，“二人学通南北，博极古今”，焯“数穷天象，既精且博，洞幽究微，钩深致远，源流不测，数百年来，斯人而已”，炫“学实通儒，才堪成务，九流、七略，无不该览。虽探赜索隐，不逮于焯，裁成义说，文雅过之”。当时，名儒学士不远千里而至拜访的，不可胜数，但二人在高祖时并未受到足够的重视。炀帝即位，授“二刘”为太学博士，讲授经学，二人“所制诸经义疏，搢绅咸师宗之”，对后世也影响很大，孔颖达的《五经正义》中尚书和毛诗部分就是师法二刘而来的。由此可见，《隋书》对炀帝的文学修养，以及大兴学校发展文化，重视人才的善政，是持肯定态度的。

江苏，扬州博物馆馆藏文物。隋炀帝下江南壁画（现代）

综合以上正反两方面来看，《隋书》对炀帝的评论是客观的，不存在故意抹黑的意味。如果想抹黑炀帝，则贞观史臣尽可以大肆渲染炀帝弑父的恶行，相反史臣对此事还做了相当的回护，至少在《隋书》中找不到对这一事件的正面描写。至于让后世史家感到抹黑炀帝的，主要是《炀帝纪·史臣曰》的后半部分，说炀帝“莫肯念乱，振蜉蝣之羽，穷长夜之乐。土崩鱼烂，贯盈恶稔，普天之下，莫匪雠仇，左右之人，皆为敌国。终然不悟，同彼望夷，遂以万乘之尊，死于一夫之手。亿兆靡感恩之士，九牧无勤王之师。子弟同就诛夷，骸骨弃而莫掩，社稷颠陨，本枝殄绝，自肇有书契以迄于兹，宇宙崩离，生灵涂炭，丧身灭国，未有若斯之甚也”。读之确有些渲染夸张之处，但细思之，这是由贞观史臣的史识造成的，在“家天下”时代，君主只要灭祀、亡国，就必然要受到猛烈的批判，更何况隋朝还是在不当亡的情况下亡了，如果把这说成是史臣对炀帝的故意抹黑，实际是用现代史家的史识来苛求古人。

无抹黑之必要

《隋书》没有刻意抹黑炀帝的形象，并且也没有抹黑的必要。这主要有三方面的原因。

首先，贞观史臣没必要通过刻意抹黑炀帝形象，来树立唐政权的合法性。此点孟彦弘先生已有说明：“魏晋几百年，政权更迭十分频繁，人们其实不太把政权更迭当回事，这跟明末完全不同。既然不当回事，所以也就没必要刻意‘抹黑’。”（参见《澎湃新闻·上海书评》所刊访谈“孟彦弘谈《隋书》与快速崩溃的隋朝”）

其次，抹黑炀帝不符合贞观君臣的整体利益。从李世民方面来讲，自北周开始，李家与杨家就是亲戚关系，李渊是炀帝的表兄弟，李世民是炀帝的表侄。太原起兵本就是以匡复隋室为名，其后入长安，立代王为帝，遥尊炀帝为太上皇。建唐后，又视江都之变中宇文化及、裴虔通为叛逆，将其子孙全部流放。那么如果在修史中一味抹黑炀帝，就等于说从太原起兵到流放叛逆子孙的这一系列举动的政治立场错了，因此只能客观评价，而不能刻意抹黑。从臣下的角度来讲，许多贞观名臣都是由隋入唐的，他们大多做过隋官，有的还很受炀帝赏识，例如《隋书》主要修撰者孔颖达，“大业初，举明经高第，授河内郡博士。时炀帝征诸郡儒官集于东都，令国子秘书学士与之论难，颖达为最……属隋乱，避地于武牢”；另一主撰许敬宗，幼善属文，大业中举秀才，“授淮阳郡司法书佐，俄直谒者台，奏通事舍人事。江都之难……敬宗流转投于李密”。这样如果他们刻意抹黑炀帝，一来，他们受炀帝赏识的经历就不好对人解释了。二来，也会显得他们“危而不持，颠而不扶”。李世民就曾和魏徵论及“群盗”蜂起，炀帝滥杀无辜之事，李世民说：“非是炀帝无道，臣下亦不尽心。须相匡谏，不避诛戮，岂得惟行谄佞，苟求悦誉。”所以刻意抹黑炀帝，对他们自身也是不利的。

最后，抹黑炀帝也起不到镜鉴的作用。修《隋书》的主要目的是为了给当朝统治者提供镜鉴。秉笔直书，才能让君主更好地扬善避恶。如果抹黑歪曲，就无法得到准确的经验教训。《隋书》纪、传部分成于贞观十年（636年），次年，魏徵在上疏中提到：“彼炀帝岂恶天下之治安，不欲社稷之长久，故行桀虐，以就灭亡哉！恃其富强，不虞后患。驱天下以从欲，罄万物而自奉。”显见，这是魏徵在修撰《隋书》时得到的经验，可简单地概括为“纵欲亡国，节欲兴国”，这一经验是基于史实得到的，是很准确的。因此才成了太宗执政的一条指导思想，不数年终有贞观之治。总之，我以为《隋书》中对炀帝形象的描述基本是客观的，没有刻意地抹黑。

长城一夫代表什么生肖3

潇贺古道是秦、汉王朝基于大一统目的而修筑的水、陆通道，由潇水—新道—临水（贺江）构成。古道位于湘粤桂三省的交界地带，陆路段经道县、江永、江华等地，穿过都庞岭与萌渚岭之间的富川县后达临贺（今贺州八步区），北接湘江支流之潇水，南连西江支流之贺江，长江水系与珠江水系因此相连，是古代中原连通岭南的主要通道之一，也是“海陆丝绸之路”的重要对接通道之一，距今已有两千余年历史。

潇贺古道的形成与演化

秦统一后，开启了平定岭南的进程，并于“三十四年，适治狱吏不直者，筑长城及南越地”，修建潇贺古道等入岭通道。秦代的潇贺古道大致分两种走向：一是西线，据《富川县志》载，先秦时楚越民间多利用南岭天然孔道交往，公元前213年，秦扩建岭口古道为“新道”，新道起于湖南道县双屋凉亭，经江永县入富川县，经麦岭、青山口（葛坡）、黄龙至古城接贺江，全程170公里，宽1米至1.5米，为青石或鹅卵石铺筑；二是东线，从湖南道县经江华县的大路铺、白芒营、大石桥至广西的白沙达贺州。另外，从白芒营也可入萌渚岭一侧的小圩、大圩，经广西的开山后达桂岭，《贺县志》称此岔道为桂岭通楚古道，辟于春秋战国时期，全道翻山越岭，蜿蜒曲折，长22.5公里，宽2米，路心砌鹅卵石、片石。

至汉代，古道基本沿用秦时线路，是汉朝统一岭南的主要通道，并投入大量人力、物力维护与扩建。例如，公元前196年，汉高祖派陆贾出使南越，取此道顺贺江下西江。公元前112年，汉攻南越，“归义越侯二人为戈船、下濑将军，出零陵，或下漓水，或抵苍梧”，汉军取此道下苍梧。平定南越后，岭南置南海、苍梧等九郡，其中苍梧十县中有封阳、广信、冯乘等六县设在古道沿线并筑城防守。公元前111年，古道扩修为“楚粤通衢”，江永县经桃川至富川古城的线路，东移至经麦岭、葛坡南下至古城，并在富川西北设谢沐关，由陆贾等将官驻守，关内有千夫营、兵栈、粮库等，目的是控制此要道。

唐以降，随着梅关古道（一东）的开辟与灵渠（一西）的重修，潇贺古道作为官方通道的地位下降。一方面，公元716年，张九龄奉旨在大庾岭路基础上开凿新道，将其修拓成“坦坦而方五轨，阗阗而走四通”且可容两车对行、长30余里的大道，大幅缩减了中原与岭南的距离，自此“蚁施鱼贯百货集，肩摩踵接行人担”；另一方面，公元825年，观察使李渤重疏灵渠、增建陡门，“重为疏引，仍增旧迹，以利舟行”，便利行船与灌溉。公元868年，防御使鱼孟威续修灵渠，“渠遂汹涌，虽百斛大舸，一夫可涉”，灵渠通航能力大增，加上桂林地势比贺州平坦，灵渠成为中原直通广西的水路要道。

此后，潇贺古道逐渐从国家性的交通要道转变为地方性的民间通道，但其仍是沟通岭南、岭北民间交往、商贸往来、民族迁徙的通道，历代地方官府与民间士绅不断对其改造与修缮，逐渐形成了一套主次分明、水陆并举、路路相通的复杂交通网络，古道沿线也留下大量关隘、祠堂、长亭、码头、文庙、桥梁、寺庙等历史遗迹。新中国成立后，随着湘桂铁路与各级公路的修建与开通，尤其是1966年龟石水库建成后富江航道的衰落，导致古道失去枢纽作用而退出历史舞台，如今只能在其沿线的乡野或古村落中觅得部分残迹。

从潇贺古道到南岭民族走廊

1978年，社会学家费孝通首次提出“走廊”概念。20世纪80年代，他进一步阐述了南岭、藏彝、河西等民族走廊的价值，用宏观、全面、整体的观念去看各民族的来往变动。通过民族走廊的视角，较好地解答各民族的形成、接触、融合、变化等问题，此提法也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推向了具体化、可操作的层面。他认为，将中国各民族走廊的民族互动整合起来，基本构成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格局。

南岭作为地理学概念，是湘、粤、桂、赣四省区边界一系列山脉总称，包括大庾、骑田、萌渚、都庞、越城等五岭，是古代隔绝中原与岭南的天然屏障，《史记》载“（秦）北有长城之役，南有五岭之戍”，故南岭也被称为五岭。在南岭走廊，长期生活着壮侗语系的壮、布依、侗、水、仫佬、毛南以及苗瑶语系的苗、瑶、畲等民族，还有历史上从这条走廊迁徙的汉、回、彝、仡佬、满、土家、傣等民族，因此南岭也是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核心地带之一。据宋人周去非考证，“入岭南之途有五，自道入广西之贺，四也”，潇贺古道作为南岭五道之一，具有通行早、陆途短、水路近等天然优势，推动了南岭及岭南地区的人口迁徙、农业开发与民族融合等。

一是人口迁徙。公元前214年，《史记》载“（秦）发诸尝逋亡人，赘壻贾人为兵，略取南越陆梁地，置桂林、南海、象郡，以谪徙民五十万戍五岭，与越杂处”，《永州府志》载“秦置五岭之戍，萌渚之峤，江华白芒营是其一焉”，说明潇贺古道在秦时已是主要移民通道。秦末，赵佗“求女无夫家者三万人，秦皇帝可其万五千人”，建立南越国政权后，他又实施“和辑百越”政策，推动中原人与越人通婚。此后，历代中原人口多因驻军戍边、流放谪贬、躲避战乱等因素不断南迁与越人融合，百越民族也凭此道迁徙扩散，广泛分布在岭南的客家人便是南北民族大融合的例证。

二是农业开发。先秦时期，南岭及岭南地区人口稀少，劳动力匮乏，《史记》载“楚越之地，地广人稀，饭稻羹鱼，或火耕而水耨”，而秦及后世历代中原人口的南迁，也带来了先进的生产工具、冶炼技术与农耕技术，在潇贺古道沿线传播并扩散。例如，广西考古资料表明，中原先进的农业技术早在汉代就在南岭及岭南地区广泛传播使用，贺州莲塘出土的东汉墓葬中有两件三角形的铁铧，底面平滑、正面隆起，中空可容犁头，说明牛耕技术已推广。广西贵港罗泊湾一号汉墓曾出土铣15件、锸40件、锄120件等大量铁制农具，《从器志》木牍上也记录了水稻良种的仓储技术等。

三是民族融合。潇贺古道沿线生活着瑶、汉、壮、苗、侗、彝等10余个民族以及七都、八都、九都、广信、民家、保庆、广府、客家、桂柳、梧州等20余个族群，各民族在文化上彼此吸收借鉴，互相帮助、互相尊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例如，在富川县，汉、瑶、壮、彝等多民族共居一村，各民族相互通婚且一个家庭会说四、五种民族语言的现象十分普遍。古道沿线的刘仙娘、盘古、龙王、关帝等神灵及其庙宇，也多由各民族共同修建与祭祀。1991年，在贺州沙田镇出土的国家一级文物麒麟樽，集龙、凤、麒麟等于一身，亦是中原与百越民族融合的历史印记。

道路、走廊与开放的中国

公元前138年，汉武帝派张骞出使西域，开辟了“陆上丝绸之路”，但匈奴控制下的河西走廊，阻碍了丝路的畅通。公元前111年，汉武帝平定南越后，为寻求前往西域的新通道，意外开辟了一条“海上丝绸之路”。据《汉书》载，汉武帝曾派黄门译长率招募商人等，携黄金、缯布、丝绸等从长安出发，南下至合浦、徐闻出海，往西南航行至都元、邑卢没、谌离、黄支等国，换取珍珠、宝石等，至已程不国后返程长安。此次远航虽未到达西域，却意外打通了一条海上贸易通道。

此通道可视为南岭交通的对外延伸，即借助连接长江水系与珠江水系的潇贺古道等通岭要道，中外的海陆交通与商贸往来得以沟通，因为潇贺古道的东西线路在贺州汇合后可顺流南下，往东可通珠江，出粤、港和东南亚地区；往西沿西江与徐闻、合浦的港口相通。海上贸易畅通以后，中国的丝绸、瓷器、茶叶、黄金、漆器、香料等不断传至海外，国外的珊瑚、琥珀、玳瑁、珍珠以及胡椒、玉米、番薯、马铃薯等相继传入中国，从而促进了中西方的商贸互惠、文明交流以及中国农业经济的发展。

综上，交通是经济的脉络和文明的纽带。如果我们以潇贺古道为起点，将目光聚焦在南岭走廊的外部区域，就会发现中国三大民族走廊相互连通的脉络，即：南岭走廊沟通了中国的海路与陆路，河西民族走廊沟通了中亚和西亚地区，藏彝走廊沟通了南亚地区，勾勒出一个“互联互通”的亚洲体系，推动了民族迁徙、经济融通、人文交流，记录着亚洲各国交往交流、互通有无的文明对话。

（作者：周大鸣，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走廊与聚落——潇贺古道石枧村民族志研究”负责人、中山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