鹆代表什么生肖
宋朝第八位皇帝宋徽宗名赵佶-艺术家，瘦金体，靖康,下面一起来看看本站小编煮酒话给大家精心整理的答案，希望对您有帮助
鹆代表什么生肖1
宋徽宗，名赵佶（公元1082年11月2日～1135年6月4日），神宗11子，哲宗弟，是宋朝第八位皇帝。赵佶先后被封为遂宁王、端王。哲宗于公元1100年正月病死时无子，向皇后于同月立他为帝。第二年改年号为“建中靖国”。宋徽宗在位25年（1100年2月23日—1126年1月18日），国亡被俘受折磨而死，终年54岁，葬于永佑陵（今浙江省绍兴县东南35里处）。 他自创一种书法字体被后人称之为“瘦金书”，另外，他在书画上的花押是一个类似拉长了的“天”字，据说象征“天下一人”。
元符 ： 1100年
建中靖国：1101年
崇宁：1102年—1106年
大观：1107年—1110年
政和：1111年—1118年
重和：1118年—1119年
宣和：1119年—1125年
人物简介
姓名：赵佶
出生：元丰五年（1082）
属相：狗
卒年：绍兴五年（1135）
享年：54
谥号：圣文仁德显孝皇帝
庙号：徽宗
陵寝：祐陵
初婚：18岁
配偶：王皇后、郑皇后
子女：31子34女
继位人：赵桓
最得意：收复燕京
最失意：被金人俘虏
最不幸：客死他乡
最痛心：馆藏书画为金人所夺
最擅长：绘画、书法
徽宗生平
赵佶于在位期间，过分追求奢侈生活，在位期间，重用蔡京、王黼、童贯、梁师成、朱勔、李邦彦等奸臣主持朝政，大肆搜刮民财，穷奢极侈，荒淫无度。建立专供皇室享用的物品造作局。又四处搜刮奇花异石，用船运至开封，称为「花石纲」，以营造延福宫和艮岳。竟将父亲留下的当时世界上百分之七十的财产给花光了。他信奉道教，自称「教主道君皇帝」，大建宫观，并设道官二十六阶，发给道士俸禄。在位期间，爆发方腊领导的民变。宣和二年（1120年），遣使与金朝订立盟约，夹攻辽国。宣和七年，金军南下攻宋。他传位赵桓（钦宗），自称太上皇。靖康元年（1126年）八月，金太宗再次命东、西两路军大举南下，宋兵部尚书孙傅把希望放在道士郭京身上，妄以“六甲法”破敌，但神兵大败，金兵 分四路乘机攻入城内，金军攻占了汴京。宋钦宗遣使臣何㮚到金营请和，宗翰、宗望二帅不允。靖康二年（天会五年，1127年）二月，金太宗下诏废徽、钦二帝，贬为庶人，北宋灭亡（960年—1127年），二帝被俘北上。后被押往北边囚禁。天会八年（1130年）七月，又将二帝迁到五国城（今黑龙江省依兰县城北旧古城）软禁。到达五国城时，随行男女仅140余人。流放期间徽宗仍雅好写诗，读唐代李泌传，感触颇深。五年后，天会十三年（绍兴五年，1135年）四月，病死于五国城。照当地习俗火葬。
皇统元年（1141年） 二月，金熙宗为改善与南宋的关系，将死去的徽宗追封为天水郡王，将钦宗封为天水郡公。第一提高了级别，原来封徽宗为二品昏德公，追封为天水郡王，升为一品，原封钦宗为三品重昏侯，现封为天水郡公，
升为二品。第二是去掉了原封号中的污侮含义。第三是以赵姓天水族望之郡作为封号，以示尊重。绍兴十二年（1142年）三月，宋金《绍兴和议》彻底完成所有手续。夏四月丁卯（1142年5月1日），高宗生母韦贤妃同徽宗棺椁归宋。同年八月十余辆牛车到达临安，十月，南宋将徽宗暂葬于会稽（今浙江省绍兴市），名曰永固陵（后改名永佑陵）。
徽宗酷爱艺术，在位时将画家的地位提到在中国历史上最高的位置，成立翰林书画院，即当时的宫廷画院。以画作为科举升官的一种考试方法，每年以诗词做题目曾刺激出许多新的创意佳话。如题目为“山中藏古寺”，许多人画深山寺院飞檐，但得第一名的没有画任何房屋，只画了一个和尚在山溪挑水；另题为“踏花归去马蹄香”，得第一名的没有画任何花卉，只画了一人骑马，有蝴蝶飞绕马蹄间，凡此等等。这些都极大地刺激了中国画意境的发展。
他对自然观察入微，曾写到：“孔雀登高，必先举左腿”等有关绘画的理论文章。广泛搜集历代文物，令下属编辑《宣和书谱》、《宣和画谱》、《宣和博古录》等著名美术史书籍。对研究美术史 有相当大的贡献。
徽宗还喜爱在自己喜欢的书画上题诗作跋，后人把这种画叫“御题画”。由于许多画上并没有留下作者的名字，他本人又擅长绘画。对鉴别这些画是否是赵佶的作品有不小的难度。有一观点确定他的真迹有《诗帖》 《柳鸭图》《池塘晚秋图》《竹禽图》《四禽图》等，而《芙蓉锦鸡图》《腊梅山禽图》是御题画。
另外，徽宗独创的瘦金体书法独步天下， 直到今天相信也没有人能够超越。这种瘦金体书法，挺拔秀丽、飘逸犀利，即便是完全不懂书法的人，看过后也会感觉极佳。传世不朽的瘦金体书法作品有《瘦金体千字文》、《欲借风霜二诗帖》、《夏日诗帖》、《欧阳询张翰帖跋》等。此后八百多年来，迄今没有人能够达到他的高度，可称为古今第一人。
徽宗尊信道教，大建宫观，自称教主道君皇帝，并经常请道士看相算命。他的生日是5月5日，道士认为不吉利，他就改称10月10日；他的生肖为狗，为此下令禁止汴京城内屠狗。
公元1126年闰11月底，金兵再次南下。12月15日攻破汴京，金帝废宋徽宗与子赵桓为庶人。公元1127年3月底， 金帝将徽、钦二帝，连同后妃、宗室，百官数千人，以及教坊乐工、技艺工匠、法驾、仪仗、冠服、礼器、天文仪器、珍宝玩物、皇家藏书、天下州府地图等押送北方，汴京中公私积蓄被掳掠一空，北宋灭亡。因此事发生在靖康年间，史称“靖康之变”。 据说，宋徽宗听到财宝等被掳掠毫不在乎，等听到皇家藏书也被抢去，才仰天长叹几声。宋徽宗在被押送的途中，受尽了凌辱。先是爱妃王婉容等被金将强行索去。接着，到金国都城后，被命令与赵桓一起穿着丧服，去谒见金太祖完颜阿骨打的庙宇，意为金帝向祖先献俘。尔后，宋徽宗被金帝辱封为昏德公，关押于韩州（今辽宁省昌图县），后又被迁到五国城（今黑龙江省依兰县）囚禁。囚禁期间，宋徽宗受尽精神折磨，写下了许多悔恨、哀怨，凄凉的诗句，如：
“彻夜西风撼破扉，萧条孤馆一灯微。家山回首三千里，目断山南无雁飞。”
公元1127年7月，宋徽宗派臣子曹勋从金偷偷逃到南宋，行前交给他一件自己穿的背心，背心上写着“你快来援救父母。”宋徽宗将这几个字出示给周围的臣子看，群臣都悲泣不已。宋徽宗哭着 叮咛曹勋，切记要转告高宗“不要忘了我北行的痛苦”，说着取出白纱手帕拭泪，尔后将手帕也交给曹勋说：“让皇上（高宗）深知我思念故国而 哀痛泪下的情景。”
宋徽宗被囚禁了9年。公元1135年四月甲子日，终因不堪精神折磨而死于五国城，享年54岁。金熙宗将他葬于河南广宁（今河南省洛阳市附近）。公元1142年8月乙酉日，宋金根据协议，将宋徽宗遗骸运回临安（今浙江省杭州市），由宋高宗葬之于永佑陵，立庙号为徽宗。
宋徽宗的签名堪称甚有特点。像一个“天”字但是这“天”字的第一笔又和下面的有一段距离。其意为 “天下一人”
宋徽宗在位时广收古物和书画，扩充翰林图画院，并使文臣编辑《宣和书谱》、《宣和画谱》、《宣和博古图》等书，对绘画艺术有很大的推动和倡导作用。吹弹、书画、声歌、词赋无不精擅。平生著作极多，都散佚无存。存世画迹有《芙蓉锦鸡》、《池塘秋晚》、《四禽》、《雪江归棹》等图。有词集《宋徽宗词》。 徽宗未做皇帝之前，就喜好书画，与驸马都尉王诜、宗室赵令穰等画家往来。即位以后，在书画方面却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并对中国绘画的发展有过重要贡献，其中之一就是对于画院的重视和发展。他于崇宁三年（1104年）设立了画学，正式纳入科举考试之中，以招揽天下画家。画学分为佛道、人物、山水、鸟兽、花竹、屋木六科，摘古人诗句作为考题。考入后按身份分为“士流”和“杂流”，分别居住在不同的地方，加以培养，并不断进行考核。入画院者，授予画学正、艺学、待诏、祗侯、供奉、画学生等名目。当时，画家的地位显著提高，在服饰和俸禄方面都比其他艺人为高。有如此优厚的待遇，加上作为书画家的徽宗对画院创作的指导和关怀，使得这一时期的画院创作最为繁荣。在他的指示下，皇家的收藏也得到了极大的丰富，并且将宫内书画收藏编纂为《宣和书谱》和《宣和画谱》，成为今天研究古代绘画史的重要资料。
宋徽宗本人的创作面目并不象他要求画院画家的那样工谨细丽，而是偏于粗犷的水墨画。传世作品中，有其签押的作品较多，但所画比较工细的，如《祥龙石图》、《芙蓉锦鸡图》、《听琴图》、《雪江归棹图》（以上均藏于故宫博物院）、《瑞鹤图》（辽宁省博物馆藏）、《翠竹双雀图》（美国大都会博物馆藏）等作品皆被专家认定为是画院中高手代笔之作。只有藏于美国纳尔逊艺术博物馆的《四禽图》卷和上海博物馆藏的《柳鸦图》卷被认定是他的亲笔，两画都是水墨纸本，笔法简朴，不尚铅华，而得自然之趣。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的《池塘秋晚图》也属此类。
著名的《清明上河图》，也和这位书画皇帝不无干系。张择端完成这幅歌颂太平盛世历史长卷后，首先将它呈献给了宋徽宗。宋徽宗因此成为此画的第一位收藏者。作为中国历史上书画大家的宋徽宗酷爱此画，用他著名的"瘦金体"书法亲笔在图上题写了"清明上河图"五个字，并钤上了双龙小印（今佚）。北宋灭亡后，兴盛一时的徽宗宣和画院随之结束，一些画院画家经过辗转逃亡，逐渐集结于南宋的都城临安，先后被恢复在画院中的职务，成为南宋画院的骨干力量。李唐、刘宗古、杨士贤、李迪、李安忠、苏汉臣、朱锐、李从训等都属于这种情况。宋高宗虽然在政治上也是苟且偷安，但对于书画之事，仍十分重视，特别是后来他利用绘画为他的政治服务，组织画家进行创作。所以，南宋时绘画活动主要还是以画院为中心。
宋徽宗赵佶他创造的“瘦金书”，颇得书法家重视，用这种字体书写的崇宁大观等钱币是收藏家至爱的珍品。《书史会要》评价说：“徽宗行草正书，笔势劲逸，初学薛稷，变其法度，自号瘦金书，意度天成，非可以形迹求也。”他的绘画重视写生，尤善画花鸟画，极强调细节，以精工逼真著称。
徽宗酷爱艺术，在位时将画家的地位提到在中国历史上最高的位置，成立翰林书画院，即当时的宫廷画院。以画作为科举升官的一种考试方法，每年以诗词做题目曾刺激出许多新的创意佳话。如题目为“山中藏古寺”，许多人画深山寺院飞檐，但得第一名的没有画任何房屋，只画了一个和尚在山溪挑水；另题为“踏花归去马蹄香”，得第一名的没有画任何花卉，只画了一人骑马，有蝴蝶飞绕马蹄间，凡此等等。这些都极大地刺激了中国画意境的发展。 他对自然观察入微，曾写到：“孔雀登高，必先举左腿”等有关绘画的理论文章。广泛搜集历代文物，令下属编辑《宣和书谱》、《宣和画谱》、《宣和博古录》等著名美术史书籍。对研究美术史有相当大的贡献。
徽宗还喜爱在自己喜欢的书画上题诗作跋，后人把这种画叫“御题画”。由于许多画上并没有留下作者的名字，他本人又擅长绘画。对鉴别这些画是否是赵佶的作品有不小的难度。有一观点确定他的真迹有《柳鸭图》《池塘晚秋图》《竹禽图》《四禽图》等，而《芙蓉锦鸡图》《腊梅山禽图》是御题画。
宋徽宗还亲自出题，留下了“踏花归来马蹄香”的佳话：一日，赵佶踏春而归，雅兴正浓，便以“踏花归来马蹄香”为题，在御花园举行了一次别开生面的画考。这里“花”、“归来”、“马蹄”都好表现，唯有“香”是无形的东西，用画很难表现。许多画师虽有丹青妙手之誉，却面面相觑，无从下笔。有的画是骑马人踏春归来，手里捏一枝花；有的还在马蹄上面沾着几片花瓣，但都表现不出“香”字来。独有一青年画匠奇思杰构，欣然命笔。画构思很巧妙：几只蝴蝶飞舞在奔走的马蹄周围，这就形象地表现了踏花归来，马蹄还留有浓郁的馨香。宋徽宗俯身细览，抚掌大赞：“妙！妙！妙！”接着评道，“此画之妙，妙在立意妙而意境深。把无形的花‘香’，有形的跃然于纸上，令人感到香气扑鼻！” 众画师一听，莫不惊服，皆自愧不如。他还发展了宫廷绘画，广集画家，创造了宣和画院，培养了像王希孟、张择端、李唐等一批杰出的画家。他组织编撰的《宣和书谱》和《宣和画谱》、《宣和博古图》等书。是美术史研究中的珍贵史籍，至今仍有极其重要的参考价值。
他崇奉道教，他多次下诏搜访道书，设立经局，整理校勘道籍，政和年间编成的《政和万寿道藏》是我国第一部全部刊行的《道藏》。他下令编写的“道史”和“仙史”，也是我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道教史和道教神化人物传记。宋徽宗还亲自作《御注道德经》、《御注冲虚至德真经》和《南华真经逍遥游指归》等书，使我国道籍研究有了完备的资料。
世人评价
章惇：“端王轻佻，不可君天下。”
《宋史》记载：“迹徽宗失国之由，非若晋惠之愚、孙皓之暴，亦非有曹、马之篡夺，特恃其私智小慧，用心一偏，疏斥正士，狎近奸谀。于是蔡京以獧薄巧佞之资，济其骄奢淫佚之志。溺信虚无，崇饰游观，困竭民力。君臣逸豫，相为诞谩，怠弃国政，日行无稽。及童贯用事，又佳兵勤远，稔祸速乱。他日国破身辱，遂与石晋重贵同科，岂得诿诸数哉？昔西周新造之邦，召公犹告武王以不作无益害有益，不贵异物贱用物，况宣、政之为宋，承熙、丰、绍圣椓丧之馀，而徽宗又躬蹈二事之弊乎？自古人君玩物而丧志，纵欲而败度，鲜不亡者，徽宗甚焉，故特著以为戒。”
元代脱脱撰《宋史》的《徽宗纪》，不由掷笔叹曰：“宋徽宗诸事皆能，独不能为君耳！”
《人间正道是沧桑》：宋徽宗就像是李煜的翻版！
青楼天子
风流君王的纨绔生活
元符三年正月，年仅25岁的哲宗驾崩，没留下子嗣。显然，皇帝只能从哲宗的兄弟中选择。神宗共有14子，当时在世的有包括端王赵佶在内的五人。赵佶虽为神宗之子，却非嫡出，按照宗法制度，他并无资格继承皇位。哲宗去世当天，向太后垂帘，哭着对执政大臣们说：“国家不幸，哲宗皇帝无子，天下事须早定。”宰相章惇当即提出，按照嫡庶礼法，当立哲宗同母弟简王赵似。不料向太后不同意。章惇只好改口说，若论长幼，那么当立年长的申王赵佖（bì）为帝。这两个建议都排除了端王赵佶。然而，向太后看中的恰恰是赵佶。赵佶并非向太后所生，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向太后坚持立赵佶为帝，目前学术界尚无定论，可能与赵佶在向太后心目中良好的印象有关。赵佶每天都到向太后住处请安，称得上是又聪明又孝顺的孩子，因此向太后偏爱他。哲宗病重期间，向太后对谁继承皇位，早已胸有成竹，故她并不接受章惇的意见。她语气坚决地说：“老身无子，所有的皇子都是神宗的庶子，不应再有区别，简王排行十三，不可排在诸兄之前，而申王眼有疾病，不便为君，所以还是立端王为好！”表面上看，向太后办事公平，但在这些冠冕堂皇的言辞背后，显然是在偏袒赵佶，为其继承皇位找到合情合理的借口。章惇是反对端王即位的，他认为“端王轻佻，不可以君天下”，这是将攻击的矛头直接转向了赵佶的人品，而向太后却不以为然。双方为此僵持不下，互不相让。关键时刻，知枢密院曾布首先附和太后之议，尚书左丞蔡卞、中书门下侍郎许将也相继表示赞同。章惇势单力薄，不再争辩。赵佶就这样被向太后、曾布、蔡卞等人推上了皇帝宝座，他就是徽宗。
赵佶生于元丰五年（1082）十月十日，自幼养尊处优，逐渐养成了轻佻浪荡的性格。据说在他降生之前，其父神宗曾到秘书省观看收藏的南唐后主李煜的画像，“见其人物俨雅，再三叹讶”，随后就生下了徽宗，“生时梦李主来谒，所以文采风流，过李主百倍”。这种李煜托生的传说固然不足为信，但在赵佶身上，的确有李煜的影子。徽宗自幼爱好笔墨、丹青、骑马、射箭、蹴鞠，对奇花异石、飞禽走兽有着浓厚的兴趣，尤其在书法绘画方面，更是表现出非凡的天赋。
随着年龄的增长，赵佶迷恋声色犬马，游戏踢球更是他的拿手好戏。赵佶身边有一名叫春兰的侍女，花容月貌，又精通文墨，是向太后特意送给他的，后来逐渐变成了他的玩物。但赵佶并不满足，他以亲王之尊，经常微服游幸青楼歌馆，寻花问柳，凡是京城中有名的妓女，几乎都与他有染，有时他还将喜欢的妓女乔装打扮带入王府中，长期据为己有。 与此同时，赵佶结交了一批与他臭味相投的朋友。他的挚友王诜（shēn），娶英宗之女魏国大长公主，封为驸马都尉。但王诜为人放荡，行为极不检点。虽然公主温柔贤淑，尽心侍奉公婆，而王诜却偏偏宠爱小妾，她们竟然多次顶撞公主。神宗为此曾两次将王诜贬官，但他却不思悔改，甚至在公主生病时，当着公主的面与小妾寻欢作乐。品行如此恶劣之人，却是赵佶的坐上宾。他们经常一起光顾京城内有名的妓馆——撷芳楼。王诜藏有名画《蜀葵图》，但只有其中半幅，他时常在赵佶面前提及此事，遗憾之情，溢于言表。赵佶便记于心，派人四处寻访，终于找到另外半幅画，就把王诜手中的那半幅也要了过去。王诜以为酷爱书画的赵佶要收藏这幅画，哪知赵佶却将两半幅画裱成一幅完整的画送给了他，于此可知二人之间的关系之深。
赵佶对王诜如此大方，王诜自然投桃报李。有一次，赵佶在皇宫遇到王诜，恰巧因为忘带篦（bì）子，便向王诜借篦子梳头。王诜把篦子递给他。赵佶见王诜的篦子做得极为精美，爱不释手，直夸篦子新奇可爱。王诜不失时机地说：“近日我做了两副篦子，有一副尚未用过，过会儿我派人给你送过去。”当晚，王诜便差府中小吏高俅去给赵佶送篦子。高俅到赵佶府中时，正逢赵佶在蹴鞠（cùjū），就徽宗观高俅蹴鞠图在旁边观看等候。赵佶善踢蹴鞠，而高俅早年便是街头踢蹴鞠的行家，精于此技。见到赵佶踢得好时，高俅大声喝彩。赵佶便招呼高俅对踢。高俅使出浑身解数，陪赵佶踢球。赵佶玩得非常尽兴，便吩咐仆人向王诜传话，说要将篦子和送篦子的小吏一同留下。高俅日益受到赵佶的宠幸。后来，有些仆人跟赵佶讨赏，他居然说：“你们有他那样的脚吗？”赵佶之放浪形骸可见一斑。
当上皇帝以后，徽宗禀性难移，无心于政务，继续过着糜烂生活。徽宗17岁成婚，娶德州刺史王藻之女，即位后，册王氏为皇后。王皇后相貌平平，生性俭约，不会取悦徽宗，虽为正宫，但并不得宠。此时，徽宗宠幸的是郑、王二贵妃，二人本是向太后宫中的押班（内侍官名），生得眉清目秀，又善言辞。徽宗为藩王时，每到慈德宫请安，向太后总是命郑、王二人陪侍。二人小心谨慎，又善于奉承，颇得徽宗好感，时间一长，向太后有所觉察，及徽宗即位，便把二人赐给他。徽宗如愿以偿，甚为欢喜。据记载，郑氏“自入宫，好观书，章奏能自制，帝爱其才”。显而易见，郑氏不仅姿色出众，而且还能帮助徽宗处理奏章。因此，徽宗更偏爱郑氏。徽宗多次赐给郑氏情词艳曲，后来传出宫禁，广为流传。王皇后去世，徽宗于政和元年（1111）册封郑氏为皇后。 除了郑、王二氏之外，受宠爱的还有二刘贵妃、乔贵妃、韦贵妃等人。刘贵妃，出身寒微，却花容月貌，入宫即得到赵佶宠幸，由才人连升7级而至贵妃。然而，好景不长，升贵妃后不久即去世。刘贵妃曾亲手在庭院中种植了几株芭蕉，当时她说：“等这些芭蕉长大，恐怕我也看不着了。”在旁的侍从闻听此言，慌忙上奏徽宗，徽宗起初很不在意。谁知过了两天，刘贵妃病重，等徽宗前去探视时，刘贵妃已撒手而去。徽宗悲痛不已，特加四字谥号“明达懿文”，将其生平事迹编成诗文，令乐府谱曲奏唱。
正当徽宗为此伤感时，内侍杨戬（jiǎn）在徽宗面前夸耀另一刘氏有倾国倾城之貌，不亚于王昭君，徽宗将其召入宫中。刘氏本是酒家之女，出身卑贱，但长得光艳风流。徽宗一见，魂不守舍，瞬间便将丧妃之痛遗忘殆尽。徽宗对刘氏大加宠爱，与她形影不离，若离了她，竟是食不甘味，夜不能寐。刘氏天资颖悟，善于逢迎徽宗。还极善涂饰，每制一衣，款式新颖，装扮起来胜似天仙。不但徽宗喜欢，就连京城内外也竞相仿效。在徽宗看来，刘氏回眸一笑，六宫粉黛尽无颜色。道士林灵素见刘氏如此得宠，便曲意奉承，称刘氏为“九华玉真安妃”，绘其像供奉于神霄帝君之左。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刘氏渐渐风韵不再，生性轻佻浮浪的徽宗欲再觅新欢。
尽管后宫粉黛三千，佳丽如云，但徽宗对她们刻意造作之态感到索然无味，便微服出宫，寻找刺激。李师师，汴京人，本姓王，工匠之女，四岁丧父，遂入娼籍李家，后来成了名噪一时的京城名妓。她色艺双全，慷慨有侠名，号称“飞将军”。李师师既名冠汴京，徽宗自然不会放过她。自政和以后，徽宗经常乘坐小轿子，带领数名侍从，微服出宫，到李师师家过夜。为了寻欢作乐，徽宗专门设立行幸局专门负责出行事宜。荒唐的是，行幸局的官员还帮助徽宗撒谎，如当日不上朝，就说徽宗有排档（宫中宴饮）；次日未归，就传旨称有疮痍（染病）。天子不惜九五之尊，游幸于青楼妓馆，并非光彩之事，所以徽宗总是小心翼翼，生怕被他人发现；其实多数朝臣对此都心知肚明，但却不敢过问，致使徽宗更加放荡。秘书省正字曹辅曾经挺身而出，上疏规谏徽宗应爱惜龙体，以免贻笑后人。徽宗听后，勃然大怒，立即命王黼（fǔ）等人处理此事。这些人自然领会徽宗的意思，以曹辅诬蔑天子之罪论处，徽宗当即将曹辅发配郴州。
艺术成就
独创“瘦金体”书法
宋徽宗赵佶不仅擅长绘画，而且在书法上也有较高的造诣。赵佶书法在学薛曜、褚遂良的基础上，创造出独树一帜的“瘦金体”，瘦挺爽利，侧锋如兰竹，与其所画工笔重彩相映成趣。
瘦金书的意思是美其书为金，取富贵义，也以挺劲自诩。
赵佶传世的书法作品很多，楷、行、草各种书法作品皆流于后世，且笔势挺劲飘逸，富有鲜明个性。其中笔法犀利、铁画银钩、飘逸劲特的《秾芳依翠萼诗帖》为大字楷书，是宋徽宗瘦金书的杰作。
但是宋徽宗的书法存在着柔媚轻浮的缺点，这也许是时代和他本人的艺术修养所致，但他首创的瘦金体的独特的艺术个性，为后人竞相仿效。
诗书画印四结合
赵佶于花鸟画尤为注意。《宣和画谱》记录了他收藏的花鸟画二千七百八十六件，占全部藏品的百分之四十四。可见其偏爱之深。《画继》记载赵佶曾写《筠庄纵鹤图》。 “或戏上林，或饮太液，翔凤跃龙之形，擎露舞风之态，引吭唳天，以极其思，刷羽清泉，以致其洁，并立而不争，独行而不倚，闲暇之格，清迥之姿，寓于缣素之上，各极其妙。”这种赞誉赵佶花鸟画精致、生动传神的文字记载俯拾皆是。流传至今题为赵佶的大量精美的花鸟画作，则证实了这种记载的真实性。赵佶的花鸟画，以极其严谨的创作态度，既从形象上充分掌握了对象的生长规律，且以特有的笔调活灵活现地传达出对象的精神特质，达到了高度成熟的艺术化境。
中国传统花鸟画向分徐（熙）、黄（筌）两派，两派各有长短。黄派长于用色而短于用笔，徐派长于用笔而短于用色。以技术的标准论，徐不及黄的精工艳丽；凭艺术的标准言，黄不及徐的气韵潇洒。用笔和设色作为中国传统花鸟画技法中两大极为重要的元素，缺一不可。各走极端，易生偏向。北宋前期黄派画风一统画院，经过一百年的辗转摹拟而显得毫无生气之时，崔白、易元吉奋起改革复兴徐熙画法，黄派暂居下风，但并未退出花鸟画坛，因而使花鸟画得以蓬勃发展。至北宋晚期，徐、黄两派实际上处于并行发展的势态。凭赵佶深厚的艺术修养，他对徐、黄两派的技法特点的认识是清醒的。因此，赵佶的花鸟画是学习吴元瑜而上继崔白，也就是兼有徐熙一派之长。当然他也并非只学一家，而是“妙体众形，兼备六法”的。如文献记载那样，时而承继徐熙落墨写生的遗法，时而“专徐熙黄荃父子之美”。显然，就创作技法而言，徽宗既学吴元瑜、崔白也就是徐熙系统的用笔，又喜黄荃、黄居宷的用色，并力求使两者达到浑化一体的境界。 徐熙野逸，黄家富贵。徐、黄两派又代表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审美趣味。赵佶作为当朝皇帝，又是极力享受荣华富贵、纵情奢侈的人，对于精工富丽的黄派风格，有他根深蒂固的爱好。同时，他又处在文人画蔚然兴起之后，必定受到时代风气的熏染。他的周围又聚集着一群雅好文人生活方式的贵官宗室如王诜、赵令穰等，又与文人画的倡导者之一米芾关系颇为密切。米芾崇尚“平淡天真，不装巧趣”的美学观，赵佶自然深受影响。尤其是他本人全面而又精深的文化艺术修养更使其审美情趣中透射出浓郁的文人气质。因此，赵佶既崇尚黄派的富贵，又喜好徐派的野逸，其审美趣味也是糅和了徐、黄两家的。
历来关于赵佶的艺术成就，论者都以他的花鸟画为最高。赵佶艺术的独创性和对后代的影响力，也主要体现在他的花鸟画中。这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物象意念安排的独特性。经营位置为画家的总要，所以画面布置因题材内容繁简不同也有许多不同的方法。其中有一般的方法，这是人人皆能学习而得的；也有特殊的方法，这需要作者独出心裁，巧妙安排。赵佶花鸟画的构图，时有匠心独运之作。如《鸜鹆图》轴，画幅下面靠左以水墨写鸜鹆两只，奋翅相争纠结在一起，一反一正，羽毛狼藉。上面一只处于优势，用利爪抓住对方的胸腹，张嘴怒视；但是下面的一只并不示弱，依然奋勇挣扎，进行反击，回首猛啄它的右足。上面靠左一大片空白，仅飘动着几根羽毛，令人想到这两只酣战的鸜鹆，是从高处一直斗下来，并显得空间的广阔，画面右下斜出一松枝向右上伸展，上栖另一鸜鹆，作噪鸣状，扑翼俯看下面两只正在争斗的同伴，不知是喝彩还是劝架，又似乎想飞下来参加决斗。焦急的情状，描绘得维妙维肖，鸜鹆的心理感情，也刻画得细致入微。槎枒的松枝和瘦硬锋锐的松针，与纠结在一团的浓墨的鸜鹆相对比，更增强了画面的动感。虽然画中所撷取的都是自然写实的物象，但由于物象意念安排得巧妙和独特，从而暗示出超出有限时空意象的无限理想化的艺术世界。这是徽宗时期花鸟画的特有风格，并由此开启了南宋刘、李、马、夏在山水画构图方面的改革先声。
第二，写实技法的独特性。有一位研究中国美术史的外国专家曾把赵佶花鸟画的写实技巧称为“魔术般的写实主义”，因为它给人以“魔术般的诱惑力”（劳伦斯·西克曼： 《中国的艺术和中国的建筑》）。北宋的绘画理论中以气韵为高的说法已不少见，但在赵佶时代，严格要求形神并举。“有气韵而无形似，则质胜于文；有形似而无气韵，则华而不实”（《益州名画录》） 。形似以物趣胜，神似以天趣胜，最理想的境界是由形似达到神似。所谓写生的逼真，不但要有正确的形体，还必须富有活泼的精神。赵佶在创作实践中，一直是力求由形似达到神似的。传说赵佶画翎毛多以生漆点睛，隐然豆许，高出纸素，几欲活动。这正是为了由形似达到神似所作的技术性尝试。如《御鹰图》， 论其艺术描绘，双勾谨细，毛羽洒然，形体生动而自然。尤其是鹰眼的神姿，英气勃发，显示着一种威猛之气。而艺术的格调，却是清新文雅，绝去粗犷率野的情味。尽管双勾是历来的表现形式，而这种新颖的画风，是形神兼备的高妙写生，已从朴实真诚之趣，变而为精微灵动，与崔白、吴元瑜等显示了一定的距离了。又如《金英秋禽图》中的一双喜鹊，笔画细致，描绘对象无微不至。以俊放的笔来表达细致的写生，真可谓神妙之至。花的妩媚，叶的飘逸，枝的挺劲，草的绰约，石的玲珑，以及鸟兽的飞鸣跳跃，草虫的飞翔蠕动，无一不赖其魔术般的写实技巧款款传出，而了无遗憾。正如张丑题赵佶的《梅花鸜鹆图》诗：“梅花鸜鹆宣和笔，十指春风成色丝；五百奇踪悬挂处，暗香疏羽共纷披。”所谓“奇踪”和“色丝”都是形容绝妙之意。这种写生传统是中国画最可宝贵的传统。其实，苏轼论证绘画不在于形似而在于神似的含义，不是不要形似而单讲神似，而是要求在形似的基础上抒写出对象的内在精神。譬如他在《书黄荃画雀》中写道：“黄荃画飞雀，颈足皆展。或曰：‘飞鸟缩颈则展足，缩足则展颈，无两展者。’验之信然。乃知观物不审者，虽画师且不能，况其大者乎？君子是以务学而好问也。”在这里，苏轼特别强调细致入微地观察生活，研究对象，这与赵佶之钻研“孔雀升高，必举左”，态度上又似乎是相近的。
第三，诗、书、画、印结合的独特性。赵佶的绘画尤其是花鸟画作品上，经常有御制诗题、款识、签押、印章。诗题一般题在属于精工富丽一路的画作上，如《芙蓉锦鸡图》轴，左下角秋菊一丛，稍上斜偃芙蓉一株，花鸟锦鸡依枝，回首仰望右上角翩翩戏飞的双蝶，顺着锦鸡的目光，导向右边空白处的诗题：“秋劲拒霜盛，峨冠锦羽鸡；已知全五德，安逸胜鬼管。”全图开合有序，诗发画未尽之意，画因诗更显圆满。这首诗题，实际上已巧妙地成了画面构图的一部分，从中可以见出赵佶对诗画合一的大胆尝试和显著成就。画上的题字和签名一般都是用他特有的“瘦金体”，秀劲的字体和工丽的画面，相映成趣。尤其是签名，喜作花押，据说是“天下一人”的略笔，也有认为是“天水”之意。盖章多用葫芦形印，或“政和”、“宣和”等小玺。值得一提的是，作者押印于书画的款识上，始于宋代苏轼、米芾、赵佶、赵子团等人。元明以后，诗、书、画、印相结合已成为中国画的传统特征，但在北宋，却还处于草创时期，赵佶是善开风气之先的。
显而易见，赵佶的花鸟画是当得起后人的倍加赞美的，但是，与这些誉美之词相悖的，是对他的花鸟画的怀疑甚至否定。元代汤垕在《画鉴》中说：“《宣和睿览集》累至数百及千余册，度其万机之余，安得暇至于此？要是当时画院中人，仿效其作，特题印之耳。”意思是说，因为赵佶花鸟画数量众多，作为皇帝他是没那么多时间作画的，所以作出以上推测。明代董其昌进一步认为“宣和主人写生花鸟时出殿上捉刀，虽着瘦金书小玺，真赝相错，十不一真”（《书画记》） 。这种妄意的推断，缺少依据，从画史研究的角度来说，可以说是不负责任的。近代亦有人根据刘益、富燮两人曾在政和、宣和年间“供御画”，推测赵佶所有的作品，都是这两人的代笔。赵佶的画迹真赝相杂，这是事实，但因此而否定其绘画创作，这是极不科学的研究态度。据史料记载，徽宗赵佶经常举行书画赏赐活动，这些赏赐给官僚臣下的大量作品中有画院画家的手笔，这本来就是十分自然，无可厚非的。作为皇帝画家赵佶，自然不可能用全部的精力去从事创作，来供给他必需的用途。翰林图画院原属宫廷服役机构，画院画家有义务画这些应制的作品，所谓“供御画”的作用正在于此。徽宗在上面题印，只是表示他对官僚臣下的恩赐之意罢了。在历代画家中，因应酬关系，而出于代笔的也不少。如《宣和画谱》所记：“吴元瑜晚年，多取他画或弟子所摹写，冒以印章，谬为己笔。”可以肯定，这些“他画”或弟子摹作，在相当程度上保存了吴元瑜的绘画样式。同样，即使现存徽宗画迹中有画院中人手笔，这些作品也是根据徽宗首肯的模式去创作的，从中仍旧可以见出徽宗的绘画风格和审美趣味，而绝不能因此否定他的艺术创作。
美术史家徐邦达在《宋徽宗赵佶亲笔与代笔画的考辨》一文中，将传世的徽宗画迹分为粗拙简朴与精工细丽两种，认为后者只能代表徽宗的鉴赏标准，应是画院中人代笔，而简朴生拙的才是赵佶亲笔。徐邦达关于代笔问题的研究显然比前人深入具体了许多。但是，从绘画史研究的角度来看，一个画家的画风往往不止一种，有主要的画风，也有次要的画风。两种画风有时几乎对立，让人难以相信是出于一人之手。画写生的人有时也画写意，画青绿的人有时也喜欢水墨。早年用功的作品与老年成熟的作品也必然大有差别。作画人若一生只画一种风格的画，那是画工，不是画家。对赵佶画笔真赝的考辨见仁见智都是属于情理之中的。但是，每一位优秀的画家，总有一种艺术化的人格精神把他所有不同体貌、不同风格的作品融为一体，声息相应。谢稚柳在《宋徽宗赵佶全集·序》中对赵佶各种风格的花鸟画迹的考辨则是较为详审精到的。首先，谢稚柳根据赵佶各个时期不同风貌的画笔中前后统一的笔势特征，将《竹禽图》、《柳鸦芦雁图》、《御鹰图》、《金英秋禽图》、《枇杷山鸟图》、《四禽图》、《写生珍禽图》、《祥龙石图》、《瑞鹤图》、《杏花鹦鹉图》等定为赵佶真笔。认为这些画以其精微灵动的写生和清新文雅的格调表现出赵佶画笔特有的性格和情意，与画院画家在表现形式方面的刻意追随是判然有别的。其次，以笔势特征为主，“那停在芙蓉上的锦鸡与并栖在梅枝上的白头鸟，我们看不出与上列赵佶亲笔的笔情墨意，其中含蕴着共同之处，这些只能说是追随赵佶的格调，是无可逃遁的。”谢稚柳还根据《南宋馆阁续录》把《芙蓉锦鸡图》和《腊梅山禽图》定为御题画，“是‘三舍’学生的创作，或是每月考试的作品，被赵佶入选了，才在画上为之题字”。谢稚柳论证考鉴，比前人似更接近事实的真相。赵佶各种风格的花鸟画迹中虽有赝迹，但他在花鸟画领域中的创造性成就却是不容否定的。
总而言之，“徽宗皇帝天纵将圣，艺极于神”（《画继》） ，诗词书画各方面都达到了一定的艺术高度，尤其是绘画方面，无论山水、花鸟、人物，都能“寓物赋形，随意以得，笔驱造化，发于毫端，万物各得全其生理”（《广川画跋》） 。正如劳伦斯·西克曼在《中国的艺术和建筑》一书中所说：“帝位为徽宗的绘画活动创造了条件，但徽宗的画并不是因其帝位，而是因其画作本身的艺术魅力而流传后世的。”这是一句十分客观的公道话。可以说，徽宗赵佶是历史上唯一真正拥有较高的艺术涵养和绘画才能，并真正称得上画家的皇帝。
艺术主张
赵佶的艺术主张，强调形神并举，提倡诗、书、画、印结合，他是工笔画的创始人，花鸟、山水、人物、楼阁，无所不画，这便是卓然大家的共同特点。
艺术家与政治家本不相干，而艺术家从政当然会出乱子，这是由他们的完全不同的思维模式、品格特微以及处事标准所决定的。艺术家从政是悲剧，这不难理解。让我们纵观中国历史上的但凡卓然艺术大家都是从仕途上碰壁，甚至头破血流之后，回归民间，隐逸脱世，脱离喧嚣，远离仕途，方有所作为，才取得艺术上的巨大成就的，屈原、李白、苏东坡等等，莫不如此。 作为中国历史上卓有成就的书画大家，赵佶的精神寄托全部在诗文书画方面。他才情俊朗，才华出众，不幸的是他出身皇室，赵佶是北宋宋神宗的儿子，即宋徽宗。他对政治完全没有兴趣和能力。他在位期间，政治腐败，穷奢极侈。后来，他传位给儿子宋钦宗，自称“太上皇”。靖康二年，他和宋钦宗都被金兵俘虏，最后客死于异邦。这些都不是我关心的，这里想说的是他在绘画方面的艺术成就。
赵佶的艺术主张，强调形神并举，提倡诗、书、画、印结合，他是工笔画的创始人，花鸟、山水、人物、楼阁，无所不画，这便是卓然大家的共同特点。他用笔挺秀灵活，舒展自如，充满祥和的气氛。他注重写生，体物入微，以精细逼真著称，相传他曾用生漆点画眼睛，更加生动、栩栩如生，令人惊叹。赵佶的画取材于自然写实的物像，他构思巧妙，着重表现超时空的理想世界。这一特点打开了南宋刘松年、李蒿和夏圭在山水画构图方面的变革之门。他还强调形神并举的绘画意念。劳伦斯·西克曼在《中国的艺术和中国的建筑》一书中曾说，赵佶的画写实技巧以“魔术般的写实主义”给人以非凡的诱惑力。赵佶提倡诗、书、画、印结合。他创作时，常以诗题、款识、签押、印章巧妙地组合成画面的一部分。这成为元、明以后绘画派传统特征。
赵佶在位时，曾广泛收集历代文物书画，并亲自掌管翰林图画院，让文臣分门别类，著书评论，编辑《宣和书谱》、《宣和画谱》、《宣和博古图》等书，这些都对宋代的绘画艺术起到了推动和倡导作用。他还增加画院画师的俸禄，将画院列入科举制度中，以“野水无人渡，孤舟尽自横”、“嫩绿枝头红一点，恼人春色不须多”等诗句为题，考录画师，给画院注入“文人画”的气质。许多画师，如李唐、苏汉臣、米芾等，皆是由此脱颖而出，树誉艺坛。皇帝如此钟爱书画，文人雅客又怎能不趋之若鹜？北宋书法、宫廷画在此时发展到极致。
在书法上，赵佶起初学的是黄庭坚，后又学褚遂良和薛稷、薛曜兄弟，并杂揉各家，取众人所长又独出己意，最终创造出别具一格的“瘦金体”，既有“天骨遒美，逸趣霭然”之感，又有强烈的个性色彩，如“屈铁断金”。特点是笔划瘦细而有弹性，尾钩锐利，运笔迅疾。字一般呈长形，张弛有度，有一种秀美雅致、舒畅洒脱的感觉，而且通篇法度严谨，一丝不苟。这种瘦挺爽利、侧锋如兰竹的书体，需要极高的书法功力、涵养以及神闲气定的心境来完成。此后尽管学习这种字体的人很多，但能得到其神韵的却寥若晨星，这足以见证赵佶的书法功力。相比之下，赵佶的诗词显得较为平庸，尤其是前期诗词，多为矫情之作，享乐情调十分明显。但在沦为亡国之君之后，他触景生情，写了不少情真意切的佳作，像“彻夜西风撼破扉，萧条孤馆一灯微；家山回首三千里，目断山南无雁飞”，读来让人心中隐隐作痛。
鹆代表什么生肖2
友人自临川来携庾台赵先生与曾丈诸葛帐干丈
[宋代] 利登
先生学者师，文笔峭如山。有时骋奇怪，倒引天上泉。达观古有作，奇探今孰贤。我亦颇自我，种芝东来阡。笑倚央境月，冷歌松下烟。陆耘秀新插，水捕排旧筌。闻师有紫书，愿启黄笈传。三月下汝江，支离拜师前。归来凤冈上，藉兰潄潺湲。服师双麟芝，至今腹果然。
钱申仲大夫索四亭诗各赋一首 芳美亭
[宋代] 周紫芝
春风始用事，天意有反覆。坐令冰雪姿，吹作锦绣谷。
粲粲玄都花，依依照人目。花气欲薰人，醉眼眩红绿。
想当瓮头春，颇为客频漉。慎勿遣红雨，零乱飞满屋。
题苏文忠与邓安惠西山唱和
[宋代] 魏了翁
春风吹屧上黄冈，独倚斜阳看武昌。城郭山川几兴废，只留元佑姓名香。
颂古八首 其一
[宋代] 释深
厖眉策起貌棱层，见佛元来却不曾。南岳天台相撞著，被人唤作捉斋侩。
殿前生桂树
[宋代] 文同
童童彼芳桂，蔼蔼生广内。灵根浃和液，柯叶冬不改。日月最临照，雨露偏汪，不避风波上小船。堤筑已完舆颂洽，去时民吏重留连。
送黄舒文赴钦教
[宋代] 刘克庄
博士文中虎，垂髫已定交。雅宜对红药，胡乃涉黄茅。
薄有先生饭，全无弟子嘲。犹胜迂阔者，荷锸垦荒郊。
舟中夜坐
[宋代] 杨万里
与月隔一簟，去天争半篷。若无篷与簟，身在大虚中。
同紫芝宿双岭
[宋代] 杜耒
本作翠岩游，反成双岭留。云深山易晚，雨过寺如秋。野水连青竹，残僧半白头。上方成共宿，剧语到元幽。
鹆代表什么生肖3
沈周对中国绘画做出的重大贡献——水墨写意花鸟画
明代成化至嘉靖一百多年间，以苏州为中心的江南地区，以沈周为开山祖、文徵明为领袖的吴门画派，扭转了明代前期忽视文人画的局面，为重振文人画雄风起了很大的作用，结束了宫廷院体派和浙派的影响。（明）沈周玉楼牡丹图轴（局部）现收于南京博物馆明代成化至嘉靖一百多年间，以苏州为中心的江南地区，以沈周为开山祖、文徵明为领袖的吴门画派，扭转了明代前期忽视文人画的局面，为重振文人画雄风起了很大的作用，结束了宫廷院体派和浙派的影响。沈周、文徵明在山水画的创作上有很高的成就，对传统也有所发展，但是总没有脱尽元季诸家的窠臼，不过是元末明初太湖沿岸自赵孟頫而下“元四家”画风的继续扩大而已。然而，他们的成就，较之元末明初赵原、马琬、徐贲、王绂、杜琼、刘珏诸家“吴门画派”的先驱者，却是不可同日而语的。沈周对中国绘画做出的重大贡献，不在山水画而在水墨写意花鸟画，无论在内容和形式上都与前代画家有明显的变化。一、题材广泛，前无古人在花鸟画题材方面，沈周一变传统院体奇花怪石、珍禽异鸟，大多是庭园、大自然中常见的动植物。他平时喜莳花种竹，深入观察，进行写生与创作。因此，他笔下的花鸟姿态各异，神采翩翩。描绘的题材十分广泛，有梅、兰、竹、菊、牡丹、芍药、玉兰、桃花、梨花、杏花、海棠、荷花、芙蓉、玉簪、蝴蝶花、鸡冠花、雁来红、秋葵、萱花、桂花、百合、辛夷、木棉、松、桧、柳、杨花、梧桐、桑、稻、蒲桃、菱、石榴、荔、柿、金栗、黄瓜、南瓜、茄子、萝卜、笋、藕、蔬菜、葫芦、枇杷、葡萄、莲子、仙桃、灵芝、佛手、鸡、鸭、鹅、锦鸡、凫、鸽、白头翁、鸠、鹤、孔雀、喜鹊、八哥、鹦鹉、慈乌、雁、白鸥、鹜、牛、马、驴、狗、猫、蚕、蝉、蟹、虾、蝤蛑、蛎房、蚌、蛤等，竟达80余种，扩大了文人花鸟画的题材，在中国花鸟画史上是前无古人的。存世代表作有《花果二十四种》卷、《花果杂品二十种》卷、《乔木慈乌图》轴（以上上海博物馆藏），《蚕桑图》扇页（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枯木鸜鹆图》轴（扬州博物馆藏），《花鸟图》册十开（苏州博物馆藏），《写生图》册十六开（台北故宫博物院藏）等。沈周花鸟画精品二、用山水点线结合及浅绛手法来画花鸟中国画的表现手法是点和线的组合，但最初发展起来的是线，是用线来表现人物形象。在山水和花鸟画开始萌芽的时候，不但花鸟用线来勾勒，山水画主要也是通过线来表现的。自唐代开始，山水画逐渐趋向点线结合，经五代、两宋而臻成熟。到了元代（就点线结合的表现手法来说），可以说达到极高的境界，皴、擦、渲、染、干、湿兼用，的确是前古未有。但是花鸟画，自晚唐五代，还一直延续用线勾勒的工笔花鸟画作为主要的表现形式。虽然两宋已有人尝试过用点来表现，如仲仁、扬补之画梅花，牧溪画花鸟，但不过是极个别现象。花鸟画的色彩，从唐末、五代以至元明，主要是力求与对象的色彩接近，力求缩短自然色彩和画之间的距离。这种距离越短，就认为是“艺术”性越高。对于形也是一样，“以形写形，以色貌色”的艺术观念，在花鸟画上一直是主导。沈周对花鸟画的贡献，首先总结了自徐熙、两宋以来水墨表现花鸟的经验，用山水画的表现手法，也就是点线结合的表现手法来画花鸟，突破中国花鸟画长期停留在用线勾勒的僵化状态，别开生面，创造出新的程式，为中国花鸟画开辟了新的道路。同时还从浅绛山水中吸取经验，一改传统花鸟摹写自然色彩的调子，发展了徐熙“落墨花”的传统，就好像山水画一样，先用墨笔点线结合画好以后，再着浅绛或花青，使之形成素雅清逸的风调。可以这样说，中国画有三个主要画科，即人物、山水、花鸟。文人画是一个主要画派，这个画派的艺术观点，最初是在山水画上反映，约在中晚唐时代，董其昌认为王维是首倡者，王维、张璪、荆、关、董、巨都是代表作者，经五代、两宋而臻成熟。其次在人物画上反映，李公麟可为代表，出现在北宋熙宁、元丰间第二次文人画高潮。花鸟画虽然五代就有徐、黄异体，两宋华光、补之、牧溪等人都有倡导之功。而文人画派的花鸟画，在画坛上与院体花鸟画分庭抗礼，沈周则是开派者和奠基者。这一画派不断发展，推陈出新，至今还有着蓬勃的生命力。沈周的花鸟画和他的山水画一样，受到文人士大夫画家、评论家无比推崇。明代周天球云：“写生之法，大与绘画异，妙在用笔之道径，用墨之浓淡，得化工之巧，具生意之全，不计纤拙形似也。宋自黄、崔而下，鲜有擅长者，至我明得沈石田，苍老而秀润，备笔法与墨法，令人不能窥其窔奥，真独步艺苑。试阅其一二佳本，真能使眼明可可易视，为识卷末。”明代王穉登云：“宋人写生有气骨而无风姿，元人写生饶风姿而乏气骨，此皆所谓偏长，能兼之者为沈启南先生。观此卷数花，虽率意点染，而苍然之质，翩然之容，楮墨之间，郁有生色，非笔端具造化者不能，八十老翁神王（旺）若此，睹其遗迹，犹有天际真人想也。”明代王世贞《艺苑卮言》云：“花鸟以徐熙为神，黄筌为妙，居宷次之，宣和帝又次之。沈启南浅色水墨，实出自徐熙而更加简淡，神采若新，至于道复渐无色矣。”明代孙矿《书画跋跋·石田写生册》云：“王氏跋：此册白石翁杂花果十六纸其合者往往登神逸品。按五代徐黄而下至宣和，主写花鸟，妙在设色粉绘，隐起如粟。精工之极，儆若生肖。石田氏乃能以浅色淡墨作之，而神采更自翩翩，所谓妙而真者也。”意足不求颜色似，前身相马九方皋。“语虽俊，似不必为公解嘲。”沈周花鸟画精品三、不拘拘于形似，贵在意到情适批评家把宋元以来的工笔花鸟画称之为“写形”。明代祝允明云：“绘事不难于形，而难于得意。得其意而点出之，则万物之理，挽于尺素间矣，不甚难哉！或曰：‘草木无情，岂有意耶？’不知天地间，物物有一种生意，造化之妙，勃如荡如，不可形容也。我朝寓意其间，不下数人耳，莫得其意而失之板。今玩石翁此卷，真得其意者乎？是意也在黄赤黑白之外，览者不觉赏心，真良制也。”沈周的创作态度，是强调写胸中的花鸟，强调主观和客观的结合，偏重主观，反映到神与形的关系，虽然强调的是在形的基础上传神，但偏重于神。写胸中的花鸟，偏重于主观抒情，源出于唐代张璪“外师造化，中得心源”，重点放在“心源”的衍变结果。北宋梅尧臣诗云：“意足不求颜色似，前身相马九方皋。”可见北宋文人画运动时，这种态度已经开始。到了元代倪云林发展而成为“仆之所谓画者不过逸笔草草，不求形似，聊以自娱耳。”“余之身聊以写胸中逸气耳。”“余之画竹聊以写胸中逸气耳。”因为强调主观抒情，必然不能为形所囿。沈周自题《桃熟花开图》云：“桃熟花开，若谓笔误，诚可笑也。但写生之法，贵在意到情适，非拘拘于形似之间者。如王右丞之雪蕉，也出一时之兴。余绘是图，盖亦取夫返原之意，不识观者以为如何？”如果说，倪云林“胸中逸气”还觉得抽象，沈周则将它进一步具体化。所谓“逸气”，就是“贵在意到情适”，不但可以不拘拘于形似，而且可以不拘拘于有无。“桃熟花开”是违反自然规律的事，画家觉得非这样不能“意到情适”时就可以这样画。他的许多写意花鸟画，诗书画合一，往往运用比兴、寓意等手法，借以表现画家的思想感情。如自题水墨《平坡散牧》（册页，故宫博物院藏）云：“春草禾坡雨迹深，徐行斜日入桃林；儿童放手无拘束，调牧于今已得心。”隐喻画家追求自由，向往无拘无束的安定生活。又如自题《蚕桑图》轴（故宫博物院藏）：“衣被深功藏蚕动，碧筐火暖起眠时，其诸劝尔加餐叶，二月吴民谣买丝。”寄托着对养蚕人辛勤劳动的关切，情趣溢于画外。在造型上，也有意识地运用浪漫的手法，强调某些特点，突出花鸟画的特殊性格，创造了“似与不似之间”的艺术形象。沈周花鸟画精品四、对明清写意花鸟画的影响沈周的水墨写意花鸟画从此不但与宋元明初工笔花鸟颉颃，且一跃而居花鸟画画坛的统治地位。唐寅的花鸟画直接继承发展了沈周这一体系。从他的水墨《枯槎鸜鹆图》轴（上海博物馆藏）与沈周的《枯木鸜鹆图》轴相较可以得到证实。沈、唐的水墨写意花鸟画，在表现技法及意境、形象塑造等方面都超过了林良等前期画家。文徵明虽以山水名家，花卉学沈周，颇富天趣，不像山水那么拘谨，但虽然学沈，也和他学的山水画一样，已有自己的面目。文徵明曾题《花卉册》云：“嘉靖癸巳长夏，避暑洞庭，崦西先生邀余过其山居，挥麈清谈，颇为酣适。觉笔墨之兴，勃勃不能自已。崦西出素册索余拙笔，凡窗间名花卉，悦目娱心，一一点染。图成，崦西谬加赞赏。大抵古人写生，在有意无意之间，故有一种生色。余于此册不知于古法何知。援笔时亦觉意趣自来，非效邯郸故步者耳。”活跃于成化至嘉靖年间（1465—1566）的陈淳，继沈周、文徵明、唐寅之后，对水墨写意花鸟画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陈淳（1483—1544），在文徵明弟子中声誉最高，工山水，尤长水墨写意花鸟。清徐沁《明画录》卷六评“其写生，一花半叶，淡墨欹毫，疏斜历乱之致，咄咄逼真，久之，并浅色淡墨之痕俱化矣”。这是陈淳与边景昭院体花鸟画的区别所在。与林良的水墨花鸟也不同，林良并非摆脱南宋院体的遗风，陈淳的俊逸处也越出了他老师文徵明婉润的格调而自辟门径。他在水墨的表现上，对生纸性能的掌握，使笔墨水分在形象塑造中产生了前所未有的种种微妙变化。沈周花鸟画精品清代方薰《山静居画论》将沈周、陈淳、徐渭三人视为明代写意花鸟画的代表作家。水墨写意花鸟画的发展，到了稍晚于陈淳的徐渭，可谓集其大成。画史上常以“青藤、白阳”并称，为明代两大写意花鸟画家。徐渭继承沈周、陈淳而开创出了新的天地。他的作品非拘拘于物象，正是他自己所说的“不求形似而求生韵”。笔简有力，势如疾风骤雨，纵横睥睨，有时还以泼墨为之，追求水墨淋漓的效果。如《杂花图》卷（南京博物院藏），其水墨的运用达到了出神入化的境界。这种画风与陈淳的谨严不大相同，比林良更为放纵、洗练。多倾注于主观情意的抒发，几乎是每画必题，每题必诗。他自题《墨葡萄》轴（故宫博物院藏）云“笔底明珠无卖处，闲抛闲置野藤中”，写尽自己的才华不能用世的心情。又自题《蟹荷图》轴（故宫博物院藏）云：“稻熟江村蟹正肥，双蟹如戟挺青泥；若教纸上翻身看，应见团团董卓脐。”讽喻当时横行不可一世的正是董卓之类的人物。沈周、陈淳、徐渭的水墨写意花鸟，对后来的八大、石涛、“扬州八怪”、赵之谦、吴昌硕、齐白石、潘天寿、刘海粟等人都有很大的影响，人们所说的近现代中国水墨写意花鸟画有创新一路，实际上就是从沈周一路师承与衍变而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