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妆代表啥生肖

跟着明星选新衣 “中国风”里过中国年,下面一起来看看本站小编新京报给大家精心整理的答案，希望对您有帮助

红妆代表啥生肖1

2017春夏纽约时装周潮人街拍。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除夕自古以来就有“除旧布新”的涵义。除夕“穿新衣”，也是一种传统习俗。

Gucci2019春夏系列服饰上的刺绣小飞猪。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伴随着“大年夜”的临近，最近的潮人、明星穿搭越来越应景，特别是一些富有“中国风”元素的热门单品，备受粉丝、网友们的关注好评。若大家到现在还没想好春节如何亮相，不妨好好借鉴学习一番。

红耀除夕

“春迎新绿花渐浓，节是年非处处红。”红色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有富贵、吉祥的寓意，象征着热量、活力、好运气。红装和红色包袋、鞋履是春节形象焕新、颜值加分的必备之选。

赵雅芝、黄锦燊夫妇现身机场。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红裙里的百搭、好感度款式当属这两年大热的衬衫裙。譬如“不老女神”赵雅芝近日选择的这款，中长款衬衫裙简约大方，领口、腰部细节精致，她搭配的白色低跟鞋和Gucci Sylvie是亮点，红白搭配，清新又减龄。

创意生肖

寓意满满、生动可爱的生肖单品，也是岁末年初的“高点击”选择之一。尤其今年是己亥猪年，以“猪”为主题的服饰、配饰单品，大多憨态可掬、甜美减龄，让人忍不住就会选一件来卖个萌、应个景。

宋轶机场街拍。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对“猪”这个生肖的全球审美是共通的，今年奢侈品大牌们的“猪年限定”系列，相较于前两年，着实是正常、可爱了不少，因此，被爱美女明星们Pick的频次也就相应的增多了。像是实力派小花宋轶，前两天就选择了一件Gucci家印着可爱蝴蝶结印花小粉猪的毛衣，可爱度满分。

加点刺绣

“花随玉指添春色，鸟逐金针长羽毛”，刺绣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人引以为傲的传统手工技艺。最近这几年，大牌十分青睐“中国元素”，对刺绣元素在设计中的运用也越来越多，当这一极具“中国风”的元素，与都市感、未来感的服饰设计相遇时，如“时空穿越”般的反差感，常常能带来相当惊艳的视觉效果。

吴磊“2018微博之夜”造型。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三石弟弟”吴磊前些天亮相某活动时，选择的短款小西装很有贵族范儿，黑底上绣以金丝线，华贵却又不会太抢眼，充分地显示了刺绣等传统东方元素和现代服饰中的运用哲学——不喧宾夺主，却不可或缺。

浅尝国潮

国潮这个概念，是这两年才有的“新物种”。现在国潮的主理人大多生于80后、90后，对现代服饰文化的理解，与之前几代人略有不同，喜欢利用二次元、摇滚、校园风等更吸引年轻人的细节元素，也受到了一些街头文化的熏陶。虽然现在看来，所谓“国潮类单品”的轮廓尚不完全清晰，但在春节这一特殊时期，选择一场“集体回忆”还是挺值得尝试的一件事情。

任嘉伦机场街拍。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这两年李宁、太平鸟等国内服饰品牌，在国潮范儿道路上的探索，可以说收获颇丰，不少明星、潮人们私下开始乐于选择一些具有中国特色的单品丰富穿搭，像是任嘉伦选择的这件绣有“中国李宁”Logo的拼接连帽卫衣，就是非常有特点的“爆款”，撞衫了好几位男女明星。

新京报记者 周红艳 图片来源 视觉中国 校对 李立军

红妆代表啥生肖2

(东西问)陈奕平：春节民俗为何是华人抹不掉的文化记忆？

中新社北京1月29日电 题：陈奕平：春节民俗为何是华人抹不掉的文化记忆？

中新社记者 吴侃

俗话说“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春节”。对常年生活在海外的华侨华人来说，春节民俗是抹不掉的文化记忆、断不了的浓浓乡情，更是永久不变的团圆期盼。

海外华侨华人为什么能将春节民俗代代相传？春节民俗活动在海外何以成为跨族裔的社会活动？暨南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华侨华人研究院陈奕平教授近日接受中新社“东西问”专访，作出解析。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春节是华人最看重的传统节日，生活在海外的华侨华人有哪些春节民俗？海外并不具备祖籍地那样过春节的社会文化基础和氛围，华侨华人为什么能将这些年俗代代相传？

陈奕平：作为传承了几千年的重要节日，春节在海内外中华儿女心中的地位是其他任何节日都难以超越的。华侨华人的春节民俗活动很丰富，家庭层面的有亲友团聚、吃年夜饭、给压岁钱、围炉守岁、祭祖祈福等；社区层面，每逢春节各国的中国城和唐人街会点亮新春彩灯、挂起大红灯笼，还有舞龙舞狮、新春庙会、春节大巡游等欢庆活动；国家层面，随着越来越多的国家把春节定为全国或者部分城市的法定节日，春节期间会有政要发表贺词、邮政部门发行生肖邮票和地方社区组织大型庆祝活动。

年俗何以在华侨华人之间代代相传？一方面，周而复始的年节和年俗是民族文化的标记，具有强大的记忆点，成为华人心中不可磨灭的文化记忆和文化符号，即便他们常年生活在海外，这种记忆依然深刻而生动，具有天然的感召力；另一方面，海外华侨华人大多生活在多元文化背景的社会环境中，作为少数族裔，他们对中华文化有强烈的认同感，对民族文化精神家园的建构有内在的需求，也有自觉传承和传播的意识。

2020年1月，加拿大温哥华唐人街举行庚子鼠年华埠春节大游行。图为游行队伍中舞起的金龙。中新社记者 余瑞冬 摄

中新社记者：在海外出生长大的华裔新生代往往对春节民俗的文化内涵知之较少，对中华文明缺乏深层认知，春节民俗对维系华裔青年一代的民族认同感、增进他们对中华文明的理解有何意义？

陈奕平：海外华裔新生代对春节民俗的深层文化内涵知之较少，究其原因，一方面是移民本土化、融入主流的自然结果，另一方面华裔新生代与祖(籍)国的联结减少甚至中断，出现了所谓“失根”的问题。春节民俗和文化活动让华裔青少年能够观察、了解、欣赏中国传统文化，重新建立起与祖(籍)国和家乡的联系，寻回中华文明之“根”。

想要加深海外华裔新生代对年俗文化的认知，华人家长首先要起到传承、引导的作用，每逢春节可以带领孩子参与置办年货、准备年夜饭、拜年祝福等家庭活动，也可以让孩子自己动手剪窗花、写福字、画年画、贴春联等，加深对年俗的记忆；华文学校也可以开展相关讲座或课程分享，向华裔青年讲解春节的历史、解释春节年俗的内涵，同时组织学生们开展一些年俗展示和体验活动；海外华文媒体作为国际传播中重要的民间使者，可以全面介绍中国春节文化、深入挖掘春节文化内涵，帮助华裔新生代了解中华文明的魅力及文明交流与互鉴的历史趋势。

2016年6月，参加“中国寻根之旅”夏令营的百名华裔青少年在重庆师范大学学习剪纸艺术。中新社记者 周毅 摄

中新社记者：随着海外华侨华人融入当地，他们的年俗中是否加入了一些住在国文化特征？您怎么看传统年俗在海外发生的这些演变？

陈奕平：中国人移民海外，也把中华文化传播到五湖四海，并结合当地文化习俗进行创新，甚至建构出新的文化形态。海外华人的年俗文化经过发展演变，也逐渐表现出地域性特征。

比如新冠疫情暴发以前，美国、澳大利亚、法国、比利时、英国等国的华侨华人每逢春节会举办大巡游庆典，此类活动包含群众游行、花车巡游、舞龙舞狮、民族歌舞、功夫展示等元素，这样的庆祝方式融合了西方节日庆典的模式。华人的春节美食也与当地特色饮食融合，比如马来西亚华人融合南洋风味制作出了种类丰富的“年饼”，这些炭烘的小甜饼是每个华人家庭不可或缺的“年味”。

事实上不同文明、不同文化之间一直在相互交流、学习和借鉴，这是世界文明发展的趋势。而华侨华人承载着中华文明基因，一直以来担当中外文明交流的践行者和中外文明互鉴的助推者。

如今华侨华人的春节民俗不仅融入当地特色，也走出唐人街，在更广阔的空间中与更多人同庆同乐，让外国民众了解并喜欢上中国的年文化。我们看到，在中国农历新年期间，受华人节庆文化的影响，印度尼西亚非华裔的孩子们在广场上舞龙舞狮、在学校写中文对联，美国华埠举办的年宵花市吸引了各族裔民众参与，法国人常常利用春节机会“组团”去当地的中餐馆吃饭、关心自己的生肖意涵并期盼好运。

2020年2月，澳大利亚墨尔本举行中国新年庆典，各界艺术团体在市中心和唐人街游龙舞狮、载歌载舞，吸引大批当地民众和华侨华人到场观看，共同欢庆农历鼠年的到来。中新社发 王旭东 摄

中新社记者：疫情下海外侨胞出行有诸多限制，“云团圆”“云拜年”等新年俗逐渐代替传统年俗。华人应该如何协调守护传统年俗与构建新年俗？传统年俗如何才能在海外华人间传承下去？

陈奕平：其实年俗从来都不是一成不变的，我们应当以更开放的心态接受年俗的发展和演变。重要的是从春节民俗活动的精神内涵出发，根据新的形势和需求，探索出最适合当下的形式和活动。

在全球疫情持续蔓延的当下，大规模、聚集性的庆祝活动不适宜举办，“云团圆”“云拜年”不失为很好的过年方式。近两年华侨华人还通过“云端春节晚会”“线上新春团拜会”“云逛庙会”等方式过年，传统年俗花样翻新，洋溢着浓浓年味，也传递了切切乡情。

至于传统年俗如何在华人间传承下去？我认为首先要发挥华侨华人社团的作用，包括组织侨胞开展春节民俗活动、用年节特色装饰给唐人街增添氛围感等；华人家庭需重拾传统年节礼俗，比如尽量在家里吃年夜饭、注重祭祀祈福和家族文化的传承等；中国的侨务部门也可以为海外侨胞送去“文化”年货，比如近两年“四海同春”等品牌文化活动转变为在“云端”举行，不少侨乡举办“云端”春节联谊会，就是面对疫情主动求变的结果，对守护春节文化记忆有积极的意义。

2020年1月，“四海同春”2020全球华侨华人春节大联欢晚会在湖南长沙录制，诸多海内外知名艺人登台献艺，向全球华侨华人送上精彩演出和新春祝福。中新社记者 杨华峰 摄

中新社记者：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已有包括美国、加拿大、苏里南、巴拿马等在内的近20个国家和地区，把春节定为全国或者部分城市的法定节日，春节民俗活动也逐渐成为跨族裔的主流社会活动，为什么春节文化能在海外“圈粉”？

陈奕平：近年来，过春节逐渐成为海外的风尚，节庆规模和影响力日趋扩大。比如美国纽约帝国大厦、日本东京塔、意大利米兰裕信银行塔等各国地标建筑，每逢中国春节会“披上红妆”，春节已呈现出四海同庆的盛况。

2020年1月，纽约哈德逊河上空燃放焰火、帝国大厦点亮红色彩灯，庆祝中国春节。中新社记者 廖攀 摄

春节何以成为国际上认可度很高的中国文化符号？首先年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集大成者，内涵非常丰富，年文化彰显和谐欢乐、普天同庆的意蕴，又包含追思先人和重视传统的文化元素，很容易获得共鸣。

另外，春节从华人唱主角的社区活动发展为世界性的节日，也离不开遍布世界各地的华侨华人长期以来的推广和传播。在推动春节文化走向世界的过程中，未来应该更多地考虑不同国家民众的文化背景和欣赏习惯，因地制宜地开展一些活动，同时在传播路径上进行创新，融入更多流行元素，让春节这一文化符号更加丰富。(完)

受访者简介：

陈奕平，1966年5月生，四川资中人，暨南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华侨华人研究院教授、副院长，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基地首席专家，国际关系学、世界史专业博士生导师。

来源：中国新闻网

红妆代表啥生肖3

秋瑾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伟大女英雄。

自小，她就显示出了许多非凡之处。

比如说，她不爱红装爱武装，喜欢穿男人的衣服，喜欢舞枪弄棒，很早就和表哥一起跟随舅父习武。

关于秋瑾爱穿男人衣服这一点，直到她嫁夫生子，她依然改不了，以至于被她的日籍朋友服部繁子后来在《回忆秋瑾女士》一文中说她患有易装癖。

秋瑾的曾祖、祖、父三代仕清。

她的祖父秋嘉禾在同治四年(1865年)八月以第124名在杭州秋闱中举，先后担任了厦门海防厅同知、福建南平知、福建云霄厅同知等职。

因为这个缘故，秋瑾虽然祖籍为浙江绍兴山阴县，出生地却是福建省云霄县城紫阳书院(七先生祠)。

秋瑾的兄长秋誉章资质平平。

秋瑾却生得天资聪慧，不到 10岁，就熟读了《四书》《五经》，11岁便学会写诗填词，并且诗词的立意和格调都非常高。

祖父秋嘉禾因此常常发出长叹，说：“阿瑾错生为女儿身了，如果是个男孩，定然是人中龙凤啊。”

祖父的叹息，让秋瑾更加坚定了要自己像男儿一样建功立业的志向。

对了，有一个问题，老覃必须在这里辨析一下。

关于秋瑾的生年，向有1875、1876、1877、1878、1879五种说法，其中的时间差距长达四年。

到底是哪一年呢？

秋瑾的好友吴芝瑛、陶成章等人曾回忆说秋瑾本人说过她出生于1877年。

所以，现在很多资料都倾向于1877年的说法。

但是，秋家现存有一份祭祀牌，上面标注秋瑾的生年为“光绪元年，生肖为亥”。

大家要知道，祭祀，那是在向祖宗的在天之灵汇报和祈祷的神圣礼仪，绝对马虎不得的。

而这“光绪元年，生肖为亥”，指的就是1875年。

另外，秋瑾的好友徐自华等人也回忆，秋瑾本人曾说过她出生于1875年。

再有，秋瑾的弟弟秋宗章也在写回忆姐姐的文章里明确提到姐姐是出生于1875年。

所以，秋瑾出生的准确年份应该是1875年。

老覃为什么要特别厘清秋瑾的出生年份呢？

因为，这涉及到了她婚姻生活里的一个问题。

秋瑾的丈夫王廷钧是湖南巨富王黻臣之子。

王廷钧出生于1879年，这一点，是没有任何疑问的。

那么，就意味着秋瑾比丈夫王廷钧年长了四岁！

对了，秋瑾的这门亲事是怎么撮合成的呢？

是这样，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秋瑾的父亲秋寿南担任了湘乡县督销总办，因为工作上的原因，结识了晚清中兴名臣曾国藩的长孙曾广钧。

曾广钧是个风流雅致之人，听说秋家有奇女子，文武双全，就隔三岔五到秋府作客，与秋瑾诗词对答、互相唱和。

到后来，秋瑾以师事曾广钧，与曾广钧建立了深厚的师生情谊。

嗯，曾国藩有个姐姐名叫曾国兰，嫁给了湘潭富户王鹏远。

王鹏远有个堂弟名叫王择远。

而王择远的孙子就是王黻臣。

王黻臣和曾广钧是同辈，两人关系非常要好。

曾广钧爱惜秋瑾才貌出众，想给王家作媒，把她说给王黻臣做儿媳妇。

王黻臣的长子和次子已经娶妻，只有三子王廷钧尚幼，还未婚配。

曾广钧和秋、王两家家长合议，大家都觉得年龄不是问题，于是说合了这门亲事。

王廷钧长得面如冠玉，唇若点朱，用现在的话来说，是一枚水嫩嫩的“小鲜肉”。

我们知道，但凡这样的男人，性格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娘”。

秋瑾的弟弟秋宗章后来就在回忆姐姐的文章称这位姐夫“风度翩翩，状貌如妇人女子”。

前面说了，秋瑾是个“恨不生为男儿身”的女子。

那么，秋瑾和王廷钧的结合，堪称绝配，他们完美地实现了性格上的互补。

前面又说了，王廷钧又小了秋瑾四岁，属于“姐弟配”，则家中大小事务，全是秋瑾说了算。

这可不是老覃信口胡说，随便举两个例子。

比如说，王廷钧虽然长得漂亮，却空得一副好皮囊，全无秋瑾的才气，他苦读于长沙岳麓书院，却两次科考均名落孙山。

秋瑾恨铁不成钢，让他用钱捐官。

在秋瑾的作主下，1900年，王廷钧捐得了工部主事一职(六品)。

还有，1901年11月，秋瑾的父亲秋寿南在湖南桂阳知州任上去世，秋瑾的长兄秋誉章是个没什么作为的平庸之辈，秋瑾一直对长兄没有科举功名心存不满，她不忍秋家从此衰败，让秋誉章带领家人到湘潭定居，与王家合开“和济钱庄”。

秋誉章喜不自胜，欣然听从妹妹之命。

之后，秋瑾又让丈夫王廷钧“赈款议叙工部主事”，王廷钧也言听计从。

种种迹象表明，秋瑾在夫家的地位是说一不二的。

当然，她本身也是一个非常有魄力的人。

她在湘潭的时候，常与曾国藩的堂弟媳唐群英、曾国藩的侄女婿葛葆吾之女葛健豪往来。

她们三人诗歌酬答，纵论天下，豪气冲天，时有“潇湘三女杰”之称。

老覃在这里补充说明一下，唐群英后来投身辛亥革命，为建立民国立下奇功，被誉为“创立民国的巾帼英雄”，曾授勋“二等嘉禾章”；葛健豪就更了不得了，她一生养育出了中国共产革命史上四个中央委员：儿子蔡和森、儿媳向警予、女儿蔡畅、女婿李富春，她因此被后人尊称为“女中豪杰”、“革命的母亲”。

1900年，王廷钧携妻子秋瑾、儿子王沅德屁颠屁颠地到北京当官了。

到了北京，秋瑾所结交的朋友也都不简单。

比如说这其中的《大公报》的名记者吕碧城。

秋瑾结交吕碧城时，吕碧城才20岁出头，思想活跃，接受到的新知识多，和秋瑾一见如故，彼此有说不完的话，难舍难分，被外界称为“双侠”。

不过，给秋瑾影响最大的还是安徽桐城才女吴芝瑛。

吴芝瑛的丈夫廉泉曾在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参与了康有为的“公车上书”，时为户部郎中，与王廷钧同朝为官。

秋瑾与吴芝瑛意气相投，结为金兰之好。

现在浙江省博物馆收藏有1904年2月秋瑾和吴芝瑛订交的《兰谱》。

对了，秋瑾在这个《兰谱》写自己的出生年为1875年。

王廷钧在官场混得不错，1904年这年，他通过继续捐钱，得加四级，旋升工部郎中，赏给二品顶戴，诰授荣禄大夫。

秋瑾也被诰封为“恭人”。

但秋瑾并不开心。

因为，在北京，她阅读了进步书报，开阔了眼界，又亲历庚子之乱，目睹外国侵略军的野蛮暴行，忧愤于心，日夜思谋以实际行动来挽救祖国的危亡。

老覃在这里说一句，曾有以秋瑾生平为蓝本制作出来的大片《竞雄女侠》，片中把秋瑾离家出走、东渡日本的原因归咎于受到了丈夫王廷钧的家暴。

恁心而论，电影编导这么拍，也是有一定依据的。

因为秋瑾从日本归来之后，曾在一度在吴兴南浔浔溪女学执教，与女校长徐自华、徐自华的妹妹徐蕴华非常要好。而这徐蕴华写有《炉边琐忆》，里面记叙有这么一件事：王廷钧某日在外寻欢作乐，迟迟不回，秋瑾百无聊赖，便身着男装，带领小厮前往戏园看戏。王廷钧对此大为不满，认为秋瑾一个妇道人家，抛头露面，有辱家风，于次日动手打了秋瑾。遭受到了欺压辱骂的秋瑾离家出走，搬到了阜城门外的泰顺客栈落脚。

但是，徐蕴华的说法是来自她的道听途说，并非事实。

徐蕴华的姐姐徐自华后来也写有《秋瑾佚事》，自述亲睹秋瑾喝酒二十巨觥不醉，酒后舞刀，光耀一室，有“拔剑斫地之气概”。

前面也说了，秋瑾自小和表哥跟随舅父习武，身手矫健敏捷。而她后来在湘潭又拜在巫家拳师门下，系统练习了11套拳术和棍、单刀等器械的套路。王廷钧要对秋瑾动粗，他那小身板，还不被秋瑾一掌拍死？

而且，王廷钧是个事事都依从秋瑾的怯懦男人，又哪来的勇气向秋瑾动粗？

不过，小夫妻生活在同一屋檐下，嗑嗑碰碰的事肯定会有。

根据秋瑾写给大哥秋誉章的信里有提到她 “出居泰顺栈”之事，说明他们夫妻的确争吵过，但其经过，必定不是王廷钧家暴了秋瑾，而是秋瑾家暴了王廷钧。

再说回到秋瑾东渡日本的缘由，那也决不是家庭不睦的原因。

服部繁子的丈夫是京师大学堂日籍教员服部宇之吉博士，她随丈夫定居北京，和秋瑾夫妇交好，她在《回忆秋瑾女士》一文中写：王廷钧“一看就是那种可怜巴巴的、温顺的青年。”为此，秋瑾曾诉苦说:

所以，说王廷钧动手打人，那是绝对没有的事儿。

也就是说，秋瑾东渡日本，完全是她个人为寻求救国救民之道而作出的决定。

那么，秋瑾是怎么去日本呢？

她让王廷钧帮想办法。

王廷钧一千一万个不愿意她去，但他向来对秋瑾百依百顺，只好违心顺从，去找服部繁子帮忙，哀求繁子说：“假如您不肯带她去，我妻将不知如何苦我呢。”

这一句“我妻将不知如何苦我呢”，就道尽了一个小丈夫、小男人的可怜处境。

在繁子的帮助下，秋瑾于1904年7月3日离开北京。

这一年，秋瑾与王廷钧所生的儿子王沅德7岁、女儿王灿芝3岁。

王廷钧带着这两个孩子到永定门车站送别，秋瑾心坚如铁，扭头不顾。

老覃前年在《秋瑾就义前提出三个条件，李钟岳准了两个，为何第一个却死活不同意？》一文中提到，秋瑾东渡日本留学，结交到鲁迅、陶成章、黄兴、宋教仁、陈天华等一批反清志士仁人，他们结秘密会，以“反抗清廷、恢复中原”为宗旨，创办《白话报》，加入洪门天地会。

秋瑾表现非常突出，实现了她早年许的“身不为男儿列，心比男儿烈”的誓言，被天地会众奉为“白纸扇”（军师）。

后来加入同盟会，她在会中的地位同样尊崇，被推为评议部评议员和浙江主盟人。

这么一来，秋瑾的革命热情高涨，对革命的前途充满了信心。

曾有人劝秋瑾低调一点，内敛一些。

秋瑾蛾眉倒竖，怒斥来人为胆小鬼、鼻涕虫。

周作人在《鲁迅的故事》中记叙了一段秋瑾扬刀威吓鲁迅的史实。

话说，1905年，日本政府为了限制中国留学生在日本从事革命活动，在该年11月2日颁布《清（韩）国留学生取缔规则》。

在这种情况下，秋瑾主张全体留学生回国实行革命。

但是，以鲁迅、许寿裳为首的一部分留学生主张留在日本忍辱负重，办学救国。

秋瑾对鲁迅等人的主张大为不满，认为他们是贪生怕死，她从靴筒取出一把利刀，“抛在桌上，以示威吓”。

秋瑾在1906年春回国，在上海创办中国公学。她先在绍兴女学堂代课，旋往浙江湖州南浔镇浔溪女校任教，联系了尹锐志、陈伯平、敖嘉熊、吕熊祥等一批志士仁人，准备起义。

但因萍浏醴起义失败，他们的起义被告停顿。

1906年冬，秋瑾为筹措创办《中国女报》经费，回到了湘潭婆家，向家公王黻臣勒索到了一笔经费，声称要脱离家庭骨肉关系，咬定这笔经费是分家后的“安置费”。

秋瑾此举，可谓用心良苦。

她是不愿自己的反清之举株连到家庭。

秋瑾在1907年初秘密编制了光复军制，并起草了檄文、告示，和徐锡麟等人约定：农历六月初十（即公历7月6日）同时在安徽、浙江发动起义。

但徐锡麟在起义前被捕，英勇就义。

秋瑾收到了徐锡麟失败的消息后，拒绝了所有劝她离开绍兴的一切忠告，表示“革命要流血才会成功”。

也就是说，秋瑾在明确起义已不能如期发起的情况下，不愿再等机会，而抱定了必死之心，希冀以自己的血、自己的死来唤起世人的觉醒。

她的死，和维新英雄谭嗣同的死一样，是求仁得仁，死得其所。

送秋瑾上刑场、并负责监斩的山阴知县李钟岳。

李钟岳在审问秋瑾和监斩秋瑾的过程中，为秋瑾一心为国为民的大义之举所感动，情困其中，伤心郁闷，为自己是杀害秋瑾的凶手而内疚，在三个月之后，上吊自杀了。

李钟岳是一个局外人，尚且如此。秋瑾的丈夫王廷钧更是哀痛欲绝，他日夜哀号，锥心泣血，一病不起，最终殁于1909年，活生生地演绎出了梁山伯殉情祝英台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