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见楼高代表什么生肖

村里出26个博士的村民不了解博士:肯定得年薪百万,下面一起来看看本站小编人民网给大家精心整理的答案,希望对您有帮助

梦见楼高代表什么生肖1

博士墙

公德墙

村里的小学

秧田村用一堵两层楼高的墙面,展示它当下所珍视的东西:墙上是村子迄今为止走出的26名博士的信息,以及哈佛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南开大学等校名。

自1977年中国恢复高考以来,湖南省浏阳市沙市镇这个5000多人的村子,有800多个孩子考出了农村,其中包括26名博士和176名硕士。这是村民们引以为豪的。

几年前,秧田村时任村支书罗泽及提议在村里立这么一面墙。他和其他村干部四处选址,选定了村口处一户人家楼房侧面的墙壁,这样可以“省一点资金”。

他们去与房主商量此事,对方答复得很痛快,“要得要得”。墙边原本是这家的茅厕,为此贡献出来,改作绿地。

村干部郑重其事地委托镇上一家广告公司设计墙面。

2015年的一天,那面原本破旧的墙被粉刷一新,上面最醒目的是三个大字:博士墙。

在罗泽及眼中,博士是一种“文化资源”。他的设想是展示村子的“耕读文化”,并激励村中孩子读书,甚至以此作为村子发展的支点。

他很满意这个位置——在必经的村口,距村里的小学近,且周围好几户人家走出了博士。村里又花费3万多元去省会长沙买了一尊近2米高的孔子像,将从网上下载的这位教育家的简介刻在基座上。基座是一位搞建筑的村民做的。

罗泽及认为,孔子是古代的一个文人,立在那儿“有文化氛围”,“希望孩子们能像博士们一样,读好书,出大才。”

在博士们的头像上面,是用博士帽装饰的大字——“知识改变命运,文化孕育美德”,“勤耕重教,耕读传承”。

这些话都是罗泽及设计的。它概括了村民的日常:耕种,养家,供养后辈上学。

在村里工作26年,他亲眼看到,在一个普通的村庄,一批批农村孩子如何通过读书改变了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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墙上的那些主角,早已远离家乡,有的在大学任教,有的下海创业,有的在北京和上海的中央商务区担任公司高管。

如果没有这面审美奇特的墙,秧田村实在是很不起眼的村庄。秧田村地处浏阳北乡,整个浏阳市分为东、西、南、北四乡,南乡盛产花炮,西乡有花卉产业,东乡有林业资源,北乡只有世代耕种的土地。

在秧田村,供养孩子读书的目的可以简化为:拥有一份稳定的工作,不用再“面朝黄土背朝天”,也不用再出去打工卖苦力。

对村民屈伟员而言,供两个孩子上学,就是希望他们毕业能找一份工作,“父母也少操一份心”。

屈伟员的女儿屈婷是那面墙上的第一个女博士。

2003年,屈婷考入南开大学,一直读到了博士。毕业后,她成为一名大学教师。她的弟弟屈强强则考入东北大学,成为公务员。

他们的父母是村中最早外出打工的一批人。屈婷刚上小学的20世纪90年代初,父辈们开始进城打工——中国这场涉及几亿人的城市化进程至今仍在继续——屈婷和弟弟成了留守儿童。

“我们是最早感受城乡差距的一代。”屈婷说。

她跟着父母在城里生活过,当其他农村孩子还在用洗衣粉洗衣、洗头、洗澡时,她已经可以拿到一小袋洗发露。

从城里回村时,她带了一卷白色卫生纸,结果一些同学各卷了一点回去珍藏——那时,村里的同龄人还是用旧作业本的纸张做手纸,不认识卫生纸。

屈婷还是当时同学中唯一吃过冰淇淋的孩子,后来她承认,那段经历在她身体里埋下一颗种子,“不甘心一辈子在农村这么待下去”。

她也体验过打工子弟与城市孩子的差距。她记得自己想参加一个绘画班,一学期费用20元,被父亲拒绝。20元相当于家庭月收入的六分之一。

对于同一面墙上的罗洪涛、罗洪浪两兄弟来说,刻苦读书只是为了不再种地。罗洪浪对幼年的深刻记忆是,村民们白天农作,夜晚织布,直到午夜,整个村庄仍然不眠,家家户户传来的,都是“咚咚咚”的织布声。放学写完作业,兄弟俩还要给做篾匠手艺活儿的父亲打打下手。

学校硬件设施也很差。冬天,教室的土墙四面漏风,学生的手脚常生冻疮。村里电压不稳,电流时断时续。寒冷的冬夜,半夜醒来发现有电,兄弟俩要爬出被窝写完作业。夏日更加难熬,为了省鞋,赤脚走路,脚底会被晒热的石板烫起水泡。

在中国还没有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的年代,他们的父亲罗建植的一件大事就是把种田、织布、做篾匠换来的钞票放在一个布袋里,等到开学,让孩子一人取走一沓。窘迫时还需举债。

遇上搭上全部身家供子女读书的父母是一种幸运。那时,一学期3元学费都掏不出的家庭不在少数。罗洪浪是他同一届学生里唯一读书走出来的人。他的同班同学黄立平,成绩仅次于他。因为妈妈过早离世,还有两个弟弟要照顾,黄立平不得不辍学。两人的命运从此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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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起那面墙上的昔日同窗,黄立平十分感慨。他当时并不知道,放弃求学,会把自己和别人都冲向不同的轨道。

他仍在家里务农,把希望寄托在女儿黄心瑶身上。黄心瑶在村里读小学五年级,拿到的奖状贴满了家里一面墙。黄心瑶的妈妈武艳姿在当地织布厂上班,四姐妹里,小妹考上大学后留在深圳,是“混得最好”的一个。小妹成为武艳姿督促女儿读书的样本,“车子都是宝马,每次给外公外婆一拿就是几千元”,而自己最辛苦,又赚不到什么钱。

作为一名小学生,黄心瑶觉得这面墙不怎么好看。坐着妈妈的摩托车去上学时,她每次都会经过这面墙。

有一天,她跟妈妈承诺,一定发奋学习,“到那时候博士墙上会有我的名字。”

墙上的那些名字,标志的不仅是个人的学业,还是一个家庭的体面。这些农村孩子从大学毕业后,会直接带来家庭经济状况的改善。

屈婷博士毕业的第一年,父母就不再出去打工。家里的房子也重新整修,屈伟员参与了设计,将原来破旧的土砖房改建成了一栋“现代”的小楼。

这样的小楼在如今的秧田村寻常可见。在村民们看来,修缮一新的楼房意味着家里“出了读书人”。

早在2000年,秧田村的老支书王丰和就在村民大会上总结过,“哪一家出了大学生,哪一家的生活环境就得到了改变。”

为了鼓励小孩读书,每年高考成绩揭晓,村干部都会带着400元奖励金,去每个考上重点大学的学生家里道贺。去年,村里将奖励金提高到1000元,范围也扩大了。产生博士的家庭,门前还会被贴上一个“书香家庭”的牌子。

考上博士的家庭会被加送一块“博士匾”。屈婷的家里就有这样一块匾,屈伟员将匾挂在客厅,进门即能看见,几个大字印在一张红色的纸上,裱在一个1米宽的金色外边玻璃框里:“恭维(意为恭喜——记者注)屈婷同学荣获博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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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这种礼遇,博士们却有些战战兢兢。他们认为,自己能通过读书走出乡村,存在着偶然性。

屈婷觉得,“学习好”像是自己一种保持很久的习惯。

屈伟员起初断定女儿“不是读书的料”。女儿成绩越来越好,几乎没有让他操过心。倒是他眼中比女儿聪明的儿子,最初成绩不佳,读高一时在班级排名倒数。被叫到儿子寄宿的学校去开家长会,屈伟员火了。“你要么读好,要么不读,不读把(宿舍里的)被子拿回去。”屈伟员跟儿子说,“反正有你姐一个了,你姐读书好就可以了,要不你就跟堂哥去搞电脑。”

自此,屈强强的成绩一路上升。屈婷一开始以为这是父亲的激将法,后来发现不是。“他就是这么想的,因为家里挺困难的,反正有一个已经读出来了,你读好了我供你,你不想读我也不强迫你。”

“我跟我弟的成长是有偶然性的。”屈婷觉得,父亲最终培养出两个大学生,是件“神奇”的事情。如果弟弟稍微沉沦,放弃读书,就不会是今天的样子。她少年时的伙伴中就有人因偷窃、抢劫等问题坐牢。她认为,或许是自己和弟弟都具有一种好强的“自证意识”,而这种意识进一步激发了他们。她在城里读书时,一位老师曾因她是农村小孩而怀疑她考高分是作弊,这令她感到一种极大的屈辱感,“凭什么不相信我能考这个分?”“可能留下了要自我证明的一个意识。”

但在这种“自证意识”背后,她并不真正明晰读书对一个人的意义。对另一位博士屈维意而言,连考大学这件事都曾是一件可有可无的事。

屈维意当初被送去读高中,只是因为“太小了,打工可怜”。那时,村里流行“读书考中专,拿个铁饭碗”,而“上高中还要花钱”,并不划算。

考中专落败后,1.65米高的屈维意去工地上挑砖头和水泥,鞋子泡在泥水里都烂掉了。父亲心疼他,供他读高中,本意是让他过两年长大一点再去打工。

高中读了不到两个月,屈维意就想要辍学。读高中要去镇上,父母耗重金为他买了全家唯一一辆新自行车,他却弄丢了。这令他痛恨自己。班主任不停给他做工作,讲一个女生自行车被偷后发奋读书、最后考上大学的故事。他决定发奋,并且第一次有了大学的概念。在此之前,他根本不知道还有大学这个东西,不知道读高中后是考大学,因为从来“没有人给你信息”。

讲起曾经的经历,屈维意觉得“又残酷又神奇”。今天,当他在大学里讲起这些时,学生们惊奇不已,大家无法理解,自己的大学老师竟然曾连大学是什么都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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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求学历程几乎是博士墙上那些人的共同记忆。他们并不知道,读书、考大学,是干什么、为了什么。

听到村里要建一面博士墙,屈婷觉得以此作为契机,进一步带动村里的小孩子读书是一件好事。毕竟,今天的秧田村已经不会出现因贫困上不起学的家庭。

更重要的是,如何真正激发小孩子学习的动力。

今年年初,村里请屈婷为村里的小学生讲课。她左思右想,最后把主题定为了自由。课上,她问他们有什么目标,一个小朋友说想去法国,屈婷问她怎么才能去。这个十几岁的小姑娘想了想,给出的答案是好好学习,还要学法语。还有几个活跃的小孩子加了她的QQ。

“还是要打开他们的世界。”屈婷觉得,对小孩子们来说,打破蒙昧的第一步是唤起他们自发学习的动力,教育不是灌输,不是考高分,而是唤醒,是点燃。

2017年,当地一位小学校长托人找到屈伟员,请他给全校400多名家长“传授教育经验”。屈伟员赶紧联系在天津任教的女儿,“我要讲什么,女儿快来帮忙!”屈婷为父亲写了8页讲稿,让他带着去演讲。

以前,屈婷和弟弟经常成为村民们教育自家孩子的样本,“看看人家也是留守儿童,怎么成绩就那么好?”这次,她以父亲的口吻,回应那些长期在外打工的父母:自己和弟弟能读出来不是因为自由生长,而是在初中以前,父母至少会有一方回家,保证孩子不会在关键时期缺乏爱和陪伴。她以贪玩的弟弟为例告诉家长,应当在发现孩子天性的基础上对其进行适当引导。

两年前,罗洪浪和罗洪涛兄弟俩被村干部邀请,以“开学一封书信”的形式与家乡的孩子互动。

他们在信中这样鼓励家乡的小孩:“一个人能否有出息,能否未来给社会给家乡作贡献,恰恰是我们从小养成的奋发向上和吃苦耐劳等品质,而非物质条件起作用……农村的成长经历是我们的宝贵财富。”

村里的孩子罗慧慧正在城里读中学,学校组织学生观看介绍博士村的视频,激励全校同学,“乡下的孩子都能考上博士,你们怎么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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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屈婷感觉到,家乡已经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一个亲戚咨询她,让不让孩子去读免学费、包分配的师范学校,屈婷很惊讶。这个亲戚暑假给孩子报学习班就能花好几万元,显然不是为了省钱。她了解到,选择师范是怕孩子找不到工作,“当老师稳定,压力小。”

相比博士墙上的那26人,村民们感慨,这几年,村里考取名校的大学生越来越少,去年考了22人,却没有一个进入“211”和“985”重点大学。一位毕业于清华大学的博士感慨,再把自己放在同样的环境,以同样的方式学习,他肯定考不上清华了。

距离博士墙很近的秧田完全小学,这几年硬件逐渐改善,土操场铺上了塑胶跑道,学校配备了几十台计算机和一架钢琴。这个有着200多名学生的小学共有12位教师,每个教师平均一周要教15节课。“音体美教师还没有配齐。”校长无奈地说。

但在秧田村,有一定经济条件的人都开始把小孩送到县里读书,在村里教书的老师们也给自己孩子报了课外辅导班。

从墙上陈列的26名博士简介里能看到这种变化:年龄较小的几位博士已不是成长在秧田的农村娃,他们有的早早去了市里读书,有的从出生起就已经是“上海人”。

秧田村的中学生罗妮在镇里排前几名,考入县里最好的高中田家炳中学后,却只能排到全校200多名。这令她一度沮丧。班级前10名都是城里的,他们入学成绩都比她低,却在入学后轻而易举超过了她。她不明白这是为什么,“看他们也不努力,还会玩手机。”

罗妮的父亲曾请市里的高中老师吃饭,老师坦承,很多学校宁愿招收生城市学生,也不愿意收农村学生,城里孩子眼界更高,基础更好。

梯度是一级级排列下来的。作为一个县级市,与长沙市的名牌中学相比,当地最好的高中每年能有两人考上清华或北大已经是新闻。

在田家炳中学,老师在课堂上会播放河北衡水中学的跑操视频,同学们被这个学校的学生跑着去吃饭、等饭时还要随身携带纸条的“疯狂”所震撼。

罗妮也想成绩更进一步。她很纳闷,为什么有些城里的小孩看起来不努力也能考得很好,而有些农村同学晚上打着手电筒看书,却一直在班级倒数?

村民们开始倾向于为孩子做一个更稳妥的选择。罗娇是本村读书最好的学生,本可以去镇里读最好的高中,但母亲说服她报考了省内一所师范学校,“现在大学生好多,工作不好找,这个稳定一点。”

罗娇曾犹豫不决,她想考个好大学,但爸爸跟她说理想很美好,没有几个人能实现,“就跟做梦一样”。

今年,秧田村共有3名学生读了师范院校,都是镇上成绩名列前茅的学生。前些年,考不上高中才会选择这条路。罗娇眼下仍是矛盾的,她不知道自己的选择是对还是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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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墙上那句“知识改变命运”的标语,也遭遇了冲击。

镇上的中学教师邓辅仁,教过其中的8名博士。如今他去家访,发现有些家长认为读了大学后也找不到好工作,干什么都能赚钱,对供孩子读书不那么重视了。“我跟家长说,你就是打工,你读了大学也比没读大学的工资要高。”

对照是明显的——村民们总将博士墙与村里的另一面墙“公德墙”作对比。公德墙是在博士墙之后不久建成的,二者相隔不远,同样的高度。“上墙”的12人由村民公投选出,都是回报桑梓的“大老板”,依照捐资数额排列。第一位“大老板”的简介下写着:为修桥、修路、扩建学校等公益事业乐捐120万元。

一些博士认为,虽然村民们很重视博士,但对这个群体实际不怎么了解。屈维意说,农村很多人认为的“有出息”就是能赚到钱。“他们说,屈博士读那么多(书),带领大家致富啊!”有人提议共同捐款修族谱,亲戚们自然地认为他有义务也有能力捐更多的钱。

另一位博士曾听见邻居说,“(博士)毕业出来肯定得年薪百万!”

“读书要变现,要么当官,要么赚钱,要么就白读了。”尽管相比其他村子,家乡已足够重视教育,但屈婷发现,在这层重视下,人们仍把知识作为一种手段。

屈婷已经不记得大学第一志愿报的什么,考入南开后,她被调剂到哲学系,一路读博,走了一条“最简单的路”。弟弟屈强强所去的东北大学位于沈阳,他去该校的原因只是想去看看北方的鹅毛大雪。屈维意则稀里糊涂报考了武汉的一所军校,因为班主任告诉他考军校免学费——他没想过,也不知道,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其他选择。

考入大学后,屈维意学习航海仪器工程专业。漫无目标的他听说一位学长保送了研究生,他惊奇,“什么叫保送研究生?”“他跟我说就是有一个更高的学历,比大学生还好。”屈维意于是给自己定下目标。

他很顺利地保送读研。就在他准备继续攻读本专业时,一位学长跟他讲:“搞什么技术!你看那些搞指挥的,当个团长就有专车了。”

“人家说什么好,就去干什么,自己也没有辨别能力,其实我对指挥技术完全不懂。”屈维意放弃了本校保研,转到另一所军校读航海指挥方向。直到后来,他才发现自己错过了一个多么好的机会——被誉为“中国电磁弹射之父”的马伟明院士当时是系主任,要挑一个本科生做他的研究生,他本来有机会跟着马伟明深造。当年保送的研究生里,他是第一名。

屈维意遗憾地说,“那时候(读指挥)完全是错误。”

像是一种烙印——人生的前半段,没有清晰的意义指向,没有前人的经验可借鉴,也没有准确的自我认知和规划,屈婷把他们的这种状态理解成“相对不自由”。一位同年级校友的经历让她很触动。这位校友高二时便跟随父母去欧洲游学,选择读南开是觉得个人性格太浮躁,与南开沉稳的校风互补。选择英语专业是因为知道一个国际化人才需要流利的语言工具,大学期间,校友又选修了国际贸易,毕业后如愿进入一家投资银行。

“这就叫自由。经过选择的叫自由,没经过选择的不叫自由。”屈婷觉得,校友是领着命运走,而她,是被命运推着走。

小学二年级时,喜欢读书的屈婷从父亲那里得到了琼瑶的言情小说《水云间》,读得津津有味,后来她才意识到这类书籍并不适合小学生。父亲没有这个意识。她转念一想,自己还算好的,很多农村孩子一本课外书都没有,而她还可以在外祖父的家里找到一本《西游记》。

这些让屈婷反思,在农村,即使重视教育的父母,也更多停留在“读书是为了有更好出路”一层。另一方面,她也清楚,渴望父母有超出环境的远见不现实,愿意供子女读书就已难得。而且,“人都是一步步打开自己的世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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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现在,屈婷坚信读书仍是正确的选择。她想让家乡的人明白,尽管农村孩子会受到原生环境的限制,尽管不是每个孩子天生会读书,尽管读了书也不一定能挣大钱,但每个人应该去尽量争取受教育的机会。

屈婷有两个做生意很成功的堂哥,都没上过大学,但都接受了教育,一个高中毕业,一个读了技术学校,“我伯母掏钱供他们读。这就叫重视教育。即便不知道将来干啥,也要送孩子去学习。”两个哥哥在教育子女上达成共识,即使是做生意,读过书的人也比没读过书高一个层次。

“读书仍是农村孩子改变自己命运最基本、最一般的途径,努力读书、读好书就是大多数人应该做到、争取之后也能做到的事。”这对父女合作的那份演讲稿中这样写。

走出去的博士们开始倾尽心力,培养自己的下一代。屈维意买了最好的学区房,“咬着牙也得买”。屈婷则为孩子报了音乐班,让因20元不能报画画班的事情,不会在女儿身上重演。

在秧田村,有近60%的劳动力外出务工。这几年,村里的居住环境大大改善,村中有供村民休闲的体育馆,也有供孩子们打球的篮球场,堪比一个功能完好的城市社区,但这里更适合养老。如果村民留在家乡,只能选择种植水稻和烟草,或去村子附近的织布厂打工。村里的年轻人为了赚钱走向全国各地,最远的去了海南做皮革生意。

黄心瑶的妈妈在村里务农15年,在田里多年沉积的湿气令她手痛难忍,“实在受不了了”。她又去镇上卖了5年衣服,因家里有老人和孩子,不得不回家。在当地织布厂上班,一年只能挣到两万元。

“应该把资源集中起来搞集体经济。”屈维意在大学做过水库库区移民的研究,回乡时,他对村干部建议,要扶持个别人带头做产业,以让留在村里的人有更多谋生选择。

最令屈婷忧虑的仍是家乡的教育问题,“没办法,只能一点点去突破。”她还想过,老了之后,就回村里教书。

去年,村里建立了一笔教育基金,20多万元,都是从村民处募捐所得。一位村干部说,希望这笔钱能用在激励小孩读书上,不是读到博士才给奖励,而是给从小成绩好、有特长的“潜力股”。

博士墙设计时,博士们发回的图片风格并不一致,有人穿着学位服,有人仍是便装。村民们将这些照片和人物简介区域的底色确定为不易脱落的锈红色,然后将图片一张一张粘在板子上,再钉到墙上固定。每个人都希望,在风吹日晒雨淋侵蚀下,墙上的信息能保留得更久一点,村里的孩子放学回来,每天都能看到。

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见习记者 尹海月文并摄 来源:中国青年报

梦见楼高代表什么生肖2

今早(11月12日)

昆明市呈贡区连发4次地震

凌晨5时23分58秒,昆明市呈贡区发生一次1.9级左右地震;

6时2分19秒,昆明市呈贡区又发生一次1.9级左右地震;

6时4分5秒,昆明市呈贡区再发生一次1.3级左右地震;

10时21分29秒,昆明市呈贡区发生一次1.6级左右地震。

这4次地震都是小地震,因发震时间在凌晨、震源不深、发震地点楼高人口密集等原因,造成轻微震感。

据了解

地震烈度可分为12等级

不同等级人们感受不同

地震烈度

第一级,人们并未感觉到震动。

第二级,人在高楼才能感觉晃动。

第三级,在地面的室内能感觉到,悬挂对象也晃动。

第四级,连汽车也晃动,严重的话木墙或窗架会出现裂缝。

第五级,容器中的液体溅出,睡觉的人会被震醒,小物体会移位。

第六级,墙上挂的图画会掉下,家具移动,人们会因为害怕纷纷逃到屋外。

第七级,人会站立不稳,池塘出现水波。

第八级,砖石墙部分破裂倒塌,树枝断落。

第九级,是很严重的,地下水管破裂,地面出现裂缝,小建筑物倒塌等等。

第十级,水库出现裂缝、桥梁被破坏,铁路扭曲等。

第十一级,地下水管及阴沟系统全被破坏。

第十二级,全面破坏,连巨石也震动移位。

对于这4次地震

不少网友表示

感受到了震感

掌上春城记者:杨芮

部分素材来源:微博、百度百科

审核:周晓雪 吴晨萍‍

终审:李严

声明:转载此文是出于传递更多信息之目的。若有来源标注错误或侵犯了您的合法权益,请作者持权属证明与本网联系,我们将及时更正、删除,谢谢。

来源: 掌上春城

梦见楼高代表什么生肖3

来源:新华每日电讯

西北旺镇唐家岭村民回迁后的新家园。 (西北旺镇委宣传部供图)

唐家岭村旧貌。 (西北旺镇委宣传部供图)

西北旺镇,坐落于北京市海淀区西北部,由原东北旺乡和永丰乡合并而来,是西山脚下的老镇,这一地区长期以农业生产为主,是典型的京郊农村。

然而,虽然地名带着个“旺”字,但数千年来,这一地区似乎从来没有真正“旺”起来。“远嫁玉渊潭,近嫁四季青,誓死不嫁穷永丰。”当地老百姓早些年的谚语,隐含着西北旺人的无奈和心酸。

新中国成立后,西北旺镇域和地名几经变迁,但变来变去,西北旺始终没有甩掉一个“穷”字。进入21世纪,该镇辖区内的唐家岭村,更因“北漂”聚集,一度成为闻名全国的“城中村”无序发展的典型。

千年困于茧,何日能翩跹?今天,我们再次走进西北旺,探访这个老镇在新时代的变化。

告别“瓦片经济”

城中村旧貌换新颜

初冬的中关村公园,草木随风荡漾,风姿绰约,在阳光的照射下,变成金灿灿的一片。苍松挺拔而立,郁郁葱葱,青砖绿瓦与踏青小径相映成趣,锻炼健身的游人三三两两,玩耍的儿童嬉笑而过。

这里就是唐家岭村的旧址,也就是多年前人们所熟知的那个“脏乱差”的城中村。

曾经的流动人口聚集区唐家岭村,因一本《蚁族——大学毕业生聚居村实录》而广为人知。污水横流、垃圾遍地、道路狭窄、治安混乱……这是唐家岭居民共同的记忆。

“以前的日子没法说,外地来租房的人特别多,晚上有的时候水、电都用不上,出门走的都是泥路,晴天一身土,雨天一身泥。”84岁的王旭臣在唐家岭村已经住了超过60个年头,回忆起这些往事,忍不住叹气。

“大家也没什么挣钱的路子,就是出租房子。为了多租房子,好多人都在自己家房上加盖楼层,最多的盖到7层。”王旭臣回忆。

在21世纪初期,随着永丰基地、中关村软件园的建成,一大批企业开始入驻,与其毗邻的唐家岭因为低廉的房租和便捷的交通颇得上班族喜爱,人员日益密集,逐渐形成城中村。

北京市海淀区西北旺镇党委副书记余新星介绍,曾经的唐家岭村户籍人口3000多人,流动人口却达到7万多人,是典型的人口倒挂村,环境脏乱差,安全隐患突出。

“一到夏天,空调跳闸,水压不足,好好洗个澡都是难得的事。”余新星说。

2009年底,北京市启动50个重点村改造,唐家岭被纳入改造范围。经过几年努力,村民陆续回迁上楼。唐家岭旧村拆迁后,在原址建设了中关村公园,目前已建成面积占地4300多亩。一个脏乱差的城乡接合部村庄变成了现代化的社区和城市“绿肺”。

“我是做梦也没想到能过上现在的日子,生活条件好了,能住上楼房,烧上暖气,还给办了医保、养老保险,完全不用依靠子女。”住在距离唐家岭村旧址不远的回迁楼里的王旭臣说。

党的十九大提出乡村振兴战略,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为“三农”发展指明了目标和方向。从“脏乱差”到“森林公园”,唐家岭的变化,是西北旺变迁的一个缩影。

余新星介绍,党的十八大以来,西北旺镇依靠上级政府支持,积极推动区域内村庄的改造工作,进一步消除公共安全隐患,改善农民居住条件;同时鼓励村集体经济发展,打破“村村各自为战”的局面,全镇10个村集体经济组织加入乡镇与生态科技园区深度融合发展模式即“一镇一园”建设,以镇政府主导、镇属集体企业统一建设、统一运营、统一分配的模式发展集体经济,保证农民的稳定、持久增收。

目前,唐家岭村级股份合作社产权制度改革全部完成,让全体村民入了股,村民变成股民,同时安排岗位解决村民的就业问题;利用村里的闲置土地做开发,在集体土地上建设公租房,建设商用办公楼和商场,积极争取高新技术企业、互联网公司落地,让唐家岭告别利用房租收入为主的传统“瓦片经济”,走上一条可持续发展的道路。现在唐家岭的日子越过越红火,村民人均年纯收入从2009年的1.1万元提高到2018年的4.2万元。

在充满生机的中关村公园,村里原有的部分砖石瓦片和门牌构成了“老街印象”等景观,废旧建材“重生”与远处拔地而起的高楼交汇织出一道美丽的风景。

高新技术企业聚集

新动能逐渐形成

十余栋玻璃幕墙高楼鳞次栉比,直上云霄,办公区的工位上,无数工程师正在忙碌地敲打着键盘。坐落在西北旺中心地带的中关村集成电路设计园,建筑面积超过22万平方米,主要吸引集成电路设计企业、软件服务类企业入驻。

得益于便利的交通和配套设施,现在几乎每天都有来自北京乃至全国的客户考察办公楼宇。招商部门的工作人员接待着一波一波的考察团队,楼下的星巴克咖啡、品牌餐饮等店铺门庭若市。

“开园不到一年时间,已经有47家企业入驻,员工规模超过2000人,估计到2020年底,园区基本就能招商完毕,没想到发展这么快。”刚刚结束一场客户接待会议的中关村集成电路设计园发展公司董事长苗军感慨地说。

不单单是这一个园区,与它毗邻的用友产业园、中关村壹号等高新技术园区相继拔地而起、发展态势喜人,多家知名企业正在迅速成长,一个成规模的高新技术产业集群初露峥嵘。

蓄势破茧欲化蝶。从“城中村”到高新科技园区聚集,如此华丽的转身得益于当地政府联合市场力量主动出击、前瞻布局。

围绕北京“四个中心”功能定位,西北旺地区进一步吸引高精尖端产业的集聚,逐渐由村镇基础设施建设向支撑中关村科学城建设转型。各有关部门加大政策支持力度,推出了对于落户企业的房租减免政策,房租减免幅度达到50%;针对已经入驻的企业,为企业员工争取公租房,解决职住平衡问题。

在西北旺工作生活的李莹,是在北京兆芯公司工作的一名软件工程师,自2015年来北京工作,一直居住在回龙观,每天往返于五道口和回龙观之间。

“通勤的距离其实不长,就是上下班高峰的时候人太多了,地铁也挤不上去,住的又是合租房,条件太差了。”

2018年底,李莹所在的公司整体搬迁到了位于西北旺的集成电路设计园。

“刚开始搬到西北旺的时候,确实想不通,觉得这是个落后偏远的地方。搬过来才发现,条件真的非常好,工作环境很舒服,我也通过公租房申请分到了房子,从家到上班地方只需要10分钟。”李莹说,现在她已经结了婚,决定和爱人在西北旺扎下根。

西北旺镇有关负责人介绍,目前将投入使用的18万平方米的公租房项目,和将要开工建设的12万平方米集体土地租赁住房项目,以及正在规划建设的中小学校,满足基本住宿、教育需求,让企业来得了、留得住、干得好。

“我们项目还没动工,多家企业就已经与我们接洽楼宇的购买事宜了,西北旺地区的吸引力越来越大。”负责中关村壹号运营的实创亿达公司董事长冯戈说。

在西北旺北部地区,故宫博物院北院的建设已于2018年启动,目前正在加紧推进。

未来,这里将是用地面积超过60公顷、总建筑面积超过10万平方米的综合性文物建筑,南侧临水、北面叠山,与不远处的“三山五园”交相呼应。大规模的现代化常设展厅和一系列专题展厅、临时展厅,使文物展示数量有望超过故宫博物院本院,预计每年将迎来300万游客参观。

“依靠故宫北院、中关村科学城北区建设的有利背景,我们正在把西北旺建设成海淀科技发展的新腹地,聚焦人工智能、集成电路、大数据等产业,协同周边地区教育、科技优势资源,促使人才、技术、成果、资本、管理、品牌等创新要素不断辐射溢出。”海淀区委书记于军说。

家有梧桐树,招得凤凰来。

拉卡拉、小马智行、赛尔科技等一大批优质企业已经落地,中粮大悦城建设进入到落实阶段,占地147公顷的“一镇一园”项目逐渐成形,相关园区的产业孵化器开始运转……

“把高精尖引进来,尤其要把创新企业引进来。”苗军说。

产业政策不断创新,科技领军人才争取汇聚,科研成果层出不穷,高精尖产业加速集聚,西北旺地区科技文化融合机制正在形成。

剥掉“白菜帮”

非首都功能逐渐疏解

从科技园区宽阔的马路转向一段狭窄的乡道,走不多久,一片规模不大的厂区映入眼帘,这里是“绅士衬衫”的总部。曾经,以农业经济为主的西北旺,最为出名的品牌之一就是热销全国的“绅士衬衫”。

从一个地地道道的村办小厂变成拥有独立品牌的企业集团,作为乡镇企业的代表,“绅士衬衫”曾在20世纪90年代获评“中国十大名牌衬衫”,一度年销售达上百万件,产品远销欧美多个国家。

20世纪90年代末期,“绅士衬衫”已经发展成为拥有上百亩制造厂房、1200多名员工、年销售收入超过2亿元的大型企业。最鼎盛时期,来自全国各地的经销商都要排着队在工厂门前等着提货。

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北京的一些经济业态越来越不适应首都的功能定位,患上了“大城市病”的北京不堪重负,“绅士衬衫”这类传统劳动密集型企业也面临转型升级的历史性选择。

2017年,党中央、国务院批复《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16年-2035年)》,明确提出了“减量发展”的要求。调整经济结构和空间结构,走出一条内涵集约发展的新路子,探索人口经济密集地区优化开发的模式,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形成新增长极,北京正在努力建设成为国际一流的和谐宜居之都。

“发展‘白菜心’,做好疏解工作是十分迫切的。西北旺同时兼具建成区、城乡接合部和平房村多种形态,我们推出多项政策、有序疏解,为高新技术产业、文化产业留足空间。”西北旺镇党委书记赵小云说。

在疏解非首都功能的大背景下,“绅士衬衫”这样一家曾经的明星企业,主动关停了在西北旺地区的制造厂房,将工厂和团队迁移到河北、浙江等地,只在北京留下了研发和销售基地。

“我们腾退了所有的厂房用地。”绅士衬衫公司董事长丁宝和说,“企业能发展起来得益于国家的政策,现在企业的发展方式已经不能适应首都的需求,我们就要服从大局,响应国家的号召,主动做好产业的调整,做好自己公司的转型工作。”

不单单是“绅士衬衫”一家企业,围绕故宫北院、中关村科学城等重大项目的落实,利用腾退空间发展高精尖端产业、补充配套服务短板,西北旺地区加速推动中关村科学城北区建设,加强环境综合提升,整治开墙打洞、城乡接合部和传统村庄改造、疏解一般制造业……

“一个追求速度的时代已经过去了,这是大势所趋。我们企业要打造好自己的专卖店、直营店,做定制化的服务,做好转型去拥抱这个新时代。”丁宝和说。

目前,西北旺地区的疏解整治促提升取得了显著成效,已经有8个村庄实现了改造腾退,涉及1.4万余名居民,仅剩下4个平房村待改造腾退。

商业、教育、科技等领域不断发展,经济发展质量、人居环境质量、人民生活品质和城市竞争力进一步提高,环顾今天的西北旺,随着产业空间的释放、故宫北院的建设,作为中关村科学城北区的重要承载地,全新的西北旺正在加速化茧成蝶,实现瘦身转型之后蓄势“轻盈腾飞”,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会真正“旺”起来,成为海淀北部发展的新地标、新引擎。(记者季小波、吉宁、尹平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