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诗 代表什么生肖

七绝.十二生肖诗（下） 文/书法/刘华刚,下面一起来看看本站小编郑彦芹给大家精心整理的答案，希望对您有帮助

新诗 代表什么生肖1

七，马

疾如闪电快如风，千里奔腾尔最雄。

若得雕鞍骑勇将，边关踏月建奇功。

八，羊

生性温良众口夸，荒原野岭可安家。

攀岩走壁功夫好，高卧云山看日斜。

九，猴

灵长之中数我精，纵然弱小更轻盈。

枝头野果随心采，无虑无忧度此生。

十，鸡

自收双翼懒飞行，愿得悠然过此生。

夜夜殷勤催早起，引吭一唱到天明。

十一，狗

虽非同类性情真，笃定忠心侍主人。

知遇之恩惟厚报，一生从不怨家贫。

十二，猪

流落凡尘莫怨天，万千造化得高眠。

休提八戒娥宫事，九九方能做大仙。

七绝.作十二生肖诗有感

十二图腾已写全，休将拙韵记心田。

若不负我抛砖意，期待高师大美篇。

【诗人简介 】 刘华刚，笔名：晚耕，男，白族。现为中华诗词学会、贵州省诗词楹联学会会员，中国仿古体新诗研究会理事，国际华文诗歌研究会会员，南京霸王山诗社、上海高行诗社社员，大洋洲骄阳有约华文诵读平台格律诗、词主审。《诗词楼阁》签约作家。

新诗 代表什么生肖2

一手作画，一手著文！黄永玉的两支妙笔

他只上过8年学，却当上了中央美院的教授、中国国家画院的院士；他在画坛成名，却因写了《比我老的老头》成为畅销书作家；他是妙想天成的设计奇才，为纪念自己的爱猴画了一枚生肖猴票令邮市大涨，为支持家乡的酒厂设计酒瓶包装带火了一个白酒品牌；他80岁上时尚杂志封面，95岁开法拉利，98岁高龄仍笔耕不辍，手写48万字的“长河小说”《走读》为自己庆生……他就是人见人爱的“90后”老顽童黄永玉。

▋爱读书的流浪者

1924年，黄永玉出生在湖南常德，在民风强悍、多民族聚居的凤凰古城长大。他的父母毕业于湖南师范学校，学美术与音乐出身，曾分别担任过当地男女小学的校长。他有四个弟弟，其中有两个弟弟后来也成了画家，可见家族中“美术基因”的强大。

因家境贫困，黄永玉小学毕业后便跟着远房的一个叔叔到他任教的厦门集美学校去读中学。集美学校在当时集中了全国最好的师资，也为学生们提供了理想的学习环境。黄永玉的美术与国文成绩非常出色，但他不爱上数理化和英文课，认为太费脑子，“长大以后肯定用不上”，因此一开学，就把刚领来的新书都卖了，换钱买急需的生活用品。初中三年六个学期，黄永玉共留了五次级，因此他自嘲说：别人的同班同学可能只有几十个，而我却有一百六十多个。集美学校创办100周年时，黄永玉曾向母校献画祝寿，笑称自己是集美“不孝的学生”。

虽说课堂上的书读得不好，但他把集美学校整整六层楼的图书馆的藏书“从头到尾都翻烂了”，并且从此养成了每天看书的习惯。短短几年时间饱读的万卷“杂书”成了他流浪生活中的精神支柱，也为他后来的艺术探索打下了坚实的知识根基。

正是在集美学校，在美术老师的支持与鼓励下，黄永玉开始学习木刻，并且很快就在《大众木刻》杂志发表了自己的处女作。但好景不长，在一次打架受到学校处分后，黄永玉离开了集美，开始了真正的流浪生活。

在江西、福建、广州、上海、香港等地，黄永玉尝试过无数份工作：在小作坊做陶瓷小工，在码头上当苦力，在剧团搞舞美，在《大公报》做编辑，还在中小学当过老师。在此期间他结识了不少文艺界的朋友，并且遇到了他一生的挚爱——美丽的广东女孩张梅溪。

在社会大学里历练既久，他学到了一身的本领，强健了筋骨，长足了精神，渐渐地在美术界也有了名气，能靠画画和木刻生存了。虽然生活不易，但他觉得自己“穷得挺硬朗”。

▋沈从文的“当头棒喝”

黄永玉的家族中有不少颇具传奇色彩的人物。比如曾经到北京帮民国总理熊希龄创办香山慈幼院的祖父黄镜铭，比如能说出“龚璱人（龚自珍）的人品是从自己的文章里养出来的”这样深刻见解的瞎眼太婆，比如终日吟诗论文、喜欢和他大谈《水浒传》的二舅。而对黄永玉的人生与艺术产生最为深刻影响的，当属他的表叔沈从文了。黄永玉自己也曾多次提及这一点：沈从文的“人格力量、趣味和谈吐影响了我”。

作为“吃得苦，耐得烦，霸得蛮”的湖南人的典型，黄永玉和沈从文的人生经历有着不少相似之处：先后在同一所小学、同一个教室就读，同样是少小离家、独闯天下——“表叔和我都是在十二三岁时背着小小包袱，顺着小河，穿过洞庭去‘翻阅另一本大书’的”。当黄永玉开始创作带有自传性质的长篇小说时，更是以“无愁河”命名，我们不妨将此举视为他对沈从文名篇《长河》所作的遥远的呼应和致敬。

虽然小时候也为见过这位亲戚但看不懂他写的书而感到懊恼，但随着知识及阅历的增加，黄永玉开始理解并喜爱沈从文“细腻、讲究”的文字，把他的文学当作自己精神的滋养，甚至在逃难时都带着他的书。

他的艺名“黄永玉”就是沈从文帮他取的。他原来叫“黄永裕”，沈从文建议他改名：“永裕不过是小康富裕的意思，适合一个布店老板，应改成永玉，它代表永远光泽明透。”

对于黄永玉的创作，沈从文是很关注的，为他所取得的成就感到欣喜。上世纪40年代，沈从文为黄永玉的木刻作品写过专文《一个传奇的本事》，称他是一位“吸收力既强，消化力又好”“技术优秀、特有个性”的木刻工作者。

新中国成立后，沈从文第一个给远在香港的黄永玉写信，希望他能回到北京参加工作。1953年，黄永玉携妻儿来到中央美术学院版画系任教。由于居所接近，他们的交往相当频繁，在“文革”时也曾有密集的书信来往，在艰难岁月互相安慰与鼓励。黄永玉也为沈从文的小说集画过不少精彩的插图。而令黄永玉终生难忘的一次教诲，则是缘于他创作的一幅木刻作品。

上世纪50年代初，黄永玉受邀为《新观察》杂志赶刻了一幅木刻插图，因为匆忙交工，效果不太理想。沈从文看到后非常生气，专门跑到他家，措词极为严厉地批评了他：

“你看看，这像什么？怎么能够这样浪费生命？你已经三十岁了。没有想象，没有技巧，看不到工作的庄严！准备就这样下去？……好，我走了……”

这样的“当头棒喝”显然是出自“爱之深，责之切”。有了这样“严峻的注视”，黄永玉再也不敢懈怠，他把表叔的话当作了艺术道路上无形的鞭策。

▋最倾心的行当

黄永玉有两支妙笔，一支成就了他画家的美名，一支圆了他当作家的梦想。

在公众眼里，黄永玉的画名比文名要大得多，虽然他的诗歌创作几乎与木刻同步，在1982年便获得了第一届全国优秀新诗奖。而诗人艾青的情况刚好与他相反，艾青以长诗《大堰河——我的保姆》成名，而其早年师从林风眠，还曾远赴巴黎学习绘画的经历渐渐被人淡忘了。

有一个小故事颇能印证这一点。

1982年，黄永玉的获奖诗集《曾经有过那种时候》准备出版。出版社曾想邀请艾青画插图，以期“图文双美”。但艾青婉拒了，他的回答非常幽默：“真若如此的话，读者看到‘黄永玉诗，艾青画’，岂不要误以为是将我俩的名字排颠倒了吗？”由此可见他俩的画名与诗名早已深入人心。

黄永玉属于一专多能、心手两旺的艺术家，国画、油画、版画、木刻、雕塑，样样精通，而在文学创作方面，诗歌、散文、小说、剧本、寓言也都有精品力作，素有“多面手”之称。但在黄永玉的心目中，文学被排在了第一位，并且将之视为自己“最倾心的行当”，而画画只是为了在经济上供养他的这一爱好。因此当他不再为生计发愁时，他便将越来越多的时间投入到了写作中，文思泉涌之下，《永玉六记》《太阳下的风景》《沿着塞纳河到翡冷翠》《比我老的老头》等作品一一问世也便是水到渠成的事了。

正如他的木刻作品《齐白石像》曾得到白石老人由衷的称赞：“蛮像咧！”他在用文字书写人物群像时，同样有着木刻刀那样的力道，三笔两笔便把人物言行举止刻画得栩栩如生，一个个他所交往过的“比我老的老头”就这样生龙活虎地走到了读者面前。写沈从文，写齐白石，写钱锺书，写张乐平，都能做到声口毕肖，令读者如闻其声，如见其人。

而等到他的眼光和心胸得到充分的历练后，他便开始一心一意地打造他的鸿篇巨制《无愁河的浪荡汉子》，这一系列已属于“人书俱老”阶段的作品。在近百年的人生山头回望，儿时的往事便有了别样的味道，他的文笔经岁月打磨后更显出活泼与俏皮，读来令人忍俊不禁：

小时候学画漫画需要一种纸，“这种纸，纸店不常来；来了，我碰巧把钱吃了东西，只好对着铺子干瞪眼。要知道，做人家儿子时期，经济上总是不太松动的。到第二天省下零用钱赶去买纸，纸却卖光了。”

正是由于黄永玉兼具画家与诗人独特、敏锐的艺术感觉，才使得他在倾听河边铁匠的打铁声时能听出“荡漾与回声”。

▋慷慨的画家

2003年9月，为了配合“中法文化年”的有关活动，我编辑了一本由作家兼画家余熙采写的名人访谈录——《约会巴黎》，书中展示了40余位法国艺术家及文化名流的心路历程，包括赵无极、朱德群、皮尔·卡丹、保罗·安德鲁等。此书受到中法双方的高度重视，并被中国政府列为“中法文化年”的官方项目。

如何传达巴黎的神韵？我在考虑封面时想到了黄永玉先生。他的散文集《沿着塞纳河到翡冷翠》中收录了不少反映巴黎生活的画作，其中一幅描绘塞纳河两岸风光的作品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想若能把黄先生的这幅画作用在《约会巴黎》的封面上，那是再贴切精妙不过了。

承蒙编辑朋友热心相助，我拿到了黄先生的住宅电话，那时候他还住在北京通州的万荷堂。对于黄先生会不会同意我的用画请求，说实话，在打电话之前，我的心里也没底儿。但我当时认定这幅画作是最理想的封面方案，无论如何得去尝试一下。

大概是运气好，也可能是意念切，电话居然一拨就通。我想，以黄先生的名气和如今的忙碌程度，一定会由秘书或者助理负责处理对外的联络事务。出乎我的意料，是黄先生亲自接的电话！我按捺住激动的心情，把图书的有关内容以及我对封面的设想告诉了黄先生。没想到，黄先生答应得非常痛快，丝毫没有某些名人常端的架子或者“倨傲”之气。他说话的语调相当轻快，似乎还略带着那么一点调皮。他说用画没问题，稿费也不要紧，希望用后能给一本样书就行。多么简单的要求！我大喜过望，赶紧说没有问题，一迭声地向他表示感谢。很快黄先生就给我寄来了图片文件。

后来，这幅美丽的画作铺展在大勒口的书封上，很有气势，特种纸印刷的效果也很好。样书出来后我立即寄给了黄先生，并支付了相应的稿酬。

《约会巴黎》一书出版后，受到了各界好评，此书也成了献给中法文化年的一份特殊礼物。无疑，黄先生的画作为此书增了光，添了彩。每每念及此事，我的心中都是满满的感激。

从黄永玉的作品中常能感受到一“庄”一“谐”两种不同的风格。他以巨幅书法作品“人在作，天在看”表达愤怒，借“做一天木鱼挨一天敲”等漫画传递幽默；他用诗句“鸟，在天上/管什么人踩出的意义”张扬个性，也会说出“你们都太正经，我只好老不正经”“电器里我用得最熟练的就是手电筒”这样的俏皮话令人捧腹。如果只看到他在众人面前“秀”出的潇洒，玩不出令人惊奇的艺术成就；如果只有“正襟危坐”的严肃，也不容易产出趣味盎然的漂亮文章。而能把二者结合得如此的天衣无缝，应当归结于他有一颗难能可贵的“有趣的灵魂”。

来源：北京晚报 | 作者 钟振奋

编辑：张玉瑶 王琼

流程编辑：郭丹

新诗 代表什么生肖3

1981年，周策纵在香港中文大学举办的中国现代文学研讨会上。 （许礼平/图）

被海内外友朋弟子尊称为“周公”的周策纵先生（1916-2007），一生颇具传奇色彩。他早岁毕业于中央军政大学，供职于侍从室，1948年乃负笈北美，后获密歇根大学政治学博士学位。1965年起，他长期执教于美国威斯康星大学东亚语言文学系，治学涵盖文学、史学、哲学以及红学研究等领域，以兴趣广泛和学问渊博著称。他一生滋兰树蕙，桃李满天下，我虽非周策纵先生的门人弟子，但作为晚辈后学，曾多次向他问学请益，并蒙他赐予教导。1993年，我着手翻译周公大作《诗字古义考》（The Early History of the Chinese Word Shih），其间碰到一些拿不准的地方，曾写信向他请教。他不弃愚钝，耐心地给我以指点。久而久之，我也习惯以周公相称。

周策纵(图右)与何文汇。 （资料图/图）

苦痛中的小玩意儿

周公以教授为业，在一般人心目中，他的身份就是一个学者，而在我看来，周公首先是一个诗人。他从年轻时代起，就诗兴甚高，诗癖极深。2006年，友人陈致教授编成《周策纵旧诗存》出版，周公平生所为韵语凡千余篇，俱录入此编。书末附录有周公所撰《弃园自传》之一，题为《初中点滴：初离家乡和卷入反日运动》，可知他自初中时代开始，就对诗歌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热衷于读诗、谈诗，对“贴诗”（“从书上抄下一句旧诗来，把句前句后或句中某一个字不抄出，让大家来猜一个适当的字”）、诗钟之类的游戏，也乐此不疲，并有诗作发表于上海《学生文艺丛刊》等报刊之上。少年时代形成的诗歌兴趣，持续了他的一生。成年以后，他对诗歌的兴趣更大，从对联、诗钟、集句以及各种旧诗体裁，到新诗和新诗集句，他都乐于动手试作，并陶然忘忧于其中。

1995年秋天我在哈佛燕京学社访学之时，曾集李义山诗成七绝五首，并寄呈周公请教。周公在颇有肯定之余，也对我的习作指瑕引导。他在回信中说，他早年也曾集过李义山诗：“三十年前，萧公权先生寄示其1938年所集义山诗，我当即集了《草下》一首作答。”信中抄示此诗全文如下：

草下阴虫叶上霜，何劳荆棘始堪伤。

西园碧树今谁主？玉殿秋来夜正长。

永忆江湖归白发，未妨惆怅是清狂。

天荒地变心虽折，不信年华有断肠。

据周公说，此诗是他1965年秋在威斯康星大学所在的陌地生（Madison）集的，是整整三十年前的事了。他谦称此诗“集得不工，仅纾个人所感耳”，但我知道，周公集成的是一首七律，而集一首七律的难度，要远远大于集一篇七绝，因为七律中二联要求对偶，对集句的要求更高。周公所集七律中二联对偶严整，“永忆江湖归白发，未妨惆怅是清狂”一联尤其令我击节赞叹。此篇集句今编入《教栖草（一九六三—一九七二），见《周策纵旧诗存》第110页。

周公对集句诗的兴趣，不是心血来潮，偶一为之，而是呼朋啸侣，经常以此消遣。北美人的日常生活中，每逢圣诞节或新年，常常要互寄卡片，以示祝贺。在圣诞节或新年贺卡中，以集句抒怀，与友好通问，大概可以说是周公的发明。1960年岁末，周公时在哈佛，曾集谭嗣同诗句为《岁暮书怀》七律六首，并抄寄友好。1962年圣诞节，他集鲁迅诗句为七绝四首，也寄送海外诸友。1963年圣诞节，他又集杜甫诗句寄洪业、杨联陞、蒋彝等友好。他那本很有个性特色的小书《续梁启超“苦痛中的小玩意儿”——兼论对联与集句》（求自出版社，1964年），是在1960年初稿，1963年定稿于波士顿之弃园，1964年在香港印刷出版的。

1923年，梁启超遭遇了人生中的许多苦痛：夫人卧床半年，终于病逝；爱子远行，思念不已；而国家则内战不止，变乱如麻。除了与爱女相对，梁启超只能天天读词，集词句为对联，以此安抚自己的苦痛。12月3日，他在《晨报》纪念增刊上写了一篇《苦痛中的小玩意儿》，发表了他集唐宋词句而成的对联48幅。1960年前后，周策纵步梁启超之后尘，集成五代宋词联一百多副，并从中选出71副，录入《续梁启超“苦痛中的小玩意儿”——兼论对联与集句》之中。可以说，他对集句兴致最高的时候就是1960年代。

《五四运动史》

程曦与周公

对联和集句，是旧诗的根基或组成部分。周公的旧诗创作，有兴观群怨之用，其“群”之用尤大。他常将自作寄赠友好，相互唱酬，活跃在北美汉学界的华裔学者，如前文提到的萧公权、洪业、杨联陞、蒋彝等人，与他的互动尤多。他们不仅了解中国传统旧诗的各种形式，而且往往擅长此道。如洪业先生对集句情有独钟，在燕京被日寇拘押时，颇欲集杜句抒怀明志。诗联这些韵文形式，是周公与这些同道友好交往对话的重要方式，所谓以文会友，以友辅仁。

程曦（1919-1997）就是他的同道友好之一。程曦，字仲炎，原籍河北文安，早年师从吴宓，颇受器重。陈寅恪先生执教岭南大学时，吴宓推荐程曦任陈先生助手。后来，程曦辗转执教于香港大学、剑桥大学、伦敦大学、马来亚大学、爱荷华州立大学、华盛顿大学等。程曦为人好古博学，兼通文史，精善书画，可谓多才多艺。他对诗词曲学造诣尤深，著有《灵潮轩杂剧三种》《灵潮轩诗集》等。1971年，程曦将自己的诗词曲集寄呈周公，周公读后，称赏其中的“野田蔓草逢春密，废雉闲花对客娇”，“涧外危峰阴翠石，岭头皓月冷青松”，“风烟上下连渔人，岭路高低出画楼”等诗句，对《香江客感》及《美潮轩日咏》《寿港公七十》等篇，也赞为胜作（1971年８月７日周公致程曦信，见陈致、孟飞、黎汉杰整理《周策纵论学书信集》，中华书局，2016，第94页）。周公敏锐地发现，《靈潮軒詩詞曲合集》这个书名中，含有“口”字部件特别多，遂作《戏用口字体题程曦教授〈灵潮轩诗词曲合集〉》，以为戏笑。诗前有作者小序云：“共得六十四口，合《周易》之数也。原书名多口字，故用此体。陈沈炯有和蔡黄门口字咏绝句，得三十九口。”其诗云：

磊磊謳歌哭，區區嘻罵高。

靈詞器讍讍，品藻鑰嚣嚣。

此诗五言四句，二十个字，共计含有六十四个口字，与《周易》六十四卦之数正合。诗后还有一句题跋：“仲炎吾兄哂正哈哈，弟周策纵未是稿。”这句跋语中也含有十个“口”。此诗1971年10月作于陌地生（Madison），周公虽然多年客居于此，仍然称之为“陌地”，是看中这两个字的字面比较有诗意。此诗编入《周策纵旧诗存》第155页。其形式颇类六朝诗中的地名诗、药名诗、建除诗一类，由此可见周公诗歌受六朝诗学的影响，也可以看出他为人滑稽通脱的六朝品格。

这首游戏之作小序中提到的沈炯，是南朝陈朝人。沈炯一生遭遇离乱，读过六朝文学史的人，大多知道他有一篇《归魂赋》，却未必知道他早年还写了不少杂体诗，包括八音诗、十二生肖诗、离合诗之类，和蔡黄门的那一首口字咏绝句也属于这一类：

囂囂宫閣路，靈靈谷口閭。

誰知名器品，語哩各崎嶇。

从表意的醒豁自然来说，周公之作显然已占上风。再对比双方句中所有的“口”数，也是周公更胜一筹。一古一今，两位诗家都是为“口”而造辞，意在戏谑，属于游戏文字。

程曦与周公交往多年，关系颇为密切，所以可以这样戏谑玩笑，不拘形迹。1997年7月，程曦去世，周公为撰挽联云：

教学艰难，可惜与人、势、时多相凿枘；

遭逢离乱，宁愿从画、诗、曲独畅胸怀。

上联伤慨程曦的平生，下联赞叹程曦的才学，言简意赅，词外之旨，颇有千古文章未尽才的叹惜之意。程曦传世著作不甚多，1993年10月，程曦以手书自印了一册《海外汉学兴衰管见》，印量不多，流行也不很广。我在哈佛燕京图书馆的书架上见过此书，翻读一过，当时留下的印象，与现在读周公所撰挽联的盖棺之评颇能相互印证。挽联之外，周公还写了一首悼诗，抄写两份，并吩咐其家属在程曦墓前焚化。可惜，现在知道程曦的人恐怕不多了。

这首“口字体”诗，可以归入杂体诗的范畴，还可以让人联想到杜甫诗歌中的名篇《饮中八仙歌》。诗中写到盛唐时代八个好酒成癖的名人：贺知章、李适之、李琎、崔宗之、苏晋、李白、张旭、焦遂。世上凡是饮酒的人，或者世上凡是爱诗的人，没有不爱诵读这首诗的。若是在饮酒的场合诵读这首诗，自然特别切题，还有特殊的意味。即使酒桌上有不爱酒的人，抬出这八位酒仙，也足以让他们哑口无言，有口莫辩。据《檀几丛书》记载，清人张潮曾以《饮中八仙歌》为酒令，号为《饮中八仙令》：“逢口则饮，口穿破者不算；逢钩便转，顺行起令……在座宾朋未必尽记此诗，不妨以片纸写每句首一字，共二十二字，存监令处，以免错误”。座中每人依次诵读诗中一字，逢句中字有“口”者饮，饮之多少，随字之口数多少而定。如诵第一句“知章骑马似乘船”，遇“知”“骑”“船”诸字者，皆须饮酒。从酒令的角度来说，《饮中八仙歌》也可以看作诗中的“口字体”，便于行令时诵读使用。如果要把饮酒气氛炒得更热闹一些，建议直接用沈炯和周公的两首口字体诗为酒令。

《弃园诗话》

与友朋分享文字游戏的乐趣

周公自幼喜欢诗钟，无情对原属诗钟中的一类，他一直跃跃欲试。1958年6月某日，在麻州剑桥杨联陞教授府上，席间，刘子健教授以“太空时代摆摇舞”为题，命周公作无情对，周公即席成《无情对》，全诗如下：

子健命作无情对，姑且生凑没趣谈。

太空时代摆摇舞，月色分明别散关。

无情对一般就是一联对句，周公在这里凑了两副无情对，又将其拼合为七绝一首。他自己还附了一段长篇解释，读后令人忍俊不禁：

二句中以“子”对“姑”，至为明显。古人有为（以）“且”为“疽”者。“病皆死”乃成“病疽死”，故此以“健”对“且”。以“生”对“命”，乃连词为对。末二句首字乃以“太阳”对“月亮”，次字以“色”对“空”，乃佛家语。“时”（hour）对“分”（minute）。“明”“代”以连词为对。陆放翁诗句有“铁马秋风大散关”，“散关”乃地名，但“别”“散”“关”三字皆可用作动词，故可与“摆”“摇”“舞”为对也。（《周策纵旧诗存》，第85页）

这段文字引经据典，侃侃而谈，拜读之后，我眼前浮现出杨府席上诸公戏谑谈笑的欢乐情景。周公一本正经的语气，滔滔不绝的辞风，也让我联想到他的大著《古巫医与六诗考：中国浪漫文学探源》中的广征博引和左右逢源。严格地说，这首诗并不是典型的无情对，也不是优秀的无情对作品，只是聪明人的游戏而已。周公千方百计，要论证上下两句之间虽无情而仍为对偶的道理，其意不在于逞才炫智，只是与友朋分享文字游戏的乐趣而已。

周公还喜欢回文诗。据说回文起源于十六国时窦滔妻苏蕙的《璇玑图》诗。此图八百多字，无论正读、反读、横读、斜读、交互读，退一字读，迭一字读，均可成诗，可以读出三言、四言、五言、六言、七言诗一千多首，形式巧妙，令人叹为观止。如果此说可信，那么，回文诗也可以说是六朝时代文艺美学的产物。周公曾作《星岛纪游用字字回文体（寄王醉六先生）》：

星淡月华艳，岛幽椰树芳。

晴岸白沙乱，绕舟斜渡荒。

诗人为此篇加了自注，以便让读者能够体会他的苦心：“写成一圆圈，可从任一字起，从任一方向读，可得五、六、七言绝句，又隔字读，可得长短句词，共可得千首左右。”（《周策纵旧诗存》，第139-140页）窦滔妻的《璇玑图》毕竟有八百多字，周公的回文诗只有寥寥二十个字，却蕴含五、六、七言绝句及不同词牌词作千首左右，其变化之多端，衍生力之充沛，神奇莫测，出人意料。照此说来，这首“字字回文体”诗较之《璇玑图》可谓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周公不无得意地将这种“字字回文体”称为“汉诗轮回”，常与友人以此道聚会玩乐。

无论是诗钟、无情对，还是集句诗、回文诗，都讲究文字的巧妙安排，运用之妙，存乎一心。譬喻来说，这就是一种文字杂技，拼的是技艺，惯者为师，熟能生巧。因为酷爱此道，周公乐此不疲，几十年下来，将自己训练成全能的高手。因为酷爱此道，他特别重视这些文艺形式，评价也特别高。他那本小书《续梁启超“苦痛中的小玩意儿”——兼论对联与集句》（求自出版社，1964年），对此有明白详细的阐述，兹不赘论。

《周策纵旧诗存》

周公的汉学研究

这么说来，周公确实可以说是一个偏爱文字杂技的诗坛高手。不过，我有点担心：我在这里强调周公的诗人身份，强调他的文字杂技水平，会不会遮蔽周公在正常诗体创作上的成就，会不会遮蔽他在其他学科其他领域严肃研究上的多重贡献？实际上，周公于诗，对纪游、论诗、题画、唱和、赠答等题材皆颇为擅长，小令长调皆有别致风韵。他在汉学研究（他认为应该改名为“华学”）方面的成就也是多方面的。他的《五四运动：现代中国的思想革命》早已广为传播，1996年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引进在大陆出版，堪称这一领域的经典之作。他精研《红楼梦》，著有《玉玺·婚姻·红楼梦——曹雪芹家世政治关系溯源》等系列红学论文，又组织国际红学研讨会，推动了西方汉学界红学研究的拓展。他的专著《古巫医与六诗考——中国浪漫文学探源》等书，也蜚声学界。他多次回国讲学，开展学术交流，加强了国内学术界与国际学术界的交流，也是众所皆知的。

最后，我还要特别提到他的两篇长篇论文。1970年12月，周公在维京群岛圣瓦克举办的“传统中国文学批评讨论会”上宣读了一篇重要论文《文道探原》，原载Chinese Literature: Essays Articles and Reviews,VI, Jan.1979。学姐钱南秀教授曾将此篇译为中文，译文长达三万字，最早刊载于南京大学古典文献研究所主办的《古典文献研究》（1988），由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出版，后来收入赵益、程章灿编 《借石他山：三十年译文精粹集》（商务印书馆，2019）。在中国诗学方面，周公也有诸多引人注目的成果。2014年，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出版《周策纵作品集》，其中包括《弃园诗话》一卷，选取了周公论诗评词方面的经典文章十六篇,其中The Early History of the Chinese Word Shih (Poetry)一篇，经过周公确认，其中文篇名为《诗字古义考》。《诗字古义考》初刊于1968年，是周公诗学研究的重要创获，我曾于1993年译为汉语，译文长达四万字，最早刊载于南京大学古典文献研究所主办的《古典文献研究》（1991-1992），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出版，后来亦收入《借石他山：三十年译文精粹集》。这两篇论文都是周公上古文史研究的扛鼎之作，《诗字古义考》对于上古诗史研究的意义尤其重大，虽然发表至今已经超过半个世纪，但仍有重要的学术参考价值。可惜，这两篇论文尤其是中译本流传不广，我顺便在这里作一个推介。

程章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