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长沙代表哪个生肖

什么样的生肖酒最受消费者青睐？将文化传承成功演绎,下面一起来看看本站小编红网给大家精心整理的答案，希望对您有帮助

湖南长沙代表哪个生肖1

湘泉猪年生肖酒

红网时刻记者 唐频辉 长沙报道

生肖流转岁月，艺术温润人生。岁末年初，生肖酒成为白酒市场最火热的话题，各大白酒品牌纷纷推出生肖酒系列，用酒和文化跨界演绎，将中国传统酒文化、酒器文化、民俗文化、书法文化融汇一体，挖掘十二生肖的深层文化价值，备受白酒界、文化界、收藏界欢迎，而任何一款生肖酒的畅销也一定是将文化传承演绎成功的典范。

细数湖南近年来各大白酒品牌推出的生肖酒会发现，极具民族文化特色的湘泉生肖酒市场表现喜人。2018年，湘泉推出十二生肖酒，一色一生肖，限量发售2万套；2019年，湘泉继续推出猪年生肖酒，一套六瓶，限量发售1万2千套。

“2018年的十二生肖酒非常火爆，一投入市场就非常抢手，一个月内销售了一万三千多套。”当时售价是1680元/套，一年后已经升值不少，记者登陆电商平台发现，2018年湘泉生肖酒的售价已经涨到7000多元/套，每套已经涨了近5000元，“市场成交价也到了三到四千元。”一位酒商。

在生肖酒层出不穷的当下，湘泉生肖酒为何一面世就备受市场好评？近日，红网时刻记者走访湘泉生肖酒的运营商、众多酒商以及消费者，探究湘泉生肖酒火爆背后的原因。

湘酒与湘西非遗文化的跨界演绎

湘泉十二生肖酒

“蜡染、蓝印花布、赶秋、土家年……湘泉酒所在的酒鬼酒厂位于神秘的大湘西，这里有很多不为人知的本土文化和节日性的非遗文化，这些都具有着极其深厚文化底蕴的东西，却不被世人所熟知。”作为湘泉生肖酒开发运营商，湘西建发文化发展有限公司负责人章炳润表示，自己从上个世纪80年代就开始做酒鬼酒，对酒鬼酒有很深的情谊。2018年，他和另外几个伙伴开始湘泉生肖酒开发和运营，并把目光聚焦到湘西非遗文化。

在业内人士看来，将湘酒文化与湘西非遗文化充分挖掘、结合，是湘泉生肖酒在众多生肖酒中脱颖而出的重要原因，是将民俗文化与酒文化结合的一款典范，进一步推广了湘西文化和酒鬼文化。

“为了深入挖掘湘西文化，我们精心筹备了八个月，在湘西呆了大半年，找到了国家级苗画传承人梁德颂老师。”章炳润表示，2018年的湘泉十二生肖酒就是与国家级苗画传承人梁德颂老师合作，将梁老师创作出的苗画十二生肖作为湘泉设计主体元素，呈现在酒瓶和外包装商，其酒体由樊林大师调制，是一款创意性差异化明显的特色产品，进一步提升其纪念和收藏意义。

湘泉十二生肖酒传承湘西非遗文化苗画

同时，为进一步凸显生肖文化，湘泉十二生肖酒共计十二款，每一款都有独特外观设计包装，成为湘泉系列酒中最高端产品。这款产品一上市就备受好评，2018年中国湖南旅游商品大赛评选中，“湘泉十二生肖酒”获商品类金奖。市场反馈也很是喜人，一场上市发布会后就一炮而红，限量一万三千多套不到两个月就销售一空。“苗画原来是藏在深闺人未识，湘泉生肖酒与苗画结合后，发现欣赏苗画的人还是有很多，这就是文化的力量。”章炳润表示。

业内人士也认为，消费者对湘泉生肖酒的消费行为是一种文化或场景的情绪发酵，在消费的同时带走的是文化体验。

平民款生肖酒，可收可藏

平民款生肖酒，整件价值不过千元

2019年，湘泉生肖酒继续与苗画大师合作，将苗画更立体的呈现，而在瓶型和外包装上更端庄大气，“2018年的生肖酒瓶型是在湘泉酒瓶做了一些创新，而2019年的则是酒鬼、内参的元素更多一些。”

2019年湘泉生肖酒采用同一款生肖，一箱6瓶，市场成交价在千元左右一箱，可藏可喝。“包装大气，又富有文化，性价比高，可以送礼，可以收藏，也可以待客，一上市我就买了好几件。”一位消费者如此表示。

生肖酒从诞生开始，凸显的是其收藏价值，但“酒”终究是要喝起来的。湘泉生肖酒以平民化的价格，成为可藏也可饮的一款生肖酒。“单瓶价格不到200，酒体不错，有文化内涵，很多爱酒人士一次入手几件，用来送礼、饮用和收藏，”近日，湘泉生肖酒成为不少商会年会品鉴酒，成为生肖酒上桌的典型案例。

被老酒收藏界纷纷看好

湘泉猪年生肖酒

湘泉，作为湘酒的一个老品牌，诞生于上个世纪80年代，出自黄永玉大师之手，酒体好，也是湖南最喜爱的白酒品牌之一。

“在老酒收藏界，很多人也非常热衷收藏湘泉酒，老的湘泉酒有个很大的特征，那便是香。你喝过酒鬼酒就有感触，它那种香，既有空气中闻到的浓郁，也有含在嘴里细细回味的馥郁，甚至是空杯，都留香。同时，湘泉酒价格亲民，收藏成本不高，升值空间大。”章炳润一直活跃在白酒收藏界，正因为看到湘泉酒的这一特征，他才决心要做湘泉生肖酒。同时，湘泉生肖酒的推出，也进一步提升了湘泉的品牌内涵。

2020年，湘泉生肖酒还将继续推出“鼠”年版，“将更多引入湘西文化，做一些创新，比如传承湘西踏虎凿花非遗文化，继续挖掘湘西非遗文化与酒文化的融合。”章炳润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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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刊于《中国美术研究》第34辑，上海书画出版社，2020年，第27-40页。

感谢庄程恒老师赐稿！

引用时请注明出处。

庄程恒

庄程恒，1985年生于广东惠来，复旦大学博士历史学博士，现为深圳市关山月美术馆副研究馆员、广东省美术家协会理论委员会副秘书长。研究方向：唐宋美术与宗教、广东近现代美术与策展。

摘要：十二生肖主题是南方地区宋代墓葬神煞体系中具有标识性的明器组合陈设和装饰题材，也是探讨宋代墓葬神煞体系功能和信仰内涵的重要切入点。南方地区宋墓中的十二生肖主题作为唐宋时期堪舆“明堂”观念对墓葬空间意涵的一种营建，十二生肖主题与四灵组合正是对明堂意涵的具体化表达，代表着南方地区墓葬空间观念的新理解，从而构成了南方地区墓葬“唐宋之变”的内在意涵。

关键词：十二生肖，空间意涵，南方地区，宋墓，明堂

关于十二生肖的起源、含义、应用，在中国古代宗教信仰和思想文化史上都有极为复杂而又漫长的发展演变过程，其意义本身也因时代、区域和使用范畴的不同而表现出多元的特征。目前的考古发现显示，十二生肖形象最早在北朝时期进入墓葬，如山东淄博北朝崔氏墓（M10）[1]、山西太原北齐娄叡墓（570年）[2]及朔州水泉梁北齐晚期墓[3]等皆有发现。南方地区十二生肖主题至隋唐以后才渐流行，虽与北朝墓葬所出十二生肖主题表现出一定的传承关系，但更多是以人形生肖俑的形式呈现，或兽首人身，或人物捧兽，或头顶生肖的造型。这类人形化的生肖俑在湖北武昌马房山隋墓[4]和湖南湘阴隋大业六年（610年）墓[5]，皆有出土，并成为唐宋时期南方地区墓葬十二生肖形象的主要类型（图1）。

图1 湖南湘阴隋大业六年（610年）墓出土生肖俑（猴、狗）正、侧面

尽管十二生肖主题的墓葬陈设或装饰最早在北方地区发现，却表现出时断时续的发展到消亡的过程，而南方地区自隋代开始，几乎不间断地存在并在宋代表现出了区域扩大、组合增多、载体增加的新发展态势（如堆塑瓶、陶棺），这与北方地区在入宋以后的近乎消亡，形成了较为明显的反差。考古类型学的讨论，强调了区域内部的延续和演变，而对于区域之间的关联以及不同材质载体之间的平行性和差异性关注不足。因此，将十二生肖主题置于唐宋丧葬礼俗文化的时空单元中加以考察，探究墓葬空间与堪舆实践之间的关联就显得为重要。故而，本文试图以一种整体视野，对南方地区唐宋墓葬神煞中十二生肖主题的分布、组合演变进行梳理并结合典型墓例的分析，进而以宋代堪舆活动中的“明堂”观念为切入，探讨十二生肖主题的在墓葬营建之中的空间意涵。

一、南方地区唐、五代墓葬十二生肖主题的分布与演变

南方地区唐宋之际的十二生肖主题分布和组合演变是我们讨论十二生肖在墓葬空间的一个重要起点，其中十二生肖与四灵的组合作为宋代以后一个固定且普遍的延续，对我们探讨其组合模式的渊源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地处长江中游的两湖地区，在唐代初期即有多处十二生肖俑发现，其中湖南长沙的黄土岭唐墓[6]、咸嘉湖唐墓[7]、牛角塘唐墓（M1）[8]以及岳阳桃花山唐墓[9]、湘阴唐墓[10]，皆出土有兽首拱手而坐的十二生肖俑，可见在初唐时期，十二生肖在湖南地区的唐墓中已成为普遍的随葬物之一，并表现出较强的一致性。中唐以后，目前仅见湖北武昌东郊何家垅188号唐墓[11]出土过一组十二生肖俑，仅存7件，此后，这一题材在两湖地区就近乎消失。直至湖南桂阳刘家岭的一处北宋晚期壁画墓中，才在堆塑罐上发现一组十二生肖贴塑[12]。然而，同处长江中游的江西，唐墓出现的十二生肖主题，远不及两湖地区，目前仅在九江一处晚唐墓中发现兽首人身坐式的十二生肖俑。[13]这与宋代以后，江西地区十二生肖主题大增，形成了较强的反差。

长江下游的江浙淮南地区十二生肖题材表现出了较好的延续性，自初唐至五代皆有发现，且唐墓基本集中在江苏扬州和苏州之间的区域。其中江苏无锡江溪陶典村唐墓（约7世纪）[14]、吴县姚桥头天宝二年（743）张子文夫妇墓[15]、江苏高邮车逻中晚唐墓[16]及扬州邘江县杨庙晚唐墓[17]等处皆出土有兽首人身的十二生肖俑。这一区域的唐墓，因受到不同程度的扰乱，生肖俑的具体位置大部分不可详考，但从目前已知的墓葬信息看，出土十二生肖主题的唐墓中，未见其它主题的神煞俑出土。这在某种程度，也可说明南方十二生肖俑在随葬品组合的使用上，与北方中原地区墓葬存在一定的差别。五代时期，因先后有吴、吴越、南唐三个割据政权分别建都于今扬州、杭州、南京，故这些地区及周边有多处皇族成员墓葬发现，且多有十二生肖俑随葬或装饰墓中。其中江苏邘州蔡庄五代墓（929年），墓主推测为吴国皇室成员的寻阳公主，出土生肖木俑3件，皆头戴小冠，身着广袖袍服，手捧生肖动物于胸前，作恭立状。[18]杭州出土有吴越国皇室成员墓葬4座，分别为钱元瓘元妃马氏康陵（939年）[19]、恭穆王钱元瓘墓（941年）、王妃吴汉月墓（952年）、普光大师钱元玩墓，[20]此四处墓葬的十二生肖皆为石室浮雕加彩绘制作，生肖人物作捧兽文官站立状，按子午方位顺时针排列，且在十二生肖上方皆有四灵图像，表现出了较强的规制特征。（图2、图3）江苏南京祖堂山南唐烈祖李昇钦陵所出人物陶俑计有10件，头戴梁冠，身着长袍，其中两件手中捧生肖动物，因兽首缺失，逐至难辨，其余8件虽未见捧兽，但手拱处作平台，应是所捧动物已缺失之遗。据报告称这些俑出自后室，后室有12小龛，生肖俑原应放于龛内，故此组为生肖俑与唐代流行十二生肖形状很相似，推定为生肖俑应无问题。[21]（图4）如果将吴越国和吴国—南唐作为两个随葬品组合体系传统的话，十二生肖主题无疑是两者的一个交集题材，可视为宋代以后的神煞体系的观察主线。

图2浙江临安五代吴越国康陵后室所见十二生肖与四灵组合分布

图3 五代吴越国康陵后室龛内彩绘雕刻生肖人物像之马、羊

图4 江苏南京祖堂山南唐烈祖李昇钦陵后室所出生肖俑

福建地区唐、五代时期墓葬中出现十二生肖主题的目前仅见两处，其中厦门下忠唐晚期墓出土兽首人身拱手而立的生肖陶俑9件，虽制作略显粗糙，但较好地保留了生肖俑原有位置。（图5）[22]福州市郊莲花峰发现的五代闽国王王延钧之妻刘华墓（930年）[23]所出一组戴“王冠”执物俑12件，（图6）虽无动物标识，但样式与常见十二生肖颇为相似。与之同出的四灵俑（图7）、人首龙身、人首鱼身、风帽老人俑等神煞题材，与南唐钦陵墓所出神煞题材组合颇多重合之处。

图5 福建厦门下忠唐晚期墓平面图及生肖俑分布

图6 五代闽国王后刘华墓出土戴王冠执物俑

图7 五代闽国王后刘华墓出土四灵俑

此外，在四川和广东等地唐墓中也零星发现有十二生肖俑或浮雕，其中重庆万县唐永徽五年（654）冉仁才夫妇墓[24]（图8）所出生肖青瓷俑形态与湖南长沙咸嘉湖初唐墓颇为相似；广东四会南田水库唐晚期墓[25]所出模制砖雕，作兽首人身拱手而立状，每块砖上刻有地支名，意味着它们作为地支神的存在。

图8重庆万县唐代冉仁才夫妇墓（654）出土青瓷生肖俑（龙、马、羊）

通过上述对于不同区域内以不同材质和表现形态出现在墓葬中的十二生肖主题的梳理，我们可以看到：1、从类型上看，在这一时段，十二生肖主题流行兽首人身、人物捧兽（带兽）两大主要类型。这两大类型中，还可分出坐和站两个亚型，甚至更细致的差别，但是，这些类型并没有表现出先后的变化关系，即从兽首人身向人物捧兽的线性发展，更多的是一种交替进行，也没有截然不同的区域特性可言。2、在时段和区域分布上的两个中心，初唐以长江中游的湖南地区较为集中，但这一区域没有表现出较强的延续性，唐代中期之后出现了空缺。在宋代之后，十二生肖主题更多地在江西地区流行开来；而五代以长江下游的江浙淮地区较为集中且表现出较强的延续性。因此，探索宋代以后，江西地区墓葬中十二生肖主题的空间意涵，应从长江下游的江浙地区入手。

二、南方地区宋墓十二生肖主题及其空间营建

（一）南方地区宋墓的十二生肖主题的分布与组合

根据秦大树对南方地区宋代墓葬的区域划分，[26]本文所讨论南方地区十二生肖主题的分布可以分为三个主要区域区域，即长江中游地区、长江下游地区、福建地区。

1、长江中游地区包括江西、湖北、湖南三个省份。该区域目前发现出土有十二生肖俑的宋墓共13座，绝大多集中在今江西，是宋代墓葬神煞俑发现最为集中的区域，也是十二生肖主题发现最多的区域。通过与其他镇墓神煞题材的组合关系，我们可以发现其中11座墓出现了十二时与四灵的固定组合，形成了以吉州、抚州和饶州等三个地区为中心的区域分布。吉州地区的墓葬有：吉安敖城乡宋墓（974年）、遂川郭知章墓、永丰南宋墓等。其中，吉安敖城乡北宋墓为目前所见出土神煞俑纪年最早墓葬，墓中所出“文吏俑”8件，皆双手持笏作拱立状，冠式、服装与南唐烈祖墓所出生肖俑较为相似。[27]从其统一制作和南方地区随葬品的习惯做法，可推断应为十二生肖俑。[28]郭知章墓是这批墓葬中品级较高的一座，墓主为刑部尚书，卒于政和（1111-1118）初。[29]该墓出土神煞砖雕19件，其中包括四灵及十二生肖形象浮雕。生肖作兽首人身样式，虎、兔、龙着窄袖甲袍，余皆着宽袖大袍，手持兵器，惟蛇俑左手持箫，鸡为动物原型，较为特别。[30]（图9）永丰宋墓因非科学发掘，仅知出土十二生肖俑中狗、虎二俑，皆为兽首人身，做双手拱立状，四灵俑仅存玄武，为龟、蛇缠绕之形，可以推知该墓原存在生肖与四灵组合神煞俑。[31]

图9江西遂川宋代郭知章墓十二生肖砖雕

抚州地区宋墓所见十二生肖与四灵组合俑在数量和类型上都较为丰富，包括南丰桑田宋墓、南丰青山岗宋墓（1118年）、进贤吴愿墓（1118年）、临川朱济南墓（1198年）等处。其中桑田宋墓的年代约在徽宗大观至政和年间（1107-1118），该墓出土十二生肖俑为兽冠文官立式，四灵形象也为兽首人身立俑。难得的是，这些墓俑底部书有名称题记，部分俑还出处原位，为我们复原十二生肖与四灵所营建的宇宙空间结构提供有力的证据。同时，在青山岗北宋墓中，出土了几乎与桑田宋墓一模一样墓俑，其中也包括十二生肖（图10、图11）及代表朱雀、玄武的人形俑[32]，可见两墓存在同一模范制作墓俑的现象（图12），从而产生一定区域的流行。进贤吴愿墓出土神煞类瓷俑有十二生肖俑皆头戴圆头平顶帽，额前刻有“王”字，身着圆领长袍，手捧生肖。[33]（图13）有趣的是，这些瓷俑与湖北罗田汪家桥宋墓所出生肖俑无论在冠饰、服装以及形态都极为相似，同样，存在着批量和模式生产的可能。（图14）[34]临川朱济南墓出土十二生肖俑共出20件，皆头戴“王”字冠，着长袍，双手合执，底座分别书“子”“丑”“亥”等地支名称。（图15）值得注意的是，青龙、白虎俑作武士形象，双手分别托龙、虎；而朱雀、玄武作文侍形象，朱雀俑双手捧一展翅朱雀，玄武俑则胸前由上而下贴一长蛇，膝前由下而上塑一龟，两首相对（图16）。[35]这一变化说明，在南宋时期，四灵作为方位象征也出现了神格化的转变。

图10 江西南丰桑田宋墓出土生肖陶俑（子、巳、午），采自《考古》1988年第4期，第322页。

图11 江西南丰青岗山宋墓（1118年）出土生肖俑，采自《江西宋代纪年墓与青白瓷》，文物出版社，2016年，第144页。

图12江西南丰青岗山宋墓（1118年）道士俑与桑田宋墓出土道士俑比较

图13江西进贤吴愿墓出土十二生肖俑

图14湖北罗田汪家桥宋墓出土生肖俑（依次为马、蛇、羊）

图15 江西抚州临川朱济南墓（1199年）出土十二生肖俑及底部墨书“亥”字

图16 江西抚州临川朱济南墓（1199年）出土四灵俑（依次为朱雀、玄武、青龙、白虎）

饶州地区所出墓俑基本为釉瓷俑，制作较江西其他地区精致。目前，出土有十二生肖及四灵组合墓俑的墓葬共4处，其中景德镇东郊舒家庄舒氏墓（1065）出土十二生肖俑12件，均头戴平顶方帽，身着圆领长袍，双手捧生肖头于胸前，生肖俑的额头正中，刻一“王”字。四灵俑一套。[36]与舒氏墓年代相近的毛蓬店宋墓也出土了相同样式的十二生肖（图17）和四灵题材瓷俑。[37]德兴香屯绍定三年蓝文蔚墓（1230年）出土十二生肖俑两套，共20件，缺龙、鼠、虎、猴四俑，为兽首人身型，身着袍服，双手执笏，作拱立状（图18）。四灵形象作动物原型，其中青龙、朱雀各2件，白虎与玄武各1件。[38]波阳出土的洪子成夫妇墓（1264年），墓主为饶州三洪后裔，官至靖安令。其墓中随葬十二生肖、玄武、龙、蛇、人首龙身俑等皆为瓷质。[39]

图17 江西景德镇毛蓬店宋墓出土十二生肖瓷俑（依次为蛇、马、羊、虎、鸡、猪、牛、龙、兔）

图18 江西德兴蓝文蔚墓（1230年）出土全套十二生肖俑

2、长江下游地区包括今江苏、浙江及安徽南部地区。该区发现出土有十二生肖俑的宋墓3座[40]，其中北宋2座，皆有明确纪年，分别在江苏和安徽，南宋1座在浙江。孙四娘子墓所出十二生肖俑为木制彩绘，（图19）现残存九件，为人身兽首立俑，被钉于木椁中层，环绕墓主棺木；所出青龙、白虎作低伏前趋状，朱雀翼立、玄武作蛇缠龟状。[41]安徽望江宋墓出土鼠、虎、狗、兔、羊、牛等生肖俑6件，皆头戴刻有“王”字冠，着长袍，捧兽首于胸前；四灵俑仅存青龙。[42]位于江桐庐象山桥的南宋墓为一处同茔异室合葬墓，其中左室出土冠上刻有“子”“酉”“亥的生肖陶俑三个，作文官装束。[43]（图20）

图19江苏江阴北宋孙四娘子墓出土十二生肖木俑

图20浙江桐庐象山桥宋墓左室出土“子”俑

3、福建地区宋墓以长方形券顶单室和双室砖墓为主，十二生肖多以壁画和浮雕的形式存在于左右两侧，四灵题材多数位于十二生肖的前方或上方位置，而圆雕俑较为少见。这些壁画因脱落严重而难得全貌，对其空间布置情况的探讨，更多依靠浮雕类和残存壁画中的形象推断其顺序。目前发现有十二生肖的宋墓共七座 [44]，其中同时出现四灵题材的墓葬有：尤溪城关一中北宋壁画墓和尤溪麻洋北宋壁画墓。城关一中宋墓墓室南北两壁上方分别嵌有白虎、青龙浮雕，青龙首朝墓内，白虎头向墓外，作行进之状。龙、虎之下各并列嵌有壁龛六个，共计12个，龛内各有浮雕文吏形象一人，双手拱于胸前。（图21）结合该地区墓葬形制、装饰习俗以及浮雕人物数量和样式等因素看，应为十二生肖。[45]麻洋宋墓后室后半部残存的左右两壁分别绘有生肖和龙、虎图像，其中右壁可见白虎及“未”“申”两生肖人物，皆头戴生肖冠，身着广袖袍服，双手执笏，立于云端至上；左壁残见青龙及“巳”“午”，服饰与右壁生肖人物相同。（图22）根据残存生肖的排列，基本可以推知十二生肖原来的排列次序，即以顺时针的次序分排于两壁。[46]

图21福建尤溪城关一中北宋墓北壁（上）、南壁（下）壁画砖雕摹本

图22 福建尤溪麻洋北宋墓后室左、右壁残存壁画生肖人物

通过上述墓葬出土的十二生肖题材的分布与组合现象分析可以看到在长江中下游及福建地区的广阔区域中，十二时与四灵的组合表现出较强的同一性。这种组合无论是五代王室贵族，还是宋代高级别品官，如郭知章墓（三品），甚至低级别官吏，如蓝文蔚（九品），还有一般庶民墓中都有发现，可见并非一种完全等级性质的陈设。在南宋以后更为普遍的堆塑瓶中，将其作为墓葬空间的缩影，都可见到，十二生肖和四灵作为一种基本的陈设被丧家广泛采用，从而具有普遍意义。尽管很少墓葬如五代吴越国王室成员墓葬所表现出的十二生肖与四灵的较强空间结构关系，但通过堆塑瓶的空间结构，我们仍旧可以看到这种观念的存在。福建地区虽没有如长江中下游地区完整的四灵，但也将青龙、白虎作为四灵的象征，且往往位置在十二生肖的上方，体现了它与长江中下游地区相同的空间结构观念。可以说，宋代南方地区的墓葬神煞组合发展中，四灵与十二时组合成为占据主流地位的空间标识。十二生肖与四灵组合在南方九国以后形成相对固定搭配，并流行于整个宋代的南方地区，成为墓葬神煞体系中重要的一组组合，不能不说是对宇宙结构的强调，而且表现出具体化的发展轨迹。

除上述区域之外，十二生肖主题在广东及四川地区的宋墓中也有零星的分布。广东紫金宋墓出有十二生肖石俑6件，皆着文官袍服，持笏而立，生肖动物附着于冠顶，同出的还有青龙、白虎、朱雀（凤）、伏听、仰观，基本分布在墓壁两边的台阶上。[47]出土于海康县的陶棺，前壁棺门正中竖书“寿化考黄二公墓”七字，左右帮绘人身兽首的十二生肖，中央画一童子,身穿长袍,双手捧幡,并绘有四爪神龙作腾云之势，棺顶前后书 “天门”及“地户”，棺四壁还写“前朱雀”“后玄武”、“左青龙”“右白虎”，象征四灵（图23、图24），整个陶棺俨然一个缩小的墓地兆域[48]。四川地区出土有三处：浦江县五星镇宋墓（M1，1072年）[49]、广汉雒城镇宋墓（M2，1107年）[50]出土生肖俑为戴兽首冠的持笏站立人像。资中赵雄墓（1193年）则在墓室东、西两壁出行人物队列中，出现一组手持十二地支名号旌旗的旗手，且在两壁上方及拱石处，各刻有两组手持八卦和二十八宿旌旗的人物，与此同时，在墓室墓门和后壁分别刻有朱雀、玄武。[51]这些都对我们探讨这一问题，提供一定的参照。

图23 广东海康县宋墓出土瓷棺

图24 广东海康县宋墓出土瓷棺展开图

（二）十二生肖主题与墓葬空间的营建

南方地区十二生肖与四灵组合墓葬虽然分布广泛，数量也多，但因为墓俑盗扰过于严重，我们不得不以少量盗扰较轻的墓葬为中心展开，同时结合空间位置不易受到扰动的浮雕、壁画对上述问题加以讨论。

浙江临安出土的五代吴越国马氏康陵是一座能够体现十二生肖与四灵组合构建理想宇宙结构的重要墓葬，虽年代不属于宋代，但对于讨论南方地区宋墓的空间营建有着重要的参照意义，故有必要纳入讨论。该墓平面呈长方形，由前、中、后三室构成。四灵与十二生肖以浮雕彩绘贴金的形式分布于后室四壁，其中朱雀雕刻于后室墓门背面龛内（东壁），其下凿壸门形龛三个，雕刻生肖人物形象，分别为虎、兔、龙；右壁（南壁）白虎，下雕蛇、马、羊；后壁（西壁）玄武，下雕猴、鸡、狗；左壁（北壁）青龙，下方壸门雕猪、鼠、牛。（图25）这些构成自左壁正中“子”位鼠生肖开始的顺时针方向排列十二生肖环绕组合群像。值得注意的是，四灵虽然构成了左青龙、右白虎、前朱雀、后玄武的空间结构，但在与地支方位上，并未能对应，与常见唐代墓志盖上所刻四灵十二时组合形成完全对应方位关系，即东方青龙对应了寅、卯、辰，西方白虎对应申、酉、戌，前方朱雀对应巳、午、未，后方玄武对应亥、子、丑。马氏康陵后室为石板整体雕凿而成，应是经过严密设计，不容错误，显然是有意为之。无独有偶，在一件深圳博物馆藏的北宋堆塑罐（图26、图27）也发现了同样的十二生肖与四灵方位不对应的情况，且错位组合与康陵完全一致。作为宇宙秩序的错位表现，可在宋初官修堪舆著作《地理新书》五姓穴法图中找到一种合理解释，其中《商姓壬穴图》，[52]正表现出与马氏康陵相同的组合结构。（图28）这一证据，虽然不能作为康陵十二生肖与四灵方向错位的唯一解释，但可以说明五音五姓相利的堪舆观念，影响了原有的一元化的宇宙秩序的表现。[53]随着宋代以后五音五姓相利的堪舆观念的流行，我们看到了这种理想宇宙秩序更趋于多变的可能，马氏康陵或许作为这种转变的先声。

图25浙江临安吴越国康陵四壁（依次为北、东、南、西）

图26 北宋青白瓷素胎堆塑十二生肖塔式瓶

图27 北宋青白瓷素胎堆塑十二生肖塔式瓶四面局部

图28《地理新书》卷十四中《五姓穴法图》之“商姓壬穴”

江苏江阴北宋孙四娘子墓中出土的十二生肖和四灵木俑，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证明，紧密环绕墓主的十二生肖与四灵所构成的宇宙结构，在北宋江南地区士大夫阶层的墓中存在。该墓墓主为北宋工部侍郎葛宫之妻，[54]墓室为江南地区流行的浇浆木椁单穴墓。（图29）墓中所出十二生肖俑为人身兽首立俑，虽仅残存九个，但它们被钉子固定在木椁的中间层，下层为侍奉类木俑；而四灵的位置，发掘简报没有明确指出，极有可能处于上层的位置。通过墓中所出木制墨书的买地券可以推知，它们指代天干表示墓域四至的方位，券文指出：“用钱九万九千九百九十文，买得吉地一段，东止甲乙青龙，西止庚辛白虎，南止丙丁朱雀，北止壬癸玄武。”[55]四灵所代表天干方位，与十二生肖指代的地支结合，构成了在狭小的椁室墓中的一个宇宙空间。

图29 江苏江阴北宋孙四娘子墓墓椁侧面生肖俑位置

十二生肖环绕墓主的做法不仅在狭窄椁室墓中呈现，在券顶砖墓的墓室中也同样存在。福建尤溪麻洋北宋晚期壁画墓的后室中，我们通过残存在左右两壁的蛇、马、羊、猴等生肖可以推断其原来排列的次序，即左壁自里往外为鼠、牛、虎、兔、龙、蛇、马，右壁自外往里排列为羊、猴、鸡、狗、猪，基本可以看出一个顺时针的排列，但在具体墓室环境中做了因地制宜的调整，将生肖分列两边，四灵仅存的青龙、白虎被安排于后室左、右两壁前端。

江西南丰桑田宋墓是一座墓俑位置保存相对完整的难得案例。该墓为砖石混合结构的夫妻合葬双室墓，其中东室墓主为男性，保存较好。四壁以青砖砌出上下两层壁龛，上层龛位处于下层两龛之间，呈交叉错开排列，东、西、南三壁现存18龛，每龛放置瓷俑三至五尊不等，（图30）瓷俑底部有墨书题名，为我们确定神煞名称提供了重要信息。其中生肖俑出于下层龛中，东壁下层由内往外依次为丑（K8）、酉（K7）、亥（K6）、戌（K5），四灵之一的虎俑位于戌亥之间的上层K2龛内；西壁下层由内往外依此为申（K13）、午（K12）、寅（K11），四灵之一的龙俑位于午、寅之间的上层K9龛内，正好与东壁虎俑相呼应，南壁下层龛生肖俑仅见未羊（K16），其余龛内各有武士、侍奉人物等。（图31、图32）龟、雀俑原初位置不详，但与龙、虎俑的样式是一致的，皆作兽首人身，着宽袖大袍，双手合拱。十二生肖俑均为文臣形象，冠顶塑生肖动物形象，以为标识。[56]虽然我们在桑田宋墓中，所看到的十二生肖俑并非按照顺序依次排列，可见原处的地支次序在此时的江西地区已经被打破，而构成宇宙的天、地结构却始终存在。进入南宋以后，很多墓葬虽然没有严格遵循上述空间结构摆放，但是在堆塑瓶中继续存在着，这种观念并没有消亡。如何解答这种观念存在而没有在墓中呈现出来的矛盾？笔者认为有必要从宋代葬俗的买地券及其相关的墓仪中去寻求合适的解释。墓室空间在唐宋之际由墓内转向墓外地形的重视，强调“地心明堂”为核心墓外地形的重要性，而墓中“明堂”的墓圹作为冢神所居之所，则安放灵魂与墓神的集合遗存于墓中，其空间的意涵也随之转向墓仪的探求。

图30 江西南丰桑田宋墓左室南壁各龛陶俑的出土情况

图31 江西南丰桑田宋墓生肖俑与四灵俑分布示意图

图32 江西南丰桑田宋墓K11龛复原排列

三、宋代葬俗中的“明堂”观念与十二生肖主题空间意涵

明堂作为特定政治和宇宙意涵的礼制建筑，具有祭祀和施政两大主要功能，同时也暗藏复杂而又多元的象征意义，而这些象征意义又通过其整体或局部的形制加以表现。[57]虽然历代明堂形制各有差异，但其对于宇宙的象征性却始终作为一个较强的传统存在。东汉班固所编《白虎通》中关于明堂在形制上的宇宙象征内涵作出简要的阐述，其曰：

天子立明堂者，所以通神灵，感天地，正四时，出教化，宗有德，重有道，显有能，褒有行者也。明堂上圆而下方，八窗四闼，布政之宫，在国之阳。上圆法天，下方法地，八窗象八风，四牖法四时，九室法九州。十二坐法十二月，三十六户法三十六雨，七十二牖法七十二风。[58]

可见古人将天圆地方、八风、四时、九州、十二月等等宇宙时空概念，应用于明堂建筑之中，以此构建一个宇宙的象征体，从而体现了建筑效天法地的神圣性。这种对宇宙效法而具有的神圣性，成了明堂最为基本的内涵。然而，这种作为天子布政和祭祀的专属礼制建筑，又是如何与墓葬发生关联的？

《后汉书·独行列传》第七十一《范冉传》记述中平二年（185年）范冉临终遗命其子交待身后事宜，云：“气绝便敛，敛以时服，衣足蔽形，棺足周身，敛毕便穿，穿毕便埋。其明堂之奠，干饭寒水，饮食之物，勿有所下。”原注有云：“《礼》送死者衣曰明衣，器曰明器。郑玄注云：‘明者，神明之也。’此言明堂，亦神明之堂，谓圹中也。”[59]可见，东汉时人已将墓葬视为明堂。这一观念，在南朝时期变得普遍。冼小珊在对六朝堆塑罐的讨论时就指出堆塑罐的外形构造与明堂在结构有相似性，六朝时期也有将墓葬视为“明堂”的观念，而非仅是为天子所专属的礼制明堂。[60]事实上，在南朝时期的考古发现中，浙江嵊县一带墓室出土大量带有“某某某明堂”的砖铭，如：“永元二年，王匠明堂”“天监十年，作求饶安明堂”“普通二年作，乘安建明堂”（图33）“普通二年作，求重明明堂”“中大同元年作，宋西平明堂”等等。[61]这些至少可以说明将墓葬视为明堂的观念在南朝地区具有一定的普遍性。

图33 浙江嵊州城隍山出土南朝“乘安建明堂”砖铭

随着唐宋时期风水堪舆观念的兴起，“明堂”的观念普遍存在于对墓葬环境的讨论之中。源自唐代杨筠松传派的《疑龙经》[62]及宋代王洙的《地理新书》、张洞玄的《玉髓经》[63]等公私堪舆著作中皆有对明堂的讨论。山西汾阳东龙观金代昌明六年墓（1165年）墓道东部，就出土有由买地券、地心砖和陶罐所构成的“明堂地心”陈设。[64]此外，在个别宋墓出土的买地券中也出现有“明堂”与墓葬相关的字句。这说明到了宋代，视墓葬为“明堂”观念在继续延续，并衍生出更为丰富的内涵，而构建起这种关联的正是明堂这种礼制建筑的精神意涵——象征性的宇宙。这与墓葬中四灵与十二生肖主题的组合具有一定的一致性，因而，堪舆意义上的明堂意涵成为我们解释十二生肖主题与墓葬空间的关键因素。

北宋王洙领衔编修的《地理新书》中对明堂、墓神等概念多有申述，且为官方根据前朝堪舆著述加以整合修定，于嘉祐元年（1056年）完成，在一定程度上可视作北宋时期墓葬营建的准则，其观念具有一定代表性。曾军瑜在关于《地理新书》明堂意涵的研究中，区分了不同语境下的“明堂”，即礼制建筑的“天子明堂”与堪舆范畴的“风水明堂”，后者又可分为“砂山明堂”与“明堂地心”。他指出风水明堂是坦平方圆之地，天子明堂则为微小宇宙建构的建筑物；而砂山明堂与明堂地心“各以昆仑形态及祭坛形制之方式构建大小的类比”，是天子明堂复杂的实用建筑形态的简化和象征。[65] “砂山明堂”主要是针对茔域周围山形和五音姓氏所构成的墓外三十八将（神）[66]，且五音姓氏各有理想的“砂山明堂”成局方式，并以三十八将神煞与主宰性质，判断吉凶。[67]（图34）“明堂地心”相关的是墓内十九神，即《地理新书》卷十四《五姓穴法图》提到的宝藏、元曹、墓伯、中冢、玉信、丘丞、墓鬼、青龙、朱雀、童子、殃祸、金匮、墓禄、丈人、金印、白虎、墓耗等，也随五音姓氏的不同，而排列方位不同。“明堂地心”中间的部位，正是有五方五帝与十二辰位神君组成象征“地方”意义的坛场。（见图27）曾军瑜将象征祭坛结构的五帝、十二辰、十九墓内神，与象征天人合一的三十八将所构成的三层领域结构，归纳为“地、人、天”的结构关系，皆是为人追求平安、福荫所建构出的领域性空间。[68]

图34 《地理新书》卷六中《五音三十八将图》之“宫羽音内外从将”

斩草、谢墓作为选择墓地和下葬等葬仪的重要环节，正是以特有宗教意味的仪式，构建起了地上、地下两个明堂的关联，而这种关联正是它们的宇宙象征。如《地理新书》卷十四《明堂祭坛法》所述：

《遯甲经》云：丙为明堂。丙者，明也。炳然明照，从外视内，神无隐塞，纳于至诚，故曰明堂。又丙属艮，艮鬼门也。丙数七，以七尽七，为四十九穴，丙冢穴之门也。冢神居之，故曰明堂。其中不以葬，自王侯至于庶人，若不祭明堂者，皆大凶，葬必置明堂，祭后土诸神则亡魂安。青鸟子云，不立明堂，名曰盗葬，大凶。……地心为明堂，取土为坛，坛方，先王方三丈六尺，公侯已下方二丈四尺，开四门，缚茅为基，坛上设五方上帝位次，外设十二辰位，坤维设士金帝从官位，巽维设火帝从官位，乾维设水帝从官位，艮维设木帝从官位，次外设墓内神一十九位，埏道口设幽堂神位，坛外西南隅设阡陌将军位，其太岁月建各随岁月日辰为位。[69]

斩草仪式是确定墓主拥有土地合法性的仪式，立明堂是斩草的关键环节。买地往往确定墓葬虚拟的四至，同时也确定墓地所处的天地中心位置。十二生肖与四灵的组合在墓葬中的设置，代表了这种意涵的存在，而地上的坛场，通过更为秩序化的仪式，强化了地下的天地时空秩序。买地券以一式两份，一入圹中，一埋于明堂地心，[70]表达神人之间的契约，同时也强化了两者的关联作用。因此，南方地区频繁出现的十二生肖主题与四灵组合，以及拱卫墓主的其它神煞俑，组合成一个地下的宇宙结构，对墓圹中墓主的拱卫，因而使得墓葬具有了“明堂”的意味。此外，在江西南丰的桑田宋墓、青岗山宋墓、及临川的朱济南墓就曾出土过底部带有墨书的神煞俑，如“大小二耗”（图35）“耗”“□□童子”，说明在神煞俑中确有部分与这些神煞有密切关联。

图35 江西南丰桑田宋墓出土带墨书“大小二耗”俑

与此同时，成书于金元之际却保留大量唐宋葬俗的《大汉原陵秘葬经》中“盟器神煞篇”关于自天子、亲王、公侯卿相及大夫以下庶人四个等级随葬物品陈设的理想构想，一定程度补充了《地理新书》对于地下陈设记载的不足，从中可以看到以墓主为中心的神煞的摆放秩序。[71]（图36、37、38、39）这种以墓主为中心的空间秩序，让我们看到了与《礼记·明堂位》在结构上的相似。[72]（图40）其构成主要可以分为三类：1.侍奉人物，如大夫、太尉、尚书、舍人、从人、茶酒司、客司等等，这一部分主要存在于前三个等级的墓葬之中，可依等级而递减；2.墓神，如当圹、当野、祖思、祖明、仰观、伏听、金鸡、玉犬，可依等级差别而不同；3.天干、地支组成的宇宙结构，存在各个等级的墓葬之中，可见是一个最为基本的结构。值得注意的是，前三个等级中，天干、地支明显区分，天干神，皆成为“某天官”，如“甲天官”，地支以“某元辰”称呼，如“子元辰”，提示了两者的差别，明确表明两者代表天、地结构组成了一个虚拟的宇宙空间——明堂的存在。事实上，这个结构体现了宇宙结构在堪舆中的强调，即是将墓穴构成一个宇宙中心——与“地心明堂”相对应，而四灵与十二时的结构，在被具体化呈现，即东方青龙，代表了甲乙，象征东方；朱雀，代表丙丁，白虎，代表庚辛；玄武代表壬癸，地支正好由十二生肖代表。这在江西分宜出土彭氏念一娘墓买地券中得到证明，券文提到买地四至的表示即为：“东至甲乙青龙，南至丙丁朱雀，西至庚申白虎，东至壬癸玄武。” [73]值得注意的是，此墓虽被盗，但残存有兽首人身的十二生肖俑2件（狗、虎）及四灵中的玄武，可见原有十二生肖及四灵组合存在。因此，南方地区宋代墓葬普遍存在且历久不衰的十二生肖与四灵组合，代表的正是堪舆术兴起之后对于墓中明堂的建构，从而形成了地上、地下宇宙结构的呼应，达到使亡魂安宁，福佑子孙的目的，而这一意图也在部分买地券中有所表露。如湖北英山博物馆藏宋绍圣三年（1096）胡十一娘地契文曰：

维唐大宋国绍圣三年二月十二日蕲州罗田县直河乡马安社北保殁亡人胡十一娘，昔于东王公西王母边买得此地，……三灵七签，得来吉日，斩草传送入墓，并永立明堂。上□吉辰，下合福德，安葬之后，子孙昌盛，千岁万吉。[74]

图36 天子皇堂明器神煞方位图

图37 亲王坟堂明器神煞方位图

图38 公侯卿相坟墓堂明器神煞方位图

图39 大夫以下庶人坟墓堂明器神煞方位图

图40 据《明堂位》复原位置图

尤需指出的是，五代、宋代以后在南方地区流行起来的十二生肖与四灵结构组合，与北朝以来流行于北方中原地区墓志盖装饰主题和结构的相似性，似乎存在某种一致的观念。如巫鸿指出的那样，墓志盖上，将死者名字、头衔置于各种如四灵、十二生肖，甚至八卦、二十八宿的环绕之中，其目的是将死者置于一个象征性的宇宙中心。[75]李星明在对北朝至隋唐墓志装饰的系统梳理中指出：“古人以墓志模拟天地的一个重要目的”[76]宋代以后的南方地区墓志，很少发现有如唐代一样的墓志结构，而更多的是以十二生肖主题的墓俑、壁画、堆塑瓶等形式表现这一宇宙结构，体现了一种庶民文化兴起之后与世俗普遍的堪舆观念结合的新的宇宙结构的表达，其背后正是这种转化了的“明堂”观念。因此，宋代十二生肖的表现和意涵虽然多元，[77]而“明堂”的空间构建是它最为核心的因素。

结语

十二生肖主题作为南方地区宋代墓葬中最为持续且分布最为广泛的陈设或装饰，无疑是解开墓葬空间营建最为重要的题材。不仅如此，它在东亚地区也有着广泛的流传。[78]其功能和意义，也为研究者不断探寻。其在唐代墓葬中作为时序和墓主的保护是最为普遍的认识，何重华、张蕴、李星明、白彬等对此皆有探讨。[79]然而，南方地区宋代墓葬中的分布、组合及其北方的消解，一直是墓葬神煞研究的一个薄弱环节。本文通过对十二生肖在墓葬中的出现、分布和组合，及其空间营建的探讨，并将这一问题置于宋代堪舆葬俗兴起的背景下加以分析，可得到如下几点认识：

首先，五代时期，在长江下游出现的吴越国皇族墓葬所构建出来的宇宙结构模式成为后来南方地区最为主流的墓葬陈设模式之一。这一模式不但在原吴越国的属地内存在，而且原本属于南唐辖地的江西地区也逐渐成了十二生肖与四灵结合最为集中的区域。

其次，南宋以后，墓葬中十二生肖与四灵的组合虽然颇为固定出现，但它们的排列逐渐错乱，仅保留了原有的天地结构；相反，我们在堆塑瓶中更好地看到以十二生肖和四灵组合起来的神煞结构模式，这意味着墓室空间在两宋之际由墓内转向墓外地形的重视，强调“地心明堂”为核心墓外地形的变化，而墓中“明堂”的墓圹作为冢神所居之地，安放灵魂与墓神的集合遗存于墓中，其空间的意涵也随之转向地上仪式中加以体现。

第三，通过对汉代以来墓葬与明堂的观念的梳理，结合堪舆著作中对明堂观念借用和理解，我们看到十二生肖与四灵组合，是墓葬中体现“明堂”意涵的重要组成。斩草、买地券等葬仪实践，是对于四方空间的强调，墓葬中的神煞陈设也与墓葬的“明堂地心”上的墓内十九神有着密切关联。墓主的棺椁处于虚拟的宇宙空间的中心——墓穴中央。从而，墓中明堂作为宇宙结构中心，与地心明堂的对应，成为墓葬空间营建的核心，也是墓葬中神煞存在的基本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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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湖南湘阴隋大业六年（610年）墓出土生肖俑（猴、狗）正、侧面，采自《文物》1981年第4期，第42页。

图2浙江临安五代吴越国康陵后室所见十二生肖与四灵组合分布，《文物》2000年第2期，第17页。

图3 五代吴越国康陵后室龛内彩绘雕刻生肖人物像之马、羊，《五代吴越国康陵》彩版43。

图4 江苏南京祖堂山南唐烈祖李昇钦陵后室所出生肖俑，采自南京博物院编著：《南唐二陵发掘报告》，南京出版社，2015年，图版52。

图5 福建厦门下忠唐晚期墓平面图及生肖俑分布，采自《考古》2002年第9期，第63页。

图6 五代闽国王后刘华墓出土戴王冠执物俑，福建博物院藏，笔者摄，2011年4月。

图7 五代闽国王后刘华墓出土四灵俑，福建博物院藏，笔者摄，2011年4月。

图8重庆万县唐代冉仁才夫妇墓（654）出土青瓷生肖俑（龙、马、羊），采自《考古学报》1985年第4期，图版4。

图9江西遂川宋代郭知章墓十二生肖砖雕，采自《文物资料丛刊》（6），文物出版社，1982年，图版8。

图10 江西南丰桑田宋墓出土生肖陶俑（子、巳、午），采自《考古》1988年第4期，第322页。

图11 江西南丰青岗山宋墓（1118年）出土生肖俑，采自《江西宋代纪年墓与青白瓷》，文物出版社，2016年，第144页。

图12江西南丰青岗山宋墓（1118年）道士俑与桑田宋墓出土道士俑比较，分别采自《江西宋代纪年墓与青白瓷》，第133页；《考古》1988年第4期，第322页。

图13江西进贤吴愿墓出土十二生肖俑，采自《江西宋代纪年墓与青白瓷》，第114页。

图14湖北罗田汪家桥宋墓出土生肖俑（依次为马、蛇、羊），湖北省博物馆藏，笔者摄，2010年7月。

图15 江西抚州临川朱济南墓（1199年）出土十二生肖俑及底部墨书“亥”字，采自《江西宋代纪年墓与纪年青白瓷》，第205页。

图16 江西抚州临川朱济南墓（1199年）出土四灵俑（依次为朱雀、玄武、青龙、白虎），采自《江西宋代纪年墓与纪年青白瓷》，文物出版社，2016年，第201-202页。

图17 江西景德镇毛蓬店宋墓出土十二生肖瓷俑（依次为蛇、马、羊、虎、鸡、猪、牛、龙、兔），江西省博物馆藏，笔者摄，2015年6月。

图18 江西德兴蓝文蔚墓（1230年）出土全套十二生肖俑，采自《江西宋代纪年墓与纪年青白瓷》，文物出版社，2016年，页237。

图19江苏江阴北宋孙四娘子墓出土十二生肖木俑，采自《文物》1982年第12期，第31页。

图20浙江桐庐象山桥宋墓左室出土“子”俑，采自《浙江宋墓》，科学出版社，2009年，第17页。

图21福建尤溪城关一中北宋墓北壁（上）、南壁（下）壁画砖雕摹本，采自《考古》1991年第4期，第348页。

图22 福建尤溪麻洋北宋墓后室左、右壁残存壁画生肖人物，采自《考古》1989年第7期，第613-614页。

图23 广东海康县宋墓出土瓷棺，采自《江西文物》1991年第3期，图版5。

图24 广东海康县宋墓出土瓷棺展开图，采自《广东美术史》，广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85页。

图25浙江临安吴越国康陵四壁（依次为北、东、南、西），采自《五代吴越国康陵》，第20-23页。

图26 北宋青白瓷素胎堆塑十二生肖塔式瓶，通高37.2cm，深圳博物馆藏，笔者摄，2010年6月。

图27 北宋青白瓷素胎堆塑十二生肖塔式瓶四面局部，深圳博物馆藏，笔者摄，2010年6月。

图28《地理新书》卷十四中《五姓穴法图》之“商姓壬穴”，采自《地理新书校理》，湘潭大学出版社，2012，第421页。

图29 江苏江阴北宋孙四娘子墓墓椁侧面生肖俑位置，采自《文物》1982年第12期，第12页。

图30 江西南丰桑田宋墓左室南壁各龛陶俑的出土情况，采自《考古》1988年第4期，图版1。

图31 江西南丰桑田宋墓生肖俑与四灵俑分布示意图（笔者制），原图采自《考古》1988年第4期，第319页。

图32 江西南丰桑田宋墓K11龛复原排列，采自《考古》1988年第4期，第320页。

图33 浙江嵊州城隍山出土南朝“乘安建明堂”砖铭，采自《古剡汉六朝画像砖》 浙江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76页。

图34 《地理新书》卷六中《五音三十八将图》之“宫羽音内外从将”，采自《地理新书校理》，湘潭大学出版社，2012，第193页。

图35 江西南丰桑田宋墓出土带墨书“大小二耗”俑，采自《考古》1988年第4期，第321页。

图36 天子皇堂明器神煞方位图，采自《永乐大典》（第四册），中华书局，1999年，第3828页。

图37 亲王坟堂明器神煞方位图，采自《永乐大典》（第四册），第3829页。

图38 公侯卿相坟墓堂明器神煞方位图，采自《永乐大典》（第四册），第3829页。

图39 大夫以下庶人坟墓堂明器神煞方位图，采自《永乐大典》（第四册），第382

[1]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临淄北朝崔氏墓》，《考古学报》1984年第2期。

[2]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太原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太原市北齐娄叡墓发掘简报》，《文物》1983年第10期。

[3]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等：《山西朔州水泉梁北齐壁画墓发掘简报》，《文物》2010年第12期。

[4]武汉市博物馆：《湖北武昌马房山隋墓清理简报》，《考古》1994年第11期。

[5]熊传新：《湖南湘阴县隋大业六年墓》，《文物》1981年第4期。

[6]湖南省文物管理委员会：《长沙黄土岭唐墓清理记》，《考古通讯》1958年第3期。

[7]湖南省博物馆：《湖南长沙咸嘉湖唐墓发掘简报》，《考古》1980年第6期。

[8]何介钧、文道义：《湖南长沙牛角塘唐墓》，《考古》1964年12期。

[9]岳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湖南岳阳桃花山唐墓》，《文物》2006年第11期。

[10]湖南省博物馆：《湖南湘阴唐墓清理简报》，《文物》1972年第11期。

[11]湖北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武昌东郊何家垅188号唐墓清理简报》，《文物参考资料》1957年第12期。

[12]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湖南桂阳刘家岭宋代壁画墓发掘简报》，《文物》2012年第2期。

[13]吴圣林：《九江市发现一座唐墓》，《江西历史文物》1982年第4期。

[14]无锡市博物馆：《江苏无锡发现唐墓》，文物编辑委员会编：《文物参考资料丛刊》（6），文物出版社1982年版，第122-125页。

[15]江苏省吴县文管会：《江苏吴县姚桥头唐墓》，《文物》1987年第8期。

[16]屠思华：《江苏高邮车逻唐墓的清理》，《考古通讯》1958年第5期。

[17]扬州市博物馆：《扬州邘江县杨庙唐墓》，《考古》1983年第9期。

[18]扬州博物馆：《江苏邘州蔡庄五代墓清理简报》，《文物》1980年第8期。

[19]杭州市文物考古所、临安市文物馆：《浙江临安五代吴越国康陵发掘简报》，《文物》2000年第2期。

[20]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杭州、临安五代墓中的天文图和秘色瓷》，《考古》1975年第3期。

[21]南京博物院编：《南唐二陵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1957年版，第56页。

[22]郑东：《福建厦门市下忠唐墓的清理》，《考古》2002年第9期。

[23]福建省博物馆：《五代闽国刘华墓发掘报告》，《文物》1975年第1期。

[24]四川省博物馆：《四川万县唐墓》，《考古学报》1985年第4期。

[25]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广东四会市南田水库唐墓发掘简报》，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编：《华南考古》（2），文物出版社2008年版，第363-368页。

[26]参见秦大树：《宋元明考古》，文物出版社2004年版，第151-165页。

[27]南京博物院编：《南唐二陵发掘报告》，南京出版社2015年版，第110-111、224页。

[28]王吉允：《吉安发现一座北宋纪年墓》，《考古》1989年第10期。

[29][元]脱脱等撰：《宋史》卷355，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11196页。

[30]唐昌扑、梁德光：《遂川发现北宋郭知章墓》，《江西历史文物》1980年第1期；另见唐昌扑、梁德光：《江西遂川发现北宋郭知章墓》，载文物编辑委员会编：《文物资料丛刊》（6），文物出版社1982年版，第175-176页、图版8。

[31]彭适凡、刘玲：《江西分宜和永丰出土宋俑》，《考古》1964年第2期。

[32]江西省博物馆编：《江西宋代纪年墓与青白瓷》，文物出版社2016年版，第122-151页。

[33]同上，第110-121页；另见彭适凡、唐昌朴：《江西发现几座北宋纪年墓》，《文物》1980年第5期。

[34]罗田县文管所：《罗田县汪家桥宋墓发掘记》，《江汉考古》1985年第2期。

[35]陈定荣、徐建昌：《江西临川县宋墓》，《考古》1988年第4期。

[36]彭适凡：《景德镇市郊出土宋瓷俑》，《考古》1977年第2期。

[37]同上。

[38]德兴县博物馆：《江西德兴县香屯宋墓》，《考古》1990年第8期。

[39]唐山：《波阳出土的宋戏剧俑》，《江西历史文物》1978年第4期；另见江西省博物馆编：《江西宋代纪年墓与青白瓷》，第274-301页。

[40]南唐中主李璟顺陵虽入葬于北宋建隆三年（962），但时南唐仍未归宋，故不计在内。

[41]苏州博物馆、江阴县文化馆：《江阴北宋“瑞昌县君”孙四娘子墓》，《文物》1982年第12期；唐汉章：《尚书墩葛氏家族墓》，载氏著：《江阴文物胜迹》，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 第64-79页。

[42]程霁红：《安徽望江发现一座北宋墓》，《考古》1993年第2期。

[43]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桐庐县博物馆：《桐庐象山桥南宋墓》，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浙江宋墓》，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28页。

[44]分别为尤溪梅仙2号及3号宋墓、尤溪城关埔头宋墓（1126年）、尤溪城关一中宋墓、尤溪麻洋北宋壁画墓、连江南塘山1号及2号宋墓。

[45]杨琮：《福建尤溪发现宋代壁画墓》，《考古》1991年第4期。

[46]福建省博物馆、三明市博物馆等：《福建尤溪麻洋宋壁画墓清理简报》，《考古》1989年第7期。

[47]广东博物馆：《广东紫金县宋墓出土石雕》，《考古》1994年第6期。

[48]宋良璧：《广东的宋元彩绘瓷器》，《江西文物》1997年第3期。

[49]陈显双、廖启清：《四川浦江县五星镇宋墓清理记》，《考古与文物》1986年第3期。

[50]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广汉县文物管理所：《四川广汉县雒城镇宋墓清理简报》，《考古》1990年第2期。

[51]杨祖垲：《资中宋右丞相赵雄墓记实》，《四川文物》1995年第6期。

[52] [宋]王洙等撰，[金]毕履道、张谦校，金身佳整理：《地理新书校理》，湘潭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421页。

[53]吴羽对北朝隋唐的择吉研究中指出，五音姓利择吉法在唐代有影响，但并不普遍，但宋代的影响超过唐代。详见氏著：《五音姓利与北朝隋唐的葬埋择吉探微》，中山大学学报（社科版）2017年第2期。

[54]关于葛宫家族世系与孙四娘子家世详见朱瑞熙：《关于江阴北宋墓的墓主孙四娘子》，《文物》1984年第9期。

[55] 苏州博物馆、江阴县文化馆：《江阴北宋“瑞昌县君”孙四娘子墓》，《文物》1982年第12期。

[56]江西省文物工作队、南丰县博物馆：《江西南丰县桑田宋墓》，《考古》1988年第4期。

[57]张一兵著：《明堂制度研究》，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305页。

[58][清]陈立撰、吴则虞点校：《白虎通疏证》卷6，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265-267页。

[59][南朝]范晔撰、李贤等注：《后汉书》卷81，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2690页。

[60]冼小珊：《六朝堆塑罐结构与图像的功能意义研究》，广州美术学院硕士论文2007年，第20-30页。承作者惠示大作，特此致谢。

[61]张恒、陈锡著：《古剡汉六朝画像砖 》，浙江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67-87页。

[62]唐代杨筠松所撰《疑龙经》上篇多处谈论堪舆时间中如何分辨“明堂”，如：“到处寻穴定明堂，明堂横直细推别。横城宽抱有垣星，更以三垣论交结。……君问如何辨明堂，外山包裹内平洋，也有护关亦如此，君若到此细推详”，又如“明堂远曲如远绳，远在穴前需内向，内向之水抱身横，对面抱来弓带象，上山下来下山上，中有吉穴随形向。”（《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808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59-60页。）

[63] [宋]张洞玄撰：《玉髓真经》卷八：“地形贵阳明，言明堂眼界，当向阳光明也。不必泥正南方位为阳明，但取阳明之义也。”又如：“夫大地融结，明堂动辙十数里或二、三十里，则远朝之案，必隔江水，何由得同祖宗生出邪。”（《续修四库全书》编委会编：《续修四库全书》第1053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357-358页。）

[64]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等编著：《汾阳东龙观宋金壁画墓》，文物出版社2012年版，第80-93页。

[65]曾军瑜：《〈地理新书〉中明堂意涵之探析》，台北艺术大学硕士论文2007年，第94页。

[66]即内从十七将：传送、伏尸、小墓、谷将、始生、天仓、天柱、功曹、官国、冠带、大墓、勾陈、沐浴、天劫、刑劫、地劫、地户；外从二十一将：金匮、笏山、大德、生气、了戾、绶山、玉堂、青龙、阳气、朱雀、天门、勾锁、司命、死气、行痕、印山、白虎、阴气、天牢、真武、华盖。（[宋]王洙等编，[金]毕履道、张谦校，金身佳整理：《地理新书校理》卷6，湘潭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89-190页）

[67]曾军瑜：《〈地理新书〉中明堂意涵之探析》，第94页。

[68]同上，第95页。

[69] [宋]王洙等编，[金]毕履道、张谦校，金身佳整理：《地理新书校理》卷14，第418-419页。

[70]《地理新书》卷十四“斩草建旐”云：“公侯以下，皆须铁券二。长阔如祭版，朱书其文，置于黄帝位前。其一埋于明堂位心，其一置穴中柩前埋之。”（[宋]王洙等编，[金]毕履道、张谦校，金身佳整理：《地理新書校理》卷14，第427页。）

[71] [金]张景文撰：《大汉原陵秘葬经》，《永乐大典》卷8199（第4册），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3828-3830页。

[72]《礼记·明堂位》曰：“昔者周公朝诸侯于明堂之位，天子负斧依南乡而立。三公，中阶之前，北面，东上。诸侯之位，阼阶之东，西面，北上。诸伯之国，西阶之西，东面，北上。诸子之国，门东，北面，东上。诸男之国，门西，北面，东上。九夷之国，东门之外，西面，北上。八蛮之国，南门之外，北面，东上。六戎之国，西门之外，东面，南上。五狄之国，北门之外，南面，东上。九采之国，应门之外，北面，东上。四塞，世告至。此周公明堂之位也。”（[清]朱彬撰，饶钦农点校：《礼记训篡》卷14，中华书局1996年版，第479-480页。）

[73]彭适凡、刘玲：《江西分宜和永丰出土的宋俑》，《考古》1964年第 2期。

[74]鲁西奇著：《中国古代买地券研究》，厦门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327页。

[75] [美]巫鸿著，施杰译：《黄泉下的美术》，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年版，第181页。

[76]李星明著：《唐代墓室壁画研究》，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2005年版，第206页。

[77]详见邓菲：《形式与意涵的多元化——论两宋考古资料中的十二生肖像》，《民族艺术》2016年第6期。

[78] [日]西嵨定生：《中国·朝鲜·日本における十二支像の变迁についこ》，《古代东亚史论集》（下卷），吉川弘文馆1978年版，第295-337页；王元林：《东亚地区墓葬壁画十二辰图像的起源与流变》，《考古学报》2013年第3期。

[79]Judy Chungwa Ho（何重华）,“The Twelve Calendrical Animals in Tang Tombs”,in George Kuwayama ed.,Anicient Mortuary Traditions of China:Papers on Chinese Ceramic Funerary Funerary Sculptures,Los Angeles County Museum of Art,1991,pp.62-83；张蕴：《西安地区隋唐墓志纹饰中的十二生肖图案》，《唐研究》第8卷，第406页；李星明著：《唐代墓室壁画研究》，第177-182页；白彬：《隋唐五代宋元墓葬出土神怪俑与道教》，载张勋燎、白彬著：《中国道教考古》（第6册），线装书局2006年版，第1720-173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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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网时刻记者 唐频辉 长沙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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