诛代表什么生肖
声明，这里探讨生肖的起源，是深奥古老的全球数学问题,下面一起来看看本站小编甲骨蔡给大家精心整理的答案，希望对您有帮助
诛代表什么生肖1
引子
最近几天，我在头条发的文章，基于远古时期中西文明交流融合的比较多。对很多人而言，这样的观念很新鲜，更多的人则囿于历史教材和流行的观点，认为不可思议，瞎胡扯。在他们看来大规模的全球文明交流只可能是现代的事，古人没这个能力，因为交通技术落后啊。
事实上，对于4、5千年前中西文明已经发了的大交流、大冲突、大融合，在考古学界已成定论，因为考古出土了大量证据。最典型的证据有农作物和彩陶，还有青铜器、家畜之类。社科院历史所的研究员，易华教授，也是我的朋友，在2012年出了一本书，叫《夷夏东西说》，系统地收集了大量证据，证明4000多年前，中国和当时的西方文明之间，发生了成规模的文明交流，是这一领域的一部代表作。
只是此书的不足在于，只关注了文明的从西方传入中国，而没有关注从中国传向西方。文明的交流一定是双向的，这种单向关注很容易产生误导，认为当时的文明交流就是单向的从西向东，就是西方文明的东传。这就伤及中国人的文化自尊和民族自尊，有意无意地迎合了中国文明西来说。当然，最近几年，易教授也越来越关注中西文明交流中的中国文明西传问题。
这么多年来，通过对全球各大文明追根溯源式地研究，对人类文明和历史，我逐渐形成了一个以中国为主导的，中西交流、影响模式。人类文明包括中、西两大元素，大约6000年前，中西文明之间开始周期性的相互交流和影响，西方因素东传中国，中国因素也西传西方。但是，整体来看，在这一文明和历史的中西互动过程中，主导地位的一方是中国。人类历史的演变方向是朝向中国的，是西方跟着中国走。
正是由于周期性的文明交流，才使得中国和西方的历史出现周期性的同步变化。西方是周期性地出现文明的更迭，旧文明不断地消失，新文明不断地涌现，而中国则周期性地出现朝代的更迭，文明还是老文明，中国还是中国，但是朝代、时代却不停地变化。
关于这一历史模式，以后我还会展开讲，都会首发在本头条号。
前面算是铺垫，下面进入本文的正题，谈谈生肖的起源。解答这个问题需要用到中西交流的历史模式，也是这一模式的又一个例证。
为什么要写生肖的话题，主要原因是头条号国风频道搞了一个“猪年话生肖”的活动，作为一名“优质文化领域创作者”，理应积极参与，大力支持。当然，我在这方面也的确有些研究，有话可说，有话要说。
一
每位中国人都熟知自己的属相，中国的每一年也都对于一个动物。但是，关于生肖的起源，我们却知之甚少，甚至一无所知。
要正确地认知生肖的内涵和起源，必须首先将生肖系统解剖、分解。整体而言，生肖系统包括两大子系统：天干地支系统，然后是与十二地支相配的动物系统。也就是说，生肖实际上是天干地支纪年法的一个部件。
这样一来，就把生肖问题分解成两个问题。一个是天干地支纪年问题，一个是与十二地支相配的十二个动物问题。
二
先来看，天干地支纪年。
干支系统不仅可以纪年，而且也被用来记日。从本质上来说，干支系统就是一套60进制的数字系统、数学系统，理论上来说，可以记录任何数量化的东西，就象现在的数字一样。
那么干支系统起源于什么时候？答案是至少在商朝甲骨文出现时就有了，因为甲骨文中已经非常习见，用来纪日。
干支数字系统究竟是什么原理，先来了解一下。
干支系统的每一个数字，都是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天干部分，一部分是地支部分，是天干与地支相配。十天干：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十二地支：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实际上，十天干也可看成十个数，十二地支是十二个数。
天干地支的相配规则是，十天干，与十二地支遵从奇数配奇数，偶数配偶数，因此整体组合就是60个（10*120/2=60 ）。而且从甲、子开始按顺序相配，天干没了就重新来一轮，地支没了也从新来一轮。总体上，天干需要轮六轮（6*10=60），而地支则需要五轮（5*12=60），这样按奇配奇，偶配偶原则，所有的天干地支都会实现相配。这是数学题，看起来还有点复杂，参照上图大家慢慢研究吧。
关键的问题在于，为什么要构造出这么一套复杂而奇怪的复合式的数字系统，直接从1数到60不就完了？
这里又涉及到两个问题。一个是，数字的属性问题。另一个是进位制的问题。先说数字的属性。
为什么不用同质的数字符号去直接表示数，而非要再构造出每个字都有独立含义的十天干和十二地支？尽管都是数，干支中的数的属性显然与同质的数字符号不同。干支中的数即是数，又不是数，因为每个数都有超越数的特殊含义，也可以说是一种数中包含着特殊含义的数。
也就是说，在属性上，干支数与同质数是两套截然不同的数字系统。而且干支数是基于同质数的，这一点在干支的相配原则表现的很明显。这意味着干支数的出现远比同质数晚。在干支数出现之前，中国已经存在成熟的抽象的同质数系统，在《易经》和以结绳和书契为形态的契约中被广泛应用。在《易经》中，用抽象的同质数去表达天道的变化，而在结绳和书契中，则用其去记录标的财产的数量或价值。我们不妨把这套数学系统叫“易经数学”。
目前发现最早的刻在陶器上的书契符号，来自西安半坡，时间在7500年以前。《周易》明确记录结绳在书契之前：“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目前也在考古出土的陶片上发现疑似结绳符号，最早的出土在大地湾，时间在8000年前。
依照传统文献的记录，“伏羲画卦”，伏羲在神农之前，可以判断结绳和易经的出现应该在农业出现之前。结合农业考古资料，可以确定时间至少在10000年以前。这也是易经数学的最晚出现时间。
而目前考古出土的抽象的同质数字符号，则来自河南舞阳贾湖遗址，时间应该在9000年前左右。
也就是说，抽象化的同质数字是中国固有的传统，而且历史非常悠久，那么在商朝为什么突然冒出了一套不那么抽象的非同质数字系统，即干支系统？
如果仔细研究与当时中国并存的另一个比较发达文明，古两河文明，就能得到很明确的答案。
古两河的数学在计算技术上非常发达，但是，在数字属性上却异常落后。因为他们的数都不是独立的、抽象的，而是与具体的单位绑定在一起。譬如“一斤”在中国是由抽象独立的数字“一”与独立的“斤”组合而成，但是，在巴比伦数字中，“一”和“斤”是合在一起的。也就是说，表示和计算斤的数，就不能再用来去表示和计算“斤”之外的其他单位，如头、辆等。
因此，在所谓的古巴比伦数学中，就发展出了很多套数字系统和计算系统，不同的系统对应于不同的单位。计算羊是一套数字计算系统，计算粮食则是另外一套系统。我将这种数学形态命名为“有物数学”，因为这种数学的数字是内含着物的，数物不分。
与“有物数学”相伴随的，是非同质的，有神的日期的概念。在古两河，每一天，每一月，都是不同的，独特的，而且对应于不同的神。现在的英文也将这种日期理念保留下来，一周的每一天，都是一个独立的单词，每一个月也是一个独立的单词。而这些单词，在都是由不同的神演变而来。
而在当时的中国，日期则是数字化、数量化的，每一天、每一个月，都是同质的。可以证明这一点的就是结绳时代所流行的结绳计时方法，当然也可用书契替代。譬如，如果双方约定在三十天后共同办一件事，那么就用两条绳子打30个结，每人一条，然后过一天拆开一个结，剩余最后一个结的那一天，就是约定的日子。在结绳中，绳结就是数字符号，与现代任何形式的数字符号无异。
尽管在中国的文化核心区域，结绳在春秋以后就彻底消失了，书契则边缘化，但是在边缘地区却一直存在。直至刚解放的时候，云南等地的很多少数名族依然在使用，给研究中国上古时代的结绳机制提供了民俗学资料。
这样，摆在我们面前，便有三种数学形态：源自易经、结绳时代的抽象同质数学，“易经数学”；古巴比伦的“有物数学”，以及介于两者之间的“干支数学”。
干支数学也是一种抽象数学，不像古巴比伦数学与具体的物绑的那么紧，但是，它的每个数字也是有不同的含义，是不同质的，其抽象程度也低于同质数学。因此，我们说干支数学介于易经数学数学与有物数学之间。
结合当时中国与西亚文明之间的曾经发生大规模文明交流的证据，我们有理由下一个判断：干支数学，是中国所固有的易经数学，与西来的古巴比伦有物数学交流融合的产物。
因此，不能把干支数学，以及干支纪年、纪日，看成是纯粹的中国传统，尽管它们在中国历史上的确显得很古老。相对更古老的易经数学，干支数学还是很年轻的，是位后生。
三
下面我们讨论干支数学中的进位制问题。
干支数学中包含着三种进位制：10进制、12进制、60进制。从由天干和地支两两相配，最终生成60个符合形干支数字的过程，可以清晰地看出，60进制是从10进制和12进制衍生而来。因此，我们只需考察10进制和12进制即可。
但是，有必要指出的是，在古巴比伦数学中也出现了60进制，而且他们将此广泛应用于生活实践中，譬如，将圆分成360度。现代数学史中几乎是定论，认为60进位制起源于古巴比伦。但是，没有任何资料说明，古巴比伦为什么要发明出60进位制，而在中国却完美地保留了60进制的起源，就是干支数学。因此，有理由判断，60进位制的起源在中国，此后再传到巴比伦。再后来，古巴比伦的数学又经过后来的新生西方文明，又回传中国。
对作为60进制的母体的10进制和12进制，目前学界在其起源上还是存在共识的。认为10进制起源于中国，而12进制则起源于古两河。之所以大家相信10进制起源于中国，主要原因在于，干支纪日法在甲骨文中已经被广泛应用，保存在大量的甲骨片中。这意味着在中国的商朝早期10进制已经存在的，这是世界上对十进制最早的明确的记录。
之所以说12进制起源于古两河，不仅因为12进制在古两河被广泛应用，而且后来扩散至整个西方，譬如英语的一打就是12个，现在还在用。而且在起源内涵上也很好解释，古两河把月亮看成神，建立了对月亮神的崇拜，对月亮的月相变化和运行规律也进行了深入的观察，并以此进行神学式设计，在日常生活被遵行。不仅12个月是12个神，甚至一个月内的四个星期也是四个神，一个星期的每一天也都是不同的神。这在现代的英语中也有体现。
这些思想可能在夏商之际传入中国，但是，又经过了中国化改造。我们把用于表示12个月的十二个神改造成了十二地支。根据我在甲骨文字源上的研究，十二地支的甲骨字形绝大部分来自结绳或书契符号，是契约文字。这样一来，实际上是对西方传来的十二尊神进行了契约化改造。这里不再展开。
12进制的内涵是很明显的，来自一年12个月。但是10进制的内涵是什么，目前尚不清楚。最流行的一个解释是因为人有十个手指头，这是很庸俗、低俗的解释。因为十进制在中国的出现，在整个中国历史中是非常晚的，而且此前已经早已存在成熟的数学系统，就是易经数学。
在中国固有易经数学中，是采用2、8、16、64等进位的，这个是基于易经的成卦原理的，也很好理解。历史中，中国民间广泛在日常生活中使用的，是16进制，这也是“半斤八两”的由来，而非10进制和12进制。
在我童年时期的80年代，豫东一代的农村还存在16进制的秤，我家就有一杆。当时我不识字的奶奶就习惯于用十六两的称，对10进制的新称反而有点陌生。对当下人来说，能够熟练地用16进制计算，一定是数学专家、计算机专家才能做到的事。
10进制很晚产生在中国，中国更古老的易经数学的进位则是采用2的倍数，如果仅仅是依据人有10个手指头发明的10进制，为什么在一开始发明数学时不这么做？显然10进制的发明理由比这深奥的多。
那么10进制的10究竟从何而来，意义是什么？《周易》可以告诉我们一个大致而可靠的答案。
《易经》的一卦由六画组成，又叫六爻（音同摇）。每一爻又分阴阳，这样根据排列组合，一共可以组成64卦（2的6次方）。在具体的“算卦”的过程中，首先要做的就是成卦，先确定每一爻，六爻组成一卦。
易经占卜之所以叫“算卦”，因为成卦的过程的确是一个数学计算过程，每一爻都是一个函数值，数值。从这一点来看，六爻其实就是六个数字，阴阳符号其实也是数字符号，象天干、地支一样的数字符号。区别在于，阴阳是二进位的，而干支则是10和12进位的。北宋的邵雍就是把64卦的卦象直接当成64个数，并且根据二进制数值的大小，对64卦的卦序重新排列，还画了一张图。
说到这里有必要插一句，声称发明了二进制的莱布尼茨，所做的工作，只是将数字符号进行改写，由阴阳改写成0、1，这是不折不扣的抄袭。但是，厚颜无耻的莱布尼茨，还为自己的抄袭行为百般掩盖，说自己是发明二进制以后才看到的邵雍易经卦图。二进制是现代计算机技术的最基础的基石，讽刺和荒唐的是，现代的欧美人却指责中国是技术上的小偷，这真是“窃钩者诛，窃国者侯”。现在已经有人用翔实的证据证明，莱布尼茨很早就看到了邵雍的卦图。
《周易》中，每一爻的生成，是一个函数求值过程，而这个成卦函数的设计，则是根据一套特殊的数字原理。这一点被《周易 系辞》的“大衍之数”一章记录下来，先来看看原文：
大衍之数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分而为二以象两，挂一以象三， 揲之以四以象四时，归奇于扐以象闰，五岁再闰，故再扐而后挂。 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天数五，地数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数二十有五，地数三十，凡天地之数五十有五。此所以成变化而行鬼神也。
对于这段话，看不懂也没关系，其实真的没人能懂，凡是说懂了的人都是骗子或自不量力者。因为在《周易》成卦时所用的数学，非常类似干支数学，对数字的奇偶性，以及对数字本身，都赋予了特定含义。而这些含义究竟是什么，至少在战国时期就失传了。其实这种失传并不值得遗憾，也为这套数字体系实际上就是一种神学，数字神学，是迷信。
也就是说，在《周易》中其实存在两种数学形态，一个是最原始的易经数学，以及后来出现的类似于“干支数学”的“阴阳数学”。在“阴阳数学”中，每个数字都是不同质的，而被赋予了特殊意义。十进制就是基于“阴阳数学”而出现的，但是其具体的意义是什么，不能确定，但是可以说个大概。
阴阳数学与干支数学实际上是一对孪生兄弟，都应该是在夏商之际形成，只是，干支数学被用来计算日期，而阴阳数学则被用来算卦。对阴阳数学的形成，商朝的巫咸可能贡献非常大。《吕氏春秋·勿躬》：“巫彭作医，巫咸作筮。”“筮”就是成卦方法，主要就是基于数字中的特殊意义而设计的成卦函数。即巫咸是阴阳数学的专家，设计了成卦函数。
在“大衍之数”章中，有一句话：“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这句话就包含了十进制。
根据邵雍的研究，以及其他零散的文献记载，我复原了一下以“十”为数字循环周期的原理，应该大致接近，当然只是参考。这是一套特殊的逻辑，看不懂也没有关系。
1是数之基础，不但是最小的自然数，而且也是最小的奇数，代表阳；2既代表阴阳二分，同时也是最小的偶数，代表阴；1是阴，2是阳，1+2=3，所以，3代表阴阳的整体，而世界就是阴阳的变化，所以，3代表整个世界，所以它很重要。
一个阴，一个阳，1+1=2，从数量上看，阴阳的总数量是2。同时，从内容上说，阴阳的总量是1+2=3。数量的数值2加上内容上数值3以后，2+3=5，那么5就是有关阴阳的全部数字之和，是一个全数，代表这个完满的世界，所以5更重要。
阴阳是相互转化的，任何事物都可分阴阳，每一个数也都可分阴阳，5分阴阳以后，5*2=10，所以10就是一个包含了变化的全数，也是一个彻底的全数，代表着一个变化的完满世界。所以，数只能数到10，这就是10进制的真正起源。
3、5、10在中国传统中都很重要，这体现在现在还在用的成语中，如“三皇五帝”、“三令五申”、“十全十美”等。三、五、十实际上都有“全数”的含义，也都可以作为进位制。只是，三是小全，五是中全，十才是大全。3是阴阳的数值总数，5是阴阳数值的总数再加阴阳的个数，10则是5乘2，2代表变化。
四
最后说一下，十二地支和十二个动物相配的问题。
十二地支是中国的发明，而与十二地支相配的十二个动物，则是从古两河-埃及传来的。当然其间的过程很曲折复杂。郭沫若也持生肖动物外来说，这次我顶他。
为什么言之凿凿，说这些生肖动物来自古两河-埃及，原因是当时那里的人将动物们看成神，尤其是埃及，他们的很多神都是动物，神庙里摆的都是动物雕像。而且他们还有将神与日期相配的习惯。这一点前面已经说了。而中国不仅缺乏用动物记录日期的传统，更缺乏以动物为神的传统。中国的传统天道自然，是日期数字化，即结绳纪日。
可以证明这一点的是，在土耳其的古代也存在着十二个动物纪年的日历。2010年上海世博会的土耳其馆，就把中土两种动物日历的对照图悬挂在门口。
唯一不同的是，土耳其将中国的龙，换成了鳄鱼。那同时，在土耳其的版本中，与动物相配的不是十二地支，而是十二星座。那么土耳其和中国究竟谁更早一些。
我的答案是，土耳其版的可能更接近古两河-埃及的原版，因为，星座也是那里的神灵，而鳄鱼则是古埃及非常重要的一个神，叫索贝克。土耳其也距离古两河和古埃及地区更近。
因为古埃及终年无雨，他们的农业依赖于尼罗河的洪水泛滥。注意，洪水在中国绝对意味着灾难，而在古埃及洪水还意味着福利，甚至是生命线。如果尼罗河不泛滥，埃及将面临旱灾。而在洪水来临的季节，鳄鱼会大量出没。因此埃及人将鳄鱼看成是可以招来洪水的神灵，也是法老和埃及的守护神，非常重要。
或许，在最初版十二兽历中，鳄鱼是最重要的神，而中国则用龙替代了鳄鱼，因为在中国的观念中，龙最尊贵。
最后，概要性的总结一下。
人类最古老的抽象、同质数学产生在中国，就是易经数学，在上古的结绳和书契时代，已经应用在易经占卜和契约中。其出现时间最少在10000年之前。同时，结绳、书契被用来约定时间。这意味着中国也是日期数学化理念的起源地。
古两河-埃及没有抽象数学，他们的数学是有物的、物化的，同时，也没有数学化的日期概念，而是认为每一天、月、年都是不同的，并用不同的神灵来指代。
有明确的证据表明，中国和古两河-埃及在公元3500年就开始大规模交流，而且这种文明交流周期性出现。这也导致中西数学和日期理念的交流，干支数学、阴阳数学正是在这个背景下产生的。作为一种动物日历，生肖也是在同时传入。时间可能在夏商之际。其实，作为十二生肖的十二个动物，也是十二个数字符号。
在生肖的传播和演化过程中，明显可以看到，人类的历史模式是中西交流的和相互影响的，而且主导的一方是中国。因为抽象、同质数学起源于中国，就是易经数学，古两河-埃及的日历是神学化的。经过来自中国的易经数学的数学化之后，真正的日历才得以形成，数学才是日历的基础。
诛代表什么生肖2
（接上，本故事有文言，有白话，望谅）他两个人虽苦，倒也相安。是邻舍中有这两个光棍，一个是村里虎鲍雷，是个里书，吃酒撒泼，欺善怕恶，凡事出尖，自道能的人，一个是村中俏花芳，年纪不过二十出头，只是父母给他一副好脸皮，还妆妖做势，自道好的人，与鲍虎是生死兄弟。这花芳见阮大穷，劳氏在家，有一餐，没一餐；披一爿，挂一片，况且阮大忧愁得紧，有未老先老的f光景，他道这妇人毕竟是没老公的心，毕竟是甘清淡不过，思量这野食，自已也是一表人才，要思量勾搭她，二十岁不冠巾的老扒头，他自己还道小，时常假着借锄头，借铁扒名色，或是假献勤替他带饭到田头去，把个身子戳了他门拮，道：“一嫂亏你得势，我们一日也不曾做得多呵！又要煮饭，又要纺纱，织布，这人家全是你做的，倒越有得吃哩！”常这等奖他，要他欢喜。又时道：“一嫂，一哥靠得个锄头柄，一嫂靠的是双手，那做得人家起，只好巴巴结结过日子，只是捱得熟年，怕过不得荒年，也不是常事！”把这等替他计较的话儿，要把他打动，还有絮絮叨叨的：“我看一哥一会子老将下来，真是可惜后生时不曾快乐得，把这光阴蹉过了。”就是一嫂，也觉得苍老些，也还是一嫂昏打扮，像前村周亲娘，年纪比一嫂大五，六岁，每日蓬子头，赤子脚，一发丑杀子h，且是养儿女，替个里皮三哥一发过得好，那周绍江自家穷，没得养请他，竟放他这条路，把这榜样撩拨他，怎奈这劳氏是懒言语的，要甚物事，递与了他，便到机上织布，车边纺纱，任他戏着脸，只当不见；说着话，一只耳朵进，一只耳朵出，只当不听得一般，真是没人理他。一日不知那里打来一只银簪，两个戒指，带米来看道：“这是皮三官央我打与周亲娘，加一工价，不吃亏吗？这皮三官，为周亲娘破费的好多钱，周亲娘舍这个身子不着，倒也换得他多哩！首饰，衣裳，又每日大鱼大肉吃！”把这私通有利益哄他。他又只是不理，扫兴得紧，那痴心人偏会痴想，道：“脸儿板板，一问就肯。他不做声，也只是不好开口。”他便大了个胆，替他戴簪，把她乎捏上一把，只见劳氏，便竖起眉，瞪着眼道：“臭小乌龟，那介轻薄！”花芳连道：“失错，失错！”低头飞跑走。劳氏也只能恼心里，怕动丈夫的气，不合，只是花芳低头跑时，也不顾人乱撞，劈头撞了一个人，饭篮儿几乎撞翻，恰是鲍雷。鲍雷一把抱住道：“小冤家，那介慌？”花芳道：“是怕饭迟了。”鲍雷道：“贼精，迟了饭管你事，你一定有甚（事）要对我说！”花芳被他抱得紧，只得把捏劳氏被骂说出来。鲍雷道：“这妇人阮大料他留不牢，好歹讨了她的罢了，偏的长要吃惊。”花芳道：“她这个勤谨家婆，又好个他肯放她。”鲍雷道：“消停叫她嫁你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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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刻一五刻》
诛代表什么生肖3
郑也夫
一、阉割的起源：家畜与人
起源通常包含两个要点：时间和原因。在性质上，时间比原因单纯。但是在探讨人体阉割的起源中，时间与原因相比，甚至不是更难的问题，而是无从下手。因为人体阉割远远早于文字的发明。我们无从猜想它发生在文字记载了阉割之前的哪个时点。在性质上，原因虽远比时间错综复杂，却毕竟可以根据少许已知事实，加上一点假设和丰富的想象，进行逻辑推导。虽得不出定论，却可以推翻一些误判，将猜想限定在合理的范围中，故可能做出有意义且有趣味的思考。
一个流行已久至今不衰的说法是：动物的阉割启发了人的阉割。各种家畜阉割之先后时间，现在还说不清。但是鸡犬之类的小型家畜的阉割对人类启示不大。家畜启示说的支点是，牛马阉割后变得驯顺，启示了权势阶层改造他者身体获取温顺奴仆，即开始了创造第三性别的尝试。但这种解释没有完结，它只是将阉割人体的动因推到牛马那里，但阉割牛马的动因是什么呢。不错，阉割后的雄性牛马极大地改变了性情，但那是阉割的结果，将它看作原因，将犯下倒果为因，即所谓目的论的错误。人类学家伊萨克反其道行之，提出人的阉割启发了动物的阉割，而人的阉割的动因是宗教追求（1970）。此说无改很多学者依旧认为动物阉割在先。Taylor说：“人体阉割肯定晚于动物阉割（公元前6200-4500年）。……Uruk（笔者注：美索不达米亚西南部苏美尔人的古城）早期（公元前4500-3700年）可能是人体阉割的起源时间。”（Taylor，2000，169）Oliver R.,Almushatat A.（2019）说:（人体）阉割的最早文献之一见于公元前4000年巴比伦人对Ishtor女神崇拜的记载。两人对人体阉割的年代认识一致，即大约6000年前。
动物的驯化是其阉割的前提。戴蒙德给出的人类驯化即家养动物的最早年代。狗10000年前，绵羊10000年前，山羊10000年前，猪10000年前，牛8000年前，马6000年前。其中狗和猪的最早驯化地中包括中国。（戴蒙德，1997，166）与人类阉割关系密切的是牛与马。二者驯化的时间被不断修正。牛的驯化时间被提前。克里斯蒂安说（2004，他的说法参考了海瑟与温克的著作）：“牛被驯化的最早的确切证据是距今大约9300年。”罗伯茨（2017，113）说：“在1万年到1.1万年前，近东地区出现了家养牛，之后向外扩散。”马的驯化时间被推后。目前最早的根据是哈萨克斯坦北部的Botai遗址5500年前的马骨化石，但是尚存争议。（李水城、王恺，2009）确凿的证据是4000-3800年前的古巴比伦陶范上人骑马的图案（李零，2020），且其驯化的时点一定早于该陶范。
袁靖著《动物考古学》（2015）说，中国家养动物的最早年代分别是：狗10000年前，猪9000年前，绵羊5600—5000年前，山羊3700年前，黄牛4500—4000年前，马（黄河中下游）3300年前，鸡3300年前。
综上所述，一方面，牛羊是从外部传入中国的，中国家养牛羊晚于世界约5000年。故不能排除，牛羊与其阉割术一道传入中国。当然动物最初的阉割有可能与人的阉割同时发生。另一方面，人体阉割晚于人类驯化牛、羊、猪约4000年。而动物的家养与其阉割之间必定有不短的间隔。正是在这个时段中人类开始了祭祀。最早的祭品中兼有人与动物，即人祭和牺牲。中国古代的“太牢”是皇家的最高级别的祭祀，“牢”在甲骨文中的含义是家养的牲畜，而“太牢”要祭献牛、猪、羊三种祭品。
从祭祀中人祭和牺牲的同步发生，到人与牛的阉割的发生，中间有一个不见任何文字记载的失却的环节，留给我们去想象。
写于先秦的《礼记 月令》讲述祭祀：春季“其祀户，先用脾”，夏季“其祀灶，先用肺”，年中“其祀中霤，先用心”，秋季“其祀门，先用肝”，冬季“其祀行，先用肾”。这段文字颇为费解。自汉代始，注释者们将心肝脾肺肾与五行的金木水火土结合，成为主导的解释。但是先秦时代还没有五行说。五行说长期成为主导窒息了其他解释。拨开五行说的迷雾，笔者以为，祭祀中讲述五种脏器，最大的可能是讲述在不同的季节以不同的脏器作祭品。当代人类学家发现某些民族的宗教中有“手指祭”，即砍下一节手指祭神，并提出“以局部换全身”的解释。祭祀中用牲畜的某个脏器代替整个牲畜，颇符合这一逻辑。古时祭祀的方式有别。有祭祀后祭品大家分食的，也有烧掉的。如是后者，“以局部换全身”就更具解释力。即使是过后大家分食，祭祀规格也从来都是大小不等的，既然有大牢小牢之分，或许也有整体与器官之别。心肝是局部，阳具也是局部。为什么后者不可以单独作祭品呢，特别是在生殖器崇拜形成后。和其他的区别是，生殖器特别是睾丸，单独割下后不毙命。笔者以为，这是阉割的起因。
有了阉割就有了阉牛与阉人。笔者猜想，人与家畜的生殖器都曾经作过祭品。同时猜想，阉人也作过祭品。就人体而论，很可能曾经有过三种祭品：完整的活人，人的生殖器，阉人。以童男童女祭神，史不绝书。为什么要选择童男童女，因为祭祀主持者认为他们比成年人纯洁。后者脏在何处？脏在性活动。如此阉割后的成年人就纯洁了。所以人祭中很可能有过以阉人作祭品的。但即使曾经存在，也不会是长久的事情。因为西周以后人祭被禁。以阉人祭神只可能存在于阉割产生到人祭禁绝之间的时段中。
几乎所有宗教都认为性是不洁的，所以阉人更干净。《圣经·旧约》多次提到“阉人”，从无贬低，隐含尊重。《马太福音19：12》说：“因为有生来是阉人，也有被人阉的，并有为天国的缘故自阉的：这话谁能领受，就可以领受。”（笔者觉得最后一句译文费解，故呈上英文：He that is able to receive it,let him receive it.）从12世纪始，一个阉人团体一直守护着麦加的穆哈默德墓地。不管笔者想象的以阉人祀神在历史上存在与否，因为无性圣洁的观念，阉割自身以侍奉神灵的信仰者一直存在着。
古汉语中寺人与宦官两个词汇的通用，颇耐寻味。寺字在西周金文中开始出现。寺字未见于甲骨文，但其上下两部分之和又都出现在甲骨文中。
西周金文“寺”字
陈梦家在讨论商代祭名时提到之与又，将二者列在祭名的第七类即“无所属”中。乃至我们只知道它们是祭名，不知道更多（陈梦家，1936）。或许洞悉这两个祭名的内涵，是解开下面谜团的突破口。二字都是祭名，它们以后合成的“寺”字极可能也与祭祀相关。《说文》：寺，廷也，有法度者也，从寸。即寺是有法度的场合，祭祀的场所。有理由推论，寺人可能是主持祭祀者。问题在于，古代文献中最早出现的“寺人”的意思却是宦官。其一是周公所著《周礼·天官》云：“寺人，掌王之内人，及女官之戒令，相导其出入之事而纠之。”其二是写于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的《诗经》：“未见君子，寺人之令”（秦风·车邻）；“寺人孟子，作为此诗”（小雅·巷伯）。其中的寺人被研究者们认定是宦官的意思。《周礼》《诗经》的写作时间与载有寺字的青铜器或同期，或最多晚二百年。以后“寺人”作为宦官的别称一路传下去。叶舒宪的解释是：“早期文明中的神职人员常由阉人来充当，这正可以解释‘寺’字为什么又成了宦官的名称。”（参见叶舒宪，2018，109-110）前半句话的根据是西方的早期宗教。而后半句建立在这样的推论上：寺是祭祀场所，寺人是祭祀主持人，而寺人又成了宦官的称谓，故祭祀主持人也是阉人。事情有可能是这样的。尚不能证实的环节是：祭祀主持人是阉人。现在只能说是可能，不然为什么以寺人称呼宦官？假设如此。那么其后的历史是，阉人从祭祀人士渐渐转变为王及其后宫的侍者，最终几乎完全从祭祀领地消失。自然，当奴仆、卑贱成了阉人的主体，也就再难提供原初圣洁、牺牲的特征。
前文说过，性格驯顺不是阉割的原因，是阉割的后果。在大型动物：牛、马、人类这三者中，阉割对雄性性格的改变太大，三者辐辏起来影响着阉割的扩大。《后汉书·宦官传》中说宦官“情志专良”，精准地说出了皇权使用第三性别的原因。而“驯”字带有“马”的偏旁，则说明阉割在三种大型哺乳动物牛、马、人类的性格改变上，马最突出。马是从西域传入中国的，中国人养马晚于输出地至少一千年。笔者以为，很可能驯化和驾驭马的方式同马匹一并传到中国。马车夫吆喝牲口的用语“得儿、驾、喔、於”，与汉语语音差距太大，很可能就是马匹输出国的语言。从性格改变看，马的阉割对阉人的启示应该最大。但事实不是逻辑。人的阉割是与牛的阉割一同发生。马的阉割在二者之后。人类阉割马匹始于何时，笔者没看到国外的资料。中国确凿的证据竟然不是文字，而是秦始皇兵马俑。其中车马中的马匹都没有睾丸，而骑乘的马匹中有阉割的有未阉割的。有学者说，最先阉割马匹的是中国人。笔者尚不敢相信。秦代只有14年的历史，秦俑中有了骟马，说明马的阉割在战国时代一定开始了。虽然宦官在西周已经存在，但秦开启的帝国制度是其繁荣的土壤。骟马性格的剧变，将比牛更大地刺激人们认识第三性别。顺便说到，今天赛场上85%的赛马是骟过的，这说明阉割一点不减少它奔跑的速度。赛马中只有15%是母马和未骟的公马。后者极难驾驭，让它参赛是因为想为这匹种马做广告。
二、宦官的起源：美索不达米亚与中国
汉谟拉比（公元前1792-1750）是古巴比伦的君王。将近3800年前的《汉谟拉比法典》（公元前1776年）有这样的条款：“第192条，阉人之养子或神妓之养子倘告抚养彼之父母云：‘你非吾父’或‘你非吾母’，则彼应割舌。第193条，倘阉人之养子或神妓之养子获知其父之家，因而憎恶抚养彼之父母，而归其父之家，则彼应割去一眼。” 阉人的权益写入法典，意味着他们在社会上存在有年。神妓应该是宗教人士，阉人与神妓分列，则很可能是宦官。但这是猜想，毕竟宦官一词未出现在该法典中。
宦官从始至终存在于亚述帝国（公元前935-公元前612）。这是宦官在世界历史上最早的记载。国洪更的论文讲述了宦官在亚述帝国的地位和作用。在亚述帝国前期（公元前934-745年），大将军和宦官总管都可以代替国王统帅远征军。且国王一直靠宦官制约大将军。曾有两个宦官总管被任命为两个行省的总督15年之久。帝国全盛期，宦官总管与大将军并驾齐驱，权势甚至压过后者。由俘虏构成的常备军的首领由宦官总管担任。帝国晚期，宦官总管有了合法地产和私人武装。（国洪更，2015）亚述帝国中的宦官不太可能是无由来的突然崛起。亚述南临古巴比伦王国。随着国势此消彼长，亚述帝国迫使古巴比伦与之合并，亚述帝国的国王成为统一后的国王。亚述帝国中宦官的地位和作用，几乎一定承继着古巴比伦王国的宦官传统，此亦证明《汉谟拉比法典》中的阉人很可能就是宦官。
《诗经》说及周代的寺人，即宦官。《毛诗序》：“《车邻》（笔者注：诗中有‘寺人之令’句）美秦仲也。”秦仲是周代秦国国君（？-822年）。《毛诗序》:”《巷伯》（笔者注：诗中有‘寺人孟子’句）刺幽王也。”幽王（卒于公元前777年）是西周最后的君主。两诗旁证西周存在宦官。
西周之前有无宦官？殷代的甲骨文中有这样一条卜辞：“庚辰卜，王，朕（一个“凸刀”形甲骨文）羌，不死。”意思是：“庚辰这天占卜，商王阉割羌人，会不会死。”有学者愿意将此解释为，阉人去宫中作宦官。但该卜辞的字面上没有这个意思。
综上所述，历史上宦官的出现，在美索不达米亚早于中国。即使判定殷代出现了宦官，殷代—西周也大大晚于古巴比伦—亚述。阉人的出现也是这样。待解的疑问是：阉人与宦官是舶来品，还是中国独立的发明。
三、秦代：赵高与宫刑
《史记》中司马迁两次说到“隐宫”。其一，“赵高昆弟数人，皆生隐宫，其母被刑僇。……毅不敢阿法，当高罪死，除其宦籍。”其二，“隐宫徒刑者七十余万人，乃分作阿房宫，或作骊山。”两处“隐宫”长期被解释为“受过宫刑者”，如此前处标明赵高的宦官身份，后处揭示了秦代对七十万人施以宫刑。
讨论宦官干政，赵高是绕不过去的。即使笔者已经怀疑赵高是宦官，也要给读者一个交代。《史记》此点陷于争论，其后的史籍呢？《汉书》只因袭《史记》说赵高是中车府令，未提隐官。《后汉书·宦官列传》中没有赵高，既表明范晔不以为赵高是宦官，也暗含他清楚司马迁措辞的意思。认定赵高是宦官是唐代以后日益加固的认识。他们的根据大概还是《史记》中的“隐宫”，而非司马迁文中的“宦籍”，因为宦籍可以指官籍。（参阅鲁惟一，2005）但以后怀疑者不绝如缕。有学者说：如果说“隐宫”是受宫刑者，他们也属于“徒刑者”，说“隐宫徒刑者”文理不通。如此混沌长达千余年，是睡虎地秦简的发现澄清了谜团。其中一段简文：“工隶臣斩首及人为斩首以免者，皆令为工，其不完者，以为隐官工，”译文：工隶臣斩获敌首和有人斩首来赎免他的，都令作工匠。如果形体已有残缺，用作隐官工。（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1978，93-94）隐官是隐蔽的做工处所，那里的人是刑满而身体残缺的人，他们可以结婚生子。以此解释《史记》赵高的段落，即：赵高的母亲受过刑，他们兄弟出生在“隐官”处所。也有学者不同意这是司马迁笔误，认为“宫”与“官”相同，隐宫、隐官都指隐蔽的工作处所，均无涉宫刑。《史记》还说，赵高发现胡亥不满，“乃阴与其婿咸阳令阎乐、其弟赵成谋”，最终女婿阎乐带兵杀了胡亥。以上可证：赵高不是宦官。即使赵高是宦官，也不好说是宦官干政，因为他也是有官职的。且一个人的行为不代表一个朝代的政治特征。宦官干政要从东汉说起。
那么《史记》的另一段话呢：“隐宫徒刑者七十余万人，乃分作阿房宫，或作骊山。”抛弃隐宫是宫刑者的解释后，这段话的主语该译作“肉刑后身体残缺者和正在服刑的七十余万人”。秦代刑罚种类繁多。一死刑，种类甚多。二肉刑：黥，劓，刖，宫。三徒刑，即强制劳役。四笞刑。还有多种，此处不赘。去作阿房宫和骊山的“隐宫”应该是黥、劓、宫刑后的人，刖刑后难以胜任如此劳作。主语中的“隐宫徒刑者”可以断句为“隐宫、徒、刑者” （参阅苏诚监，1996），也可以断句为“隐宫、徒刑者”。“徒、刑者”包括受到徒刑和刚刚受到肉刑的犯人。“徒刑者”仅指强制劳役的犯人。黥、劓、宫、徒，共计七十余万人。隐宫是刑满者，累计多年。徒刑（徒、刑者）者是正服刑者，出自近期。前者数量应该多余后者。我们无法确知七十余万人中宫刑者之多少，但那肯定是一个庞大的数字。秦朝不以宦官众多和干政闻名，但其阉人数量很可能冠于中国历朝历代。扔掉了隐宫是即宫刑的误解后，应重新求索秦代阉人的数量。低于七十万未必不是大数字。
在秦代，阉人中受宫刑惩罚的犯人一定大大多于宫中的宦人。也应该是自秦代开始了二者的此消彼长：宦官在阉人中的比重越来越大。二者不仅是社会身份的有别，身体残缺程度也不同。宗教、刑罚、宦官，很可能是阉割演进的次序。对前两者，切割睾丸足矣，丸茎俱除，既无必要，初时也做不到，因为这在手术上复杂太多了。由此推论，初时的宦官有可能是无丸有茎的，以后宦官中无丸者与丸茎全无的共存，最后统统是丸茎全无的宦官。马的去势只是切除睾丸，这就去除了性能力且改变了性情。君主为什么追求宦官的全部去除？笔者最初以为，那是君主畸形的性想象使他们不计手术的难度和阉人激增的痛苦，坚持丸茎并除。而后读到了两位医生的说法：“雄激素有两大类。一些活跃程度不如睾酮的雄激素，它们由肾上腺分泌。……值得一提的是，即使他很早就被摘除睾丸，他也能有几乎正常的性生活，只是精液的量要少得多，这种精液中显然不含有精子。”（贝拉依什，凯尔瓦杜埃，1996，17-18）一定是看到了切除睾丸的阉人居然有性能力，即使这在阉人中比重不高（笔者如此猜想），遂使君王令阉割操作者开辟出阉割中最艰难的手术：丸茎并除。阉割是残忍的，而这又是阉割中最残忍的。其增加的痛苦是双重的。其一，手术的痛苦远过于单纯切割睾丸。其二，术后的病患与永久的不便。因为削弱了憋尿的机能，有尿便会流出，必须在裤裆处放置毛巾类的东西。外部积尿容易逆向感染膀胱疾病，为减少排尿而不敢多喝水同样危害膀胱。且外部积尿让他们在气味上令人生厌。
在囊括各种动物和人的全部阉割中，切除其茎是唯一的，针对唯一的对象——人，为了唯一的目的——制造宦官。如前所述，宦官是从只切割睾丸演化到丸茎并除的。至少在中国，从秦朝前后的某个时点开始，作宦官必须切除丸茎并除。这是应帝王的需求和命令而实施的，它是帝制的地道产物。
待解的问题是，这是从何时开始？所有民族的宦官都被切除其茎吗？
四、汉唐：宦官干政
在东汉政治中，皇权之外，宦官、外戚、官员士子，三足鼎立。三者的惨烈争斗贯穿王朝后期。集中的体现是党锢之祸。争斗中三方的亡者均难以数计。第一次党锢后的改元大赦中，释放的官员士子一百多人。迎接他们出狱的车辆上百人数上千，可见士族的精神及他们与宦官集团之死结。该怎样评价东汉宦官？
史书是士人书写的，它只是一面之词，其中偏袒士人几乎是一定的。一方面对宦官的同情和理解会失缺。另一方面在正史中，对宦官的问题，他们与外戚、朝臣的冲突，都不可能从皇权制度的缺陷中寻找原因。既是因为没有第二个敢写谤书的司马迁，更是因为时代的局限。我们先谈皇权的制度问题，后从理解的角度说宦官。
历史上每个朝代都有过幼帝，但以东汉为最。东汉历196年，14帝。只有前三位是成年登基。自和帝始，十个即位者（不算献帝刘协，他的上位来自董卓，与宦官无涉）年龄都不满16岁。十人中寿命最长的35岁，六人寿命在27岁以下，去世时统统没有年及弱冠（20岁）的儿子。详情如下（注：下面括号中为生年—登基年—卒年）：
和帝刘肇(78年—88—105年)，10岁即位，27岁卒。
殇帝刘隆(105年—105—106年)，即位时刚满月，8个月后卒。
安帝刘祜(94年—107—125年)，13岁即位，31岁卒。
婴帝刘懿（125—125），约百日时即位，二百余日后卒。
顺帝刘保(114年—125—144年)，11岁即位，30岁卒。
冲帝刘炳(143年—144—145年)，1岁即位，2岁卒。
质帝刘缵(138年—145—146年)，7岁即位，8岁卒。
桓帝刘志(132年—146—167年)，14岁即位，35岁卒，无子。
灵帝刘宏(156年—168—189年)，12岁即位，33岁卒。
少帝刘辩(176年—189—190年)，14岁即位。几个月后在董卓胁迫下自尽。
献帝刘协 (181年—190—234年)，9岁即位，有名无实。
少年登基，实际掌权的必然是外戚、宦官或顾命大臣。这三者掌权通常都不如成年皇帝。天下不属于代理人，小皇上一天天长大，交权的日子渐近，凡此都令代理人关注短期利益。而因为制度与文化的熏陶，没有非常原因到死他都是皇上，故成年皇帝比代理人更关心长期利益：守住江山传子嗣，留得生前身后名。连资质不高的桓帝和灵帝都没忘记请老臣评比他和父王，可见这事情他们有多么在意。
选择储君从来都带有任意性。不乏子嗣的壮岁君主在选择太子时尚且任性，常常不遵守嫡长子继位的潜规则。何况没有子嗣的天子早逝，要外戚、朝臣、宦官们商讨从藩王中挑选继位者。那必定是充满私欲、阴谋、暴力的多方博弈的结局。推出一位幼主常常是几方势力的共识：强悍的一方因此代掌权力，其他各方亦可避开强主继位后突降的风险。
东汉连番百年少主登基的根本原因是什么？传统史家谓之“天命”，一面将不解的事情推给玄学，另一面注入了对王朝含蓄的谴责。但“天命”窒息了认知。当代学者恰恰要在现实中寻找原因：东汉皇室的生存方式，充斥后宫的阴谋诡计，等等。另一方面，为防范天子每每短命无嗣，为大汉天下计，本该从制度上避免少主，至少从藩王中挑选时设定20岁以上的门槛。窃以为，是狡诈而愚蠢的皇族不愿自缚手脚。如此才有了东汉12个幼主一路下来。这是东汉宦官干政的前提。
幼主时期三方博弈中为何宦官占了上风。
宦官原本弱势。他们断了亲族关系，没有支持系统，几乎是没有退路的。光脚的不怕穿鞋的。宦官们因此有着常人没有的拼命精神。
对宦官的歧视贯穿古今。歧视，无论是对种族还是宦官群体，都必定包含一个特征：忽略该群体中个人品性上的差异。若区别看待，就不能将该群体成员统统视为低贱。这是歧视所以谬误之关键。是外部的歧视使宦官群体比外戚和朝臣更抱团。古代社会是男权社会。两个性别在男性统治下遭到歧视：女性和男性阉人。男性与宦官的冲突远远超过与女性，因为女性没有结成群体，而阉人在皇权身边结群抱团。皇权需要宦官，故官僚们不可能将之全部铲除。曹操对何进、袁绍说：当诛元恶，不必尽杀，见识赫然高于众人。深知对立群体的态度，故被歧视阶层一旦得手每有惊世的反弹。
从某种意义上说，人类的进化就是驯化的历史。人类驯化了动植物，动植物也驯化着人类，使其放弃迁徙，恪守农时，等等（参阅郑也夫，2009）。人类也在自我驯化，没有人能自外其中。人类自身的驯化也依赖成员间的互动。皇权为了家天下的稳固不遗余力地驯化臣民。诡异的是在权力金字塔中，不是其中下部，而是托举塔尖的那部分，即宦官与官僚最大程度地被驯化。前者靠生理上去势，让他们性情驯顺，这是驯化的极致。后者靠道德说教，让忠孝内化。大部分动物那里没有孝的基础，子女成熟了就远走，母子再不相见。而母亲爱子女是本能，不需要教化。故孝是人类家庭这个生存共同体赖以存在的基石。皇权靠“忠”驯化官僚士子，忠是皇权的基石。宦官与官僚被驯化的同时，也在驯化着皇帝。士大夫阶层靠儒家道德和政治制度塑造君王。宦官则是靠着娇惯放纵、声色犬马，驯化着主子，这种驯化对幼主出奇地有效。乃至在驯化幼主的竞争中，官僚完败于宦官。幼主如果是来自藩王，登基后处在极度异化的环境中，甚至离开生母，包围他的是宦官们，那里没有管教，只有放纵和诱惑。幼主和宦官在如此互动中建立了他与官僚之间不具有的感情。动物尚且知道回报，况皇帝乎。皇帝对宦官的回报是什么？第二是钱财，第一是权力。在权力角逐中官僚败给宦官，还有各自不同的驯化方式所铸造的性格上的原因。东汉士大夫们的文化性败给了宦官的动物性。难道身体残缺的宦官有更多的动物性，是的，他们和动物一样眼睛盯准的是生存。为此他们可以伪造皇帝的文书，所谓“矫旨”，可以逼窦皇后交出玉玺。东汉的入仕靠道德举荐，士子受的教育也是道德礼义。道德本是心中的东西，举荐制度要士子们展示道德高下，使其日益走向虚荣和矫饰。东汉党人的行径中有巨大的剪刀差，行为可以视死如归，动机却多是道德表演，完全没有宦官们视胜负如生死的执著。
帝王在生理和权力上对宦官的依赖超过朝臣。刘邦病时拒见大臣。樊哙闯入见刘邦“枕一宦者卧，……流涕曰：始陛下与臣等起沛丰，定天下，……今不见臣等，顾独与一宦者绝乎。”每日肌肤相依的人，也是夺权最便利的商议者。桓帝14岁即位后一直处在太后兄长梁冀的淫威下，六年后靠着宦官杀死梁氏。他与宦官的交情岂是朝臣能比。
三方权力角逐中，官僚与外戚曾经联手。两方打不过一方，很大程度上败在外戚那里。窦武与何进同为大将军，握有重兵，二者的女儿和妹妹是皇后。二人都死于宦官之手。因为他们当断不断，不能像宦官那样立开杀戒，总觉得动兵前要对皇后（皇帝太小）有个交代。他们不知道皇帝和皇后都是被宦官伺候和驯化的，不会同意对宦官大开杀戒。迟疑人丧命于果决者。
幼主一登基就被宦官包围和驯化，但宦官系统不是幼主们而是成熟的先帝们造就的。成熟的皇帝没有像幼主被宦官驯化到如此不堪的程度，但他们同样依赖宦官。这是人性的弱点，是帝王们的普遍性格。就两个集团的性格而言，官僚系统更可能对皇帝提出不同意见，宦官更看皇帝的眼色，忠实照办，高效实施。极权者的普遍性格，使他们倒向后者。当幼主置身在父辈造就的宦官系统中时，东汉王朝的命运便每况愈下。
窦武的失败有运气的成分。宦官们对刚刚归来的军头张奂说窦武谋反，拿着盖有玉玺的御旨要他出兵。相比而言，屠夫出身、靠妹妹上位的何进更愚蠢。谋士陈琳说：你自己的力量就可以剿灭宦官，招来的各路诸侯不争雄吗？他却招来恶人董卓，又自投宦官虎口。袁绍在城外见何进身死，且早有窦武前车，一举破城，尽杀宦官，甚至殃及不是宦官的人。《三国志· 袁绍传》说：杀死二千人。笔者未见东汉全部宦官的数字，只好借此推想。
中国历史上，东汉、唐代、明代是宦官最嚣张的朝代。很多历史学家认为，三者中唐代宦官最为恶劣，根据是唐代最后九个皇帝，七个是宦官拥立，二个被宦官杀害。但笔者并不以为决定储君即最恶劣。唐朝最后九位皇帝的生卒、继位情况如下。
宪宗李纯（778年―805—820年），27岁即位，被宦官毒死，42岁。
穆宗李恒（795年―820—824），25岁即位。太子。服金丹死，29岁。
敬宗李湛（809—824—826年），15岁即位，17岁被宦官毒死。与以下二人同辈
文宗李昂（809—826—840），17岁即位，31岁卒。
武宗李炎（814―840—846），26岁即位，32岁卒。文宗的弟弟
宣宗李忱（810年—846—859年），35岁即位，49岁卒。是以上三人的叔父。
懿宗李漼（833—959—873），26岁即位，非长子，40岁卒
僖宗李儇（862―873—888），11岁即位，26岁。
昭宗李晔（867—888—904年），21岁即位，37岁卒。皇弟
其概况与东汉晚期皇帝颇为不同。其一，唐皇多数寿命正常，九人中30岁前死亡的只有二人（26岁和29岁），其二，多数有子嗣。就是说唐代的宦官不是像东汉宦官那样接过外戚挑选的幼主去操控，而是先有大权在握，后才决定储君。他们获得权力的大致过程如下。
还是太子时就宠信宦官的李隆基靠着高力士剪灭了太平公主的势力，坐上皇位。安史之乱中，宦官李辅国帮助太子李亨逼玄宗退位。自高、李始，宦官登上唐朝政治舞台，这有偶然因素。以后，藩镇对朝廷的长期压力，危机笼罩的皇帝害怕军头叛逆，遂使德宗任命宦官作禁军头领，宪宗任命宦官作上命下达的枢密使。监军汉代已有，是监督将帅的官职，宦官专任监军自玄宗始，德宗贞元十一年为监军铸印标志着其强化和制度化。《旧唐书》说：“督军则权过节度。“唐朝有48个藩镇，监军数量多于藩镇。概言之，在协调中央与藩镇的矛盾中，宦官集团执掌大权。其获得权力的路径和机制完全不同于东汉。
一连九个皇帝被宦官拥立或毒害，在中国历史上独一无二。但笔者不以为仅此可以认定唐代宦官最坏。唐朝有没有培养储君的制度？有，东宫系统是模拟朝廷锻炼储君的。但是在宦官涉政之前，皇室权力的更迭完全不遵守规则，充斥着阴谋、暴力和血腥。
且看从高祖到玄宗的权力交替。李渊的太子是其长子李建成，李世民借玄武门之变夺权。李世民的太子是其长子李承乾，父子猜疑后生变，承乾亡，第九子李治继位。高宗李治立长子李忠为太子后，又改立与武则天的儿子李弘。李弘与武则天生隙后神秘死亡。其弟李贤继位后被告谋反，被武则天废黜，再立李旦作傀儡皇帝。再后武则天直接称帝。武年迈时召回儿子李显立为皇嗣，李显等不及继位，抢班夺权。李显的太子李重俊看到危机，发动政变失败遭韦后杀。李显也被韦后毒杀。李隆基与姑姑太平公主发动政变，推出李旦二次登基。李旦挑选李隆基作太子。李隆基剪灭了太平公主的势力后，李旦让权给李隆基。
以上情节中完全看不到早已存在的继位规则及和平的权力更替。这场持续将近八十余年的权力博弈的主角是外戚，卷入其中的不乏朝臣。因为处在权力中心者，要么有心参与，要么欲罢不能。何况在权力游戏中，他们都不是孤立的个体，而是某个集团中人。当宦官集团执掌大权后，他们可以在储君问题上置身其外吗？不要说怀揣政治野心，就是为了自身安全，也必须挑选和拥立某个皇室成员。
宦官集团参与后的表现如何呢？笔者不觉得他们比此前的博弈更肮脏和血腥。按照所谓正统的说法（实为正宗的血统论），皇位继替是李姓皇家的事情，外姓不得参与，奴才更不得参与。先说奴才问题。视宦官为奴才其实是皇权的专利。其他人这么看，是心理上期待有一个可以歧视的群体。在皇权面前可以说百官都是奴才。皇帝已经任命一些宦人为高官。若承认皇帝的任命，一个官僚可以歧视另一个官僚吗？如果朝臣可以参与皇储选择，官品同级的宦官为什么不可以。接着说外戚问题。按照正宗的血统论，作乱的是企图篡夺李家天下的武则天等人。最能保证李家天下的恰恰是宦官们。因为外戚和皇亲中野心和才能都超强的人，比如王莽、武则天，是要以王姓、武姓取而代之的。而宦官们因为自身的缺陷，不存此心。他们专心在皇室中寻找令他们放心的人。在笃信皇家血统的时代，异姓取代风险太大。正因为宦官操办储君的把戏中丝毫没有异姓篡夺的味道，所以这出戏能安稳地唱上百年。
即使上述说法含有挑战，也是很有限的。笔者无力论证唐朝的宦官是否史上最坏。只是说要论证这一点，只从拥立过七个皇帝，乃至存废中杀过两个，是不够的。
唐代宦官与帝王关系的最后一幕是挟持昭宗。而挟天子的把戏，在中国历史上并不少见。挟持者常以一人代表，但其实他（她）后面是军阀、外戚、宦官这些利益集团。三者中外戚的挟持所受到的谴责最微弱，而宦官最重。
天复三年（904年）丞相崔胤与昭宗商议诛杀宦官。消息泄露，宦官劫持昭宗到凤翔，崔胤逃到华州后请来枭雄朱温。朱温围困凤翔。守将向朱交出韩全诲等二、三十个宦官人头。朱温送昭宗回长安。《旧五代史》说翌日杀宦官第五可范等五百人（《新五代史》说七百人），两书的口气都像是天子诛杀。继而崔胤（亦说朱温）下诏书要各藩镇诛杀朝廷派到该地的宦官。907年朱温称帝。《旧五代史》说：“（该年）九月辛丑，西京大内放出两宫内人及前朝宫人，任其所适。”东汉末与唐末的诛杀宦官有所不同。袁绍所在的官僚阶层与宦官不共戴天，斩尽杀绝。唐末与宦官直接冲突的是宰相与天子，朱温看中的是从宦官手里抢夺皇帝，挟天子以令诸侯。故朱温称帝后放宦官一条生路。据称唐代宦官四千余人。诛杀不足一千，流亡各处约三千余。
唐朝曾经拥有的繁荣超过前代，后宫编制122人：一后，四妃，九嫔，二十七世妇，八十一御妻，很可能空前庞大。且其时宦官的事务早就广涉军政。这两个原因决定了唐朝及其后多数朝代的宦官数量超过东汉。
五、五代：乱世中的异类尝试
非常时期与正常年月是呈现人性与制度的不同场域，在认知上不可偏废乱世。五代短短六十年的历史中，在宦官问题上呈现出的起伏跌宕，颇堪寻味。
朱温与袁绍同为诛杀宦官者，虽程度有异。袁绍诛杀宦官后没有当上皇帝，后人无法判断他当了皇帝后对宦官的存废。朱温是第一位不设宦官的皇帝。不设宦官可行吗？后宫谁来打理，抑或朱温的后宫很小还是干脆没有？收集在《永乐大典》中的《旧五代史梁后妃传》全部失缺，只好以《北梦琐言》《五代会要》所载拼凑。乃至我们读到的《旧五代史》只讲到朱温妻室中一人：元贞皇后张氏。《新五代史》说及两位。在“元贞皇后张氏”中说：“后已死，太祖始为荒淫，卒以及祸云。”在“昭仪陈氏”中则说“太祖已贵，嫔妾数百。”两语似有矛盾。嫔妾无疑是后宫女子。皇帝作乐后宫不算荒淫吧。而朱温确实荒淫且及祸。新旧五代史都说到：朱温晚年两个儿媳妇轮流陪睡，在陪睡中刺探朱温立储的心思，最终给朱温带来杀身之祸。这让人不解：后宫数百人，为何还淫乱儿媳。何况后宫通常还意味着皇帝行幸的规矩。朱温折服于张氏，张氏令朱温收敛。从史书看，娶张氏之前和张氏卒后，朱温都是荒淫的。笔者猜想，朱温很可能就没有后宫。不是寡欲，而是他不要规矩到干脆不设后宫。如是就给朱温不设宦官提供了支点。嫔妾数百与没有宦官很难兼容。朱温不设宦官可能是历史上皇帝中的唯一。而轮番睡儿媳在皇帝中也算稀有。这二者合一在朱温身上。读者或者会问：您是不是希望没有后宫。这是本文不想涉及的道德判断，似乎又必须直面。没有后宫，皇帝可能更荒淫。我希望取缔宦官制度，推论便是取缔宦官服侍的后宫，至少是没有庞大的后宫。就对人性的摧残而言，宦官制度远远超过君主的荒淫。在持续千年的坏制度中，无出其右。
李存勖923年称帝，史称后唐，不久灭晋。在宦官设置上李存勖反朱温之道而行之。《旧五代史》说：“帝龙潜（未称帝）时，寺人（宦官）数已及五百。至是合诸道赴阙者约千余人。”《新五代史》则给出了他扩充宦官的过程：“庄宗初入洛，居唐故宫室，而嫔御未备。阉宦希旨，多言宫中夜见鬼物，相惊恐，庄宗问所以禳之者，因曰：‘故唐时，后宫万人，今空宫多怪，当实以人乃息。’庄宗欣然。其后幸鄴，乃遣进（注：某宦官名）等采鄴美女千人，以充后宫。……庄宗还洛，进载鄴女千人以从”。这段史料少见地让我们看到宦官与皇帝的互动，促进宦官队伍的扩充。又说：“及庄宗立，诏天下访求故唐时宦者悉送京师，得数百人，宦者遂复用事。”904年崔胤请朱温杀宦官，演至923年，唐代自宫廷流亡的3千宦官估计还存半数，大多被李存勖收编。五代十国时代中国共有268州，后唐有123州，不足一半。唐代人口8000万，后唐人口大约1000万。后唐竟有宦官一千余人。由此说李存勖亡于宦官亦不为过。
李嗣源取李存勖而代之。《旧五代史》说：“天成元年，大赦天下。后宫内职量留一百人，内官三十人，教坊一百人，鹰坊二十人，御厨五十人，其余任从所适。……北京马步都指挥使李从温奏，准诏诛宦官。初，庄宗遇内难，宦者数百人窜匿山谷，落发为僧，奔至太原七十余人，至是尽诛于都亭驿。辛酉，诏华州放散西川宫人各归骨肉。”相比朱温和李存勖，李嗣源是仁者。他不开杀戒，而是遣散宦官。杀死70名宦官的是他手下人的行为。明宗李嗣源时期的宦官大约1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