肇代表什么生肖
朱小健丨过年说“年”,下面一起来看看本站小编章黄国学给大家精心整理的答案，希望对您有帮助
肇代表什么生肖1
章黄国学祝大家新年快乐！
过年说“年”
文/朱小健
小时候从家乡老人嘴里听到过句话：“有钱没钱，回家过年。”当时觉得是老人们对晚辈的宽容：无论你富了还是穷着，做事是否成功，家门都为你开，让你回家团圆。而今我也已年老，却花了五百多块钱退了回乡的机票：疫情让我的行程码带了星，别给老家的亲人添麻烦了吧。
年本身，是收成，是起点，是时间，是积淀。人与年的互动，是企盼，是休闲，是欢聚，是碎碎念。这本身和互动的内涵，就积淀在“年”的构字理据和本用泛用之中。
年，小篆作，隶写作秊。《说文解字》的解释是：“秊，谷孰也。从禾，千声。《春秋传》曰：‘大有秊。’” 孰，今天写作熟，谷熟就是庄稼成熟农作物有收成了，所以字形从禾。甲骨文中的、被释作年，字形由上面的禾与下面的人组成，表示人扛着抱着庄稼，确实能让人体会出谷熟收成的意思。这个字金文中有的写法，下边的那个人身上像是多了个装饰的圆点，显得肚子有点儿大。可能就是这个圆点后来写成了一条横线，使这个字里的“人”变成了“千”。正好年与千的读音还挺相近，许慎就分析它的字形结构是形声了。我们今天的楷书年看上去与小篆不算太像，但要是加上中间的隶书，过渡还算挺清楚的。许慎引的书证《春秋传》“大有秊”，实际是《春秋经》宣公十六年里面的话：“冬，大有年。”就是这一年的收成特别好，五谷全都丰收。所谓春秋，本就是年。古代农耕社会，中原地区种的都是单季作物，春种秋收，谷物收获一季就为一年。记载这一年之事的史书也就叫“春秋”。
既然春秋是用来指代年的，记录年事的史书干脆就叫“年”不好吗？其实也有这么叫的，不是有《竹书纪年》嘛。孟子说过：“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一也。”按他的说法，鲁国的史书叫“春秋”（后代的学者们大都认为“春秋”很可能是当时多个国家对史书的通称），晋国的叫“乘”。为啥叫乘？赵岐注说：“乘者，兴于田赋乘马之事，因以为名。”孙奭疏说：“自晋国所记言之，则谓之乘，以其所载以田赋乘马之事，故以因名为乘也。”他们的说法让人觉得好像晋国的史书只记载田猎征战之事似的，谁见过那样的史书？章太炎先生说：“人乘车曰乘，车载人曰载，可以相转。故记载谓以纸载字，又以字载纸，亦曰乘，‘晋之《乘》’是也。”字写在纸上就好像人坐到车上，从车和纸讲都可以叫载，从字和人讲也都可以叫乘。记载历时史实的书也就可以叫乘。
载有年的意思，今天我们还常说“一年半载”，载就是年。载当年讲，应当是“才”的假借。才，甲骨文作，是一个小草芽从地下冒出头来的样子。《说文解字》：“，艸木之初也。从丨上贯一，将生枝叶。一，地也。” 字形上面的一长横代表地面，下面的一短横表示将要长出来的枝叶，中间的丨与屮中间的丨一样，都是表示植物最先出现的根茎（参见《小年说“小”》）。“才”由植物初生表示刚刚具有，就是开始的意思。《尔雅》开篇第一条：“初、哉、首、基、肇、祖、元、胎、俶、落、权舆，始也。”这里面的“哉”当始讲，也是“才”的假借。“落”是枯叶雕零，也是新叶始蕴时。而年在古人意识中，既是一个谷熟的收获，也是新的春种秋收从头再来时，故也有始的意思。章太炎先生是就着《说文解字》“载，乘也”的解释说的这番话，可见乘也就是年，就是春秋，就是史书。
至于楚国的史书为啥叫“梼杌”，古人的说法就多了，近些年终于有人提出，所谓梼杌，就是《说文解字》里的“梼柮，断木也。”（依段玉裁校）断开的树干呈现的是年轮，所以《梼杌》的命名也是着眼于年。年成了历史，感觉有点儿“那年那月那事”的味道。时间事件交织一体，就以时间指代史实，确实也是个给史书命名的思路。
载当年讲与始有关，折射着古人对时间的看法。现代人认为时间是线性的，总是向着一个方向延伸，回不到过去。古人当然懂得这个，“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孔子说的就是时事一去不复回。但同时古人更认为时间是循环的。《说文解字》：“宙，舟舆所极覆也。从宀，由声。”段玉裁说：“训诂家皆言上下四方曰宇，往古来今曰宙。由今溯古，复由古沿今，此正如舟车自此至彼，复自彼至此，皆如循环然。”老子也说：“万物并作，吾以观其复。”时序往返，春夏秋冬四季循环，十二生肖六十甲子周而复始，古人的这些认识和安排，也许都来自一年一季种收迭代“年，谷孰也”的认知？前两年我带学生去看长城，来到西汉玉门关遗址，我问世界上第一位徒步走完长城的董耀会先生：我们面前的长城跟您几十年前见到的有什么不同？他说这一段长城跟那会儿没什么不同，其实几千年都没大变化。那我们站在那儿，是不是回到了从前？时间空间相互映射，线性循环谁更科学？人们一直在思索，前些天不是还播了部电视剧《开端》嘛。
年，也叫岁。从前听过貌似威胁人的话：“你怎敢在太岁头上动土！”当时以为太岁是说话人的自称，觉得可能相当于太子之类，不是亲王叫千岁嘛。后来上学听老师讲岁其实是颗星，有人说就是木星，十二年左右绕一周天，可以用来纪年，因此叫做岁星。所以《说文解字》说：“歲，木星也。越历二十八宿，宣遍阴阳，十二月一次。从步，戌声。”但这星好像跟历法家们习惯的天象运行方向不一致，为了方便纪年还为它设了一个相对位置的虚星，就叫太岁。这话我一直不大明白，虽然我知道古时确实发生过设个假想星或星位的事。比如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如果用仁德来行政，就能像北辰那样，自己待在那儿不动，其他的星星们都围着它绕。咱冬奥村边奥体中心那条路叫“北辰路”，大概也是寓意周边场馆建筑都环绕着它吧，那是北京城的中轴线嘛。所谓北辰，是指北天极，就是地球自转轴北端指向的位置。那只是个方位，并不是星星。为了方便寻找那个位置，人们就把看上去最靠近它的那颗星叫作北极星。越靠近北天极方位的星星咱看上去就越不动，就显得其他星星是围着它转了。星球们不断运行，所谓不动的北极星其实也在变，公元前几千年的北极星曾是紫微星,据说以后还会变成织女星。但木星跟天上走着好好的，真有必要给它设一个相对的太岁嘛？而且还把太岁对应的年头和位置说成施工建筑的禁地，不让动土？并且还有什么花花太岁呢，又是个啥？嗯，怕是不能动土的太岁星临头又真的转指作威作福的人了吧，那岂不是我从前无知的理解还有点儿理据？
总之岁跟年有关系，但也各有其用。岁月就是年月，贺岁就是贺年；但守岁不叫守年，年糕不叫岁糕，小青年不叫小青岁，贺年片不等于贺岁片；问你年龄说几岁不说几年，说人上了岁数不说上了年数，上了年纪不说上了岁纪，不过可以两个合一块儿说叫上了年岁。过去我们教外国人学汉语，遇到人家提问咱又讲不清的时候总有一个绝招的应答：习惯。啥时用年啥时用岁，当然是习惯，关键这习惯打哪儿来，能不能讲清楚？这些习惯往根上捯，多半跟字的本义脱不了干系：年本是谷熟，字形从禾，重在收成积淀；岁原是经历，字形从步，重在时序运行。比如守岁守的是年关交替，所以说岁；年糕是熟谷糯米做成，所以用年。这么说虽然未必确凿，好像也不失为一个思路。文化文明丰富多彩，汉字也一样，有了年，不妨再有个岁。过了年，咱就长一岁。不能说岁与年无关，也不能说岁与年等同。日出日落，因有太阳历；月盈月亏，乃生太阴历；星移斗转，是成星辰历。阳历阴历称年，星辰历称岁。大年初一便是新年，立春那天才是新岁。这就是经年积岁的习惯，习惯形成传统，传统由时间积淀，人在这积淀中成长。往日时光成就美好回忆，但谁也不愿越活越回去。年俗无穷，过年也许就是重新梳理时间，再一次审视生命意义，在一去不返又循环往复中体验人与自然的和谐，感知除旧布新的喜悦。“已识乾坤大，犹怜草木青”，即便疫情阻隔了回乡的步伐，我们仍会迎来新春生机。年，寄托着浓浓的企盼。
朱小健 2022年1月30日 农历辛丑年除夕前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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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朱小健，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特别鸣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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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楚刊号
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已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戌狗、亥猪，十二项地支配以十二种动物，构成生肖阵容。不多不少，恰恰是十二大员。
以十二为单元，周而复始地轮回，不是十一或者十，不是十三或者十四。偏偏取数十二，为什么？
生肖十二，地支十二，在奉“十二”为终极、以“十二”为完整的序数结构中，蕴涵着华夏文化的丰富内容。讨论十二生肖，不应忽略它的取数。
“天之大数”之说见于《左传》，说明“十二”传为成数应早于该书成书时代。“十二”以“天之大数”的实力，成为渗透力极强的数字。不仅谈天说地，也用来说人。《国语·晋语四》云：“黄帝之子二十五宗，其得姓者十四人，为十二姓。”归来归去，最终归结为“十二姓”。《后汉书·荀爽传》说：“天子娶十二，天之数也；诸侯以下各有等差，事之降也。”天子妻妾的多少也不忘着眼“天之数”。
与“十二”相关，古人还视“三十六”“七十二”“一百零八”为成数，例子不胜枚举。兵法讲三十六计，道教讲三十六洞天、七十二福地，行业有三十六行、七十二行。《淮南子·修务篇》“神农尝百草之滋味，一日而七十毒”；到了《神农本草经》，就变为“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二毒”。《管子·封禅》讲，古来泰山封禅君主七十二人。《太平广记》引《三秦记》传说：鲤鱼跳龙门，“一岁中，登龙门者不过七十二”。杏坛授业的孔夫子，弟子三千，七十二贤人。《史记·高祖本纪》渲染刘邦感龙而生，天生的帝王命，除了说他颜貌似龙，还有“左股有七十二黑子”这一特征。讲山水景致，黄山七十二峰，济南七十二泉，天津七十二沽。神魔小说《西游记》，猪八戒三十六变，孙悟空七十二变。《水浒传》英雄聚义，三十六天罡、七十二地煞，合为一百单八将……
“三十六”“七十二”，包括“一百零八”，古代对于这些数字的崇尚，通常被认为是含“九”增重的结果。“九”为最大的阳数，又与“久”谐音，当然非同小可。然而，“三十六”“七十二”还是“十二”的整倍数，这一点更为重要。百以内“九”的倍数有十一个，唯“三十六”“七十二”同时又与“十二”存在整比关系；而“一百零八”为“三十六”与“七十二”之和，又是“十二”同“九”的乘积。因此，这些数字崇尚之中，无疑隐含着“十二”的分量。此外，“六六顺”“四平八稳”作为吉语，是否缘于对“十二”的分解，这也是一个饶有兴味话题。
天干地支是中华文化的特色产物。天干取数为十，同数学的十进制正相契。有一种共识，原始人按十数数，是受到双手十指的启发。十指是天生的“数筹”，先民们通过两手手指，熟识了一个重要的自然数：十。
天干之外，又生出十二地支。从数学角度讲，它远不如以十为单元便利。然而，十二地支被沿用了几千年，依靠什么呢？
“十二”这个特殊的数字，缘于作为传统文化的成数之一，它表示“天之大数”。《左传·哀公七年》载：“周之王也，制礼，上物不过十二，以为天之大数也。”这是一个与神秘的深奥莫测的“天”相关的数字。《周礼·春官·冯相氏》说：“掌十有二岁、十有二月、十有二辰、十日、二十有八星之位，辨其叙事，以会天位。”这也是讲“天”之成数——岁星以十二次为一周期，一岁有十二个月，连同十二地支、十天干、二十八星宿，它们是关乎岁序更迭、天体运行规律的数字。
古代天文学在天宇划分为十二次，岁星每年移动一次，十二年一周天，这称为一纪。一纪十二岁。一岁之中，日月十二会于东方，称为十二辰。春夏秋冬一年里，以北斗的指向确定月份，又有十二建。由此可见，古人观天文、制历法，“十二”真是“天之大数”。
“天之大数”反映着初期天文学的成就。以“十二”观天，以“十二”分岁，使人们得以描述一些最基本而又很重要的客观存在——这其中，为农业所依、农时所循的，就是对于年月岁时的认识。
古人敬天、奉天、法天，“天之大数”的影响力，自然会远远超出“天”的范畴。比如地域的界划，即使已有九州之分，也会有人出来补足十二之数。《天问》：“地方九则，何以坟之？”屈原设问：天下有冀、兖、青、徐、扬、荆、豫、梁、雍九州，大禹用什么去增高地面？《山海经》的压卷之语可作答对：
“帝乃命禹卒布土以定九州。”天帝让禹撒布息壤，平定九州水患。可是，禹定九州之外，还有舜分十二州的传说，从冀州分出幽、并二州，从青州分出营州。
《尚书·舜典》：“肇十有二州，封十有二山，浚川。”虞舜划定十二州疆界，并在十二州的名山上封土为祭坛，疏通了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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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1928年“史语所”在广州创建的历史研究（上）——在广州的文明路与东山恤孤院街间
引言：
习近平总书记曾多次在讲话中提到“以史为鉴、开创未来”，在此讲话精神指引下，以阿瑞为代表的广东省“三师”专业志愿者及各领域的专家学者纷纷围绕南粤人文历史与遗址遗迹展开了全方位的学术研究与活化利用，掀开了广东文化复兴、经济振兴的新篇章。
自2016年以来，“三师”专业志愿者率先开展南粤古驿道活化行动，经过五年多努力成为广东精准扶贫、美丽乡村建设的典范，并以各知名高校与专业机构为基础组建了12个南粤古驿道研究中心，在考古发掘、人文研究、科普宣传等方面持续发力。2019年9月，华南教育历史研学基地在韶关挂牌成立，“三师”专业志愿者主动拓宽人文历史与遗址遗迹活化的新路径，挖掘复活出一系列为中国教育事业的革新图强作出空前贡献的“坪石先师”群像谱，极大地填补了华南教育历史的阶段性空白，再现了华南先师教育救国的思想力量。与此同时，“三师”专业志愿者还在红色文化的发掘与利用方面硕果累累，包括胜利大营救、东江纵队、红色交通线、韩江左联等方面，先烈们的红色足迹与革命精神再次鲜活地展现在民众面前，迅速成为了如今广东文旅线路的新热点。
在这期间，围绕广东人文历史与遗址遗迹的活化利用，“三师”专业志愿者群体始终站在最前列，以无私的奉献精神与严谨的学术态度，为广东经济文化的大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当然，还有积极参与其中的社会各界专家学者与热心人士的默默奉献，南粤古驿道网作为南粤文化宣传的重要阵地，自始至终参与其间并全力摇旗呐喊。
近日，“三师”专业志愿者代表阿瑞组织开展广州东山柏园的溯源研究，比较直观地回顾了近百年前学术前辈探索中国人文科学学科建立、为中华民族复兴力求学术救国的尝试、以及广州时期的史语所作出的历史性贡献，并建言献策提出柏园遗址保护利用建议。下文为阿瑞部分研究成果，南粤古驿道网进行刊发，以期抛砖引玉，助力广东“以史为鉴、开创未来”事业的绵延留长。
1924年冬，孙中山先生离粤北上，主张召集国民会议，并拟设中央研究院为全国最高学术研究机关，以立建设基础，同时草拟计划。中央研究院和其包括的历史语言研究所（以下简称“史语所”）在4年之后成立，最根本的动力来自于孙中山先生的思想实践。
第一章 广州东山恤孤院街
东山由于近期的区划调整，已经从地图上消失，但这一地名在广州近代历史上是有特殊的象征意义。东山，历史上特指今天广州越秀区的龟岗、庙前西街、寺贝通津路、培正路、恤孤院路、烟墩路和新河浦一带。［1］
第一节 家在广州东山
从留存的1927年至1928年国立中山大学的档案中，发现不少教授租住的住房在广州东山，而粤籍的老师较多住在文明路附近。商承祚住广州官塘街新四十九号贺宅，伍俶住东山恤孤院街新新二号。［2］1927年至1929年不少的教授、老师发表的文章落款处中的写作处是写广州的“东山”，如在史语所第一本第一分的集刊上，时为国立中山大学文科教授丁山先生发表的文章落款是“1928.5.6，广州东山”；陈锡襄先生在《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周刊》第11-12期合刊发表的“调查现代欧化民俗提议”文章中的落款是“1928年1月2日于东山”；罗常培先生在1928年5月2日出版的《周刊》“切韵专号”发表的文章“切韵探赜”落款为“1928.2.24，写竟于广州东山寓次”。
1926年冬，留学在德国柏林大学人文学院学习哲学的傅斯年回国，受聘为国立中山大学文科主任，伍俶先生有文提及：“民国十四年的春天，我由姜伯韩介绍，进了广州大学，过了几个月顾孟馀先生做了中山大学委员会的副委员长，提议聘请傅孟真（傅斯年）做文学院院长。”［3］伍俶（1897-1969）浙江瑞安人，是与傅斯年同年进入北京大学读书，曾在上海光华大学、中国公学和广东大学任教。在广州时年33岁，在中山大学文科任教授，讲授诗名著选、文心雕龙等课程。顾孟馀属于傅斯年的前辈，生于北京，1906年赴莱比锡大学和柏林大学学习，1911年毕业回国，曾任北京大学教务长、广东大学校长，是《新青年》撰稿人之一。
1927年春在国立中山大学文学院创建语言历史学研究所，1928年3月，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开始筹备，1928年3月20日顾颉刚在日记中写到：“蔡先生有电来，中央研究院语言历史学研究所款照汇，筹备委员照派。此事遂可进行矣。”［4］
1928年4月2日，傅斯年致胡适信中已经明确自己正筹备研究所，蔡元培接受傅斯年建议。在傅斯年、顾颉刚、杨振声三位筹备委员努力下，1928年7月完成筹备并正式成立，傅斯年为秘书兼代理主任。研究所的名字与中大语言历史研究所有区别，语言历史调换为“历史语言”，简称“史语所”。同年10月22日迁入广州东山恤孤院后街35号，即为“柏园”。1928年9月29日，顾颉刚在容肇祖、黄仲琴陪同下到了东山看房子，顾颉刚日记中记道：“到校，晤绍孟。到元胎家，未晤，与莘田同归。元胎仲琴来，到柏园看房屋，为中央研究所之用，但不合。”
1928年10月21日，傅斯年、顾颉刚、黄仲琴再一起到现场看房子后确定此址。傅斯年曾住东山春园104号二楼，顾颉刚住东山启明四马路十号二楼。1927年10月13日顾颉刚抵广州任教时，容肇祖提前安排并带顾先生居住此处。
傅斯年在1928年4月2日致函胡适，邀请其来广州时提及“即我去年走后，已辞房，前月返来，不及赁，近甫赁成，捨与金甫、缉斋等六人同居此楼，便于日过往者，而就此百子路之寓，皆此寓房间稍多，便先生来。若论我方便，则此地不如朋友共居之春园甚远。”[［5］“缉斋”是汪敬熙先生的字，胡适当年选拔他出国留学。汪敬熙（1893-1968）毕业于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医学院，获得博士学位。此时，他在广州中山大学建立了国内最早的神经生理学实验室，当时他的居住地址是恤孤前街春园103号三楼。汪先生于1934年被聘为中央研究院心理学研究所所长。担任汪先生助手的助理教务员鲁子惠后来成为中国著名的生理学家。
信中提及“金甫”就是杨振声（1890-1956）的字，杨先生毕业于北京大学，后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读书，获得文学博士学位，1924年回国。他们都是胡适的学生，傅斯年在函中极力邀请胡先生来广州，将这些细节写上，没有料到这些细节为今天的研究提供了有价值的信息。
顾颉刚当时抵广州时，兼任中国语言文学系主任，而丁山先生已经在校上课了。丁山、罗常培住东山龟岗三马路六十六号三楼［6］。东山距校区有一定距离，在文明路中山大学丁山先生讲授文字学通论，罗常培先生讲授声韵学、经史学。这若干住所与东山新河浦的柏园距离均步行可达。
1928年10月22日，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离开文明路中山大学校园，搬入东山柏园。傅斯年于10月26日致函广州公安局新设所址，为东山恤孤院街三十五号柏园，并说明设广州便于从事人类学和方言学。1928年12月1日教育部公函，自十一月份起中央研究院史语所所有经费由中央研究院划拨。
在抗日战争时期，1941年史语所研究员罗常培迁移进入西南后方板粟坳，他于7月2日写到：“晚上和史语所十几位老同事在牌坊头的堂前聚谈。上弦月穿过乔楠的枝叶，疏影洒在地上，大家有说、有笑，有唱；也庄，也谐。不由得想起东山的柏园，北平北海静心斋的叠翠楼和罨画轩，先蚕坛的‘董西厢’，东单牌楼的洋溢胡同，上海小万柳堂的帆影枞和南京的北极阁。一恍儿过了快十年。”1943年罗常培先生汇集了在四川、云南写作的小文章出版了小册子，一本是《蜀道难》，而另一本是《苍洱之间》，更巧的是8月份史语所的筹备委员杨振声先生为《苍洱之间》册子作序。
史语所于1948年迁至台湾，现所址在中国台湾台北南湾，“中央研究院语言历史研究所”在其官方网站的简史首段介绍如下：“本所成立于1928年。是年初，大学院中央研究院筹备委员傅斯年向大学院院长蔡元培建议设置历史语言研究所。3月本院于广州中山大学筹设历史语言研究所，聘傅斯年、顾颉刚、杨振声三人为常务筹备员。7月，正式成立，由傅斯年代行所长职务。10月22日迁入广州柏园，始有独立所址，后经议定，以此日为本所所庆纪念日。”
上世纪60年代史语所定于每年10月22日为庆祝该所成立的纪念日。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在广州创立，有独立院址，是一处优雅的红砖西式建筑，有开阔的前院。中国最早的若干文献勘订计划、方言研究的方向、考古计划都产生于这里。
图为史语所北迁北平。1929年秋，在北平北海静心斋史语所同仁合影。
史语所北迁北平。1929年秋，史语所同仁在北平北海静心斋有一张合影，照片中的人物根据前后排位置从左到右是：陈寅恪、吴亚农、陈钝、李济、朱希祖、傅斯年、赵元任、罗常培、丁山、容庚、徐中舒等人。这张照片颇有历史标志，是史语言所成立近一年较为稳定的班底，长杉和西装混搭。吴亚农是从广州先抵北京的筹备者，他本名是吴巍，亚农是字，时任事务员，专门受傅斯年所托先到北平筹划，与语言组赵元任在3月已经先开办。有部分史语所专任研究员、兼任研究员和专任编辑员、兼任编辑员并没有出现在照片中，他们也许在异地进行研究工作。这批人物还有一个共同点，基本上在历史上与广州国立中山大学均有关联。朱希祖先生曾赴日本早稻田大学攻读历史，在日本时受孙中山思想影响。返国后在北平多所大学任教，1929年受聘为史语所专任研究员。后在1933年南下广州中山大学任文史研究所主任。
史语所设有图书馆，1927年7月在中山大学设立办公室。图书馆与中山大学“语史所”分开，傅斯年在1929年致杨杏佛的函中附页为员工增薪写到：“历史语言研究所最努力之职员为杨樾亭君。此君上午八时半到，下午七时归。中国书一万两千册，外国书四千册，于四个月内编就Accession Card Catalogue。”并说明杨樾亭君是岭南大学文学士、中山大学附属小学班主任。顾颉刚在中山大学负责的刊物中，还有《图书馆周刊》，该刊的刊头语是杨振声先生所写。
1928年5月2日筹备委员致信大学院，报上图书备置大纲。此时正好一周年，已经积累了不少书籍。可见当时柏园最重要的图书馆藏书就是史语所重要家产之一，离开广州的标志之一是将所藏图书托运至北平。史语所于1929年5月迁至北京，该所1930年总结报告写道：“本所自去年五月由粤迁平，同时即将在粤所购置之一切书籍，除研究员史禄国、罗常培留粤捡留一部分属于人类学及语言学书外，总共装成五十余箱，运往北平，至7月抵所。”
图为文明路国立中山大学图书馆历史照片，引自1928年《图书馆周刊》。
时为中山大学图书馆主任杜定友在《图书馆周刊》曾为图书馆改造计划写到：“本馆原有书籍凡四万余册，一年以来，聚增至十万余册。馆中不能尽容，故分散至各科各系。中文书籍，大部分存在语言历史学研究所。但该室与学生宿舍毗连，全馆各部藏书均用木架。一旦遭火患，则述十万元之藏书，立成灰烬。”从中可以了解到，顾颉刚为学校购买的一大批珍贵书籍，大部分藏于语史所内。语史所专门成立旧书整理部，负责采购回来的书籍编目分类。新成立史语所之后，新研究所又成立自己的图书馆，杨樾亭先生负责管理。
图为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旧书整理部职员在文明路语史所前合影。1928年4月10日整理旧书会议拟定分工，4月16日开始整理。1928年7月史语所成立在此办公，引自1929年《周刊》。
从广州迁北平，首先设立选择办公的是“语言组”，由赵元任负责，时年3月大部分史语所的人仍在广州。抵北平后从原成立时的八组——即史料学、汉语、文籍校订、民族文艺、汉学、考古、人类学、敦煌材料缩小为三组，为历史、语言和考古。
第二节 诞生于广州东山的第一本史语所学术刊物
傅斯年提及史语所设立于广州意义时，已经考虑努力把方言和人类民俗学作为重点调查领域，一年两年移至南京，广州为工作站。广州时期柏园独立设址后最大贡献并有里程碑意义的是第一本第一分《集刊》出版了。
1928年8月蔡元培为史语所的集刊写了发刊辞，1928年5月傅斯年写了《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在1927年10月出版的史语所集刊创刊号发文的有胡适、董作宾、余永梁、商承祚、丁山、容肇祖等，集刊封面印有各地商务印书馆经理发行，封底印有本所所址广州东山柏园，并且注明“为暂址后来或须迁京或北平”。当时刚出版的广东国民大学周报就在书报栏目作了介绍，形容这部杂志“是他们的试金石，是他们刈草的田野！”
在《集刊》（1928年第一本第一分）上，董作宾发表文章的是“跋唐写本切韵残卷”，余永梁发表的是“易卦爻辞的时代及其作者”，容肇祖发表的是“占卜源流”，商承祚发表的是“说‘朱’”，并附有所务记载。除了胡适先生外，其他全部是国立中山大学的教授们，董作宾的文章是旧作，商承祚继续发挥对中国文字研究深厚功底，说文解字，从篆文、金文、甲骨文解释“朱”字，1928年3月11日商承祚写完“释武”发表在《周刊》第20期，回应容肇祖的关于“武”字的提问。［7］
《集刊》（第一本第二分）是在北平出版，但许多研究工作仍然是按原计划展开的。第二分上刊载了傅斯年的文章“战国文献中篇式书体”，写作时间是1929年2月，其时“史语所”尚在广州。第三分于1930年在北平出版，以语言学为主题，罗常培发表的文章是“声韵同然集残稿跋”，文章的落款非常有历史价值，写着“民国十八年，四月，二十四日，罗常培记于广州，东山，柏园”。可以说，1929年，语言学研究仍然在柏园继续办公进行研究工作。
第三节 东山上世纪20年代的空间环境
顾颉刚于1930年10月13日在致中大同学的信中有“我对于广州，老实说是不爱的，因为那边参考书籍不够，学术团体没有，而且屋宇小，使我不能把我的书悉数搬来……”［8］的情绪化语言，数年前郁达夫在1926年11月初三的日记写到：“今天是礼拜三，到广州是前前礼拜的星期五，脚踏广州地后，又是十二三天了，我这一回真悔来此，真悔来这一个百越文身的蛮地。”［9］无法猜测他们的爱与恨。公平地讲，上世纪的20-30年代广州城是挺可爱的，尤其是东山。
《广州市第四期马路全图》编制于1927年，开始对西关地区实施道路改造，开始强调东西延伸作为主通道的计划。西关地区的道路开拓，因未能得到市民的理解与支持而阻力重重，士绅与市政当局一直处于矛盾胶着状态。在孙科任职时期，始打破“此种封建式之闭关政策，共辟西关六街（靖远、同兴、同文、德兴、永安、莱阳）马路，而沙基马路次之”。对市民观念的局限，市政当局甚为着急。原西关道路计划，“第一、二期尚末计及，而西关人民以无官吏之上督促，益酣嬉自乐，不欲改弦更张、守旧之民犹于目前之近利，而忘百年大计”。［10］ 此道路计划除西关取得进展外，东山拟形成组团的道路构架，大沙岛的路网设计规划列入其中。越秀山与城区拟通过道路建设加强与城区的关系。道路系统在关注城区的同时，注重了外围郊区的联系。东山居住功能逐步显现。
时任广州市市长是林云陔（1883—1948），广东信宜人，高祖林廷式，曾任湖南益阳、衡阳等地知县，幼年接受私塾教育，在高州府入海山书院习经史词章。
林云陔三度出任广州市长（包括市政委员长），时间分别是：1923.2.8—1923.2.26；1927.5—1927.11；1928.1—1931.6，累计约四年时间。前二任期非常短暂，政绩颇为显著是第三任期。后林云陔任广东省政府委员会主席五年（1931.6—1936.7）。后去南京任审计部部长迄病逝。可谓治粤经验最丰富，对广州最为了解的一位市长。
林云陔任广州市市长最为重要的时段当属1927至1931年期间，正如其自我评价般“就任以来，对于市政应有之设施，无论物质精神两方面，罔不加紧工作，以求实效”。［11］受命之初，对这座城市的建设充满期许，但两年后回顾其城市建设实践，有不少感慨：“乃按诸两年之经验，往往事出所期。各种建设之进行，因财力不逮而不能举者有之，因市民不了解而中途停滞者有之。”［12］
在工程实践中，林云陔首先推动城市道路系统的改造，其突出贡献表现在其第三个任期，两年间，新建的道路包括杉木栏、十三行、十八甫、长寿街等。根据市政厅的财力，量力而行，既有铺沥青的道路，也有砂石道路。其次继续对六脉渠进行清疏，再之兴建了一系列公共建筑和活动场所，值得一提的是白云山公园、越秀山麓公共运动场等是这一时期的建设成就。
其任期内对公用事业的发展较重视，1927年8月恢复公用局，对自来水厂、营运汽车、电话等一系列公共事业进行改革，分别于1929年设自来水管理委员会，1928年设市营事业经理处，1929年设自动电话委员会，加强管理与协调，既提升了市民的生活素质，也节省了政府的行政开支。
顾颉刚在日记中经常记载有从小东门步行到学校。分析其路径，在东山的东边，小东门就是环形型城墙拆除后的东面与惠爱路联接处，中山大学校址处于环形路的东南角，贴近原城墙处，城墙拆除后修了环城马路。东山新河浦一带道路正在完善，在大沙岛与东山新河浦教授们居住的地区是一片水面。
郁达夫日记1926年11月19日记载：“学校开会，一直开到了午后六时，坐车到东山，他们都已经不在了，一个人在东山酒家吃了夜饭，就回去睡觉。”郁达夫是约好与白薇到东山找王独清。他们均是创造社的成员。在顾颉刚的日记或者郁达夫的日记中，记载他们聚餐的主要餐厅是东山酒楼、东方酒楼、南园、聚丰园、武陵酒家。
1929年所作的《广州市政府施政计划书》是政府早期最为完整的规划书，其极力推进东山竹丝岗地区的模范住宅区开发，促使现代居住模式在广州城落地生根。鉴于广州老城区高密度的现状并为解决中等阶层居住问题，1927年于108次行政会议商议，提出筹建市内模范住宅区的计划，并由土地、公务、财政三局负责，并订立组织章程。其时，欧洲“田园城市”的理念甚为时尚。在孙中山先生的《实业计划》中，专门谈到如何将广州市的建设按此理念实现，“若以建一花园都市，加以悦目之林囿，真可谓理想之位置也。”［13］
东山竹丝岗的模范住宅是新市政实验场。其时工务局在《广州工务之实施计划》中提出：“盖东郊旷地甚多，颇有田野林泉之胜，以之为住宅区，最合卫生。且能使人陶冶于天然美感之中，其裨益于市民身心者必不浅。”“查改良住宅一事，自欧战结束后，各国城市政府多注重于此，其时英国有谓田园市者，可为新式住宅之模范，各国竞相仿效……”［14］ 东山自然环境之优良是相对西关一带而言。东山其时也逐步有喜欢安静的人居住于此，也包括外国人。1928年，筹建成立“广州市模范住宅区委员会”，公布实施了《筹建广州市模范住宅区章程》，用现代建设的理念制订了土地业权、道路及住宅三方面若干技术规范，道路形式、绿化和排水方式的规划与设计充分借鉴欧美现代都市。得益于市政府的主导与实施，东山模范住宅区已基本实现了塑造整洁、优美的城市人居环境的物质建设目标，吸引了大批政府官员和回国投资的华侨入住。
广州按“田园城市”为目标，以努力造成“城市山林”式的新广州为目的，如扩大市区、开发郊外、经营模范住宅村种种，“寓市于乡”，皆其理想之实现。［15］但同时需指出的是，广州的实践与霍华德在1902年提出的兼具农村和城市优点的“城乡磁体”社会城市空间模式，建立“土地开发公有权”，维持就业、居住、购物教育、休闲等功能的平衡等目标差距甚大，未能真正理解霍华德通过改造城市实现社会改良的思想精髓，更多地体现的是霍华德倡导的恢复“19世纪城市内部消失了的宁静健康的环境和亲近大自然的感受”。［16］
东山新河浦两岸建筑均是上世纪初的建筑，恤孤路、龟岗南（今龟岗大马路）及周边的街道网络已经成型。恤孤院路东侧是孤儿院（恤孤院），北端是培正女学校和培道女学堂。培道女学堂对面是培正男学堂；龟岗南的北端是邮政支局和浸会医院再往北越过庙前街，东侧是警察分署和东山公园。［17］顾颉刚日记中常提到东山公园。据推断，柏园于上世纪20年代初已经建成。据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最新查阅的房产档案，最早的业主是蔡氏父子。柏园周边是以红砖为外墙材料的三层小洋楼，大部分建筑是折衷主义风格，逵园建于1922年，业主为美国华侨马灼文。［18］柏园所处孤恤院路，是因孤恤院得名，1938年被日军炸毁。1903年美国南方浸会医院购买土地建学堂。此处多属于华侨购买土地自建置业，并以中式名字命名，有逵园、润园、慎园、明园、春园、简园、竺园，柏园是其中之一。柏园各种柱式和西方古典建筑混合使用，在屋顶楼梯间使用琉璃瓦中国传统风格屋顶。柏园建筑尽量利用场地，平面呈不规则状。分东座和西座，东座小于西座。
图为东山柏园总平面和周围环境道路，作者绘制。
图为为柏园鸟瞰图和部分特色节点，作者绘制。
图为东山柏园景观现状，作者速写。
第二章 史语所的前奏“语史所”
1928年4月30日，傅斯年、顾颉刚、杨振声函呈大学院，告知收到聘书并筹备处成立，请商承祚刻一印章，提及本年一月中，傅斯年在南京时陈“借用广州之语言历史学研究所成就及将建设者，以成中央研究院之语言历史研究所”。函附《中央研究院语言历史研究所筹备办法》，为顾颉刚、傅斯年拟于1928年2月28日。
第一节 语史所的模式实验
中山大学中语言历史学研究所成为之前初定名称为“中国东方语言历史科学研究所”，1927年6月20日傅斯年召开文史科第四次教授会议，决定建立语言历史研究所。1927年8月，顾颉刚任语言历史所筹备主任，1928年初语史所正式成立，傅斯年任主任。10月6日商议出版学术刊物。随后，《国立第一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所周刊》于11月1日创刊出版，编辑为顾颉刚、余永梁、罗常培和商承祚。
1928年1月3日《周刊》第10期刊载傅斯年《评丁文江（历史人物与地理关系）》，顾颉刚按：“此书写于1924年正月间致顾颉刚的信札。”顾颉刚日记记载“一月一日星期日（十二月初九）莘田、丁山来。唔沧萍、冀墀。与履安、莘田、丁山、锡永、式湘在元胎家吃饭。同席有元胎之伯父。归，排十七年《周刊》拟目（其中多出专号）。校孟真长信。”从中可以了解到从第10期起，为1928年出版的周刊，顾颉刚已经在研究全年的出版大纲，1月1号晚上校对的应该就是傅斯年与顾颉刚早年的学术通讯《评丁文江（历史人物与地理关系）》，莘田是罗常培，元胎是容肇祖，锡永是商承祚，沧萍即李沧萍。
正如顾颉刚日记计划，《周刊》出版了若干专号，1927年有《天文学史》专号，第11至12期为《风俗研究》专号，语史所《周刊》发行至125至128期合刊为《文字专号》，由刘朝阳负责主编。129-130期，为《西南民族调查》专号。
1928年2月28日《周刊》第18期刊登“文科最近之施展”学术消息，“查该科有语言历史学研究所之设，由顾颉刚傅斯年诸教授主持，近对于考古，语言，民俗诸学，已定有相当研究计划；兹条列大纲，籍见一斑，俾社会留心该科有所考述焉。（甲）（一）到河南陕西等处发掘，以显现古代历史之真相……”［19］计划中设立考古学会，印行古器物图谱；关于语言文字学，调查方言新音，编纂新字典等；历史学方面，印行史料集刊，将各种史书统计研究，派员到各地作人类学之调查；关于民俗学方面，印行民俗学丛书及周刊，印行民俗物品图谱。
以上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的计划，与后来成立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范围几何一致。河南的考古计划在广州文明路1928年2月就开始孕育了。
1928年4月24日，语史所聘请史禄国为人类学教授并兼研究所事务，报请大学院备案。
1928年《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周刊》（第30期）“本所纪事”中记载：“5月16日召开本所第一次事务委员会会议，傅斯年主持，杨成志记录，出席会议者有：顾颉刚、黄仲琴、余永梁、马太玄、徐信符、罗常培，推举顾颉刚、余永梁、黄仲琴为常务委员，并对其他各教授确定分工。”6月11日傅斯年主持第三次事务委员会会议，议决：“1.暑假期间本所工作仍继续进行；2.关于调查广西猺人事宜，由杨成志、史国禄与任国荣接洽，本所派专员到猺人地方实地考察；3.暑假期间由本所指定容肇祖、商承祚到韶关调查一切古迹及历史遗迹。”
1928年6月24日志29日，容肇祖和商承祚赴粤北进行调查，容肇祖写成“韶州调查日记”，虽然研究深度不够，但也可以作为南岭文化遗产调查先声之作。
1927年12月编制的文科教职员名册造表以到校先后为序：文科教授：徐绍棨、陈楙、伍俶、黄尊生、龚茹里、崔载阳、何思敬、傅斯年、顾颉刚、汪敬熙；文科教职员：马衡、陈嘉蔼、庄泽宣、罗鸿诏、商承祚、杨振声、吴梅、丁山、罗常培、刘奇峰、刘应南、石坦安；预科教授：容肇祖、伦叙、李德桂；文科讲师：谭太冲、杨伟业、温仲量、李伟南。
教务助理钟敬文（中文系）、夏廷棫（史学系）、鲁子惠（心理学系）、刘朝阳（教育学系）等。
图为1927年12月编制的文科教职员名册造表之一，藏于广东省档案馆。
创建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的主要教员占名单大部分，筹备历史语言所的骨干也是语史所的主力。专任编辑余永梁（1906-1951）没有列在表中，他就读东南大学、清华大学，为中大语言历史研究所专任编辑及事务员。中央研究院史语所成立任助理员，后聘为专任编辑员。
图为广州文明路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教学楼，三楼为旧书整理部和古物陈列室，不外借，设旧书借阅室，引自1929年1月16日《周刊》第62-64期合集。
1928年11月9日傅斯年辞去语史所主任兼职，学校商顾颉刚代理主任，12月25日顾颉刚教授正式就职。
第二节《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所周刊》
1928年11月顾颉刚成为该所代理主任。1928年4月，民国政府决定中山大学名字前“第一”去掉，刊物名称即为《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所周刊》。在1927年第1期的“创刊词”中，顾颉刚写道：“语言学和历史学在中国发端甚早，中国所有的学问比较成绩最丰富的应推这两者，但为历史上种种势力束缚，经历了二千余年还不曾打好一个坚实的基础。我们生当现在，既没有功利的成见，知道一切学问，不都是致用的，又打破了崇拜偶像的陋习，又不愿把自己的理性屈服于前人权威之下，所以我们正可承受了现代研究学问的最适当的方法，来开辟这些方面的新世界。语言历史学也正和其他的自然科学同手段，所差只是一个分工。”创刊号中也刊载了胡适的文章“论左传之可信及其性质”。
撰写学术文章发表于《周刊》的有丁山、罗常培、商承祚、容肇祖等，年轻的教务助理钟敬文、夏廷棫、刘朝阳三位更是经常出文章。
夏廷棫毕业于东南大学，于1927年11月到校，在《周刊》发表的文章也不少，有发表于第32期的《关于“庄氏史案”材料》，其《陶际尧批校本新五代史记》文章从75期连载至第97期。与黄仲琴教授合作的《金门明监国鲁王墓》发表于第69期，在《周刊》的最后若干期还可见夏先生的文章。
钟敬文在《周刊》第6期发表《惠阳峰仔山苗民的调查》，杨成志在《周刊》第19期发表《历史之目的及其方法》。
周刊频次密，前期均是一周一刊，1928年3月13日已经是第二集第20期出版。后来有了合刊和专号。招生信息是周刊覆盖的内容。第一集第1期刊载1927年8月中山大学校长签署的语言历史学研究所招生简章，拟招20名研究生，这是第一次公布招生简章。1928年3月26日民俗学会决定开设民俗学研究班，授课教师为庄泽宣、崔载阳、何思敬、顾颉刚、刘奇峰、马太玄、容肇祖、余永梁、陈锡襄、钟敬文。学生定额为20人，第二集第20期出版刊载民俗学传习班招生章程。
“学术通讯”是刊物重要的栏目，多名著名学者之间的通讯、年轻学者向老师请教，均是讨论学术问题。1930年5月21日出版了杨成志著《云南民族调查报告》，语史所的《周刊》停刊，共11集合132期。
第三节 跨学科的研究
吸纳不同学科的学人发表文章是《周刊》的一大特色，也是语史所实验模式经验之一。地质学家斯行健在此刊1928年第17期上发表了“中国地质史上两次巨大的海啸”，哲学学人石兆棠在1928年周刊发表《獞人调查》，赵海澜在1928年第10期上发表“巴比伦人的数学思想”。1928年陈锡襄的《猺民访问记》发表在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中大语史所周刊》的《西南民族研究专号》，记录了连阳三属的八排猺民代表。1928年该研究所周刊上分期刊载任国荣先生的《猺山两月观察记》、辛树帜的《猺山调查》、石声汉的《猺歌》、容肇祖的《韶州调查日记》、黄季庄的《采集猺山风俗物品目录》，这些均是国立中山大学生物系教授兼主任辛树帜在1928年5月率领石声汉、任国荣、黄季庄、蔡国良等助教组成生物调查队深入桂黔粤等深山调查的成果。辛树帜的《猺山调查》是以通讯的形式致信傅斯年展开的。1929年1月28日顾颉刚先生为任国荣出版的《广西猺山两月观察记》作跋，时顾颉刚还受聘国立中山大学，同时兼顾史语所工作。文中勉励他们不要以在生物学上开一新记录为足，还要在民族学和方言学上开一新记录。辛先生他们将征集的数十件风俗物品均送给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收藏。顾颉刚在其读书笔记写到：“一九二七年，予任教于中山大学，寓于广州东山启明三马路。其时年少，勇于任事，历史系课业而外，尚为语言历史学研究所、民俗学会、图书馆工作，故暇闲极少，胸中偶有所得辄举笔书数字，不能尽意也。居彼两年，写得三册，不堪示人，存之为粤游纪念耳。颉刚记。”［20］顾在广州的读书笔记称为《东山笔记》，从1927年10月21日开始记录。
生物学家、医学家、科学家从事民俗和人类学调查，丰富了民俗学、人类学的成果，南岭的人类学和民俗学研究由此带来了新气象。
民谣记录在民俗学兴起时，做为民间文艺的重要载体，成为田野调查的内容之一，同时民谣又为语言学研究提供语言活化石式的样本。南岭多民族的地区，其民间歌谣极具区域民族的文化特征。
第四节 历史档案整理和研究
1928年10月4日政治分会议决定将广东省民政厅积存的历年档案酌送语言历史研究所保管、研究。10月18日研究了分类办法，11月19日民政厅移交档案点收完毕。1928年12月3日，广东省民政厅通过给校长的函信答复顾颉刚代理所长关于代为整理保管历史档案的复函，表示教育厅和财政厅均感兴趣。此前是广东省民政厅提出请语史所代保管整理，希望对数十年各局厅档案进行整理，语言历史研究所帮助整理及代为管理，也有利于政治历史文献研究。12月15日，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全面接收了广东省民政厅移交代管理整理的历史档案一批，从光绪中叶起到民国十四年的记录，数目约有三万六千余份。
图为1928年12月3日广东省民政厅答复顾颉刚代理所长关于代为整理保管历史档案的复函。藏于广东省档案馆。
1929年1月至3月语言历史研究所举办展览会，展出了部分档案。顾颉刚任语言历史学研究所所长期间，该所委员会委员名单如下：刘奇峰（文科主任，担任委员）、顾颉刚（本所主任，担任委员）、商承祚（本校教授，聘任委员）、陈楙、丁山、伍俶、容肇祖、黄仲琴、余永梁。本所办公人员：主任顾颉刚，教授兼编辑余永梁，民俗学会主席兼民俗周刊编辑容肇祖，助理员刘朝阳、魏应麒，事务员杨成志、林树槐、吴北明，编目员姚逸之，技术员茹四发，书记胡致远、康滌瑕、郑志恒、黄德奇。
1929年2月顾颉刚离开广州，商承祚继任主任，1930年11月后该所出版刊物断断续续时办时停，但对搬迁至北平的“史语所”的研究计划一直予以配合支持。在抗日战争胜利后，文学院向学校申请复办获批准，制定组织大纲，研究所地址设于石牌中山大学师范学院腾出来的教学办公楼。
第三章 岭外播种、岭内开花：安阳发掘和广州筹划
傅斯年、顾颉刚、杨振声三位史语所筹备员联合致信中央研究院，请求董作宾聘为研究院研究员，继续在河南安阳、洛阳两处的考古工作，信中提及考古计划已经拟定。可以说，安阳的考古现场在河南，计划制定在广州。信中提及“河南北部及西部之调查计画。已由董作宾君就近调查初步，暑期时所中同事自去一两人。”［21］同信函提请董作宾、容肇祖、余永梁、黄仲琴四位筹备出力最多者贡献最大能否也聘为研究员。
第一节 董作宾的编辑员职位
现代考古学、甲骨文开创者董作宾先生受聘于中山大学，也是民俗学的推动者，著有《中国民谣概论》。1927年11月，民俗学会创办《民间文艺周刊》，董作宾和钟敬文任编辑，董作宾写了“为《民间文艺》敬告读者”为序，创刊号中有容肇祖“广州巫歌”等民间歌谣等。《民间文艺周刊》共出版12期，其后于1928年3月改为《民俗周刊》，容肇祖、钟敬文和刘万章任编辑。在《周刊》董作宾早期也发表民俗文章，在《周刊》第2期就发表了《闽俗琐闻》和《福建畲民考略》。
因为家事返家乡河南，但一直与语史所保持联系，研究所委托他在家乡开展寻找安阳殷虚的初步调查。1928年6月董作宾向傅斯年致函汇报安阳调查办法大纲，包括时间、地点和经费，并希望有正式的赴河南古迹古物的委任状。原文如下：
“1地点 拟先向安阳调查小屯村及殷墟所在，次向洛阳城东寻求前岁发见三体时经之地，以便署后作有规模之发掘。随时参考故籍，测量地形，画成各时代图，以便多得可供发掘之点。
2 时间 拟自六月中旬起，至八月半止，为期两月。约须途行半月，到汴住半月，安阳、洛阳各住半月。
3 办法 须大学院发给‘调查河南古迹古物委任状’为凭。川资甚难预定，先支二百元汇往，后来由研究所核办。”［22］
9月2日史语所致函董作宾委托董先生主持史语所在河南古物调查及征集中各事项，主持安阳殷墟发掘工作。1928年11月1日致函傅斯年初步发掘成果，有字甲骨七百六十四片。
提请董作宾任研究员未成，1928年9月12日傅斯年致信蔡元培，询问董作宾、商承祚、容肇祖、余永梁、黄仲琴能否在研究员和助理员之间设立一名目。函中关于董作宾说明写到“董作宾，29岁，北京大学毕业，中州大学教授，中山大学预科教授，现担任本研究所在安阳发掘事。”时任中央研究院总干事杨杏佛先生批示“聘为编辑员。铨”。
董作宾先生初时为国立中山大学副教授，当“史语所”成立时，没有成为研究员而是被聘为编辑员。他已经于1928年10月在小屯进行了试掘，有河南省政府及教育厅派人协助，王庆昌、张慰然等史语所同事陆续抵安阳考古现场。1928年12月26日董先生写成《新获卜辞写本后记》一文于开封。董先生在《民国十七年十月试掘安阳小屯报告书》中记载，他抵达安阳的日期是1928年8月12日。李济先生是到了开封才第一次与董作宾先生相遇，1929年春又开始了新的发掘工作。1929年3月，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全体赴安阳发掘殷虚，设立办事处于洹上村，3月7日开工，5月6日收工，此时史语所总部尚在广州。
现代中国考古学开创者李济先生在其1957年所著的《中国文明的开始》自序中写到：“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主持的安阳地区殷朝都城的考古发掘工作，始自1928年冬。这工作几乎从无间断地继续到1937年夏天。”［23］
第二节 李济先生在广州的一周：往返文明路和恤孤路间
李济先生在1968年“史语所”《集刊》（第40本）“安阳发掘与中国古史问题”一文中述及：“中央研究院历史研究所成立在1928年，傅斯年就职后，他为研究所拟定的第一课题，是提倡科学的考古。他所做的最早的一件事，就是派编辑员董作宾，到河南安阳小屯村去调查甲骨文的遗址。”“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在安阳的发掘，开始于1928年秋季董作宾的小屯试掘，中断于1937年的夏季”。
李济先生在1977年出版的《安阳》一书第四章“安阳有计划发掘的初期”中述及：“我经欧洲、埃及和印度返回中国，当有生第一次到香港时，我急于游览过去从未去过的广州。1928年这个城市是各种革命活动的中心。据我所乘去上海的半岛-东方公司邮轮的时刻表，在香港要停三天，这样我就可有限的时间从容地观光广州，我这样做了。
一到广州，我即被领去见傅斯年，那时他也正期望能与我一见，见面后他问我的第一件事就是，我是否能任他正筹组的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负责人。他告诉我董作宾在安阳的发现，我也对他讲了我与弗利尔艺术馆的协定。意见看来没有多大分歧，因为弗利尔艺术馆馆长刚批准在实验性的基础上进行这种合作。这样，于1928-1929年冬我就开始拟定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计划。”
文中提到的“1928-1929年冬”，应该是指1928年冬至1929年初。顾颉刚日记1928年11月7日记载：“到校，校《春秋》《孔子》《地理》三种讲座。陈元柱来，树帜来。钞卫聚贤《禹贡考》，未毕。到中央研究院，为欢迎李济之先生。”中央研究院特指“中央研究员史语所”，已经搬进东山柏园。李济先生就是在1928年11月7日于东山柏园，与未来的同事见面。李济先生回忆“我记得他又约我到语言历史研究所去和他们同仁见面，我一看，有许多北方来的先生，其中好像有丁山先生。还有罗庸中先生、顾颉刚先生等。”［24］李济又有文提及：“我刚从欧洲，路经香港，因为我向来不曾到广东，所以顺便到广州去看看，又因为我不懂广东话，而那时刚成立的中山大学，有许多从北方来的教授在那教书，我也不知道有什么人在那儿，我只是去碰碰看。谁知一去，在门口碰到清华的老教授庄泽宣先生，我们彼此很熟。他一见我就说，你什么时候来的？我不免吃了一惊，问他什么人要找我呢？他说：这个人你也知道的，就是傅孟真先生。”［25］
1928年3月10日美国纽约大都会博物馆东方艺术部副主任毕士博（C.W.Bishop）函达李济，望速来华盛顿并告知出发日期。因李济母亲身体欠安推迟了赴美国的行程。当在广州时，11月5日李济函告美国毕士博（C.W.Bishop）关于旅途情形和傅斯年邀请入史语所之事。而11月3日傅斯年也迫不及待函复董作宾两书一电均收到，发掘应注意之点，研究所至现在，可以说最好的成果，并告知李济留住广州一周。
李济先生于1928年12月5日《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周刊》（第57-58期）发表了文章“中国最近发现之新史料”，由李济先生口述、余永梁笔述，是李济在文明路的“语史所”的演讲记录。演讲中讲述了新的历史研究观念和方法，回顾了最近自己在山西的考古实践，分析了世界考古现状及值得借鉴经验。“这次到美洲欧洲非洲，绕地球一周，此行目的为考察他们的方法。美国可说从前是没有历史，可是博物馆每州每县都有，无所不用地上力量去保存。欧洲的成绩犹堪惊异，过去已整理得很好，现在犹进行不已；埃及学者对发掘的精细，是梦想不到的。中国地下的材料，真是遍地黄金，一扒总可以扒出些来。可是不去工作，或工作也不精密，损毁许多固有的材料；以致英、法、美、德，各国的人都以人类全体历史的关系向我们吵，我们自己若不去工作，还等待什么呢？”附白中余永梁先生写道：“此篇为李先生在中山大学所讲，讲毕李先生即离粤，故不及请正，时间是11月8日。”［26］
11月7日傅斯年致函杨杏佛，函达与李济之商定河南考古具体办法七条，实际是工作关系，与李济美国原文化机构的合作经费支持、确定殷墟的负责人地位、助理员的人力配备支持等。
第四章 “语史所”的早期研究成果
第一节 计划制定和实践
1928年5月傅斯年撰写了《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同月顾颉刚、傅斯年提议，中央研究院筹备处启：《造像征集启》提出先进行摄影、搨拓，5月5日又随函附件为筹备委员拟定《组织大纲》草稿，报大学院。
实际上，此前1928年2月28日顾颉刚、傅斯年草拟了《中央研究院语言历史研究所筹备办法》涉及到刊物创办以及5月2日呈报计划时已经拟定《集刊》大致题目，确定请蔡元培先生撰发刊词以及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工作、方言调查计划书，在由顾颉刚、容肇祖、余永梁、丁山、钟敬文、罗常培和傅斯年各撰自己领域文章。这些计划已经非常具体，是可以操作的文件。
在“筹备办法”中提及一月份向大学院呈上了《广州语言历史学研究所的由来及现状附几个提议》，换言之，中山大学语史所是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建议成功的敲门砖。根据《傅斯年遗札》收录的《中央研究院语言历史学研究所筹备办法》归纳如下：
在《筹备办法》中提及蔡元培先生要求“照一切原定计划如样进行，勿以费用为虑，妨及工作。”杨杏佛先生“及许如所拟数目月份办理”。两位掌舵人表态支持态度鲜明。
在“筹备办法”中提出六方面问题，归纳为：一是关于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问题，保持原状和出版的两种刊物；二另设一中央研究院之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在中大的研究所中选择若干人为研究员，服务于中大的不支薪水，中央研究所单独聘用的薪水由新成立研究所支；三是提供奖励金给在新成立研究所刊物和中大研究所刊物发表文章者；四是建立一个新图书馆，目前专以购买外国书为限，因中大研究所有图书馆中文图书“已足目前所用”；五是费用方面从一月份计算，半年后有效再增加；六是中大研究所由校长直接向中央研究院报告，避免费用重复。同时还提出两项要求，一是北京史料和古玩为研究所研究所用；二是直属中央研究院为宜。
提出两点与上次说明不同之处，一是日后稳定应该在外面租房；二是提高研究所稿费。
准备开展的工作，一是人类学方面由史禄国带队赴广西或者海南调查；二是沿粤汉铁路、沿西江古物调查（韶关一带有宋时佛教史迹）；三是广州回教和阿拉伯人遗址调查；四是民俗材料征集；五是《广东通志》重修；六是《经籍纂诂》的扩充；七是方言调查。［27］
此次筹备办法最重要的是“此意与中央研究院承认建置名义上改属中央并稍加资助之一种办法也稍有不同”，也就是傅斯年1928年1月提出的方案是改造中大研究所，现在提出的方案是重新建立新研究所。在1928年初他们研究的问题是如何平衡新建和原有研究所关系，目的分析有了，马上进行机构组织关系的思考，至5月份才形成完整的工作研究范畴、研究旨趣。
这时也已经考虑独立设址问题，“将来编辑材料、征集图书非有固定安置之处不可。若校中一有人的变迁，脱离反而不易，不如在外寻到一公房或赁一民舍稳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