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字代表生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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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字代表生肖1

福寿康罕花钱 上美品 ，估价： JPY 1000000，成交价格： JPY 10878000

花钱并不是市面上流通的“货币”，主要用途不是用来做商品交易，而是用来祈福或者祝福他人，也经常戴在小孩子身上，可以辟邪。钱币收藏界，花钱也是非常有收藏价值的，刚入行的可能还没什么概念，但是最后都会玩到花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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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钱有什么系列

苏炉和赣炉都铸造过花钱，自古以来花钱有非常多的版本，其中山鬼系列和十二生肖系列都是收藏意义特别大的，一枚十二生肖花钱市场价格起码在千元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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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山鬼花钱

山鬼花钱自元末明初就有铸造，直至清代开始盛行，其一面为易经八卦图，另一面是一串二十七字咒语——雷霆雷霆、杀鬼降精、斩妖辟邪、永保神清，奉太上老君急急如律令敕。经过道士法师施法开光过的花钱，有驱魔辟邪、镇宅降妖的效果，可以挂在家里，或者小儿佩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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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鬼花钱有不同的版本和品相，以及铸造的大小、重量有所差异，所以市面回收价格不一。山鬼花钱存世量比较少，投资和收藏价值水涨船高，成为不少钱币收藏者的爱好之一。

生肖/宗教类 天干地支特大型花钱 上美品 ，估价： RMB 200000，成交价格： RMB 248600

2、十二生肖花钱

花钱中十二生肖题材的品类很多，十二生肖花钱一面为十二种动物，另一面是各种祝福吉语如“天下太平”、“状元及第”、“龙凤呈祥”、“长命富贵”等，这种花钱寓意吉祥，代表祝福馈赠，是古代民俗生活的缩影。十二生肖花钱有较大的艺术价值，这几年的收藏相当火爆，部分的回收价格一点也不亚于其他钱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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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民俗花钱

人们喜爱古物，大多是爱它们背后的故事，“民俗花钱”讲的就是民间风花雪月的故事，其面背上铸有的都是些男女欢爱之事，因此民俗花钱又叫做“春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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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俗花钱有它与众不同的风格和意义，也有很大的收藏和投资价值，一枚清代画面清楚、保存良好的民俗花钱，市价大概在几百甚至上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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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钱有收藏价值吗

从当下花钱的市价来讲，一枚花钱的价值有几百的，也有几万元的高价，一枚辽的方孔十二生肖花钱的市价在一万元以上，还是非常有投资价值和前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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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钱由来已久，不是用来流通的货币，而是民间消遣娱乐的钱币，虽然制造不够精美，但不同版本、品类的花钱有它特定的历史特点，很有收藏价值。

生肖/宗教类 神仙人物背十二生肖大型花钱 极美品，估价： RMB 50000，成交价格： RMB 1005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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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字代表生肖2

神话传说中，“创世纪”最精辟的概括是6个字：子丑寅，天地人。开天、辟地、造人3件大事中，牛以生肖丑的身份完成了第二件。清人刘献廷《广阳杂记》引李长卿《松霞馆赘言》称：“天开于子…故子属鼠。地辟于丑，而牛则开地之物也，故丑属牛。”鼠开天，牛辟地。天地开辟，方有人、方有万物。+二生肖中，虽说“丑属牛”，可牛非但不“丑”，反倒真“牛"！

农耕社会，辟地之牛，国之本也。牛与农业文明关系密，具有象征意义。

考古发现证明，距今约7000年的新石器时代，生活在今浙江余姚的河姆渡人就已开始将野生水牛驯化为家畜。《周易》中有“王亥丧牛羊于有易”句，说的是殷先王亥客于有易之国，有易之君夺其牛羊的故事。《山海经》中讲到周人祖先叔均发明了牛耕，而甲骨文中“犁”字的出现则说明驯养、牛耕不会晚于殷商以后。还有梁朝顾野王《玉篇》讲到“黄帝服牛乘马”，孔夫子乘牛车周游列国等，都说明牛早早就成了社会的一员。

由于在农业文明中作用巨大，故而牛与文字的关系尤为密切。据称《汉语大字典》收有牛字旁的字280多个，有些字并不是非用牛字旁不可，如：可放牧的牲畜不少，而“牧"字从牛；可圈养的畜类很多，而作栏圈的“牢”字从牛；可牵来牵去的牲口也多，而“牵”字也从牛。

至于各地的牛故事、牛传说等，更是俯拾皆是----

金牛--《太平御览》引《幽明录》：“淮南牛渚津，水极深，无可算计。人见一金牛，形甚瑰壮，以金为鏁（同‘锁’）绊。"《太平御览》引刘欣期《交州记》：“居凤山，去郡四里。夷人从太守裴庠求市此山，云出金，即不许。寻有一妪行田，见金牛出食，斫得鼻鎭，长丈余。后人往往见牛夜出，其色光耀数十里。”

潜牛--北魏道元《水经注，叶榆河》：“（勾漏）县江中有潜牛，形似水牛，上岸斗，角软，还入江水，角坚复出。”

變牛--《山海经·中次九经》：“珉山……其兽多屏象，多夔牛。"郭注：“今蜀山中有大牛，重数千斤，名为夔牛。晋太兴元年此牛出上精部，人弩射杀之，得三十八担肉…

青牛--道家谓仙人坐骑，《古小说钩沈》辑《列异传》：“老子西游，关令尹喜望见其有紫气浮关，而老子果乘青牛而过。"晋·葛洪神仙传》。卷十：“封君达，陇酉人。幼学道，入鸡兽山采药，百余年还乡里，如二十许人。常驾一青牛，人莫知其名号，因号青牛道士。

花蹄牛--《洞冥记》卷二："元时三年，大秦国贡花蹄牛。其色驳高六尺，尾环绕其身，角端有肉，蹄如莲花，善走多力。帝使禁铜石以起望仙宫，速在石上，皆如花形.”

“黄毛菩萨”--《清异录》载："有田老不喜杀牛，曰："天下人吃用，皆从此黄毛菩萨身上发生。”

执牛耳--古代诸侯歃血为盟，割牛耳取血，盛牛耳于珠盘，由主盟者执盘，因称主盟者为"执牛耳"。

牛酒--牛和酒，古代常用作货赐、慰劳或馈赠之物，如《国策·齐策六》：“乃赐单（田单）牛酒，嘉其行。”

另有铁牛山、铁牛庙、企牛道、黄牛神、黄牛庙、铜牛山及牛王节、牛魂节、牛忌日等，不一而足。

诗言志，歌抒怀。古人常以脉牛明志抒情--

柳宗元《牛赋》，先是为其"画像"：“牛之为物，魅形巨首。垂耳抱角，毛革疏厚。牟然而鸣，黄钟满胆"；接着述其辛勤："抵触隆曦，日拼百亩。往来修直，植乃禾委"陷泥厭块，常在草野"；最后赞其“利满天下，皮角见用"，浑身上下都是宝，“物无逾者。”

唐代元结《将牛何处去》：“将牛何处去，耕彼故城东。相伴有田父，相欢惟牧童。"

明代李东阳《北原牧唱》："北原草青牛正肥，牧儿唱歌牛载归，儿家在原牛在坂，歌声渐低人更远。山苍茫，水清浅。”牛是田园的一抹亮色，带给人们劳作的欢乐。

李白《田园言怀》："贾谊三年谪，班超万里侯。何如牵白犊，饮水对清流。"宦海浮沉，功名梦幻，不如率牛饮水。

“耕犁千亩实干箱，力尽筋疲谁复伤？但愿众生皆得饱，不辟赢病卧夕阳。”

白居易以诗表达对执政者的讽喻和规劝--《新乐府·官牛》："官牛官牛驾官车，沪水岸边驱载沙…载向五门官道西，绿槐荫下，铺沙堤。昨来新拜右丞相，恐怕泥涂污马蹄。右丞相，马蹄踏沙虽净洁，牛领牵车欲流血……."右丞相”即宰相。唐制，新宰相上任，地方官得派人给他用沙铺路，以防“泥涂污马蹄”。

牛是人类的朋友，有关牛的民俗和典故干年流传，其内容或劝农，或励志，甚或为国冲锋陷阵，都是满满的“正能量”。

泥牛报春。《礼记·月令》载，我国周代习俗，每至冬末，官府祭鬼，用泥土做牛，送走寒气迎来新春。以后此俗改在每年的立春日举行，于是土牛又叫做春牛。泥牛报春，象征美好。

打春劝农。立春俗称“打春”，其要义在劝农：辛勤耕耘，不误农时，祈盼丰收。陕西凤翔年画《春牛图》上的文字颇具代表性：“今日打了春，万象一齐新。出门大吉利，买卖发万金。做官升禄位，庄农十分收。六畜多兴旺，全家福禄生。”

立春鞭牛。立春日鞭春牛，是重要的官办岁事。朝廷根据干支、五行、阴阳决定春牛的颜色、形制，各级官吏据图制成土牛。立春日，府县官员当众用彩鞭击打土牛，以示“劝农”。接着众人围上去，你一鞭他一鞭，只打得春牛碎成土疙瘩。然后一拥而上，争抢士牛碎士带回，以讨除病免灾、一年的吉利。

铁牛镇水。四川都江堰李冰父子治水，名垂青史。《太平广记》引《成都记》：“李冰为蜀郡守，有蛟岁暴，漂垫相望。冰乃入水戮蚊，己为牛形。”另据传说，李冰父子将蚊龙赶上岸，设计将其擒获，锁在离堆脚下伏龙潭底的铁柱子上。化牛斗蛟，铁锁蛟龙，二者合一，遂有铁牛镇水之说。

铁牛负河。古陕州府治河南三门峡一带，有铁牛庙，封铁牛为顺治王。铁牛头在河之南，尾在河之北，相传为禹用来镇河的遗物。苏轼《次韵子由送陈伺知陕州》写道：“谁能如铁牛，横身负黄河。”

太庙牺牛。《庄子·列御寇》：“或聘于庄子。庄子应其使曰："子见夫牺牛乎？衣以文绣，食以刍叔，及其牵而入于太庙，虽欲为孤犊，其可得乎！"“牺牛”即用作“牺牲”之牛，后世以此典表达不愿为官，甘于隐居之意。

卖剑买牛。《汉书·龚遂传》：“（龚）遂见齐俗奢侈，好末技，不田作，乃躬率以俭约，劝民务农桑…民有带持刀剑者，使卖剑买牛，卖刀买楼”“劳来循行，郡中皆有畜积，吏民皆富实。狱讼止息。”宋·黄庭坚有诗曰：“佩刀买犊剑买牛，作民父母今得职。”

牛衣对泣。牛衣，用乱麻编织给牛御寒用的裹体物。班固《汉书·王章传》：“初，章为诸生学长安，独与妻居。章疾病，无被，卧牛衣中，与妻诀，涕泣，其妻呵怒之。”"阿怒”即鼓励其不要绝望，努力调养身体，发奋读书。受妻激励，王章终于功成名就，官至京兆尹。清代顾贞观以词代信作《金缕曲》两首，有“泪痕莫滴牛衣透"句。

弦高贩牛。《晏子春秋》载，公元前627年，郑国的弦高贩牛路上，遇见一支秦国军队。得知秦军要去袭击自己的祖国时，他急中生智，一面派人急速回国报信，一面自称郑国国君的特使，以12头牛作礼物，犒劳秦军。秦军主帅以为偷袭阴谋败露，遂班师而回。

火牛阵。战国末年，乐毅率燕军一连攻下齐国70座城池，只剩营邑和即墨两城。危机时刻，齐将田单施反间计，使燕惠王派骑劫取代乐毅，猛烈攻打二城。田单尽征城中黄牛千头，给其披大红的绸衣，画上五颜六色的龙纹，特角绑上利刃，尾巴系浸油草把，趁深夜锣鼓齐鸣，点燃牛尾巴上的草把，纵入敌阵。五千齐兵乘势而上，斩杀燕军主将骑劫，并一鼓作气，收复失地。

牛与邮，一是辟地之动物，一是“传命”之房舍，二者看似“风马牛”，实则早就是“近邻"。何以见得？这得从古代祭祀说起。

《论语·为政》："子曰："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在古代，祭天地、祭神灵、祭祖先是一种很神圣的仪式，既有专门的场所，又有专门的祭酒（尊长省）、祭爵（以酒酒地，泛指祭奠）、祭门（宗庙之门）、祭器（祭祀用的器具）、祭主（主持祭祀之人）以及“牺牲”（供祭祀用的牲畜）、贡品等。

据专家考证，“邮"字最早见于《礼记·郊特牲》中“飨农，及邮表暖”一语，大意是，祭祀农神要以禽兽做祭品，到被称作“邮表驟”的地方去。“邮表暖”是什么？孙希旦《礼记集解》："邮，田间庐會也。表，田间道路，，疆界相连暖也。邮表啜，谓始创庐舍，可表道路，分疆界，以利人者也。”

这样，“邮”为祭祀所用的"庐舍"，牛乃祭祀用的“牺牲”。每逢祭祀之日，牺牲、贡品源源奉上，官家之“命”时不时地“传"来，牛与“邮自然有了“交集”。

虽同为“牺牲”，但牛的等级最高。据《曲礼》：“天子以牺牛，诸侯以肥牛，大夫以索牛，士以羊豕。”牺牛是指纯色的牛，只有祭天子才可以使用。

沧海桑田，“邮"由庐舍发展为驿站后，不再有祭祀的功能，但由于“牛”字入地名司空见惯，于是，带“牛”字的驿站成为牛与“邮"的又一“交集"方式。

驿站，“传命”是其主要职责，同时它还是过往官员及文人墨客的住宿休態之地，也是他们萌发诗情、抒发客思的场所，“驿壁题诗”便成为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白居易的"每逢驿亭先下马，循墙绕柱觅君诗"就是这种现象的生动写烈。

其一，金牛驿。今陕西省宁强县北大安驿，唐代称金牛驿，古有"金牛开道"之说。“金牛道”或称金牛路，为栈道名。相传秦惠王伐蜀，刻石牛五头，把黄金塞在牛屁股中。蜀王以为石牛能屙金，便派兵千人和五丁力士将牛拖回，而成道路。

其二，牛尾驿。未代在四川大足境内，今为永川之太平乡，宋·郑国华题昌州牛尾驿》：“地尾道中退朝客，雕按宝马黄金勒。谁怜远使足驰驱，夜半孤村牛尾驿。”宋，何熙志《续题郑国华昌州牛尾驿》：“十年去国真悠悠，概今便可行归休。平生意气着牛后，去踏金整顶上游。"牛后"，即宁做鸡头不为牛后之意。

其三，牛群头站。元·周伯琦《牛群头站》：“岭西通驿传，山尽见邮享。万灶阅阁聚，千锁锻骑营。市桥风策策，野垠雾冥冥。雄略卑秦陇，孤兵笑广音。”元，胡助《宿牛群头站》：“苏麦花开草木枯，沙头雨后苗隧菇，牧童拾得满筐子，卖与行人供晚厨。”牛群头站，元代大都（今北京）至上都（今内蒙古正蔬旗东闪电河北岸）驿道上的驿站之一，蒙古语称“失八儿秃"，意为"有泥淳”，在今河北沽源县南10余里处。

其四，石牛驿。在今福建省宁化县西南，宋端平年间置，以旁有石牛得名，清雍正十二年（1734）裁撤。明末清初诗人、学者周亮工有《石牛驿》诗："余风犹可见，谁使尽逋亡。古驿干山雨，残灯独客筋。声枯鹤味树，影黑虎夔墙。破被三更梦，真能返故乡。”

其五，牛山驿。辽置，在今河北省承德市东三沟附近。元代诗人耶律铸曾官至中书左丞相，有《晓发牛山驿》诗："山灵护野烟霞静，风伯清尘草树香。鹅背洒仙和醉梦，不知延入五云乡。”五云乡者，即仙人居住之地也。

驿寄梅花，鱼传尺素。书信百花丛中，看似无牛，实则不然。

“千里牛"信使无端被害：

《古小说钩沈》《祖台之志怪》中有一则故事，其大意就是："镇头”苟晞，收受珍噬美味，想孝敬京师亲贵，派一般车马需两天（信宿：连宿两夜）怕不保鲜，逐高价招募好牛递送。有人进“干里”牛一头。苟晞遂用结实的车子，派优秀的歌手，装美食并亲笔信赴京。这牛果然神奇，朝发、午至、晚归，“日行千里"名不虚传。可恶苟跨那既，不子“厚赏”也便罢了，反倒将世上唯一之“千里牛信使”杀死！这比卸磨杀驴更恶劣百倍！

邹阳狱中上书论“牛"：

邹阳，西汉时齐人，曾在吴王刘涣门下做门客。觉察到吴王有谋反之意，上书劝阻不听，即弃吴投梁孝王刘武门下。谁知梁王有争继王位之野心，曾密谋刺杀袁盎，邹阳反对，于是遭梁王门下的忌恨挑拨，被投入监狱，准备处死。于是，邹阳写下《狱中上梁王书》。该书词采绚丽，气势奔放，抒发了抱忠而被囚的不平，表达了至死不屈的气节。书不太长，却两次提到"牛"——

宁戚饭牛。邹阳强调，要想做到“忠无不报，信不见疑”，就必须君臣相知，特别是君主要了解臣子。

牛骧同皂。邹阳强调的是尊重人才、爱护人才这样一种治国理念。

司马迁隐忍发馈自比为“牛"：

司马迁，伟大的文学家、史学家。因李陵投降匈奴，司马迁替其解解，触怒武帝，被关入大牢，处以死刑。因无钱自赎，只好接受宫刑在其好友任安下狱后，司马迁写有《报任安书其中两次提到“牛"——

一是书的抬头“太史公、牛马走、司马迁，再拜言"。“牛马走”是谦静，谦称自己是像牛马一样供驱使的仆人，大体反映了司马迁在遭受宫刑后，隐忍苟活、郁饱恢邀的心情。

二是司马迁写自己在面对生与死时的思想斗争：祖上没有获得过丹书铁券那样的免死金牌，在皇上眼里无足轻重，又为世俗所不肖，"假令仆伏法受诛，若九牛亡一毛，与蚁软何以异？"九牛一毛，微不足道。而恰恰就是这微不足道，反倒坚定了他活下去的信念，忍辱负重，含辛茹苦，完成了巨著《史记》，而在“九牛亡一毛之后，司马迁写下了"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的警世名言，千古流传。

王献之急中生智画"牛"：

王羲之、王献之父子，东晋大书法家，并称二王。

父亲的悉心传授和指导，为王献之奠定了坚实的笔法基础，其书法兼精楷、行、草、隶各体，尤以行草擅名。他的行书以《鸭头丸帖》最著。草书《中秋帖》被列为清内府“三希帖"之一（图7）。关于书法，《王献之传》有“乌驳将牛"一则趣闻：“桓温尝使书扇，笔误落，因画作乌驳将牛，甚妙。”驳，斑驳；特牛，母牛。晋明帝女婿、当朝大臣桓溢曾让王献之题写扇面。一不留神把墨笔掉在扇面上，献之急中生智，乘势画了头黑色花斑的母牛，似神来之笔，妙不可言。这里似乎有牛无信，但您别忘了，那扇主人框温在书信史上可有一号--《资治通鉴》中“空函达书"的收信人。

郑板桥正本清源说“牛"：

牛郎织女故事家喻户晓，故事主角是牛郎织女，而牛郎家的一头老牛可谓是这幕大戏的幕后“导演”。你看：天上七姐妹，下到温泉洗澡，老牛突然开口，要牛郎趁机把织女的衣服藏起来，于是“盗衣结缘”；而当天帝派天神把织女捉回天庭问罪、牛郎束手无策之际，还是老牛说话：自己死后，让牛即把皮剩下来，穿在身上即能上到天界寻妻，这才有了“鹊桥相会”。

农历七月初七为传统的“乞巧节"，明·罗顾《物原》载：“楚怀王初置七夕，妇女是日以彩缕等七孔针，陈瓜果于亭，以乞巧。"后来，七夕活动名目繁多，参拜织女是一大项，另有投针验巧、曝晒衣被、曝书、沐浴更衣、祭拜魁星.都不失“勤劳"本色。

乾隆九年（1744），郑板桥在给舍弟郑墨的信中提出：“天地间第一等人，只有农夫，而士为四民之末。"他进而有感而发："尝笑唐人《七外》诗，咏牛郎织女，皆作会别可怜之语，殊失命名本旨。织女，衣之源也，泰牛，食之本也。在天星为最贵；天顾重之，而人反不重乎！"牛郎织女，男耕女织，从名字到故事，主旨讲的是年年劳痒，务本勤民，郑板桥正本清源，振背发聩。而这些年来，有媒体竟将七夕炒作为"情人节"。倘板桥先生在世，还不气歪了鼻子！

子去丑来腾饰绣，鼠归牛到尽辉煌。回望鼠年战“疫”，举国上下，牛刀割鸡。放眼来年，牛奋四蹄，擒虎屙金，必定人寿年丰！

原文作者：仇润喜

文章来源：集邮博览

整理编辑：义门村的故事

辽字代表生肖3

“我们的节日”成为当下数字文明大时代对中华传统节日和节庆文化的统称。当我们兴高采烈地度假过节、享用节日美食的时候，您会不会产生一个问题：我们的节日究竟是怎么来的？

当除夕夜里十二点钟声敲响的时候，您知道吗，这是中国的北斗卫星定位系统授予的精确时间。那么，北斗星座及其相关的天文概念又起源于何时？

您的孩子会不会问：今天我们为什么还在过传统节日？这些传统节日究竟有什么样的文明价值？

中国传统节日凝结着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和民族情感，承载着中华民族的文化血脉和思想精华，是维系国家统一、民族团结和社会和谐的重要精神纽带。

与西方文明、伊斯兰文明不同，中华文明几乎没有神话英雄或宗教原教旨传承的全民性节庆体系。从古至今，中国只有在事关农业生产和健康生活的重大节气上才有全民性的祭拜或庆贺仪式，如春节、清明、端午、中秋、重阳、冬至等等，这些构成中国数千年传承的文化节庆体系影响到东亚、东南亚各国。其中，立春作为新年伊始并协力播种的节气，中秋作为收获团圆的季节，对应成为两个最为重大的节庆：春节与中秋节，这是构成中华民族最大人口基数的全民节日，而与此相关联的区域性和民族性以及行业性和群类性的节日和节庆文化多达数千种。

几乎所有的文明都发源于对时空关系的总体认知和实践达到了改变人类生活纯粹依附自然的程度，这就是天文历法诞生的必然性，构成文明创生和传承的价值。天文历法推广应用中的节日与节庆文化就是这种文明价值的特有表达方式。

△中华民族文化的血脉与真情通过节日这一形式得以永存，将人世间的悲欢离合、喜怒哀乐、美好期盼和吉祥祝愿提炼成为万古不衰的节日之魂。

中华文明体系的文化内容之丰富，非任何国家集群或文明圈所能比。这种丰富性使得我们不能简单地将中华文明的总体精神归结为天人合一，毋宁说是《易》所阐发的三才合一，即天地人合一，也就是天道、地德和人文三位一体的和合精神。因为天与人是不能直接沟通的，如果要直接沟通必有人格化的神做天的代表，这就是公理化的宗教观念。中华文明是世俗文明，其天道需要通过地德来表达，地德需要通过人文来实现，也就是说，在认知天道的同时，人类要通过遵循天道的劳动来获取生活资料，这就是地德，地德的最大化就是保障日常生活资料来源的人文秩序，就是仁德人道的社会组织结构。

中华传统节日的文明价值就是天时、地利与人和的和合精神，比任何宗教的最高逻辑范畴都要宏大，因而能够吸收和包容各种宗教体验的文化合理内容，具有现代文明和未来文明的构成意义。

中华文明之创生：天文历法

考古发现，中华文明的天文历法机制至少有6500年历史。古今中外有天文历法种类多达以千计，基本分为阳历、阴历、阴阳合历三大类。中国古代历法就是融合前两者的特点，并辅以星象、物候的阴阳合历系统。其制订的准则有以客观观察到的太阳运动来编制日、年，也有以客观观察到月亮运动来编制月份并有月相的“朔望”和“旬”概念，共同组成季节和节气，中华传统节日由此产生。

近年来西方不断有学者发现，中华古代文明与希腊罗马文明有不同的思维方式和科学技术认知传统，而中华文明在科学技术方面的基础能力，对其独特的文明体系具有非常良好的支撑功能。现在我们来看包含节日文化的中华时空观念中最初的原创形态，这是由考古工作者发现的。

中华文明的原创形态

古今中外的天文历法种类多达以千计，基本分为阳历、阴历、阴阳合历三大类。中国古代历法就是融合前两者的特点，并辅以星象、物候的阴阳合历系统。其制订的准则有以客观观察到的太阳运动来编制日、年，也有以客观观察到的月亮运动来编制月份并有月相的“朔望”和“旬”概念，共同组成季节和节气，中华传统节日由此产生。

在中华文明起源之时，一大批考古证据表明：阴阳交汇的中国历法及其时空哲学最早上溯到伏羲《易》产生的时代，距今7000至6000年。

△河北张家口宣化辽墓壁画。该壁画绘于墓室顶部，其中彩色的二十八宿星图，与唐代王希明的《丹元子步天图》所记述的一致。

距今8000年前。我国考古发现屡见远古时代的太阳纹图案，其中最早的是：河南舞阳贾湖裴李岗文化遗址出土的陶缸外壁上，刻画着“光芒四射”的太阳纹。

距今6500年前。在河南濮阳西水坡45号墓中，考古学家发现古人用蚌壳摆塑出了一幅天文星图，其年代约为墓葬遗迹包括彼此关联的四个部分，这四处遗迹自北而南等间距地沿一条子午线分布，非常准确，完全符合东宫苍龙、西宫白虎、南宫朱雀和北宫玄武的四象体系整幅图像以及北斗星图案与真实的星象位置完全吻合，斗魁、斗杓一应俱全。

中国天文学的传统星象体系为四象二十八宿，并根据每个星座的形状以动物来命名。西水坡墓葬中除北斗外，蚌龙、蚌虎的方位与二十八宿主配四象的东、西两象完全一致外，所反映的星象位置关系与真实天象也相符合。这就是以北斗为核心的中华天文观念的最早证据。这个时期是中华文明史上的“伏羲时代”或“易文化”时代。中国人以北斗星为核心定天象方位并与太阳运动时间相印证的最早记录和证明，在世界天文学史上有重大意义。

△中国唐代星象图，描绘了在北半球所见到的夜空，图下方为北斗。

距今5600年到5300年前，安徽含山县凌家滩遗址出土了两件含山玉版玉龟，这在中华科学文化史上有着特殊意义。玉版的八方图形与中心象征太阳的图形相配，玉版上八等分圆的做法与冬至、夏至的日出和日落方位及四时八节有关，完全符合中国易文化的八卦理论。玉版四周的四、五、九、五钻孔之数，与河图洛书的易文化相合，证实了河图洛书就是古天象图和历法实践的解读。

距今5000年前左右，郑州大河村遗址，也出土了中国人形成天地和阴阳观念的例证材料。第一，是双连壶有实质上的阴阳卦象；第二，是这里发现了最早的一夫一妻制墓葬，也叫阴阳合葬墓；第三，最重要的是这里发现有天象图案的彩陶片。图案中有太阳、月亮、日晕、星座等图像，这是我国目前发现最早的天文学实物资料：每个太阳图12圈纹，很明显表达了年分12月、日分12时的含义；月亮图分三旬，就是上半缺的上旬、下半缺的下旬，中间是圆月的中旬，这就是阴晴圆缺的朔望月的花纹记载。

中华文明的创生就是这样来的。

中华文明的生态价值基础

此后，中国古代至少产生过102种历法，但是其编制与实施基本上都遵从《易》的变化原理和逻辑模式，只是在细节方面有所不同而已。

《易》有太极，就是阴阳二仪合体，天为阳、地为阴；日为阳，月为阴等等。二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四象在方位序列中叫东西南北，在时间序列上就是春夏秋冬。方位四象代表太阳和月亮的位置与四季又分成八时：立春、春分、立夏、夏至、立秋、秋分、立冬、冬至。并以十二地支来计算月份和时间，结合云雨雷电和地貌变迁，产生了指导农事活动的十二节令：立春、惊蛰、清明、立夏、芒种、小暑、立秋、白露、寒露、立冬、大雪、小寒。

△故宫博物院钟表馆所藏紫檀北极恒星图时辰节气钟。

同时，中国精耕细作的生态农业决定了对季节的继续细分，于是四季八时十二节令不断与物候知识体系相结合，进一步演化为二十四个节气，这样也与月相与旬的概念相融合。这些完全符合后来科学观察到的天文地理以及生物节律的生态原理。

从距今4100年至3600年中产生的中国第一部节气物候学著作《夏小正》，到汉代二十四节气的完整形成并推广到全国和周边民族，中华传统节日伴随文明的创生和传承，持续到了今天，并将在未来继续构成生态文明价值。

中华文明之创世：观象授时

观象授时，这是中华政治文明的开端。回望远古，中国大地上的人类先祖，为了生存，采集野果、狩猎鸟兽，于是开始了天文观察与研究——此乃客观历法之起源。把这些天象、地貌、物候的变化记载下来用以指导日常生活，人文历法就产生了。天文与人文的转换与交融，历法是第一成果。历法就是空间中的时间标识，它是蒙昧进入文明的基本标志，历法的科学性、合理性、人文性、普及性及其实践有效性则昭示着文明的创立。

中华文明史的“黄帝时代”或“炎黄时代”，也可称为“炎黄蚩尤时代”，这是中华文明的创世时代，开启了中华文明的第一个盛世，尧舜仁治时代。

在中华文明的历史进程中，“观象授时”是一个具有根本性的文明成果。观象：观测天象，研究天体运行，这就是天道认知；授时：确定耕作、养殖与收获的时节，规划时间之用，这就是地德的实践规则。观象授时，就是天道与地德的结合，形成人文规范，复杂的社会巨系统由此展开。

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观象授时”这一术语是清代学者毕沅首先提出来的，高度概括了先民在上古时期制历依据天象的事实，逐步形成地调配年、月、日的历法规律性。中国古代漫长的岁月都是观象授时的时代。《尚书》《夏小正》《逸周书》《老子》等中华典籍里都有对观象授时这种文明体制和机制的记述。

显然，文明创世时代中华历法体系是相当成熟合理的。《易经》说：“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人文与天文相对，天文是指日月星辰和自然天道，人文是指社会人伦和生活方式。治国者必须观察天道自然的运行规律，以明耕作渔猎的活动时序，化成天下是指通过观象授时把用以保障生活资料来源的价值秩序，包括其效率机制和行为规范机制，推及全体民众，不分种族、民族与信仰个性。

△17世纪中叶，中国天文学的水平与欧洲相当接近。图为今位于北京市建国门立交桥西南角的北京古观象台，它是我国明清两代的皇家天文台，上陈列有8架清制天文仪器。

观象授时：中华政治文明的开端

在距今5000年至4000年前的黄帝及黄帝后时代，研究发现中原已经拥有了多民族联邦型的国家机制，专设观天象定历法治农事的机构，向民众提供观察天象所定的时间体系，推广种植、养殖和纺织技术，因而受到各族人的拥戴。这种“观象授时”机制就是中国国家历法公共服务体系的诞生，以至于中国传统历书的名称就叫“黄历”。

现存最早而又比较完整记录观象授时的典籍是《尚书·尧典》：“乃命羲和，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意思是说：尧帝邀请羲氏和氏家族中之贤能者，崇敬天道，观测日月星辰的运行，掌握其规律，以审知时间而建立历法，传授给民众，便于农事。

“钦若昊天”就是敬仰天道、遵循天理。《周礼》归纳了具体的观测方法与结果：“日中星鸟，以殷仲春”“日永星火，以正仲夏”“宵中星虚，以殷仲秋”“日短星昴，以正仲冬”，也就是观测鸟、火、虚、昴四颗恒星在黄昏时正处于南中天的日子。

据后来天文史学者的研究，《尚书》所言与距今4500年至3500年前那时的实际天象相吻合，用以上方法作为划分四季的标准，是比较科学的。

△中国的母亲河——黄河，雄伟壮丽、宛若龙形。

中华文明史上的第一个盛世

与黄帝时代相比，尧帝时代在更大范围内精确推广了这种时序方法，“敬授人时”，以其德治，春天东西和睦，秋天南北丰收，这种人文内涵，达成了后世史学家不断赞扬的“家国一体”“协和万邦”的景象，“化成天下”的节日和节庆文化的文明价值因此更为凸显了。

也就是说，根据阴阳时序循环的天理，把握好现实社会中的人伦秩序和生活准则，以明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等关系，使人们的行为合乎文明礼仪，不误农时，避免战乱，安居乐业，延年益寿，由此惠及天下各邦各族人民。“敬授民时”的意义无比重大。

《尚书》还说：“帝曰：咨，汝羲暨和。期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闰月定四时成岁。允釐百工，庶绩咸熙。”

这一段话意思是，帝尧说：羲氏和氏子弟，观测天象，得知一年有366天，又以置闰月的办法调配月与岁，使春夏秋冬四时不差，这就可以使得官员系统的治理行为有效，官民一体，取得各方面的成功了。

这就是中华传统时序文化与节日文化的最早典籍记载，正是对中华政治文明开端的记载。

△乾隆帝命宫廷画师绘制的《万国来朝图》，画中不只描绘了紫禁城中的元旦朝贺活动，而且着重刻画了宁寿宫中乾隆抱着孙子，看放鞭炮，享受天伦之乐的场景。

从“人化”到“仁化”

现代科学证明，人与动物的区别不在于有无工具的使用能力，而在于组织协同能力高于其他动物界，如果文化就是“人化”，组织协同能力就是文化概念的核心要义，其结果必然就是“仁化”，从“人化”到“仁化”，这是中华文明创世传世的基础机制。

文明的标志就是相当范围的人群发生了时空观念合理化与共同化、劳动分工复杂化、社会结构分层化、沟通方式符号化等等的大协同形态，也就是说，文明的根本机制是组织协同的技术机制、规模机制、效率机制的集约化过程，这就必然出现国家形态，其基本的标志就是有效统一的天文历法。

回望远古，中国大地上的人类先祖，为了生存，采集野果、狩猎鸟兽，于是开始了天文观察与研究——此乃客观历法之起源。把这些天象、地貌、物候的变化记载下来用以指导日常生活，人文历法就产生了。天文与人文的转换与交融，历法是第一成果。历法就是空间中时间标识，它是蒙昧进入文明的基本标志，历法的科学性、合理性、人文性、普及性及其实践有效性则昭示着文明的创立。

在天地人合一的生态文明价值序列中，动物起到关键的中介作用。在天道认知中，中国人建立了以动物及其特性为命名的四象七组二十八星宿的体系，对应了以动物为标志天干地支的时间序列，再对应节气与农事人事的行为规范概念，构成完整的地德范畴。而在人文时间序列中，十二生肖赫然出现，作为中华传统节日的领军文化内容。

我们不得不感叹，这是一个多么完整而严密的生态逻辑系统。

△大英博物馆藏18世纪中国绘画，画家使用细腻的线条和用色，勾勒出了元宵节赏灯舞龙、热闹欢腾的情景。

中华文明之盛世：传统节日

节日与节庆文化的形成、传承与延续，在大一统文明的体制下，表现出中华文明价值的广域化继承与持续性发展。

今天，许多节日礼俗大多可以在先秦找到其萌芽状态，而在汉代找到其源头。

唐宋社会经济、文化的繁荣，促进了节日文化的发展，其主要特点是：民俗节日从禁忌迷信的神秘气氛中解脱出来，向礼仪性、娱乐性、养生性的方向发展，演变成为真正的良辰佳节。

盛世节日多，此言不虚。节日与节庆文化的形成、传承与延续，在大一统文明的体制下，表现出中华文明价值的广域化继承与持续性发展。

中华节日文化的先秦时代

中华文明体系的天文历法和节日节庆，最早建构于三皇五帝时代，这是中华文明的开创时代，从伏羲到黄帝，传说或记载，说明了人与人、人与自然和谐关系这种文明价值的建构过程。最早的盛世建立在尧舜禹的传说和记载之中，所谓“德布天下”，就是建立国家正义的基础。而后的盛世建立在西周礼乐文明时代，就是孔子及儒家念念不忘的“周礼精神”。

据人口史学者的估算，西周人口2000万左右，一个农民可供养8或9人；西周时期，中国的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35％左右，周天子及其封建体制所构成的国家，在人口上为当时世界第一大国。苏美尔、巴比伦、古埃及、古希腊、古波斯等文明体都没有西周这样的人口容纳力。

中国节庆文化学者认为，就节日风俗而言，今天的节日元素早在远古时代已经出现了萌芽，流传至今的春节、上巳、端午、中秋、冬至等节日元素，先秦时代大部分已经形成。但区域差别很大，以周礼为基础的礼数内容比较复杂，加上多种文化和风俗尚未充分融合，节日的多样性和神秘性相结合的特征比较明显，节日习俗大都建立在民间鬼神信仰的基础上，伴随很多禁忌和附会的内容，比如年关躲避山魈恶鬼，上巳禊祓等等，又比如端午划龙舟在最初正是为了驱鬼。

△经济与文化的繁荣促进了节日文化的发展，民俗节日向礼仪性、娱乐性、养生性的方向发展。

大汉文明开创大一统的文明盛世

两千年前大汉文明表明当时的中国既是科技大国，又是经济大国，也是思想大国。大汉文明体拥有世界上第一所大学：太学。其时，春秋战国时期出现的百家争鸣传统在持续，儒、法、道、阴阳、纵横等各家人才均可做官，天地人合一的哲学具体化为政治哲学的开放与包容、公平与正义、和谐与平衡，成为大一统文明的价值基础，没有这些价值基础，汉朝不可能有如此广大的疆域和如此众多的民族共享盛世节日庆典。

二十四节气名称首见于西汉《淮南子·天文训》，《史记》完整地记述了阴阳、四时、八位、十二度、二十四节气等概念的逻辑关系。

汉武帝太初元年，即公元前104年，天文学家落下闳、邓平等人制订了《太初历》，吸收了节气说作为指导政事、农事和健体养生的补充历法，并规定无中气之月，定为上月的闰月。

于是，中国主要节日如除夕、元旦、元宵、上巳、寒食、端午、七夕、重阳等都成为全民或全国性的节日。先秦时期的荆楚文化圈、巴蜀文化圈、吴越文化圈、齐鲁文化圈、秦文化圈等，到汉代开始大融合。《太初历》确立了以建寅月为岁首，为节日风俗注入了新的活力和生机。儒家伦理道德观念对节日风俗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今天，许多节日礼俗大多可以在先秦找到其萌芽状态，而在汉代找到其源头。

魏晋南北朝民族文化大融合

节庆文化学者认为，魏晋时期的民族大迁徙推动了民族文化的大交流，促进了节庆文化的融合。北方游牧民族入主中原部分地区，带来了节俗文化中那些杂技游艺成分，如骑射、蹴鞠等。同时外来信仰的宗教生活方式与正统历法节庆内容相结合，比如佛教的传入使节日活动更加丰富多彩，如佛祖成道制粥舍众，此传说传到民间以后，形成了非常符合养生原理的吃腊八粥习俗，于是十二月初八“腊八节”成为主流节日之一。

道教把阴阳观念推崇到极致，便以奇数为阳，节日相关的内容多取奇数，为吉利的象征，如一月一、三月三、五月五、七月七、九月九。五月五又叫天中节，体现阴阳均衡之意。

还有魏晋玄学和清谈之风对节俗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宴饮游乐方面，如节日以高谈宴饮、诗酒风流为庆典等，为这一时期的节日风俗增加了新的内容和活力。

△江苏连云港将军崖，远古石刻遗迹太阳图。

唐宋盛世节庆文化的发展高峰

与唐高祖李渊同时代的伊斯兰教创始人穆罕默德曾谆谆教导其信徒说：“知识虽远在中国，必欲取之。”

大唐是中国最强盛的时期，也是第一个不用修长城的大一统文明时代。大唐文明的最大特点是城市化和城市生活，当时世界闻名的商业城市，有一半以上集中在中国。除了沿海的交州、广州、明州、福州外，还有内陆的洪州（江西南昌）、扬州、益州（成都）和西北的沙州（甘肃敦煌）、凉州（甘肃武威）。首都长安和陪都洛阳则是世界性的大都会。

大宋是世界文明史的又一巅峰，经济之富庶、科技之发达、文化之繁荣至今令人激动不已。农业、铁器制造、造纸印刷业、丝织业、制瓷业、航海业、造船业、海外贸易、数学、化学、天文学等均领先世界数以百年计。

由此不难想象，中华节日和节庆文化在那些时代是多么丰富和热闹。

据节庆文化学者研究，唐宋社会经济、文化的繁荣，促进了节日文化的发展，其主要特点是：民俗节日从禁忌迷信的神秘气氛中解脱出来，向礼仪性、娱乐性、养生性的方向发展，演变成为真正的良辰佳节。春节放爆竹原是一种驱鬼手段，此时全部变成了欢乐的音响；元宵节祭神灯火变成了游艺观灯看美女的活动；中秋节祭月变成了赏月思乡谈恋爱的佳时；重阳节由登高避灾演变为秋游赏菊的心旷神怡等等。在节日风俗的演变中，还增添了许多体育和文化娱乐活动，如放风筝、拔河等。节日内容日益丰富多彩，把节日民俗活动推向了高峰。

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为我们展示了一幅内容丰富的节日生活画卷。辛弃疾的《青玉案·元夕》词写道：

东风夜放花千树。更吹落、星如雨。宝马雕车香满路。凤箫声动，玉壶光转，一夜鱼龙舞。

蛾儿雪柳黄金缕。笑语盈盈暗香去。众里寻他千百度。

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这种看美女的心境描写，让今天的人们对于宋代元宵佳节的灯火充满了无尽想象。

中华文明之特质：节庆文化

中国在鸦片战争之前，一直保持了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而存在。源源不断来华经商、传教的西方人士，都对当时中国的富庶繁荣、中国政治治理之秩序井然以及中国人的友善热情、聪明能干、彬彬有礼赞不绝口。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1552年～1610年）在其著作《利玛窦中国札记》中写他到中国友人那里做客，参加了中国的节日活动，体验了当时节庆场面的震撼。

中华文明圈：中华节庆文化的世界性影响

据节庆文化学者研究，唐宋以后，节日的发展比较平稳，辽、金、元时期，融入了一些少数民族习俗。明清时期，节日风俗出现了三种变化：第一是更加讲究礼仪性和应酬性，礼仪变成了礼俗。逢年过节，人们出于礼尚往来而互相拜访送礼。第二是明代沿海经济大发展，一些以个体农户经济为基础的节日风俗逐渐被人们所冷淡，如祭土地神的习俗逐步弱化，有些地区以灶王神作为社火的主神。三是游乐性继续发展，如元宵节观灯，由宋代的五天增加到明代的十天，昼市夜灯，热闹异常。

明代以来，四大名著中成书较早的《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中的人物形象在节庆期间的活动和表演中大量出现，大大增添了节庆的戏剧内容和典故色彩。而清朝建立后，又增加了舞狮、舞龙、旱船、高跷、秧歌、腰鼓等“百戏”活动。

△灯笼为中国人的传统节日营造喜庆的氛围。图为浙江省临安市岛石镇杨家村，小朋友准备红灯笼，迎接新年到来。

中国在鸦片战争之前，一直保持了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而存在。源源不断来华经商、传教的西方人士，都对当时中国的富庶繁荣、中国社会治理之秩序井然以及中国人的友善热情、聪明能干、彬彬有礼赞不绝口。

唐代已经开通海上丝绸之路，宋朝与世界上50多个国家有贸易往来，开始进入海洋文明时代，明清时期依旧保持文明交流的影响力。由此不难发现，今天东亚和东南亚的许多重要节庆文化与中华文明本体的渊源关系，比如越南的节庆大多可以追溯到汉唐时代传入的中华节俗，日本的节庆主要来自大唐，韩国的节庆主要是明代的规范或礼数，因此有一些西方学者把中国与东亚、东南亚各国的文化集群叫做“中华文明圈”。

老外在华过年：中华节庆文化的震撼

我们饶有兴致地读到中国学者赵山林的一篇研究论文，详细描述了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1552年～1610年）在其著作《利玛窦中国札记》中写他到中国友人那里做客，参加了中国的节日活动，体验了当时节庆场面的震撼。

据利玛窦观察，“中国人所有节日中最重要的、全国各教都庆祝的就是他们的新年，举行庆祝是在第一个新月以及还有第一个满月的时候。这后一天叫做灯节，因为家家户户都挂着用纸板、玻璃或布巧妙地做成的各种灯笼，点得通明透亮。这时候，市场上也到处都是各式各样的灯笼，大家购买惹自己喜欢的样式。屋里屋外点燃那么多灯笼，简直叫人以为房子失了火。

此时晚间还有狂欢。一队队的人在街上耍龙灯，像酒神巴库斯的礼赞者那样欢呼跳跃，燃放鞭炮和焰火，全城呈现一片彩色缤纷的耀目景象。”

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春节，利玛窦在中国友人瞿太素陪同下往镇江，“去看盛大的民间表演活动”，继而应南京礼部尚书王忠铭之邀，来到南京。

△意大利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像。利玛窦在其著作《利玛窦中国札记》中写他到中国友人那里做客，参加了中国的节日活动，体验了当时节庆场面的震撼。

回访之后，大人邀请利玛窦神父到他府里待几天。他说他渴望邀他一齐观看本年第一个灯节，由他的家人在晚上所作的奇妙烟火表演以及他们为几个晚上安排的精巧的灯笼演出。这种非凡的表演是公众庆祝活动常有的，其中并没有迷信的痕迹，邀请被愉快地接受了。拒绝将是不礼貌的。尚书家人对他非常礼貌的接待和他所观看的景象，使他感到惊异，超出预料之外。在烟火制造技术这一科学方面，南京超过了全国其他地区，或者也超过全世界的其他地区。

事隔多年，利玛窦还愉快地回忆道：“中国人非常喜欢这类表演，并把它当作他们一切庆祝活动的主要节目。他们制作焰火的技术实在出色，几乎没有一样东西他们不能用焰火巧妙地加以摹仿。他们尤其擅长再现战争场面以及制做转动的火球、火树、水果等等，在焰火上面，他们似乎花多少钱也在所不惜。我在南京时曾目睹为了庆祝元月而举行的焰火会，这是他们的盛大节日，在这一场合我估计他们消耗的火药足够维持一场相当规模的战争达数年之久。”

可惜的是，有一批中外学者引用上面的话语，指责中国人四大发明之一的火药只用于制造鞭炮，而不能发明枪炮，因而是落后的文明，殊不知这恰恰是中华文明的价值特征：在中国古代任何可能具有重大杀伤能力的技术发明的出发点都绝不是用于战争的，清朝成功研制了火药枪，主要用于打猎，参加打猎的军队才能装备。因此，近代以前，中国发明已千年的火药主要是用于生产和生活，火药的大规模使用构成了中华节庆文化的技术含量。

中华文明之非遗：价值传承

进入改革开放时期，在与西方文明交流互动的同时，中华传统节日再次得到了恢复和国家的推崇、鼓励与支持，这有两个标志，一是春节、清明、端午、中秋等与元旦、五一、国庆等一起列入国家法定假日序列。二是主要的中华传统节日，包括全部少数民族的主要节庆文化列入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在内容上，非物质文化遗产本质上是作为文明可持续的价值指称。

中华节庆文化的传承与延续

早在汉唐时期，外来宗教文化的进入和吸收，中华节日习俗中逐步包含宗教的礼数内容，尤其是佛教和伊斯兰教的传入，使得在中华大地上增添了新的民族节庆文化样式，但并不影响主要传统节庆文化的持续和发展。

西方文化在鸦片战争后大规模进入中国，到了民国时代，大城市的节庆逐步融入西方文化的特点。由于基督教和天主教的传播，圣诞节、感恩节等节日盛行于某些地区，但在城市平民区和广大农村地区，中华传统节日的规则和礼数得到严格地遵守。

新中国成立后，尽管中华传统节日一度受到一定的干扰，但改革开放后，在与西方文明交流互动的同时，中华传统节日再次得到了恢复和国家的推崇、鼓励与支持，这有两个标志，一是春节、清明、端午、中秋等与元旦、五一、国庆等列入国家法定假日序列。二是主要的中华传统节日，包括全部少数民族的主要节庆文化都被列入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平谷丫髻山春景。丫鬟山庙会是中国北方地区四大庙会之一。庙会是中国民间广为流传的一种传统民俗活动，一般在农历新年、元宵节、二月二龙抬头等节日举行。

什么是非物质文化遗产

我们品读一下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定义：非物质文化遗产（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指被各群体、团体、有时为个人所视为其文化遗产的各种实践、表演、表现形式、知识体系和技能及其有关的工具、实物、工艺品和文化场所。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这个定义解释为：各个群体和团体随着其所处环境、与自然界的相互关系和历史条件的变化不断使这种代代相传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创新，同时使他们自己具有一种认同感和历史感，从而促进了文化多样性和激发人类的创造力。

这个定义本质上规定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简称“非遗”，是由各大文明圈组成的世界文明史传承下来的人文活动内容，形式上包括以下方面：第一，口头传统和表现形式，包括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媒介的语言；第二，表演艺术；第三社会实践、仪式、节庆活动；第四，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知识和实践；第五，传统手工艺。

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除了单独的节庆文化，更多的是节庆文化中的表现和表演的内容，比如以各种节日为节点规模化演出的民间音乐舞蹈和很多用于节庆典礼的手工艺。

非遗：文明价值的指称

在内容上，非物质文化遗产本质上是作为文明可持续的价值指称。也就是说，具有世界文明价值或文明圈普遍意义的人文内容才是遗产，不具有文明普遍意义和不可持续的内容不能作为遗产，比如中国明清时期的小脚文化、非洲那些具有伤害性的割礼文化、食人族的食人文化等等，这些就是不文明或反文明的坏文化乃至于恶文化，绝对不能叫做遗产。

前些年日本有人企图将二战末期“自杀式袭击的飞行员遗物”作为非遗申报，还试图通过立法建立纪念性的节日。这类似于用食人文化的骨头渣申遗，建立食人文化节，结果遭到全体评审专家的否定，连申报的资格都没有。学者们认为，这种所谓的“神风文化”“玉碎文化”就是反文明的恶文化。

据有关资料称，全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总和大约在120万项左右，其中中国和世界华人群体的非遗资源就达到了约87万项之多，令人震撼。

中华传统节日作为世界文明体系中最重要文化资源，其形成和发展到今天是一个长期的历史文化的磨合过程，它在几千年的形成发展过程中承载着最为丰厚的文明价值内涵，是官民一体与全部民族共同的价值表征，在包括精神信仰、审美情趣、感恩寄托、伦理亲缘、商品交换、生活习俗，乃至于在卫生防疫、医疗养生、荒政救灾、扶贫济困等社会发展的所有方面，都在节日活动中集中展示与传承了中华文明体的深度文化空间。

△戏曲这一艺术形式的出现以及运用在最大程度上推动了我国传统节庆气氛的发展，而其自身不仅成为了引领节日欢庆氛围达到高潮的演艺节目，而且在其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了完整的、综合的艺术门类。

二十四节气作为世界非遗：价值何在?

2016年11月30日，二十四节气被正式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那么，二十四节气为什么能够进入这个名录？这就直接涉及中国传统节日最大的价值表征是什么。

这是中华生态文明的价值特质。

研究过二十四节气的西方学者发现，中国的节日内容从来源到方式，都是依据自然规律的，因而确定节气和节日时间对应了自然时序和社会人文时序的协调要素。

部分西方学者认为，中国的阴阳观念是中华文明之根，所有的季节、所有的时间、所有的白天黑夜的变化，所有天地人关系变化的规律，都是阴阳关系代换、复转和循环的，完全是宇宙生命体互相依存关系的生态规律。

总结了上古以来生产生活大量详细内容的《淮南子》记载：“春者阳气始上，故万物生。夏者阳气毕上，故万物长。秋者阳气始下，故万物收。冬者阳气毕下，故万物藏。”就是说，春夏秋冬的变化，是阳气的生长和衰微的一个过程。所以社会人事活动要紧紧遵循季节的变化规律。

也就是说，中华传统节日主要是依据天地人合一的生活方式——节气而来的，是一种生态节律的规范。春节跟立春的关系，端午跟夏至的关系，中秋跟秋分的关系等等，都是十分明确而有用的认知。因此古人认为：“故天有时，人以为正。”“不知四时，失国之基。”也就是说，根据天象的变化，然后把时间内容，包括作物、动物和人体的生活节律推广给全体国民，这就是人文的调节规范，一种典型的生态文明精神。

自然时间和人文时间的合一，节日就是这样形成的，形成之后被世世代代时有创新地加以遵循恪守，造就了中华民族丰富的精神家园，其文化内涵和实践外延，最终表现为大美生活的体验：幸福感、欢乐感、升华感油然而生，这就是文明价值的强大表征。

中华文明之延续：底蕴凸显

中华文明的制度源泉、精神源泉，中华文明一再获得成功的根本价值和传播机制，深埋在中国人在以往5000年对人类文明生活的基本法则、规律的深刻认知与整体把握之中，这就是天地人合一的和合精神与实践方式。

如今，北斗卫星定位系统继承了中华文明的观象授时传统，为我们敲响除夕庆典的钟声。热爱我们的节日吧，因为我们都受益于中华祖先的文明基因。

现在可以进一步解释中华天文历法与节气节日的传统究竟是如何被证明具有生活方式的合理性和生产实践的有效性，这种科技型思维方式构成的文明底蕴是如何被证明具备可持续性的了。

文明是人类生活方式的价值总和

近代以来，西方学界有一种论点，说中国劳动密集型、效率极低下的、奴仆性的和极度贫困的农民与传统农业，是亚细亚生产方式的代表，是人类原始社会的别名，于是，中华传统文化，包括节气节日文化不是被嗤之以鼻就是被大加鞭挞。

我们不需要实施理论论证，只要看中国古代大中原地域的农业生产水平，这个针对中国的歪曲论断就不攻自破。综合多位中西方学者的研究，我们获得了多种资料来源而研究统计形成以下数据，就是中原王朝盛世时期的粮食产量：

夏代约800万人口，商代约1300万人口，粮食产量不详；

西周各邦国人口总和约在2000万左右，实行井田制，但粮食产量不详。西周在人口上是当时世界第一大国，农业发展水平肯定是世界一流，否则养不活这么多人口；

东周战国时期人口最多时约4500万，粮食亩产约216斤，每个劳动力年生产量约3188斤；

西汉时期人口最多时约6300万，粮食亩产约264斤，每个劳动力年生产约3578斤；

唐代人口最多时约8500万，粮食亩产约334斤，每个劳动力年生产约4524斤；

宋代人口最多时约12600万，粮食亩产约309斤，每个劳动力年生产约4175斤；

明代人口最多时约2亿，粮食亩产约346斤，每个劳动力年生产约4027斤；

清代人口约4亿（人口爆炸），粮食亩产约367斤，每个劳动力年生产约2262斤。

从全年亩产总量来看，同时期的欧洲最多只有中华大中原的1/10到1/5。从劳动力人均产量来看，同时期欧洲仅有1/2上下。

尽管学者们对上述数据的准确性有质疑，这不要紧，因为历史研究只能是一个资料综合的估计。实际上，上述多人研究的平均数据只是一个引子，下面的问题，如果有答案，中华文明的普世价值问题就凸显了。

△北京故宫俯瞰图。依照中国古代星象学说，紫微星（即北极星）位于中天，乃天帝所居，天人对应，所以皇帝的居所又称紫禁城。

中华民族的文明底蕴

至少在2000年间，中国保持了世界上最高水平的人均粮食生产量和占有量，生态系统却没有遭到破坏。如果没有科学合理的天文历法与节气节日文化，中国如何能达到？如果中国历史上没有天地人合一的生态文明价值秩序，那么请问：用什么价值秩序才能来达到这个水平？

自从中华文明诞生以来，中国人口一直在世界上占比1/3到1/5。那么，5000年来，按每20年一代计算，中国大地上总共养活过多少人口？这是一个天文数字，超过全部有史以来存在过的文明体！能否想清楚：中国为什么能养活这么多人口？

这个问题再次解读了中华天文历法与节气节日的生活合理性与实践有效性，可以用文明传播的学术思想来继续解读：

文明就是延续并可持续的历史及其被证明成功的社会发展方式，文明是人类生活方式的价值总和，是一个复杂巨系统，包含了国家、种族和民族文化群落的结构体系。也就是说，文明是由一系列特质文化组成的，这些特质文化的创立传世、繁衍存续、互动交融、吐故纳新、不断升华，构成文明传播。

我们发现，中华文明的制度源泉、精神源泉，中华文明一再获得成功的根本价值和传播机制，深埋在中国人在以往5000年对人类文明生活的基本法则、规律的深刻认知与整体把握之中，这就是天地人合一的和合精神与实践方式。

重新认识中华文明的基本品质

尽管文明进程总是伴随坏文化和恶文化的出现，但是只要文明能够延续和复兴，其天道、地德、人文的价值准则就会一以贯之而成为主导力量。为此，我们需要重新认识中华文明的基本品质。

中华文明对宇宙生命的太极大一统秩序，即对天道、地德、人文全息共振、融贯统一、交互传播的根本秩序的智慧把握，构成了天时、地利、人和的节庆文化大景观。

中华文明的天下大同精神，这种一视同仁的信仰自由和思想包容精神，在儒、道、佛、耶、回等诸子百家和民间文化气质共同智慧的哺育下，成为中华文明不断和平公正地扩展力量的源泉，不断以节庆文化的美学特质表现出来。

中华文明自炎黄尧舜、禹夏殷周、秦汉隋唐以来各朝代一以贯之的民本精神和民生关注，其核心价值在于奉民生福祉为国家正义之源，从而避免了世界历史上一再重演的奴隶制压榨、种族灭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