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端大气的传媒公司名字 势如破竹的公司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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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起名要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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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经典:能够给人一种非常好的熟悉感,帮助店铺吸引顾客,引经据典不单单可以利用在人名起名上,还可以利用在公司起名上,参考借用经典是一种人工技巧,能使人产生丰富的联想、怀旧情绪,在感情上拉近。比如apple,会让人想到落到牛顿头上的那个苹果。消费者在看到或听到你名字时,这种联想会帮助他们更深地记住你的品牌。

根据地域:这样的名字能够帮助公司的地理位置被更多人知道,利用所在地的来的字眼来命名有个好处就是极具亲和力,新公司通常都需要一段时间来累积人气,提高知名度,地域起名可以让知名度迅速提高。此外,使用名山大川、江河湖泊、名胜古迹的名称作企业名称的字号也属此法,常用的如“泰山”、“昆仑”、“长江”、“西湖”、“长城”等等,给人一种非常大气且高雅的感觉。

公司起名大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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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展阅读

遗民泪:汪元量见证的宋室北迁

历史总是惊人地相似。

三百年王朝的首尾两端,居然都是一群彷徨无助的孤儿寡母。在别人家孤儿寡母的哭泣中黄袍加身,在自己家孤儿寡母的哭泣中黯然倒台。

这就是宋朝。

“我更伤心成野史,人看野史更伤心”,1288年,当风尘仆仆的汪元量重又回到久违的江南,他惊讶地看到,十多年来反复出现于梦境的江南,竟已是“青芜古路人烟绝,绿树新墟鬼火明”。记忆中的繁华与眼前的荒凉判若云泥,时代巨轮碾过之后,蝼蚁般的人生更显渺小和虚幻。

十三年前,他从临安出发北上;十三年后,他从北方回到临安。

汪元量踽踽独行的身影之后,曾经富庶而精致的宋朝随风飘散……

在这幅绘制于14世纪的画作中,游船画舫划过杭州西湖岸边那星罗棋布的亭台楼阁,专家认为所描绘的正是两个世纪前的南宋都城临安。 (视觉中国/图)

我愿人间春不老

高速公路在跨越了喇叭状的钱塘江口后,于盐官附近折而向西。城镇星罗棋布,屋舍俨然,如同杭嘉湖平原这片巨大的绿叶上匍匐的五彩甲虫。三十公里外,平原上隆起一列山峰。这列方圆十余公里的山峰,名为皋亭山。下了高速,顺着一条小路盘旋上山。最高也不到四百米的山上,佳木秀而繁荫,掩映着工厂、民居、庙宇,甚至还有一个宽大的游客中心。人来车往,鸟啼花开,一切都是平淡而美好的小日子模样。

如果时光回溯到七百多年前,回到1276年那个寒冷的早春,皋亭山迎来了一位手握重兵的大人物。大人物来自北方,他的祖先是辽阔草原上弯弓射大雕的英雄。那时候,皋亭山建有大宋国宾馆,国宾馆的工作人员,见识过五湖四海的各色客人。但他不是彬彬有礼的客人。他是志在必得的征服者。

那就是伯颜,以及他率领的席卷天下的蒙古铁骑。

西湖云雾 (视觉中国/图)

三十里以西的临安城依旧繁华如昨,这座“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的城市,面对日益迫近的元军,就像一个怀揣珍宝的弱女子走进强人环伺的黑暗森林,既瑟瑟发抖,又不知所措。

上一年腊月以来,太皇太后谢道清一次次召集大臣开会——然而,不论迁都还是议和,两条路都越来越走不通。前者,一年前,殿前指挥使韩震奏请迁都,丞相陈宜中怒而杀之,为此引发了一场兵变。如今,陈宜中赞成迁都,谢太后却不同意。后者,派往大元军营的使者带回的消息令人绝望:称侄、称侄孙或是称臣,赔款或岁贡,伯颜均不答应。

伯颜为南宋君臣划出的路只有一条:无条件投降。至此,宋人似乎终于明白,此前江南童谣所唱的“江南若破,百雁来过”中的百雁,其实就是伯颜。看来,大宋将要在这个名叫伯颜的蒙古人手上终结了。

倘若回过头看,山穷水尽的南宋王朝,它灭亡的命运早在三年前就已经决定——三年前,被称为“天下之腰膂”的襄阳陷落了。

1273年二月,苦守襄阳六年的吕文焕在内无粮草外无救兵的绝望中,不得不向元军投降。半壁江山的南宋防线,从中间撕开一个大口子,京湖无险可恃,元军随时可能顺流而下。

宋度宗在诏书中哀叹:“襄阳六年之守,一旦而失,军民离散,痛彻朕心。”次年,年仅三十五岁的宋度宗在忧惧中去世,把一个烂摊子甩给了他的亲人——宋度宗四岁的儿子赵即位,是为宋恭帝,改元德祐。赵生母全皇后升级全太后,国政由太皇太后谢道清主持。

元军占领襄阳后,一路势如破竹。1275年二月,弄权多年的丞相贾似道集结了十三万军队——这是南宋王朝好不容易拼凑起来的孤注。然而,孤注一掷,却在丁家洲一败涂地。紧接着,元军又先后在焦山、扬州、真定等地再破宋军,宋朝水陆主力全部丧失。十月,伯颜取镇江,旋即兵分三路:一路沿太湖攻打独松关;一路以水军顺江而下,自海路封锁杭州湾;一路由伯颜亲率,水陆并进,经平江、嘉兴趋临安。

1276年正月十八,三路元军在皋亭山会师。其时,风雪交加,腊梅绽放,来自草原帝国的元军不识腊梅为何物,纷纷把它喊作杏花。

当临安城里的南宋君臣还在围绕和、战、降、逃而争得唾沫横飞时,事实上,几乎所有人都明白:一个王朝已经到了油枯灯灭的最后时刻。

几个月来,南宋朝廷一方面不断派出使者求和,一方面下诏号令勤王。然而,圣旨如同自说自话,响应者寥寥无几——值得一提的仅有文天祥和张世杰等人而已。

树倒猢狲散,虽然帝国还在摇摇欲坠中没有最后倒下,但平日里那些高喊忠君爱国的肉食者们早就各谋出路。包括副相级别的高级官员,纷纷弃职逃走。正月初五,谢太后任命新相,如此隆重大典,竟然只来了区区六个大臣。

悲伤,忧惧,恼怒,无助,诸种难以描述的情绪一次次打击这位六十多岁的老妇人。谢太后在朝堂上贴出一道圣旨,宣称:“我国家三百余年,待士大夫不薄。吾与嗣君遭家多给,尔小大臣不能出一策以救时艰,内则畔官离次,外则委印弃城,避难偷生,尚何人为?亦何以见先帝于地下乎?”并表示,对坚守岗位的官员,官升一级;对逃离职守的官员,将令追究。

然则,谢太后不吝赏赐的鼓励或是不无义愤的批评,都没有几个大臣能看到了——就在伯颜合兵皋亭山后,谢太后一向器重的左相陈宜中居然宵遁了——趁着夜黑风高,他悄悄逃出了生死未卜的首都。

文天祥是不多的主战派,但他可以调动的不过是一些几乎没经战阵也没经训练的义军。他向张世杰提议,不妨与元军来一次鱼死网破的决战。但是,张世杰劝他不如回江西等待时机。至于东行入海,就像一百多年前金人南下时,宋高宗那样浮舟海上,则为时已晚——元军控制了杭州东边的出海口。

这个焦头烂额的夜晚,宫中灯火通明。当虚岁不过六龄,相当于今天幼儿园大班小朋友的小皇帝沉沉睡去,在谢太后主持下,走投无路的南宋君臣终于艰难地作出决定:投降。

临安御花园里面,有两名儿童正在梅花树下玩耍。南宋都城的居民,包括皇室,都爱花卉。 (视觉中国/图)

降表及象征国家权柄的传国玉玺连夜送往皋亭山。伯颜收下了传国玉玺,并火速派人向忽必烈汇报,等待来自北方的最高指示。但他对这份依然署宋朝年号的降表不满,打回来要求重写,并要宋朝派丞相陈宜中到元军大营商量投降具体事宜。

陈宜中既然连夜逃跑,任务便落到文天祥头上。于是,才有了后来文天祥与伯颜抗争而被扣压并解往大都的故事。

遥想当年,陈桥兵变时,后周柴氏孤儿寡母痛哭流涕;而今,元军兵临城下,轮到了赵氏孤儿寡母凄惶无助。历史,似乎真的有报应也有轮回。难怪,伯颜奚落宋朝使者时说,“尔宋昔得天下于小儿之手,今亦失于小儿之手,盖天道也,不必多言。”

三月二日,雨后初霁,春寒料峭,历尽沧桑的临安城迎来了它的新主人——伯颜以征服者的姿态入城:

钱塘江上雨初干,风入端门阵阵酸。

万马乱嘶临警跸,三宫洒泪湿铃銮。

当天,谢太后请求觐见,遭拒。这令原本就惴惴不安的宋室更加惶恐。不过,悬在他们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很快就掉了下来:次日,伯颜派人入宫宣读忽必烈诏书,命令将小皇帝、谢太后和全太后——合称三宫——迅速送往上都朝见。

诏书宣读完毕,小皇帝的生母全太后哭着对儿子说,仰仗圣天子仁慈,才留你一条命,还不快拜谢。未通人事的小皇帝一片茫然,机械地由众人搀扶着跪倒在地,遥向北方行礼如仪。

在距杭州一千五百公里的广东江门,潭江东岸的一面斜坡上有一座庙:慈元庙。如果说慈元庙是一个镜像的话,那么,它的真身在临安、在南宋。那就是慈元殿。从殿到庙,仅一字之差,却是一个王朝万劫不复的命运。

慈元殿乃谢太后起居宫殿,慈元庙则是宋亡两百多年后的明朝弘治年间,当地人为纪念流亡至此的宋室遗脉及杨太后而建。

杭州飞来峰中最引人注目的,要数这尊弥勒佛。这是飞来峰石窟中最大的造像,为宋代造像艺术的代表作。 (视觉中国/图)

出没于慈元殿的,除了谢太后和众多高官外,还有一个职位低微的男子,他的身份是宫廷琴师,名叫汪元量。

谢太后喜欢花草,慈元殿里种有不少名贵的牡丹,出入宫禁的汪元量多次欣赏过这些国色天香的花儿。几年前,国家艰危之际,他借牡丹表达了内心的良好祝福:“我愿人间春不老,长对此花颜色好”。

但是,世界上没有不败的牡丹,正如世界上没有不倒的王朝。这一年春天,当慈元殿的牡丹还在春雨中竞相生长时,牡丹的主人却必须离它而去,从此再也不能回来。

三月,春归江南。1276年的春天,江南依然美丽。然而,花红柳绿、莺歌燕舞的春天不懂人间兴亡——它不知道,以后的每一个春天,都和从前不一样了。

杭州西湖的“曲院风荷”,为西湖十景之一,在南宋时,此处有一座官家酿酒的作坊。 (IC Photo/图)

南朝千古伤心事

远行在泪水与绝望中拉开序幕。其情其景,让亲临此变的大多数人都联想到了一百五十多年前他们远未出生时,发生在另一座城市的几乎相同的一幕。

对宋人来说,这是不祥命运的再次捉弄。一个半世纪前,金军南下,兵困汴梁,徽宗、钦宗及大批皇室、官员被金军押往北方。这便是宋人心中永远无法抹去的伤,岳飞把它称为靖康耻,必须要用直捣黄龙府、痛饮仇雠血的酣畅才能一洗了之。孰料,黄龙府没能直捣,耻辱却二度降临。更令人绝望的是,靖康之变后,宋朝还有广阔的南方可延国祚;而德祐之变后,残山剩水的闽粤等地独木难撑,已然无法与康王南渡时相提并论。

伯颜传达了忽必烈的圣旨后,谢太后、全太后、赵以及福王赵与芮、昭仪王清惠等人必须即刻上路。与他们随行的,还有大批官员、太学生和宫女。作为宫廷琴师的汪元量,也在北上之列——有一种说法是,谢太后因病缓行,汪元量系与谢太后同行。但也有史料证明,谢太后虽在病中,元军却强令上路,甚至将她连人带床抬出宫门。所以,我以为更大可能是三宫同行。

汪元量,字大有,号水云,约生于宋理宗淳祐元年(1241),钱塘人。汪元量身材高大,宽额头,长胡须,声若洪钟,精通音律与诗词。二十岁时,他入宫作给事,以琴侍奉谢太后和王昭仪。

汪元量诗学杜甫,北上期间,他的满腔心事化为一路吟哦,故而数百年之后,我们还能根据他的作品,还原这支队伍的漫漫北行路。正如清人汪森所云:“水云先生……由杭入燕,道里所经,皆百战之地,黄尘白月,败垣蔽棘,对之而伤心,言之而陨涕。……先生以片言只语,形容略尽,令读者身经目击,当时号曰‘诗史’,夫岂吾欺!”

汪元量著作内页 (聂作平供图/图)

北行第一步是在三月中旬迈出的。

凌晨,汪元量早早起了床,坐在窗前发呆。一灯闪烁,家人凄恻无语。天还没亮,他加入到了远行者行列。冷雨霏霏,火光明灭,照耀着三宫的车辇从宫门里缓缓驶出。天亮了,他看到皇宫大墙下的御沟里,水流夹杂着一片片鲜红的花瓣淌过。这仿佛一个隐喻,隐喻从前那些锦衣玉食的好日子也如同落花流水一样渐行渐远渐无踪。

临安既是南宋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也是交通枢纽。作为长江与浙中大通道的江南运河,是帝国最重要的生命线。“自临安至于京口,千里而远,舟车之轻徙,漕运之转输,军期之传送,未有不由此途去者也。”临安码头上,停泊着风帆高挂的船只。附近居民听闻三宫北迁,纷纷前来送行。这些在太平世界生活了几代人的南宋子民,他们知道山河破碎、改朝换代的陵谷之变已如铁铸,一边伏身叩拜,一边忍不住绝望痛哭。人群中,汪元量不由泪水长流:“吴山何青青,吴水何泠泠。山水岂有极,天地终无情。”

经江南运河北上,临安两百里外是吴江,估计需两天行程。这一天泊船时,两岸垂杨,群鸦乱噪。附近的渔人和村民,纷纷把做好的各种食物送到船上,“舟子鱼羹分宰相,路人麦饭进官家”。鱼羹麦饭,本是极粗糙的底层饮食,钟鸣鼎食的宰相与官家,或许实在难以下咽,但内心深处却一定会有无限感触——宋室虽然黯弱,南宋亦多昏君,但两宋皆无暴君,并且驭人宽厚,藏富于民,故而民众对帝国的灭亡才会生出如此强烈的同情,才会有包括汪元量在内的诸多文人把自身视作大宋遗民。

苏州是江南重镇,也是宋室北迁的必经之地。队伍大约在苏州稍事休整,汪元量得以游览了著名的灵岩和虎丘。两地均有气象森严的古寺。骆驼本是北方物种,宋时南方极为少见,不过,随着元军征服江南,骆驼也随之而来。甚至,就连昔年吴王所建的馆娃宫里,也到处是高大的骆驼在悠闲吃草——可以想象,明媚的江南春天,杨柳堆烟,红花生树,一派娇艳之中,突然闯进几头粗糙迟钝的骆驼,其间的落差,便是帝国湮灭前后的物证。汪元量与寺里的老和尚谈起苏州经历的一次次兴亡更替,他不由对超然物外的方外之士羡慕不已:“却羡老僧无一事,自携瓶锡入烟萝。”

大运河苏州段,汪元量及三宫北上的必经之路。 (聂作平/图)

苏州的下一站是无锡。在无锡惠山寺,汪元量否定了他在苏州时认为方外可以免于兵火、悠游世间的天真想法——他看到,惠山寺里,森森古柏被砍去了大半枝桠,用作元军柴薪;大殿里的佛像打得粉碎,地上一片狼藉。惟有一池泉水,微波自漾。天降大雨,汪元量只好坐在僧房屋檐下发呆。

无锡之后,经常州继续西北行,便来到了长江之滨的京口,即镇江。镇江城北的长江中,金山与焦山相对,相距十余里。宋元之际,启东一带尚未成陆,崇明岛也比现在更小,长江出海口一带,江面更宽,潮汐可以深入到江阴。尽管镇江距江阴还有一段距离,但汪元量仍然看到了一条极为壮观的大河:“一江风起尘扬海,两岸潮来浪拍天。”“水卷岸沙连地去,风掀江浪接天流。”

镇江对岸是瓜洲,王安石诗中说过,京口瓜洲一水间。此前,按元军要求,谢太后以小皇帝名义下旨,令各地军民放下武器,向元军投降,但仍有不少军民在苦苦抵抗。其中,就有驻守扬州的李庭芝——早年,李庭芝在襄阳与元军多次交锋。襄阳陷落后,他被贾似道当成替罪羊贬官。元军围扬州,李庭芝得以起复。对这位南朝名将,元军多次劝降,均遭峻拒。于是,元军筑高墙围城。城中粮尽,“道有死者,众争割啖之立尽。”南宋降元后,元军持谢太后及小皇帝诏书令李庭芝出降,李庭芝回答说,“我只听说过奉诏守城,没听说过奉诏投降。”

三宫抵达瓜洲时,谢太后再次派人劝降,并说,现在我和嗣君都投降了,“卿尚为谁守之?”李庭芝的回答是乱箭齐发,当场射死使者一人。

并且,在得悉三宫将从扬州城外经过时,李庭芝和姜才调集数万军队,希望从元军手中将三宫夺回。然而,元军早有准备,双方一场恶战,元军押送着三宫连夜远走。李庭芝的希望落空了。

在镇江,非遗宋代点茶传承人在制作茶艺作品“金山”。 (视觉中国/图)

长江以北的扬州城东边,有一条不太宽的河,水量丰沛,河岸只比河床高出两三米。河上,各式货船来来往往,一派繁忙,名为里运河。里运河是京杭大运河的一段,沟通长江与淮河。它始自春秋时开凿的邗沟,以后历代均有疏浚,又称山阳渎、扬楚运河、江淮运河。今天的里运河在六圩乡入江,但几十年前,它是从六圩乡以西的瓜洲入江。是以如今的里运河以西,还有另一条更曲折的河道,称为古运河,它有着更为漫长的历史。

对汪元量以及北行宋室而言,从长江进入邗沟,便意味着家山真的远了。傍晚,泊舟扬州城外,汪元量站在船头怅望,前面是无穷无尽的北方大地,后面是大江东去的滔滔流水。夕阳明灭,寒鸦悲啼,其情其景,汪元量不胜惆怅:“北望燕云不尽头,大江东去水悠悠。夕阳一片寒鸦外,目断东西四百州。”夜里,有宫女弹起了琵琶,幽怨的曲调如泣如诉,汪元量既联想起昭君出塞的往事,更联想起数十年来,国事蜩螗,掌权的肉食者们却清歌漏舟之下,痛饮焚屋之中,终至如今国破家亡,三宫都作了异族俘虏。他想象,刚刚离别的临安皇宫的玉阶上,一定长满了萋萋野草:“十数年来国事乖,大臣无计逐时挨。三宫今日燕山去,芳草萋萋上玉阶。”

自古以来,倘若南北对峙,对南方偏安政权来说,人称天险的长江其实并非真正天险。要守住南方,古人总结的经验是:守江必守淮——水网密布的淮河流域,对北方骑兵是一大障碍。并且,这样才能形成战略纵深。南宋与金以淮河为界,元军入侵南宋前,宋元势力也以淮河划分。江淮之间,便是长期拉锯的战场。连年兵火之余,汪元量看到的是一片劫后的凄凉:“淮南兵后人烟绝,新鬼啾啾旧鬼啼”,“兵后人烟绝稀少,可胜战骨白如山”,“淮南夜夜鬼灯青”。极目远眺,鲜见人烟稼穑,惟有大半人高的荒草,在晚风中起起又伏伏。

不过,对押解的元军来说,北出淮安,便进入了元朝疆域,他们终于松了一口气,不用再担心残余的宋军突袭了。于是,在淮安水驿,元军开了一次庆祝宴。席上,官兵纵酒取乐,欢唱一首名为《荷叶杯》的曲子,并令随行的南宋宫女跳舞,又令汪元量这样的文人作诗唱和。宴会差不多搞了一个通宵,元军官兵自然快活无比,而不得不出席并虚与委蛇的南宋君臣,一个个如坐针毡:“月湿江花和露泫,潮摇淮树带风悲。”

淮安里运河水面呈现雾气升腾的景象。 (视觉中国/图)

淮安之后,经徐州等地进入了山东。“此城为此地一带最大之城,有商人无数经营大规模之商业,产丝之饶竟至不可思议。此外有园林,美丽堪娱心目,满园大果。”很难相信,与汪元量同时代的马可·波罗笔下的这座城市,竟是如今一座十分普通的县城:东平。

得大运河之地利,东平既是交通枢纽,也是战略要地。宋金时,建制为府,元朝时,建制为路,均高于今。这一天,天气寒凉,有如晚秋。汪元量找了一家酒楼喝酒,座中,有人吹起了胡笳。作为宫廷音乐家,汪元量自然知道,胡笳原本是北方草原民族的乐器,流行于塞北和西域。齐鲁之邦本为中原大地,随着蒙元的征服,如同骆驼一样,胡笳也由北及南,渐及天下。所谓黍离之悲,常常源自这种小小的不易察觉的细节变化:“天地不仁不去国,江山如待客登楼。市沽鲁酒难为醉,座咽胡笳易得愁。”

行至东平,路程已去三分之二。此后,汪元量一行经陵州、沧州、献州而抵杨村。途中,既有北人前来围观宫女,挤在船上喧哗不止的尴尬,“车马争驰迎把盏,走来船上看花娘”;也有因运河无风,船只无法前行,只得用马和驴来拉船的新鲜,“官河宛转无风力,马拽驴拖鼓子船。”在杨村,漫长但相对舒适的水路结束了。一行人舍舟登岸,陆路前往大都(今北京)。先行抵达大都的吴坚和家铉翁等宋朝祈请使前来迎接。家铉翁汇报说,祈请无效,未能打动元帝以保全社稷。宋室残存的最后一点希望也化为乌有——尽管这一结果早在预料之中,但在场的人还是忍不住哭了起来。

当亡宋君臣走进大都幽暗的城门洞时,他们多半会惊惧地联想到,徽宗和钦宗在冰天雪地的五国城度过的那些不堪回首的凄凉岁月——现在,他们是否也将重复祖先的命运呢?

内蒙古锡林郭勒盟的元上都遗址 (视觉中国/图)

忽必烈不在大都,他在草原深处的上都。大都小住二十来天后,三宫于1276年四月十五日又踏上了前往上都之路。这一次,船只换为驴马,河流变作草原。

上都位于内蒙古锡林郭勒盟下辖的正蓝旗。这是草原深处一座年轻的城市——从1256年忽必烈下令修筑,到汪元量走进它,只有区区二十岁。早在汪元量前,马可·波罗从欧洲来到上都,他描写说:“上都是忽必烈大汗所建造的都城,他还用大理石和各种美丽的石头建造了一座宫殿。该宫殿设计精巧,装饰豪华,所有殿堂和房间里都镀了金。宫殿一面朝城内,一面朝城墙,四面都有围墙环绕,包围了一块整整有16(平方)英里的广场……”

景由心生,汪元量看到的上都却显得很荒凉。虽然已是农历四月底(这年还闰三月),举目望去,原野上人迹稀至,牧草枯黄,远处山峰白雪闪烁,大风吹拂,一会儿便飘起了大片大片的雪花。

五月一日,在伯颜主持下,南宋君臣走进元朝太庙,向元朝列祖列宗行礼,以示臣服。次日,忽必烈正式召见三宫。

决定亡国君臣命运的时刻到了。

一灯夜雨故乡心

北宋皇室被金人押解北上后,无论男女,均赤裸上身,在完颜阿骨打庙中行野蛮的牵羊礼。仪式结束后,朱皇后不堪凌辱,愤而自杀。尽管忽必烈此前已下旨,称免行牵羊礼。但惨痛的历史记忆犹如一根从阴影里套过来的绞索。五月一日晚,安定夫人陈氏和安康夫人朱氏及两名宫女自缢身亡,并怀揣一首绝命诗:“既不辱国,幸免辱身。世食宋禄,羞为北臣。妾辈之死,守于一贞。忠臣孝子,期以自新。”忽必烈闻知,极为震怒,他下令将四具尸体的头砍下来,悬挂在全皇后居所前,以示警告。

一方面,由于南方还未平定;另一方面,由于忽必烈的个人素养,元朝对亡宋君臣的待遇还算不错——比起金人,要仁慈得多:“僧道恩荣已受封,上庠儒者亦恩隆。福王又拜平原郡,幼主新封瀛国公。”——小皇帝的生父福王赵与芮降封平原郡公,小皇帝封瀛国公。

仪式之后是盛大的宴会,汪元量在他的诗里详细记载了宴会盛况。席上的菜肴,不少是汪元量从前在南方罕见的:驼峰、酥酪、葡萄酒、天鹅肉、熊肉、麂子肉、马肉粥。席间,又有各种演出,“诸行百戏都呈现,乐局伶官叫点名。”然而,对于社稷倾覆,远离故土的亡宋遗民来说,满案山珍海味,半堂歌吹乐舞,除非阿斗这种无情之人,才会有此间乐不思蜀之叹;否则,亡国之痛,故土之思,都将在丝竹之乐与酒肉之香的映衬下变得愈加清晰,沉重。

忽必烈的正室察必皇后是一个宅心仁厚的女子。宴会上,元朝君臣无不兴高采烈,独有察必皇后郁郁不乐。忽必烈怪而问之,察必皇后说,我听说自古以来就没有千年不倒之国,不要让我的子孙像他们这样,那就是万幸啊。及后,忽必烈把从南方运来的各种珍稀物件摆放于大殿,让察必去挑选。察必却一件也没拿,忽必烈派宦官问她为何如此?察必回答说,“宋人贮蓄以遗其子孙,子孙不能守而归于我,我何忍取一物耶!”

对同为女人且同为皇后的全太后,察必寄予了真诚而深切的同情,她甚至几次向忽必烈请求,将全太后等人放还江南。然而,忽必烈是高瞻远瞩的政治家,他不可能将三宫中的任何一个放回去。他一方面批评察必是妇人之见,一方面又应察必要求,尽量给予三宫优厚的物质待遇:“每月支粮万石钧,日支羊肉六千斤””花毯褥茵三万件,织金凤被八千条”“大元皇后来相探,特赐丝绸二百单”。

元上都遗址的铜雕像群,位居中央的便是忽必烈,左侧是元朝大臣,右侧是蒙古骑兵。 (视觉中国/图)

北迁宋人中,核心自然是三宫,三宫中,又以谢太后为首。谢道清的一生颇富传奇。他是丞相谢深甫的孙女,谢深甫因拥立杨桂枝为宁宗皇后而深得宠信。后来,杨太后为理宗选秀时,谢道清得以入宫。不过,谢道清既有眼病,脸上还有一团黑疤,是一只地道的丑小鸭。没想到,进宫不久,她出了一场麻疹,皮肤脱落,不仅黑疤消失,而且肤白如玉。加之医生治好了她的眼病,她一下子从丑小鸭蜕变成白天鹅。谢道清性情宽厚,颇有人缘,加上娘家给力,后来终成理宗皇后。

四月初八,是谢太后生日。度宗即位后,谢太后生日尊为寿崇节,总要极尽奢华地举国欢庆。在她六十大寿时,汪元量作《太常引》祝寿:

广寒宫殿五云边,看天上、烛金莲。香袅御炉烟。拥彩仗,千宫肃然。

世间王母,月中仙子,花甲一周天。乐指沸华年。更福寿,千年万年。

最难捉摸,人间命运。十年后的1279年,大宋的太皇太后已降封郡夫人,昔日的王母与仙子,此时在苦寒的北方苟且偷生。谢太后七十大寿,汪元量又作词纪念——这一次,花团锦簇的荣华不再,烈火烹油的权柄不再:

一生富贵,岂知今日有离愁。锦帆风力难收。望断燕山蓟水,万里到幽州。恨病余双眼,冷泪交流。

行年已休,岁七十、又平头。梦破银屏金屋,此意悠悠。几度□□,见青冢,虚名不足留。且把酒、细听箜篌。

上都朝拜后,三宫又押回大都。此后,因南方局势有变,再次迁往上都;不久,又回大都。谢太后在北方生活了七年,于1283年去世——那时,南方最后的抵抗运动也在四年前失败。他的两个相继被臣子们拥立的孙辈,均在颠沛流离中夭亡。

全太后比谢太后年轻得多,她曾希望元朝将她放回江南。然而,虽有察必皇后为之说情,她的心愿依然无法实现。后来,全太后于大都正智寺出家为尼,在青灯黄卷中走完了最后岁月。前半生的镶金嵌玉和后半生的晨钟暮鼓,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构成了她曲折的一生。

命运离奇甚至荒诞的是赵。这个只在皇位上坐了一年多,且从没真正行使过权力的小皇帝,他在天真烂漫的童年被扶上御座,忽然又被拉下来,忽然跟随母亲来到北国,忽然封为瀛国公——所有这一切,都是外力强加给他的,与他本人意志没有半点关系。但是,他曾经是南宋皇帝,他身上流淌着赵氏血液,这与生俱来的烙印,指向了他此后的悲剧。童年时,他被元军严加看守,昭仪王清惠教他读书识字。他也曾奉忽必烈旨意前往狱中说服文天祥,然文天祥哭拜于地,口称圣驾请回。虽然大元势力所及,天下再无敌手,但他的存在始终是一种隐患,始终可能让潜伏民间的宋朝遗民心存幻想。

十八岁那年,忽必烈忽然下了一道圣旨,令赵“学佛法于土番”。土番即吐蕃,今西藏。按旨意,赵必须即日启程。他惟有听从圣旨,仓皇辞别帝都,辞别渐渐熟悉的北方生活。几个月后,几千里外雪域高原上的萨迦寺多了一名忧郁的青年僧人。

赵显然是一个聪明好学的好青年。在萨迦寺,他很快掌握了藏文,并深入研究佛教,尤其是藏传佛教经典——对他来说,佛法的因果也好,虚无也罢,都是一种治疗与解脱。后来,他跻身吐蕃学识最精深的高僧大德行列,翻译了多种经书,并在萨迦寺主持讲经,吐蕃僧俗尊称他为合尊法宝。

然而,他可能不知道的是,在他背后,一直有一双看不见的眼睛盯住他。1323年四月——此时距临安受降已过去快半个世纪了,忽必烈也死去三十年之久。元英宗突然下旨,将赵处死。赵被判处死刑的原因,是一首怀念故乡的小诗。那一年,赵五十三岁。那首小诗只有四句:

寄语林和靖,梅花几度开?

黄金台下客,应是不归来。

西藏萨迦寺 (视觉中国/图)

三宫命运如此,与之相比,命运更差的是随行的宫女和太学生。就那些年轻美貌的宫女来说,以她们的羸弱之躯,能够活着到北方,已属奇迹。此后,她们被集体分配给工匠为妻。——花落民间,其实远比在深宫守活寡强,但不少宫女被分配给年迈的老工匠,语言不通,习俗迥异,故乡遥远,不由悲从中来:“再令出宫掖,相看泪交垂。分配老斫轮,强颜相追随……可怜薄命身,万里荣华衰。江南天一涯,流落将安归?”

比宫女更惨的是太学生。早在北行途中,这些穷书生除了几本破书和几件寒衣,别无长物,无法贿赂押解的元军换来优待。一路上,不时遭受打骂。至于饥一顿饱一顿更是常有的事。一百多名北行的太学生,“道亡者多,身膏草野,至燕者仅十七八人。”

汪元量因善于鼓琴,经常被忽必烈召入宫中表演,甚至还被忽必烈派出去祭祀山岳。如是,他的物质生活相对优渥,只是没有重返江南的自由。

在大都,汪元量两度到狱中看望文天祥。一次是1280年中秋,汪元量把他心爱的琴带到狱中,为文天祥演奏了《胡笳十八拍》。两个月后,他再去探望文天祥,文天祥集杜句成诗,并与汪元量探讨。汪元量写下一首《妾薄命》,勉励文天祥杀身成仁:“誓以守贞洁,与君生死同。君当立高节,杀身以为忠。岂无春秋笔?为君纪其功。”

一年多后的1282年十二月初九,对劝降失去信心的忽必烈下令处死文天祥。汪元量闻讯,悲痛不已,他连写九首《浮丘道人招魂歌》以表悼怀:“我作哀章泪凄怆,呜呼九歌兮歌始放。魂招不来默惆怅。”

文天祥(1236-1283),图片选自《历代名人绣像选》。 (视觉中国/图)

北迁宋室中,与汪元量称得上知音的是一位能诗也擅瑟的女子,即王清惠。

王清惠是理宗的昭仪,由于级别远不及三宫——宋制,后宫分六等,每等有级,即第一等,皇后一名;第二等,夫人四级,贵妃、淑妃、德妃、贤妃;第三等,嫔十五级,淑仪、淑容、顺仪、顺容、婉仪、婉容之下,才是昭仪。北上途中,王清惠受到不少伤害,也更多一分屈辱,她在驿站板壁上题了一首哀婉的《满江红》:

太液芙蓉,浑不似、旧时颜色。曾记得、春风雨露,玉楼金阙。名播兰簪妃后里,晕潮莲脸君王侧。忽一声、颦鼓揭天来,繁华歇。

龙虎散,风云灭。千古恨,凭谁说。对山河百二,泪盈襟血。驿馆夜惊尘土梦,宫车晓碾关山月。问嫦娥、於我肯从容,同圆缺。

居大都期间,汪元量与王清惠时相往来,他们切磋琴艺,唱和诗词。音乐和文学,成为他们抵抗无常命运的最后武器。后来,王清惠看破红尘,削发为尼。

明人田汝成认为,侍琴于忽必烈的汪元量,“骎骎有渐离之志,而无可乘也”,这显系臆想之辞。以汪元量一介书生,手无缚鸡之力,焉有像高渐离行刺秦始皇那样的条件和勇气?

当文天祥就义,谢太后去世,小皇帝西行,全太后和王昭仪遁入空门,偌大的北方,已经没有值得汪元量眷恋并居留的人了。他的心境,一如他的七律所云:

愁到浓时酒自斟,挑灯看剑泪痕深。

黄金台迥少知己,碧玉调高空好音。

万叶秋声孤馆梦,一窗寒月故乡心。

庭前昨夜梧桐雨,劲气潇潇入短襟。

他又一次向忽必烈恳求:哪怕是做道士,他也希望回到南方。

这一次,忽必烈批准了。

行前,昔日的宋室宫人置酒城隅,为汪元量送行。席间,分韵作诗。汪元量先弹琴,后击鼓。音乐声中,满座泪下如雨——这是生离,也是死别。这是今生,也是来世。

于是,告别家山十三载后,汪元量重又走进了千百回梦见过的江南——落英缤纷的江南,细雨濛濛的江南,燕子斜飞的江南,芦花遍地的江南,物是人非的江南,故国如梦往事如烟的江南……

“惟有周遭山似洛,不堪回首泪纵横。”这一年,汪元量四十七岁。

经历了宋元更替之战,富庶的江南已被摧毁。城市凋敝,人烟稀少。与宋室北迁几乎同步而行的,是南下的蒙古人、色目人,他们睁大惊奇与傲慢的双眼来到南方,出任各级官员,成为这方新土地的管理者。甚至,就连南宋多位皇帝以及众多皇后、公卿的陵墓,也被番僧杨琏真珈挖掘,陪葬的宝物洗劫一空,理宗的头颅竟被制成一只杯子。尸骨弃之于野,上面还建了一座厌胜之塔,名为镇南塔。

当汪元量行至临安——现在,它的名字又恢复为杭州——他看到的是一番凄凉景象:

朱甍突兀倚云寒,潮打孤城寂寞还。

荒草断烟新驿路,夕阳古木旧江山。

英雄聚散栏干外,今古兴亡欸乃间。

一曲尊前空击剑,西风白发泪斑斑。

……

杭州西湖集贤亭 (视觉中国/图)

在“行不得也哥哥”的鹧鸪声中,即使汪元量的双脚重又踏上江南大地,但是,那个曾经的江南再也回不来了。一个开放而重商的时代结束了。一种精致又市井的文化破碎了。来自草原帝国的霸气与强悍,成为古老土地上旁逸斜出的短暂插曲。

但是,人总得活下去,不论他遭遇了什么样的变乱。

以后,汪元量将寄情山水,他游历江西、湖南和四川,履痕过处,歌诗不辍,乃至于“人莫测其去留之迹,遂传以为仙也,多画像祀之”。

大约在1306年前后,六十六岁的汪元量回到杭州,他在西湖附近的丰乐桥头修筑小楼五间,命名“湖山隐处”。在那里,他还将生活十余年。当这个须发皆白的老人沿着西湖之滨的小径漫步时,那些迎面走过的年轻人,很少有人知道他是谁了。他们更无从知道,在这个老人胸中,深埋着一个逝去时代的隐隐风雷。对汪元量悲欣交集的一生来说,或许,恰似舒婷诗句:

也许藏有一个重洋,

但流出来,只是两颗泪珠。

【主要参考资料:《宋史》《元史》《续通鉴》《文天祥评传》《历代纪事本末》《增订湖山类稿》《汪元量集校注》《南宋末三帝》《大一统》《宋人轶事汇编》《南宋交通史》《西湖游览志余》《南宋遗民诗人群体研究》《马可·波罗游记》《武林旧事》《齐东野语》等】

聂作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