料吟代表是什么生肖

唐朝为何要把李白“流放夜郎”,下面一起来看看本站小编中国网给大家精心整理的答案，希望对您有帮助

料吟代表是什么生肖1

洪烛

我最早对作为古地名的“夜郎”印象深刻，一是因为“夜郎自大”这个成语，二是因为李白。少小时偶然翻阅郭沫若的《李白与杜甫》一书，读到李白因罪被判“流放夜郎”，知道古夜郎国在今贵州一带，搁在唐朝，那是很偏远的蛮荒之地，用来发配劳改犯正合适。因为李白的缘故，夜郎这个听起来有点狰狞的地名，在我心目中就和诗人产生了冥冥之中的联系。似乎那是一个能给狂热的诗人泼一盆凉水，甚至一棒子打醒的地方。我估计夜郎就这样歪打正着地进入了诗歌史。

重温诗歌史，我们怎么能够剔除唐朝？浏览唐诗，我们怎么能够忽略李白？而谈论李白，又怎么能够回避他晚年被判“流放夜郎”的厄运，那是他一生中遇到的最大挫败。想当年在金銮殿上，唐玄宗亲手为李白调羹，杨贵妃也斟酒请李白为自己题诗，古今中外又有几位诗人能享受到这种“皇家”待遇，李白也就真把自个儿当作大唐帝国“第一诗人”了。谁料爬得有多高，跌得就有多重，若干年后居然成为阶下囚，不仅首都没法再去了，连内地的省城或小县城都呆不住了，要被一扫帚给打发到落后边区的劳改农场。这已不算一般的悲剧了，命运简直开了个特大的玩笑。要把咱们自视甚高的浪漫主义诗人给捉弄死啊？也太离谱了吧。

我就这样记住李白一生中最重要，也最有戏剧性的两个地名。一个是长安，一个是夜郎，如同冰火两重天。一个是他仕途的最高峰，一个是他命运的最低谷，说白了，一个是他的天堂，一个是他的地狱。

李白曾平步青云，讨得龙颜大悦，贵妃青睐。作为首屈一指的文坛大腕，在长安城里偶尔对帝王都能摆摆谱：“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即使后来失宠，被赐金还山，也还是名人啊，到外省走走穴，去州官县令那儿蹭吃蹭喝，再赚点润笔费，不成问题的。游山玩水闯江湖，到处都有追星族，过得也还潇洒。可这次不是从天上回到人间，而是要打进十八层地狱；不小心成为特大政治犯（相当于国家公敌？）不仅披枷戴锁，还要被押送到夜郎那样的边远山区，这可不像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那么简单，分明是任其自生自灭。夜郎什么都缺，就不缺埋人的地方。

李白毕竟也一大把年纪了，想一想都哆嗦：夜郎多远啊，一路上山高水险，自己的这把老骨头再经不起大的折腾了，能否走到那里都难说。可别半道上就散架了。即使真走到那里，谁知道要呆多久啊。没准朝廷转眼就把自己给忘了。总之，别指望再走回来了。

要说起来，全怪公元755年爆发的安史之乱。玄宗第十六子永王李璘打着靖难的旗号，招兵买马，挥师东下，其实是趁机扩大地盘，想借乱世当皇帝。兵过九江时碰见自助旅行的李白，觉得他的品牌可以利用，便征召他为幕僚。怀才不遇的李白以为终于有用武之地了，不分青红皂白就答应了，因此而卷入皇权争夺战的漩涡里。随着玄宗第三子、太子李亨即位，以正宗的政府军恢复国家秩序，“假冒伪劣”的李璘兵败被杀，李白的从政梦再次破产，以附逆罪而被逮捕。原本要腰斩的，幸亏郭子仪在唐肃宗面前替李白说许多好话，才改判为流放。夜郎对于李白，是一个仅比死稍为好一点的处分，用苦难来赎罪吧。

李白作为唐朝“政治犯”流放夜郎？他参予了唐朝高层你死我活的政治斗争。而且站错队了。站在了失败者一边。这下可惨了。李白，这回够倒霉的。真要追究，也不能完全怪安史之乱。杜甫不也赶上了嘛，也没多大事嘛。怎么偏偏李白差点丢了性命？说到底，还得怪自己，怪自己官迷心窍，见到委任状就乐坏了，根本没看清是否有后患。初听要腰斩，李白以为满腹锦绣文章就此断送，后听改判流放，说不上来该伤心呢，还是该侥幸？所以夜郎，是一个让李白心里五味俱全的地名。他说不请是死里逃生了，还是去那里慢慢地死，甚至生不如死？

在此之前，李白对夜郎不是一无所知的，也不是没有一点想像。他想像中的夜郎纵然荒天野地，但也不乏苍凉的诗意。他的一首很著名的诗，《闻王昌龄左迁龙标，遥有此寄》，就提到夜郎的：“杨花落尽子规啼，闻道龙标过五溪。我寄愁心与明月，随风直到夜郎西。”原是安慰被贬官远徙的好友王昌龄，表示无论天涯海角，我的思念都伴随头顶的一轮明月与你同在。夜郎虽远，毕竟还有清风，还有月光。现在想想，这有点站着说话不腰疼。唉，如今，自己落得比王昌龄还惨，也比他更需要安慰。可谁能像自己安慰他那样来安慰自己呢？

走在通向夜郎的路上，李白心如死灰，身影显得格外孤单。仰望明月，诗意全无。远处，远处的远处，更远处的更远处，夜郎像噩梦一样等待着遭受灾难性打击的诗人。这个词本身似乎就代表了世间的全部黑暗。李白实在想不通，自己怎么也走了这条道了。

其实，仍然有挂念李白的人，譬如杜甫。杜甫有好几首诗，都是因为听说李白流放夜郎而写的。有什么办法呢，诗人永远只能以写诗来安慰别的诗人，同时安慰被思念折磨的自己。李白流放夜郎的坏消息，不知隔了多久才传入杜甫耳中，可他肯定是在当天晚上就做梦了，梦见李白了。醒来后写下《梦李白二首》。“死别已吞声，生别常恻恻。江南瘴疠地，逐客无消息。故人入我梦，明我长相忆。君今在罗网，何以有羽翼？恐非平生魂，路远不可测。……”夜郎离李白很远了，他对李白的吉凶生死充满担忧，连梦中的相见都浸透了生离死别的痛苦。“浮云终日行，游子久不至。三夜频梦君，情亲见君意。……”

写着写着，一向温和的杜甫也忍不住为李白的不幸遭际而鸣不平了：“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孰云网恢恢？将老身反累！千秋万岁名，寂寞身后事。”偌大的长安，车水马龙，居然容不下一个诗人，难道只能到边缘化的夜郎寻找葬身之地吗？就不怕后人笑话我们这个时代吗？要知道，这位被放逐的诗人，跟屈原一样，虽然生前坎坷，但死后必将比长安城里那些速朽的权贵名流拥有恒久得多的荣誉。

李白是否知道杜甫在挂念他？杜甫也把一颗愁心寄予明月，指望它能陪伴落难的老朋友一路走到夜郎西，而牵扯不断。诗人之间惺惺相惜的情谊通过清风与浮云传达，令一部多灾多难的诗歌史也散发出浓浓的人情味。

李白原来准备去夜郎报到了，取道四川赴贬地，走到半路上，大概是在巫山——梦一样的山啊，传来唐肃宗对李白改流放为赦免的消息。自以为已走上不归路的李白，重获自由，内心真是酸甜苦辣咸五味俱全。他连忙自白帝城放舟东下江陵，去老丈人家探望悲伤欲绝的妻子，让她放心：九死一生的老公又回来了，大难之后必有后福。在船上口吟的一首《早发白帝城》，有一种如释重负，顺流而下的轻快：“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夜郎这个地名这些天一直像山一样压在李白心头，想不到轻而易举地掀开了——如泰山压顶的飞来峰，做了个鬼脸，又飞去了。命运真像一场恶作剧。

死里逃生的李白，伤还没好呢，就忘了痛，幻想朝廷能不计前嫌起用他，《江夏赠韦南陵冰》，借私人书信而对新政大加歌颂：“天地再新法令宽，夜郎迁客带霜寒。”莫非指望它能通过各级官员传入帝王耳中？既然走进了使英雄有用武之地的新时代，大家伙可别忘了我这个幸免于难的诗人，正闲着没事干呢，有用得着的地方招呼一声啊。在江夏活动了一段时间，四处托关系找工作，毫无结果。李白觉得不能再守株待兔地坐等下去，就去湖南碰碰运气。

在岳阳碰到时由刑部侍郎贬官岭南的族叔李晔，两个官场失意的人同游洞庭湖，还是只有借酒浇愁。李白酒后写下一大堆诗，如“划却君山好，平铺湘水流。巴陵无限酒，醉杀洞庭秋”。岂止是醉杀，简直是愁杀啊，李白恨不得把一路上挡道的山全他妈地给铲平了。又如“南湖秋水夜无烟，耐可乘流直上天？”夜郎是不用去了，可长安也回不去了，李白心有不甘，却又无力回天。

流放夜郎一事，确实使李白受惊了，虽然遇赦幸免，还是让他很窝火。他岂止是看着君山不顺眼，想想自己，磕磕碰碰的这大半辈子，真够憋屈的。借酒浇心中块垒，还嫌不够意思，只好又靠写诗来渲泄胸中不平之气。此次磨难之后，李白的诗风才真正成熟了。不时还有点“犯浑”或浑不吝的架式。李白终于成了真正的李白。

所以说夜郎这个普通的地名，在李白一生的履历中至关重要。正是它使李白受了大刺激。又正是它，使李白在受了大刺激之后，诗反倒写得更好了。那是因为他经历了大喜大悲，对人生看得更透了，对自己也看得更透了，也许自己根本就不是当官的料，仕途凶险，比蜀道难多了，弄不好会丢了性命；不如彻底死了这条心，在江湖上做无牵无挂的赤脚大仙，快活一天是一天……夜郎这个地名，把李白从升官发财梦中一巴掌给拍醒了。

经受了命运的大起大落，李白的诗更大气了，也更有煽动性，像小广告一样在知识分子群落流传，唤起更多失意的人的共鸣。譬如他遇赦放还后游湘中的那些诗，没多久就传到正客居秦州（今甘肃天水）的杜甫那里。杜甫原以为李白已长流夜郎了，读诗才知道老朋友已幸免于难，正在江湘一带散心呢，那可是被谗放逐的屈原含恨自沉的地方啊。这么一想，杜甫又心酸了，写下《天末怀李白》：“凉风起天末，君子意如何？鸿雁几时到，江湖秋水多。文章憎命达，魑魅喜人过。应共冤魂语，投诗赠汨罗。”不只是祝贺李白逢凶化吉，更是隐喻李白获罪远谪夜郎是遭人诬陷，呼吁大家还李白以清白，免得当代又多了一个像屈原那样的冤魂。

李白一生中有很多转折点，其诗篇如黄河之水天上来，其履历也如黄河九曲十八弯。在我眼中，以附逆罪流放夜郎这一冤案，是李白生活与创作最重要的转折点。甚至可以说是他命运的最低点。落差真是太大了。生活中的这一大不幸，却给他的创作带来大幸运：李白真正地看破红尘了（“赐金放还”时他仍然是在半梦半醒之间），他诗篇中的人生境界开始朝向大彻大悟，视名利富贵如浮云。尤其重要的，是多了份悲伤。“生者为过客，死者为归人。天地一逆旅，同悲万古尘。”看来悲愤出诗人这话说得一点没错。

夜郎这个地名，就这样跟唐朝最伟大的诗人结下不解之缘（甚至还间接地影响了第二伟大的诗人杜甫），就这样跟如长江奔流入海的中国诗歌史结下不解之缘。它影响了李白，李白又影响了杜甫，李白与杜甫又影响了后世的无数诗人。夜郎之于李白，正如汨罗江之于屈原，使中国诗人的集体命运乃至中国诗歌的宿命，无形中增添了一抹悲剧的色彩。写诗，不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做个诗人，首先要做好承受任何苦难的准备。反过来，如果没有悲剧，没有苦难，一帆风顺的诗人绝对写不出跌岩起伏的优秀诗篇。这也是每个诗人都将面临的快择：是做一个圆滑的人，写圆滑的诗，还是做一个有棱角的人，写有棱角的诗？也许这种棱角会使你在世俗中遍体鳞伤，可好诗偏偏只能是从伤口中流出来的。

李白没去夜郎。可他在想像中，分明已去了。他绝对已想像出了古夜郎国的野蛮与荒凉。偏偏在我想像中，李白跟夜郎还真是有缘，李白就属于夜郎。属于夜郎，对于诗人并不是一种耻辱，这恰恰证明他的那份原始的单纯，与尔虞我诈的官场，与追名逐利的社会，是多么无法调和。我并不是说李白的性格与自大的夜郎何其相似，我是说原生态的诗人，他的那颗原生态的心灵，与原生态的夜郎，原生态的山水，最容易成为朋友的。在我眼中李白不适合当官，也不适合下海做生意，甚至还不适合从事文秘、教育、朝九晚五的坐班，干体力活可能也不怎么行，酒量倒可以，可惜陪酒的都是小姐，大老爷们干不了……

李白整个就不适合这个社会，可是他却适合去天高皇帝远的古夜郎国，去古夜郎国竞选国王。李白，就该是夜郎国的国王，就该是理想国的国王，就该是自由王国的国王。李白如果真去了那里，没准能活得更自由一些，更轻松一些，也更开心一些。李白如果真去了那里，古夜郎国没准就变成桃花源一样的传奇。

我跟李白一样地爱幻想。甚至幻想，假若李白不曾遇赦放还，真的风餐露宿走到夜郎，一路上没准会为许多无名山水写出有名的诗篇，这些山水也就名扬四海，成为新的名山大川了。假若李白真到达目的地，在古夜郎国的废墟上安营扎寨，刀耕火种，与当地的土著喝酒，肯定很投缘，以酒量决胜负的话，他绝对可以当上酋长。夜郎的人民一定喜欢他这样的性情中人。相反，大唐帝国的那些大小官吏，真去夜郎，说不定还不受待见。

李白祖籍陇西（今甘肃一带），出生于中亚的碎叶城（今吉尔吉斯坦的托克马克城附近），五岁后随父迁居蜀州，在绵州昌隆（今四川江油）度过少年时代，二十五岁后就出岷山，沿着长江漂流，几年后在江陵娶妻，成为湖北安陆的女婿。婚姻并未拴住他的心，他头脑里尽惦念着长安，直到在首都混不下去了，才又过州走府，漫游五湖四海。李白绝对属于中国文学史上最著名的流浪汉，不管是西域还是中原，河北还是江南，荆楚还是吴越，都曾留下李白或深或浅的脚印。

大唐帝国的版图，如果还有什么地方李白不曾去过，恐怕就算夜郎了。这个地方，他差点就去了——不管是否情愿。夜郎是他人生中的一种可能性（哪怕是悲剧的可能性），虽然没有兑现，也使他的命运更富有戏剧性。一种惊险的戏剧性。仅仅这个没有实现的旅程，就使他有那么多感慨，假若他真去了夜郎，或许能写出更多新风格，新境界的作品，或许能活出一个全新的李白？

这么一想，我就觉得自己的想法挺残酷的。和命运一样残酷。为了读到新鲜的诗篇，居然暗地里期望诗人遇到更多的磨难，并因之而触发更多的灵感。我没有像杜甫那样感同身受地怜恤多灾多难的李白，为他免于流放而庆幸、而祝贺，却希望他的阅历别留下任何空白，希望他吃尽苦中苦，方为人上人（诗人之上的诗人）。为了欣赏海燕的奋飞与悲鸣，我就呼唤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李白为未去夜郎而庆幸，我却为他未去成夜郎而遗憾，这是否属于太热爱看悲剧，太热爱看热闹的看客心理？不，那只能说是我太爱看李白的诗，太爱看诗人在作品中的各种造型（包括痛苦的造型），以至忘了那扭曲的造型是以巨大痛苦为代价才形成的。

李白，你没去成夜郎，就让我替你去吧。如果同时还能能替你写诗，替你写出有可能写出而最终未能写出的诗，去一趟还是值得的。诗人容易有这种尝试的心理：“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我不去夜郎，谁去夜郎？”诗人即使去地狱里走一回，像但丁那样，也不会白去，返回时也将带来一支经历了千锤百炼的神曲。神曲，就是这样炼成的。

料吟代表是什么生肖2

原标题：福瑞迎祥话鼠诗

作者：林岫（中华诗词研究院顾问）

鼠，长相不敢奉承，却冠十二生肖之首。属相冠首，福瑞迎祥，眼看小老鼠称老大，谁也不敢道个不字。

灯鼠图（局部）费丹旭/绘

子鼠吉祥朱寿友/作

瑞鼠安康刘葆国/作

每逢鼠岁，人心也善，说起鼠来，没了往年“喊打”的狠劲，反多了几分温馨。除夕之夜，亥猪子鼠两岁平分之时，大家围炉团坐，揖贺“吉鼠”（与“吉黍”音同），免不了说说老鼠的好话。旧时的江南民家，按旧俗，除夕要散食饲鼠。《蕉轩随录》就载有清代除夕备酒果置空室中饲鼠的习俗。又民间传说，除夕为鼠嫁吉日，各家儿女皆用馒头插上花草，放置墙角门后，谓之“送嫁”。曾有人咏鼠嫁诗曰：“迨吉宛同人有礼，于归谁谓汝无家？”吟诵也甚风雅。年夜散食饲鼠，人称“敬鼠”。其实，鼠于人，危害极多。人于鼠，敬是谈不上的，怕大年之夜饥鼠咬坏年货和衣物，春节开门祈瑞时令人不快倒是真的。

《神仙传》里记有鸡犬偷吃淮南王刘安的仙药得以升天的故事。笔者儿时初闻此事，以为“升天”是桩美事，后来听外婆说，“偷嘴终不落好，逢年过节挨刀的都是鸡犬”，方知人的厉害，只要犯了错，升天的，也要拉下来受罚，概莫能外。稍后，读汉王充《论衡》，看到一则类似的故事，说老鼠未曾偷吃，落在人间。想那老鼠，难得行为端正一回，就被载入书册，风光无比；逢年过节，“升天的”都去挨宰，老鼠反而因人畏其窃、惧其害，竟可以堂而皇之地饱餐供奉。人心也偏，可叹，可叹。

不过话说回来，人心毕竟仁善，明知贼眉贼眼的小家伙如此这般，每逢岁时交替，送旧迎新之时，图个吉利，也唱个虚诺。文人们写点诗文、联语，好歹给老鼠添点“典故”，大家传说一番，快乐一番，又何尝不可。记得有一副很顺惬的口语联是鼠年的吉联。联曰：“鸡叫寻槽银槽满，亥猪祥福；猫游出洞金洞宽，子鼠平安”。因为“祥福”与“降腹”谐音，饱食自然猪岁得福，又猫游、洞宽，小老鼠大摇大摆，平安无事，鼠年必然阖府大吉。此联语言不俗不雅，吟味一番，也很有意思。

鼠类，品种繁多。详熟的黑鼠、灰鼠、松鼠和仓鼠等自不必说，见过那硕大的袋鼠和灵巧的小白鼠，料也过目难忘。晋代诗人郭璞写过《五鼠赞》，诗中飞鼠、鼮鼠、鼯鼠、鼷鼠和鼫鼠，皆各有特技，各有利弊。

说老鼠好话的，故事都十分生动。例如《孔帖》中说唐玄宗时口蜜腹剑出了名的奸臣李林甫，某日取书，书囊忽然不动自开，跳出一只大鼠，化为苍犬，怒目张牙，仰视李林甫。李虽然以物击毙了此鼠，但是受了惊吓，月余而卒。大鼠，也是细物，居然视奸臣李林甫而毫无畏惧，并且报仇除奸，足以令民心一快。

又《许迈别传》中载晋代许迈发现有鼠撕咬其衣，乃作一符，召集群鼠毕至中庭，曰：“啮衣者留，不啮衣者去。”于是群鼠皆去，唯有一鼠独伏于中庭不动。鼠辈能讲诚实，当是文笔美化，但是闭目一想，那只敢于认错的老鼠也有几分可爱。如果像鼠一般的丑物都能因诚实而变得可爱起来，何况人呢？美德可以美“物”，善哉，善哉！

还有三段说鼠的故事也十分有趣。北宋《葆光录》中说陈太仁善，家贫好施，一日见白鼠缘树上下，挥之不去，遂掘地得白金五十锭，天道还报善良，当然是仁心向往。唐代《宣室志》说洛阳李氏三代不养猫，于鼠有恩。某日大宴，门外有数百只鼠作人立状，并以前足相鼓捣，亲友宾客闻声，倾堂而出，观此奇象，此际忽然屋倒墙塌（料是地震），幸无一人受伤。老鼠会受恩还报，纯属虚构。“未必畜猫无好报，也难黠鼠戒人危”，不过是人心向善的另类表述罢了。

又《闻奇录》中记进士李昭嘏不第时，主司（阅卷主管）昼寝，见一轴文卷忽在枕边，上题“昭嘏”之名，“令迁于架上”（让人放回架上），“复寝，暗视有一大鼠取其卷，衔其轴，复还枕前，再三如此”。来年春天，李昭嘏果然及第，主司问其家世，方知李家三世不养猫，应是“鼠报”。鼠辈能沐恩还报，当属文人撰构，不过劝人行善和知恩还报，总比让人过河拆桥、翻脸不认账要好。如此想来，这些老鼠也有几分可爱。

故事毕竟是故事，诗文及鼠，还是贬抑的多。仅以诗文中常见的“鼠窃狗盗”、“鼠目寸光”、“贼头鼠脑”等词语，就不难知文人于鼠的一般态度。

咏鼠的诗句中，有两类诗值得一读。

一类是写鼠害、鼠闹的，例如韦庄的“蚊吟频到耳，鼠斗兢缘台”、皮日休的“书阁鼠穿厨簏破”、李俊民的“欺人鼠辈欲出头，夜行如市争不休”、黄山谷的“夜来鼠辈欺猫死，窥壁翻盆损夜眠”等，皆老鼠入诗，来一番小打小闹，竟然能增添不少生气。这类诗中，有一些借鼠写权奸祸国殃民或者小人张狂得势的，因为骂的是“城狐社鼠”，往往深意远出诗外。《诗经·魏风·硕鼠》将盘剥百姓的君主比作肥头大耳的田鼠，称得上是“情貌略似”的。连《诗序》都说：“硕鼠，刺重敛也。国人刺其君重敛，蚕食于民，不修其政，贪而畏人，若大鼠也。”唐朝曹邺的《官仓鼠》与此诗类同：“官仓老鼠大如牛，见人开仓亦不走。健儿（士兵）无粮百姓饥，谁遣朝朝入君口？”每诵此类诗，必有百姓哀怨长号之声灌耳。当权者闻此，若无警觉，当腐败无疑。此类诗的名句颇多，例如李白的“君失臣兮龙为鱼，权归臣兮鼠变虎”、陈高的“近人跳鼠獭，当道舞豺狼”、元好问的“虎头食肉无不可，鼠目求官空自忙”以及陆游《灯下阅吏牍有感》的“正苦雁行须束缚，不言鼠辈合诛鉏（反语，言鼠辈该杀）”等，都语切时弊，字句担得斤两。

厌鼠诗当然以写鼠害、鼠闹为主。宋代梅尧臣苦于夜鼠翻天，曾作过一首《闻鼠》诗。诗曰：“灯青人已眠，饥鼠稍出穴。掀翻盘盂响，惊聒梦寐辍。唯愁几砚扑，又恐案书啮。痴儿效猫鸣，此计诚亦拙。”老鼠翻盘惊梦，的确可恶，让小儿学猫叫意欲吓退老鼠，偏偏鼠有黠智，逐之不去，更加可恼可恨。这些诗，无亲身经历者写它不出。读者偶有不快，翻书解闷，读到范成大的“翻缸鼠自忙”、李商隐的“蝙拂帘旌终展转，鼠翻窗网小惊猜”等颇见生活气息的小诗，想象一下小老鼠打闹逗趣的笨样儿，释然一笑，肯定会宽怀许多。

另一类是抒发文人逸兴的鼠趣诗。例如宋赵庚夫的“鼠舔墨中胶”和范成大的“旁若无人鼠饮砚”，写鼠的馋相；陆游的“避人飞鼠触经幢”和马戴的“鼠惊樵客缘苍壁”，写鼠的慌张逃跑样，诗中鼠皆鬼祟机灵，淘气可爱。又黄山谷的“独夜不眠听鼠啮，非关春茗搅枯肠”、苏东坡的“梦断酒醒山雨绝，笑看饥鼠上灯檠”等，眼看老鼠上灯台偷油，或者听老鼠啮咬食物器具的声音，在寂寞难耐的苦旅孤馆，苟能为诗人解除郁闷和烦扰，忽添乐趣，未尝不是慰藉。特别有戏剧性的是宋代韩驹的《猫头竹作枕》，写夜间以猫头竹作枕头，意在驱鼠，结果“更长月黑试拊卧，鼠目尚尔惊睢盱”，诗人伏枕偷窥老鼠的动静，反而夜难入寐；以“鼠目睢盱（张目仰视）”写老鼠看见形同猫头的竹枕后的慌张和盘算，诗人偷着一乐，好不得意。抓住细节，人鼠双写，意态生动，自然精彩。

清代有人拈“裤、鼠”二字作“分咏诗钟（即每字限作一句）”，得“藏彼孤儿存赵国，化为天子送隋家”二句，评家皆拍案叫绝。前句说“赵氏孤儿”藏于裤袴（通“胯”）得救事，后句说老鼠变成隋炀帝，为非作歹，断送了隋朝。老鼠“化为天子”，典出自《隋书》，说有人掘古墓，见一洞幽深，内有石室，柱上锁着一只巨鼠，被武士用大棒殴打其头；此时正好隋炀帝梦醒，说刚才有人击头，头痛难忍，月余方止。昏君是老鼠所变，并且为武士痛打，自然是百姓的想象，与“梦中的报仇是醒后的安慰”（巴尔扎克语）并无差异。

这类诗中最精采的，恐怕要算是黄山谷的“书案鼠篆尘，衔蔬满床头”和苏东坡的“田翁俚妇那肯顾，时有野鼠衔其髭”了。山谷笔下的老鼠不但大模大样地在大书法家面前留下了一串篆字般的足印，还胆大包天地抱着蔬菜在床头散步，张狂之极，也淘气之极。东坡那诗写的是野鼠闹寺。一些野鼠竟敢爬上唐代著名雕塑家杨惠之塑的维摩像并衔走其胡须，野鼠顽皮情态毕现，天柱寺香火冷落的惨状也随之而出。读后，都不由人不叫绝。

人心也怪，本来是厌恶的东西，有时喜欢起来，也十分动情，难怪《镜花缘》里徐敬业的儿子要慨叹“人心难测”了。

《光明日报》（ 2020年02月14日15版）

料吟代表是什么生肖3

“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苏轼《自题金山画像》）苏轼能够成为宋代文学乃至宋代文化的典范，除了天赋才情与个人努力，与他一生三黜的人生经历不无关联。黄州、惠州、儋州时期，既是他一生的苦难期，也是其文学创作的高峰，可以充分反映出苏轼自身的心性变化及其文学成就。

黄州

作者：王兆鹏（四川大学讲席教授）

乌台诗案的起因是不同的政见表达，但硬生生地被政敌做成刑事案件。由此，时任湖州知州的苏轼“如捕盗贼”般地被抓到京城，未经审判就直接投入大牢，不仅肉体上经受酷刑的折磨，精神上也切实感受到死亡的威胁和恐怖。苏辙《为兄轼下狱上书》说：“轼早衰多病，必死于牢狱。”苏轼在《杭州召还乞郡状》中回忆，湖州被捕时，“自期必死，过扬子江，便欲自投江”，因吏卒监守未果，到狱中又想绝食“求死”。狱中遭狱吏凌辱，以为身体无法承受，必死无疑，遂写诗给弟弟苏辙托身后事，题为《予以事系御史台狱，狱吏稍见侵，自度不能堪，死狱中，不得一别子由》。此案后，苏轼贬谪黄州，虽然逃过鬼门关，但命运跌落到有生以来的最低谷。

政治上，回到原点。自二十六岁以制科入三等正式步入仕途，被命为从八品的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贬黄州后，二十年间积累打拼的政治资本全部归零，由正七品的祠部员外郎、知湖州降到从八品的黄州团练副使。不仅官阶一夜重回起点，而且被取消了俸禄，不能参与公务，实为被监管的失去人身自由的政治犯。

经济上，生活陷入困境。他一再与友人说：“初到黄，廪入既绝，人口不少，私甚忧之，但痛自节俭。”（《与秦太虚》之四）“余至黄州二年，日以困匮。”（《东坡八首并叙》）“流寓黄州二年，适值岁艰，往往乏食。”（《陶潜诗跋》）初到黄州，真正是无居无粮，先借居定惠院，随僧蔬食。半年后迁居临皋亭，才算居有定所。与来黄州之前的生活境遇相比，更是天壤之别。根据何忠礼先生《苏轼在黄州的日用钱问题及其他》的研究，苏轼被贬之前，“仅俸钱收入每月就超过四十千，圭租所入，则足以供一百八十余人一年的口粮。”（《杭州大学学报》1989年第4期）。从优渥的上层士大夫生活跌落为贫困的政治难民，生活境况的落差之大，也让苏轼一时难以适应。

最让苏轼痛苦的，则是精神上的被抛弃和被孤立。他初到黄州，十分痛苦，曾对朋友坦露心声：“处患难不戚戚，只是愚人无心肝尔，与鹿豕木石何异！”（《与赵晦之》之四）他觉得自己重罪遭贬，被朝廷“废弃”，被君王抛弃，被同类士大夫嫌弃，极度自卑苦闷。别人不敢见他，他也不敢见人，自我封闭愧缩。他在《与蔡景繁》信中说：“念以重罪废斥，不敢复自比数于士友间，但愧缩而已。”“坐废以来，不惟人嫌，私亦自鄙。”《答李寺丞》说：“某谪居粗谴，废弃之人，每自嫌鄙，况于他人。”直到元丰五年寒食，他依然感到生活物资的困乏和精神上的灰心失望：“空庖煮寒菜，破灶烧湿苇。”“君门深九重，坟墓在万里。也拟哭途穷，死灰吹不起。”（《寒食雨二首》）“君门”遥不可及，回朝已是无望，心如死灰。苏轼到黄州时，并不是我们想象的那般超然旷达，飘逸潇洒。经过几年的磨炼与心灵的探索，他才逐步走出精神的痛苦，成为超然旷达的智者东坡。而他的黄州词，则艺术地展现了他的心路历程。

谪居黄州，虽是苏轼人生命运的滑铁卢，却是其词作艺术的高峰。标志有二：一是词作数量最多，二是名篇佳作最多。

苏轼的词体创作之路，可分为五个阶段：一是治平元年至熙宁七年（1064—1074）凤翔签判至杭州通判，二是熙宁八年至元丰二年（1075—1079）知密、徐、湖三州，三是元丰三年至七年（1080—1084）谪居黄州，四是元丰八年至绍圣元年（1085—1094）回朝任翰林及出守杭、颍、定三州，五是绍圣二年至元符三年（1095—1100）谪居惠州、儋州。根据邹同庆、王宗堂先生《苏轼词编年校注》的编年统计，苏轼可编年词292首，未编年词39首；编年者始于治平元年，终于元符三年；五个阶段分别为57首、52首、97首、62首、24首。居黄五年共创作97首，占其一生可编年词总量的33%。换言之，苏轼平生三分之一的词，是在黄州创作的。

我们曾依据宋词在历代选本中的入选频次、被历代词评家品评的频次、被后人追和的频次和当代学者研究的频次、被网页收录及评论的频次等数据加权计算，确定一首词的影响力，将影响力位居前列的视为名篇。在百首宋词名篇中，苏轼一人占10首，其中5首作于黄州：《念奴娇》（大江东去）、《水龙吟》（似花还似非花）、《卜算子》（缺月挂疏桐）、《洞仙歌》（冰肌玉骨）、《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赤壁怀古词更位列百首名篇的榜首，是宋词第一名篇。在宋词三百首名篇榜单中，苏轼占24首，其中13首作于黄州，另有6首作于贬黄州之前、5首作于离黄州之后。数据显示，苏轼平生的名篇佳作，一半作于黄州。无论从数量还是质量上看，黄州都是苏轼词作的高峰期。

为什么在人生低谷困顿时期，苏轼能创造词作的辉煌？这有主客观方面的原因。从外在的客观条件来看，当时诗尊词卑的词体观念，为苏轼提供了自由作词的适宜环境。苏轼因写诗而酿成乌台诗案，所以居黄期间，不敢多写诗，以免再惹事端。他在与陈朝请、上官彝、沈睿达等友人的信中反复解释说：“某自窜逐以来，不复作诗与文字。”“多难畏人，遂不敢尔。其中虽无所云，而好事者巧以酝酿，便生出无穷事也。”“见教作诗，既才思拙陋，又多难畏人，不作一字者，已三年矣。”“某自得罪，不复作诗文，公所知也。不惟笔砚荒废，实以多难畏人，然好事者不肯见置，开口得罪，不如且已。”虽然苏轼并非彻底不作诗，但的确是少了许多。中华书局点校本《苏轼诗集》录存苏轼编年诗2352首，居黄诗仅有170首，占编年诗的7%。而词在北宋是应歌而作，被视为游戏文字，词作内容本身既与政治、意识形态无关，人们主观上也不把词当作政治性、功利性文学，只是当作一种娱乐形式而已。所以，苏轼居黄期间，心有余悸不敢写诗，却可以放心大胆、自由无碍地写词。别人求诗，他一概谢绝，而他写词，却是主动寄赠，《与陈大夫》明确说：“比虽不作诗，小词不碍，辄作一首，今录呈，为一笑。”写诗有顾忌，写词可自由。于是，词就成了苏轼宣泄苦闷、挥洒才情的载体。

从内在的主观条件来看，在痛苦的磨砺中，苏轼的思想境界、人格精神逐步走向成熟，从而为词作提供了新的情思含量。他初到黄州写的《卜算子》（缺月挂疏桐），表现了他惊魂未定、孤独无助、徘徊茫然的心态和宁居冷清也要坚守自我信念的人格精神。两年后写的大江东去词，极力赞美渲染周瑜的人生得意、战功赫赫，是为反衬自我的人生失意，深层里则是表现自我理想未灭、希冀能像周瑜那样建功立业、最大限度地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结句“一尊还酹江月”曲折地展现出苏轼在人生困境中仍葆有信心和希望却一时还看不到希望的矛盾苦闷的复杂心态。《定风波》的“一蓑烟雨任平生”，则表现了他最终走出痛苦的精神困境而进入超然旷达、能从容淡定面对人生风雨的成熟境界。黄州词作全面立体地展现了苏轼在痛苦中挣扎、探求、超脱的心路历程，提升了词的思想深度、情感力度和艺术精度。苏轼的黄州词，标志着词体思想情感的丰富性、复杂性、深刻性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新高度，开启了词作的新路向，提供了新的抒情范式。

黄州成就了智者东坡及东坡词，东坡词则唱响了黄州。

儋州

作者：阮忠（海南师范大学教授）

苏轼晚年被贬为琼州别驾，谪居海南三年，主要生活在儋州，现在的儋州中和镇。这时他有两大意愿：遍和陶诗、完成“海南三书”。

（一）重陷痛苦再度自我超然。苏轼在惠州得知再贬海南，给王敏仲写信，说自己垂老投荒，难以生还：“今到海南，首当作棺，次便作墓，乃留手疏于诸子，死则葬于海外。”（《与王敏仲书》）他视海南为畏途，从琼州前往儋州途中登儋耳山，有诗道：“登高望中原，但见积水空。此生当安归？四顾真途穷。”（《行琼儋间》）到儋州后，上《到昌化军谢表》说：“臣孤老无托，瘴疠交攻。子孙恸哭于江边，已为死别；魑魅逢迎于海上，宁许生还。念报德之何时，悼此心之永已。”62岁的他，痛苦比贬黄州、惠州时更甚，身居海南，为大海隔阻，不知何日能够北归。

苏轼最初的痛苦更多缘于精神，未到海南，先在精神上有了令己哀伤的感知，随后是真切的生活艰难。初到海南时，他有信给雷州太守张逢，说海南荒凉萧条，自己日就灰槁。并告诉程儒秀才，说这里食无肉、病无药、居无室、出无友。好吃肉的他，“五日一见花猪肉，十日一遇黄鸡粥”（《闻子由瘦》）；好饮酒的他，把随身的酒器卖了换取生计所需的衣食，唯独留了一只心爱的荷叶杯把玩。

苏轼自我调适，善美食的他把百姓家常的薯米做成“玉糁羹”，味道奇绝；把煮着吃的生蚝，烤着吃，鲜美极了，写了《老饕赋》，说吃的快乐；自己酿了“真一酒”，写了《真一酒歌》，说酒的陶醉。实在没吃没喝，则用“龟息法”静养。本和儿子苏过像苦行僧的他，随缘委命，把苦日子过成了养生之道。这时当他环视天水无际凄然自伤时，转而想到，海南在海水中，大陆亦为大海环绕，“有生孰不在岛者”（《试笔自书》），心下释然。不再有“君看道傍石，尽是补天馀”（《儋耳山》）的怨愤。苏轼的乐观旷达，在这样的日子里获得升华，重陷痛苦后再度自我超然。

所以苏轼遇赦北归时，不禁说道“我本海南民，寄身西蜀州”（《别海南黎民表》）。吾心安处，海南亦是故乡。并在离开海南《六月二十日夜渡海》诗里吟着，“苦雨终风也解晴……天容海色本澄清”，面对曾经让他惶恐难安的海南，深情地说：“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谪居海南，苏轼北归之际有这样的人生快意，是让他在海南饱受苦难的人实在想不到的。

（二）师渊明之雅放，遍和陶诗。苏轼贬黄州躬耕城东的山坡时，想在黄州度过自己的后半生，最仰慕的是东晋九江的陶渊明。他那时填了一首《江城子》，词序说：“陶渊明以正月五日游斜川，临流班坐，顾瞻南阜，爱曾城之独秀，乃作《斜川诗》。至今使人想见其处。”陶渊明的《游斜川》诗说“中觞纵遥情，忘彼千载忧。且极今朝乐，明日非所求”，这是陶渊明归田乐隐后的追求，苏轼说自己躬耕东坡，筑居雪堂，犹若陶渊明的斜川之游，故在词里表白“梦中了了醉中醒，只渊明，是前生。走遍人间，依旧却躬耕”。他视陶渊明为人生榜样，躬耕而远离世俗。但他身为贬官，并非真能与红尘告别。

苏轼对陶诗的评价很高，说陶诗“质而实绮，癯而实腴”（《与子由书》）。他最爱的是陶渊明的生活，在黄州时隐栝《归去来兮辞》成慢词《哨遍》，在海南则有《和归去来兮辞》。陶渊明自问“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苏轼则自问：“归去来兮，吾方南迁安得归。”一个“安”字，透出他欲归不得的无奈。他在这篇和辞里说的“师渊明之雅放，和百篇之新诗”，是他自黄州就有的遍和陶诗的意愿。他遍和陶诗，依循通则有形式上的认同或模拟，诗的内容却是自我的海南生活和风情。权以谪居为隐居，尽管他做不成真正的陶渊明。

苏轼在海南亲见了当地百姓的生活，写了《和陶劝农六首》，鼓励百姓农耕，不要游手好闲；希望改变男坐女立的旧俗，男人也当劳作；劝说百姓有病看医，不要请巫师杀牛祈祷，他自己好采些草药，为百姓治病。在与百姓朝夕相处中，他表达了“华夷两樽合，醉笑一欢同”（《用过韵，冬至与诸生饮》），即汉黎一家亲的民族融合思想。他曾想兴学，去看过儋州城东的学堂，写了《和陶示周掾祖谢》感慨“先生馔已缺，弟子散莫臻”。他的和陶诗最后编成《和陶集》，实现了遍和陶诗的愿望。但不同的生活与思想表达，他的和陶诗与陶渊明的诗终究是两种风格，苏轼的这些诗达不到陶诗平淡静穆的境界，但他诗中彰显的才学和社会关怀，则为陶诗所不及。

元符二年（1099）元宵节，苏轼与儋州的几位老书生夜游，归来已是三更，苏过鼾声正酣。苏轼忽然放杖而笑，在海南享受这样美妙的夜晚，是“得”还是“失”呢？这时，他真像随顺自然的陶渊明。

（三）了得“海南三书”瞑目无憾。苏轼在海南创作的大量诗文，包括和弟弟苏辙、儿子苏过的唱和诗，后来结集为《苏文忠公海外集》，但在这部集子里，没有收入他始于黄州，在海南最终完成的“海南三书”或说“经学三书”，即《易传》《论语说》《书传》。相对三书，和陶诗似乎显得无足轻重。

苏轼曾对许多友人一再说过“海南三书”，其中对滕达道说，了得三书，有益于世，瞑目无憾。元符三年（1100）七月四日，他北归时从海康乘船去合浦，遭遇连日大雨，水无津涯，船行海上，苏轼“起坐四顾太息，吾何数乘此险也！已济徐闻，复厄于此乎？过子在傍鼾睡，呼不应。所撰《易》《书》《论语》皆以自随，世未有别本。抚之而叹曰：‘天未丧斯文，吾辈必济！’已而果然”（《书合浦舟行》）。后来他在临终前把三书托付给门人钱济民，说三十年后一定有懂得这三部书的人。这和孔子修《春秋》说的“后世知丘者以《春秋》，而罪丘者亦以《春秋》”（《史记·孔子世家》）有点相似。

苏辙在苏轼墓志铭里说，父亲苏洵晚年读《易》，作《易传》未完，弥留之际嘱苏轼续完。苏洵作《易传》始于嘉祐五年（1060）52岁时，那时已作得《易传》百余篇，但58岁卒于汴京时未能完成。苏轼流泪受命。苏轼贬黄州时，先成《易传》，再成《论语说》，他在黄州给文彦博的信中，说自己完成了《易传》和《论语说》。此后《书传》成于海南。但他晚年又反复说在海南了得三书，只因《易传》和《论语说》在海南修订，最后定稿。《论语说》明代后失传，今有辑佚本传世，所辑佚文甚少。《易传》有其父苏洵的贡献，难分彼此，后世或称《苏氏易解》即为此。

《书传》的仁义思想最值得关注，苏轼虽说受道、佛的影响很大，特别钟情于庄子，但面对社会治理，苏轼主要还是受儒学的深刻影响。他在《书传》里批评老庄申韩，提出人当积学以成仁义；批评韩愈在维护儒学道统时，有论理不精的毛病；批评俗儒对周召公用刑说的误解，说召公的意思在慎刑慎罚而不是鼓励刑罚。这些与苏轼早年的思想一致。他22岁在汴京参加科考，所作《刑赏忠厚之至论》，阐发了《尚书·大禹谟》“罪疑惟轻，功疑为重”的思想；后谈社会治理的九字方略：结人心、厚风俗、存纪纲，均以仁义为核心。《书传》这一思想的表达，让人们看到苏轼在北宋也是儒学道统的坚定维护者。当然，《书传》的经学思想远不限于此。“海南三书”在南宋就很有影响，朱熹说苏轼解得好，简洁而不失文势；著有《直斋书录解题》的陈振孙说他的见解卓然。与“海南三书”相向而行，苏轼谪居海南还写了一些史论，论人论事，表明他对历史和人生的诸多思考。

苏轼的“海南三书”代表了他经学的最高成就，后人溺爱他的诗文，三书没有得到足够的关注。不过，“海南三书”价值总在，在经学上自有它们不可磨灭的意义。

苏轼北归，留给海南至今闪烁着光彩的“东坡文化”，还有海南对他的永远怀念。

惠州

作者：王友胜（湖南科技大学教授）

绍圣元年（1094）闰四月三日，苏轼因“污诋圣考”“前掌制命，语涉讥讪”而贬知英州，在途中又被朝廷三改谪命，最后由原本为外放的地方官而成为“不得签书公事”的罪臣，在惠州度过了两年又七个月的岭海贬居生活。

惠州时期是苏轼思想与创作的重要转型期。苏轼元丰二年（1079）首贬黄州，虽为罪臣，其恋阙之心并未泯灭。这次贬谪的岭南，远离京师，唐代以来就是流贬重罪之臣的首选地。他在惠州说：“少壮欲及物，老闲余此心。”（《次韵定慧钦长老见寄》其七）此时作者已再无首丘之念，其佛、老思想的成分明显加重，主体身份已由在朝文官向在野诗人发生转变，其精神世界也由此经过了一次调整与重构。他比在黄州时更快适应了惠州的生活，对心态和情绪的控制已经游刃有余，内心世界较之前此已经平和很多，杜门养疴，登山览胜，或交结人物，都可以用来参悟人生。在《记游松风亭》一文中，他因“足力疲乏”，感悟“此间有甚么歇不得处？”迁居合江楼行馆后，他又说嘉祐寺“幽深窈窕之趣”和合江楼“廊彻之观”，其实各有其美，如“峤南岭北”，并无不同。其《跋所赠昙秀书》借昙秀“鹅城清风，鹤岭明月，人人送与，只恐他无着处”的答语，表达他已具有丰富的精神世界。在苏轼看来，得失本就是人生的常态，“吾生本无待，俯仰了此世。念念自成劫，尘尘各有际”（《迁居》）。唯其如此，岭南谪居，苏轼获得了诗意人生。《十月二日初到惠州》曰：“岭南万户皆春色，会有幽人客寓公。”《食荔支》曰：“日啖荔支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纵笔》亦曰：“报道先生春睡美，道人轻打五更钟。”南宋曾季貍《艇斋诗话》甚至载，苏轼的政敌章惇因不满其尚能享受《纵笔》诗中“春睡美”般的潇洒闲适生活，将其贬到更为荒芜遥远的海南儋州。其事未必然，但侧面反映了苏轼此时豁达的心境。

苏轼在惠州能够消解人生苦难，成功实现主体身份与人生思想的转变，隔代知音葛洪与陶渊明两人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促进作用。前者晚年在惠州罗浮山归隐、炼丹与讲学，与苏轼有近似经历。苏轼将二人与自己并为“三士”，表示要“携手葛与陶，归哉复归哉”（《和陶读〈山海经〉》其十三），至于柳宗元，那是到儋州后，从友人黎子云处借观“柳文数册”，才将其与从中原带来的《陶渊明集》并列，“常置左右，目为二友”（《与程全父》其十一）。苏轼欣赏柳宗元的“南迁诗”与人生态度，对其政治思想并不认同。他对陶渊明的学习、唱和与敬慕，则是全方位、广角度。陶渊明一生五仕五隐，欲官则官，要隐则隐，没粮后就去乞讨，十分真诚。苏轼看重的正是陶渊明固穷守节、随遇而适的品性。他创作和陶诗，开创古代唱和亡者诗的先河，实现穿越时空的精神对话。其中作于惠州的47首和陶诗，既丰富了自己的诗歌内容，也成就了陶渊明宋代以后的盛名。苏轼在惠州的生活方式也效法陶渊明，自谓“我即渊明，渊明即我也”（《书渊明东方有一士诗后》）。面对挫折，他潇洒应对，借地种菜、饮酒、赏花、品茗、游览、养生，谈经、研佛、觅句，样样都干。其《定风波》词曰：“试问岭南应不好？却道：此心安处是吾乡。”与一般南贬蛮夷之地者往往会流露出自身中原文化的优越感不同，苏轼反客为主，高调宣称岭南即我家。如果说陶渊明将庄子回归自然的哲学思想诗化，那苏轼就是将陶渊明的诗歌生活化，强调回归自我，强化诗人身份，从而为自己，也为中国后世文人找到了安顿灵魂的精神家园。

我们肯定苏轼应对人生困境的典范意义，但有两个问题必须引起注意：其一，苏轼并不像一般读者所认为的生活舒适，没有烦恼，而是恰恰相反。苏轼在惠州有很多生活痛苦，其艰难程度远甚黄州。作者僻处瘴疠横行的蛮荒之地，痔疾加重，语言不畅，屡次申请的折支券（俸料）得不到批准，食口增多而经济拮据。“子瞻谪岭南，时宰欲杀之”（黄庭坚《跋子瞻和陶诗》），可见其惧祸之心也不可能完全消解。他在诗词中不太宣泄这些情感，却在比较私密性的230多通书信中，不厌其烦，多次提及。如说“某近苦痔，殊无聊，杜门谢客，兀坐尔”（《与程正辅》其十二）；惠州“瘴疫横流，僵仆者不可胜计”，“某亦旬浃之间，丧两女使”（《与林天和》其十五），“老稚纷纷，口众食贫”（同前十二）。

其二，苏轼与同贬岭海的韩愈在应对人生困苦时的态度虽然有别，但双方处穷而不移治世之心，却并无二致。《论语·泰伯》曰：“不在其位，不谋其政。”苏轼寓惠期间，不在其位，也谋其政，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为民分忧。他充分利用与姊丈兼表兄的程正辅的特殊关系，关心惠州民间疾苦和地方建设。如帮助解决驻军用房与扰民、纠正米贱伤农的问题，倡议捐建东新、西新两桥一堤，督促博罗灾后重建并建议县令林抃推广秧马、水碓水磨等先进工具，建议惠州知州詹范“官葬暴骨”，建议广州知州王古修建自来水工程。在惠州所写的《荔支叹》一诗更是现实主义诗歌创作的杰作。由此看来，苏轼在实现主体身份转变后，并没有因“处江湖之远”而忘怀现实。

惠州时期思想与生活的转变也引起了苏轼文学题材与风格的较大变化。清代曾经注释过苏诗的王文诰说苏轼诗风有几次大的转变，其中“绍圣谪惠州一变”。确然，苏轼晚年在岭海，诗文风格已由此前的雄放宏肆、议论纵横趋于质朴清淡、闲适从容。苏轼流贬儋州，在时间上与在惠州相接续，在诗文风格上亦承续惠州作品特色，再无较大变化。

苏轼惠州诗文题材渐趋生活化与地域化，是其晚年创作除艺术风格外，最主要的两个变化。就其在岭南创作的诗词文来说，其内容多写莳花种菜、蓄药治病、友朋过从、山水游览等日常生活。他在惠州先后住过的合江楼、嘉祐寺与自己设计、营造的白鹤峰新居等住宅，就有如《寓居合江楼》《题合江楼》《题嘉祐寺壁》《记游松风亭》《迁居》《白鹤新居上梁文》等多首诗文曾予描写，载述颇详。爱妾朝云绍圣三年七月卒，作者创作有《悼朝云》《朝云墓志铭》《殢人娇》（白发苍颜）等诗文，前诗有“伤心一念偿前债，弹指三生断后缘”之句，情深至极。苏轼在惠州的朋友圈有官有民，有僧有道，还有隐逸的高士与前来拜访的客人，特别是广南东路提刑程正辅及詹范、方子容、周彦质、王古、林抃、冯祖仁、侯晋叔、程天侔、欧阳知晦等地方官员，既是苏轼精神上的知交，也是其生活上的主要帮助者。他们或陪伴苏轼登山临水，与苏轼诗酒酬唱，或馈赠其各类生活与医药物质。与他们日常交集相关的诗文、书启占苏轼惠州全部作品的相当大比例。

语词的地域性选择亦是苏轼惠州诗文创作的显著特点。苏轼笔下之惠州山川秀美、民风淳朴、物产丰硕、气候特异，有着与巴蜀、中原迥乎不同的特征，具有强烈的视觉冲击感与新奇感。他热情描绘、颂赞岭南风光，“以彼无尽景，寓我有限年”（《和陶归园田居六首》其一），与大自然融为一体。瘴疠、瘴海、瘴乡、瘴雾、瘴风、瘴雨、瘴云、瘴气、蛮菊、蛮风、蛮江、蛮讴、蛮村、蜑酒、蜑雨及蒸暑等带有明显岭南地域特色的意象，在其惠州作品中俯拾即是。枇杷、卢橘、杨梅、蛮果、荔子、龙眼、槟榔、桔柚等热带水果是苏轼在惠州的心仪食品，经其宣传，得到中原人民的普遍喜好与认同。西湖、罗浮山、东新桥、西新桥、苏堤、东坡祠、朝云墓、白水山、汤泉、合江楼、大圣塔（泗州塔）、嘉祐寺等苏轼诗文中或与其关联的景点或建筑，因此而得以留存、复活与开发，成为惠州灿烂的文化遗产。

苏轼贬谪惠州，对他本人而言，是大不幸，但对惠州乃至整个岭南而言，不啻为一件难得的幸事。苏轼在惠州多次表示要搁笔，但据《惠州志·艺文卷》第四编《苏轼寓惠集》统计，他在惠州寓居940天，所作诗词、序跋、杂文、书启等多达587首（篇、封），从写作频率来看，应该高于黄州，更远高于儋州。苏轼给惠州带来文明智慧之光，是惠州历史文化的一张闪耀名片。晚清惠州诗人江逢辰在《东坡白鹤峰故居诗和杨诚斋》诗中自豪地说：“一自坡公谪南海，天下不敢小惠州。”苏轼的南贬惠州及所创作的众多诗文为惠州增添了无比丰富的文化底蕴；惠州是苏轼人生思想与创作转折的重要驿站，惠州时期作品由此成为读者走近苏轼心灵世界的极好标本。

《光明日报》（ 2022年05月14日11版）

来源： 光明网-《光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