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代表什么生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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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鹰蕴》:第12集 明十二生肖三彩俑

十二生肖,又叫属相,是中国十二地支相配以人出生年份的十二种动物,历代民间都留下了大量描绘生肖形象和象征意义的民间工艺作品。

明十二生肖三彩俑,一套十二件,最大一件高19.7厘米,最小一件高19.4厘米,现藏于平顶山博物馆。十二件俑均塑人捧生肖,作站立状,六件帽冠施绿釉,方底中空,六件帽冠饰绿彩,方座实心。均面部露胎,着交领广袖拽地长袍,双手平交于胸前,扎束腰带,外衣施淡黄彩,内衣领、袖口等处施绿彩釉、绘褐彩,釉色明快,富有层次感。

生肖俑亦称生辰俑,即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戌狗、亥猪。其后,生肖与人的命运相结合,逐渐神秘化。

俑作为陪葬品在中国拥有数千年的历史,有人和动物各种形象,明十二生肖三彩俑的工艺惟妙惟肖,反映了当时的生活风貌、艺术情趣。

摄制:河南博物院 平顶山博物馆

本集文物海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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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十二生肖三彩俑

明十二生肖三彩俑

明十二生肖三彩俑

明十二生肖三彩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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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白未闻

农历辛丑年是十二生肖年中的牛年。当我们共同经历了一个充满诸多磨难的鼠年后,便格外盼望着新的一年可以“牛”转乾坤,气象一新;人们都期冀于这个象征勤劳和淳朴的动物,能够为2021年带来平安、富足与祥和。

牛为“六畜”之首,其对于农耕社会的重要性可谓不言而喻。也正因为它与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所以在中外的文学史和艺术史中常常可见其身影。在唐代诗圣杜甫的《卖炭翁》中,牛是古代底层劳动人民悲苦生活的化身(“牛困人饥日已高,市南门外泥中歇”);在鲁迅的名篇《自嘲》中,牛又是奉献精神的最佳代言人(“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在北朝民歌《敕勒川》里,牛是北国苍茫天地中的勃勃生机(“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而在脍炙人口的《清明》诗中,虽无对牛的直接描写,它却似乎已经自然嵌入在我们对于江南一带如画风景和淳朴民情的想象之中(“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在西方的神话、宗教与艺术中,也同样活跃着牛的身影。

总之,牛便是这样一种可亲、可爱的生灵,在传统的农耕经济中扮演着任谁也无法取代的重要角色。它见证着人类文明的发展与进步,也寄身于古往今来无数的文物与艺术作品间。

勤劳的生灵:《耕织图》里的牛

牛具有食用、祭祀、骑乘等多重功能,但其最重要的功能,应当体现在农业生产中。古人往往以农耕与蚕织这两项农村重要的经济事业并举,并创作出诗文与图像相配合的《耕织图》,以劝勉百姓努力劳作、推广耕织技术,表“民生在勤,勤则不匮”之意;同时提醒当时的贵族阶层必须重视农业并了解农业生产的基本知识,需具备“相彼贤达,犹勤陇亩”之精神。而在这些生动明快的乡村图景中,必少不得最重要的农耕劳力——牛。

至晚至宋代,《耕织图》便已形成了一套较为成熟的、系统化的图式。到了清代,《耕织图》的创作进入高峰,康熙帝曾于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命宫廷画师焦秉贞绘《耕织图》,强调“衣帛当思织女之寒,食粟当念农民之苦”,要人们“敦崇本业,勤以谋之,俭以积之”,此后,雍正、乾隆、嘉庆等几代皇帝均有不同类型、不同版本的《耕织图》问世。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有一套四十六开《胤禛耕织图册》,是后来的雍正帝尚为皇子时请画师绘制的。册中表现耕、织的图画各占23幅,每一幅上部为胤禛所书诗句,下部为不同的耕织步骤。其中,第二幅“耕”、第三幅“耙耨”、第四幅“耖”、第五幅“碌碡”的画面中,均可见生动的耕牛劳作场景。所谓“耕”便指驱动耕牛,用犁翻地松土;“耙耨”指利用带钉齿的耙子除草松土;“耖”是把大土块切碎,初步平整水田的步骤;“碌碡” 则指布秧前将水田作最后整平的准备工作。这四幅画非常明白地告诉我们,在水田耕作播种育秧前的各项步骤中,牛是如何发挥其巨大作用的。这组册页最有意思的地方在于,胤禛将自己绘成了农夫的样子出现于每一幅画面中;他或许在以这种特殊的方式表达自己对阿玛号召的积极响应,以期能够得到皇父的垂爱。

“耕” “耙耨” “耖”三幅中,角长体壮的耕牛均被描绘为缩颈耸肩、迈腿欲行的样子,似乎正在使出全部气力,拖动着各式农具,于田间勤勉劳作。而“碌碡”一页中,青牛则扭头回首看向化身为农夫的胤禛,似乎已颇为疲累,欲向主人讨得片刻休憩。四头牛茸茸的尾巴都垂荡在两股之间,不禁让人想起苏轼笔下有关于“戴嵩画牛”的小故事:据说当斗牛在角上用力时,其尾巴应该夹在两股之间,而非左右摇晃。不知《胤禛耕织图册》中的牛,是否在繁忙的农耕时,还有余力晃动它们身后的尾巴?

财富的象征:贮贝器上的牛

或许正因牛作为重要生产力,对于以稻作生产为主的地区具有重要的意义,它也逐渐进入人们的信仰体系,成为某种力量或财富的象征。

古代青铜器上出现牛的案例不少,但最具特色、最能够反映人们如何将牛作为神力与财富象征的,莫过于滇国的青铜器。滇国是中国古代西南地区的政权,其大约存在于战国早期而消亡于西汉初年,疆域主要为今云南中部及东部地区。滇族人生产的青铜器中,牛与虎是最为常见的动物装饰题材。如果我们今天去往云南省博物馆参观,会发现一大批云南地区出土的、带有牛的形象的精彩文物:牛虎铜案、牛纹铜鼓、猛虎袭牛铜枕、四牛鎏金骑士铜贮贝器、五牛铜针线盒、立牛曲管铜葫芦笙、虎噬牛长柄铜勺……他们造型奇特,状物生动,无不反映出古滇族人民瑰丽的艺术想象和精湛的青铜铸造工艺。其中,四牛鎏金骑士铜贮贝器是一件尤为重要的珍贵文物,曾于2018年入选《国家宝藏》,堪称云南省博物馆的镇馆之宝之一。

贮贝器是滇族特有的一种青铜器类型,顾名思义,是用来贮藏贝壳(贝币)的。对于远离海洋的云南地区来说,贝壳是珍罕之物,可以作为货币通行。存放贝币的器物,也就类似于今天的储蓄罐。它往往呈叠鼓形或束腰圆筒形,束腰圆筒形的器身两侧常装饰虎形的双耳,器盖上则装饰有数量不等的长角铜牛。云南省博所藏的这件贮贝器约制于西汉时期,器盖上四头气魄雄壮的牛围绕着正中一位乘马骑士,骑士与马共铸于高出牛身的立柱之上,人物头梳椎髻,腰佩长剑,通体鎏金,显然地位煊赫,很有可能是一位古滇国皇族成员。围绕骑士的牛背后鬐甲部位(颈脊与背脊之间的隆突部位)皆有一个特别明显的隆起,这意味着它们应是主要生活在热带地区的牛种——瘤牛。其肉质肥美,是一种可以被食用的家畜,也是滇文化中常用作祭祀的主要牺牲。食用和祭祀的重要功能,使得滇人眼中的牛也逐渐成为了某种神性与财富的象征,故而将其形象与储藏财富的贮贝器牢牢地绑定在了一起。

天神的化身:公主的乘骑

在西方的神话与宗教中,亦不乏与牛有关的故事。

在希腊神话中,腓尼基国的公主欧罗巴容颜娇美,天神宙斯垂涎其美貌,化为一头高贵华丽的公牛混入国王的牛群,并诱使公主骑上牛背,随后驰入大海,将欧罗巴带离故土,并在一片崭新的大陆上与公主结合。这片大陆便以公主的名字命名为欧罗巴——也就是今天的欧洲。宙斯化身而成的公牛则被升入天界,成为众所周知的、黄道十二星座中的金牛座。这个绮丽的神话吸引了包括委罗内塞、居斯塔夫·莫罗、提香、伦勃朗、马蒂斯等众多艺术家将其作为画作的题材加以表现。以伦勃朗的画作《诱拐欧罗巴》为例,在这位举世闻名的艺术家漫长的职业生涯中,其实很少尝试就神话题材进行创作。而在这幅画中,他充分展示了对戏剧化光影效果的熟练运用:在乌云笼罩的阴沉天空下,两束光分别照亮了故事中的两组人物,即骑着雪白公牛,正惊恐回望的欧罗巴公主,以及水边她惊恐又无奈的女伴们。天神化为的公牛扬起骄傲的尾巴,迈开雄健的双蹄,似乎正要从画面的左下角跃出,涉过宽广的水域,抵达另一片大陆。整幅画如同一出戏剧中的最高潮一幕,公主回首的目光似乎成为了她与她过往熟悉生活的唯一羁绊,而她的未来则将在命运女神的指引下,被胯下的公牛所永远改变。

顺着宙斯化身成为的公牛说开去——自从这头美丽的公牛被认为是天上的金牛座之后,又在罗马帝国时期人们信仰的宗教中变化出新的图式。如果参观过2017年曾经轰动京沪两地的“大英博物馆百物展”,你或许会对其中一尊大理石“密特拉屠牛像”存有印象。它刻画了一个带着罗马式帽子、穿着东方式裙子的年轻男子,左手掰起一头公牛的牛头,右手上的刀正刺进牛的身体。在牛的侧方,有一只狗和一条蛇正在舔舐公牛流淌的血液,还有一只蝎子正处于牛的身下。这名男子正是密特拉神(Mithras)。这尊神秘的屠牛雕塑类似于一种具象化的星图,其中每一个符号都代表着一个星体或者星座:如白牛代表金牛座、蛇代表长蛇座、狗代表小犬座、蝎子代表天蝎座等等,而密特拉神本人的穿戴则类似古希腊神话中的英雄珀尔修斯(英仙座)。牛的形象,或许代表着人类在农耕社会中频繁利用其进行祈求丰产的祭祀,显示着牛作为祭祀牺牲的重要作用;而密特拉神正通过杀死公牛的方式,创造着新的宇宙秩序与新一轮的生命循环(牛的伤口处往往会被表现为长出葡萄和麦穗,象征着新生命的诞生)。

在《圣经》中,依然能找到牛的影子。《出埃及记》篇中,当摩西上西奈山领受十诫时,以色列人经过漫长的等待变得焦躁不安。摩西的兄长亚伦便用纯金首饰打造了一只金牛犊,并宣称这是领大家出埃及的神。耶和华得知,为人们崇拜异神而震怒。这个《圣经》中的故事也曾作为一个经典的绘画题材在许多艺术家的笔下被表现。17世纪最重要的艺术家之一、法国古典主义绘画的奠基人尼古拉斯·普桑便创作过一幅与之有关的大型作品:一座金牛雕像显眼得耸立在画面中上部,前景中人头攒动,大家纷纷围绕着这异神狂欢起舞,而始作俑者亚伦则身穿白袍,立于金牛犊雕像的前方。画面后方左侧的背景中,刚从西奈山下来的摩西被描绘得相当渺小,他见到此情此景,正愤怒地将自己手中写有十诫的法版砸在地上。画面中的金牛被普桑处理为一头成年的公牛而非《圣经》中原本记载的牛犊。

通过这些作品,我们不难发现牛与西方宗教、神话与艺术之间独特而紧密的关系,以及牛对力量、丰收、财富等内涵的隐喻。

殊异的意趣:东西方画“牛”

不同的文化与历史土壤赋予了牛在其中不同的表现形态。而对牛的艺术表现亦是如此:中西画牛,大有异趣。

如果只能在灿如星斗的中国古代书画作品中选出一幅最具代表性的、描绘牛的作品,那也许便是唐代韩滉的《五牛图》。唐代牛畜类绘画不少,画牛题材的流行也反映了这一时期农耕事业的高度发展。韩滉是活跃在唐朝中期的政治家,曾任宰相及两浙节度使等要职,也工于书法和绘画。人们称其画牛“落笔绝人” “稀世名笔”,足见对其功力的高度肯定。

《五牛图》中绘有五条大牛,毛色、形态各异,画家用较粗的线条勾勒出牛的肌肉走向,牛背、垂胡(牛喉下垂着的褶皱)、牛腹、牛腿的线条感各不相同,体现出韩滉观察生活的细致眼光与老辣的笔下功夫。居中的一头酱色牛正面朝向画外,构图角度为传统书画中所鲜见,也更显示出画家对于牛畜不同视角的表现能力和对立体感的把握。画面最左侧的牛带着络头,表现了牛在古代的骑乘功能。有学者认为,这是韩滉在以一种含蓄的方式寓意人间的苦乐不均,表达了作者对于农民疾苦的同情。在这样一幅看似题材简单的作品中,竟也蕴含着画家深沉又复杂的感情。

而要说到西方画家画牛的代表,毕加索不可被忽略——毕竟,他来自于具有斗牛传统的国度西班牙,热情又残酷的斗牛活动影响着他的许多创作。1946年1月,他画下了一幅如同“一笔画”般极为简练的《公牛》,但在此之前,他曾经十一易其稿,公牛的形态从具体的形态逐渐走向几何形状的解构,并在不断简化的过程中删去不必要的修饰而保留最具特征性的关键线条,最终才得以形成单纯如儿童画一般的效果,让人不禁想起距今一万多年的西班牙古老岩画《野牛图》。毕加索曾说:“我用一生的时间去学习像孩子那样画画。”形似显然已非其所求,这一组关于牛的绘画似乎正是他探索艺术之路的缩影。而这与韩滉细腻入微、栩栩如生的状物方式,相去甚远。

而谁又能说,这不是 “牛”在艺术中的两种不同表现呢?勤劳、敦厚、忠诚、有力、本分……我们给牛赋予了太多不同的意涵,牛在全球的艺术和文化中也呈现出了太多丰富的形态。今年,它又必将格外频繁地出现在我们的生活中,伴随每一个人度过踏实的一年、丰收的一年。(白未闻)

来源: 文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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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青龙二年三月庚寅,山阳公薨。自逊位至薨,十有四年,年五十四,谥孝献皇帝。”“(建兴十二年)年八月,亮疾病,卒于军,时年五十四。”这是《后汉书·卷九·孝献帝纪》和《三国志·卷三十五·诸葛亮传》的记载,我们翻看历书就会发现,所谓的魏青龙二年、蜀汉建兴十二年,其实是同一年,也就是公元234年,再翻一下二人履历,就会发现这二位不但同年薨逝崩殂,而且还是同年出生——均生于汉灵帝光和四年(181年),生肖属鸡。

生肖属鸡,一为真龙天子,一为卧龙先生。汉献帝刘协与丞相诸葛亮同年出生同年离世,这其中有何隐情?莫非诸葛亮真是改名换姓的刘协?

​诸葛亮就是改名换姓的汉献帝刘协,这只能说是一个美好的愿望,在历史的天空中是绝不对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的:诸葛亮崭露头角的时候,曹操还比较尊敬汉献帝;诸葛亮出山的时候,刘协是曹操手中的一张王牌,是绝对不会轻易放手的。所以汉献帝刘协想金蝉脱壳去辅佐刘备,那是做不到也没必要做的:如果刘协有诸葛亮的文韬武略,早就把曹操干掉或者把大权收归己有了。

刘协不是没有机会干掉曹操,只不过是不肯、不忍或者不敢下手而已:“操后以事入见殿中,帝不任其愤,因曰:‘君若能相辅,则厚;不尔,幸垂恩相舍。’操失色,俯仰求出。旧仪,三公领兵朝见,令虎贲执刃挟之。操出,顾左右,汗流浃背,自后不敢复朝请。《后汉书·卷十下·皇后纪》”

如果汉献帝有诸葛亮一半坚决果敢或心狠手辣,十个曹操也挂掉了。熟读后汉三国史料的读者诸君都知道,在当时最不可忽视的力量就是门阀士族。这个集团世代高官根深蒂固、财大气粗人多势众,曹操一直没有得到他们的真心拥护,曹操搞出的“九品中正制”,实际是讨好门阀士族,但最后曹魏也没有逃过被门阀司马世家灭掉的命运。

​当时的实际情况很可能是曹操集团树倒猢狲散——荀彧荀攸崔琰等人可能更忠于刘协而不是曹操,所以曹操被干掉,并不需要刘协偿命,只要找出几只替罪羊就行了,比如许田围猎时候的刘备关羽张飞(关羽欲刺曹操,多部正史有记载)。

这样看来,刘协是刘协,诸葛亮是诸葛亮,根本就不可能是刘协变身诸葛亮来辅佐刘备:其一、黄承彦黄月英不干;其二、刘备不干。刘备不会让皇帝大人给自己当谋士的,没准哪一天诸葛亮(刘协)就变成了庞统第二,被一支流矢莫名其妙地射掉了。

既然卧龙诸葛亮不是汉献帝刘协身外化身,那么他们为什么同年出生同年离世呢?按照万物有因有果以及蝴蝶效应来分析,这两个人同年出生,或许是一个偶然,而这样两个后汉三国时期头等重要人物,在同一年离世,人们要是不产生一些联想,那似乎也不合人之常情。

​我们可以这样分析:如果诸葛亮先逝而刘协尚在,那么山阳公就会失去重回皇帝宝座的最后机会,希望破灭,了无生趣,刘协含恨抱憾而终。但实际情况是山阳公刘协三月薨(已无资格驾崩)于山阳公国,同年八月,武乡侯、丞相、司吏校尉、领益州牧卒于军。也就是说,刘协先薨而诸葛亮后卒,这样我们就可以知道真正心急如焚而又大失所望的,正是大汉忠臣诸葛亮了。

在不久之前,诸葛亮还曾跟政敌李严描绘恢复汉室之后大家的美好生活:“若灭魏斩叡,帝还故居,与诸子并升,虽十命可受,况于九邪!”这句话翻译过来是这样的:如果咱们同心同德灭了曹魏干掉曹叡,让皇帝还于旧都,大家就可以一起升官发财了,那时候别说是加九锡,就是受十命我也不推辞——大业成功,咱们理应高官厚禄!

这里有一个问题:诸葛亮说的“帝还故居”的那个“帝”到底是谁?如果是刘禅,那么故居应该是涿郡涿县还是荆州新野?

​大家都知道,诸葛亮亮一辈子有两件事坚决不肯干:第一件是背叛刘备,第二件是打东吴。诸葛亮这两个不肯干,合二为一,就是一件事:“全力辅佐刘备灭曹兴汉。”至于东吴孙权,似乎是反手可灭的小菜鸟,干掉曹魏,孙吴自然认怂,态度好就给他一镇诸侯之位,态度不好,就弄到京城变成马腾第二。

正当诸葛亮雄心勃勃出兵伐魏、前线战事陷入胶着的时候,汉献帝没了——这对诸葛亮来说,就是当头一盆冷水甚至当头一棒:比较聪明能干的刘协挂了,谁还于旧都兴复汉室呢?那个扶不起来的阿斗刘禅吗?

这样我们就可以解答大汉丞相诸葛亮与汉献帝刘协生死同年的问题了:诸葛亮忠心辅佐刘备不离不弃,是为了兴复汉室;诸葛亮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经营蜀汉(季汉),也是为了兴复汉室;以寡击众以弱敌强坚持伐魏,也是为了兴复汉室。诸葛亮是与大汉(其代表可以是刘备刘禅,更可以是刘协)同呼吸共命运的。

​诸葛亮也知道,刘禅是不成的,即使给他江山,也难保不会步汉桓灵二帝后尘。如果汉献帝尚在,诸葛亮伐魏途中“顺手解救”了山阳公刘协,那么蜀汉阵营的内耗(西川集团与荆州集团)就会减少,天下英才也会蜂拥而来(诸葛亮最缺人才),那时候孙权也只能乖乖俯首称臣,一统大业事半功倍。

刘协薨逝,刘禅颟顸,诸葛亮心力交瘁前途渺茫。眼看着复汉大业已成镜花水月,诸葛亮在刘协薨逝五个月后撒手人寰。两件事看似风马牛不相及,但站在另一个角度分析,却能看出另一种因果关系——当然,对任何一个历史事件,读者着诸君都有权利发表自己的看法:有人说诸葛亮跟刘协生死同年是冥冥中的一种注定,也有人说诸葛亮和刘协就是同一个人,还有人说诸葛亮根本就没把刘协当一回事儿。这些观点笔者都不反对,因为历史因为大胆猜测而变得更加精彩,真相往往因为争论而才逐渐浮出水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