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代表什么生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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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代表什么生肖1

星宿说

古人将黄道与赤道附近的恒星分为“ 二十八星宿”。二十八宿也分别代表一种动物。古代将周天等分十二分,用十二支表示,而十二支配属生肖,生肖与二十八星宿存在对应关系。 明代大学士 王鏊认为,二十八种动物配属二十八星宿,并“以七曜统之”,成“女土蝠,虚日鼠,危月燕,子也”的格局。 清代李长卿在《松霞馆赘言》认为,二十八宿配动物“即前十二属加一倍者也“,“亢金龙,辰官也,角木蛟附焉。蛟,龙类也”,体现十二生肖为基础凑齐二十八种星宿动物。 但该说难免有附会,二八星宿配动物的记载要晚于十二生肖。

岁星说

木星十二年运行一周天,从木星位置可确定年度支序。《 玉函山房辑佚书》认为每十二年,“三岁穰,三岁毁,三岁康,三岁旱”,另说是“天下六岁一穰,六岁一康,几十二岁一饥”。 植物兴衰和动物生活环境存在周期,食草动物(鼠、牛、马、羊)和肉食杂食动物在不同年份的生活条件大不相同,不同年份出生的人如能模仿当年生长旺盛的动物,从而形成生肖动物,以此推定动物兴衰与木星年有关,十二生肖和十二辰相统一。

图腾说

十二生肖图腾

原始社会的先民常用某种动物、无生物或自然现象的图形作为本氏族的保护神和标志,即 图腾。《 山海经》诸如人和野兽的混合形象形象就是远古各地的 图腾神。 夏族的图腾是熊或鱼,商族的图腾是 玄鸟, 周族的图腾则有龙、鸟、龟、犬、虎诸说。十二生肖除龙为虚幻之物,其余皆是日常可见。其中可分两类,即“ 六畜”(马牛羊鸡狗猪)和“ 六兽”(鼠虎兔龙蛇猴),前者是人们为了经济目的而驯养,后者则一定程度骚扰人类生活,先民对其心生畏惧的动物。因此这些动物被作为本氏族的名号标记来崇拜。

民族学者刘尧汉从彝族的图腾遗迹,反推“十二兽历”的来源,桂西彝和毛道彝的十二兽历法将人与纪历十二兽同列,“是原始人人兽不分的思想意识在现实的遗留”。至今彝族仍用十二兽历纪日并用于集市之名(如虎街、兔街)。《史记·五帝本纪》记述黄帝“教熊罴貔貅躯虎,以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文中所言是各部落图腾,绝非真有降龙伏虎本领。十二生肖来源于原始社会的图腾崇拜,成令人信服的学说。

外来说

清代赵翼在《陔余丛考》中,“盖北俗初无所谓子丑寅卯之十二辰,但以鼠牛虎兔之类分纪岁时,浸寻流传于中国,遂相沿不废耳”,认定生肖的外来性质。

郭沫若在《释干支》中,认为生肖源于巴比伦的黄道十二宫,汉代西域诸国仿十二宫而造十二生肖。古希腊、古埃及、巴比伦等古国也有类似的十二生肖,仅动物不同,由此中国的生肖也许并非首创。但秦简的出土推翻此说,世界各国都有类似的动物崇拜,反加强图腾说的合理性。

取数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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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肖取数十二,暗合古人对自然现象的归纳性认识。

中国先民感受到寒暑交替,植物枯荣的周期,以之为“一岁”。月亮的盈亏周期也与“岁”相关——十二次月圆正好一岁。用木星作为年的周期,“岁星”绕行一圈刚好十二年。《 周礼·春官·冯相氏》云:“掌十有二岁、十有二月、十有二辰”,除计年计月,十二也用做计量时辰。

十二也经常用于其他方面。《 左传·哀公七年》中载,“周之王也,制札上物,不过十二。以为天之大数也。” 《 国语·晋语四》记,“黄帝之子二十五宗,其得姓者十四人,为十二姓”。 《 后汉书·苟爽传》云:“故天子娶十二妇,天之数也。诸侯以下各有等差。”

“十二天象”又是古代对天气的统称,即 暗、 阴、 雨、 雪、 冰、 雾、 露、 霜、 风、 沙、 雷、 电;” 十二经脉”是中医对人体经络的认知;古代音乐有“ 十二律”;饮食有“ 十二食”;穿衣有“ 十二衣”……

排序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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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肖动物秉性各异,古今学者一直对其选取和排列提出众多观点,但每种观点又难以自圆其说。

民间故事说

轩辕黄帝要选十二动物担任宫廷卫士,猫托老鼠报名,结果老鼠忘了,从此猫见老鼠就寻仇。原本推牛为首,老鼠偷偷爬上牛背占先机。虎和龙不服气,被封为山神和海神,排在牛的后面。兔子不服,要和龙赛跑,兔子跑到龙前面。狗不乐意,一气之下咬伤兔子,被罚倒数第一。蛇、马、羊、猴、鸡之间还经过一番较量,最后猪跑来占据末席。

该传说还解释生肖为何无猫。其实远古中国无猫,家猫传入中国时生肖早已形成。 这个近似于儿童故事的传说,远不是对问题的科学解释。

动物习性说

清代刘献延《 广阳杂记》引李长卿《松霞馆赘言》:

子何以属鼠也?曰:天开于子,不耗则其气不开。鼠,耗虫也。于是夜尚未央,正鼠得令之候,故子属鼠。地辟于丑,而牛则开地之物也,故丑属牛。人生于寅,有生则有杀。杀人者,虎也,又,寅者,畏也。可畏莫若虎,故寅属虎。卯者,日出之候。日本离体,而中含太阴玉兔之精,故卯属兔。辰者,三月之卦,正群龙行雨之时,故辰属龙。巳者,四月之卦,于时草茂,而蛇得其所。又,巳时蛇不上道,故属蛇。午者,阳极而一阴甫生。马者,至健而不离地,阴类也,故午属马。羊啃未时之草而苗,故未属羊。申时,日落而猿啼,且申臂也,譬之气数,将乱则狂作横行,故申属猴。酉者,月出之时,月本坎体,而中含太阳金鸡之精,故酉属鸡。戌时方夜,而犬则司夜之物也,故戌属犬。亥者,天地混沌之时,如百果含生意于核中,猪则饮食之外无一所知,故亥属猪。

此说从昼夜十二时辰的角度解说地支和肖兽的配属。持论即有先天不足,十二地支及生肖最初用来纪日、纪年,标记时辰是使用范围扩大的结果,有些解释显得过于牵强。

五行阴阳说

十二生肖五行阴阳说

明代叶子奇在《草木子》指出,十二种动物被安排是因为形体缺憾。

“术家以十二肖配十二辰,每肖各有不足之形焉,如鼠无牙、牛无齿、虎无脾、免无唇、龙无耳、蛇无足、马无胆、羊无神、猴无臀、鸡无肾、犬无肠、猪无筋,人则无不足也。”

但明代学者朗瑛在《七类修稿》反驳:“庶物岂止十二不全者?”他提出“地支在下”,别阴阳当看足趾数目。鼠前足四爪,偶数为阴,后足五爪,奇数为阳。子时前半部为昨夜之阴,后半部为今日之阳,正好用鼠来象征子。牛、羊、猪蹄分,鸡四爪,再加兔缺唇且四爪、蛇舌分,六者均应合着偶数,属阴,占六地支。虎五爪,龙五爪,猴、狗也五爪,马蹄圆而不分,均为奇数,属阳,连同属阳的鼠,占六地支。

阴阳学说解释生肖排序并非朗瑛创见,宋朝学者洪早在《旸谷漫录》中已有类似观点。朗瑛还将动物性情和阴阳学说相结合,把排序原因具体化:

“如子为阴极,幽潜陷晦,以鼠配之;鼠藏迹也。午为阳极,显明刚健.以马配之;马快行也。丑为阴也,俯而慈爱生焉,以牛配之;牛有舐犊。未为阳也,仰而秉礼行焉,以羊配之;羊有跪乳。寅为三阳,阳胜则暴,以虎配之;虎性暴也。申为三阴,阴胜则黠,以猴配之;格性黠也。日生东而有西酉之鸡.月生西而有东卯之免,此阴阳交感之义,故曰卯酉为日月之私门。今兔舐雄毛则成孕,鸡合踏而无形,皆感而不交者也。故卯酉属兔鸡。辰巳阳起而动作.龙为盛,蛇次之,故龙蛇配焉。龙蛇,变化之物也。戌亥阴敛而潜寂,狗司夜,猪镇静,故狗猪配焉。狗猪,持守之物也。”

佛教说

《法苑珠林》引《大集经》:“阎浮提外,四方海中,有十二兽,并是菩萨化导。人道初生,当菩萨住窟,即属此兽护持、得益,故汉地十二辰依此行也”。但佛教于东汉才传入,此说不攻自破。

史记代表什么生肖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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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民俗文化,是各族人民在历史发展过程中,通过长期的生产实践和社会生活的积累,逐渐形成并且不断丰富的。其中包含了饮食民俗、信仰民俗、生肖民俗等,可以概括为物质生活、精神生活、社会生活三个方面。在这些文化范畴中,我们可以看到猪在其中都占据了相当重要的地位。

新石器时代 猪形陶罐 长16.3、 高10.7厘米

饮食民俗应该是最早在人类社会的生产和生活实践中形成的。《史记·郦生陆贾列传》说:“王者以民人为天,而民人以食为天。”此话形成了中国一句俗话:民以食为天。它的意思是对于老百姓来说,食物在日常生活中是最为重要的。因此,饮食的作用是无法替代的,它是关乎人的生存的必备条件。原始社会阶段,人类以狩猎为生,食物的主要来源是捕猎到的动物肉食。随着人们捕猎技术的逐渐提高,捕到猎物开始有了剩余,甚至还有了活的猎物。于是人类学会了驯化和饲养这些动物。在这些被驯化的动物当中,猪是中国最早驯化的。根据记载,浙江余姚河姆渡新石器文化遗址出土的陶猪,其形状与现在家猪的形体十分相似,说明当时对猪的驯化已具雏形。

新石器时代 猪形玉饰 长5.2、 宽4.5、 内径1.2厘米

在民间,我国有杀年猪的习俗。杀年猪是为过年做准备,快到过年的时候,按照农村风俗人们会把自家养的猪杀了,然后邀请亲戚朋友到家里来吃饭,既为联络感情也是表示庆贺,而菜的主要内容就是猪肉。这个菜就是人们津津乐道的“杀猪菜”。届时,人们为了犒劳忙了一年的自己和家人,都会忙得不亦乐乎。因为杀了年猪,预示着有了一个“肥美”的新年。再如,各地所形成的送猪蹄习俗:相传自唐朝开始,因为“猪”与朱、“蹄”与题谐音,所以考生的亲友会送去猪蹄,预祝他朱笔题名金榜高中;台湾有大病初愈,送猪蹄去晦气;泉州给媒人送猪蹄,感谢他“跑腿”。以上记载,有文人对猪肉的喜爱而流传的佳话,有民间因猪产生的习俗。这可以充分说明猪和饮食民俗在形成过程中决定性的关系。

汉代 滑石猪 长11.1、 宽1.7、 高2.8厘米

信仰民俗是融合了信仰、禁忌、预兆、占卜、巫术等多方面的内容,并由人们在社会发展进程中提炼而成的。我们的祖先在猎取动物,享用肉食的同时或是由于感恩,或是由于敬畏,他们常常将某一种或多种动物作为氏族的图腾来顶礼膜拜。图腾崇拜作为宗教的雏形,主要见于原始社会中狩猎社会。如果说中华民族图腾最初包含猪的形象,那么很可能会有人表示不可理解,我们的图腾不是龙吗?怎么可能是其貌不扬甚至于说算得上面目丑陋的猪呢?但是,科学的探索会告诉我们真相。

汉代 灰陶猪 长12、 高6.5厘米

根据考古学的研究发现,猪常见于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猪是东亚新石器时代的重要家畜,是定居农业文化的象征。红山文化时代,狩猎仍占有重要地位,猪骨的遗存仍可能是狩猎所得而非人工饲养。就是说,我们祖先曾经崇拜的是野猪而非家猪。以野猪为图腾可能是因为它与当时人们的生存息息相关,也是推崇野猪的强悍和勇敢以强化氏族成员的意志。

东汉 画像砖 长52.8、 宽17.4、 厚6.5厘米

用猪作为祭祀用品和陪葬用品,这样的习俗一直被延续到汉代。在商代早期偃师商城遗址祭祀区,猪仍然是数量最多的牺牲,超过300头,这是新石器时代用猪祭祀的延续。我国汉族和一些少数民族都有在重大祭祀必用猪为祭品的习俗,并以猪头为重,俗称“猪头三牲”。另外两种和猪并称“三牲”的,分别是牛和羊。在出土的陪葬品中除了猪骨、陶猪、玉猪龙及绘有猪形图案的器物,还有始见于汉代墓葬的“葬玉”,主要包括猪形握玉、玉琀等。以上所述应该可以说明在那个时代,猪是财富的象征、是信仰的图腾。

汉代 绿釉陶猪圈 圈径23.4、 高8厘米

历史告诉我们,猪在信仰民俗中是和我们的生产、生活息息相关的。而且它贯穿于人类社会的各个时期。生肖民俗是我国民俗文化中最为生动的一部分,它展现的是人与动物之间和谐共处、相互依存的关系。古时候,为了让贫民百姓也能记住自己出生的年号,就使用了最简单的动物纪年法,后来称其为“生肖年”(生肖:“生”出生;“肖”相似、相像)。这也就是老百姓口中的“属相”。它们是由鼠、牛、虎、兔、龙、蛇、马、羊、猴、鸡、狗、猪12种动物组成。这些生肖动物中除了龙是人们虚构的以外,其余的都是和我们生产、生活相联系的。正因为对这些动物太熟悉了,人们很容易地记住和使用。

西晋元康四年 釉陶猪圈 圈径12.5、 高6.5厘米

在十二生肖来历的传说中,唯有猪当上生肖是由人转变而来的。故事是这样的:古时有个员外,家财万贯、良田万顷,只是膝下无子。谁知年近花甲之时,却得了一子。合家欢喜,亲朋共贺,员外更是大张宴席,庆祝后继有人。宴庆之时,一位相士来到孩子面前,见这孩子宽额大脸,耳阔有轮,天庭饱满,又白又胖,便断言这孩子必是大福大贵之人。这肥胖小子福里生,福里长,自小只知衣来伸手,饭来张口,不学文武,不修农事,只是花天酒地,游手好闲,认为命相已定,福贵无比,不必辛苦操劳。哪知这孩子长大成人之后,父母去世,家道衰落,田产典卖,家仆四散。这胖小子仍然继续过着挥金如土的生活,直到最后饿死在房中。这胖小子死后阴魂不散,到阴曹地府的阎王那里告状,说自己天生富贵面相,不能如此惨淡而亡。阎王将这阴魂带到天上玉帝面前,请玉帝公断,玉帝召来人间灶神,问及这位一脸富贵相的人怎么会饿死房中。灶神便将这胖小子不思学业、不务农事、挥霍荒淫的行为一禀告。玉帝一听大怒,令差官听旨,要胖小子听候发落,玉帝道:“你命相虽好,却懒惰成性,今罚你为猪,去吃粗糠。”这段时间恰逢天宫在挑选生肖,天宫差官把“吃粗糠”听成了“当生肖”,当即把这胖小子带下人间,从此,胖小子成为一头猪,既吃粗糠,又当上了生肖。传说归传说,但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猪在人心目中的地位。

六朝 红陶猪 长15、 高7厘米

可能正因为以上的原故,属相为猪的人被总结了很多的优点:性格上,头脑冷静,遇事细心,所以能很恰当地处理事情,待人接物都比较热情,会有一群好友来帮助他们;事业上,宏图大展实践自己的愿望,精神饱满,自信十足并有贵人相助,工作中得心应手;生活上,家庭生活平静,爱情顺畅,和睦美满;财运上,通常较为理想,稳步增长,稳中求进。这既是对他们的剖析,同时也是对他们的美好祝愿!

生肖民俗中的猪,正如它的习性是一种善良、温顺、聪明的动物。在十二生肖动物的最后,默默地行使着自己的职责。所以在生肖民俗中猪是不可或缺的一环。

《收藏家》杂志作者:高劲松 2019年2月刊《生肖猪与我国民俗文化的渊源》(因篇幅限制,原文有删减)

史记代表什么生肖3

据说在北京的公园相亲中,处于鄙视链底部的人群之一是“属羊的女性”,因为她们被认为不利于男方家庭。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说法,马伯庸曾考证过,认为这源于唐宋时期的相人术,在相貌中“目有四白”(“眼白多,瞳孔小,眼珠转一圈,上下左右都有白的”)被认为是不吉利的面相,荒淫克夫,而“羊目四白”,于是被视为主“贫破”。可是到后来以讹传讹,“本来是‘眼睛像羊的女子命不好’,不知怎么就传成了‘属羊的女子命不好’,羊从面相向属相发生了概念迁移”(《属羊的人命不好,凭什么?》)。

生肖、生辰八字、相术,这原本是中国传统上几种不同的算命方法,基于不同的原理,但在唐宋以后的民俗实践中,往往被笼统而不加区别地复合化。“属某种生肖就带有那种动物的(面相)特质”,实在是一种很奇怪的逻辑。

其实,并不是只有中国才有十二生肖,不同文化对生肖含义的阐释也完全不同。

生肖属相的地方解释

十二生肖原本是古巴比伦文明的创造。大约在公元前5世纪末期,古巴比伦人夜观天象时,将黄道十二宫与十二神兽代表的星座联系起来,其中的每个部分都具有自身神兽所赋予的特点,并被视为会对世人的命运产生相应的影响。

这种观念在向外传播之后,就产生了两种重要的变体——在西方发展出十二星座理论,而在东方则衍生出十二生肖。这里的“基本不同之处就是,黄道带在西方被用于通过出生月来决定人的性格。在中国,黄道带则是通过一种传说的方式来纪年,因此通过一个人出生的年份来决定他的性格。”(魏根深《中国历史研究手册》)。

在流传的过程中,为了适应不同文化的环境,十二种神兽出现了很多地方性变化。如果对比巴比伦、希腊、埃及和中国的生肖动物,只有牛、蛇、羊、狗四种动物是相同的;猴在埃及被替换为猩猩,老虎在印度变成了狮子。中国的十二生肖在先秦时代就已定型并用于纪年和纪时,并被朝鲜、日本所全盘接受,但在越南有一个变化:猫代替了兔子。像龙这样的动物是中国文化的产物,在突厥人中则被鳄鱼代替,柯尔克孜族改成鱼,而在云南哈尼族中则变成了竹鸡。日本的生肖虽然看似和中国没有差异,但中国生肖猪的形象是家猪,而日本却是野猪;藏族有时也把生肖鸡改成乌鸦。即便是同样的生肖,不同文化的含义也差异甚大:云南普米族有虎崇拜,因而属相排列以虎为首,虎年出生者均被视为吉利,而不像汉文化有时忌讳虎。

因此,一种文化中对生肖冲克的解释,往往仅是持有这种文化的人所抱有的主观想象,甚至各地都有差异。福州民俗忌讳夫妇之间龙虎配,但在上海近郊的崇明,却认为这两种“大生肖”之间婚配是吉利的;福州也忌虎兔配,但江南地区仅认为会有“小口角”。苗族也有这种风俗,如猪蛇两属相不宜婚配,但之所以这么认为,却仅是由于在日常生活中觉得这两种动物不能相容(见《苗汉语的历史比较》);然而在哈尼族中就不存在这样的问题,因为他们用虱子替代了十二生肖的蛇,而虱子和猪就没有相斥的问题了。甚至像北京那样对属羊女性的歧视,在崇明却也只是说“男属羊,出门不带粮;女属羊,在家排爷娘”——虽然也存在对女性的歧视,但并没说到对婚配对象的不利。

最重要的是,按十二生肖相配的原理,其实没有绝对不好的生肖,因为理论上说生肖彼此都是相生相克、各有利弊的。基于此,问题并不在于某种属相或八字的人绝对不好,而只是说两人搭配起来不好。例如,白虎星作为凶星常被指为带来灾祸的女性,茅盾《春蚕》中就有“那母狗是白虎星,惹上了她就得败家”这样的句子。然而在晚清时李伯元的小说《文明小史》中却说:“逢之的母亲央了一位合婚的先生占了一占……但是两下合起来,冲犯了白虎星,父母不利,有点儿刑尅。”也就是说,是两种力量结合的结果“冲犯了白虎星”,可能造成灾难的是两人的关系,而不是某个具体的人。

这可能与中国传统的五行原理同出一源,即强调一种“宇宙力量间持续相互作用的动态循环,在一个普遍的宇宙模式中,这些力量彼此相克相生”(王爱和《中国古代的宇宙观与政治文化》)。值得注意的是,这种观念虽然乍看上去是向不同力量开放的,但那本质上却是一个封闭的宇宙空间,并假定所有力量之间的任何矛盾冲突终将化为一种均衡、和谐的秩序。往大了说是宇宙,往小了说,国家、社会和家庭也无不如此:在一个自足的小天地里,人们需要尽量去控制、安抚那些“坏”的力量,而祈祷、引入那些“好”的力量,小心翼翼地操控着整体的平衡,最终使得一切的变动都要有利于自己所属那个群体的整体福祉。

属相命理,都是为了“关系”

无论是求神、风水、算命还是看黄历,本质上都是为了消灾祈福,趋利避害,因为这种天命不是“前定”的,而是人们可以通过行善、祈福乃至改名等努力来改变的。

正因此,中国的算命与西方的星座理论在终极关怀上有着重大的不同:无论是生肖、八字、相面还是测字,中国的算命虽然推算的也是个人命运,但在本质上关心的却不是个人性格或自我实现,而是社会关系,因而特别关心诸如“夫妻宫”、是否克夫克子之类的问题,强调此人对他人可能产生的影响。它关注的基本问题不是“我是谁”,而是“我应当怎么做(才能将家庭福祉最大化)”。

概言之,前者着意的是“认识自我”,而后者的核心关切却是“管控风险”。这或许可以称之为一种“家庭取向的命理”,而有别于西方星座理论那种“个人取向的命理”。在欧美,星座、塔罗牌虽然也盛行,但那都偏重个人特质与性格(现代的十六种人格测试也由此衍生而来),在婚配时却没有什么“星座不合”或“冲克”之类的恐惧。

中国算命中之所以存在对女性的歧视,或许也可以由此得到解答:因为对一个家庭来说,引入媳妇或新生儿这样的新成员,都会改变整个家庭原本好不容易维持的力量平衡,不得不慎重对待,如果是冲突的力量就势须竭力避免、排斥或攘灾。相比起来,女婿除非入赘,否则不会加入进来成为新成员。因此,这其实是一种基于封闭性群体设想的防御性反应,尤其注意新成员的加入可能造成的不利。如生肖算命中有所谓“六冲”,认为夫妻年龄相差六年不吉;又认为“真虎”(虎年怀上、并在虎年内出生)命硬,如是女性,则“雌老虎”将来会克子。甚至孩子的降生也可能被认为不利于父母,《封神演义》中哪吒丑时出生,被认为“犯一千七百杀戒”,自小寄与道士抚养。在福建,孩子的生辰八字如果与父母相克,命大“克父”,那就只好降低父亲的辈分,于是偏称父母为叔、婶(闽南)或哥、姐(莆田)。这在本质上和家里根据风水术,调整玄关布局都是同样的原理:重新安排空间或社会关系,调整宇宙力量以使之对己方有利。

这种命理哲学关心的是群体或社会联系,而不是个人。事实上,中国最初根本没有西方那样的生辰星占术。

从属相走向星座?

十二生肖在先秦仅用于纪时,《史记·天官书》中记录的占卜主要是战争、年成和治乱,242条占辞无一不是军国大事。因而江晓原在《历史上的星占术》中,将中国的星占术称为“军国星占学”,有别于西方的“生辰星占学”,直至五代宋初的“四柱八字”,才发展出对个人吉凶祸福的关切,然而即便如此,它也不涉及任何具体天象,因而严格来说并非星占学。生辰八字之所以在唐宋之际发展出来,或许是因为贵族社会解体,社会进一步平民化,而人们又希望在这个动荡不定的起伏中掌控自己的命运。在此之前,中国社会中没有脱离家族的个人,因而诗歌或信件中也从未提到庆祝个人生日,意味着人们关注的并不是个体生命的独特性,而是整个家族的维系。

相比起来,西方的城邦社会,却从一开始就把星象与个人性格、命运联系在一起。古罗马历史学家塔西佗就很相信星占预言,他在《编年史》中就认为,根据星象,“一个人的未来在他出生之时便被确定了”。希腊怀疑派哲学家Carneades还由此提出了著名的“双生子悖论”:许多降生于同一时刻的人却有着迥然不同的气质和命运,而许多相同遭遇的人却降生于不同时刻。这都是基于个人诞生时的星象与其命运密切关联而发的,重视个体差异,却从不会像中国人那样考虑对家庭、亲属的“冲克”影响。

在欧洲基督教化之后,教会一度将占星术视为迷信学说,君士坦丁大帝甚至处死了许多占星师,因为这违反了上帝掌控世间秩序并支配个人自由意志的教义。但星座理论至少为个人在社会生活中指明了某种规律性,甚至为人们的性格气质提供了合理化的解释,因而还是延续了下来。偏好神秘主义的瑞士心理学家荣格在20世纪初还撰文声称,十二宫是个性的原型,体现出个体的全部潜在个性。近百年来,星座理论更加突出强调这一点,并发展出了一种新的认识,认为上升星座掌管“外在的你”,即外界所觉知到的“你”;而太阳星座则掌管“内在的你”——只有最亲近的人才能了解的“你”。虽然这一学说后来又出现了反转,但重点无疑都落在个人的自我特质与自我实现上。

这样,原本系出同源的十二生肖与黄道十二宫星座,在不同的社会文化之下呈现出了完全不同的关注重点。生辰八字则偏离得更远,因为那不涉及到星象,而是一种基于《周易》的抽象演绎,并且始终是以家庭而非个人作为考虑重心的。某种程度上或许也是因为这样,西方人的星座是公开谈的,人人可知,甚至作为一种自我宣示的个性;但中国人传统上的生辰八字却是要保密的,尤其是未嫁女性的八字,往往要等到谈婚论嫁之际才能拿出来。在《济公传》中,张士芳问得姑父王安士的生辰八字后,道士竟能由此将其姑父的魂魄拘来。这意味着,在传统时代中国人的心目中,生辰八字涉及到某种神秘的力量,须加以谨慎对待,而不仅是他个人气质的问题。

在近代中西方接触时,西方人显然并不理会(恐怕也不懂得)中国人这种命理哲学。中国第一个留美女学生的命运就是一例:她1873年出生于九江的贫寒之家,此前家里已有五女,被送走当童养媳后,又有算命人说她八字不吉利,“命犯天狗”,要是留着,家里就将永远没有男丁;于是婆家又将她遗弃给传教士,取名为Ida Kahn(康爱德),养母昊格矩(Gertrude Howe)将她抚养长大后送入密歇根大学习医。1896年,梁启超写了一篇《记江西康女士》,对她大加赞扬;名士刘鹗读后一度函告梁氏,想要娶康氏为妻。那个年代的知识女性立身不易,康爱德后来终身未婚,她的命算不算好,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判断,但从她个人而言,那她自我实现的程度肯定是当时一般女性绝对无法梦想的。

由此来看,近些年来星座理论的流行,恐怕就像唐宋之际“四柱八字”的兴起一样,也是社会巨大变迁的征象。如果说上一次唐宋之际的转折从军国大事转向了家庭和个人命运,那么这一次则和年轻人对个性气质的重视相互契合。在我的记忆中,直至1980年代,民间所盛行的仍多是生肖、八字这些命理;1991年我在邻居家里翻出一本香港带回来的繁体竖排版的命理书,这才第一次看到十二宫男女性格这一“新奇”的理论。一年后,随着日本动漫《圣斗士星矢》在国内各电视台的开播,黄道十二宫一下变得令人耳熟能详起来,市面上随即出现了许多相关资料、贺卡,渐渐变成了必备的谈资之一,并通过不断的阐释,与一种更为现代的生活方式结合了起来。

经过这四分之一世纪星座理论的洗礼,年轻一代对生肖匹配的理论大体都已陌生。虽然北京的公园相亲活动中,老人们还歧视着属羊未婚女性,但他们的子女只怕也大多不在乎了。旧传“兔龙眼泪珠”,认为兔龙属相匹配也不吉利,然而现在这样两人相差一岁的结合比比皆是。随之出现的,反倒是一种新的“星座歧视”:一些公司在用人时,会认为某种星座的人具有某种性格特质,而不适合从事某类工作。尽管如此,这也表明人们不再像以前那样,从家庭和社会关系出发来考虑与另一人的长久关系,而把这变成了对个人品性的重视。星座响应了这种社会潜在心理的需求,相比起传统上的相生相克社会关系,这或许也给年轻的个体们带来了某种自由解放的感觉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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