岭的生肖代表什么动物

“狗岭路”太俗？三亚狗岭路改名之争 你站哪边？,下面一起来看看本站小编北青网给大家精心整理的答案，希望对您有帮助

岭的生肖代表什么动物1

新海南客户端、南海网、南国都市报记者 符彩云

地名、街道名作为一个约定俗成的社会符号，记录了城市的历史文化，承载着城市的变迁与发展。对一座城市来说，地名文化是城市文化的一部分，也是外地人了解这座城市文化的快捷“窗口”。

随着城市更新步伐的加快，在城市建设发展中产生的新地方有了新名字，而一些老地名正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老地名是城市的“活化石”，保护与传承义不容辞。但有些“土味”老地名在现代化城市里出现了“生存困境”。

狗岭路沿途风景。记者 符彩云 摄

纵观国际化大都市，“土气”的地名也不少。北京有“奶子房”“骚子营”、广东有“瘦狗岭”……在三亚，也有一座狗岭，它脚下有一条因其而得名的狗岭路。而因为有部分市民游客反映名字不雅，掀起了一场舆论浪潮。

据悉，早在2015年立牌时，就有人认为狗岭路这个名字俗气。此次，三亚市民政局在政府网站上发布《关于狗岭路拟更名征求意见书》后，引发不少市民网民热议，众说纷纭。那到底要不要改？该如何改呢？是回归到它的起点，还是另起炉灶，写入新的时代特色？对此，新海南客户端、南海网、南国都市报记者专门进行了走访调查。

狗岭路连接红沙隧道。记者 符彩云 摄

追根溯源 狗岭路从何而来？

站在凤凰路、新风街和狗岭路交汇而成的十字路口，放眼望去，四周的建筑风景一览无余。凤凰路南北纵横，将狗岭路和新风街隔开，各位于东西两边。说到狗岭路，大部分市民最为耳熟能详的就是附近的三亚市中医院，除此之外，三亚市图书馆、美丽之冠、嘉宝花园这些标志性建筑就分布在周边。

新风街和狗岭路的氛围截然不同。位于西边的新风街一片喧嚣与繁华，街两边有三亚市政府大院，多个大酒店，还有商品街，车水马龙，是城市主街区。而东边的狗岭路却十分“低调”，俨然一幅以绿色为底色的天然画卷。

沿着狗岭路一直往前走，绵延起伏的临春岭静静卧在一旁。道路两侧绿树成荫，路面焕然一新。

狗岭路沿途风景。记者 符彩云 摄

狗岭路建成命名至今也才七年时间，但是这背后蕴藏的历史底蕴却非常深厚。探究地名的来源和含义，可以帮助我们更深地了解过去、更好地走向未来。那么为何叫狗岭路？这还得从三亚的山岭说起。

三亚市区三面环山，北有抱坡岭，东有大会岭、虎豹岭和海拔393米的狗岭，南有鹿回头岭，形成环抱之势，山岭绵延起伏、层次分明；同时，山脉的延伸将市区分成若干青山围成的空间，为城市不同地区提供了各具特色的空间景观环境。位于三亚市中心城区东边的狗岭，海拔393米，是三亚市中心城区的最高峰，是登高望远的好地方。

记者在走访过程中了解到，现今的凤凰岭，原称“鼓岭”，那时三亚滩（河东、河西两岸）很荒凉，到处是高过人的野生芦苇丛，从东北方向吹来的强风，到了三亚的东侧会被鼓岭挡住，接着东边的天空中会时而传来“隆隆”鼓声，因此该岭被人们称为“鼓岭”，后因三亚的海南话“鼓”和“狗”同音，后被叫成“狗岭”。

在临春社区党总支书记董国快的记忆里，传说中，狗岭位于临春岭与龙岭的交界山顶处，形状像一个圆鼓。从前山岭还未被开发，山上植被茂盛，山顶常有云雾缭绕。过去人们要上山砍柴火来维持生活，人们在山上大声喊话时，产生了回声，声音像锣鼓声，便也称为“鼓岭”。

还有一种说法称，该处地形状似狗头，故得其名。打开卫星图你会发现，满目苍翠，凹陷的部分的阴影形状有几分似狗头。

狗岭路与凤凰路和新风街交叉十字路口。记者 符彩云 摄

光绪《崖州志》里的附图也有标注，名叫打狗岭。该处东边有红沙墟、红郊村，南边有临春村、下洋田村等处。红沙位于打狗岭和榆林水中间，以榆林港为依托。

记者在走访中还发现，如今的临春岭以前叫虎豹岭。《崖州志》载：“豪霸岭，城东一百一十里， 临川港上。以土贼陈明甫父墓在此，得名。上有石，色紫而细，可砺刃，亦可制砚。”

虎豹岭位于三亚市区凤凰路临春段东侧，北面与临春河上游段相接，东面与海螺农场相邻，山体大体呈南北走向，海拔最高点为195.6米。2007年，三亚市政府决定将虎豹岭区域建成一个为公众服务的开放式公益性城市森林公园。后虎豹岭森林公园改名为临春岭森林公园。

三亚市原二环路也改名为了凤凰路，还有凤凰村、凤凰岛、凤凰镇、凤凰机场等“凤”字系列地名，契合三亚市“凤舞天涯”的旅游形象定位。20世纪80年代，狗岭广播电视发射塔便建于狗岭山顶上，承担着中央、海南省和三亚市广播电视发射覆盖任务，是海南重要的广播电视基础设施。

开发建设山顶旅游区后，凤凰岭景区成了游客的“打卡地”之一，成了一座“城中山景区”。不断扩大的城区规划建设也对交通有更高的要求。为了打通市区四纵八横的交通格局，一条新修的道路通过红沙隧道贯穿狗岭，连接凤凰路和榆亚路，有效缓解了市区交通拥堵。为了传承古老地名，在经过征求相关职能部门和群众意见等法定程序后，“狗岭路”便由此得名。

美丽之冠就坐落在狗岭路对面。记者 符彩云 摄

大部分沿线居民不希望改名

除了狗岭路，三亚还汇集了带有“十二生肖”的特色路名，如龙岭路、鹿岭路、牛岭路、羊栏路、金鸡岭街、马岭街，另外还有鸭仔塘路。《三亚市地名管理办法》指出，“地名管理应当尊重历史文化、反映地理特征，顺应民意、保持地名相对稳定，实现地名标准化、规范化。”三亚市民政局划地名科也表示，这些道路名沿用至今也是为了保护古老地名，传承历史文化，增强文化自信。

对此，市民李先生也注意到了这些和十二生肖相关的道路名，“十二生肖里面，三亚的路名已经占了一半。而且狗是通人性的动物，我们不在乎多这一条狗岭路。一个地名的形成，是有它的历史渊源的，狗岭历史悠久，狗岭路也已经成了三亚的一部分，改名后并不会影响三亚的经济发展。” 李先生认为，应该充分挖掘其历史文化，让游客觉得“有故事”，值得人们去寻访探究其地名由来。

市民苏先生也反映道，“长辈曾跟我们说这些山岭都是有历史的，我们应该传承下去。而且狗岭路很好记，我们都习惯这么叫了。更何况有很多‘土气’的地名，这很正常。”

记者采访了数十位狗岭路的沿线居民，大部分本地群众都觉得改了路名让人很不习惯。道路改名牵一发而动全身。改名后要与各大导航软件商对接，又要更换路牌、门牌、居民身份证、房产证、户口簿等，将增加行政成本和社会成本。“以后的身份证地址、快递包裹地址等等都要跟着发生变化，这会给居民的生活造成麻烦。”

狗岭路沿途风景。记者 符彩云 摄

这一席话也道出了一些生意人的烦恼。经营店铺的钟女士和吴女士认为，作为本地人，已经习惯了狗岭路的叫法，如果按方位记地名容易搞混。“我们一说狗岭路都知道，这个名字有它的历史含义和历史价值。狗是人类忠诚的朋友，并不觉得狗字俗气。三亚应该保留特色，留住乡愁。而且改名后顾客会找不到地方，就会影响到店内生意。”

“作为生意人来说，我们不愿意改，一是改名很麻烦，再者就是很多客户都已经认识地名了，如果外地客户再过来可能会找不到地方。” 在三亚创业的陈先生说。

与时俱进 部分市民支持改名并出谋划策

来自吉林的李家兄弟则建议改名。“我觉得应该改，狗不好听。新风东路更现代化，更符合当前三亚的城市定位。以后我们打算长期在这生活。虽然狗岭路的辨识度高，但是普通的名字接受程度更高，还是要看本地老百姓的呼声。”

在临春社区，大部分居民都更赞同改名。“狗岭路这个名字俗，其实我听了这个名字并不想了解背后的故事。而新风东路听着感觉很舒服。”居民童女士说。

狗岭路沿途风景。记者 符彩云 摄

与此同时，走访过程中，记者发现大部分居民并没有深入了解过狗岭的历史故事，相比之下，董国快对其了然于心。他告诉记者，临春社区居委会建议改名为“鼓岭”。“不叫凤凰岭，也不叫狗岭，这本应该叫鼓岭，我们要尊重历史文化，同时也要综合现状考量，但是文化传承是很有必要的。”

三亚凤凰岭文化旅游有限公司有关负责人表示，已向三亚市民政局建议更名为“凤岭路”。前有凤凰路、旁有龙岭路。凤凰路是相较于新风路更大的主干道，“凤岭路”，更能体现为是凤凰路的支路，也能与龙岭路相邻，具有良好的龙凤呼应、龙凤呈祥寓意。“凤岭路”相较“狗岭路”，只改动一个字，有一定延续性和传承性，相较更容易记忆。

何去何从 保留历史底蕴并创新发展

自从改名征求意见的公告一发出，不少网友纷纷留言表明态度并提出建议。

三亚市民政局有关负责人表示，“我们收集意见的官方渠道就只有三亚发布和三亚民政的公众号，我们提出的选项新风东路只是为了抛砖引玉，集聚群众智慧。”

根据《三亚市地名管理办法》，“地名行政主管部门和相关专业部门应当建立地名管理沟通协调机制。地名规划和重要地名的命名、更名等事项，应征求公众和专家意见，由市政府审定并依法对外公告。”

据不完全统计，在“三亚发布”下的近百条留言中，不支持更改的占了三分之二。其中也有网友积极提出建议，“因连接凤凰路与榆亚路，叫凤榆路”“临川路”“翠岭路”……也有些网友支持改为“凤岭路”或者“鼓岭路”。

相比前几年，现在的征求民意渠道更加广泛，群众参与决策过程的积极性也不断提高。政府部门作为桥梁，应充分收集并尊重市民意见，并以公开的方式对民意征集情况予以反馈，让最终决策体现民意的最大公约数。

随着城市建设的快速推进，三亚对传统地名的重视程度也在不断提高，近年来在保护传承三亚古老地名方面颇下了一番功夫。据三亚市民政局有关负责人透露，从去年起，三亚市民政局把讲述红色地名故事和党史学习教育结合起来，组织开展红色地名故事的征集和编辑工作，编辑出版了《记忆三亚·留住乡愁》三亚红色地名故事专辑。通过精心打造红色地名文化品牌，让广大人民群众更深入了解三亚的革命历史，感受红色地名文化的独特魅力，不断增强文化自信的深度、力度和广度。

独特的厚重历史文化增强了一个地方的文化自信。冯骥才在《城市为什么需要记忆》中写道：“城市最大的物质性的遗产是一座座建筑物，还有成片的历史街区、遗址、老街、老字号、名人故居等等。地名也是一种遗产。它们纵向地记忆着城市的史脉与传衍，横向地展示着它宽广而深厚的阅历，并在这纵横之间交织出每个城市独有的个性与身份。我们总说要打造城市的‘名片’，其实最响亮和夺目的‘名片’就是城市历史人文的特征。”

网络截图

对于正在加快建设现代化热带滨海城市的三亚来说，筑巢引凤十分重要，同时也要对多元文化有海纳百川的气度，对自身历史有足够的敬意与温情。类似狗岭路的地名，看起来俗，但充满了生活气息，为大多数老百姓所喜欢和熟悉，说起来上口，听起来顺耳，用起来方便。如果改名，也要体现最大民意。

狗岭路的未来还未定，但是此次的改名舆论也让我们意识到，传承不是泥古不化，文化也非一成不变。传承历史和记忆的同时，又融入了时下人们的生活方式与文化诉求，参与城市共建。

地名既是地理坐标，更是历史文化精华。对地名的规范和研究，要在不断回顾历史的过程中深入细致地阐释地名文化，要在浩瀚的历史文化中追寻地名的价值和意义。我们要通过地名的标识和使用，挖掘和讲述城市历史故事，提升和优化整个街区的文化氛围，让城市文化血脉穿越时空流淌，让一个个老地名成为展示三亚历史文化的重要名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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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也夫

一、阉割的起源：家畜与人

起源通常包含两个要点：时间和原因。在性质上，时间比原因单纯。但是在探讨人体阉割的起源中，时间与原因相比，甚至不是更难的问题，而是无从下手。因为人体阉割远远早于文字的发明。我们无从猜想它发生在文字记载了阉割之前的哪个时点。在性质上，原因虽远比时间错综复杂，却毕竟可以根据少许已知事实，加上一点假设和丰富的想象，进行逻辑推导。虽得不出定论，却可以推翻一些误判，将猜想限定在合理的范围中，故可能做出有意义且有趣味的思考。

一个流行已久至今不衰的说法是：动物的阉割启发了人的阉割。各种家畜阉割之先后时间，现在还说不清。但是鸡犬之类的小型家畜的阉割对人类启示不大。家畜启示说的支点是，牛马阉割后变得驯顺，启示了权势阶层改造他者身体获取温顺奴仆，即开始了创造第三性别的尝试。但这种解释没有完结，它只是将阉割人体的动因推到牛马那里，但阉割牛马的动因是什么呢。不错，阉割后的雄性牛马极大地改变了性情，但那是阉割的结果，将它看作原因，将犯下倒果为因，即所谓目的论的错误。人类学家伊萨克反其道行之，提出人的阉割启发了动物的阉割，而人的阉割的动因是宗教追求（1970）。此说无改很多学者依旧认为动物阉割在先。Taylor说：“人体阉割肯定晚于动物阉割（公元前6200-4500年）。……Uruk（笔者注：美索不达米亚西南部苏美尔人的古城）早期（公元前4500-3700年）可能是人体阉割的起源时间。”（Taylor，2000，169）Oliver R.,Almushatat A.（2019）说:（人体）阉割的最早文献之一见于公元前4000年巴比伦人对Ishtor女神崇拜的记载。两人对人体阉割的年代认识一致，即大约6000年前。

动物的驯化是其阉割的前提。戴蒙德给出的人类驯化即家养动物的最早年代。狗10000年前，绵羊10000年前，山羊10000年前，猪10000年前，牛8000年前，马6000年前。其中狗和猪的最早驯化地中包括中国。（戴蒙德，1997，166）与人类阉割关系密切的是牛与马。二者驯化的时间被不断修正。牛的驯化时间被提前。克里斯蒂安说（2004，他的说法参考了海瑟与温克的著作）：“牛被驯化的最早的确切证据是距今大约9300年。”罗伯茨（2017，113）说：“在1万年到1.1万年前，近东地区出现了家养牛，之后向外扩散。”马的驯化时间被推后。目前最早的根据是哈萨克斯坦北部的Botai遗址5500年前的马骨化石，但是尚存争议。（李水城、王恺，2009）确凿的证据是4000-3800年前的古巴比伦陶范上人骑马的图案（李零，2020），且其驯化的时点一定早于该陶范。

袁靖著《动物考古学》（2015）说，中国家养动物的最早年代分别是：狗10000年前，猪9000年前，绵羊5600—5000年前，山羊3700年前，黄牛4500—4000年前，马（黄河中下游）3300年前，鸡3300年前。

综上所述，一方面，牛羊是从外部传入中国的，中国家养牛羊晚于世界约5000年。故不能排除，牛羊与其阉割术一道传入中国。当然动物最初的阉割有可能与人的阉割同时发生。另一方面，人体阉割晚于人类驯化牛、羊、猪约4000年。而动物的家养与其阉割之间必定有不短的间隔。正是在这个时段中人类开始了祭祀。最早的祭品中兼有人与动物，即人祭和牺牲。中国古代的“太牢”是皇家的最高级别的祭祀，“牢”在甲骨文中的含义是家养的牲畜，而“太牢”要祭献牛、猪、羊三种祭品。

从祭祀中人祭和牺牲的同步发生，到人与牛的阉割的发生，中间有一个不见任何文字记载的失却的环节，留给我们去想象。

写于先秦的《礼记 月令》讲述祭祀：春季“其祀户，先用脾”，夏季“其祀灶，先用肺”，年中“其祀中霤，先用心”，秋季“其祀门，先用肝”，冬季“其祀行，先用肾”。这段文字颇为费解。自汉代始，注释者们将心肝脾肺肾与五行的金木水火土结合，成为主导的解释。但是先秦时代还没有五行说。五行说长期成为主导窒息了其他解释。拨开五行说的迷雾，笔者以为，祭祀中讲述五种脏器，最大的可能是讲述在不同的季节以不同的脏器作祭品。当代人类学家发现某些民族的宗教中有“手指祭”，即砍下一节手指祭神，并提出“以局部换全身”的解释。祭祀中用牲畜的某个脏器代替整个牲畜，颇符合这一逻辑。古时祭祀的方式有别。有祭祀后祭品大家分食的，也有烧掉的。如是后者，“以局部换全身”就更具解释力。即使是过后大家分食，祭祀规格也从来都是大小不等的，既然有大牢小牢之分，或许也有整体与器官之别。心肝是局部，阳具也是局部。为什么后者不可以单独作祭品呢，特别是在生殖器崇拜形成后。和其他的区别是，生殖器特别是睾丸，单独割下后不毙命。笔者以为，这是阉割的起因。

有了阉割就有了阉牛与阉人。笔者猜想，人与家畜的生殖器都曾经作过祭品。同时猜想，阉人也作过祭品。就人体而论，很可能曾经有过三种祭品：完整的活人，人的生殖器，阉人。以童男童女祭神，史不绝书。为什么要选择童男童女，因为祭祀主持者认为他们比成年人纯洁。后者脏在何处？脏在性活动。如此阉割后的成年人就纯洁了。所以人祭中很可能有过以阉人作祭品的。但即使曾经存在，也不会是长久的事情。因为西周以后人祭被禁。以阉人祭神只可能存在于阉割产生到人祭禁绝之间的时段中。

几乎所有宗教都认为性是不洁的，所以阉人更干净。《圣经·旧约》多次提到“阉人”，从无贬低，隐含尊重。《马太福音19：12》说：“因为有生来是阉人，也有被人阉的，并有为天国的缘故自阉的：这话谁能领受，就可以领受。”（笔者觉得最后一句译文费解，故呈上英文：He that is able to receive it,let him receive it.）从12世纪始，一个阉人团体一直守护着麦加的穆哈默德墓地。不管笔者想象的以阉人祀神在历史上存在与否，因为无性圣洁的观念，阉割自身以侍奉神灵的信仰者一直存在着。

古汉语中寺人与宦官两个词汇的通用，颇耐寻味。寺字在西周金文中开始出现。寺字未见于甲骨文，但其上下两部分之和又都出现在甲骨文中。

西周金文“寺”字

陈梦家在讨论商代祭名时提到之与又，将二者列在祭名的第七类即“无所属”中。乃至我们只知道它们是祭名，不知道更多（陈梦家，1936）。或许洞悉这两个祭名的内涵，是解开下面谜团的突破口。二字都是祭名，它们以后合成的“寺”字极可能也与祭祀相关。《说文》：寺，廷也，有法度者也，从寸。即寺是有法度的场合，祭祀的场所。有理由推论，寺人可能是主持祭祀者。问题在于，古代文献中最早出现的“寺人”的意思却是宦官。其一是周公所著《周礼·天官》云：“寺人，掌王之内人，及女官之戒令，相导其出入之事而纠之。”其二是写于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的《诗经》：“未见君子，寺人之令”（秦风·车邻）；“寺人孟子，作为此诗”（小雅·巷伯）。其中的寺人被研究者们认定是宦官的意思。《周礼》《诗经》的写作时间与载有寺字的青铜器或同期，或最多晚二百年。以后“寺人”作为宦官的别称一路传下去。叶舒宪的解释是：“早期文明中的神职人员常由阉人来充当，这正可以解释‘寺’字为什么又成了宦官的名称。”（参见叶舒宪，2018，109-110）前半句话的根据是西方的早期宗教。而后半句建立在这样的推论上：寺是祭祀场所，寺人是祭祀主持人，而寺人又成了宦官的称谓，故祭祀主持人也是阉人。事情有可能是这样的。尚不能证实的环节是：祭祀主持人是阉人。现在只能说是可能，不然为什么以寺人称呼宦官？假设如此。那么其后的历史是，阉人从祭祀人士渐渐转变为王及其后宫的侍者，最终几乎完全从祭祀领地消失。自然，当奴仆、卑贱成了阉人的主体，也就再难提供原初圣洁、牺牲的特征。

前文说过，性格驯顺不是阉割的原因，是阉割的后果。在大型动物：牛、马、人类这三者中，阉割对雄性性格的改变太大，三者辐辏起来影响着阉割的扩大。《后汉书·宦官传》中说宦官“情志专良”，精准地说出了皇权使用第三性别的原因。而“驯”字带有“马”的偏旁，则说明阉割在三种大型哺乳动物牛、马、人类的性格改变上，马最突出。马是从西域传入中国的，中国人养马晚于输出地至少一千年。笔者以为，很可能驯化和驾驭马的方式同马匹一并传到中国。马车夫吆喝牲口的用语“得儿、驾、喔、於”，与汉语语音差距太大，很可能就是马匹输出国的语言。从性格改变看，马的阉割对阉人的启示应该最大。但事实不是逻辑。人的阉割是与牛的阉割一同发生。马的阉割在二者之后。人类阉割马匹始于何时，笔者没看到国外的资料。中国确凿的证据竟然不是文字，而是秦始皇兵马俑。其中车马中的马匹都没有睾丸，而骑乘的马匹中有阉割的有未阉割的。有学者说，最先阉割马匹的是中国人。笔者尚不敢相信。秦代只有14年的历史，秦俑中有了骟马，说明马的阉割在战国时代一定开始了。虽然宦官在西周已经存在，但秦开启的帝国制度是其繁荣的土壤。骟马性格的剧变，将比牛更大地刺激人们认识第三性别。顺便说到，今天赛场上85%的赛马是骟过的，这说明阉割一点不减少它奔跑的速度。赛马中只有15%是母马和未骟的公马。后者极难驾驭，让它参赛是因为想为这匹种马做广告。

二、宦官的起源：美索不达米亚与中国

汉谟拉比（公元前1792-1750）是古巴比伦的君王。将近3800年前的《汉谟拉比法典》（公元前1776年）有这样的条款：“第192条，阉人之养子或神妓之养子倘告抚养彼之父母云：‘你非吾父’或‘你非吾母’，则彼应割舌。第193条，倘阉人之养子或神妓之养子获知其父之家，因而憎恶抚养彼之父母，而归其父之家，则彼应割去一眼。” 阉人的权益写入法典，意味着他们在社会上存在有年。神妓应该是宗教人士，阉人与神妓分列，则很可能是宦官。但这是猜想，毕竟宦官一词未出现在该法典中。

宦官从始至终存在于亚述帝国（公元前935-公元前612）。这是宦官在世界历史上最早的记载。国洪更的论文讲述了宦官在亚述帝国的地位和作用。在亚述帝国前期（公元前934-745年），大将军和宦官总管都可以代替国王统帅远征军。且国王一直靠宦官制约大将军。曾有两个宦官总管被任命为两个行省的总督15年之久。帝国全盛期，宦官总管与大将军并驾齐驱，权势甚至压过后者。由俘虏构成的常备军的首领由宦官总管担任。帝国晚期，宦官总管有了合法地产和私人武装。（国洪更，2015）亚述帝国中的宦官不太可能是无由来的突然崛起。亚述南临古巴比伦王国。随着国势此消彼长，亚述帝国迫使古巴比伦与之合并，亚述帝国的国王成为统一后的国王。亚述帝国中宦官的地位和作用，几乎一定承继着古巴比伦王国的宦官传统，此亦证明《汉谟拉比法典》中的阉人很可能就是宦官。

《诗经》说及周代的寺人，即宦官。《毛诗序》：“《车邻》（笔者注：诗中有‘寺人之令’句）美秦仲也。”秦仲是周代秦国国君（？-822年）。《毛诗序》:”《巷伯》（笔者注：诗中有‘寺人孟子’句）刺幽王也。”幽王（卒于公元前777年）是西周最后的君主。两诗旁证西周存在宦官。

西周之前有无宦官？殷代的甲骨文中有这样一条卜辞：“庚辰卜，王，朕（一个“凸刀”形甲骨文）羌，不死。”意思是：“庚辰这天占卜，商王阉割羌人，会不会死。”有学者愿意将此解释为，阉人去宫中作宦官。但该卜辞的字面上没有这个意思。

综上所述，历史上宦官的出现，在美索不达米亚早于中国。即使判定殷代出现了宦官，殷代—西周也大大晚于古巴比伦—亚述。阉人的出现也是这样。待解的疑问是：阉人与宦官是舶来品，还是中国独立的发明。

三、秦代：赵高与宫刑

《史记》中司马迁两次说到“隐宫”。其一，“赵高昆弟数人，皆生隐宫，其母被刑僇。……毅不敢阿法，当高罪死，除其宦籍。”其二，“隐宫徒刑者七十余万人，乃分作阿房宫，或作骊山。”两处“隐宫”长期被解释为“受过宫刑者”，如此前处标明赵高的宦官身份，后处揭示了秦代对七十万人施以宫刑。

讨论宦官干政，赵高是绕不过去的。即使笔者已经怀疑赵高是宦官，也要给读者一个交代。《史记》此点陷于争论，其后的史籍呢？《汉书》只因袭《史记》说赵高是中车府令，未提隐官。《后汉书·宦官列传》中没有赵高，既表明范晔不以为赵高是宦官，也暗含他清楚司马迁措辞的意思。认定赵高是宦官是唐代以后日益加固的认识。他们的根据大概还是《史记》中的“隐宫”，而非司马迁文中的“宦籍”，因为宦籍可以指官籍。（参阅鲁惟一，2005）但以后怀疑者不绝如缕。有学者说：如果说“隐宫”是受宫刑者，他们也属于“徒刑者”，说“隐宫徒刑者”文理不通。如此混沌长达千余年，是睡虎地秦简的发现澄清了谜团。其中一段简文：“工隶臣斩首及人为斩首以免者，皆令为工，其不完者，以为隐官工，”译文：工隶臣斩获敌首和有人斩首来赎免他的，都令作工匠。如果形体已有残缺，用作隐官工。（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1978，93-94）隐官是隐蔽的做工处所，那里的人是刑满而身体残缺的人，他们可以结婚生子。以此解释《史记》赵高的段落，即：赵高的母亲受过刑，他们兄弟出生在“隐官”处所。也有学者不同意这是司马迁笔误，认为“宫”与“官”相同，隐宫、隐官都指隐蔽的工作处所，均无涉宫刑。《史记》还说，赵高发现胡亥不满，“乃阴与其婿咸阳令阎乐、其弟赵成谋”，最终女婿阎乐带兵杀了胡亥。以上可证：赵高不是宦官。即使赵高是宦官，也不好说是宦官干政，因为他也是有官职的。且一个人的行为不代表一个朝代的政治特征。宦官干政要从东汉说起。

那么《史记》的另一段话呢：“隐宫徒刑者七十余万人，乃分作阿房宫，或作骊山。”抛弃隐宫是宫刑者的解释后，这段话的主语该译作“肉刑后身体残缺者和正在服刑的七十余万人”。秦代刑罚种类繁多。一死刑，种类甚多。二肉刑：黥，劓，刖，宫。三徒刑，即强制劳役。四笞刑。还有多种，此处不赘。去作阿房宫和骊山的“隐宫”应该是黥、劓、宫刑后的人，刖刑后难以胜任如此劳作。主语中的“隐宫徒刑者”可以断句为“隐宫、徒、刑者” （参阅苏诚监，1996），也可以断句为“隐宫、徒刑者”。“徒、刑者”包括受到徒刑和刚刚受到肉刑的犯人。“徒刑者”仅指强制劳役的犯人。黥、劓、宫、徒，共计七十余万人。隐宫是刑满者，累计多年。徒刑（徒、刑者）者是正服刑者，出自近期。前者数量应该多余后者。我们无法确知七十余万人中宫刑者之多少，但那肯定是一个庞大的数字。秦朝不以宦官众多和干政闻名，但其阉人数量很可能冠于中国历朝历代。扔掉了隐宫是即宫刑的误解后，应重新求索秦代阉人的数量。低于七十万未必不是大数字。

在秦代，阉人中受宫刑惩罚的犯人一定大大多于宫中的宦人。也应该是自秦代开始了二者的此消彼长：宦官在阉人中的比重越来越大。二者不仅是社会身份的有别，身体残缺程度也不同。宗教、刑罚、宦官，很可能是阉割演进的次序。对前两者，切割睾丸足矣，丸茎俱除，既无必要，初时也做不到，因为这在手术上复杂太多了。由此推论，初时的宦官有可能是无丸有茎的，以后宦官中无丸者与丸茎全无的共存，最后统统是丸茎全无的宦官。马的去势只是切除睾丸，这就去除了性能力且改变了性情。君主为什么追求宦官的全部去除？笔者最初以为，那是君主畸形的性想象使他们不计手术的难度和阉人激增的痛苦，坚持丸茎并除。而后读到了两位医生的说法：“雄激素有两大类。一些活跃程度不如睾酮的雄激素，它们由肾上腺分泌。……值得一提的是，即使他很早就被摘除睾丸，他也能有几乎正常的性生活，只是精液的量要少得多，这种精液中显然不含有精子。”（贝拉依什，凯尔瓦杜埃，1996，17-18）一定是看到了切除睾丸的阉人居然有性能力，即使这在阉人中比重不高（笔者如此猜想），遂使君王令阉割操作者开辟出阉割中最艰难的手术：丸茎并除。阉割是残忍的，而这又是阉割中最残忍的。其增加的痛苦是双重的。其一，手术的痛苦远过于单纯切割睾丸。其二，术后的病患与永久的不便。因为削弱了憋尿的机能，有尿便会流出，必须在裤裆处放置毛巾类的东西。外部积尿容易逆向感染膀胱疾病，为减少排尿而不敢多喝水同样危害膀胱。且外部积尿让他们在气味上令人生厌。

在囊括各种动物和人的全部阉割中，切除其茎是唯一的，针对唯一的对象——人，为了唯一的目的——制造宦官。如前所述，宦官是从只切割睾丸演化到丸茎并除的。至少在中国，从秦朝前后的某个时点开始，作宦官必须切除丸茎并除。这是应帝王的需求和命令而实施的，它是帝制的地道产物。

待解的问题是，这是从何时开始？所有民族的宦官都被切除其茎吗？

四、汉唐：宦官干政

在东汉政治中，皇权之外，宦官、外戚、官员士子，三足鼎立。三者的惨烈争斗贯穿王朝后期。集中的体现是党锢之祸。争斗中三方的亡者均难以数计。第一次党锢后的改元大赦中，释放的官员士子一百多人。迎接他们出狱的车辆上百人数上千，可见士族的精神及他们与宦官集团之死结。该怎样评价东汉宦官？

史书是士人书写的，它只是一面之词，其中偏袒士人几乎是一定的。一方面对宦官的同情和理解会失缺。另一方面在正史中，对宦官的问题，他们与外戚、朝臣的冲突，都不可能从皇权制度的缺陷中寻找原因。既是因为没有第二个敢写谤书的司马迁，更是因为时代的局限。我们先谈皇权的制度问题，后从理解的角度说宦官。

历史上每个朝代都有过幼帝，但以东汉为最。东汉历196年，14帝。只有前三位是成年登基。自和帝始，十个即位者（不算献帝刘协，他的上位来自董卓，与宦官无涉）年龄都不满16岁。十人中寿命最长的35岁，六人寿命在27岁以下，去世时统统没有年及弱冠（20岁）的儿子。详情如下（注：下面括号中为生年—登基年—卒年）：

和帝刘肇(78年—88—105年)，10岁即位，27岁卒。

殇帝刘隆(105年—105—106年)，即位时刚满月，8个月后卒。

安帝刘祜(94年—107—125年)，13岁即位，31岁卒。

婴帝刘懿（125—125），约百日时即位，二百余日后卒。

顺帝刘保(114年—125—144年)，11岁即位，30岁卒。

冲帝刘炳(143年—144—145年)，1岁即位，2岁卒。

质帝刘缵(138年—145—146年)，7岁即位，8岁卒。

桓帝刘志(132年—146—167年)，14岁即位，35岁卒，无子。

灵帝刘宏(156年—168—189年)，12岁即位，33岁卒。

少帝刘辩(176年—189—190年)，14岁即位。几个月后在董卓胁迫下自尽。

献帝刘协 (181年—190—234年)，9岁即位，有名无实。

少年登基，实际掌权的必然是外戚、宦官或顾命大臣。这三者掌权通常都不如成年皇帝。天下不属于代理人，小皇上一天天长大，交权的日子渐近，凡此都令代理人关注短期利益。而因为制度与文化的熏陶，没有非常原因到死他都是皇上，故成年皇帝比代理人更关心长期利益：守住江山传子嗣，留得生前身后名。连资质不高的桓帝和灵帝都没忘记请老臣评比他和父王，可见这事情他们有多么在意。

选择储君从来都带有任意性。不乏子嗣的壮岁君主在选择太子时尚且任性，常常不遵守嫡长子继位的潜规则。何况没有子嗣的天子早逝，要外戚、朝臣、宦官们商讨从藩王中挑选继位者。那必定是充满私欲、阴谋、暴力的多方博弈的结局。推出一位幼主常常是几方势力的共识：强悍的一方因此代掌权力，其他各方亦可避开强主继位后突降的风险。

东汉连番百年少主登基的根本原因是什么？传统史家谓之“天命”，一面将不解的事情推给玄学，另一面注入了对王朝含蓄的谴责。但“天命”窒息了认知。当代学者恰恰要在现实中寻找原因：东汉皇室的生存方式，充斥后宫的阴谋诡计，等等。另一方面，为防范天子每每短命无嗣，为大汉天下计，本该从制度上避免少主，至少从藩王中挑选时设定20岁以上的门槛。窃以为，是狡诈而愚蠢的皇族不愿自缚手脚。如此才有了东汉12个幼主一路下来。这是东汉宦官干政的前提。

幼主时期三方博弈中为何宦官占了上风。

宦官原本弱势。他们断了亲族关系，没有支持系统，几乎是没有退路的。光脚的不怕穿鞋的。宦官们因此有着常人没有的拼命精神。

对宦官的歧视贯穿古今。歧视，无论是对种族还是宦官群体，都必定包含一个特征：忽略该群体中个人品性上的差异。若区别看待，就不能将该群体成员统统视为低贱。这是歧视所以谬误之关键。是外部的歧视使宦官群体比外戚和朝臣更抱团。古代社会是男权社会。两个性别在男性统治下遭到歧视：女性和男性阉人。男性与宦官的冲突远远超过与女性，因为女性没有结成群体，而阉人在皇权身边结群抱团。皇权需要宦官，故官僚们不可能将之全部铲除。曹操对何进、袁绍说：当诛元恶，不必尽杀，见识赫然高于众人。深知对立群体的态度，故被歧视阶层一旦得手每有惊世的反弹。

从某种意义上说，人类的进化就是驯化的历史。人类驯化了动植物，动植物也驯化着人类，使其放弃迁徙，恪守农时，等等（参阅郑也夫，2009）。人类也在自我驯化，没有人能自外其中。人类自身的驯化也依赖成员间的互动。皇权为了家天下的稳固不遗余力地驯化臣民。诡异的是在权力金字塔中，不是其中下部，而是托举塔尖的那部分，即宦官与官僚最大程度地被驯化。前者靠生理上去势，让他们性情驯顺，这是驯化的极致。后者靠道德说教，让忠孝内化。大部分动物那里没有孝的基础，子女成熟了就远走，母子再不相见。而母亲爱子女是本能，不需要教化。故孝是人类家庭这个生存共同体赖以存在的基石。皇权靠“忠”驯化官僚士子，忠是皇权的基石。宦官与官僚被驯化的同时，也在驯化着皇帝。士大夫阶层靠儒家道德和政治制度塑造君王。宦官则是靠着娇惯放纵、声色犬马，驯化着主子，这种驯化对幼主出奇地有效。乃至在驯化幼主的竞争中，官僚完败于宦官。幼主如果是来自藩王，登基后处在极度异化的环境中，甚至离开生母，包围他的是宦官们，那里没有管教，只有放纵和诱惑。幼主和宦官在如此互动中建立了他与官僚之间不具有的感情。动物尚且知道回报，况皇帝乎。皇帝对宦官的回报是什么？第二是钱财，第一是权力。在权力角逐中官僚败给宦官，还有各自不同的驯化方式所铸造的性格上的原因。东汉士大夫们的文化性败给了宦官的动物性。难道身体残缺的宦官有更多的动物性，是的，他们和动物一样眼睛盯准的是生存。为此他们可以伪造皇帝的文书，所谓“矫旨”，可以逼窦皇后交出玉玺。东汉的入仕靠道德举荐，士子受的教育也是道德礼义。道德本是心中的东西，举荐制度要士子们展示道德高下，使其日益走向虚荣和矫饰。东汉党人的行径中有巨大的剪刀差，行为可以视死如归，动机却多是道德表演，完全没有宦官们视胜负如生死的执著。

帝王在生理和权力上对宦官的依赖超过朝臣。刘邦病时拒见大臣。樊哙闯入见刘邦“枕一宦者卧，……流涕曰：始陛下与臣等起沛丰，定天下，……今不见臣等，顾独与一宦者绝乎。”每日肌肤相依的人，也是夺权最便利的商议者。桓帝14岁即位后一直处在太后兄长梁冀的淫威下，六年后靠着宦官杀死梁氏。他与宦官的交情岂是朝臣能比。

三方权力角逐中，官僚与外戚曾经联手。两方打不过一方，很大程度上败在外戚那里。窦武与何进同为大将军，握有重兵，二者的女儿和妹妹是皇后。二人都死于宦官之手。因为他们当断不断，不能像宦官那样立开杀戒，总觉得动兵前要对皇后（皇帝太小）有个交代。他们不知道皇帝和皇后都是被宦官伺候和驯化的，不会同意对宦官大开杀戒。迟疑人丧命于果决者。

幼主一登基就被宦官包围和驯化，但宦官系统不是幼主们而是成熟的先帝们造就的。成熟的皇帝没有像幼主被宦官驯化到如此不堪的程度，但他们同样依赖宦官。这是人性的弱点，是帝王们的普遍性格。就两个集团的性格而言，官僚系统更可能对皇帝提出不同意见，宦官更看皇帝的眼色，忠实照办，高效实施。极权者的普遍性格，使他们倒向后者。当幼主置身在父辈造就的宦官系统中时，东汉王朝的命运便每况愈下。

窦武的失败有运气的成分。宦官们对刚刚归来的军头张奂说窦武谋反，拿着盖有玉玺的御旨要他出兵。相比而言，屠夫出身、靠妹妹上位的何进更愚蠢。谋士陈琳说：你自己的力量就可以剿灭宦官，招来的各路诸侯不争雄吗？他却招来恶人董卓，又自投宦官虎口。袁绍在城外见何进身死，且早有窦武前车，一举破城，尽杀宦官，甚至殃及不是宦官的人。《三国志· 袁绍传》说：杀死二千人。笔者未见东汉全部宦官的数字，只好借此推想。

中国历史上，东汉、唐代、明代是宦官最嚣张的朝代。很多历史学家认为，三者中唐代宦官最为恶劣，根据是唐代最后九个皇帝，七个是宦官拥立，二个被宦官杀害。但笔者并不以为决定储君即最恶劣。唐朝最后九位皇帝的生卒、继位情况如下。

宪宗李纯（778年―805—820年），27岁即位，被宦官毒死，42岁。

穆宗李恒（795年―820—824），25岁即位。太子。服金丹死，29岁。

敬宗李湛（809—824—826年），15岁即位，17岁被宦官毒死。与以下二人同辈

文宗李昂（809—826—840），17岁即位，31岁卒。

武宗李炎（814―840—846），26岁即位，32岁卒。文宗的弟弟

宣宗李忱（810年—846—859年），35岁即位，49岁卒。是以上三人的叔父。

懿宗李漼（833—959—873），26岁即位，非长子，40岁卒

僖宗李儇（862―873—888），11岁即位，26岁。

昭宗李晔（867—888—904年），21岁即位，37岁卒。皇弟

其概况与东汉晚期皇帝颇为不同。其一，唐皇多数寿命正常，九人中30岁前死亡的只有二人（26岁和29岁），其二，多数有子嗣。就是说唐代的宦官不是像东汉宦官那样接过外戚挑选的幼主去操控，而是先有大权在握，后才决定储君。他们获得权力的大致过程如下。

还是太子时就宠信宦官的李隆基靠着高力士剪灭了太平公主的势力，坐上皇位。安史之乱中，宦官李辅国帮助太子李亨逼玄宗退位。自高、李始，宦官登上唐朝政治舞台，这有偶然因素。以后，藩镇对朝廷的长期压力，危机笼罩的皇帝害怕军头叛逆，遂使德宗任命宦官作禁军头领，宪宗任命宦官作上命下达的枢密使。监军汉代已有，是监督将帅的官职，宦官专任监军自玄宗始，德宗贞元十一年为监军铸印标志着其强化和制度化。《旧唐书》说：“督军则权过节度。“唐朝有48个藩镇，监军数量多于藩镇。概言之，在协调中央与藩镇的矛盾中，宦官集团执掌大权。其获得权力的路径和机制完全不同于东汉。

一连九个皇帝被宦官拥立或毒害，在中国历史上独一无二。但笔者不以为仅此可以认定唐代宦官最坏。唐朝有没有培养储君的制度？有，东宫系统是模拟朝廷锻炼储君的。但是在宦官涉政之前，皇室权力的更迭完全不遵守规则，充斥着阴谋、暴力和血腥。

且看从高祖到玄宗的权力交替。李渊的太子是其长子李建成，李世民借玄武门之变夺权。李世民的太子是其长子李承乾，父子猜疑后生变，承乾亡，第九子李治继位。高宗李治立长子李忠为太子后，又改立与武则天的儿子李弘。李弘与武则天生隙后神秘死亡。其弟李贤继位后被告谋反，被武则天废黜，再立李旦作傀儡皇帝。再后武则天直接称帝。武年迈时召回儿子李显立为皇嗣，李显等不及继位，抢班夺权。李显的太子李重俊看到危机，发动政变失败遭韦后杀。李显也被韦后毒杀。李隆基与姑姑太平公主发动政变，推出李旦二次登基。李旦挑选李隆基作太子。李隆基剪灭了太平公主的势力后，李旦让权给李隆基。

以上情节中完全看不到早已存在的继位规则及和平的权力更替。这场持续将近八十余年的权力博弈的主角是外戚，卷入其中的不乏朝臣。因为处在权力中心者，要么有心参与，要么欲罢不能。何况在权力游戏中，他们都不是孤立的个体，而是某个集团中人。当宦官集团执掌大权后，他们可以在储君问题上置身其外吗？不要说怀揣政治野心，就是为了自身安全，也必须挑选和拥立某个皇室成员。

宦官集团参与后的表现如何呢？笔者不觉得他们比此前的博弈更肮脏和血腥。按照所谓正统的说法（实为正宗的血统论），皇位继替是李姓皇家的事情，外姓不得参与，奴才更不得参与。先说奴才问题。视宦官为奴才其实是皇权的专利。其他人这么看，是心理上期待有一个可以歧视的群体。在皇权面前可以说百官都是奴才。皇帝已经任命一些宦人为高官。若承认皇帝的任命，一个官僚可以歧视另一个官僚吗？如果朝臣可以参与皇储选择，官品同级的宦官为什么不可以。接着说外戚问题。按照正宗的血统论，作乱的是企图篡夺李家天下的武则天等人。最能保证李家天下的恰恰是宦官们。因为外戚和皇亲中野心和才能都超强的人，比如王莽、武则天，是要以王姓、武姓取而代之的。而宦官们因为自身的缺陷，不存此心。他们专心在皇室中寻找令他们放心的人。在笃信皇家血统的时代，异姓取代风险太大。正因为宦官操办储君的把戏中丝毫没有异姓篡夺的味道，所以这出戏能安稳地唱上百年。

即使上述说法含有挑战，也是很有限的。笔者无力论证唐朝的宦官是否史上最坏。只是说要论证这一点，只从拥立过七个皇帝，乃至存废中杀过两个，是不够的。

唐代宦官与帝王关系的最后一幕是挟持昭宗。而挟天子的把戏，在中国历史上并不少见。挟持者常以一人代表，但其实他（她）后面是军阀、外戚、宦官这些利益集团。三者中外戚的挟持所受到的谴责最微弱，而宦官最重。

天复三年（904年）丞相崔胤与昭宗商议诛杀宦官。消息泄露，宦官劫持昭宗到凤翔，崔胤逃到华州后请来枭雄朱温。朱温围困凤翔。守将向朱交出韩全诲等二、三十个宦官人头。朱温送昭宗回长安。《旧五代史》说翌日杀宦官第五可范等五百人（《新五代史》说七百人），两书的口气都像是天子诛杀。继而崔胤（亦说朱温）下诏书要各藩镇诛杀朝廷派到该地的宦官。907年朱温称帝。《旧五代史》说：“（该年）九月辛丑，西京大内放出两宫内人及前朝宫人，任其所适。”东汉末与唐末的诛杀宦官有所不同。袁绍所在的官僚阶层与宦官不共戴天，斩尽杀绝。唐末与宦官直接冲突的是宰相与天子，朱温看中的是从宦官手里抢夺皇帝，挟天子以令诸侯。故朱温称帝后放宦官一条生路。据称唐代宦官四千余人。诛杀不足一千，流亡各处约三千余。

唐朝曾经拥有的繁荣超过前代，后宫编制122人：一后，四妃，九嫔，二十七世妇，八十一御妻，很可能空前庞大。且其时宦官的事务早就广涉军政。这两个原因决定了唐朝及其后多数朝代的宦官数量超过东汉。

五、五代：乱世中的异类尝试

非常时期与正常年月是呈现人性与制度的不同场域，在认知上不可偏废乱世。五代短短六十年的历史中，在宦官问题上呈现出的起伏跌宕，颇堪寻味。

朱温与袁绍同为诛杀宦官者，虽程度有异。袁绍诛杀宦官后没有当上皇帝，后人无法判断他当了皇帝后对宦官的存废。朱温是第一位不设宦官的皇帝。不设宦官可行吗？后宫谁来打理，抑或朱温的后宫很小还是干脆没有？收集在《永乐大典》中的《旧五代史梁后妃传》全部失缺，只好以《北梦琐言》《五代会要》所载拼凑。乃至我们读到的《旧五代史》只讲到朱温妻室中一人：元贞皇后张氏。《新五代史》说及两位。在“元贞皇后张氏”中说：“后已死，太祖始为荒淫，卒以及祸云。”在“昭仪陈氏”中则说“太祖已贵，嫔妾数百。”两语似有矛盾。嫔妾无疑是后宫女子。皇帝作乐后宫不算荒淫吧。而朱温确实荒淫且及祸。新旧五代史都说到：朱温晚年两个儿媳妇轮流陪睡，在陪睡中刺探朱温立储的心思，最终给朱温带来杀身之祸。这让人不解：后宫数百人，为何还淫乱儿媳。何况后宫通常还意味着皇帝行幸的规矩。朱温折服于张氏，张氏令朱温收敛。从史书看，娶张氏之前和张氏卒后，朱温都是荒淫的。笔者猜想，朱温很可能就没有后宫。不是寡欲，而是他不要规矩到干脆不设后宫。如是就给朱温不设宦官提供了支点。嫔妾数百与没有宦官很难兼容。朱温不设宦官可能是历史上皇帝中的唯一。而轮番睡儿媳在皇帝中也算稀有。这二者合一在朱温身上。读者或者会问：您是不是希望没有后宫。这是本文不想涉及的道德判断，似乎又必须直面。没有后宫，皇帝可能更荒淫。我希望取缔宦官制度，推论便是取缔宦官服侍的后宫，至少是没有庞大的后宫。就对人性的摧残而言，宦官制度远远超过君主的荒淫。在持续千年的坏制度中，无出其右。

李存勖923年称帝，史称后唐，不久灭晋。在宦官设置上李存勖反朱温之道而行之。《旧五代史》说：“帝龙潜（未称帝）时，寺人（宦官）数已及五百。至是合诸道赴阙者约千余人。”《新五代史》则给出了他扩充宦官的过程：“庄宗初入洛，居唐故宫室，而嫔御未备。阉宦希旨，多言宫中夜见鬼物，相惊恐，庄宗问所以禳之者，因曰：‘故唐时，后宫万人，今空宫多怪，当实以人乃息。’庄宗欣然。其后幸鄴，乃遣进（注：某宦官名）等采鄴美女千人，以充后宫。……庄宗还洛，进载鄴女千人以从”。这段史料少见地让我们看到宦官与皇帝的互动，促进宦官队伍的扩充。又说：“及庄宗立，诏天下访求故唐时宦者悉送京师，得数百人，宦者遂复用事。”904年崔胤请朱温杀宦官，演至923年，唐代自宫廷流亡的3千宦官估计还存半数，大多被李存勖收编。五代十国时代中国共有268州，后唐有123州，不足一半。唐代人口8000万，后唐人口大约1000万。后唐竟有宦官一千余人。由此说李存勖亡于宦官亦不为过。

李嗣源取李存勖而代之。《旧五代史》说：“天成元年，大赦天下。后宫内职量留一百人，内官三十人，教坊一百人，鹰坊二十人，御厨五十人，其余任从所适。……北京马步都指挥使李从温奏，准诏诛宦官。初，庄宗遇内难，宦者数百人窜匿山谷，落发为僧，奔至太原七十余人，至是尽诛于都亭驿。辛酉，诏华州放散西川宫人各归骨肉。”相比朱温和李存勖，李嗣源是仁者。他不开杀戒，而是遣散宦官。杀死70名宦官的是他手下人的行为。明宗李嗣源时期的宦官大约100余人。

后晋的石敬瑭以廉政著称，后汉的历史短暂，后周的君主胸怀大志。三个朝代都有数量不多的宦官。

五代十国其间因宦官而闻名于世的还有偏安一隅的南汉国（917-971）。盛传南汉有两万宦官。其说可能源自《资治通鉴》：“（南汉）宦官二万人，显官用事之人，大抵皆宦官者也。”笔者很难相信，从两方面讨论。其一，史书记载。薛居正（912-981），曾在后晋、后汉、后周、宋朝做官。南汉的最后君主刘鋹被宋军擒获，赵匡胤赦而不杀。薛居正身为宋官，又有著史的情怀，对南汉的特异事项焉能不闻不问。但他在完稿于973年的《旧五代史》中，讲述南汉前四位君主时，不提宦官字眼一次。在讲南汉末代君主刘鋹时说：“鋹性庸懦，不能治其国，政事咸委于阉官，复有宫人具冠带、预职官、理外事者，由是纲纪大坏。”仅此而已。欧阳修（1007—1072）出生时五代十国终结半个世纪了。他1053年完成《新五代史》，旨在对《旧五代史》纠错和补漏。其中南汉部分确实比《旧五代史》详细。书中说及后汉最后两位君主：“晟性刚忌，不能任臣下，而独任其嬖倖宦官、宫婢延遇、琼仙等。至鋹尤愚，以谓群臣皆自有家室，顾子孙，不能尽忠，惟宦者亲近可任，遂委其政于宦者龚澄枢、陈延寿等，至其群臣有欲用者，皆阉然后用。……尚书左丞钟允章参政事，深嫉之，数请诛宦官，宦官皆仄目。……鋹将邵延琄言于鋹（笔者注：下面邵氏谏言，此不赘）”这两位史家生卒都早于司马光，两书的完成都早于《资治通鉴》。南汉的宦官数量一定未给他们留下印象。《新五代史》说到两位敢于谏言的重臣，也与司马光“显官用事之人大抵皆宦官”不符。司马光之前的史家如此，之后的史家呢？清代吴任臣以搜集古书闻名，他在其《十国春秋》中说：“（南汉宦官）高祖时三百，中宗时千余人。”高祖是刘龑，中宗是刘鋹。他显然在挑战司马光的两万说。其二，人口。五代十国其间全国人口2500万。（葛剑雄，2019）南汉971年有170263户（王育民，1995）。以每户五口计，南汉共85万人。唐代人口寿命27岁，宋代30岁。去掉女性和14岁以下者，若20000宦官，就是南汉适龄男性的十分之一。这只是逻辑推论，却对两万说构成严重质疑。

1060年完成的《新唐书》说：“（唐代时）诸道岁进阉儿，号‘私白’，闽、岭最多。有籍可考者十人，岭南一隅之地即占其三。”这指出了南汉兴宦的由来。唐灭，宦官大量流亡。但笔者不认为会大量回流岭南。因为从长安到南粤的盘缠不是多数宦人所能承受。且低级宦人回家乡不是件有面子的事情。笔者的判断，岭南是唐朝宦官的提供地。乾化元年（911年）刘隐已经进封南海王。本地的阉人不能输送大唐长安，便自产自销，效力本地君主了。而一个80余万人的小国，即使宦官千人（《十国春秋》的说法），数量已持平李嗣源的后唐，同为五代十国之最。

朱温和李嗣源开启皇帝取缔和高度缩编宦官之先河。这当然关乎前车之鉴。其后的君主中亦不乏其人，特别是开国君主。赵匡胤规定宦官不超过50人。朱元璋初始限定宦官在百人以内，禁止自宫。清朝亦达到适度限制，大约3000宦官。但取缔乃绝无仅有，高度缩编也难以为继。皇权需要驯顺的、无性的、没有过多亲属利害的奴才。连溥仪逊位后都迟迟不能尽弃宦官。

六、明朝：宦官规模

明朝宦官涉政擅权比东汉、大唐均有过之。刘瑾、魏忠贤权势之大，不下于历代任何宦官。此已为专业史家和通俗作者详述。故此节仅只聚焦明代宦官数量。

盛传明朝有宦官十万。虽未见扎实的证据，著作者们仍不断重复这说法，至多后缀一句：可能夸大，但数量很大，可能数万。如此表述其实是不作为。真实数字未必能得到。但既然研究，就该摆出全部史料，推敲、斟酌，以限定可信数字的范围。笔者不自量力，抛砖引玉。

著作者们关于十万的论据其实少而又少。最常引用的是下述两条资料。其一，王誉昌（1635-1705）著《崇祯宫词》中说：“中珰七万人皆喧哗而走，宫人亦奔走都市。” 宦官以珰为冠饰，故常以中珰称宦官。明亡时，王誉昌才九岁。他的说法显然是道听途说。而文学作品又不必对史实，特别是数字负责。故不足信。其二，周同谷（明末清初人，曾为史可法幕僚），其《霜猨集》被作序者誉为史诗。其中有诗：授兵十万上谯楼，可是文皇靖难收。只费杜勋三四语，尽从濠内一时投。其“授兵”被解读为宦人组成的净军。诗中杜勋是崇祯的心腹太监，被派去监军，却打开城门投降了李自成。中国诗歌在修辞上有夸张传统，若以此为史实就太不严肃了。

笔者以为，以下两条史料远比上述坚实，可作推论的基础。

彭韶（1430-1495），侍宪宗、孝宗两帝，官至资善大夫、刑部尚书，卒谥惠安，赠太师太保。《明史·彭韶传》云：“二十年擢右副都御史，巡抚应天。明年正月，星变，上言：‘彗星示灾，见于岁暮，遂及正旦。……监局内臣数以万计，利源兵柄尽以付之，犯法纵奸，一切容贷，此防微之道未终也。’时方召为大理卿，帝得疏不悦，命仍故官巡抚顺天、永平二府。”彭韶是出名的敢言者，曾因谏言两次被皇帝下狱，所幸被言官救出。有此经历，他言之诤诤上奏的宦官数量，不可能无根据。该奏可以帮助我们确认：成化二十年（1485年）有“数以万计”的宦官。

陈洪谟（1474-1555），曾任漳州知府、都御史、兵部左侍郎，政声甚好。所撰《继世纪闻卷五》（记述当时政务、吏治、边疆等事的笔记，嘉靖初年完成）中说：“是年（正德十六年）工部奏巾帽局缺内侍巾帽靴袜合用紵丝纱罗皮张等料，成化间二十余万，弘治间三十余万，正德八九年至四十六万，及是年至七十二万矣。”按照工部奏，从成化年间到正德十六年，在内侍，即宦官巾帽靴袜上的开销上，增长了3.6倍。

彭韶奏中云“内臣数以万计”，我们姑且理解为10000-11000。假设“内侍”开销增长与宦官人数增长成正比，乘以3.6倍，得到正德十六年（1521年）的宦官数字：30000—36000。

笔者找不到明代明确记载的宦官数字，以上是从上述两条史料做出的推论。这当口得到了老友李宝臣先生的指教。他对其曾经发表的文字稍作补充和加工，发给敝人，如下：

记录明宦官数量的著作大致分为三类，一是清朝的，无论官方的说法还是孤忠遗民的著述，都将数目做大以彰其政弊。最具代表就是清圣祖的明后宫太监十万、宫女九千；二是明本朝官员与文人的记录。他们厌恶太监，在批评宦官干政乱政与靡费国家财政时总是要夸大宦官群体的规模，使用的数万之类的数字绝非统计意义上的。三是宦官系统以及与之交集过事的朝廷衙门的文件。这才是考察明代宦官数目最重要的资料。明代宦官人数大抵在11000人到16000人之间变动。太监不是每年都补充的，间隔较大，且不固定，视减员状态与补充需要而由皇帝或权阉决定，间隔短的一般五六年，长的十几年。在此，摘录两组数字以作参考：

“嘉靖三年（1524年）四月内（供用库太监梁政报告）：在京领饷的太监为15000余人”（王世贞《弇山堂别集》卷九十八）。嘉靖八年司礼监呈报12639人（梁材《复议节财用疏》，《明经世文编》卷一百零二）。嘉靖十五年补入3455人（《明世宗实录》嘉靖十五年六月壬辰条）。三年到八年，间隔五年，太监减员在2500人左右。平均每年减员约在500人上下。再到十五年间隔七年，进一步减员当在3500人上下，恰好补入3455人以维持八年的人数。太监总数在13000人左右。

《神宗实录》万历元年九月甲申朔条：隆庆六年(1572年)九月，工部报告：“两京内官旧使人等，自隆庆五年(1571年)九月至六年八月，除事故511员名，实在12729员名。”《神宗实录》万历十一年七月丙午条：“元年、六年内共收过六千余名。”元年(1573年)四月增补了3250人，六年(1578年)增补了3000人左右。隆庆六年到万历六年间隔六年，除去减员的3000人左右，实际存量12729人加上3000余人，总数16000人上下。万历登基的头十年，帝尚年少，首辅张居正与权阉冯保相协辅政，太监人数激增，当属冯保扩充个人势力行为。万历十一年(1583年)二月，亲政的万历帝驱逐了这两批增补的太监。不久，于七月又复招收两千余人。太监总数比隆庆六年时有所下降。

不管皇帝与权阉多么热衷扩充名额，也不管自阉投奔之人多么企盼进宫，太监名额一直受到财政支付能力限制。仅上述隆庆六年九月报告的12729名太监的一年靴银，就要用去72127两4钱白银，为此工部请求向营缮司、都水司挪用。（参阅李宝臣，2019，52-53）

李先生又说：

明代收录太监，皇帝谕旨下达后，由礼部公布，会同司礼监办理。收录后根据需要分拨于各宦官衙门，与南京、中都、湖北显陵以及地方上的王府。严禁京外各拥有使用太监权力的机关私自收录。阉割时时发生，宫廷收录却不定期。间隔短的时期，未被录用人数一般小于太监总数。间隔大的，未被录用的大于太监总数。《世宗实录》嘉靖元年正月辛未条：原充南海子海户净身男子龚应哲等万余人。尽逐还原籍。《世宗实录》嘉靖七年三月壬申朔条：净身男子韩春等凡八千余人守阙奏乞收用。驱逐。万历二十九年，收录4500人，以后到四十八年，未见有大批收录的记载，故经过十九年减员，存量大约在6000人左右，《熹宗实录》泰昌元年秋九月乙酉条：先是有诏选净身男子三千人入宫，时民间求选者至二万余人蜂拥部门喧嚷。因之推测明代自嘉靖以后。常态的阉割人在20000到28000之间。

万历十一年距离明朝覆灭只有80年，其间宦官数量不可能有太大的增长。李宝臣先生给出的宦官数字中，嘉靖三年15000人和万历六年的16000最高。而前者是“在京领饷”的太监数量，还需加上留都南京的太监。笔者非专业史家，是在找不到数字记载时做出的40000推论，可能有误。姑且留个靶子，供专业人士辨析明代成化—正德年间的宦官数量。李先生给出的16000宦官数字大大低于流传的十万。而同时，待岗阉人的数量竟超过现役宦官，令人咋舌。汉唐时宦官不乏源于战俘或令番邦上贡的。演变到明代供大于求，原因不一而足。而一千余年来，帝制下民风奴化亦是原因之一。16000现役宦官，是中国历史上宦官数量的最高峰。加上20000以上待岗者，共计50000左右的阉人。秦、明两朝的阉人数量，当为世界史上之双峰。

七、透视帝制的视角

阉割很可能起源于祭祀和宗教。其过程和细节远未获得充分的揭示。它移植到人体的奇异效果被权势者发现和利用。于是阉人的性质骤变，阉人的数量剧增。

尽管历史上宦官曾见于世界多地，其使用也不囿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