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落代表什么动物生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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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落代表什么动物生肖1

作者：朱美禄（贵州财经大学教授）

子年一到，说鼠气氛骤然火爆。文人学士纷纷操觚染翰，佳作迭出；受到世风裹挟，我也不禁炮制了一篇拙文凑个热闹，但求在这一主题下说点不同的内容。

老鼠形态猥琐，咬啮家什，传播疾病，与苍蝇、蚊子以及蟑螂并称为“四害”，俗语中有“老鼠过街人人喊打”之说。在文学作品中，老鼠的口碑也不好。《诗经·硕鼠》中说：“硕鼠硕鼠，无食我黍。三岁贯女，莫我肯顾。逝将去女，适彼乐土。乐土乐土，爰得我所。”唐人曹邺《官仓鼠》一诗道：“官仓老鼠大如斗，见人开仓亦不走。健儿无粮百姓饥，谁遣朝朝入君口。”鲁迅在《狗·猫·鼠》一文中说：“几百年的老屋中的豆油灯的微光下，是老鼠跳梁的世界，飘忽地走着，吱吱地叫着，那态度往往比‘名人名教授’还轩昂。”“祖母她们虽然常恨鼠子们啮破了箱柜，偷吃了东西，我却以为这也算不得什么大罪，也和我不相干，况且这类坏事大概是大个子的老鼠做的，决不能诬陷到我所爱的小鼠身上去。这类小鼠大抵在地上走动，只有拇指那么大，也不很畏惧人，我们那里叫它‘隐鼠’，与专住在屋上的伟大者是两种。”鲁迅对于老鼠的态度，虽然不同于流俗，但明显存在着“以小为美”的价值取向，并不是无差别的博爱。

然而，真正的护生主义者对老鼠却持“同情的理解”，甚至洋溢着一种好感。

刘义庆《世说新语》中记载，“晋简文帝为抚军时，所坐床上尘不听拂，见鼠行迹，视以为佳。有参军见鼠白日行，以板批杀之，抚军意色不说。门下起弹，教曰：‘鼠被害，尚不能忘怀；今复以鼠损人，无乃不可乎？’”简文帝有情及鼠，故不愿下属戕杀老鼠；而当杀鼠之人因此受到弹劾时，简文帝更不愿意“以鼠损人”。这则故事见于《世说新语》“德行”门，可见在编撰者眼中，这是简文帝护生有德的表现。

苏轼曾经在诗歌《次韵定慧钦长老见寄八首》其一中写道：“钩帘归乳燕，穴纸出痴蝇。爱鼠常留饭，怜蛾不点灯。”定慧长老守钦常常忍下食物作鼠饭，这不但是对老鼠怜爱有加，简直是“鼠饥己饥”式的体贴入微了。这在世人看来有点不可思议，于一个得道高僧而言，也许就是浑闲事吧。

丰子恺有一幅《昨夜的成绩》的漫画，表现了世人以抓到老鼠为成绩，以玩赏老鼠的痛苦为乐的心理。但是弘一法师在题画诗中却对这种所谓的成绩进行了消解和否定：“是为恶业，何谓成绩？宜速忏悔，痛自呵责。发起善心，勤修慈德。”世人因为执迷不悟，弘一法师的题画诗到底有多大影响不好说，但作为弟子的丰子恺对法师可谓拳拳服膺。在现实世界中猫见老鼠，“面目忽狰狞，张牙且舞爪，残杀又噬吞”，但是在《护生画集·解放》一画中，丰子恺发奇思妙想，描绘了一只猫开笼放鼠的情形。题画诗写道：“至诚所感，金石为开。至仁所感，猫鼠相爱。”在丰子恺看来，仁爱到了极致，猫与鼠可以化敌为友，和乐融融。

唐代柳宗元在《永某氏之鼠》一文中说，永州有某氏者，“因爱鼠，不畜猫犬，禁僮勿击鼠。仓廪庖厨，悉以恣鼠，不问。由是鼠相告，皆来某氏，饱食而无祸。某氏室无完器，椸无完衣，饮食大率鼠之馀也。昼累累与人兼行，夜则窃啮斗暴，其声万状，不可以寝，终不厌。”永州某氏之爱鼠，柳宗元解释说因为是子年生人，以鼠为生肖之神，有把鼠神话的倾向；在我看来，其潜意识中的护生情结也起了作用，这一点似乎更重要。与此相似的，还有唐代牛肃《鼠救缢妇》一文：“姑苏阊门外，某商妇逋欠客钱。客告官禁追。妇无措，闭户自缢。自早至晚不出。邻家怪之，排户入，见妇绳断仆地。又见大鼠无数，群聚叫噪焉。急救得苏。盖其家素不畜猫，又常以米谷供鼠食也。”老鼠以咬断绳子的方式拯救自缢的商妇，意在报答她平日的施舍。可见只要心怀悲悯，便足以消彼犷心，使得老鼠也能以德报德。柳宗元《永某氏之鼠》是一篇寓言，尽管房屋易主后老鼠悉数被歼，但恰是前屋主的爱鼠情结，使得老鼠产生了“饱食无祸为可恒”的错觉。牛肃《鼠救缢妇》是一篇小说，收录在《纪闻》一书中，该书多记传奇故事，这篇小说也不失传奇色彩。

世人对老鼠百般排斥，而护生主义者对老鼠却有无限爱怜。需要指出的是，护生主义和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三大支柱的儒、道、释有密切关系，追溯起来，儒家的仁民爱物、道家的因任自然和佛教的慈悲为怀，乃是护生主义隐伏的思想资源。护生主义消除了对老鼠的嗔恨，把老鼠与其他生灵——甚至与人类无差别对待，既保全了好生之德，也有利于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

《光明日报》（ 2020年02月21日16版）

复落代表什么动物生肖2

◆衔物鼠 西汉中期茂陵博物馆藏

作者：小 田

文物中的鼠之形象

其貌不扬的鼠究竟如何成为十二生肖之首，至今仍是童话故事中经久不衰的题材之一。尽管对人们的日常生活并无益处，也缺乏神气的外表和强大的力量，鼠依然牢牢稳坐十二元辰之首的位置。而农历鼠年的到来，也正标志着又一个十二年轮回的开始。

作为人类生活中最为常见的动物之一，鼠在各类文物中出现的频率却远不如十二生肖中位居其后的其他弟兄们：它既不像龙那样代表着皇家天威，也不如牛马等六畜与人关系亲密，相反还常常偷吃粮食，暗啮栋梁，出场机会自然寥寥。但如果对包含鼠之形象的文物稍作探究，我们就会发现这小小的生灵并不完全是以负面形象出现的：它有时与其他生肖共同组成镇墓的生肖俑，共同守护墓主人身后的平安，有时则与葡萄、瓜果、油灯等图案组成子嗣繁荣、人丁兴旺的美好象征。认识文物中的老鼠形象，亦是一次了解民间信仰和传统艺术的过程；鼠年话鼠，让我们共同走近鼠在古人精神世界和物质生活中的百变形象。

【独占鳌头：十二支神排位之首】

考察带有鼠之形象的文物，最常见的就是与其他11个生肖共同出现的组合了。至晚在先秦时代，十二生肖与地支的配属就已逐渐形成，湖北云梦睡虎地秦简和甘肃天水放马滩秦简中均有关于十二生肖的记载，但对应的动物尚未完全定型。文献中最早系统记载十二生肖的记录则可追溯到东汉王充的《论衡》，其中已基本明确了今天我们所说的十二生肖与十二地支的对应关系。

自南北朝起，人们开始用生肖属相来指代人的出生年。久而久之，生肖开始在道教的影响下神格化为具有守护作用的支神，柳宗元的《永某氏之鼠》就提到 “……己生岁值子，鼠，子神也，因爱鼠。”由于十二生肖被认为可以分值一年四季十二月和一天早晚十二辰，时时刻刻轮流守护众生，人们普遍开始将它们的形象做成陶、石乃至金属质的俑，以发挥压胜辟邪的功能，希冀于它们的力量能够在墓中护佑逝者在另一世界的祥和平安。十二生肖俑在墓葬中一般有严格的排列顺序，按子南午北顺时针方向布置，以鼠为始，分布于墓室四角。有时，生肖的形象也会和“四神”（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共同出现，环绕于墓室周壁，抽象地表现出某种循环无限的时间和空间之感（如山西太原王郭村娄睿墓、山西朔州水泉梁北齐壁画墓）。

目前所知年代最早的生肖俑实例出土于山东临淄北魏崔氏墓群10号墓，共出土灰陶生肖俑五件，分别为虎、蛇、马、猴、狗，另有一生肖形象已佚失的龛台。自隋以降，十二生肖俑开始多见，且形象逐渐演变为身着宽袍，呈现坐姿的兽首人身像，以两湖四川一代尤为多见。湖南湘阴隋墓、湖南长沙咸嘉湖唐墓、湖南岳阳桃花山唐墓、湖南长沙牛角塘唐墓、武汉东湖岳家嘴隋墓、四川万县唐墓等墓葬中，均出土有成组的、完整的十二生肖坐姿俑。高宗、武则天时期，两京地区开始出现站姿的兽首人身生肖俑，此后逐渐流行并传播至全国，成为唐代最为常见的生肖俑样式。陕西西安唐开元二十八年杨思勖墓、唐天宝三年史思礼墓、唐天宝四年韩森寨墓等墓葬中均出土有着交领宽袖大袍，立于圆台之上的站姿生肖俑形象。

宋代之后，十二生肖俑作为随葬品或寺观中的雕塑仍然常见，但其形象出现了一些新的变体，动物的特征部分开始大幅缩小，以次要的地位出现在人像的头冠或其他不同位置作为点缀，原先动物拟人的感觉已大为减弱，或者不如说支神的形象已进一步人格化。山西晋城府城村玉皇庙存有一组精彩的元朝二十八星宿雕塑，其比例与真人相仿，人物表情栩栩如生。其中虚日鼠一宿（北方玄武七宿之第四宿）被塑造成一位年轻女性的形象，她长发后梳，眉眼明秀端庄，唯有右手上捧持着的一个小老鼠，提醒着人们其与“鼠”的关系。

另一类常见的十二生肖文物便是伴随人们日常生活起居的铜镜。在隋唐乃至之后的铜镜上，十二生肖的身影也绝不鲜见。十二生肖纹铜镜背后的外圈图案通常呈十二格排列，每格中各存一个生肖纹样。它们也常常和内圈的四神纹样共同出现，构成某种对时间和空间的图像化的反映。

明清时，有一类表现十二生肖的小型圆雕玉器非常流行，十二生肖往往身着交领宽袍，各手持具有不同象征意义的物件，其中鼠的角色常被表现为手持书卷的样子，似乎存在某种造型上的惯例，许与道教的影响有关。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有多套此类“玉十二肖”，多以上等的羊脂白玉或青玉制成，放置于十二边形的紫檀木盒内。十二生肖围成一圈，守护着中央象征大清王朝的另一方形玉盒，造型玲珑生巧，精致有趣。其中鼠的形象略带耸肩，双耳翘起，显得颇为机警，与其他生肖形象不类，显示出工匠高超的艺术表现力。

要说最为人们所知的十二生肖文物，也许要数圆明园中的十二兽首了。它们原为圆明园海晏堂外喷泉边十二兽首人身生肖铜像的头部，铜像由耶稣会传教士郎世宁设计，每隔两小时会分别喷水进行报时，可谓巧夺天工，蔚为奇观。英法联军侵略圆明园时将十二兽首掠走，此后它们便流落四方。2013年，鼠首和兔首由法国皮诺家族无偿捐赠中国，入藏中国国家博物馆。鼠首小眼圆睁，双耳上翘，须毛历历可辨，造型极为生动写实。除了精湛的铸造技术与生动的形象表现外，这组生肖兽首业已成为某种民族情感的寄托与历史的象征。

【瑞鼠吐宝：佛教中的财富之源】

作为一种人们身边常见的生物，老鼠昼伏夜出的习性、强大的繁衍能力和机敏迅捷的动作让人既烦恼又敬畏。因为鼠的种种特性，古人开始相信“玉衡星散而为鼠”“百岁鼠化为神”，认为这小小的动物身上，或许具备着某种神性。在佛本生故事中，菩萨曾投胎为老鼠，率领几百只老鼠住在森林中。而在一些少数民族神话中，老鼠还被认为是打破天地混沌的英雄。例如彝族神话就认为，人类起源于葫芦，而正是鼠在密封的葫芦上咬开一个洞，才让人类得以出世。当然也有一些反面例子，比如《西游记》中大家都很熟悉的金鼻白毛老鼠精，因曾在灵山偷食了如来佛祖的香花宝烛而成精，倒也符合老鼠偷油的本性。

鼠年将至，故宫太和门广场上出现了两只可爱的“吐宝鼠”，它们口衔圆圆的摩尼宝珠，似乎正向观众献宝，憨态可掬的样子吸引了不少目光。在藏传佛教中，这种吐宝鼠正被视为吉祥和财富的象征。其实吐宝鼠算不上是真正的老鼠，而是一种鼠鼬。它往往居于布禄金刚或毗沙门天王等掌管财富的神明的左手，能够在神明授意之下源源不断地倾吐财宝，象征着慷慨、施欲、财宝和成就。在印度，鼠鼬很早就被作为财富的象征，如象头财神迦尼什就常脚踩鼠鼬；《宋高僧传》卷二《唐洛京圣善寺善无畏传》中也记载：畏复至乌苌国，有白鼠驯绕，日献金钱。这都说明鼠（或类鼠的鼠鼬）和财富在古印度就已经建立起了某种联系。这种信仰可能也受到了中亚习俗的影响，人们往往用鼠鼬皮制作线包或珠宝袋，从鼠鼬口中倒出硬币、宝石或子安贝壳。印度和中亚的鼠鼬常被错认为獴，而獴是蛇的天敌，正如吐宝鼠是那些固守财富的龙（蛇）的敌人一样；其中也许存在着某种联想的关系，才让这种动物被选为了吐宝的吉祥物，财富的代言人。茂陵博物馆藏有一件西汉中期的铜衔物鼠，前不久正在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与天久长——周秦汉唐文化与艺术特展”中展出，那其实便应是一只正在吐宝的吐宝鼠。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有一件清代彩绘泥塑财宝天王像，财宝天王身穿铠甲坐于狮子背上，显得威风凛凛。他左手握一尾巴高翘的吐宝鼠，莲台上堆积有吐宝鼠吐出的宝珠。财宝天王即多闻天王，“多闻”的梵文音译“毗沙门”，故也称毗沙门天王。唐代《北方毗沙门天王随君护法仪轨》中记述：天宝元年（742年），安西城被蕃军围困，毗沙门天王于城北门楼上出现，大放光明。并有金鼠咬断敌军弓弦，蕃军大溃。玄宗大悦，令诸道州府于城楼西北隅置天王像供养。从此唐朝军队皆以多闻天王形象绘制旗帜，号曰“天王旗”（李商隐《韩碑》诗：“腰悬相印作都统，阴风惨澹天王旗”）。

当毗沙门以法王身份出现时，经常会带领成群的部属将领，例如成组的五姓财神。上海博物馆正在展出的鼠年迎春特展中，正有一尊铜鎏金持鼠黄财神像。黄财神也称黄布禄金刚，被奉为绿、白、红、黄、黑五姓财神之首。他同样左手持一吐宝鼠，与财宝天王主要的区别在于黄财神袒胸露腹不着战袍，并且没有狮子坐骑。这尊黄财神像头戴宝冠，披帛飘动，雍容华贵。从尊像风格来看，这尊黄财神很有可能出自北京。清宫当中收藏有大量宗教文物，其中藏传佛教文物占百分之90以上；在不少色彩鲜艳的唐卡中，你都可以发现对布禄金刚的描绘，当然也少不了他手中那只灵巧的神兽吐宝鼠。

【添子添福：书画中的吉祥之征】

明代以前，中国书画中几乎找不到鼠的形象，因其既乏文人风雅之趣，更难入宫廷画家之眼。直到明宣宗时期，民间象征“多子”的、与鼠有关的图案组合才开始出现在了书画作品中，宣宗皇帝本人就创作过多幅以鼠为主要题材的画作。

明宣宗名朱瞻基，为明仁宗长子，明成祖朱棣之孙。他和仁宗在位期间，明朝社会相对稳定，民生繁荣，百业兴旺，史有“仁宣之治”的说法。宣宗皇帝雅擅书画，据明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所载，他“游戏翰墨，点染写生，遂与宣和（指宋徽宗）争胜。”明韩昂《图绘宝鉴续篇》称其“万几之暇，留神词翰，于图画之作，随意所至，尤极精妙。”足见其绘画水平不凡。他有多幅表现动物题材的画作流传下来，应是一位擅长描摹动物的花鸟画高手。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有传为明宣宗所绘《三鼠图》一卷，该卷共由三幅画作组成，分别为《苦瓜鼠图》《菖蒲鼠荔图》和《食荔图》，三幅分绘三鼠，各具生动之姿，显得尤为灵动可爱。三幅的风格和样式各有不同：《苦瓜鼠图》为纸本墨笔，绘一鼠攀附石上，正警觉地翘头侧望，看向上方藤上结出的三只苦瓜。此画风格逸笔草草，颇具写意花鸟之趣。石下兰草与左侧修竹潇洒爽利，苦瓜与藤蔓湿笔点染，随风披拂，小鼠以淡墨皴擦表现其皮毛，绒绒质地似乎触手可感。瓜与鼠的结合在民间极为常见，因瓜喻“多子”（多籽），鼠在地支中亦称“子”，故有多子多福的美好寓意。画上有作者自识：“宣德丁未，御笔戏写”，推知此画作于宣德二年（1427年）。时年宣宗喜得一子（即后来的明英宗朱祁镇），此画或表对此事的祈祝或庆贺。另两幅《食荔鼠》团扇与《鼠石荔图》册页均为绢本设色，据故宫博物院余辉先生考证，应均非宣宗亲笔。《食荔鼠》以细腻工笔，独具匠心地将白鼠红荔绘于瓷青纸上，近乎漆黑的底色似是老鼠于夜幕中潜伏偷食，色彩对比鲜明，颇见创意。梁沈约《宋本·符瑞志》、梁萧子显《南齐书·祥瑞志》、宋苏轼《东坡志林》等书中均有将白鼠视为祥瑞、甚至龙之化身的记载。晋葛洪《抱朴子·对俗》云：“鼠寿三百岁，满百岁则色白。”则白鼠还可被视为某种长寿之征。“荔”与“利”谐音，显然具有祈求财源广进的吉利色彩。民间也常将鼠与白菜组合表现，“白菜”谐音“百财”，与鼠荔的组合一样带有添丁聚财、人财两旺之意。

有意思的是，明宣宗不但爱画鼠，也爱画猫。他赐予重臣杨士奇的画作《壶中富贵图轴》上，杨士奇的长跋透露出猫鼠之画中蕴含的喻义：“君臣一德，上下相孚，朝无相鼠之刺，野无硕鼠之呼，则斯猫也。”相鼠、硕鼠皆典出《诗经》，杨士奇领会到了明宣宗似乎在通过猫鼠之道隐晦地传达他的告诫：在君与臣、臣与民的相互关系中，管理者有德无私则正似狸猫震慑宵小，失德则不仅会放任群鼠横行，而自身何尝不将化为硕鼠。鼠的形象在画中虽未直接出现，但它与猫构成的关系显然在此承担着更为深远的含义。

明代花鸟画家孙隆曾于宣德朝任翰林待诏，《明画录》记载，孙隆“画花鸟草虫，全以彩色渲染，得徐崇嗣、赵昌没骨法，饶有生趣。”他的没骨画法很有可能对宣宗产生过影响。吉林省博物馆所藏孙隆《花鸟草虫图卷》卷中有一段绘窥瓜之鼠，技法与宣宗《瓜鼠图》颇为类似，野逸脱俗，深得生动之趣。

清代以降，以鼠为题材的小品更趋多见，属鼠的齐白石就极爱画鼠。在他的笔下，鼠与油灯常常组合在一起，“灯”谐音“丁”，“鼠”谐音“储”，依旧不离人丁兴旺、富贵生财的吉祥主题。所谓“仓鼠有余粮”，唯有仓禀充实，小小老鼠才能够跟着饱腹，故而不少画家也常绘瓜果遍地、群鼠欣然于此间觅食的场景，俨然一派盛世丰年、子庶丰登的图景。丰年之鼠也成为了书画中经常出现的固定题材，以此烘托年景之丰裕，收成之喜人。（小 田）

复落代表什么动物生肖3

农历2021年是辛丑年，即十二生肖中的牛年。

牛为大型哺乳类动物，无论黄牛、黑牛、水牛、牦牛，皆身形庞大，体格健壮。牛是最早被人类驯化的牲畜，被称为“六畜之首”，成为人们得心应手的使役工具。牛，所具有的勤劳奉献、任劳任怨、忍辱负重、砥砺前行等精神品质，历来被人们所赞扬所景仰。

牛是农人最亲密的朋友，是家园的象征。在农耕时代，先民们一直以牛为伴，躬耕陇亩，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恬静田园生活。

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里，有多处描绘耕牛的形象。

《王风·君子于役》里云：“君子于役，不知其期......日之夕矣，羊牛下来。”“君子于役，不日不月......日之夕矣，羊牛下括。”说的是青壮年远出服役，不知何时是归期，不由怀念家乡牧人赶着牛羊，踏着薄暮缓缓回家的情景。牛羊成群，更是富足的象征。

《小雅·无羊》里说：“谁谓尔无羊？三百维群。谁谓尔无牛？九十其犉。尔羊来思，其角濈濈。尔牛来思，其耳湿湿。”歌咏了牛羊众多、活灵活现的景象。

若给牛画一幅肖像，要数元末明初诗人高启的《牧牛词》最为生动形象：

尔牛角弯环，我牛尾秃速。

共拈短笛与长鞭，南陇东冈去相逐。

日斜草远牛行迟，牛劳牛饥唯我知。

牛上唱歌牛下坐，夜归还向牛边卧。

长年牧牛百不忧，但恐输租卖我牛。

这是牧童对老牛吟唱的谣曲，弯弯的牛角，甩动的牛尾，多么可爱！“骑牛远远过前村，短笛横吹隔陇闻。”一幅宁静优美的牧牛图呈现于眼前。

农人骑在牛背上，是最为舒适安然的。

相牛之背笑不休，此是人间安稳处。

七十老翁有所求，呼僮扶上不拖空。

牛亦相怜身不动，鞭之不前行徐徐。

——清·袁枚《骑牛》

一人一牛，在晨曦里、在夕阳下，慢悠悠踱着步子，踏碎了多少岁月多少坎坷啊！而牧童骑牛更是惬意：

牧童骑黄牛，歌声振林樾。

意欲捕鸣蝉，忽然闭口立。

——袁枚《所见》

牧童骑牛捕蝉，那种随性、简单、悠然的生活态度，或许就是性灵派诗人袁枚所追求的吧。

我国的牛耕历史悠久，在众多的咏牛诗中，牛吃苦耐劳、任劳任怨的形象总是那么鲜明。北宋诗人梅尧臣在《耕牛》一诗中写道：

破领耕不休，何暇顾羸犊。

夜归喘明月，朝出穿深谷。

力虽穷田畴，肠未饱刍菽。

秋收风雪时，又向寒坡牧。

不论环境多么恶劣，劳作多么艰苦，即使吃不饱、睡不暖，牛们总是负重前行，春耕夏耘秋收，一心一意为人类造福。北宋名相王安石在《和圣俞农具诗》里，进一步为耕牛画像：

朝耕及露下，暮耕连月出。

自无一毛利，主有千箱实。

颂扬了牛的一毛不取、无私奉献精神。

不仅是耕田播种，牛们还要负重拉车。《山海经·大荒东经》《楚辞·天问》都有商人王亥“服牛驾车”的记载；《诗经·小雅·大东〉中有“睆彼牵牛，不以服箱”之句。唐代白居易的《卖炭瓮》中，也有牛拉车的描写：“晓驾炭车碾冰辙”“牛困人饥日已高”“系向牛头充炭直”。

北宋梅尧臣的另一首《十九日出曹门见手牛拽车》写得更细：

只见吴牛事水田，只见黄犁负车轭。

今牵大车同一群，又与骡驴走长陌。

卬头阔步尘蒙蒙，不似缓耕泥洦洦。

一一夜眠头向南，越鸟心肠谁辨白。

牛之辛劳、困苦，恰如农人，一生劳作,生活艰辛，逆来顺从命运的摆布。唐代诗人刘叉写有一首《代牛言》：

渴饮颍水流，饿喘吴门月。

黄金如可种，我力终不竭。

这也是挣扎在贫困线上的农民写照。而中唐诗人元稹的《田家词》，具有更大的真实性和感人肺腑的力量：

牛咤咤，田确确。

旱块敲牛蹄趵趵，种得官仓珠颗谷。

六十年来兵簇簇，月月食粮车辘辘。

一日官军收海服，驱牛驾车食牛肉。

归来收得牛两角，重铸锄犁作斤劚。

姑舂妇担去输官，输官不足归卖屋。

愿官早胜仇早覆，农死有儿牛有犊。

誓不遣官军粮不足。

该诗用农民的口吻自述，用白描的手法叙事，表现了农民痛苦的心声，蕴含着农民的血泪控诉。

即使生病，垂垂老矣，照样渴望犁耕千亩，病卧残阳，为的是众生获得温饱。这是历代为官者应有的无私奉献初心、执政为民情怀。

耕犁千亩实千箱，力尽筋疲谁复伤？

但得众生皆得饱，不辞羸病卧残阳。

南宋宰相李纲这首传诵千古的名诗《病牛》，读来不由令人唏嘘感叹。

牛，“终岁勤苦，食不过刍秣，与鞭策相始终，可谓辛苦矣。”(《老残游记·自叙》)不仅如此，牛的全身皆是宝：牛肉作菜，味道鲜美；牛乳养人，富于营养。即使生病，长了“牛黄”，也是一味名贵的中药材。

《本草纲目》载：牛肉，气味甘、温，无毒，可安中益气、养脾胃、健筋骨、消水肿、除湿气。牛黄，我国已知最早的中药学著作《神农本草经》将其列为上品，称能主治惊痫寒热、热盛狂痉、除邪。而牛粪可做燃料、可当肥料，牛皮、牛角、牛骨还可做工业原料。诚然，牛“要求于人的甚少，给予人的甚多”，对人类有百利而无一害。

老黄牛勤勤恳恳、无怨无悔的品质，拓荒牛不畏艰险、砥砺奋进的精神，孺子牛默默无闻、甘于奉献的情怀，也为近现代文人雅士们所感染所称颂，纷纷咏诗作文赞美。

鲁迅先生对牛有种十分虔诚的崇敬之情，他在《野草》一文里说：“我好像是一只牛，吃的是草，挤出的是牛奶、血。”表达了自己甘为人民大众奉献的情怀。他还在《自嘲》一诗中云：

运交华盖欲何求，未敢翻身已碰头。

破帽遮颜过闹市，漏船载酒泛中流。

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

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冬夏与春秋。

鲁迅这种横眉怒对千夫所指的敌人，俯首甘为人民群众孺子牛的精神，值得我们学习。

现代诗人臧克家也写有一首《老黄牛》：

块块荒田水和泥，深耕细作走东西。

老牛亦解韶光贵，不待扬鞭自奋蹄。

我们都要做革命的老黄牛，不为夕阳晚，不待高扬鞭，奋蹄耕作，奉献不止。

“延安五老”之一的谢觉哉年过花甲，也写了一首《牛诗》：

六十年来似水流，耕田服贾遍神州。

牛心未改牛颜改，待我归来看铁牛。

科学家童第周在76岁高龄时，写了一首以“老牛”自喻的言志诗：

周兮周兮，年逾古稀。

残躯幸存，脑力尚济。

能作科研，能挥文笔。

虽少佳品，偶有奇意；

虽非上驷，堪充下骥。

愿效老牛，为国捐躯！

诗中表达了童老为国效力、乐于为“四化”做贡献的赤胆忠心。

毛泽东、周恩来、董必武等老一辈革命家都自喻为“牛”；郭沫若称自己是“牛尾巴”，在《水牛赞》诗中把牛称作“中国国兽”“兽中泰斗”。而茅盾更是自谦为“牛尾巴上的毛”，称“可以帮助‘牛’把吸血的‘大头苍蝇’和‘蚊子’扫掉”。

画家们也爱牛、画牛、赞牛，如毛泽东所说：“做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牛’，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国画大师齐白石一生以牛自喻,自称“耕砚牛”,到老还提醒自己：“不愁忘归路,旦有牛蹄迹。”

李可染酷爱画牛，以至于人们把他的牛，同齐白石的虾、徐悲鸿的马、黄胄的驴，并称为20世纪“中国水墨四绝”。他不仅画牛，还把自己的画室命名为“师牛堂”，可见其对牛的情有独钟。

大师在《五牛图》的长题中写道：“牛也力大无穷，俯首孺子而不逞强，终身劳瘁事农，而安不居功。性情温驯，时亦强犟；稳步向前，足不踏空；皮毛骨肉，无不有用；形容无华，气宇轩宏。吾素崇其性，爱其形，故屡屡不厌写之。”

他在另一幅牛画中赞曰：“给予人者多，取与人者寡，其为牛乎！” 正因为牛具有勤劳、淳朴的美德和自我牺牲的精神，艺术家们才知之深、爱之切，动之以情。

俗语云：“牛马年好种田。”网上流行的祝福语也说：“2020，‘鼠’实不易；2021，‘牛’转乾坤！”

殷切期盼在辛丑牛年里，农业生产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六畜兴旺！我们人类终将战胜新冠病魔，还一个清朗明丽的世界，一个和平安宁的地球，经济社会各项事业红红火火、蒸蒸日上！

-作者-

刘琪瑞，男，山东郯城人，一位资深文学爱好者，出版散文集《那年的歌声》《乡愁是弯蓝月亮》和小小说集《河东河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