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字看哪些人事业发展不顺

事业对于每个人来说定位是不同，有的将其作为谋生的手段，有的则将其作为实现自我价值的途径。虽然出发点不同，但目地是相同的，就是希望自己能够事业有成。不过由于自身能力的不同，个人际遇的差别，有的人事业发展得顺风顺水，有的人却处处受阻，举步维艰。下面我们从八字的角度为大家分析一下，哪些人事业发展不顺，容易受阻。

1、八字中财星强盛日主衰弱

在八字里，财星是日主克制的对象，是耗泄日主能量的五行。假如八字中财星过于强盛，便会消耗日主过多的能量，使日主衰弱。再加上财星强了也会对官杀星产生强大的助力，一起来克制日主，致使日主更加衰弱，表现在事业方面就是，工作中处处受到压制，自身能力难以充分发挥，自信心受挫，烦恼丛生。

2、八字中比劫重重

在八字中，比背、劫财是与日主相同的五行，当日主身弱时，比劫星是日主的强力帮手。但假如八字中比劫重重，便会使日主由身弱变为身强。面在八字中，官杀星掌管命主的事业，同时也代表命主的上司及约束力，日主有比劫帮身过强，官杀星对命主的克制力便会降低，表现在工作中便是命主不服管束，我行我素，与同事关系紧张，会遭受大家的孤立，从而导致事业发展不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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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白杜甫有才华有机遇又热衷进取却最终仕途不顺，这是为什么

诗仙李白、诗圣杜甫杜甫可称得上是唐代双雄并峙的文学泰斗，他们在诗歌上有绝顶的成就，在仕途上却一直磨难重重，穷困不通，后世许多人为之抱屈不平。

洪迈《容斋四笔》评李白道：“盖时有屈时，正自不得不尔。大贤不偶，神龙于蝼蚁，可胜叹哉！”《岁寒堂诗话》评杜甫云：“《莫相疑行》，以子美之才，而至于头白齿落无所成，真可惜也。故尝有‘中宵有自惜，晚起索谁亲’之旬。谷梁子曰：名誉既闻，而有司不举，有司之罪也；有司举之，而王者不用，有国者之罪也。”都认为李杜之大才，应出将入相，竟然仕途蹙滞，深为可惜。

事实上细观李杜的身世经历，他们并不是完全没有机遇，外在的客观条件也存在，他们又热衷于进取，颇为自许，可是最后潦倒至死，也是与他们自身的性格有密切关系，并不能全推到时世君主身上。

先说李白。李白自幼就显示出不同凡响的气质和才能。他生长于四川绵州，十岁通诗书，爱好剑术，轻财任侠。史载他“喜纵横术”，说明他早有心于政治，注意权谋之术。

天宝初年，通过吴筠推荐，唐玄宗召他赴长安，他心中充满喜悦。在《南陵别儿童入京》诗中说：“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到了京师，又以才华风采倾倒一时。太子宾客贺知章一见他马上惊叹道：“你简直就像贬谪人间的天上神仙！”又直接向皇帝推荐。唐玄宗在金銮殿召见他，与他谈论时事，借以考察他的才学。他当场挥笔写出一篇奏颂进呈，文采飞扬，令玄宗十分高兴，立即在富里招待吃饭，而且亲自为他调羹，这是何等的殊荣！显见其才华和风采使皇帝也为之叹服，赞同贺知章所谓“谪仙人”的评价。饭后，委托他为翰林学士，当此之时，极其光辉的前程在李白面前展开，实现他的抱负是指日可待了。

李白自恃甚高，常以吕尚，诸葛亮，张良，谢安等古代名相自比。他要“申管晏之谈，谋帝王之术，奋其智能，愿为辅弼，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如此大的雄心，甚至可以称之为野心，对别人来说也许是可笑的，然而对李白来说，条件都已具备，管晏之功业近在咫尺。

首先，李白得到侍召翰林这个位置，就是进入权力中枢的最好途径；

其次，天宝初年，仍是唐朝全盛时期，此时玄宗虽日渐沉湎于逸乐，可是毕竟曾经大有所为，比历史上很多，皇帝要明智得多，他非常欣赏李白的才华，亲自调羹，多次召他入宫饮宴，酒醉狂态一部则以非礼，知道李白坚持离开朝廷时，还厚赐黄金，如此殊荣和礼遇，说明他对李白的确相当赏识。古来是治不愈就在于缺乏知遇的明主，而李白至少是得到了玄宗非常的赏识，怀才不遇这句话，对李白就不恰当了；

再次，李白的才华不仅得到玄宗的赏识，而且名动天下，从民间百姓到许多社会上流阶层的达官贵人，皆知李白的诗名或文名。此时的李白，既得到天子的赏识，有占有翰林的位置，名远播海内。天时，地利，人和三者俱全。要谋帝王之术，进达辅弼之位，对稍有政治才能的人可以说是易如反掌。

可惜李白在政治上毫无作为，在长安诗酒风流之后，终于又退归江湖。避开一些回护之词，根本原因在于李白自身：太多世人气质而缺乏政治家的谋略，太多文学才华，却不具备执政的智能；太多狂傲之态，却没有屈伸之术，由于李白声名大振，上至玄宗王公卿相，下至李适之、贺知章等廷臣，都对他相当敬重；然而李白与皇帝王公相交，并不谦虚，常常是喝得酩酊大醉，狂态毕露。“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戏万乘若僚友，视俦列如草芥”，这种豪放不羁绝非有志天下者所为；此外，“帝爱其才，数宴见。白尝侍帝，醉，使高力士脱靴。力士素贵，耻之，摘其诗以激杨贵妃，帝欲官白，妃辄止之。”李白明知高力士深得帝后宠信，影响举足轻重，为何不注重谋略，仍然要侮慢他呢？如此不谙权谋之道，如此缺乏政治远见，终究不能成事，算是咎由自取。

再说杜甫。杜甫的一生永远没有李白那么幸运，他比李白晚生十年，最好的年华在安史之乱，以及此次事件前后的政治黑暗和社会动荡中消磨了，不过杜甫并非没有出将入相的机会。

公元755年，安禄山余姚起兵叛乱迅速达到长安，杜甫冒着生命危险从长安逃出，历尽艰辛来到凤翔。穿着破败的衣服，拜见即位不久的唐肃宗，肃宗赞扬他的忠诚，任命他为左拾遗。品质虽然不算很高，可是对有心仕进的人来说，位置相当不错，可以说杜甫获得一个相当好的机会，他于此可以充分表现自己的政治才能，从而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

然而不久之后，杜甫并没有因进谏获罪，倒是为疏救房琯触怒了皇帝。房琯志大才疏却又自视高明，结果在讨伐安禄山过程中，因迂腐不堪而一败涂地，导致全军覆没，对于他这种疏阔误国的人早该重罚，可是杜甫却顾念自己和房琯为“布衣交”的情分，上书相救，理由是“罪细，不宜免大臣。”

而当此时，国家濒危，人心惶惶，房琯处置不当，弄得全军覆没，不但葬送许多士卒的生命，对整个局势来说也不啻雪上加霜，作为谏官的杜甫，倘若出于公心，本应上书劝谏，要求追究房琯的责任，明正典刑，而当朝廷对房琯示以薄惩的时候，他的辩护竟说“罪细”，实在是糊涂至极！还有什么比国难当头，轻忽丧师的罪更大呢？

本来肃宗要降罪杜甫，宰相张镐说，如降罪的话恐怕“绝言者路”，肃宗于是放弃了问罪的念头，可是杜甫却不识时务，适可而止，反倒喋喋不休地为房琯辩护，导致了肃宗对他的疏远。其实，以房琯的经历和为人，不值得为其辩护，而杜甫却不思过，固执己见，为其抗辩，不知变通，相机行事，其失败实由人事所为。旁观者清，当局者迷，执迷不悟是缺乏政治才能者的通病。

另外，杜甫的性格也是其仕途失意的重要原因。与李白相比，杜甫是才华内需不是锋芒毕露，可是其性格的倔强与狂傲，两者却不相上下。如《新唐书·杜甫传》云：“先臣怨，预以来，承儒守官十一世。迨审言，以文章显中宗时，臣赖诸业，自七岁属辞，且四十年，然衣不盖体，常寄食于人，窃恐转死沟壑，伏惟天子哀怜之。若令执先臣故事，拔泥途之父辱。”这段恳求的言辞中掩盖不住于云之上的豪气。首先他替祖上的功业文章非常自豪，先述家事，起笔不凡，接着自我称道才能，自比汉代名儒杨雄等。与李白常以司马相如子虚相似，结语自己的悲惨处境，归咎于君主弃置，是大贤沉沦，没有遇明主之意。

纵观李白，杜甫二人在仕途上失败的原因，不难看出，李杜二人虽才华横溢，志高意远，但却性格孤傲不从众，居高不居的，能伸不能屈，能亢不能卑，不谙世情，不懂权谋，这在当时的社会环境和条件下，穷困潦倒，郁郁不得志，实属必然。正如辛文房的一段评语：

能言者未必能行，能行者未必能言。关于多尔衮，崎岖板荡之际，语语霸王，褒贬得失；忠孝之心，惊动千古，骚雅之妙，双振当时。兼众善于古今，集大成于往作，历世之下，想见风尘。惜乎长辔未骋，奇才并屈，什锦少色，徒列空言，呜呼哀哉！

看完本文之后，我们可以知道李白杜甫虽然有才华，有机遇，又热衷于进取，最后却都是因为性格的原因，仕途一直不顺利！因此有人说性格决定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