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海明珠代表什么生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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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海明珠代表什么生肖1

中山先生写下《建国方略》之处,一公里外是中共一大会址

上海孙中山故居二楼的书房(10月9日摄)。

上海孙中山故居纪念馆内展示的孙中山珍藏的英文版《实业计划》。本报记者刘颖摄

东海之滨,上海洋山深水港犹如入海的一颗明珠,又似迎风的一面征帆。这里是全球集装箱作业最繁忙港区之一,是世界瞩目的“东方大港”。

但在100多年前,“东方大港”只是中国人遥不可及的一个梦,当它出现在中国民主革命先驱孙中山所著的《建国方略》中时,被不少人嗤之为“空想”。

是不是“空想”?关键在于谁来干。在孙中山完成《建国方略》两年后,中国共产党在上海一幢石库门小楼中悄然诞生,中国历史就此翻开崭新的篇章。

历史证明,中国共产党人是孙中山先生革命事业最坚定的支持者、最忠诚的合作者、最忠实的继承者!

耐人寻味的是,中山先生写下《建国方略》之处,距离中共一大会址,直线距离仅仅一公里。

中山先生的叹息

已是深秋,梧桐树叶黄了。上海黄浦区香山路7号,孙中山故居。中山先生和夫人宋庆龄1918年入住于此,1925年3月孙中山逝世后,宋庆龄继续在此居住至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宋庆龄才离开。

上海是孙中山革命生涯中最重要的城市之一,它是孙中山的人脉渊薮、革命基地、广阔舞台和温馨家园。在革命早期,孙中山曾多次来上海了解国内革命情形,他在上海为革命筹集资金、聚集力量;在上海,他召集天下革命英才,利用传媒宣传革命、讲演主义,并开门会客,闭门潜心著书立说,阐释革命主张,规划未来中国经济发展的宏伟蓝图;也是在上海,他顺应历史潮流,探索革命新路,酝酿了第一次国共合作。

“拥有开放、创新、包容城市品格的上海,为孙中山革命活动创造了必要的、比较理想的环境;孙中山的革命活动又从多个方面丰富了上海这座城市的内涵。”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熊月之说。

走进孙中山故居,二楼有一间明亮的书房,四周墙上和柜子上有不少地图。“这里的家具陈设基本是按照宋庆龄生前的回忆,按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原样布置的。在宋庆龄印象里,丈夫每晚最爱做的事,就是在地上铺开一幅巨幅地图,躬身在上面亲手绘制铁路、港口等。”故居讲解员李聪说。

这正是孙中山著述《实业计划》的场景。1918年至1919年间,孙中山在这间书房相继完成了《孙文学说》《实业计划》两部著作,蜚声海外的《建国方略》正是这两部著作与1917年完成的《民权初步》的合称。

“迨夫民国成立之后......犹未睹建设事业之进行,而国事则日形纠纷,人民则日增痛苦,午夜思维,不胜痛心疾首!夫民国之建设事业,实不容一刻视为缓图者也。”孙中山在《建国方略》自序中写道。

曾亲见欧美各国繁荣景象的孙中山,自辞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便把大量心血倾注到推动中国实业发展之中。他奔走10余省市,无论是城市还是农村,无论是工厂、港口还是铁路线,都留下了他调查访问的足迹。这些考察所得,逐渐形成他雄心勃勃的“实业计划”。

仅在交通和商港开发上,《实业计划》就提出“铁道一十万英里”“碎石路一百万英里”“增设电报线路、电话及无线电等,使遍布于全国”“于中国中部、北部、南部各建一大洋港口,如纽约港者”“沿海岸建种种商业港及渔业港”及具体举措。

“比之康有为撰写的《物质救国论》、张謇提出的‘棉铁救国论’,《实业计划》对中国如何推进工业革命、全面实现工业化,做了更为深入的研究,提出了第一个总体规划。”复旦大学教授姜义华说。

十万余字的《实业计划》,道尽孙中山实业救国的千秋梦想,却在当时被视作“空谈”。当他摊开画满铁路线的中国地图,澳大利亚记者威廉·端纳很不以为然:“这个如同游戏拼图一样的东西根本没有实现的可能。”

东华大学学者袁哲在考察了《实业计划》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传播史后认为,该计划在1919年发表后很长一段时期没有学者或专家跟进研究,更无深入探讨,其后又遇政治动荡,因此既没有引发一场关于实业兴国的大讨论,也没有从国家层面带动一场实业建设。

《实业计划》英文版原名为《The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of China》(“国际共同开发中国经济计划”),这表明孙中山不仅希望引进西方先进技术,还希望利用外资快速发展中国经济。然而,这一构想终是“落花有意,流水无情”。列强非但没有施以援手,还向当时的北京政府示好,加剧了中国军阀混战、政治动荡的局面。

孙中山似乎预见了这样的结果,他在《建国方略》自序中哀叹:“夫革命党之心理,于成功之始,则被‘知之非艰,行之惟艰’之说所奴,而视吾策为空言,遂放弃建设之责任。”

这声叹息,在历史中格外沉重……

“真正的革命同志”

好在,中国的历史,被真正的爱国者改变。

距离香山路7号直线距离仅仅一公里的中共一大纪念馆,人流如织,辛亥革命是展厅中一个醒目的章节。

展柜里,邹容的《革命军》、秋瑾亲笔拟定的光复军军规军制、1911年11月上海革命党人起义时所用的陆军旗等革命文物静静陈列,展墙上挂着的孙中山肖像目光如炬。许多参观者在此驻足,回望救亡图存的艰辛道路,感受振兴中华的炽热梦想。

跟随展陈走向历史深处,灰暗无光的照片展现了袁世凯窃取革命果实就任大总统,北洋军阀黑暗统治开始,民不聊生的历史场景。“无量头颅无量血,可怜购得假共和”——辛亥革命功臣蔡济民的一句悲叹如同雷击,打在观众的心底。

“这一部分展陈的主题叫‘共和的幻象’,揭示了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成立并没有给人民带来预期的民族独立和社会进步。”纪念馆研究馆员张玉菡说。

辛亥革命虽没有改变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和中国人民的悲惨境遇,却极大促进了新思想的传播,锻造了更多中国先进分子,为中国革命迎来光明前景奠定了重要基础。

1911年春,毛泽东在长沙第一次看到同盟会办的《民立报》,很快便成为它的热心读者。他认真研究了同盟会“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政治纲领,开始拥护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为表示反抗清王朝的决心,他倡议并带头剪掉了头上的辫子。

而在毛泽东之前,更有多位中国共产党创始人和早期领导人直接参与了辛亥革命运动,如陈独秀曾任安徽反清秘密组织岳王会总会长,武昌起义后又担任安徽都督府秘书长;朱德也曾在《辛亥革命回忆》一文中说:“我就是在孙中山的民主革命思想的影响下,于1909年在云南讲武堂参加同盟会的。”

中共上海市委党校常务副校长徐建刚说:“中共一大召开时,全国各地50多名早期党员中,有很重要的一支力量,就是参加过辛亥革命的老同盟会会员。还有许多共产党人,如李大钊、毛泽东、瞿秋白、周恩来、恽代英等,虽未直接参加辛亥革命,但深受革命感染和影响,他们也被孙中山视为‘真正的革命同志’。”

据宋庆龄回忆,孙中山在香山路7号第一次会见了中国共产党的代表,从而使他对中国革命问题采取了新的、唯一正确的看法。

“孙中山特别钦佩和尊敬李大钊……见到这样的客人后常常说,他认为这些人是他的真正的革命同志。他知道,在斗争中他能依靠他们的明确的思想和无畏的勇气。”宋庆龄曾说。

在孙中山邀请下,中国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帮助国民党完成改组,建立最广泛的革命统一战线,掀起轰轰烈烈的大革命,给北洋军阀反动统治以沉重打击。

1924年1月,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李大钊被推为大会主席团五名成员之一。资料记载,孙中山曾斥责反对共产党人的国民党右派:“尔等自不奋斗而妒他人之奋斗,殊属可耻!”

1925年3月,为革命耗尽毕生精力的孙中山留下“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的谆谆嘱愿,溘然长逝。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继承孙中山遗愿,同一切忠于他事业的人们继续奋斗,团结带领广大人民浴血奋战、百折不挠,夺取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完成了近代中国无数仁人志士梦寐以求的民族独立、人民解放。

梦想“超额兑现”

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先驱者未能及身而成的建设宏图,为后来者的继续前行开辟了道路。孙中山为民族振兴、国家富强、人民幸福而苦心擘画的伟大构想,由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在祖国大地上接力实现,并赋予新的时代内容。

今天翻开《实业计划》,圆梦之旅的艰辛和瑰丽令人感慨。《实业计划》提出:“创造市宅中心于浦东,又沿新开河左岸建一新黄浦滩,以增加其由此计划圈入上海之新地之价值。”1990年,国家实施开发开放浦东战略,今日浦东已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并踏上打造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引领区的新征程。又如《实业计划》提出“于中国北部及中部建造森林”的构想,今日,三北防护林宛如绿色的万里长城,为广袤国土筑起一道功能完备的生态安全屏障。

1919年《建国方略》完书时,中国仅有铁路1万余公里。如今,中国高铁飞驰领先世界,公路纵横遍布城乡,“世界最繁忙港口”十之有七,已远远超出孙中山当初的设想。

今年9月28日,“上海号”中欧班列首次从上海开行,一路向西,驶向德国汉堡。这趟列车装载的,不仅是服装鞋帽、玻璃器皿、汽车配件、精密仪器等“中国制造”,更是孙中山“将为欧亚铁路系统之主干”的中国梦。“国家之贫富,可以铁道之多寡定之,地方之苦乐,可以铁道之远近计之。”他在《实业计划》中写道。

曾经,孙中山构想,采取“开放包容”政策,利用外资和西方技术发展中国实业。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2001年12月11日,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打开对外开放的新天地……

就在上海,“网红打卡地”南京西路商圈沿线,世界知名奢侈品牌云集。这条马路所在的静安区作为国际消费城市示范区,汇集国内外品牌超过2000个。37.37平方公里辖区范围内,有近百家跨国公司地区总部。

用开放包容的心态,引进国外资金、技术和人才。改革开放大潮滚滚向前,一家家企业、一座座城市改变了模样。

曾经,目睹人民于水火之中,盼望“为民所有、为民所治、为民所享”——孙中山所向往的“人民最安乐之国家”,如今已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迈上了全面小康的康庄大道,并意气风发地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

一百多年前,面对世人的质疑,孙中山表现出一个革命家的坚定意志:“吾心信其可行,则移山填海之难,终有成功之日。”

今天,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已经取得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成就,并将在新的百年征程上创造更多孙中山未曾设想的奇迹,不断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伟业推向前进。(吴振东、郭敬丹)

来源:新华每日电讯

东海明珠代表什么生肖2

浙江玉环大麦屿港。玉环市传媒中心供图

中新网台州7月2日电(记者 范宇斌 通讯员 王敬 陈姿名)在浙江,从省级至区县,融入长三角的动作频频。“浙江是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重要参与者、积极推动者,也是直接受益者,理所应当更积极、更主动、更有作为。”浙江省委书记车俊曾如是表达该省参与长三角一体化的态度。

宁波舟山港股份有限公司与浙江大麦屿港务有限公司签订股权收购协议,实现3年从5万到30万标箱的裂变发展;“一湾两岸”科创走廊建设稳步推进,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在玉环与长三角流动的频次不断加速,创新引领产业互动发展……近年来,浙东南一隅的台州市玉环市一直与长三角经济带保持着“亲密”互动。

玉环坚持拥湾发展,北融宁波、南联温州、西承金义,接轨大上海,全方位融入长三角。这颗长三角南翼城市群的“东海明珠”,正逐步成为台州南向开放的桥头堡,带着台州融入温州都市圈,成为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浙江玉环大麦屿港。玉环市传媒中心供图

通达:港口联通开放迈步

近日,浙江苏泊尔股份有限公司的仓库门口一派繁忙的景象——4辆大型货车一字排开,工人们正在有序装货,这批发往海外的货物将于当天下午从大麦屿港出发,经过1个半月的航程,送到美国客户手中。

“从大麦屿港直接装箱运输,不仅节省成本,也不用转运、不怕陆路交通问题。”浙江苏泊尔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海涛说。他给记者算了笔经济账:以单个货柜计算,水运价格比陆运价格节省了500元,2019年企业共发出货柜3400个,相当于节省了150万元运输费用。

2018年11月22日,宁波舟山港股份有限公司与浙江大麦屿港务有限公司签订股权收购协议,定位集装箱运输“喂给港”与“枢纽港”关系。

一纸协议,大港崛起。港口基建加速推进,大麦屿港如今已建成各类码头17座,投用万吨以上码头6座;开通至丹东、营口、唐山(曹妃甸)、青岛、宁波、温州、福州、汕头、广州(九江)等港口的集装箱航线,并在长三角主要城市形成了稳定货源。

港口物流网络畅通,吸引越来越多企业在港口聚集,纷纷“弃路走水”。短短3年时间,大麦屿港口集装箱吞吐量从2017年之前每年不足5万标箱到2019年30万标箱。

不仅如此,大麦屿港还是长三角区域惟一的对台直航港口。10多年间,对台海上直航累计运送两岸旅客超20万人次,对台货运直航货运量年年翻倍增长,业务类型涵盖整车出口、散货拼箱、冰鲜水产进出口等,不仅在长三角主要城市形成稳定货源,还进一步将服务范围延伸至华东乃至华北地区。

在浙江大麦屿港务有限公司营运操作部副经理陈淑卫看来,“大麦屿港将继续抓住机遇,谋发展、求合作,紧跟‘大湾区’建设行动、长三角区域一体化推进,将大麦屿港打造成‘一带一路’重要海上通道,海峡两岸黄金水道。”

玉环市“一湾两岸”科创走廊规划图。玉环市传媒中心供图

相融:产业互动共同发展

连日来,玉环斯丹特阀门股份有限公司再次通过浙江清华长三角研究院台州创新中心的工业互联网平台系统,向江苏某供应商采购了60吨铜原材料。像这样借助第三方交易平台采购的方式,已成为玉环水暖阀门企业进购生产原材料的一种新途径。

作为“中国阀门之都”,玉环拥有1300多家水暖阀门企业,年产值达350亿元。如何破解水暖阀门企业数量多、规模小,整体需铜量大但相对分散、采购议价权低的问题,浙江清华长三角研究院台州创新中心给出了解决方案。

2019年底,浙江清华长三角研究院台州创新中心落户玉环龙溪,依托科技、人才、金融等优质资源,为玉环水暖阀门产业提供全面的公共创新服务,发展“实体企业+互联网”的数字经济新模式。

半年时间,仅工业互联网平台已与玉环50多家水暖阀门企业签署合作协议,为800多家来自长三角经济带的企业建立数据库。今年1至6月份,实现订单交易额超1.3亿元。

“通过线上交易平台,实现产业中小企业的集采集销,降低企业生产成本。”浙江清华长三角研究院台州创新中心工业互联网平台负责人艾懿明说。

浙江清华长三角研究院台州创新中心建设为玉环融入长三角区域创新一体化发展,参与产业分工与合作埋下伏笔,也是“一湾两岸”科创走廊上浓墨重彩的一笔。

今年以来,玉环以加强规划引领、强化平台整合为重点,以漩门湾为纽带,将老平台、新平台、规划平台画点布局,连线拓面,于是“一湾两岸”科创走廊跃然纸上。

目前,这条科创走廊上已经集聚了一批针对不同产业、不同功能、不同能级的科创平台,基本建成水暖阀门、汽车零部件、智能制造装备、时尚家居四大产业创新服务综合体;创建了一批创新孵化平台,包括国家级众创空间、省级科技孵化器等;引进了国内一流高校、科研院所合作共建一批科技服务平台等。

玉环市科技局党组书记、局长颜道明表示,“我们希望通过嫁接长三角科创资源,掀起新一波科技创新浪潮,撬动玉环传统产业优化升级,加快建设创新型城市。”

在他的计划里,“一湾两岸”科创走廊沿线不仅要种下一棵棵“梧桐树”,更主动“走出去”,抛出“橄榄枝”引“凤”入巢。

眼下,玉环市正筹备在上海国际汽车城建立“科创飞地”。“通过‘一湾两岸’科创走廊,承接从上海溢出的创新资源,推动玉环产业提档升级,加大创新市场主体培育,实现产业经济的新增长、新跨越。”颜道明如是说。(完)

东海明珠代表什么生肖3

南尽北户:秦始皇置南海等郡于岭南的历史考察

演讲人:王子今 演讲地点:广州南越王博物院 演讲时间:二〇二二年七月

王子今西北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工程”协同攻关创新平台、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历任中国秦汉史研究会第十一届、第十二届、第十三届会长,现任中国秦汉史研究会顾问、中国河洛文化研究会副会长。

秦的统一,其规模并不限于兼并六国,秦进军岭南并置桂林、南海、象郡,岭南地方自此进入中原文化圈中。而中原政权控制的海岸线因此得以空前延长。秦始皇南海置郡,对于中国海疆史、南海资源开发史和海洋交通史意义都非常重要。我们应当从东亚史、世界史的视角予以考察。考察西汉时期开通南洋航路的进步,应当重视秦始皇时代的历史先声。这正是我们本次讲座的缘起。

“六王毕,四海一”之说

自秦王政十七年(前230年)至二十六年(前221年),秦相继灭韩、魏、楚、燕、赵、齐,终得“秦并天下”(《史记·封禅书》)。兼并六国,是秦始皇时代意义重大的历史变化,杜牧《阿房宫赋》称之为“六王毕,四海一”,或称“六王失国四海归”(〔宋〕莫济:《次韵梁尉秦碑》,《宋诗纪事》卷四七),“秦王雄飞六王伏”(〔元〕张宪:《壮士行》,《玉笥集》卷三《古乐府》),“灭六王而一天下”(〔清〕俞樾:《三大忧论》,《宾萌集》补篇六)。

究此说之原始,我们可以看到,《史记·秦始皇本纪》言嬴政“令丞相、御史”“议帝号”时,有“六王咸伏其辜,天下大定”的句子。秦始皇二十九年(前218年)之罘刻石也说:“禽灭六王,阐并天下。”顾炎武《日知录》卷一三《秦纪会稽山刻石》:“秦纪会稽山刻石秦始皇刻石凡六,皆铺张其灭六王、并天下之事。”于是后世人们普遍以为随着“六王”残灭,统一局面已经形成。

“六王毕”,被看作统一实现的标志。许多历史学者似乎大致认同这样的判断。劳榦《秦汉史》说:“秦始皇二十六年,六国尽灭,新的帝国成立了。”“秦王完全平定了天下。”何兹全《秦汉史略》写道:“秦王政二十六年灭了六国,统一全中国。”林剑鸣《秦史稿》认为:“从公元前二三〇年至前二二一年,在不到十年的时间内,秦就消灭了韩、赵、魏、燕、楚、齐六国,完成了统一。”田昌五、安作璋《秦汉史》也说:“前后十年之内,韩、赵、魏、楚、燕、齐六国依次灭亡,天下归于一统。”

陕西省临潼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一号坑内出土的陶俑(2007年摄)。新华社发

其实,根据《史记·天官书》的记述,在“灭六王”之外,秦还有重要的军事行为:“秦始皇之时,……秦遂以兵灭六王,并中国,外攘四夷。”《史记·平津侯主父列传》载严安上书有这样的表述:“及至秦王,蚕食天下,并吞战国,称号曰皇帝,主海内之政。”然而,“(秦始皇)欲肆威海外,乃使蒙恬将兵以北攻胡,辟地进境,戍于北河,蜚刍挽粟以随其后。又使尉屠睢将楼船之士南攻百越,使监禄凿渠运粮,深入越,……”

由此来看,“灭六王”,实际上只是实现了“并中国”,即实现了对当时中原文化重心之地的控制,而对于“天下”的全面占有,秦人又有“外攘四夷”的军事进取。严安史论言及“海内”“海外”的对应关系值得深思。王云度、张文立主编《秦帝国史》关于“统一”的记述,则照应了北边、南海战事:“秦的统一战争前后历时十年,依次攻灭东方六国,天下归于一统。随后,又北伐匈奴,南定百越,把统一的范围拓展到周边地区。这种大规模的军事、政治和文化的统一,开辟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意义十分深远。”

进军岭南与秦统一

征服岭南对于秦帝国基本版图形成的意义,人们基本认同,似乎不会有什么异见。至于对秦军远征岭南的时间,则存在不同的说法。

《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三十三年,发诸尝逋亡人、赘壻、贾人略取陆梁地,为桂林、象郡、南海,以適遣戍。”岭南形势,于是如《后汉书·南蛮传》所说,已远非“楚子称霸,朝贡百越”时代可比,实现了中央对南岭以外地方直接有效的行政领导:“秦并天下,威服蛮夷,始开领外,置南海、桂林、象郡。”

然而《史记·秦始皇本纪》在秦始皇二十六年(前221年)记事内容中,其实已言“南至北向户”。秦始皇二十八年(前219年)琅邪刻石有“皇帝之土,……南尽北户”语。裴骃《集解》:“《吴都赋》曰:‘开北户以向日。’刘逵曰:‘日南之北户,犹日北之南户也。’”可知秦的版图当时应当已经扩展至北回归线以南。向岭南的拓进,应当与兼并六国的战事同时。秦军远征南越的军事行动较早开始,可以引为助证的有《史记·白起王翦列传》的记载:“……平荆地为郡县。因南征百越之君,而王翦子王贲与李信破定燕齐地。秦始皇二十六年,尽并天下。”这里明确指出,在“秦始皇二十六年”之前,秦军在灭楚之后,随即已经开始了“南征百越之君”的军事行动。而“破定燕齐地”,在“南征百越之君”之后。平定“百越”之地,是实现秦“尽并天下”帝业的重要战争步骤。

秦军灭楚之后,立即挥师继续进军“南征百越之君”的可能性是很大的。这符合战国以来军事思想“役不再籍”的原则。《孙子·作战》虽然说“兵贵胜,不贵久”,“久暴师则国用不足”,“夫兵久而国利者,未之有也”,但是又强调“善用兵者,役不再籍”。曹操注:“籍,犹赋也。言初赋民,不复归国发兵也。”而前引秦始皇二十六年(前221年)已自称版图“南至北向户”,秦始皇二十八年(前219年)琅邪刻石“南尽北户”的说法,其作为新兴帝国正式政治文告所应具备的可信性和权威性也支持这一推断。《尔雅·释地》“野”条说四至所在,“谓之四极”。又说:“觚竹、北户、西王母、日下,谓之四荒。”郭璞注:四极,“皆四方极远之国。”四荒,“皆四方昏荒之国,次四极者。”宋邢昺疏:“此释九州之外四方极远之国名。”何谓“北户”?“北户者,即日南郡是也。颜师古曰:言其在日之南,所谓北户以向日者。”

按照《秦始皇本纪》的记载,南海置郡的时间,在秦始皇三十三年(前214年)。但是“南征百越之君”的军事行动,则在灭楚之后即开始,即前引《史记·白起王翦列传》所谓“平荆地为郡县。因南征百越之君”。按照《史记》叙事时序,事在“秦始皇二十六年,尽并天下”之前。

张卫星在《秦战争述略》中总结“秦国开拓边疆的战争”中“统一南方地区的战争”时,指出:“秦国对南方诸族的进攻,早在王翦取得对楚战争的胜利后就开始了。”“王翦在秦王政二十五年消灭了楚国的残余势力后,‘因南征百越之君’。”然而论者认为,其事限于“江、浙”,未及南越,“这次对越人的进击应该是在江、浙一带进行的,秦人取得胜利后,即设立了会稽郡,郡治在今浙江绍兴,这一带的越人成为大秦帝国的臣民。”“秦统一六国的次年,即秦王政二十七年,秦军在平定江浙一带越人的基础上大举向江南地区的百越进军。”论者写道:“秦人征伐平定岭南诸地的战争旷日持久,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秦始皇派尉屠雎以五军戍五方。”“第二阶段,秦军大规模地进击越人。”“第三阶段,秦始皇重新布置伐越的战略,使任嚣、尉佗将卒以伐越,时间在秦始皇三十三年。”这一意见可以参考。以为“秦人征伐平定岭南诸地的战争”可以归入“秦国开拓边疆的战争”的判断,我们是赞同的。然而以为王翦灭楚后“因南征百越之君”只是“平定江浙一带的越人”的说法,似缺乏史事依据。所谓“秦人征伐平定岭南诸地的战争旷日持久”,说自有据。《史记·南越列传》写述尉佗事迹:“秦时已并天下,略定杨越,置桂林、南海、象郡,以谪徙民,与越杂处十三岁。”《史记·平津侯主父列传》载严安上书,说道:“深入越,越人遁逃。旷日持久,粮食绝乏,越人击之,秦兵大败。”《汉书·严助传》在淮南王安上书言“秦之时尝使尉屠睢击越”事,则说“旷日引久”。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严安明确说:“秦祸北构于胡,南挂于越,宿兵无用之地,进而不得退。行十余年,丁男被甲,丁女转输,苦不聊生,自经于道树,死者相望。及秦皇帝崩,天下大叛。”所谓“行十余年”,可以与前引《史记·南越列传》“与越杂处十三岁”说相对应,直接澄清秦远征岭南晚至秦始皇三十三年(前214年)的误解。

关于秦平定岭南的起始年代,张荣芳等《南越国史》列举了4种观点:1.秦王政二十五年(前222年)。2.秦始皇二十六年(前221年)。3.秦始皇二十八年(前219年)。4.秦始皇二十九年(前218年)。《南越国史》评述了各种意见,以为“前218年说比较符合史实”。现在看来,这一讨论还可以继续。结论的最终确定,可能还有待于考古新资料的面世。

广西兴安县灵渠。新华社发

古史记载的第一次大规模移民

《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三十三年,发诸尝逋亡人、赘壻、贾人略取陆梁地,为桂林、象郡、南海,以適遣戍。”“三十四年,適治狱吏不直者,筑长城及南越地。”所谓“陆梁地”,张守节《正义》:“岭南人多处山陆,其性强梁,故曰‘陆梁’。”关于“以適遣戍”,注家亦有解说。裴骃《集解》:“徐广曰:‘五十万人守五岭。’”张守节《正义》:“適音直革反。戍,守也。”关于“三十四年,適治狱吏不直者”,至“南越地”事,张守节《正义》:“谓戍五岭,是南方越地。”这是军事远征带动移民潮流的史例。不过这是以“適”即“谪”为标志的强制性的移民。所谓“以適遣戍”,体现这些移民承担部分军事责任的身份。《史记·淮南衡山列传》记载,伍被与淮南王谋反时,曾经说到秦代“五岭”以南地方发生的史事:“(秦皇帝)又使尉佗逾五岭攻百越。尉佗知中国劳极,止王不来,使人上书,求女无夫家者三万人,以为士卒衣补。秦皇帝可其万五千人。”对于伍被所谓“求女无夫家者三万人,以为士卒衣补”的情节,《史记志疑》以为可疑,又引陈氏《测议》:“求女事《史》不见,伍被欲伪作请书徙豪朔方以惊汉民,岂即本此策耶?”马非百《秦集史》则以为可信,并看作“妇女从军之创举”。但西汉时期策士以此作为分析政治形势的辩词,或许反映了秦军远征岭南时发生的历史情节。求中原“女无夫家者”即独身女子“以为士卒衣补”事,暗示远征军人可能定居岭南的史实。考古学者就岭南秦式墓葬如广州淘金坑秦墓、华侨新村秦墓,广西灌阳、兴安、平乐秦墓等发现,曾经发表判断,以为相关现象“说明了秦人足迹所至和文化所及,反映了秦文化在更大区域内和中原以及其他文化的融合”,“两广秦墓当是和秦始皇统一岭南,‘以谪徙民五十万戍五岭,与越杂处’的历史背景有关。”(叶小燕:《秦墓初探》,《考古》1982年1期)这样的意见是可信的。而“以谪徙民五十万戍五岭”语见《通志》卷四《秦纪》,原文作“以適徙民”。“与越杂处”语见《史记·南越列传》。取向岭南的迁徙距离超远而人口数量空前的移民运动,是“南征百越”军事行为必然的后续演进。

岭南地方承接了秦代最大规模的移民运动。南海郡受纳北来移民,应当也因此实现了新的户口充实、民俗更新和文化转换。

“秦东门”设定与秦始皇视域中的“东海”和“南海”

琅玡作为古港,亦为越国故都,在秦始皇东巡行程中受到了特别关注。《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秦始皇)南登琅邪,大乐之,留三月。乃徙黔首三万户琅邪台下,复十二岁。作琅邪台,立石刻,颂秦德,明得意。”刻石内容明确可见“维秦王兼有天下,立名为皇帝,乃抚东土,至于琅邪”。《史记·六国年表》:“(二十八年)帝之琅邪,道南郡入。”“(二十九年)帝之琅邪,道上党入。”《史记·封禅书》:“始皇复游海上,至琅邪,过恒山,从上党归。”反复说到“琅玡”。秦始皇“南登琅邪,大乐之,留三月”,是秦执政者在关中以外地方居留最久的记录,在出巡途中尤其异常。“徙黔首三万户琅邪台下,复十二岁”,在秦强制移民的行为中,是组织向东方迁徙的唯一史例。其规模,也仅次于“徙天下豪富于咸阳十二万户”。而“复十二岁”,也是秦史所见移民优遇最高的记载。琅邪刻石写道:“维秦王兼有天下,立名为皇帝,乃抚东土,至于琅邪。”这似乎说明了“至于琅玡”与“兼有天下”,“乃抚东土”的关系。巡行“东土”,是秦所谓“皇帝之明,临察四方”“皇帝之德,存定四极”的政治行为的实践。而“临于海”,是“东抚东土”的极点。琅邪刻石又有一段“颂秦德”的文字:“六合之内,皇帝之土。西涉流沙,南尽北户。东有东海,北过大夏。人迹所至,无不臣者。功盖五帝,泽及牛马。莫不受德,各安其宇。”其中“东有东海”,也是拥有“皇帝之土”的重要标志。

秦始皇三十五年(前212年)“立石东海上朐界中,以为秦东门”(《史记·秦始皇本纪》)。“东海上朐”与关中政治轴心,形成了特殊的方位关系。秦代与“咸阳—东海上胊”东西连线相垂直的,可能是“子午岭直道—直河子午道”南北轴线。对于呈现轴线格局的一南一北的交通干道,颜师古认为,这两条南北道路可以统称为“子午道”:“今京城直南山有谷通梁、汉道者,名子午谷。又宜州西界,庆州东界,有山名子午岭,计南北直相当。此则北山者是子,南山者是午,共为子午道。”(《汉书·王莽传上》颜师古注)

《盐铁论·论邹》说,陆地之“州”,“有大瀛海圜其外”,“秦欲达九州而方瀛海,牧胡而朝万国。”又提到,“昔秦始皇已吞天下,欲并万国,亡其三十六郡;欲达瀛海,而失其州县。”所谓“欲达瀛海”“欲达九州而方瀛海”,都体现了秦始皇追求超越“九州”的“大一统”的政治雄心与海洋意识。而两者的位置北南对应。

秦始皇三十七年(前210年)出巡,“上会稽,祭大禹,望于南海,而立石刻颂秦德。”所谓“望于南海”,或许可以说当时中原人以为“会稽”以外海域就是“南海”。然而是有这样的可能性的,即秦始皇的海洋知识中已经储存了这样的信息:“南海”郡名指代的“南海”与“会稽”外海当时已经有便利的航路。这一条件应当是越人长期创造的。

从秦始皇二十八年(前219年)对琅邪的特别关爱,到秦始皇三十五年(前212年)“立石东海上朐界中,以为秦东门”,似乎对东方海岸线的关注视点发生了变化。从琅邪至朐的南向空间移动,除了“秦东门”在咸阳正东方向之外,或许与南海置郡有关。因为“南海”形势的变化,在“方瀛海”“达瀛海”政治视界中,“东海”“南海”海岸线中点的坐标向南移动了。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第2册“秦”的部分,“山东北部诸郡”“山东南部诸郡”与“淮汉以南诸郡”分图显示的中界,正是“秦东门”。秦帝国北部海岸线与南部海岸线,以“秦东门”形成分隔。

“番禺之都”的地位与南洋航路的开通

《淮南子·人间》说秦始皇时远征岭南,“一军处番禺之都”。说明“番禺”已经成为当时重要的军事据点。番禺在今广东广州,即秦南海郡治所在。又曾为尉佗都城,为南越国政权长期经营,是南海最大的海港,据有“负山险,阻南海”的地理优势(《史记·南越列传》)。《史记·货殖列传》写道:“九疑、苍梧以南至儋耳者,与江南大同俗,而杨越多焉。番禺亦其一都会也,珠玑、犀、瑇瑁,果、布之凑。”《汉书·地理志下》也说:“(粤地)处近海,多犀、象、毒冒、珠玑、银、铜、果、布之凑,中国往商贾者多取富焉。番禺,其一都会也。”番禺成为经济“都会”及国际性商港的历史起始点,即秦始皇置南海郡。

后世广州南越王墓出土丰富华美的文物,说明番禺之富足。“蕃禺”文字遗存,标志着“番禺”的重要地位。番禺后为交州治所。东汉末年中原战乱不息,士民多有避乱会稽者,及战火延及会稽,则又纷纷浮海南渡交州。《三国志·蜀书·许靖传》记载,许靖乃汝南平舆人,董卓乱政,辗转往依会稽太守王朗,后“孙策东渡江,皆走交州以避其难”。由中原避乱至会稽、又由会稽“浮海”转迁交州之例,还有《后汉书·袁闳传》袁忠故事,《后汉书·桓晔传》桓晔故事等。可见当时中原人已经了解“交州”的繁荣,“会稽”至“交州”,即秦始皇“望于南海”与置郡南海地方的“浮海”交通,已经形成便利的条件。

南越有较强的海上航行能力。这一优势在秦汉时期得到继承。《汉书·地理志下》记述了“自合浦徐闻南入海”的航路。徐闻、合浦都是当时海外交通的重要港口。徐闻、合浦汉墓大量出土金饼、金珠及水晶、玛瑙、琉璃、琥珀制品及香料等,其中部分很可能来自海外。“徐闻、合浦船行”的海上航运条件,对于中国海洋开发史意义十分重要。合浦可能秦时属桂林郡。然而从赵佗等人的事迹看,应当也在南海番禺为中心的政治军事辐射圈内。

《汉书·地理志下》对西汉时期南洋航运描述说:“自日南障塞、徐闻、合浦船行可五月,有都元国;又船行可四月,有邑卢没国;又船行可二十余日,有谌离国;步行可十余日,有夫甘都卢国。自夫甘都卢国船行可二月余,有黄支国,民俗略与珠厓相类。其州广大,户口多,多异物,自武帝以来皆献见。有译长,属黄门,与应募者俱入海市明珠、璧流离、奇石异物,赍黄金杂缯而往。所至国皆禀食为耦,蛮夷贾船,转送致之。亦利交易,剽杀人。又苦逢风波溺死,不者数年来还。大珠至围二寸以下。”《地理志下》还写道:“平帝元始中,王莽辅政,欲耀威德,厚遗黄支王,令遣使献生犀牛。自黄支船行可八月,到皮宗;船行可二月,到日南、象林界云。黄支之南,有已程不国,汉之译使自此还矣。”秦南海郡所在地方后来成为南洋航路的北端起点,是秦代区域文化史应当关注的重要现象。

秦代以后,南海地方逐渐成为古代中国文化通过海路实现对外影响的强辐射带。而海外文化传入中土,也首先在这里登陆。由此可知,秦始皇南海置郡,是有世界史意义的事件。秦代南海郡在南洋交通开发事业中的领先地位和突出作用,是中国航海史、中国早期海洋贸易史和中外海上文化交流史研究不宜忽略的。“自日南障塞、徐闻、合浦”出发的商旅“赍黄金杂缯而往”,其贸易主题可以证实这条通道称为“丝绸之路”的合理性。斯里兰卡DelivalaStupa遗址出土的一件中国丝绸,年代测定为公元前2世纪,即这条丝绸贸易通路的文物实证。斯里兰卡出土的半两钱,也是值得重视的文物证据(参见查迪玛:《斯里兰卡藏中国古代文物研究——兼谈中斯贸易关系》,山东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1年)。秦代即已实现南洋通道的早期开通,可视为秦史的光荣。

《光明日报》( 2022年09月24日10版)

来源: 光明网-《光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