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形代表什么生肖纹身

清江边的新故事 国字山墓葬填补江西东周时期考古空白,下面一起来看看本站小编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给大家精心整理的答案，希望对您有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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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频制作丨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 付筱菁 成都市纪委监委网站 周玲）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 易舜

近期，中国社会科学院公布2021年中国考古新发现，江西省樟树市国字山战国墓葬等六个考古项目入选。国字山战国墓葬的发掘，对研究该区域“中华文明多元一体”进程具有重要意义。

筑卫城旁的小山头发现了大墓葬

赣江，江西人的母亲河。赣江从武夷山西麓发源，一路北上汇集大小河流，注入鄱阳湖中。赣江下游流经一座叫樟树的城市，赣江一级支流、江西西部的主要河流袁河在这里注入赣江，两江交汇、江水宽阔而清澈，揭示了这座城市曾被命名为“清江”的原因，上世纪八十年代，清江县改为樟树市。

“清江汇双流，驿道连闽楚”，便利的水陆交通使樟树成为闻名全国的药市，当地人有一句豪言壮语：“药不到樟树不齐，药不过樟树不灵。”除了药市这张名片外，樟树还有一张并不为外人熟知的名片——筑卫城遗址。1947年，江西考古先驱饶惠元对筑卫城遗址的调查“揭开了江西田野调查的序幕”。

当年饶惠元在筑卫城遗址附近发现了27处古文化遗址，其中在筑卫城遗址西边发现了一处国字山遗址，谁能想到在这座高度只有两百米的小山头中，竟隐藏了一个战国高等级墓葬。国字山墓藏与国字山遗址不过只有两字之差，但却花了超过半个世纪的时间，才明确遗址的文化内涵。

国字山发现墓葬，还要追溯到八九年前。2013年下半年至2014年初，当地村民发现有形迹可疑的人常在国字山上出没，疑心这些人会不会是在山上盗墓，于是向有关部门反映了此事。考古工作者来到现场后，果然发现了盗洞，确认这里是一处大型墓葬。

在经过周密的前期工作后，2017年，国家文物局批准对国字山墓葬进行考古发掘，目前发掘工作已经进入尾声。许多读者在认识一个考古新发现时，会首先关注它发现了哪些珍贵文物，这只是考古新发现的成果之一，考古工作者关心在整个考古过程中收集的多方面的信息，这些信息对于判断遗址的性质与追索遗址的文化内涵至关重要。

考古工作者认为国字山墓葬是一座战国中期墓葬，它的结构和出土文物均说明墓主的身份是一位贵族。国字山墓葬被一圈长方形的巨大围沟包围，所谓“围沟”就是墓葬四周的壕沟，是用来界定墓葬范围的一种方式，考古工作者发现带有围沟的墓葬一般来说等级较高。判断古代墓葬等级有一系列指标，如周代等级越高的墓葬使用的墓道数量也越多，一条墓道者被称为“甲字形墓”，两条墓道者被称为“中字形墓”，四条墓道者被称为“亚字形墓”。国字山墓葬是“中字形墓”，主墓道在墓室东边，也就是靠近筑卫城的方向。

墓道连接着墓室，墓室将椁室包围在内，椁室长约13.5米，宽约11.4米，高约2米。这座全部由楠木打造而成的椁室被整齐分割成了25个小区域，椁室中央是墓主人的船形独木棺。船棺葬是一种独特的葬俗，这种习俗将葬具制作成船的模样，显示船在当地人的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也就暗示了其生活的环境与江河乃至海洋有密切关系。在我国南方的福建、江西、广西、湖南、四川等地以及东南亚都发现了船棺葬的遗迹，从我国地域文化的角度来说，百越文化、巴蜀文化与船棺葬的风俗关联性高。

出土文物与越王勾践的后代有关

国字山墓葬椁室中共发现七具棺木，除了主棺外，还有六具陪葬棺，可惜因为盗扰失去了原本位置的信息。考古工作者在椁室中清理出了2600余件套文物，包括漆木器、金属器、陶瓷器、玉石器等。在众多文物中，有两件看上去并不很精致的铜戈却获得了考古工作者的高度关注，因为这两件铜戈上有铭文，铭文中包含了可以从史料中追索的名字。

经过考古工作者的考证，可以确认这两件戈分属两人，一人名曰翳，一人名曰□寿。需要解释的是，□表示该字为何尚未有一致意见，考证铭文的浙江大学教授曹锦炎，告诉笔者寿前一字构形似“不”又似“ ”，很难隶释，他在有关文章中暂写作“不（？）寿”。

翳和□寿都非寻常百姓，而是那位卧薪尝胆的越王勾践的后代。勾践忍辱负重，“十年生聚，十年教训”积蓄力量，抓住有利时机，于公元前473年攻灭吴国，昔日不可一世的胜者吴王夫差成了阶下囚，勾践独霸一方。那么，越国在勾践之后发生了什么呢？

勾践之后继任越王的是鼫与，再之后是不寿、翁、翳，也就是说翳是勾践的玄孙，他在位的时间是公元前411年至公元前376年。记录古代吴越地方历史的《越绝书》在提到勾践后面的几位越王时，都以“时霸”二字来扼要概括其成就，也就是说自勾践到翳的近一百年时间中，越国维持了一方霸主的地位，继续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

为了北上争霸，勾践在灭吴之后曾迁都琅琊，而在翳为越王时，又将都城从琅琊迁到了吴也就是苏州。关于翳为何突然迁都，迄今尚无定论，有学者认为是越国与楚国的关系恶化，将都城回迁南方是为了防范楚国，也有学者认为是越国内部出现了不稳定的因素。从铜戈铭文中，可以知道□寿是翳的一位“大子”，即“太子”，但他没能成为越王。翳最终为另一位太子诸咎所杀，□寿也在这次变故中丧生。

虽然尚无法确定国字山墓葬主人的具体身份，甚至有可能永远无法追索出他的名字，但推测应当是越国王室贵族，与翳、□寿有密切关系。

国字山墓葬出土了不少乐器，有钟、鼓、琴、瑟、筝，还有编钟架、鼓座等乐器配件，其中瑟装饰有繁复精美的纹饰，而筝长达2.3米，是目前国内发现的先秦时期最长的一件筝，这些发现对于研究越国的礼乐制度、中国古代音乐史都具有重要价值。

国字山墓葬出土文物中，还有一件青铜跽坐人形镦颇受关注，这是鸠杖的一部分。鸠杖可以是权力的象征，汉代还曾将鸠杖赐给德高望重的老者，这些老者负有推广教化的义务。完整的鸠杖由杖身、杖首、杖镦三部分组成，杖首装饰鸠鸟。这件文物的特别之处在于将杖镦做成了跽坐的人的模样。浙江省博物馆收藏了1970年出土于浙江湖州吴兴的一件十分类似的战国鸠杖人形镦，这件文物刻画出的人的形象具有“断发文身”的特点，正是古越人的古老风俗。

多重文化交汇印证东周江西“吴头楚尾”格局

国字山墓葬体现了多重文化内涵，为该区域“中华文明多元一体”进程的探索提供了证据。它既有本地文化的内涵、百越文化的内涵，又有楚文化的内涵，国字山墓葬出土文物以漆木器为大宗，装饰特点明显具有楚文化色彩，还有群舒文化的内涵。西周时期，江淮之间有一个舒国，进入春秋，舒国逐渐析出舒庸、舒龙等小国，合称“群舒”，群舒夹在楚国与吴国之间，最终为楚国所吞并，群舒制作的青铜器有自己的特点，是群舒文化的主要内涵。

前人论述东周时期江西的政治地理格局，常以“吴头楚尾”四个字概括。这一时期，南方最有实力的三个大国是楚国、吴国与越国，恰如《江西通史·先秦卷》所言，江西“正处于这三个诸侯国疆域的交接地带，是它们相互争夺、辗转角逐极为激烈的地区，所以，虽然赣鄱地区始终未能成为某一诸侯国的中心所在，但此一时期也并非平静，同样卷入了当时历史的漩涡”。要厘清这一时期楚国、吴国、越国在江西的势力范围，史书总是语焉不详，而考古能提供不可多得的信息。国字山墓葬的发现也许表明越国灭吴后西进到了江西中部。

整理江西历史上与越国、楚国有关的记忆时，有这样一则传奇。越国素以善铸宝剑等冷兵器而著称，铸剑大师欧冶子就是越国人，他与弟子干将为楚王铸造了三把绝世宝剑，它们的名字日后经常出现在武侠小说中，一曰龙泉（本为龙渊，为避唐高祖李渊名讳，改渊为泉），二曰泰阿，三曰工布。到了西晋年间，名臣张华与友人雷焕登高楼观天象，发现斗星和牛星之间紫气充盈，雷焕解读出这紫气是“宝剑之精，上彻于天”，恰好张华渴求一把宝剑随身携带，他请雷焕与他一道去寻剑。雷焕来到一个叫丰城的地方，在一座监狱的地基下，觅得一个石函，打开一看，正是龙泉和泰阿两把宝剑，当晚斗星和牛星之间的紫气就不见了。唐代才子王勃在千古流传的《滕王阁序》中有“物华天宝，龙光射牛斗之墟”说的就是此事。赣江在流经樟树后，下一个到达的城市就是丰城。

考古工作者发掘国字山墓葬之初，眼光就已望向了更远的地方。国字山东边三百米就是筑卫城遗址。新中国成立后，对筑卫城遗址进行了三次发掘，对于该遗址的情况有了一定的了解，该遗址从新石器时代一直延续到东周时代，遗址之中发现了城池的痕迹，但对于城池的详细情况还缺乏足够了解。筑卫城的意义还不止于此，考古工作者认为“筑卫城周边存在一系列与之时代相近，密切关联的遗存。筑卫城以其巍峨的气势，庞大的体量成为这些遗存的统领性遗存，占据着中心地位”，对筑卫城附属性遗存国字山墓葬的深入研究，也许将成为解开筑卫城之谜的一把钥匙。

樟树所在的清江盆地，上世纪七十年代发现的吴城遗址，打破了“商文化不过长江”的论断，上世纪八十年代曾带给我们新干大洋洲商墓的惊喜，那些堪与三星堆媲美的奇异的青铜器让人目眩神迷，今天国字山墓葬又为我们讲述了一个新故事，明天它还会带来怎样的新故事？

人形代表什么生肖纹身2

作者：浙江师范学院教授，博导，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张法

在远古中国，一方面，西北羌姜诸族由“羊饰大人”演进而来的“美”，成为具有宇宙普遍性之美；另一方面，东南夷越诸族由“文身大人”演进而来的“文”，也成为具有宇宙普遍性之美。东汉学者郑玄就在《乐记·乐象篇》注中说：“文犹美也。”

文，甲骨文有等写法；金文有等写法。朱方圃、商承祚、陈梦家、徐中舒等都把“文”释为正立的、以胸中饰画代表文身的人形。商承祚与李孝定还讲，“文”即“大”，为仪式中文身的大人。

从“仪式中的大人”这一角度来说，文与美相同。但美第一强调的是动物形象的羊（最初的图腾观念），第二强调的是头饰（以首为贵的观念），这两点都进一步演化，前者演化为超离动物形象的大人，后者演化为大人头上的冕。

文作为“仪式中的大人”，虽然其中一些字形（如等）也强调头饰，但更强调的是身体，特别是身体正面的图画装饰和身体内部的具灵之心。在文字的身体中间加上心（如等），既可释为具灵之心，也可释为胸部佩饰。特别是文字写作，加上了玉旁，即表明玉在身体之美上的重要地位，同时也显示“文”作为持玉或佩玉的巫王，仍在“仪式中的大人”这一条演进路线上。总而言之，文，是仪式中的大人的身体之美。

“文”的演进，大趋势是从原始文身到朝廷冕服，这一进程非常漫长。《周易·系辞下》说“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讲述了从冕服出现到完成的时间段。“文”主要来自东和南，《礼记·王制》曰：“东方曰夷，被发文身……南方曰蛮，雕题交趾。”后来，东方的夷较早进入冕服之美，东南的越虽在政治上与列国一道进步，但在身体之美上仍为文身状态。《墨子·公孟》讲，齐桓公以“高冠博带”治国、晋文公以“大布之衣，牂羊之裘”治国、楚庄王以“鲜冠组缨，缝衣博袍”治国，而“越王句践，剪发文身，以治其国，其国治”。

远古身体之文（美）的演进，大致可分为两大阶段。第一阶段是毛饰类和纹画类。西与北相对寒冷，以毛饰为主；东与南相对温暖，以纹画为主。毛饰类即“彡”，用动物皮毛来装饰身体，形、修、彰、彩、彦等的词义皆为“文采”；纹画类，用刻绘方式来装饰身体，斐、辨、粉等的词义皆为“文绘”。所以，从总类概括，西与北的毛饰类身体之美被称为“彣”，东与南的纹画类身体之美被称为“文”。

第二阶段是从文身之美进入冕服之美。身体之美进入织物之美，特别是用丝织品对身体进行美饰，黼、黻、绮、绢、绯等的词义皆为“文绣”。

从原始文身到朝廷冕服的演进，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特色。唐代孔颖达在《左传·定公十年》疏曰：“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谓之华。”按这个说法，由东西南北各族群融合而来的“华夏”，名字就来源于以“服章之美”为核心的礼仪体系。所谓华夏衣冠，即以衣冠之美来代表文化特性。

远古文化从原始文身升级到朝廷冕服，内蕴三大特点：其一是文化标志，原始文身的图案是各族群的观念，朝廷冕服则是族群融合后具有普遍性的朝廷观念；其二是审美体系，文身和冕服都以美的外观出现，最初体现的是各族群的美学观念，后来则是朝廷的美学观念；其三是等级象征，从文身到冕服，中国文化的等级结构在服饰上得到体制性的呈现。

冕服，呈现了三个方面的美学内容：一是以天地人为核心纹样的十二章体系，即《尚书·益稷篇》里，舜讲的“日月星辰山龙华虫作会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绣”；二是与天地鬼神对话的六冕体系，如《周礼·春官·司服》说的，“司服掌王之吉凶衣服，辨其名物，与其用事……王之吉服，祀昊天上帝，则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享先王则衮冕，享先公飨射则鷩冕；祀四望山川则毳冕；祭社稷五祀则絺冕；祭群小则玄冕”；三是整个天下等级结构的差序体系，一个人的等级定位（王、诸侯、大夫、士），一望服饰便知。这三点都体现了黄帝尧舜能“垂衣裳”而“天下治”所蕴含的丰富内容。

文，是仪式之人（远古之巫和朝廷之王）的身体之饰，即美的外观。由于巫与王在仪式中的核心作用，他们的外观影响和规范着整个仪式，于是，文又被用来指整个仪式的外观。因此，仪式中的建筑、音乐、图像、器物、咒言等各因素，都可以称之为“文”。由原始仪式向朝廷仪式的演进，也是各种仪式因素作为各种文的演进。

具体来讲，器物之文，是从岩画、彩陶、玉器、青铜，到先秦时期完备的典章制度、器物、旌旗、车马；身体之文，是从简单的裸身之文和毛饰之彣，到等级分明的朝廷冕服体系；音乐之文和言辞之文，是从简陋的“击石拊石”之乐、简单的咒语，到表明各等级身份的书法言辞体系、身体语言程式、仪式音乐体系；建筑之文，是由简单的房屋坛台到宫室、城邑，宗庙、祭坛、陵墓。

文的具体发展过程，除了从彩陶、玉器、青铜图案等考古材料和文献资料中零散而复杂地透出外，已难确切考证。然而，从语言学上却可以看到，文以其约一万多年的发展，最后成为美的总称。

在先秦典籍的语言运用中，文可以用来指人的服饰衣冠、身体礼节、语言修辞（《左传·僖公二十四年》“言，身之文也”），可以用来指朝廷、宫室、宗庙、陵墓等制度性建筑，可以用来指旌旗、车马、器物、仪式等美观性事物（《左传·桓公二年》“文物昭德”），可以用来指文字、诗歌、音乐、绘画、舞蹈（《礼记·乐记》“声成文，谓之音”“五色成文”；《说文》“文，错画也”）……

人在创造社会之文的同时，也以相同的眼光来看自然——日、月、星，天之文；山、河、动、植，地之文。总而言之，当文扩展为整个天地之美的时候，它就成为一切审美对象的总称。孔子称尧舜“焕乎其有文章”，赞西周“郁郁乎文哉”，正是文作为普遍之美的表达。

作为普遍之美的文，进入春秋后发生了变化。从远古到西周，文都是美善合一的，美的外观背后有政治、伦理、神学支撑。但春秋之后，礼崩乐坏，一方面，各诸侯大夫为提升自己的地位，纷纷使用越级的礼乐（如鲁国大夫季氏用了天子的舞乐，“八佾舞于庭”）；另一方面，各诸侯大夫为了享乐，创造了新的美的类型，如大量出现的俗乐新声。

《国语·晋语》讲晋平公喜欢新声，《晏子春秋》讲齐景公耽于新声，《韩非子·十过》讲卫灵公喜爱新声。《韩非子·十过》讲了秦缪公为得到人才，送女乐给戎国；《左传·襄公十一年》《国语·晋语》都讲了郑伯为求和平，送女乐给晋侯；《史记·孔子世家》讲了齐国为了政治目的，送女乐给鲁侯。

新声是新出现的音乐，为了纯粹享乐而产生，被各国君主纳入宫廷。在春秋各国的宫廷舞乐中，无论是旧乐还是新声，都被视为享乐对象，率先开始了朝廷之文的意义转变。在社会变革的推动下，朝廷的文的体系，不断与政治、伦理、神学脱钩，成为纯粹的享乐对象。在现实中，如《左传》《国语》中所讲，服美不称，车马唯美，高台为乐，不断出现；在理论上，墨子、老庄，韩非子，乃到孟子，都把“文”看得如美人和黄金一样，只是享乐，正如《墨子·非乐》中讲到的，以音乐为代表的整个文，就是享乐。

在此进程中，只有作为语言的“文”仍然保持着文化高位。文字之美在与色、声、味等享乐之美有了本质区别之后，就包含了两种意义：一是普遍之美，二是比普遍之美更高级的语言之美。

从此，中国美学体系有了三个级别：普遍一般的众物之美，与朝廷之礼相连的政治之美，与语言之美相连的诗文之美；从此，文就成为比一般之美和政治之美更高级的美。因此，在中国美学体系中，美，可用于一切方面，文，则用于更高级的美。比如，用文质彬彬、文气诗韵等词去赞美人，比用美品位更高。

文来自于与雕绘相关的图案，讲究技术，当文字出现并成为文化和美学的主流后，图案的技术就升华为文字的技术，乃至于诗文成为艺术的最高级，超过了音乐和图案。文之美，就不再仅是图案之美、音律之美，首先应是诗文之美。

文是与技术相关而成为普遍之美的，“文”就与“不文”、普通、粗俗相区别。用文来形容一种美，这种美一定是有技术含量的，最主要的就是有书卷气、高雅的，这也士农工商中士的社会地位相关。文与美都有普遍性，但美可以是一切美，无论低俗或高雅，文则一定是精致之美、高雅之美。

人形代表什么生肖纹身3

新华社台北12月11日电（记者傅双琪、吴济海）从手指和手掌上的人形、虫形和太阳等纹身组合就可以了解家族历史——11日在台北开幕的“佳兴·排湾人纹样故事”特展详解了台湾少数民族排湾人手部纹身的有趣故事。

特展策展人邱霄凤介绍，排湾人生活在台湾南部山区，传统上会在女子的手部和男子的躯干部分，比如肩背部，纹上特殊图样，不只为了美观，更重要的是展示纹身人所属的社会阶序，比如一个部落的最高领导者会在大拇指上纹上“当家人形图”，手上纹有“挂钩图”意味着家族拥有狩猎区等等。

“从手纹中可以看到系谱关系、亲属关系、迁徙变化甚至和相邻部落的关系，是我们放在手上的族谱。”邱霄凤说，“我们没有文字，通过留存下来的纹身图案，可以看到原有的社会样貌，了解继承制度和通婚之后社会阶序变化的情况。”

特展展出了11位来自台湾屏东县佳兴村的排湾老妇人的手部纹身图案，其中仅有3位老人依然在世。据学者调研，目前全台湾排湾人和鲁凯人当中有手部纹身的老人仅存17人。

邱霄凤说，策划这个展览的目的就是希望给后代子孙留下一条“回家的路”，给其他观众了解排湾人文化的机会。

展览将持续到明年2月1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