片的缩写代表什么生肖
艰苦卓绝写忠诚，一纸风行红土地《红色中华》报及其镌刻的“新华精神”,下面一起来看看本站小编新华网给大家精心整理的答案，希望对您有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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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需要我们的进攻，从新的小的部分的胜利，进一步变为很大的整个儿的一直到最后的胜利。
“在这种关头，所有觉悟的共产主义者，都应该对自己说：我们应该站在前面，领导其他同志到战线上去工作。”
这是1935年1月21日《红色中华》报第264期头版头条《列宁的教训》中列宁的一段演说。
眼前这片残破的报纸，纵23厘米，横44厘米，只有整张报纸的三分之一，是《红色中华》报在中央苏区出版的最后一期报纸。
它是国家一级文物，静静地陈列在瑞金中央革命根据地历史博物馆里。
在新华社庆祝九十华诞之际，翻阅这张报纸，追寻新华先辈的奋斗与牺牲，让人惊叹崇敬、热血沸腾。
瑞金寻访《红色中华》报，对我们而言，也是一次“铸魂”之旅，更加领悟作为新一代新华人，为做好党的新闻事业，应该干什么、怎样干。
不朽的报，红泥土房励后人
从瑞金市区向东，再往北拐个弯儿就是叶坪镇，远远地望去，圆拱形大门上“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时中央政府”的牌匾分外夺目。
踏上一段鹅卵石小路，闪现一座青砖黛瓦的客家建筑，高峻的“四叠式”马头墙翘首碧空。90年前的1931年11月7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就诞生在这座有几百年历史的“谢氏宗祠”里。同日，“红色中华通讯社”（简称“红中社”）宣告成立。
在一间红泥土房前，“红色中华通讯社旧址”的牌匾映入眼帘。
1931年12月11日，红中社开始出版印刷临时中央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并成立了“红中”编委会。
听说我们一行来自新华社，为我们讲解的工作人员黄露芬兴奋地说：“新华社的前身就是红中社啊！欢迎回家！”
民居不大，站在厅堂里，透过天井上的天窗，悠悠的白云不时飘过。如今，这里布展最多的是《红色中华》报。当年，这张报纸发行一度多达4万份，超过国统区有名的《大公报》。
展厅里，墙上展列着《红色中华》报早期负责人、工作人员名单，一张张黑白照片上，王观澜、周以栗、李伯钊、钱希均、李一氓、杨尚昆、沙可夫、韩进、任质斌、瞿秋白、向仲华、廖承志……年轻的面庞，目光坚定。
1996年，杨尚昆回瑞金，来到已摆上陈列品的这个展厅，坐在“编委会”的办公桌边感慨万千。当年他在这里写稿、办报，“现在回来，拿起这个笔，我感到非常地亲切，就好像是回到了当年。”
作为传承《红色中华》报红色基因的新华社报纸——《新华每日电讯》的编辑记者，我们屏气凝神，翻看眼前两大本厚重的《红色中华》报影印合集。一篇篇吹响号角的战斗檄文、一幅幅生动鲜活的插图漫画，仿佛把我们带回那个烽火连天的岁月：一群心怀革命理想的年轻人，在艰苦又充满希望的苏区以笔为枪，书写人民政权中央机关报的开端，开创真正属于人民的新闻事业。
“赣南等原中央苏区是中国共产党最早的治国理政试验田，共产党人的文韬武略都在这里试验过、预演过。”黄露芬向我们介绍说，“《红色中华》报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红色政权建设的记录者、宣传者、组织者，更是中国人民革命事业早期的见证者。”
90年前，《红色中华》报在党的指挥下，忠实记录党和红军胸怀救国救民理想、不屈不挠干革命的历史伟业；
90年前，《红色中华》报满怀激情宣传党的革命主张，一纸风行红土地，唤起工农千百万；
90年前，《红色中华》报艰苦卓绝写忠诚，孕育红色基因，淬炼新华精神，成为一代代新华人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力量之源。
为党办报，艰苦卓绝写风华
“红色中华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机关报。他的任务是要发挥中央政府对于中国苏维埃运动的积极领导作用……以推翻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统治，使革命在一省或者几省首先胜利，以达到全国的胜利……”
这是刊登在1931年12月11日《红色中华》报创刊号第一版的发刊词。
1931年11月7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简称“一苏大会”）在江西瑞金隆重开幕。
“一苏大会”通过《党的建设问题决议案》，依据当时中央革命根据地还没有一份党的机关报的情况，明确提出党的重要任务之一是要“建立健全党报”。
“12月11日，《红色中华》报创刊。红中社与《红色中华》报社两块牌子一个机构，担负播发新闻和出版报纸的任务。”对《红色中华》报的历史渊源，黄露芬如数家珍。
1931年12月18日出版的《红色中华》报，刊登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委任政府人员文告：“委任周以栗为临时中央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主笔……”
周以栗曾协助毛泽东创办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一苏大会”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担任临时中央政府内务人民委员，是《红色中华》报初创时期的负责人兼主笔。1932年初，周以栗因患肺结核离开红中社休养，1934年11月在转移途中壮烈牺牲，年方37岁。
接替周以栗的是26岁的王观澜，他曾参与红中社第一次文字新闻广播编辑工作，他生前回忆说，“当时处于战争环境，条件简陋，人员也很少，两三个人，组稿、写稿、校对，什么都干”。
1932年10月，29岁的李一氓接编报纸时，还住在瑞金城，编报在叶坪，相距约十里。那时报社的专职编辑很少，他后来回忆，“发病的时候，也得去叶坪，因为不去就没有别的人去编了”。三个月的时间里，除了编辑，署名“氓”的社论，他还写了8篇。
当时20岁的李伯钊（杨尚昆夫人）是为数不多的女编辑，她后来在一篇文章中回忆，“……由于要出刊物、报纸，我被调到《红色中华》当编辑兼校对……我每天要校对四版《红色中华》，差不多有12000字，还要编辑苏区的消息。点的是桐油灯，灯光很暗。这是我工作中比较艰苦的一段，那时苏区工作都是很艰苦的。”
“《红色中华》报定价很便宜，当时根据版面收取一到两个铜板，让每一位普通老百姓都能够买得起。”黄露芬说，“它的语言风格非常贴近人民群众，并且成立了大量读报小组，鼓励苏区百姓读报听报。”
《红色中华》报由中央印刷厂铅字印刷，使用的纸张是苏区自己生产的毛边纸。
“目前见到的《红色中华》报，出现过三种报头。最初的报头，被认为是周以栗题写的；第221期开始使用美术字体；到达陕北后的《红色中华》报，使用了毛泽东同志题写的报头。”黄露芬说。
1931年11月，在距瑞金不到100公里的宁都县，正在“围剿”红军的国民党第26路军接收到红中社播发的“一苏大会”召开的消息。一些高级军官从中了解到中共和苏维埃政府的革命主张，坚定了起义的决心。
“12月14日，赵博生、董振堂等率1.7万人在宁都起义。起义部队到达瑞金后，毛泽东特意带赵博生、董振堂等人一同到红中社和《红色中华》报参观。”黄露芬说，“这些曾被革命思想召唤的万千起义将士，许多人后来慷慨赴死、血洒疆场。”
红军长征前，《红色中华》报发行数最多时曾达到4万份，成为中央革命根据地影响力最大的一份报纸。而红中社有多少人呢？1934年7月12日，《红色中华》报在第三版刊载关于苏维埃政府中央机关收集被毯供给红军的消息时，提到“红色中华社”时标注：“本社工作人员连新闻台在内十二人”。
展厅里，一张标注“1933年10月3日，川陕革命根据地机关报《苏维埃》刊登的红中社有关中央苏区政权建设和中央红军活动的报道”复印件，引起了记者的注意。
黄露芬介绍说，红中社当年的电讯稿已无法查找，今天只能从保存下来的《红色中华》报、以及少量其他根据地报刊上刊登的红中社稿件，来分析当年红中社的报道。
“‘红中’的伟大进步是从艰苦的坚定的向一切困难作残酷斗争而获得的！
向敌人封锁作艰苦的斗争，来克服印刷和原材的困难！
努力建立通讯网和发行网，克服发行和编辑的困难！
努力为适合苏区群众的文化水平而不断改良编辑和内容！
……”
李富春在《“红中”百期的战斗纪念》中称赞说：“‘红中’向困难作顽强斗争的精神，值得全苏区的党和苏维埃工作同志学习！”
凝聚民心，唤起工农千百万
“下肖区七堡乡第三村有一家农民，他们共有弟兄八人，在这次动员中，他们八弟兄中，有一个很勇敢的报了名当红军。但是后来他们和邻人谈话的时候，却听见邻人说：‘你们八弟兄只去了一个当红军，这倒也没有什么希奇（稀奇）。’所以他们便一怒而全体报名加入红军，日前他们已集中到补充师去了。”
这是1934年5月30日《红色中华》报第195期第三版刊登的一则消息稿，题为《八弟兄一齐报名当红军》。新闻里记述了瑞金下肖区七堡乡第三村一家农民先后送8个儿子参加红军的故事，中缝还配了一幅漫画，在当时的“扩红”运动中引起轰动，掀起群众参军热潮。
一家送8个儿子参军，成为中央苏区人民全力支援革命战争的一个缩影。当年，兴国县长冈乡青壮年男子百人中，就有80人报名参军；总人口才24万的瑞金，有11.3万人参战支前，为革命捐躯的烈士有5万余人；赣南人口共有240万，为革命牺牲了33.8万人。
这种鱼水情延续到了当代。2003年据此编排的大型赣南采茶歌舞剧《八子参军》，一经推出就获得极大成功。当演到八子先后血染沙场，许多观众潸然泪下，一位开国将军流着泪激动地说：“当年，老区人民就是这样支持我们的！”
“我小时候就听过‘八子参军’的故事。为什么群众会踊跃参军参战？因为红军是我们老百姓自己的队伍！”瑞金沙洲坝94岁的杨世桃老人告诉记者，“以前的沙洲坝村1000多人，有300多人去参军，每家每户都有红军。红军家属往往被照顾得很好，家家户户都分到了田地，有耕田队帮助耕田，还能分到当时很难买到的海盐。”
中央苏区食盐奇缺，缘自反动派的经济封锁。1930年，国民党反动派在军事“围剿”的同时，还叫嚣：不让“一粒米、一撮盐、一勺水，落入共产党手里”。为此，在苏区不断掀起的生产运动热潮，也是《红色中华》报的主要宣传报道内容之一。
“中央政府为了鼓励夏耕运动，在全苏区内达到增加二成收获的目的，特择春耕最有成绩的瑞金武阳区，举行赠旗大会，大旗一面，小旗一面，大旗赠给武阳区全体群众，小旗赠该区石水乡群众，题字是‘春耕模范’，特派毛主席亲去赠旗……”
这是1933年6月4日《红色中华》报第83期刊登的消息——《中央政府召开武阳区赠旗大会》。春耕生产赠旗大会是我党领导召开的第一次关于农业工作的会议，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刘少奇、邓小平等领导人集体出席会议，其规格之高、规模之大、效果之好，在建党建政史上尚属首次，开创了我党农业发展新局面。
苏区时期，瑞金武阳区被誉为“红色粮仓”。当地有顺口溜云：“武阳是块洲，三年两不收，还有余粮下赣州。”在青壮男子参加红军的情况下，武阳区发动妇女儿童的劳动积极性，组织犁牛合作社互帮互助，还大力开垦荒田，成为生产运动的模范区。当年瑞金下辖的8个区中，武阳区累计上缴粮食17.9万斤，占上缴总数的五分之一。
“苏区开垦出来的地，到现在我们还在受益。以前种红薯，现在种脐橙，昔日的‘粮仓’变‘果乡’了。”武阳村支部副书记邹伟平告诉记者，“我们村3800多人口，人均就有3亩果，是赣南脐橙的‘万亩村’，每年脐橙产值过亿，成为乡村振兴的支柱产业。”
除了“八子参军”“武阳春耕”，《红色中华》报还刊登了村民争先恐后打草鞋、节省粮食慰劳红军战士等许多典型事例。在动员人民群众为保卫革命根据地贡献力量的过程中，《红色中华》报发挥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在今天位于于都县的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馆里，有一整面墙特别醒目，是用数十只草鞋拼出的中国版图。
“中央各机关号召募集20万双草鞋慰劳红军——9月15日以前完成10万双！！！准备十月革命节的礼物。”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馆副馆长钟敏指着墙上的展板说，“这是1934年9月8日刊发在《红色中华》报上的报道，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募集草鞋的任务就完成了。《红色中华》报发挥了‘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的强大力量。红军也正是穿着这些草鞋踏上跨越万水千山的长征路。”
“反围剿，鼓铿锵；
闹革命，歌豪迈。
白色恐怖喑万马，
红色中华震九垓。
唤起工农千百万，
誓把乾坤扭转来。”
10月14日，在北京宣武门新华社大院里，举办纪念新华社建社90周年文艺演出，歌声慷慨激昂荡气回肠，唱出了当年《红色中华》报激励苏区人民群众踊跃参军、保卫红色政权的豪迈气概。
开门办报，培养工农通讯员
“同志们，我们每年都有选举，今年的选举同去年的选举有什么不同没有呢？有，有很大的不同，今年的选举将建立更加巩固的苏维埃！这个最重要的阶级武器。我们要拿了这个武器去更大的增进群众福利，去粉碎敌人新的‘围剿’，反对帝国主义的瓜分政策，扩大苏维埃运动于全中国，同志们，这就是今年选举的意义……”
这是摘自1933年9月6日《红色中华》报第108期，第一版刊登的毛泽东署名文章《今年的选举》中的一段文字。
一页页翻过《红色中华》报影印版，一些文章的署名是那么熟悉。比如，毛泽东发表的《依据农村中阶级斗争的发展状态的差别去开展查田运动》，周恩来发表的《今年的“二七”纪念与中国工人阶级的中心任务》，张闻天、朱德等领导同志的文章也时常见诸报端……
《红色中华》报从创刊起，就经常刊登毛泽东、周恩来、项英等苏维埃中央政府领导人论述建设健全苏维埃政权重要性的文章，指导基层苏维埃政权建设工作的开展。其中，毛泽东同志发表的署名文章和以其名义签发的政策文件约有200篇。
“创办初期，苏区中央局和苏维埃中央政府对《红色中华》非常重视。其中项英曾管过一段时期报纸的工作，毛泽东、博古（秦邦宪）、张闻天、周恩来等都经常指导和过问报社的工作，为《红色中华》撰写社论、专论。”在任质斌的一篇回忆文章中，清晰地记录着这段历史。
然而，作者队伍除了报纸的主编或编辑外，大部分为机关干部，无法适应革命形势的迅猛发展。为了丰富报纸内容，迫切需要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的参与。
在1933年7月11日的《红色中华》报第93期上，刊登了《红色中华报社编辑就写作致通讯员的信》，每一句鼓励的话都体现了编辑的良苦用心：
“同志们，写通讯是一点也不困难的呀！
“为什么呢？因为写通讯用不到精密的思想，也用不到深奥的理论的基础。只要你用质朴的字句把你所知道的新闻事实有条理的写下去，那就保你写得括括叫，而且成为一个很好的工农通讯员。
“但是写通讯首先要找到适当的材料，尤其是必须要写的材料……”
1933年8月10日《红色中华》报创办100期时，李一氓发表署名“氓”的文章《论目前“红中”的任务》，更是鲜明地提出“如何培养新闻干部，开拓苏维埃政府的新闻事业”：
“现在参加在‘新闻工作’中的同志是很少的，这其中大多数还是偏于‘杂志’性（应为‘型’）的工作者，真正的‘新闻工人’，就更少更少……‘红中’应建立自己能够指挥和训练的通讯员，及自己整个的通讯网……另外我们用函授方法，来教他们的新闻学，如何做社论，如何写消息……要这样来创造苏维埃的新闻干部……《红色中华》不仅是报纸，而且是学校，从事这一部门工作的干部的需要，已经放在了我们新闻政策的议事日程之上。”
瞿秋白在上海时，也发表过《关于〈红色中华〉报的意见》一文，提出了“开展工农兵通讯员运动”的设想。他到达苏区后，红中社成立了通讯部，规定按期把编辑部需要稿件告诉通讯员，随时对通讯员写稿进行指导。
“《红色中华》报在培养作者队伍方面有成功的经验，例如让骨干通讯员参与编辑活动，举办通讯员培训班，给通讯员发送学习材料，包括怎样写稿、组稿、审稿，怎样从群众中发现素材。”瑞金市委党史办专家曹春荣说。
1934年，《红色中华》报通讯员队伍不断扩大，已由初创时期的200多人发展到近千人，他们绝大部分是一线的工农群众，成为报纸鲜活的信息源。为了更好地开展业务交流，编辑部还专门编发了一个内部刊物《工农通讯员》。
曹春荣认为，《红色中华》报依靠群众开门办报，是中国共产党根据苏区实践形成的，是对“政治家办报”的补充，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办报思想进一步成熟的体现。
“它（《红色中华》报）开始组织了一些通讯员在它的周围……发挥了群众的积极性……在编辑方面也比较更活泼更有生气。因此报纸读者的数量，有了很大的增加，报纸的销路（意为‘销量’）从不到一万增加到了四万。”
1933年12月1日，洛甫（张闻天）在苏区党中央局机关刊物《斗争》上发表的《关于我们的报纸》一文，高度评价《红色中华》报的办报思路。
兴文育人，“红色群众”看得懂
“我们早就计划要登刊红中的文艺副刊，但因为种种事实上的困难（第一就是印刷机器不敷应用），所以直到如今才能实现……这次我们规定了副刊的称号，《赤焰》。我们比较充分的准备了副刊的内容；不过因为篇幅有限以及其他的关系，我们也还是不能认为这是美满的文艺副刊……”
这是1933年4月23日《红色中华》报第72期文艺副刊《赤焰》的发刊词。
一直以来，中央苏区对《红色中华》报的要求是“反围剿的战争动员”和“苏区建设”的组织者、宣传者。中央苏区大多地处偏远山区，群众普遍文化水平低，为让“每一个红色群众都能听懂、看懂”，编辑人员付诸一切努力，力求文字浅显生动、版面图文并茂。
1934年2月，瞿秋白从上海到达瑞金。他主持红中社工作后，在稿件组织和版面安排上，做了一系列改进，力求用最朴素的报纸版面语言宣传党的舆论政策。
为了让通讯员能够把苏区工农群众生活的实际和人物事迹，以正确的政治观点与立场用文艺的形式表现出来，编委们很早就计划创办一个像样的文艺副刊。
1933年1月28日第48期的《红色中华》报上，署名为“斗人”的读者也建议，《红色中华》应该有个副刊：
“红中应该有个副刊，它的主要任务：（一）应用革命的艺术，文艺力量，作宣传，鼓动。（二）提高工农群众的艺术兴趣，创造苏区工农文艺，开始培植真正无产阶级艺术的干部……”
经过酝酿，1933年3月3日推出《红色中华副刊·三八特刊》；1933年4月23日，该刊又更名为《赤焰》。按当时“红中”编委的看法，《赤焰》是“我党党报文艺副刊的‘第一朵红花’”。
当年为《赤焰》撰稿的作者，有沙可夫、韩进等“红中”编委会成员，有李一氓、李伯钊等苏区各文艺机关的领导，还有许雷、思凡、津岛等苏区本地的通讯员和写作者。他们的作品反映了工农革命群众的英勇斗争事迹，宣传了苏区革命文化观念，丰富了苏区百姓的文化生活。
其中，沙可夫参与创作的《我们自己的事》《我——红军》等大型话剧深受好评。《我们自己的事》刊登在第一期《赤焰》的头版，讲述了铁路工人在共产党员领导下，策动国民党军士兵参加红军、掉转枪口去打国民党军阀的故事。
“由于读者群体绝大部分是文化程度偏低的工农兵大众，《红色中华》报文字简单直白、通俗易懂，少用生僻字词，多用民间口语。”瑞金市党史专家严帆说，“当年物资供应短缺，报纸在印刷设计上存在种种局限，但编辑们努力把版面做得好看。除了运用‘变化字体大小’‘用几何图形代替文字’等编辑手段外，还增加了丰富宣传语言的插图和漫画。”
那一时期的苏区，涌现出一批优秀的漫画插图作者。除了之前设计过报头的钱壮飞，代表人物还有黄亚光、赵品三、胡烈等。《整师整师的加入到红军中去》《国民党出卖华北平津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等等，一张张带有强烈战斗色彩的漫画，线条简约、主题明确。
如今，翻看一页页《红色中华》报，感觉他们不仅仅是扛枪打仗的红军战士，还是一群多才多艺的文艺青年。
中国共产党情报战线上的传奇人物钱壮飞，当过医生，擅长书法、绘画和无线电技术，经常上台演戏的他，还设计了红军烈士纪念塔、红军烈士纪念亭、“二苏大会”礼堂等革命建筑。兼职创作漫画的赵品三时任中国工农红军学校俱乐部主任，1932年他主持设计了红军军装，我们熟悉的红军“小八角”、列宁帽、灰布军装即出自这位漫画家之手。
“这是1934年9月29日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前的图表分析，横轴上排列19个中央苏区县，纵轴为截至9月27日各县完成扩红计划的百分数。”严帆指着《红色中华》报上一则数据图表新闻报道说。
尽管条件艰苦，没有摄影图片，《红色中华》报从创办之初的纯文字版面，到后来漫画、插图、图表、数据新闻等一应俱全，编辑人员“玩转”各类报道形式，不断改进创新版面编排。
在1933年8月22日《红色红华》报第104期上，一处富有创意的标题排版引人注目——《雩都县列宁街的怪现象》（“雩都”今作“于都”）一文中，编辑将“雩”和“怪”字，都变成四个小字，成“?”字形排列后与其他大字单个字体排列，突显“雩”和“怪”，让今天的读者看来，编辑似乎表现出某种“新媒体特征”的匠心。
“以《赤焰》为代表的《红色中华》报，具有‘革命性’和‘大众化’两种特色。一方面向苏区群众宣传党和红军的革命理念，提高了他们的政治认识；一方面侧重刊登群众喜闻乐见的小剧本、歌谣、漫画等，极具感染力和传播性，极大地鼓舞了工农群众的革命热情。”曹春荣说。
1933年4月23日《红色中华》报《赤焰》副刊上，发表了署名“思凡”的诗《到处是赤焰》——
“不是一小颗火星，
不是一点子曙光，
这是漫山遍野，
势如燎原，
到处都是的赤焰！
这将要照彻全世界的机构内部，
把一切朽腐毒物，
烧成灰烬，
让出一条唯一光明之路。
……”
碧血丹心，留守办报谱壮歌
“瑞金城通讯：国民党白匪占领瑞金城以后，对工农群众施行残（惨）无人道的屠杀，和卑鄙无耻的欺骗，这样恢复地主资产阶级的剥削统治。以前逃跑出去的地主豪绅，都跟着白匪回来，在许多地方建立民团办事处，保甲，来更加残酷的剥削群众……”
这也是摘自1935年1月21日《红色中华》报，第二版头条文章《瑞金城群众开展反国民党斗争》的一段文字。
新中国成立后，由江西会昌县群众捐出的这张报纸，已被战火烧掉一部分，留下的仅有不规则的三分之一。这张报纸一经发现，就引起了史学界的极大关注，因为原来人们一直认为，中央苏区出版的《红色中华》报停在红军长征前的第240期。
这份第264期是目前能见到的、在中央苏区出版的最后一期报纸。这意味着红军长征后，中央苏区至少又坚持出版了24期《红色中华》报。
这24期《红色中华》报因为印发数量不多，加之在特殊的战争环境中，截至目前国内只保存有5期的内容，其中实物第264期残报被列为国家一级文物。
“其中第243期（1934年10月20日出版），就是当年‘围剿’中央苏区的国民党北路军总指挥陈诚从中央苏区搜集到的。”瑞金市委党史办工作人员彭小青说，“那个时候，《红色中华》报也是国民党了解中央苏区的重要信息来源。”
彭小青介绍，当年陈诚在占领瑞金后，曾下过一道命令：任何从苏区得到的文字资料，哪怕是只字片言，也要上缴。他将一些珍贵资料收入他的“石叟资料”（即陈诚文库）中，最后赠与了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
谈起这24期《红色中华》报的出版背景，严帆告诉记者：“当年，红军是在绝密情况下转移的，为保证8万大军安全冲破敌人包围圈，中央给留下的中共中央分局任务很艰巨。中央规定：首先他们要牵制敌人、掩护红军主力部队转移；大军走后要保卫苏区老百姓，并在苏区周围开展游击战；等大军打回来，要配合野战军反击，恢复被敌人占领的地方，重建苏区。”
“许多共产党领导人都是自愿留下准备牺牲自己的。”严帆说，当时留下的各路人马达1.6万人，除工作需要留下的干部，还有走不动的老弱和需要卧床休养的病人。显然，要完成如此艰巨的任务，没有一批富有党性和斗争经验并与当地群众有密切联系的骨干人员是办不到的。
时任中共中央分局委员、中央分局宣传部部长的瞿秋白，兼任红中社社长和《红色中华》报编委会主任，他以过硬的政治素质和深厚的理论修养，临危受命，在非常艰难的条件下继续办报。
“中央机关主要的领导人全部都随主力红军走了，但这件事是保密的，不能让国民党知道，所以在外表上还要保持现状，以便迷惑敌人。这样，《红色中华》报还要继续出版。”曾任《红色中华》报编委的韩进曾在一篇回忆文章中这样写道，“编委会就只留下瞿秋白和我两人了，继续坚持出版《红色中华》报，表示中央还在这里。”
为了保守红军撤离苏区的秘密，《红色中华》报不报道长征红军的行动情况，内容仍以扩红、征粮、动员群众坚壁清野、开展游击斗争、保卫苏区等为主，号召苏区人民同敌人进行浴血奋战。起初，报纸每周出版三期，后由于环境恶化，改为每周两期，最后只能每周一期。数量也越印越少，最后仅两三千份。
“那是《红色中华》报最艰难的时期，编辑部严重缺人，通讯员队伍不复存在，组稿、编稿、排版、校对等各个环节都困难重重，报纸还要照常出版发行。”曹春荣说，“此时身兼多职的瞿秋白患有严重的肺病，常常拖着病体坚持工作。”
事实证明，直到红军主力撤离中央苏区后近一个月，国民党军队才敢放胆靠近“收复”中央苏区核心区域。
“这24期《红色中华》报，在稳定苏区人心、迷惑敌人视听、迟滞敌人行动、掩护主力红军转移等方面，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严帆说，当年的红中社留守人员发扬革命理想主义精神，怀着对党的新闻事业的无限忠诚，掩护了中央主力红军突围转移，并持续激励留守苏区的广大军民，是中国革命新闻史上永远值得铭记的悲壮历程。
“白匪进了苏区门，
战争形势更加紧，
为了保卫苏维埃，
保洪报名当红军，
（大姑送他的老公当红军，叫他努力工作。）
勇敢杀敌，不要念家庭，
呀都咦都呀！
……”
这是《红色中华》报第264期第二、三版中缝“文学工场”《王大姑》的唱词片段。那时，距离中央红军突围长征，已整整过去了三个月。
赓续血脉，先辈精神永传承
“（甲）分局应在中央苏区及其邻近苏区坚持游击战争。目前的困难是能够克服的，斗争的前途是有利的。对这一基本原则不可有任何动摇。（乙）要立即改变你们的组织方式与斗争方式，与游击战争的环境相适应，而目前许多庞大的后方机关部队组织及许多老的斗争方式是不适应的……”
1935年2月5日，留守苏区的中共中央分局、中央政府办事处被敌人重兵围困，危急关头接到中央发来的“万万火急”电报。
中央分局依据指示组织留守红军分九路突围，《红色中华》报社的工作人员将印刷机等疏散埋藏，停止了出版工作。行前，在于都井塘村的小山窝里，瞿秋白还主持了中央苏区的最后一场文艺演出，史称“井塘会演”。
2月10日，瞿秋白等人由一个排的红军护送从井塘村出发，经瑞金、武阳往福建方向突围。24日，当他们行至福建省长汀县水口附近，被国民党民团发现，在激战中何叔衡牺牲，邓子恢突围，瞿秋白等被俘。
“在狱中，瞿秋白与敌人展开了机智的斗争。后因叛徒出卖，他的身份暴露，面对敌人的威逼利诱，瞿秋白始终没有屈服，保持了一名共产党员的高风亮节。”新华社研究院高级编辑万京华说，“6月18日，瞿秋白沿途唱着《国际歌》和红军军歌在福建长汀西门外从容就义，年仅36岁。”
1935年11月25日，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红中社恢复新闻文字广播，《红色中华》报在陕北瓦窑堡复刊。因为当时并不知道瞿秋白在苏区继续出版《红色中华》报，因而复刊号接续长征前的期码。初到陕北条件更加艰苦，这一时期的《红色中华》报由在苏区的铅印改为了手写油印。
1937年1月，随着红中社更名为“新中华社”（简称“新华社”），《红色中华》报也改名为《新中华报》，1941年和同为新华社主办的《今日新闻》合并为《解放日报》。《解放日报》是抗日民主根据地出版的第一个大型日报。
回望90年前，《红色中华》报是新华社办报的起点，它举起的红色旗帜，成为无数新华人前赴后继的前进方向；它淬炼的“新华精神”，成为无数新华人接续奋斗的力量源泉。回顾光辉历史，追念革命先辈，更增添了新华人建设国际一流的新型世界性通讯社的勇气、“把地球管起来”的豪气。
今天，赓续《红色中华》报红色血脉，新华社编辑出版的报刊有全国性时政综合大报《新华每日电讯》，有发行量长期稳居全国日报前列的《参考消息》，有全国发行量最大的时政刊物《半月谈》，有新中国最早的新闻周刊《瞭望》，有新中国第一份综合性经济报纸《经济参考报》等。
如今，在井塘村的那个小山窝里，“井塘会演”的舞台被重新搭起，不时有村民走上舞台放歌一曲，伴随着台下附和声，人们唱着笑着……远处是绵延的丘陵，一棵棵茂密的果树上，结满了待采的金色脐橙。
这一幕幕欢歌笑语，让我们仿佛又看到86年前会演的那个夜晚，话剧、舞剧等节目精彩纷呈，群众联唱歌声一浪高过一浪，一个面容秀气又有几分苍白的书生上台带头振臂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
镜头转向更远处，这位共产党人唱着自己早年翻译的《国际歌》，在福建长汀西门外脱去长衫，泰然自行至刑场，席地而坐，令敌开枪，无所畏惧。
相片中的瞿秋白依然年轻，他年已百岁的女儿瞿独伊喃喃地说：“我始终不明白，儒雅的书生和壮烈的革命者，哪一个是我的父亲……”
赓续九十载红色血脉，书写新时代奋斗华章。在《红色中华》报中，我们看见了，一批批如他那般同样年轻的面孔；我们也读懂了，他们“只要能为社会的前进照亮一步之路，就毅然举全身而自燃”的坚定信仰和初心。（记者卢刚、强晓玲、易艳刚、胡锦武、张博令、邬慧颖）
来源：新华每日电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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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国家医保局会同财政部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做好基本医疗保险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工作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
根据《通知》要求，《基本医疗保险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经办规程》将于2023年1月1日起正式实施。
《通知》的总体考虑
一是坚持政策优化集成。对以往政策进行了系统性梳理和整合，并加强顶层设计，破解备案人员范围窄、时限短，跨省长期居住人员在备案地和参保地不能双向享受待遇，跨省临时外出就医人员备案后报销比例偏低等问题。
二是坚持管理统一规范。针对部分地区不支持将急诊抢救费用、外伤费用、住院期间院外检查治疗购药以及补办备案后的医疗费用纳入直接结算的问题，制定全国统一的规范，形成全国统一的业务流、资金流、信息流规范框架。
三是坚持业务协同高效。针对地区间问题协同效率低、异地手工报销群众跑腿多、大额费用核查难、经办信息不透明等问题，明确国家、省、市医保部门业务协同职责，依托国家医保服务平台和APP等线上服务渠道，提升跨区域业务协同处理能力。
四是坚持服务精准便捷。规范各级医保经办机构和跨省联网定点医药机构服务事项、管理规范和时限要求，将服务覆盖所有服务机构。明确就医结算事前、事中和事后服务，将服务覆盖所有业务场景。拓展线上经办管理服务，推进医保报销线上线下都能跨省通办，将服务覆盖所有政务服务模式。
《通知》的主要内容
一是明确十四五末的目标任务。即2025年底前，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制度体系和经办管理服务体系更加健全，全国统一的医保信息平台支撑作用持续强化，国家异地就医结算能力显著提升；住院费用跨省直接结算率提高到70%以上，普通门诊跨省联网定点医药机构数量实现翻一番，群众需求大、各地普遍开展的门诊慢特病相关治疗费用逐步纳入跨省直接结算范围，异地就医备案规范便捷，基本实现医保报销线上线下都能跨省通办。
二是统一住院、普通门诊和门诊慢特病费用跨省直接结算政策。明确了跨省直接结算时原则上均执行“就医地目录、参保地政策”基金支付政策；明确了“先备案、选定点、持码卡就医”异地就医管理服务流程；明确了“先预付、后清算”的异地就医资金管理要求。
三是着力破解异地就医备案、结算和协同三个难题。
进一步完善异地就医备案政策。异地就医备案人员范围拓展到跨省急诊抢救人员和非急诊且未转诊人员。统一备案有效期，有效期内可在就医地多次就诊并享受直接结算服务。支持参保人员在备案地和参保地双向享受待遇。指导地方合理确定跨省临时外出就医人员报销政策。
进一步明确定点医疗机构直接结算服务范围。将急诊抢救费用、住院期间院外检查治疗购药费用和符合就医地管理规定的无第三方责任外伤费用纳入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范围。允许参保人员在出院结算前补办异地就医备案并享受跨省直接结算服务。
进一步规范经办机构跨区域协同流程。建立就医地与参保地协同处理问题的机制，提高地区间问题协同处置效率。推进医保政策、停机公告等信息共享。压实大额医疗费用（3万元及以上）就医地协查责任。依托定点医药机构上传自费人员医疗费用信息，探索提供跨省手工报销线上办理服务。
四是强化跨省异地就医资金管理。强化了各级医保部门和财政部门的职责，规范了跨省异地就医资金年度预付额度调整和年度内紧急调整流程，明确了资金清算模式、实现路径和时限要求。
五是提升医保信息化标准化支撑力度。要求持续深化全国统一的医保信息平台和医保信息业务编码标准全业务全流程应用，推进国家跨省异地就医管理子系统优化完善，加强系统运维管理和安全保障。
六是加强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基金监管。同时明确了跨省异地就医监管追回的医保基金、扣款等处理方式。
七是同步印发《基本医疗保险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经办规程》。规定了十个章节的内容，加强各级医保经办机构业务管理，规范相关业务流程，打通政策落地的最后一公里。
目前工作进展如何
十四五末的工作目标是什么？
去年以来，在全面实现住院费用跨省直接结算的基础上，所有统筹地区实现了普通门诊费用跨省直接结算和异地就医备案跨省通办，全国一半统筹地区启动了高血压、糖尿病、恶性肿瘤门诊放化疗、尿毒症透析、器官移植术后抗排异治疗等5种门诊慢特病相关治疗费用跨省直接结算试点。截至2022年6月底，全国跨省联网定点医药机构24.67万家，基本实现每个县至少有一家定点医疗机构能够直接报销包括门诊费在内的医疗费用的目标，全国累计直接结算3772.21万人次，基金支付2019.76亿元。
根据《通知》要求，2025年底前，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制度体系和经办管理服务体系将更加健全，全国统一的医保信息平台支撑作用将持续强化，国家异地就医结算能力将显著提升。具体来说，一是住院费用跨省直接结算率提高到70%以上；二是普通门诊跨省联网定点医药机构数量实现翻一番，达到50万家左右；三是高血压、糖尿病、恶性肿瘤门诊放化疗、尿毒症透析、器官移植术后抗排异治疗等5种门诊慢特病跨省直接结算统筹地区全覆盖的基础上，逐步将其他群众需求大、各地普遍开展的门诊慢特病相关治疗费用纳入跨省直接结算范围；四是异地就医备案规范便捷；五是基本实现医保报销线上线下都能跨省通办。
参保人员如何直接结算？
简单地说就是先备案、选定点、持码卡就医。
一是先备案。参保人员跨省异地就医前，可通过国家医保服务平台APP、国家异地就医备案小程序、国务院客户端小程序或参保地经办机构窗口等线上线下途径办理异地就医备案手续。
二是选定点。参保人员完成异地就医备案后，在备案地开通的所有跨省联网定点医疗机构均可享受住院费用跨省直接结算服务；门诊就医时，需先了解参保地异地就医管理规定，如果参保地要求参保人员选择一定数量或在指定级别的跨省联网定点医药机构就医购药的，按照参保地规定执行。
三是持码卡就医。参保人员在入院登记、出院结算和门诊结算时均需出示医保电子凭证或社会保障卡等有效凭证。跨省联网定点医药机构对符合就医地规定门（急）诊、住院患者，提供合理、规范的诊治及医疗费用的直接结算服务。
哪些人可以申请异地就医备案？
此次《通知》根据基本医保参保人员异地就医行为发生的原因，将异地就医备案人员分为跨省异地长期居住人员和跨省临时外出就医人员两类，并进一步细分为6种人员。其中跨省异地长期居住人员包括异地安置退休人员、异地长期居住人员、常驻异地工作人员等长期在参保省外工作、居住、生活的人员；跨省临时外出就医人员包括异地转诊就医人员，因工作、旅游等原因异地急诊抢救人员以及其他跨省临时外出就医人员。
支付政策是怎么样的？
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的住院、普通门诊和门诊慢特病医疗费用，原则上执行就医地规定的支付范围及有关规定（基本医疗保险药品、医疗服务项目和医用耗材等支付范围），执行参保地规定的基本医疗保险基金起付标准、支付比例、最高支付限额、门诊慢特病病种范围等有关政策。简单地讲就是就医地目录、参保地政策。
例：河北省廊坊市某退休职工，2022年7月1日在北京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门诊慢特病费用。费用总额64.29元,基金支付48.89元。此笔费用共两个药，按照就医地目录支付范围具体为：甲类药品阿卡波糖片32.52元，全部符合基金支付范围；乙类药品瑞格列奈片31.77元，其中28.59元符合基金支付范围，3.18元为乙类先行自付。按照就医地支付范围，符合基本医保基金支付范围内费用共计61.11（32.52+28.59）元，乙类先行自付金额3.18元，按照参保地的支付比例80%，基金支付48.89（61.11*80%）元。
上海新闻广播综合自上海医保
来源： 上海新闻广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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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人民网 原创稿
人民网北京8月18日电 (焦磊)2.04亿人次走入电影院、播放场次2597万场、票房收入达79亿……根据灯塔专业版数据，截至8月18日16时，在国产影片带动下，2022年电影暑期档票房已超去年。数字表明，随着疫情好转，我国电影市场消费潜能不断释放，中国电影未来持续发展的动力正在增强。
8月18日，博纳影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博纳)在深交所上市，这也是A股影视板块自2018年后首次迎来新股。博纳上市首日，开盘价为6.04元/股，报收7.24元/股，涨幅达43.94%。业内分析认为，暑期档电影市场的火爆叠加博纳IPO获批复，是电影行业迎来中长周期触底反弹的信号，有助于推动电影市场实现高质量发展。
内容资源优势突出 探索主旋律电影新标杆
近年来，中国电影发展迅速，《长津湖》《红海行动》《金刚川》等一大批主旋律影片，以美学光影讲述中国故事，不仅观赏性十足，艺术价值也屡创新高，实现了票房与口碑的双丰收。
疫情期间，主旋律电影扛起大旗，成为拉动电影市场的主要力量。2020年，中国凭借主旋律电影出色表现首次成为全球票房最高市场。2021年，中国电影蝉联全球票房第一，超过10亿的11部影片中，有4部是主旋律作品，《长津湖》更是以57.75亿的票房成为中国影史票房总冠军。2022年春节档，《长津湖之水门桥》以40.63亿票房跻身中国影视票房前十。
在电影业陷入低谷的时刻，主旋律电影以其强大的市场号召力，用“正能量”换取“大流量”，为低迷的中国电影业注入了一剂强心剂。
博纳参与投资、发行的影片票房(单位：亿元)。图片来源：广发证券研报
以2014年的《智取威虎山》为起点，博纳将宣传中国主流价值观与观影需求相结合，将电影艺术价值与市场化商业运作相匹配，打造了一系列经典的主旋律电影，例如《湄公河行动》、《红海行动》、《中国机长》、《长津湖》、《长津湖之水门桥》等。据统计，在中国影史前15榜单里，博纳主投就占据了四席，再加上参投的电影，近五年博纳已为市场贡献了近200亿的票房。
在内容端，博纳借助早期与众多内容产业链的各个要素建立良好合作关系，形成了较好的资源整合优势。公司通过股权合作、签订电影项目发展协议、长期合作等方式，与业内头部的制片人、导演、演员形成良好稳定的合作关系，为博纳每年的产出提供强大助力，构筑了公司长期发展基础。
在博纳上市仪式中，多年来与博纳紧密合作的众多一线导演和实力派演员参加，这些电影人们借此契机，共同为中国电影行业打气，显示了团结一致的信心和共同为电影行业持续发展努力的情怀。
华鑫证券分析认为，根据真实事件改编的主旋律题材电影，容易引发观众情绪共鸣，在取得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同时，也树立了公司良好的品牌形象。经过多年累积，博纳对主旋律题材电影的成功商业化运作已成为公司的一大特色。
全产业链布局催生优质作品
博纳成立于2003年，是国内首家从事电影发行业务的民营企业。博纳深耕电影行业多年，2007年凭借发行优势切入电影投资业务，后又以投资业务反哺发行业务。2019年，博纳取得了《关于加快电影院建设促进电影市场繁荣发展的意见》出台后的第一张电影院线牌照。至此，博纳覆盖了电影全产业链，电影投资、发行、院线及影院业务相互促进，并不断向产业链上下游延伸。
增加院线渠道、扩张影院业务，不仅有助于电影公司排片及宣传、提升管理水平、控制成本，还可以根据院线上座率等信息反馈及时优化营销策略。同时，也对业务营收有一定提升作用。
据了解，博纳着重布局影院于一二线城市，以相对低频的单日单厅场次实现更高的上座率。根据拓普数据，公司101家自有影院有82%分布在一二线城市。2021年博纳自有影院的上座率为9.37%(行业均值为8.14%)，平均票价为41.10元/人次(行业均值37.46元/人次)，IMAX观影人次占比为5%(行业均值3%)。
截至2021年12月末，博纳影业已在北京、上海、杭州、宁波、重庆等城市投资建成并管理101家五星级标准现代多厅影城，银幕总数841块，在全国重要电影票房市场中完成了初步业务布局。2021年博纳自营影院贡献票房7.51亿元，占全国总票房的1.6%。
博纳2017-2021年营收及利润情况。图片来源：华鑫证券研报
主旋律爆款作品的不断发行，给博纳带来了可观的收入。即使深受疫情影响，在2020-2021年，博纳依旧保持盈利。据博纳披露数据显示，2019-2021年，公司营业收入分别约为31.16亿元、16.20亿元、31.24亿元。公司归母净利润分别为3.15亿元、1.91亿元、3.63亿元。今年春节档取得的40.6亿票房也增厚了博纳2022年上半年业绩，2022年上半年博纳影业收入14.73亿元(同比增加81.89%)，归母利润2.36亿元(同比增加783.15%)。
票房潜力仍未完全释放
根据灯塔专业版数据，我国主旋律电影的总票房从2016年的11.9亿元增长至2021年的94.4亿元，占全国票房的份额从2016年的3%提升至2021年的20%。
2016-2021年主旋律电影数量及票房。图片来源：广发证券研报
广发证券研报表示，主旋律电影的商业化开发模式逐渐成熟，在表达爱国主义题材时兼具故事性和画面效果，在商业化层面取得了优异的票房成绩。
在这种情况下，档期营销也成了中国电影市场的特色。除了春节、国庆、暑期档期之外，清明、五一等档期人们的观影需求也不断增长，这激发更多新的主旋律电影投放市场。
同时，由于上座率控制，可售座位数量减少，热门电影及场次常常出现“一票难求”现象。
由此可见，我国主旋律电影市场还未达饱和。业内分析认为，主旋律电影市场的不断壮大，能有效推动整个电影市场快速恢复至疫前水平、向千亿市场迈进。
版权是文化产业的核心要素，博纳深耕于影视行业多年，积累了丰富的自有IP资源及版权片库，建立了强大的内容护城河，公司电影版权销售规模大，2019年至2021年公司累计实现版权销售金额11.85亿元。面对电影行业复苏机遇，博纳IP资源和待上映影片储备量充足，有望实现业绩“丰收”，同时主推电影业高质量发展。
开源证券指出，基于疫情常态化防控下人们观影需求和新片供给产能的逐步释放，电影票房或持续回暖，拉动出品、发行及院线公司业绩修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