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集古董代表什么动物和生肖
河北考古重要发现层出不穷,下面一起来看看本站小编光明网给大家精心整理的答案，希望对您有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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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石家庄市灵寿西木佛墓地考古再获重要发现——发掘墓葬三十余座，出土文物220多件，还包括河北首次发现的晚商时期车马埋藏坑，创下河北商周考古领域数个“之最”。百年考古，燕赵芳华。河北作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形成和发展的重要区域，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均有体现。党的十八大以来，河北考古工作者不断寻根溯源，层出不穷的重要考古发现，延续着燕赵大地悠长文脉。
今年3月3日，世界顶级期刊《自然》杂志，把目光投向中国张家口泥河湾盆地，在线发表了一项历时近10年的考古成果——《中国四万年前创新的赭石颜料加工和工具制作技术》。蔚县下马碑遗址的这一突破性发现，是我国乃至东亚地区目前已知最早史前人类加工颜料、镶嵌使用细小石器的遗存，有望推翻“现代人群在东亚形成的时间晚于旧大陆西部”的传统认知，重构东方人类乃至世界旧石器时代人类文化发展进程。
“2012年以来，我省启动‘泥河湾东方人类探源工程’，并将蔚县盆地和怀来盆地纳入泥河湾旧石器时代考古文化圈，确立大泥河湾遗址群概念。”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张文瑞说，旧石器考古调查发现旧石器时代遗址380多处，通过发掘，确立马圈沟遗址剖面保存了距今176万年至125万年之间17个文化层，马梁—后沟遗址群保存了距今80多万年至35万年前的9个文化层，东坡遗址距今32.1万年，摩天岭遗址距今31.5万年，雀儿沟遗址距今26万年，侯家窑遗址距今17万年左右，板井子遗址距今8.6万年，西白马营遗址距今4.5万年，油房遗址距今5万年至2万年，马鞍山遗址距今1.6万年，于家沟遗址距今1.6万年至0.5万年等，基本构建起泥河湾近200万年发展演化时空框架。
近年来，新石器考古调查发掘，同样取得重大收获。距今9000年至7000年的康保兴隆遗址，是我国北方最早的定居聚落之一；距今约7600多年的尚义四台遗址，补充了河北北部新石器时代早期的文化类型；崇礼邓槽沟梁遗址，发现距今约4000年的“河北史前第一城”。
肃宁后白寺遗址发掘面积775平方米，周家庄遗址和墓地清理商代墓葬17座，灰坑38个，房址1座，窑址2个……河北是商文化发源地之一，上世纪70年代曾发现下七垣文化，为商文化起源奠定考古学研究基础。进入新时代，我省考古工作者在河北中南部发现大量先商文化遗存，不断丰富商文化研究内涵。今后，我省还将持续加大冀南漳河、滏阳河、洺河流域考古力度，积极推进中原地区文明化进程研究。
千年大计，国家大事。河北雄安新区的设立，是一项重大的历史性战略选择。助力雄安新区建设，完成雄安新区全域文物调查，登录文物点263处，陆续对其中48处古遗址进行了考古勘探，开展了南阳遗址、城子遗址、西河墓地、鄚州城和古州城遗址等考古勘探和发掘工作，一处处文化遗存正经由考古而愈加鲜活、明晰。
沧海桑田，千乘之国。2015年起，我省对故郡遗址进行考古调查、勘探及发掘。遗址面积超过100万平方米，发现赵国—北魏时期“南行唐”城址1处，勘探解剖可能与中山国城邑有关的大型环壕1处，发掘春秋晚期至战国中期墓葬70余座以及大批水井、灰坑、窑址等遗迹；出土各类珍贵文物2100余件（组），以及大量人骨、动植物标本……该遗址当属早期中山国最为重要的考古发现，很大程度上填补了中山国早期历史、文化研究的缺环。
今年，正定开元寺南遗址考古项目作为河北历史上首次大规模城市考古项目的野外考古发掘已顺利收官，千年古郡、北方雄镇的历史风貌得到了有效恢复。“开元寺南遗址文化堆积厚3至6米，划分10个文化层，分属于唐、五代、宋、金、元、明、清七个历史时期，出土遗物时代跨越北朝至明清时期，为研究唐、五代、北宋、金、元至明清各历史时期城市居民的社会生活状态等提供了重要资料。”张文瑞说。
不止开元寺南遗址，在唐宋辽金元时期考古发掘方面，我省获得多项突破。比如，太子城遗址在中国城市考古中占有重要地位，为研究金代行宫建筑布局提供了范例。
金属成分检测，古地理环境勘察，人类种属辨析……进入新时代，河北科技考古从细微处见真章，用科技手段不断揭示一物、一址、一地的深刻内涵。考古专家们表示，未来河北考古要加大科技考古工作力度，不断提升综合研究水平。
走进泥河湾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参观古人类文化科普展厅，观摩最新出土的石制品，亲身体验模拟打制石器……不久前，“河北泥河湾旧石器公众考古月”活动启动，来自社会各界代表和学生参与公众考古活动，参与者对人类发展演变历程有了形象直观的认识，深感收获满满。
发掘、研究、保护、展示、传播。近年来，我省专业考古已进入公众视野，公众对考古的兴趣日益浓厚。面对公众的考古热情，专业考古与公众开展互动，让考古工作走出书斋，走出专业的“象牙塔”。各种新出现的考古VR、考古盲盒、考古现场直播等，正在以极具时代气息的酷炫形式，拉近专业考古与公众的距离。
探未知，揭本源。接下来，我省将持续开展泥河湾人类探源工程和冀西北新石器时代早中期考古工作，推进中原地区文明化进程研究考古中国重大项目，开展豫北冀南史前考古调查、勘探和发掘等工作。廓清红山文化在河北地域分布、文化谱系、源流和文化交流等方面的问题，推进燕、赵、中山考古和历史研究，推进邢窑、定窑、井陉窑、磁州窑系瓷器发展历史脉络、成分构成、创烧技术、装饰艺术，文化交流和传播路线研究，不断开创新时代河北考古工作新局面。
作者：史晓多
来源： 河北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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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简介
伟奇庄严的神像、纵目千里的面具、达地通天的神树……他们主持修复了三星堆汪洋恣肆、气象万千的青铜艺术群像。37 年里，郭汉中还自制了 300 多件称手工具，为四川、江西等各地博物馆修复重要文物6000多件，用匠心妙手让文物“起死回生”，让历史复“活”。他们将修复文物视为历史赋予的使命，将锻造文化自信视为时代赋予的职责。
杨晓邬（左）和郭汉中（右）师徒二人。新京报记者 陈杰 摄
传承
杨晓邬：“出土的器物每一件都不一样，做多了就有一种成就感，走到哪里都能看到经过自己的手、修复后复活的文物，任凭千人谈万人看，这种感觉让人自豪”。
郭汉中：“这是一项孤独的工作，充满神秘，带来快乐，给予内心洗礼，它会告诉你，怎样去认识世界，面对生活。”
位于四川广汉的三星堆博物馆陈列保管部前，52岁的文物修复师郭汉中从车里搀出74岁的师傅杨晓邬，师徒二人是国内稀缺的文物修复大师，用几近绝迹的手工活儿，让三星堆1号神树、2号神树、青铜大立人、铜戴冠纵目面具、青铜神像、青铜金面罩等这些国家珍贵一级文物重器重焕光彩。
他们一个缓慢温和一个严肃干练。在和记者简单招呼后，郭汉中便快步径直走进工作室作准备，看得出，对于来人的打扰，他大抵是有些介意的。杨晓邬则凝视着工作台上的一尊残破变形的青铜大口圆尊，世界再嘈杂，匠人的内心依然是宁静的。历史让人沉醉，那些穿越古今的一件件文物，都在修复中诉说着时间的故事，还原出曾经的气韵。
师徒关系情同父子
1974年，知青杨晓邬回到了成都，被招进四川省博物馆，跟着一位民间铜匠学习青铜文物的修复，尽管因为身体不好，学得断断续续，但最终还是走上了文物修复这条路。4年后，国家文物局在上海博物馆举办全国青铜器文物修复培训班，杨晓邬又师从名师王荣达、顾友楚，技艺飞速提升，从此担当起了四川省博文物修复的重担，修复了馆藏的汉代铜马、摇钱树、青阳宫的青铜羊等。
文物修复工作一直以来就是与文物考古工作联系在一起的，是文物考古不可分离的一部分。1986年三星堆一号、二号“祭祀坑”相继发现，这是三星堆遗址考古半个多世纪以来最重大的发现。两坑出土各种文物4000多件，其中以青铜器为大宗，尤以80余件青铜雕像为前所未有的重器。
“那时候我们的修复重点就转移到了三星堆的出土文物上”，杨晓邬说，一下子出土了那么多宝贝，但是不少青铜碎片看起来就是混杂着泥土的“破烂”，让人又喜又忧。那时候的三星堆还没有成立博物馆，所以具体的修复还是在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里进行，杨晓邬说，“其实当时干修复的，只有我一个人。”
“后来才把郭汉中调来成都跟我学”， 郭汉中就是三星堆镇人，鸭子河边长大，在杨晓邬的记忆里，那时的郭汉中只是一个特别调皮的初中生，“1984年那会，我们开始在坑里挖文物，就借住在他们家，他上手快又聪明鬼精，有次就捏了个假的陶器，埋在坑里，看我们是不是看得出来。”
“最初就让他跟着学点陶器的修复，他很勤奋，每天早早就烧好水给师傅们泡好茶，生好炉子。后来三星堆有青铜和玉器陆续出土，就把他调来成都了”，于是，师徒二人守着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一间二三十平方米的小办公室，修复完成了不少三星堆头像、面具、玉边璋、铜尊和罍。同时杨晓邬也带出了以郭汉中为首的一批省内文物修复人才。
不过，回忆起最早那三年修复陶器，郭汉中印象最深的不是技术上的学习收获，而是性格上的转变。“天天拿着一把刀，见到不同的器物就是削削削。你想想，那种情况下任何脾气性格都会被磨平。搞修复的人一般都要静得下来，不能急躁，工作要细致，一急躁陶器瓷器掉在地上，你就捡不回来。”
在传统手工业生产过程中，“工”指具有一定技能从事直接生产劳动的劳动者，而“匠”除了要具有专门的生产技能，即从事治、做、制造等工作外，还要具备教育的能力。换言之，“匠”是传统手工业技能的传承者。
郭汉中说，搞传统修复基本上都是师徒制的，一代代言传身教下来，师傅杨晓邬是国内青铜器修复“古铜张”派的第五代传人，自己是第六代，他和师傅的关系情同父子。他也很感激这一路得到了全国各地许多老师傅的指点。
1992年后，有故乡情结的郭汉中回到广汉，在一家生产青铜纪念品的厂里干活，5年里他学会了青铜冶炼和铸造，这是中国古代制造青铜器的两大传统工艺，事实证明，这段看似“脱轨”的经历对他日后却大有裨益。1997年，三星堆博物馆建成，郭汉中进入博物馆从事文物修复工作，现任修复室主任，陈列保管部副部长，是三星堆博物馆文物修复技术骨干和文物修复业务带头人。
从碎片中还原历史
郭汉中认为，文物修复是时间与技艺的彼此成全，“工匠所为只是器物，时光所为才有了文物。我从上初中开始接触文物修复，与文物打交道37年，我修复了文物，时光也修炼了我。”
9月13日，杨晓邬（左）和郭汉中（右）在研究青铜大口圆尊的修复方式。 新京报记者 陈杰 摄
三星堆数量庞大的青铜器发掘出来后，没有一件是完整的。有观点认为，古蜀人制作这些青铜器不是为了展示和欣赏。青铜器铸造好后，很快就会被大力砸碎，然后堆进祭祀坑里，最后用火焚烧，以用作祭祀。所以，这些青铜器不光破碎，而且还因为埋土时候用力夯紧，导致器型扭曲变形，也有一些碎片被火烧得熔化掉了。
三星堆博物馆里展出的1号神树是三星堆博物馆镇馆之宝之一，1986年从二号坑出土时，由于树很高，砸得很碎，又长年被土层夯实，变形尤为严重。树干断成3截，树枝断成18截，其余的鸟儿、果实碎片多得难以计数。当年10月，残碎的青铜神树被装进纸箱放入货车，送进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这棵神树就是杨晓邬和郭汉中众多修复中的一件。
在杨晓邬的记忆里，室外成堆的碎片满满地铺了一地，除了变形严重的底座，看不出任何树的形态，甚至找不出一根完整的枝芽。最棘手的是这些东西没人见过，也没有任何资料和线索，要把文物恢复到几千年前的原貌，还不能有丝毫的差错，简直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后来我们把所有和它有关的残片都集中在一起，才逐渐看出这是一棵树，通过器物分类、仔细观察接口，拼接、预合、撰写保护修复方案、专家论证通过，然后才开始修复。正式修复花了一年，但是之前的工作花了数年。
郭汉中说，对于这棵树的形态，当时专家们有各种各样的推测，师傅就跟我说，你要是听了专家的，你就修复不出来了。于是我们就严格按照文物的原始痕迹，那些碎片和碎片之间断裂的缝隙结构，去拼接、预合，像拼图一样把它们拼起来，最终呈现出的形态得到了所有专家们的认可。
等到部件都修复完毕，师徒俩发现，神树还有很多残缺的部分，鸟儿不应该只有3只，果实、圆环的数量也远远不够。因为有真实参照物，根据古人讲究对称性的原则，他们就补配了14个果实、15个圆环，还有6只鸟，按照古蜀人二次铸造的方法，铆铸在树干上。所有新制作的神树部件，都被刻上同样的花纹，描上同样的颜色，甚至做出逼真的铜锈。
穹幕之下，弧形的树枝灵动下垂，枝条中部伸出短枝，短枝上有镂空花纹的小圆圈和花蕾，花蕾上各有一只昂首翘尾的小鸟。这棵神树高3.96米，树干残高3.84米，是世界上最大的单体青铜器，但树的顶端依旧残缺，并没有被修复。
对此郭汉中说，文物修复的理念是最小干预，最大保护，还原本质。文物修复必须要有真实的依据。“这个依据就是实物，不能想当然地去创造。神树顶端本就残缺，缺失的部分没有任何可以参照的物体，所以必须保持它的原貌。”
三星堆位于鸭子河南岸，这条宽阔的河流在上游叫湔江，在下游叫沱江，偏偏在广汉被叫作鸭子河。这里是经典的候鸟迁徙的地点，每年秋天上百种候鸟飞来鸭子河越冬， 鸭子河是爱鸟人观鸟的一处秘密基地，三星堆文物中的鸟形图样众多可能与此有关。现实中的鸬鹚与青铜神树上的鸟也有异曲同工之妙。
博物馆文物修复中心的实验室里，正在修复中的3号神树枝干上满是暂时黏合的痕迹，要靠钢筋支架的支撑才能立得住。根据出土的残部件来看，二号“祭祀坑”内的神树应有6至8件，选择现在修复3号，是因为3号的残件相对多，复原起来把握较大，也更有助于学术研究。
“那时候没条件，买个胶卷都很难，也没做过记录，不像现在，修任何东西，重量、尺寸、照片、断茬口等，资料都是清楚的”，郭汉中边说边仔细端详眼前的修复半成品，琢磨着如何将缺陷进一步修复，这棵神树顶端是青铜人首鸟身像，最近才找到缺失的鸟尾，匹配上，“当年它被归错了类别”，镂空几何图形的鸟尾翘得很高，打破了原本雕像的静态感，一下子“活”了起来。
从1986年两个“祭祀坑”被发现到现在，已过去35年。在三星堆博物馆和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库房内，仍存有大量 “零碎”的青铜残片，却似乎很难再作复原和进一步研究，“不够依据，不敢随便乱动，乱拼接”，杨晓邬说。
2019年12月，三星堆考古迎来了一次新的突破，一号坑、二号坑周围又发现了六个器物坑， 根据探测，6个新坑下面的器物可能与一号、二号坑相似，也是铜器、金器、玉石、象牙，那会不会在新坑里找到旧坑中残缺的零件？很多不可能的修复就有了可能，这是郭汉中最想得知的。
心手合一的工匠绝活
修复中心的工作室里，郭汉中通过一个大口圆尊向我们演示什么叫修复，什么叫研究性复原。大口尊的圈足缺了一半多，留下的一半有一组完整的兽面纹，有了这个依据就可以利用磨具浇筑将圈足修复。而口缘部分，因为没有可参照的依据，只能根据推测做了研究性复原，并且不与尊身连接。“如果以后找到依据可以作复原了，就把现在这个撤掉”。
一件精美的牛头纹的青铜部件静静放在一个托盘上，这是郭汉中用失蜡法为大口圆尊作的补配。大口尊的主体变形并有裂缝，郭汉中说之所以不去矫正形状，是因为古蜀人当时浇筑的时候已经失败了，通过二次浇筑后又裂开了，保留开裂痕迹，是为了给现代科研人员去研究。
他认为，应该尽量保留所有的微痕信息，修复工作要采用可逆的方法、可逆的材料。在他的理念中，修复的理想状态是修复人员只对文物进行恢复、加固、待后人需要拆解研究时，器物出土时本身的信息都还在，可能假以时日，科学技术更加先进，后来人还能够按照那些留下的微痕和信息更好地进行分析。“现在焊接都是点焊，尽量保留断茬口，如果有问题还可以拆掉，断茬口还在，以前的做法会把断茬口全部打磨成45度角”。
郭汉中对自己要求高，他说“技术永远也学不完”。他在拼接、整形、补配、随色、做旧等文物修复技术方面，都有自己的独门绝技，成为被省内外文物修复界公认的顶尖工匠。
回到之前说到的那棵器型大、重心高，主树干铜质锈蚀的1号神树，在修复过程中还面临如何焊接、如何重新竖立两大难题。
郭汉中采用了在主树干、树枝套铜管并灌注环氧树脂的冷铆工艺，解决了神树的抗压、抗弯强度问题；为确保青铜神树重心的稳定性，在神树底座进行铜补铜以及内环铆合加固的处理方式，以吊顶线牵引来应对强烈地震。这项修复工艺获得了科技部创新三等奖。在2008年5·12地震中，青铜神树也经受住了强震的考验。
在三星堆博物馆陈列保管部主任余健眼里，郭师傅的修复技艺已经到了心手合一、融会贯通的境界，传统手艺和科技文保兼容。他利用日常的木头、铁丝，自制了近300件工具；他懂青铜冶炼和铸造，因此研发了青铜文物整形器、各种类型钢模具；还创新出塑形雕刻、黄泥石膏翻模、浇铸铜铸件，以原材质修复原材质（铜补铜工艺）等先进工艺。不仅避免了对文物造成二次伤害，还提高了青铜器整形的复原度、精细度。
郭汉中觉得，修物实为修身，修艺实为修心。每一次文物修复就如同穿越时空，从青铜时代到数字时代，从远古部落到泱泱大国，传承与创造，人的一辈子能作的事情真的不多，能把一件事情做好，就不辜负来到这个世界短短的几十年。
说到郭汉中的绝活，余健还提到一个趣闻，可能跟特别能坐得住有关，陈列保管部的人不管男女都爱钓鱼，郭师傅就发明了一种空钩钓鱼法，专门钓鸭子河激流段里的白条儿鱼。跟姜子牙钓鱼离水面三尺高不同，郭师傅利用的是仿生学，让喜欢在活水里跳跃的白条儿误认为那缠了动物毛的细小弯钩是小虫在水上经过。
传承技艺倾囊相授
文物修复师逐渐被世人了解是近几年的事，但看似神秘实则枯燥的工作和单调的生活让很多人望而却步。作为传统师承制的代表行业，如果没有新鲜的血液注入，再精湛的技艺也会面临断层甚至消失的可能。
文物修复是一门科学，需要对文物实体运用多学科的知识和技术，研究其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进行物质组成及保存状况的研究。在学科方面，涉及历史学、考古学、博物馆学、鉴定学、金石学、金属工艺学、化学、美术鉴赏学等；在实用技术方面，既涉及传统的钣金、铸造、鎏金、油漆、陶瓷、造纸、电焊、石刻、色彩等传统技术，也应用了3D、AI等现代技术。
杨晓邬说，“每次到三星堆，还是有这种感觉——如果要把这些青铜器，把这次出土的新文物都修复好，还是得要好些年，哪怕现在有好多人帮忙一起修”。
郭汉中的文物修复工作室现在有8个人，团队中有男有女，有70后也有80后，有的已入行十余年，有的才刚进入团队，还有的是走了又回来的。他们穿着白大褂，从清洗、补缺、粘接到上色、做旧、打磨，耐心细致地对手中的文物“做手术”。文物修复十分考验耐心和意志力，不同器物所需的修复程序又各有差异，考验着修复师们的应对能力。
杨晓邬感觉，大专院校培养的学生大多重理论而轻实践，现在的年轻人普遍一上手就蒙。而郭汉中也深知他所从事的工作，待遇不高，不是高薪岗位。若没有精神境界，万事无从谈起。带一个队伍更难。唯一的办法，我做出了给你看。
谢丽到工作室已经七年，她感觉青铜器修复里最难的是矫形，矫形是个长期过程，需要随时控制自己的力量以释放青铜的应力，会耗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但郭老师能很快就让青铜器物恢复原状”，他会根据青铜文物的变形程度、延展性、弹性、塑性、脆性、强度、厚度以及腐蚀程度，选择锤击法、模压法、撬压法、顶撑法和加温法，完美地解决问题。
谢丽的师兄杨平则觉得摸索颜色调配经验，给青铜器上色是难点。“经常是自己觉得色差很小，但师傅一看觉得根本不行”。 遇到难点，他们会找郭师傅商量解决思路，在他们眼里，郭师傅虽然严厉，但细致而敏锐，对所有过手的物件，他都一丝不苟。
郭汉中说，他从1992年开始带徒弟，但是最终能够留在该领域，成为专业修复师的人并不多，该行业也面临人才断档和稀缺的问题。“多年的文物修复工作，我的师傅对我倾囊相授。我们这一行传承是根本，所以一定要尽量多地培养徒弟，不遗余力”。
三星堆博物馆副馆长朱亚蓉说，在30多年的工作中，郭汉中吸收了前人的知识，积累了大量经验，但他也并非墨守成规。科学和经验的结合，让他走在了行业前列，从成就到担当。一直在三星堆兢兢业业从事文物修复的他，不仅对馆内文物进行修复，还积极与省内外各博物馆、文管所加强沟通和交流，2008年汶川地震后，正是在他和同事们的努力下，四川省内的仪陇文管所、绵竹文管所等多家文管所及博物馆的文物得以修复，让历史文化遗产更好地传承下去。
“让文物活起来”，是文博事业的导向。记者得知，9月底，三星堆博物馆陈列保管部的实验室大厅会向公共开放，余健说，将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重视文物的价值，开始更加看重文物修复师化腐朽为神奇的作用，“看了三星堆，对中国文明会更有自信”。
匠人心声
新京报：你在取得成就的过程中，是如何呈现匠心精神的？
杨晓邬：文物提取和修复的每一个环节都需要小心翼翼，来不得半点含糊。
郭汉中：眼下已经不能单一、割裂地看待发掘时的信息收集和文物修复，这两者是一个综合体。修复时非常需要最开始发掘提取时收集的信息，比如金属成分、探伤过程、颜色分析、氧化程度，这是一个多学科、整体性的专业。技术永远也学不完，所以要力求找到最佳修复方案，达到最佳修复效果。
新京报：在你的生活和工作中，哪些东西是你一直坚守的？
郭汉中：始终敬重自己的职业，把自学、自练、自悟、自省作为行动准则。
新京报：什么时候是你认为最艰难的？能够坚持下去的原因是什么?
郭汉中：我经手的每件文物都承载着民族文化元素，它的再现是对现代人的示范性精神与实证性启迪。我热爱自己所做的事情。
新京报：你希望未来还取得怎样的成就，对于未来有怎样的期待？
郭汉中：师傅那一辈有的已经不在了，有的已退休，自己有责任把这门手艺传承和发扬光大，不能在我这里断了，心里有一种担当感和紧迫感。
新京报记者 刘旻 摄影记者 陈杰
编辑 郭铁 郑明珠 校对 陈荻雁 翟永军
收集古董代表什么动物和生肖3
金怪兽。 本报记者 戴吉坤摄
金怪兽已经成为神木市博物馆的标志。博物馆负责人孙志远向记者讲述金怪兽的发现过程。 本报记者 郭青摄
讲解员介绍神木市博物馆展出的与金怪兽同时出土的文物。 本报记者 郭青摄
工作人员展示以金怪兽造型开发的文创产品。 本报记者 戴吉坤摄
纸质已经泛黄的一九八三年第十二期《文物》杂志。 本报记者 郭青摄
本报记者 郭青
金怪兽
年龄：2300岁
职称：国家一级文物
户籍登记时间：1957年
出土地：神木市纳林高兔村
现住址：陕西历史博物馆
联系电话：029-85269547
陕西历史博物馆被称为中国第一座现代化国家级的博物馆。171万余件（组）藏品，从远古时期的简单石器，到清朝末年的文物器件，时间跨度长达一百多万年。每一件藏品，都有它自己的故事，都是历史的馈赠。
金怪兽1957年出土于陕西省神木市纳林高兔村，长11厘米、高11.5厘米、重160克。去过陕西历史博物馆的游人，对它绝对不陌生，在众多的藏品里，游人会被它独特的造型所吸引，经过2300多年的洗礼依然保存完整。它不仅是一件绝无仅有的文物，更是一件艺术珍品。
金怪兽为鹰嘴兽身，大耳环眼，头生双角如鹿，偶蹄，立于四瓣花形托座上。托座正中凸起呈覆斗形，周边花瓣上各有三个小圆孔。金怪兽眼珠凸出，大耳竖立，头上双角内弯，作倒八字形向侧后展开。角分四叉，脖颈屈曲虬结。金怪兽前肢挺直前倾，后肢跨前，弯颈低头作角斗状。细腰，体内中空，尾卷成环形，通身及四肢上部饰凸云纹，颈脑部饰鬃纹，双角及钩喙饰凸楞纹，角、尾和托座系另铸焊接。造型奇特，雕工考究，反映了当时匈奴族金工匠师的高超技艺。
这件黄金制成的奇怪动物，之所以被称为金怪兽，是因为它是多种动物的集合体。它身体似羊、嘴似鹰、角似鹿、蝎形尾。仔细观察，你会发现，金怪兽的两只抵角是由两两身相连、背相对的16只小鸟组成的，而且蝎形的尾巴也是一只小鸟的样子。这件小小的金怪兽身上竟隐藏了17只小鸟，体现出工匠们的睿智巧思和精湛做工。根据金怪兽底盘上的小孔，学者们推测它可能是匈奴族首领帽上的冠饰。
1 从流散文物到镇馆之宝
今年已经临近九十高龄的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研究员戴应新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前往榆林开展文物调查的省级文物工作者，石峁遗址、新华遗址惊世发现以及陕北汉代画像砖等闻名世界的考古发现都留下了这位毕生从事考古和文物保护工作者的身影。20世纪70年代开始，戴应新就会同神木县（今神木市）文物专干孙嘉祥，为包括金怪兽在内的同墓葬出土文物的保护研究倾尽力量。6月24日，记者电话采访戴应新，他对当年金怪兽的发现以及保护经历记忆犹新。他说：“大约在1957年农历七月初十前后的一天，傍晚时，纳林高兔村生产队社员王根发牧牛收工回家，吆牛经过村北边一个沙坡地，突然发现牛蹄踪迹后有一二个铜质刺猬状的东西，顺手拾起拿回家。第二天一大早，王根发将拾到东西的情形告诉了父亲王生仁，父子二人拿上铁锹和口袋去继续挖，又挖到铜刺猬、银虎、银鹿、珊瑚、珍珠、铜片等许多物件。队里的社员都知道了王家挖出古董的消息，蜂拥而至，有的人捡到碎小铜片，有的人找到小珠之类的东西。不久，纳林高兔村挖出了古董的消息迅速传开。于是，小保当管区报告瑶镇区政府，之后又报告到神木县政府。不几天，区县两级派干部前来巡查，并将王家父子押送至瑶镇区政府，隔离审查。王家只好倾囊而出,交出了全部古董，铜刺猬、银虎、银鹿、金鹿、铜虎、铜鹿、银剑柄。还有一个金属扁条，长一米有余，两端各有一个猴子状的物品。交公的文物用马驮运到管区，再到瑶镇区，最后运到神木县。经过当地政府对盗掘文物的打击和宣传，这一区域内人们的文物保护意识显著提高。”
改革开放后，戴应新多次深入沙海，到纳林高兔村等地考察，取得了丰硕的考古成果。考证了此地文物为战国时期匈奴主墓葬陪葬遗物。1983年第12期《文物》杂志刊登了戴应新、孙嘉祥共同署名的《陕西神木县出土匈奴文物》的文章，纳林高兔村出土的文物更是闻名遐迩。金怪兽、四首银虎、银虎牌、银虎、银卧鹿、银盘羊等文物，先后赴日本、美国、德国、挪威等国家展出。1991年陕西历史博物馆成立之时，金怪兽因其独特的历史艺术价值被调拨到馆展出。如今，金怪兽已经成为陕西历史博物馆的镇馆之宝。
2 关于金怪兽原型的三种推断
金怪兽：国家一级文物，是战国时期匈奴民族的文化遗存。金怪兽是一只类似于鹿或者马的四足走兽，却长着一个明显带钩的鹰嘴。本来，金怪兽身高仅5厘米到6厘米，身体比例很协调，但它却拥有一双几乎跟身高一样高的大角，使得这件宝贝的高度直达11.5厘米。而且，这双大角还极尽美丽，采用圆雕、透雕、浮雕等方式，组合成极其复杂的线条和图案。
因为金怪兽目前仅有这一个，所以，关于这只怪兽的一切都成了空白。最先破解的是它的用途。专家们断定这只金质怪兽是当年匈奴王帽子上的饰物，可它到底是出自何处，是由什么动物衍生来的，至今还有争议。目前，仍有三种推断。
第一种推断认为这是传说中的神兽飞廉。传说中，神兽飞廉是蚩尤的师弟，有致风、收风的神奇法术。这只传说中的动物，在《楚辞》《孟子》《史记》《汉书》等书中，都留下了记载。飞廉有鹿的身体，孔雀的头，而且，头上还有一双峥嵘古怪的大角。从匈奴王墓里出土的这只金怪兽，很像飞廉。
第二种推断也认为是传说中的神兽，只不过，不是飞廉，而是蛊雕。蛊雕的原型来自《山海经》，它的工作就是保护一座由金子和玉石组成的大山，使这些宝贝不被人拿走。这一点，很符合金怪兽存在于匈奴王墓中的推测，是为了保护墓里的宝贝不被人偷盗。同时，蛊雕的长相也和金怪兽有很多相似的地方，传说中的蛊雕有着鹰的嘴，是一只似鸟非鸟的怪兽，头上还有一个十分巨大的角。支持这一推断的人还提出了另一个证据，就是金怪兽的底座，覆斗形的高台可能象征着金山。
第三种推断认为金怪兽是一个图腾。通过研究，人们发现，在金怪兽身上，竟然刻有17只小鸟。而金怪兽的身体又似鹿似马，四足明显是食草动物的偶蹄。飞鸟、偶蹄因素结合在一起，明显是游牧民族的图腾特征。而金怪兽出现的时期，正值北方草原上游牧民族交融、统一、扩张时期，因此，当时出现这样一只既有浓厚草原特点，又十分神秘的金怪兽作为图腾，来凝聚整个草原游牧民族，是再适合不过的了。
3 民族融合的历史见证
从商周时期的羊首勺到战国时期的金怪兽，它们都是匈奴文化的代表作品。早期北方民族的部族首领常常佩戴非常讲究的冠饰。这件金怪兽集锻造、锤打、焊接等先进技术于一身，金碧辉煌、气势磅礴，代表了当时游牧民族金属铸造业的最高发展水平，是北方草原金银器中的稀世珍品。经考证，金怪兽是我国早期北方游牧民族——匈奴族的物质文化遗存，是一位地位显赫、驰骋沙场的匈奴王的头饰，是匈奴文化的艺术瑰宝。
在陕西历史博物馆，保管部主任贺达炘向记者展示了1983年第12期《文物》杂志，这本保存了近四十年的全国权威期刊纸质已经发黄，戴应新和孙嘉祥共同署名的《陕西神木县出土匈奴文物》占据了整整8个页面，也正是这篇文章让神木出土的这批稀世珍宝蜚声海内外。
这批文物的出土地神木市地处鄂尔多斯高原南缘，毛乌素沙漠向陕北黄土高原过渡地带的东段。在神木境内，有两条长城遗迹。一条是战国秦长城，另一条是明长城。战国末期，鄂尔多斯高原是逐水草而居的匈奴人生活驰骋的地方。贯穿神木的秦长城，就是秦昭襄王为了防御匈奴的入侵而修筑的。
20世纪70年代，戴应新等文物工作者根据当地提供的线索，先后在纳林高兔村等地发现了匈奴墓葬和遗物。
在《陕西神木县出土匈奴文物》文章中有这样的记述：“神木县出土的上述文物，有着明显的草原民族文化特色、属于‘鄂尔多斯式铜器’之列……文物以金银铸造，艺术精湛，足见墓主身份的显贵，或是匈奴某王或某部落酋长。”
戴应新认为：金怪兽以贵重的黄金铸造，可见不是工匠一时的即兴之作。鹿形鸟喙动物当然是世间所没有的，但绝非凭空虚构之物，必然有其重要含义，很可能与神话传说有关。金怪兽托座正中凸起，不仅是为抬高怪兽，也为适应其下的附着物的球形轮廓。观其用途，似为冠冕的顶饰。以前发现匈奴贵族金冠饰有圆雕立鹰，纳林高兔村的这件金光鲜亮的怪兽冠饰，神奇威武，同样也是匈奴统治者勇猛、高贵的象征。
纳林高兔的金银动物，形态逼真，比例适当，是匈奴艺术的杰作。老虎躯体雄健，花纹斑斓，不失“百兽之王”的气概。卧鹿恬静而机警，警惕地瞭望远方。雌鹿的后身已经抬起，仿佛听到什么动静，做准备跃起奔逃之态，寓动于静。凡圆雕动物，都用模范套合浇铸，体内中空，表壳很薄，铸技高超。加之加工精细，光洁度好，几乎无缝，反映了匈奴工匠卓越的艺术才能。
金怪兽身上的云纹，扣形饰上的涡纹，是承袭商周青铜器的装饰艺术。匈奴大角卧鹿形象，又是无定河流域发现的东汉画像石刻上常见的题材。反映了我国古代各民族进行文化交流、互相学习的历史事实。
生活是艺术的源泉。神木匈奴文物的动物形象，当然是当时草原生活中常见的动物的摹写。匈奴人除畜牧外，也兼营狩猎，捕猎虎、鹿等野生动物，而这些野兽必须依存于茂林丰草之中。结合文献，可知在秦汉以前的毛乌素沙漠原是水草丰盛的“肥饶之地”。
神木匈奴文物的发现，给匈奴物质文化史的研究，了解匈奴文物的分布及匈奴的游牧地域等问题，增添了宝贵的资料。同时也说明长城沿线的陕西榆林地区，匈奴文物丰富。
来源： 陕西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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