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光烈火代表生肖
除夕夜三星高照，三星指的是哪三颗恒星？,下面一起来看看本站小编兔斯基聊科学给大家精心整理的答案，希望对您有帮助
红光烈火代表生肖1
除夕吃过年夜饭，这时候如果到院子里面走一走，我们就会发现有三颗明亮的星星斜排成一条直线高高地挂在南面的天上。这就是人们常说的“三星高照”。那么“三星高照”中的三星指的是哪三颗恒星呢？我们一起来聊一聊这三颗寓意吉祥的恒星。
三星高照
“三星高照”中的三星指的是位于猎户座的参宿一、参宿二和参宿三。在每年的除夕和春节晚上八点到九点之间，这三颗恒星就会高高挂在天空的正南方。它们就像是迎接新年一样。因此，在我们中国有句谚语叫作“三星高照，新年来到”或者说“三星正南，就要过年。”而民间也把这三颗恒星称作福禄寿三星，象征着吉祥幸福、健康长寿和富裕。
福禄寿三星
那么参宿一、参宿二和参宿三都是什么样的恒星呢？
参宿一
参宿一是三星之中左下方那颗。它的视星等为1.77，比北极星勾陈一亮1.2倍。不过考虑到参宿一距离地球大约1260光年， 几乎是北极星到地球距离的3倍，它无疑是一颗大而亮的恒星。参宿一是一颗炽热的蓝超巨星。它的质量大约是太阳的33倍，半径大约是太阳的20倍。从体积上看，参宿一可以装得下8000个太阳。
此外，参宿一发出蓝色的光芒意味着它要比太阳热很多。参宿一的表面温度大约是3万℃，大约是太阳的5倍，亮度是太阳的25万倍。
参宿一和太阳比较
在参宿一的周围有一大片美丽的星云。在参宿一上方是火焰星云。它好像是在宇宙中燃烧的一团烈火。它和我们常见的火焰不同。火焰星云的光芒来自参宿一。参宿一发出的高能辐射电离了星云中的氢气气体，让它们发出了如同火焰般的红光。
火焰星云和参宿一
在参宿一的左下方是著名的马头星云。马头星云是一团巨大的黑暗分子云。它距离地球大约1500光年。马头星云在后面发出的炽热红光的映衬下呈现出了类似马头的形状。马头星云是宇宙中的恒星工厂。大量的恒星在这里诞生。大约640万年前，参宿一就从这片虚无缥缈的星云中诞生了。和已经有46亿岁的太阳比起来，参宿一算是非常年轻的了。
马头星云
参宿二
参宿二是三星中位于中间的那颗恒星。它的视星等为1.65，比参宿一亮1倍。参宿二距离地球大约1300光年。和参宿一一样它也是一颗炙热的蓝超巨星。参宿二的质量大约是太阳的40倍，半径是太阳的26倍，体积大约是太阳的17600倍。参宿二的表面温度大约25000℃，约为太阳的4倍，亮度是太阳的37.5万倍。参宿二是宇宙中已知最明亮的恒星之一。
参宿二和太阳
跟参宿一一样，参宿二也是一颗年轻的恒星。它的年龄只有大约400万年。不过质量越大，恒星的寿命就会越短。参宿二内部的核聚变反应速度非常的快，外部的恒星风速度也达到了每秒钟2000公里，是太阳风速度的3~10倍。
超新星爆发
天文学家认为，参宿二会在数百万年之后变成一颗红巨星，随后发生超新星爆炸，结束自己短暂而辉煌灿烂的一生。
参宿三
参宿三是三星中位于右上方的那颗恒星。它的视星等为2.23，是三星中最暗的一颗。参宿三距离地球大约900光年。参宿三是一个由5颗恒星组成的聚星系统。其中最大的主星也是一颗蓝超巨星。它的质量大约是太阳的25倍，半径大约是太阳的16.5倍，体积大约是太阳的4500倍。
参宿三和太阳比较
参宿三主星的表面温度大约3万℃，约为太阳的5倍，其亮度大约是太阳的9万倍。天文学家认为参宿三已经位于巨星和超巨星的分界线上了。它最终会演化成为像参宿四那样的红超巨星，并最终发生超新星爆炸。而参宿三主星和参宿二、参宿一一样，总共只有1000万年左右的寿命。它虽然被我们看做是寿星。但是作为一颗恒星，它的寿命算是比较短的了。
参宿一、参宿二和参宿三
前面我们提到过，参宿三是一个由5颗恒星组成的聚星系统。在参宿三大家庭中，所有的恒星都是重量级的。最小的一颗恒星质量也有太阳的8.4倍。参宿三这个聚星系统中的恒星彼此之间的距离都很近。这要是其中的一颗恒星发生了超新星爆发，其余的恒星会不会像放鞭炮那样噼噼啪啪地跟着爆炸了呢？
现在大家知道“三星高照”中的三颗恒星都是什么样的恒星了吧？它们都是比太阳大许多倍，亮许多倍又热许多倍的蓝超巨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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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光烈火代表生肖2
南都讯 记者 孙小鹏 通讯员 华轩 近期，在高温炙烤下，重庆市北碚、巴南、大足、长寿、江津等地先后发生多起森林火灾。烈火无情人有情，一方有难八方助。为了尽快扑灭山火，各方专业救援力量、做后勤支持的志愿者们、捐赠物资的一个个普通人迅速集结，在山火与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之间筑起一座坚固的“长城”，用坚韧与魄力展示着中华儿女永远守望相助的伟大精神。在这场昼夜不息的山火战役中，也不乏有着华南理工人的身影。
李俊亨，一位重庆本地的华南理工大学艺术学院2022级新生，在面对山火肆虐时选择勇敢地挺身而出，主动加入缙云山山火的救援志愿活动中，用他的顽强与坚毅书写了属于中国青年骨子里的血气方刚，诠释了华工人的责任和担当。以下是李俊亨的自述：
李俊亨自述
“我没做过志愿者，但是我非常想要出一份力”
华南理工大学艺术学院2022级新生李俊亨。
我是华南理工大学艺术学院2022级新生李俊亨。前段时间，重庆的气温节节高升。炎热的天气，将我封印在了家中，不间断的空调成了每日的必需品。
8月中旬，我在网络刷到一条这样的视频：视频中映入眼帘的是重庆的缙云山，然而绿油油的山上却出现刺眼的红光，视频下方配着这样一条字幕：重庆缙云山山火连烧4天………急需招募男性志愿者。我不记得当时看完后的心情了，只记得立马拨通了家人的电话，郑重地说：咱们去支援缙云山吧！
次日，我与家人开车一同前往缙云山，途中购买了水与砍刀等物资。我没做过志愿者，但是我非常想要出一份力，于是我主动找到一个正在组织志愿者的负责人。“老师，我是过来支援的志愿者，请问我现在需要做些什么？”他停下指挥，转头对我说：“小师傅，你先在那边登个记，然后听从组织的安排。”
不知道等了多久，终于我被安排背着灭火用的水袋上山，十几公斤的水袋，我第一次尝试差点摔倒。铆足劲咬紧牙关，走着刚挖出来的土路，跟着人群往一线走去。山上的路很不好走，尽管挖出了一条新路，但连续爬将近40度的陡坡，沉重的水袋好像随时就可以将我的肩膀压垮。尽管如此，但看到一辆又一辆摩托车从我旁边经过，每个人都在努力，我又怎敢停下？
到了山腰的补给点，我将水袋交给专业人士，才得到一点喘息的时间。可没过多久，我听到一个人微弱的喊声，不一会声音变大了，我抬头向山上望去，只听声音越来越大，我才恍然大悟，这是通过传声筒的方式将山上对物资的需求传递到补给站，只听那声音：急缺灭火器，饮用水。随即我往背包中塞了几瓶矿泉水，又提上两罐灭火器，对着山上回应道：灭火器，水，来咯！
“世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变成了路。”进入林子里，几乎就没有路了，有的只是这些天来，人们靠双脚踩出的一条山路，很难爬。就这么走了十来分钟，衣服已经被汗水完全浸湿，口罩里也积满了汗水，我感觉自己快走不动的时候，一个很是亲切的声音冲我喊道：“小兄弟，来把东西给我，我继续给你传上去，你在这里休息哈嘛！”那人脸上沾满了灰烬和泥土，可他的声音和笑容却依然清晰，一股暖流涌上心头，我将灭火器递给了他，我对他说：“辛苦了。”他呵呵一笑，回答道：“哪里有啥子辛苦哦，我们现在做的事情不是一样的麦，都是为了灭火，不存在嘞些。”我也笑了，说道：“是啊，这就是重庆的崽儿”。
还有一件印象深刻的事：在山上扑灭火星，防止复燃的时候，我的饮用水已经耗尽，持续的热气扑在我的脸上，我的喉咙干燥难受，旁边一个小哥看见我，好心地问了一句：“小兄弟，你上来带水没的哦？”我以为是他要喝，回答他说：“哥，不好意思哈，我的水已经喝完了。”他见我理解错了，回答道：“不不不，我的意思是你需要喝水不，我这还有一瓶。”我仿佛看见了救星，接下了他的水，大口大口地喝起来，并连忙道谢，他说：“不客气，我们上来这些人大部分都是志愿者，都是为了尽一份力量，互相帮助嘛，该出手时就要出手。”
经过这次缙云山志愿救火行动，我看到了中国人所具有的团结、互助、善良的美好品质。作为新一代的青年人，我认为我们应该积极投身于社会实践，为社会作出贡献。我也希望以后还能参加这种志愿者活动。
夜幕降临，我便开始下山，一路下来，又有不少消防队员和志愿者与我逆向而行，我回头看向他们又一次冲进山里的背影，不禁想到前段日子陈奕迅很火的歌《孤勇者》，我觉得这首歌与此景有异曲同工之妙，但不同的是——我们是勇者，但我们并不孤独。
“无穷的远方，无尽的人们，都与我有关”。
图片：通讯员提供
红光烈火代表生肖3
在苏州河畔，孤守在四行仓库附近的士兵，愿洒最后一滴热血与闸北仅存之块土共存亡。王小亭 摄
变成一片废墟的闸北。
为掩护四行战士而在街上游击的部队。
1937年11月，赵景深著《八百好汉死守闸北》（杨瑞符校）中，表现驻守士兵从高处跳下与敌军同归于尽的插图。
至苏州河畔瞻仰四行仓库的民众。图片来源：1937年《良友画报》第132期 杜鳌 摄
烟柱腾空而起，与低垂的乌云相接，连成一片厚重的烟墙，在残垣断壁间蜿蜒，所经之处，炽烈的火焰贪婪地吞噬着一切，将深秋十月的瑟瑟寒风化作灼人的热浪。但灰白的余烬，却如凛冬的雪花一样，带着余温，缓缓落在这片焦黑色的大地上。宽阔的街道变成了坑坑洼洼的小径，小径则被瓦砾掩埋，成了高低不平的山丘，摇摇欲圮的建筑物不时落下碎石残砖，绝望地为这片废墟添砖加瓦。
这就是张秋明眼前所见的一切。他是一名普通士兵，隶属于88师524团一营二连，在过去的七十多天里，他亲眼目睹闸北，这片上海华界繁华喧嚷的所在，如何在频繁的轰炸和激烈的巷战中化为废墟。在战事最严酷的两周里，平均每天有超过两百枚炸弹倾泻在这片土地上。在这片死亡的杀戮场上，他身边的同袍像麦秆一样被整片收割，几乎每五名士兵中就有两人会牺牲。
张秋明能安然活到现在，可以说一半是靠运气。放眼四周，那些熟悉的身影已经长眠沙场，而新的面孔，他尚未熟悉，就已阴阳两隔。
集兵
张秋明可以算得上是营队里的一名老兵了。但仅仅两个多月前，他还不过是上海的一个平凡铜匠，唯一和士兵这个职业沾边的地方，就是他曾在汉阳兵工厂做过修理枪械的工作。他当兵的经历也颇为偶然，作为一名靠双手吃饭的手艺人，他不必像那些贫民将“当兵吃粮”当成谋生出路。“八一三”事变爆发前，开战风声日紧，“他妈的，上战场去”这个念头也曾在他的脑海里转悠过，但却没有付诸实践。直到8月11日那天，他正在路上走，突然被军队拉了壮丁，硬拖去扛麻袋。张秋明“没有休息的接连一天半，只吃了一顿饭”，没拿到一分工钱，却吃了不少棍子，“我后来实在做不动了，木棍子抽得我一条条多粗的痕，我怨透了，我的脾气使我受不下去，才决心报仇”。于是，在8月12日下午两点钟，他趁机逃跑，直奔88师的征兵处，自愿投军。
88师原本是战前中国最精锐的4个德械师之一。在留存至今的照片中，可以看到这支威武之师头戴德式钢盔，身穿挺括制服，手持枪械的勃勃雄姿。但张秋明的加入，多少打破了这一威武雄壮的表象。这样一个毫无战斗经验的毛头小兵，仅凭能操弄几下儿轻机枪，就“很够资格”顺利入伍。可以推想这支精锐之师，在临战前紧急征召了多少张秋明这样的新人，简单地训练后，就将他们投入激烈的杀戮战场，用脆弱的肉身闪避密集的炮弹来获得经验值。许多人被无情地淘汰。
经过两个多月的激战，最初投入战场的老兵已经寥寥无几。“原先的军官和士兵骨干现在只剩下两三成”，在10月26日向第三战区副司令顾祝同的汇报中，88师的参谋长张柏亭表示“本师已经先后补充了六次，目前老兵只有十分之二三”。他将这一情形比作沏茶，老兵是茶叶，而新兵是开水：“初沏时味道很浓，但经过六次冲开水，冲一次淡一次，越冲越淡”。88师战斗力急剧退化，一名友军士兵形容这些增补的新兵们连打仗时匍匐前进都不懂得，还大声嘲笑这种“趴着打仗”是“藏头缩尾，有点儿怕死”，而自己则是挺胸抬头“站立着打”。尽管站立打仗看上去确实英勇无畏，但冲锋上阵，“敌人枪炮声，他们的哀嚎声，不幸的已谱上了交响曲”。士兵的军容，自然也不复从前一般挺括威武。《字林西报》的记者罗德兹·法默（Rhodes Farmer）近距离采访一群88师的士兵后写道：
“他们看起来似乎弱不禁风，一些人背着油纸伞；有一名士兵竟然带着一只金丝雀。很多士兵走路手牵手。滑稽的是，这些身形瘦弱、衣衫褴褛的男孩儿们，都是中国的英雄。”
战事的惨烈可想而知，他们自然也能意识到自己即将面对的是何等残酷的战况。简单地训练后，这些新兵旋即被投入闸北战场，接受死亡的试炼。他们每人拿到了一支中正步枪，三百发子弹，两箱手榴弹。寥寥无几的战斗经验就是“敌人冲锋时，隔远就用步枪射击，离近就扔手榴弹”。
勇气和信念，多少弥补了训练、经验和战术上的不足。10月18日，88师组织了一场大规模的突袭，在大炮和迫击炮的轰炸掩护下，轻装上阵的士兵们沿着火车北站大街急速行军，在日军尚在惊愕无定之时，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占领了四川北路的一段，切断了日军的补给链。但短短五天后，情势逆转。日军进行了猛烈的反扑，占据空中绝对优势的日本战机对中方阵地进行轮番轰炸，许多士兵来不及还击就粉身碎骨，或是被炮弹气浪掀起的地皮砸进土里。10月26日，在日军强大的压制性火力和精良的装甲部队的攻势下，大场陷落，随即陷入一片火海。苏州河以北的军事压力几乎全部压到了闸北守军身上。日军对闸北实行大规模空袭。一名中国记者站在公共租界通往闸北的新垃圾桥上向北张望，他看到凌晨五点开始，日军就派出四五十架飞机进行狂轰滥炸，直到下午五点半空袭才告一段落，“敌人引起的火焰高数丈，整个都在红光的围绕中”。
溃败已经无可避免，对中方来说，唯一合理的方案就只有尽量保证有序地撤退，保存有生力量。24日晚，中国军队的总撤退以一种近乎悄无声息的方式进行。前方以激战作为掩护来保证大部队的撤退得以隐秘而有序地进行，大批士兵和辎重车马不断转移。10月26日晚，几乎全部军队都撤出了苏州河以北的阵地。令人费解的是，日军几乎没有觉察到中国军队大规模转移的迹象，在对闸北进行了一番狂轰滥炸后，他们没有乘胜追击，而是正忙着在废墟上插满太阳旗。
张秋明这样的88师的老兵，和焦友三这样增补不久的新兵，如果不出意外，也会跟随大部队一起撤离，转移阵地。至少这天晚上10时，他们所在的第一营得到的命令是：“大场已失守，我们部队今晚有转移新阵地的消息，各营可马上命令各连准备妥当，在原阵地待命，工具器具弹药等，一概不准遗失”。
但仅仅一个小时后，他们的命运即将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88师524团第一营营长、年仅35岁的杨瑞符，接到来自师长孙元良的命令：524团第一营死守闸北。
1937年10月27日零时二十分，第一营的四百二十名士兵，走向了那个注定会将历史浇筑成神话的宿命之地——四行仓库。
血战
火蛇狂舞，扭动着灼热的身体，气焰汹汹地包围着这些年轻的中国士兵。浓烟裹着劈啪作响的火星，在四面徘徊，伺机突袭。10月27日上午7点，占领了几乎全部闸北的日军，开始有目的地四下纵火。截至中午，一道6公里长的烟墙拔地而起。数千条火蛇在风的助势下四处游走，寻找着一切可以吞噬的易燃物。它们当然也相中了这些年轻的躯体，尤其是在枪弹的伴奏下，显得更为咄咄逼人。
这是张秋明在这场战斗中与死亡的首次零距离接触。他和几名同袍正在外围执行掩护任务，负责掩护所有的士兵都赶到四行仓库。但却遭遇了突如其来的烈焰攻势。“我们像稻子似的裹在中间，眼见得立刻要死了”。张秋明和他的同袍们决心勇敢直面狂暴的命运，死里求生。而生机竟然藏在与死亡最切近的地方——一座正在被烈火吞噬的木行里。手艺人的出身让他意识到，越是易燃的场所就越会安放灭火设施。“我在火烧得最旺的木行里寻出七八架灭火机，自己背了两架，一路浇过去。”
在灭火自救的一片忙乱中，张秋明和他的同袍们终于等来了这道迟到的命令——本应负责传令的传令兵已经受伤挂彩——连长不得不亲自传达命令，让他们这些负责外围掩护的士兵们退到四行仓库去。
自1935年落成以来，四行仓库就是上海最坚固的钢筋水泥建筑之一。长久以来，它被误认为出自天才的匈牙利建筑师邬达克的设计，但事实上，这座简洁庞大的仓库出自苏格兰通和洋行之手。作为四大银行的仓库，在设计兴建时，它就完全考虑了坚固和实用两大特点。占地超过20000平方米，内部空间巨大，共有五层，是方圆0.53英亩内最高的建筑之一。虽然它当初的选址完全是出于商业、交通和地价三大考虑，而特意选在了上海交通枢纽北站附近，苏州河畔，与公共租界只是一座新垃圾桥之遥。但却阴错阳差地在战时成为占尽地利的防御工事。负责修筑工事的杨瑞符看到这座仓库颇感兴奋：
“这座仓库，真是一个‘天然堡垒’，储存了几千万包粮食，第一、二、三层都是小麦杂粮之类，四层与五层是牛皮与丝茧，都是很有用处。一层至三层，我们作了三天就完全告成。将每个窗户门口封闭了，南墙边的麻包，推挤了五公尺厚，北边各门口，筑有十几公尺厚，是从地板到屋顶。第四层因为材料不够，并为引诱敌人多多消耗弹药，实际我们无人住在第四层，第五层工事昨天已经完成，这层工事非常好，比敌人侵占的交通银行仓库高得多，我们完全可以控制敌人，敌人对我们没有办法。”
杨瑞符没有提到的一点是，这座“天然堡垒”除了交通便利之外，它还毗邻一个巨大的易燃危险品：大英自来火房巨大的煤气储存槽。如果日军对四行仓库贸然进行炮击，万一误中煤气储存槽引起爆炸，势必会震动河对岸的公共租界，引来西方列强的国际交涉。这种以绑架公共租界为挡箭牌的措施，虽然看似狡黠，但却在防守中起到必不可少的重要作用。但守卫仓库的孤军不至担心重炮攻击。临近租界的位置，也让日本战机不敢轻易投弹，以免误中河对岸的租界和巨大的煤气储存槽。
“天然堡垒”外墙坚固，占尽地利，解决了中国守军面临的两个最大危险。但时不我待。就在仓库第一层工事赶筑之时，清晨八点十分，在外侦察的警戒部队报告敌人已占领原先团部所在的北站大楼，并且插上了太阳旗。三个小时后，第一批敌人逼近四行仓库。他们手持太阳旗，气势汹汹，似乎对这些孤守仓库的中国士兵轻蔑小觑，但他们的高傲旋即遭遇在外围阵地守兵的迎头痛击。杨瑞符声称他们旗开得胜，击毙了五名敌军，其他则落荒而逃。
一个小时后，日军再度集结部队，卷土重来。这一次他们吸取了轻敌的教训，倍加小心。记者罗德兹·法默在河对岸安全的租界里，与数千名闻风而来的中国人一起欣赏这场隔河相望的激战。他看到这群日本兵缓慢而小心翼翼地在碎石瓦砾中匍匐前行，从一个掩体爬向另一个掩体，40多米的距离花了他们50分钟。但他们没有想到的是，隐蔽在暗处的中国守军一直关注着他们的一举一动，一旦日军靠得够近，中国士兵就运用起他们刚入伍时学到的基本克敌法，手榴弹如暴雨般砸向他们。待烟尘散尽后，那些依然能动的日本兵被步枪一一解决掉。几个试图解救伤员的日本兵也被毫不留情地击毙。
战争就是如此残酷。日军的手段更加残忍，张秋明看到九名警戒部队的弟兄未及撤入仓库中，被日军俘获，反绑双臂，杀害在苏州河边。在这一轮攻势中，士兵们不得不放弃外围阵地，撤入仓库内。日军的猛攻仍未间断，数名敌兵甚至冲进仓库。七八名攻进仓库的日军被张秋明看到，此时只有他独自守岗，其他人都在里面加固第二道防御工事。
这是死亡第二次寻衅而来，尽管在过去两个多月里，他在闸北战场上已经历经枪林弹雨，但迫在眉睫的危机还是让他心生恐惧，他轻轻爬进了麻袋，等他们集合到门边的机会，“啪啪啪”枪机发动了，三四个敌人应声倒在地上，其余的狼狈逃去。张秋明死里逃生击毙敌兵的机智之举，得到了同袍们的齐声赞扬，尽管射击时的声响震坏了他的神经，但这是他一生中最光荣的事了。
但对这位死里逃生的士兵来说，印象最深的，却是他目睹的一位同袍惨烈的牺牲：“有一个同志，很老的年纪，在身边围了七八个手榴弹，手里也拿着一个，爬到最高楼，看，看见一群敌人来了时，纵身跳下，同时手榴弹也掷了出去。敌人都死了，他自己可也牺牲了。”
这个身绑炸弹从高楼跳下，与敌人同归于尽的故事，是四行仓库战斗中最惨烈的一幕。但也有一些研究者怀疑细节的真实性，这个身绑炸弹跳窗牺牲的故事，可能是一些不了解仓库结构的小报媒体为宣传四行守军英勇气概编造出来的虚构神话。这些神话流传开来，甚至渗入亲历老兵们的记忆中，制造出混在真实回忆中的虚假记忆。
无论这个故事最终的真相究竟如何，伤亡始终萦绕着守军的头顶，不时俯冲下来试炼他们紧张的神经。10月28日，下午三点，第二场血战在蒙蒙细雨中开始，杨瑞符记述道：“仓库各楼，枪弹横飞，烟焰闭目”。伤亡人数在迅速增加，但仓库简陋的环境无法为他们提供必要的救治。一名叫周福其的士兵，只能和战友眼睁睁地看着受伤的战友痛苦呻吟，“他们一个接一个死去，我们却一点办法都没有，有的伤员甚至请求战友给他一枪，尽快结束他的痛苦。”
条件愈加艰苦。直到晚上九点，他们才找到一部电话，与外界联系，请求近在咫尺的租界英美驻军协助，将伤兵运入租界救治。在伤兵离开前，杨瑞符特意叮嘱他们，如果有人询问四行仓库究竟有多少人，“就说有八百人，决不可说只有一营人，以免敌人知道我们人数少而更加凶横”——“八百壮士”的神话由此诞生。
试炼
“大家有三天没有睡觉，弄得精神疲倦，那是事实，但是我们不拼命地将工事完成，敌寇就会马上要我们的命，试问大家要睡觉还是要命？以后我假若看见不服从命令而睡觉的人，我绝对的严加惩罚。”
疲劳正在蔓延，消耗着孤军们的斗志。10月29日凌晨三点，当杨瑞符到各连视察加固工事进程时，发现有的士兵已经疲惫不堪地睡在地上，如同死人一般，他不得不发出严厉警告，强迫他们起来继续工作。没人知道孤军独守的日子会维持多久。他们只能努力抓紧每一秒时间。通过外面送来的报纸，他们已经知道自己在这里的坚守，成为了整个上海乃至全世界瞩目的焦点。他们身上肩负的不仅是守住整个仓库，还有全国民众抗战到底的信念和决心。
但他们也非常清楚，自己在国际社会树立的光辉形象，已经让日军颜面尽失。如果说开始的两天，四行仓库不过是日军手指的一根毛刺，那么现在，经过舆论媒体的反复渲染，这座废墟上飘扬着旗帜的孤独堡垒，俨然成为日军心头的一根倒刺。他们无法容忍这样一根小小倒刺竟然成为自己的腹心之患。
下午两点，日军发动第一波总攻，密集的枪炮砸向仓库，但却被坚固的外墙挡在外面。一位顽皮的士兵，用长竹竿将自己的钢盔挑到窗外，作出窥探的样子，竟引得敌军以机枪集中射击，成为了孤军疲累交加的战斗中开怀大笑的一刻。敌人的枪炮声彻夜未绝。但杨瑞符发现一些极度疲惫的士兵，竟然将凶猛的炮火置之度外，甜蜜地睡在地上。
时间终于到了10月30日。猛烈的炮火，甚至让新垃圾桥上驻守的英军士兵也不得不撤退。这天，日军终于使用平射炮向墙壁开火，并且轰开了几个洞眼。但这些洞眼在杨瑞符看来，可谓“感谢极了”。他立刻让士兵在洞口架设机关枪，对敌军聚集之处进行扫射。但这种乐观并没有持续太长时间。深夜11时许，日军开始用重迫击炮和平射炮对仓库进行猛轰。“最激烈时，每秒钟发炮一响。轰轰之声，震破了长夜的沉寂。”就在交战最激烈的时刻，突然，他们得到了来自军事最高统帅直接下达的撤退命令。
此时是深夜12点。突如其来的撤退令就像当初的留守令一样，让杨瑞符和谢晋元莫可名状。但他们只能尽快服从命令从仓库撤出。尽管连日来阅读报章让这些孤军将士们知道，自己留守仓库的重要原因之一，是以英勇无畏的抵抗精神，吸引世界目光，进而博得国际社会的同情，以抵消连日来战略溃败造成的不良影响。但他们没有想到的是，目的达成得如此之快。
在之后召开的国际会议上，中国的顽强抵抗，受到了与会各国的认可和同情。一如顾维钧在对战局和国际关系的分析中所指出的，上海的战斗给了全世界一种印象，中国是有力量回击的。“这件事不仅引起了布鲁塞尔国际会议与会各国的重视，而且也引起了全世界的重视。西方确信中国的潜力到底还是很大的”，最重要的一点是，他们扭转了之前对中国不团结和斗志差的偏见，这些西方国家相信，“如果从物资上给予适当的帮助，中国可望依靠自己进行战斗。于是，出现了向中国提供军需供应的新的可能性”。
与日本没有直接利害冲突的欧洲国家，首先向中国提供急需的军备物资。比利时火速出售大批79步枪与轻机枪，全部现货交运；奥地利出售一批迫击炮；丹麦政府则放行丹麦步枪集团公司的军火大订单，包括320门麦德森20毫米小炮、一批麦德森机枪，以及一个麦德森机枪厂的全套机台设备。捷克总统贝纳斯亲自指示将中国渴求已久的捷克轻机枪的图纸，无偿赠送给中国。法国在不久后，也开放了印度支那作为军资用品运抵中国的交通线。
国际社会的天平虽然势利，但这一次终于选择偏向正义的一方。尽管令人悲哀的是，充当砝码的，是像四行孤军一样成千上万普通中国士兵舍命奋战流淌的鲜血。
这些鲜血从战略上看，很容易被事后聪明的人认定是平白浪费。在诸多对四行仓库血战贬斥的观点中，有一个最刺耳，也最能迷惑那些对不谙史料的读者视听。根据一份日文史料上海海军特别陆战队司令部整理的战报《支那事变上海战迹案内骨子》的记载，四行仓库之战以日军占领仓库，大获全胜告终，在整场战斗中，日军的损失仅有“重伤三人、轻伤二十四人、微伤十四人，总计四十二人”（原文如此）的轻微损失。
但在战斗结束三天后，谢晋元接受外报记者采访时就指出：“据日方宣传，谓在日兵入内时，搜查堆栈房屋内，有我士兵尸体百余具，是否确实。据答，敌方宣传，完全不确，四行堆栈内，除有若干沙袋外，并无如许尸体，我在内士军，共为四百二十名，撤退时为三百七十七人，其中除有十余名已殉难外，余者入医院治疗中，而敌方被我孤军击毙者，确有一百名以上，因敌方不知我究竟有多少官兵，故心信口造谣，绝不可信。”
但诚如谢晋元在采访中坦承的那样，许多孤军士兵在撤退时牺牲。日军用密集炮火阻住孤军退路。大开探照灯追踪企图撤入租界的孤军士兵，进行扫射。这是一场残忍的单方面屠杀。尽管驻守租界的英军想要为这些他们敬佩多日的中国英雄们提供帮助，但交织的子弹阻挡了他们救人的脚步。他们只能等待这些撤离的孤军足够幸运，通过密集的火力封锁抵达英军防线。
杨瑞符在即将抵达防线时被击穿左腿。数日以来指挥战斗的紧张神经，让他直到发现手上沾满了鲜血，才意识到大腿被子弹洞穿，剧痛倒地。张秋明因为战友被火熏到，决定替代他的任务，每隔十分钟丢一颗炸弹，作为战友撤退的火力掩护。但就在他准备跳出沙袋掩体时，一颗子弹射中了他的左臂，手榴弹从手中滑落。尽管他机警地从沙袋上滚下去，但炸弹还是爆炸了，他的手臂变成了血肉模糊的一团。后来他被一个外国人送进医院。他的手臂截了一次又一次，重伤感染让他“好几次到了太平间又出来”。但张秋明还是努力活了下来，并且学会了画画：
“我残废了，没有关系，再去作战，还有嘴巴可以把我的经验讲给小弟弟小妹妹听。左臂没有了，还有右臂，就利用我的右手，我现在正在研究无线电报，肥皂和图画，万一不能生活的时候，就靠它们过活。”
战争的磨炼告一段落，而对这些孤军战士来说，生存的磨炼才刚刚开始。
撰文|李夏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