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思翰藻能代表什么生肖

昭明太子集｜梁萧统编撰，“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为后世推崇,下面一起来看看本站小编天下达观给大家精心整理的答案，希望对您有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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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昭明太子集》是南朝梁代萧统编撰的文集。

梁昭明太子统撰。案《梁书》本传，称统有集二十卷。《隋书·经籍志》、《唐书·艺文志》并同。《宋史·艺文志》仅载五卷，已非其旧。《文献通考》不著录，则宋末已佚矣。此本为明嘉兴叶绍泰所刊。

凡诗赋一卷、杂文五卷。赋每篇不过数句，盖自类书采掇而成，皆非完本。诗中《拟古》第二首、《林下作伎》一首、《照流看落钗》一首、《美人晨妆》一首、《名士悦倾城》一首，皆梁简文帝诗，见於《玉台新咏》。

其书为徐陵奉简文之令而作，不容有误。当由书中称简文帝为皇太子，辗转稗贩，故误作昭明。又《锦带书十二月启》亦不类齐、梁文体。其《姑洗三月启》中有“啼莺出谷，争传求友之声”句。

考唐人《试莺出谷诗》，李绰尚书故实讥其事无所出。使昭明先有此启，绰岂不见乎？是亦作伪之明证也。

张溥《百三家集》中亦有统集。以两本互校，此本《七召》一篇，与《东宫官属令》一篇，《谢赉涅槃经讲疏启》一篇，《谢敕赍铜造善觉寺塔露盘启》一篇，《谢赉魏国锦》、《赉广州塸》、《赉城边橘》、《赉河南菜》、《赉大崧启》五篇，与刘孝仪、与张缵、与晋安王《论张新安书》三篇，《驳举乐议》一篇，皆溥本所无。

溥本《与明山宾令》一篇，《详东宫礼绝旁亲议》一篇，《谢敕铸慈觉寺钟启》一篇，亦此本所无。然则是二本者皆明人所掇拾耳？

萧统（501年～531年），字德施，小字维摩，南朝梁代文学家，南兰陵（今江苏常州）人，梁武帝萧衍长子、太子，未及即位而卒，谥号“昭明”，故后世又称“昭明太子”。

萧统少时即有才气，且深通礼仪，性情纯孝仁厚，喜愠不形于色。萧统对文学颇有研究，招集文人学士，广集古今书籍三万卷，编集成《文选》三十卷。

《文选》是中国古代第一部文学作品选集，选编了先秦至梁以前的各种文体代表作品，对后世有较大影响。

旧时读书人有“《文选》烂，秀才半”的说法。其“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的选文准则，亦为后世推崇。

萧统著有《文集》二十卷，宋末已佚，现存五卷，系后人辑刻，其中赋、古乐府一卷，文四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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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 婧（中国海洋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

近代是中国学术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时期，从唐朝即成为一门学问的“选学”，经过千余年的发展，也面临着研究方法与角度的现代转型。学者们普遍认为现代“新选学”主要是指研究模式上从单一的文献研究转向文献与文学研究相结合，并且更加注重研究的理论性、系统性和整体性。按照这样的标准，“周贞亮和骆鸿凯都是20世纪新《文选》学的开创者”“二人应该是同一时期开始以新方法研究《文选》的”（傅刚《百年〈文选〉学研究回顾与展望》）。特别是骆鸿凯的《文选学》被认为是“现代《文选》学的奠基之作”（王立群《现代〈文选〉学》）。但亦有学者认为“新选学的开山祖师是黄季刚先生，而非骆鸿凯”“（黄侃）能站在新的高度发展选学，成为新选学的先驱”（陈延嘉《继往开来的选学家黄侃》）。众所周知，黄侃作为近代“知选学者”（章太炎语），平生批点《文选》达十余遍，其《文选平点》颇见卓识，被誉为20世纪文选学的“一个高峰”（傅刚《百年〈文选〉学研究回顾与展望》）、“三块柱石”之一（穆克宏《20世纪中国〈文选〉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但由于其形式为评点，内容多校注，故被更多学者视为传统“选学”的代表。那么，黄侃到底是传统“选学”的殿军还是现代“新选学”的先驱呢？他对《文选》学的现代转型到底有何贡献？

黄侃最早开始在研究《文选》时，有意识地从单一的文献研究转向文献与文学研究的结合。他在《文选平点叙》中批评一些清代《选》学家的注释“其摭拾琐屑，支蔓牵缀之辞，以于文之工拙无与，只可谓之《选》注，不可谓之《选》学”。在这里，黄侃明确提出了《选》注和《选》学的区分，不难理解，所谓《选》注正是指传统“选学”以校勘注释为主的文献研究，而《选》学则是指以“文之工拙”有关的文学研究。他显然是不满于一些清代《选》注的琐屑支蔓，而欲转向更高层次的《选》学。黄侃《文选平点》在台湾出版时即题为《〈文选〉黄氏学》，正是凸显出了他在研究角度上从《选》注向《选》学、从文献研究向文学研究的转变。正如其女黄念容所云：“盖先君娴习文辞，深于章句训诂之学，用能擘肌分理，达辞言之情。片言只字，皆根极理要，而探赜索隐，究明文例，曲得作者之匠心。既无文人蹈虚之弊，复免经生拘泥之累。”（黄念容《文选黄氏学前言》）综观《文选平点》全书，确如此言，黄侃兼具文学家和小学家之长，其评点既有文字校勘、章句训诂、文史考证等文献研究，又有义理解析、文学批评等文学研究，实虚结合，已然形成了熔文献研究与文学研究为一炉的整体性研究模式，开启了从传统“选学”向现代“新选学”的转变。

黄侃《文选平点》还对被誉为“现代《文选》学的奠基之作”的骆鸿凯《文选学》有直接影响。黄侃于1914年至1919年任教北大，教授《文心雕龙》及《文选》等，其时已经开始手批《文选》，并以手抄的形式在学生中流传。骆鸿凯恰于1915年至1918年在北京大学文科中国文学门学习，为黄门高足，应即于此时随黄氏研习《文选》，而渐涉“选学”的。骆鸿凯为学重家法，一生恪守师说，“治学门径，大抵本于黄季刚先生”（马积高《文选学后记》）。其《文选学》是于1928年至1929年间在武汉大学开设《文选》课时逐步撰写的，受黄侃影响的痕迹是十分明显的，仅直接标明引用“本师黄氏曰”者就有七十余例，周勋初就指出骆鸿凯的《文选学》是在其听黄侃《文选》课的笔记上扩展而成的。（周勋初《有关“选学”珍贵文献的发掘与利用》）

骆鸿凯《文选学》被认为具有现代转型意义的内容很大程度上正是受黄侃的影响。据王立群研究，骆氏对现代“新选学”的开创性贡献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对《文选》产生背景的探索,对《文选》编纂者的介绍,对《文选序》的研究,对《文选》学史的研究,对《文选》与《文心雕龙》相互关系的研究。”（王立群《现代〈文选〉学史》）其中，后三项都有明确承袭黄侃之处。

骆鸿凯在《文选学·义例第二》中，对《文选序》体现出的选文范围和标准等进行了研究。他征引黄侃所言“窃谓文辞封略，本可弛张”，“然则拓其疆宇，则文无所不包，揆其本原，则文实有专美”；而骆氏自己认为：“《文选》所录，独以沉思翰藻为宗，即斯意也。”（骆鸿凯《文选学》）与所引黄侃的意见是相同的。

骆鸿凯在《文选学·源流第三》中搜集并评介了各代《选》学著作，网罗宏富，褒贬精当，体现了其对《文选》学史的研究。而对学术史的重视，正是黄侃治学的一大特色，他每治一书，必先明其研究史，评点《文选》也是如此，充分吸收与辨正了前人的《选》学成果。

据黄侃《文选平点叙》云：“汪韩门、余仲林、孙颐谷、胡果泉、朱兰坡、梁茝林、张仲雅、薛子韵、胡枕泉诸家书于文义有关者，并已参核。”骆鸿凯正是继承了这一师门传统。

在《文选》与《文心雕龙》相互关系的研究上，骆鸿凯坚持了黄侃对二书关系的认定及具体的对比方法，并推而广之。黄侃在《文选平点叙》中开宗明义首言：“《文心》与《文选》‘笙磬同音’”，又曰：“读《文选》者，必须于《文心雕龙》所说能信受奉行，持观此书，乃有真解。”骆鸿凯也认为：“《雕龙》论文之言，又若为《文选》印证，笙磬同音。是岂不谋而合，抑尝共讨论，故宗旨如一耶？”（骆鸿凯《文选学》）综观《文选学》全书，特别注重结合《文心雕龙》的理论来研究《文选》。比如，骆氏揭示《文选》与《文心》在文体分类上的一致性，他在《文选学·体式第四》开篇即曰：“《文选》分体凡三十有八,七代文体,甄录略备,而持校《文心》,篇目虽小有出入,大体实适相符合。”《文选学·读选导言第九》之《导言三》中列表对照了二书的文体分类。黄侃更早就揭示了《文心》文体分类对《文选》的影响，在评《文选·京都上》时指出：“《文心雕龙》‘若夫京殿苑猎，述行叙志，并体国经野，义尚光大’，‘至于草区禽族，庶品杂类，则触兴置情，因变取会’，据此，是赋之分类，昭明亦沿前贯耳。”（黄侃《文选平点》）骆氏无疑是继承并发展了黄侃的思路。又如，骆氏将《文心》对作家作品的批评与《选》文相互印证。他在《文选学·读选导言第九》之《导言七》中摘抄了《文心雕龙·才略》评文之言,附载于《文选》相关作家之名下,并作如下结语：“右列六代入《选》文家五十七人,约得萧《选》所载之半,宋齐才士,世近易明,不复甄序。观其品藻,字字珠玑。所举篇章,亦大率载于《文选》。详加研核,可以明《文选》诸家之优绌矣。”（骆鸿凯《文选学》）而黄侃在解评《文选》时就格外注意参借刘勰的相关评论。

毋庸讳言，黄侃《文选平点》形式上是随文评点而非专题论著，内容上仍以传统的文献研究为主，尚缺乏研究的理论性、系统性和整体性，称黄侃为“新选学的开山祖师”未免过誉。但综上所述，黄著更早地有意识地从单一的文献研究转向文献与文学研究相结合，并直接影响了骆鸿凯《文选学》的产生，从这个角度讲，黄侃在20世纪《文选》学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过程中，确实起到了承上启下的关键作用，堪称现代“新选学”的引路人。

《光明日报》（ 2022年05月09日13版）

来源： 光明网-《光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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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喻军

丙申年以来，每到落花时节，几乎都有机缘去天目山参加文朋诗友间的雅集。一行人除了游山、赏景和晚酒以外，少不得彼此唱和的，类别上有新诗，也兼纳古韵。但在题材的选择上，则各有侧重。于我，天目山独冠天下、有三千年树龄的大树王和被日本临济宗视为祖庭的禅源古刹，当然值得吟诵，但湖塘边的试钓、峡谷中的拾径，间或一场突来的山雨和客舍青青的坐览，也属颇堪玩味的场景。只不过，有那么一处景点，在我连年四度凭吊之后，依然像一团缥缈的气云，萦绕心底，挥之不去，不仅为之吟诗数首，甚而驱使我从南朝的文史和别地的寻访中，就它的内在意涵和人文遗韵，再作一番探赜索隐。有时想，这个天目山上略显冷僻的景点，会否只是我个人的偏爱呢？后偶尔得知，画家叶浅予1990年游历天目山，也有如我一般的感受，有他的题词为证：“天目古迹多，此庵最负名。”当然，所谓“负名”，可能仅限于小众的范围。

不禁想起唐人刘长卿的一句诗：“惆怅南朝事，长江独至今。”一切的缘起，说起来皆和一位南朝的人物有关。

天目山“太子庵”，也称作“读书台”或“文选楼”。太子者，乃梁武帝萧衍之子萧统（501-531年，字德施，小字维摩，系南兰陵、即今被誉为“齐梁故里”的江苏丹阳人）。萧统是南朝梁代著名文学家，于天监元年十一月，不到两岁即被立为太子，然未及即位，于而立之年不幸溺水身亡，死后谥号“昭明”，故后世又称其“昭明太子”。他因主持编撰中国最早的诗文总集《昭明文选》而名垂中国文学史。“读书台”今挂牌为“天目山书院”，坐落于西天目禅源寺西北的昭明峰下，周遭林木蓊郁，环境清幽。记得我首度寻访时，适逢天公作雨，一时泉轰风动，喷银溅玉，更兼树石夹翠，涉目成赏，宛若身临高妙的禅境。现“书院”内设砖木结构的建筑一座，像是一处文化单位；也有泉水未竭、名为“太子井”的一口古井；另有一处“洗眼池”，水窍尚能滴泉，相传萧统注《金刚经》（《金刚经》本为连贯的经文，萧统将其分成三十二品，每一品都列出新的标题，使人们更容易理解经义），因劳神过度致目赤翳障，志公和尚带他到此掬水洗眼，使之复明。

说起古代的读书台，堪称珍贵的人文遗存，也有一部分是后人为了纪念他们而专门设立的。“台”这个字，本意是指古时一种高且平、呈四方形土木混合结构的建筑形式。就“读书台”而言，也分为两种类型，一为天然形成的高墩土丘，二为人工所建的读书场所，也有人称之为古代高士的室外书房。但随着时光的流逝，想必这样的读书台就渐渐剥离了专人所属的性质，而成为一种共享的资源。从文化传承的角度看，向来是景以人传，方为名胜。所以，一座小小的读书台，纵然留下了很多人的痕迹，但冠以何人何名，自然就代表了一种历史的称量。

说到萧统的读书台，不仅分布较广，而且数量也多。在昔日的大梁国境内，除了天目山读书台，我所知或曾寻访过的就有多处，比如常熟虞山东南麓的读书台（列入虞山十八景）、镇江南山风景区招隐景区读书台、桐乡乌镇读书台；还有湖北襄阳读书台（萧统的出生地）、安徽池州、江苏南京（萧统是唯一在南京拥有多处读书台的历史文化名人，并催生出金陵四十八景之一的“台想昭明”）、扬州、江阴等地均有梁昭明太子读书台和文选楼的遗迹可寻。另据《乾隆句容县志》记载：“梁昭明太子读书台在县东南四十里，昭明尝从陶隐居学，筑台于此，旧址尚存。”宋人陈琪在《文选楼记》中曾对襄阳文选楼（读书台）作过清晰的记录；清人胡为和也写过《重建昭明读书台记》，对常熟和镇江的萧统读书台进行描述，不仅赞美两处的人文景观，还称道它们的自然景观。确实，读书的文氛离不开环境的构成，就我去过的几处萧统读书台，皆循山麓，清幽出尘，既与市声有所间隔，也适当保持了出入的便捷，这就给自己留下了进退裕如的余地。作为文人才子，也作为一国储君，我想萧统在读书台地点的遴选上，一定是有所兼顾的。

那么，冠以萧统之名的读书台究竟有多少呢？据说各地先后出现了30多处，这是一个令人惊讶的数字。虽然读书台这样的建筑形制和文化遗迹，并非萧统独有，远的不说，三国至唐朝的名士中，诸葛亮、二陆（陆机、陆云）、郭文举、鲍照、李白、陈子昂、韩熙载等人都有读书台遗址，但似萧统这般多达30多处读书台的现象，以我所闻，绝无仅有。

我还注意到，其中有好几处，在今日管理方的文宣中，都宣称自己就是萧统编著“文选”的所在地，当然，这并非不可能。以“文选”的庞然体量和编撰的浩繁，说萧统辗转各地、续编而成是完全可信的。至于他一人拥有30多处读书台是否可信，我以为需从以下三个方面加以解读：其一，对于有史料记载、相对可靠的读书台旧址，应该是反映了昭明太子的深孚人望。后人愿意为他保存遗迹，来承续尊贤崇文、奉而祀之的古风；其二，史载太子萧统“性爱山水，于园圃穿筑，更立亭馆，与朝士名素游其中”，过着以诗书自娱的文士生活。虽然他两岁即被封太子，但他一生笃信佛学（南朝崇佛之风很盛，和梁武帝的身体力行和示范效应有莫大关系。杜牧“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的诗句，道出了当年崇佛的盛况）却志不在社稷，所以才会采取适度规避政治中枢的方式，择清净之地读书、编书。但萧统贵为太子，这种常态化的出行需要，必然要有相应的规格和配套，所以，多建一些不同的读书台供其选用，应在情理之中；其三，毫不讳言，相当数量的读书台，必有后人托名附会的成分在内，但依我看来，这倒无伤大雅，相反，甚至是一桩书香四溢、包孕人文，散发着文化体温的益事。试想，有人不图名利，愿意为萧统传美名、续慧命，即便在地点的真实性上未必确切，但多建几处读书台供后人瞻仰和凭吊，甚而启迪后学，也算殊胜的功德啊！与前些年各地发生的争抢名人故地资源（连西门庆都抢），将文化遗产商品化的行为不可同日而语。

曾有一副对联，是专门描绘萧统读书台的：五六月间无暑气，百千年后有书声。意思是五六月（阳历七八月）虽然酷暑难当，可读书台却十分清凉，因为有萧统在这儿静静地读书；下联是说“文选”的影响很大，虽然距今1400多年了，但套用陶渊明《咏荆轲》中的一句诗，可谓“其人虽已没，千载有余情”。确实，萧统的《昭明文选》，以“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为编选原则，可谓翰墨流芳，泽被无数后人。

那么，他编的这部书，究竟是怎样的一部大书呢？

《昭明文选》共三十卷（后李善注析为六十卷），分三十八类，选录先秦至梁代的诗文辞赋及史论传赞等共七百余首（篇），收录作家130余人，对先秦以来文史不分的现象作了明确的分界，是中国现存最早的诗文总集。为了编书，萧统广招文人学士，广集古今书籍3万余卷，历时五年而成。问世以后，受到历代读书人的重视，且自成一脉研究流派。虽然这是一部煌煌巨著，可话又说回来，再好的文化成果，也离不开薪火的传递，甚至还要看冥冥中是否有某种机缘的眷顾。毕竟，在漫长的时间长河中，文化的一抹亮色，随创作者身谢而道衰的事也时有发生，但“文选”还是幸运的。在它的传承上，隋末唐初学者曹宪可谓居功至伟。他所著的《文选音义》和其弟子李善所著的《文选注》，对“文选”的普及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也由此兴起了文选学研究的高潮。曹宪不仅著述，还长期讲授“文选”，带动许淹、李善、公孙罗等人共同讲学，遂致“文选”大兴。至唐代，“文选”已成为读书人的案头必备之书，就连大诗人杜甫也曾教诲儿子要“熟精文选理”。至宋代，“文选”被视为写作范本，陆游《老学庵笔记》有“文选烂，秀才半”一说，可谓倍加推崇。后来，理学大师朱熹认为李白的诗之所以好，就因为他得益于对“文选”的学习和领悟。可见在唐宋，萧统的“文选”受到了许多一流文人和学者的点赞，成为南北朝传世的文学和文论经典。

值得一提的是，萧统的文学鉴赏眼光也很值得称道。我注意到，“文选”中所列入的诗、赋大家众多，比如班固、左思、贾谊、鲍照、郭璞、嵇康、曹子建、宋玉、谢灵运、郭景纯等人，但因为萧统编入了陶渊明八卷，且亲自为之作序、写传，并谦卑地表示“尚想其德，恨不同时”，便足以反映萧统的学养和卓识。为何？因为当时陶渊明的知名度远不及谢灵运、颜延之等人，况且他已去世两百年，也被冷落了两百年。在后人刘勰的《文心雕龙》中，对他只字未提，等于无视他的存在；而钟嵘的《诗品》仅把陶渊明列为中品，属于严重低估。沈约是当时文坛的盟主，也是萧统的老师，虽曾把陶渊明列入“隐逸传”，但对他的文学成就评价也不高。陶渊明的不为时人所赏，原因不外乎他平淡自然、朴素空灵和遗世独立的创作风格与当时辞采繁缛、富丽精工的主流文学格格不入。好在年轻的太子萧统有眼光，有胆识，不仅把陶渊明九篇作品编入“文选”，还称其“不戚戚于贫贱，不汲汲于富贵”“文章不群，辞彩精拔，跌宕昭彰，独超众类，抑扬爽朗，莫之与京”；认为读陶渊明的作品“贪夫可以廉，懦夫可以立”，从精神、文品到人格都对陶渊明作了十分公允和积极的评价。

今天我们知道，陶渊明是中国山水田园诗的开山大师，他的文学成就不仅超越了南北朝，即便放在整个中国文学史，也属屈指可数的殿堂级人物之一。

《南史·昭明太子传》是这样描述萧统的童年的：“太子生而聪睿，三岁受《孝经》《论语》，五岁遍读《五经》，悉通讽诵。”还提到他八岁于寿安殿登台讲《孝经》，尽通大义且能背诵，可见他是早慧的神童。经研读有关资料，得知南朝一流的大诗人庾信曾担任萧统五年侍读，故而萧统的文学修养和渊博的儒典、史籍造诣是有根基和来由的。至于其他方面，各种记载都盛赞太子萧统品格纯正、相貌堂堂、天性仁恕、济贫扶弱、笃力佛学，只可惜天不假年，方过而立之年，竟因一次意外的坠水事件而殒命，以至于当时“都下男女，奔走宫门，号泣满路，四方氓庶及疆徼之人，闻丧者衰痛”。一代才子，梁朝储君，生前是何等性灵懿美、襟怀夷旷、才识炳焕，他的遽然离世，能不令大梁臣民泪水泫然？

需要交代的是，萧统的墓，直到2013年才在南京被发现。考古工作者对狮子冲南朝石麒麟和两座大型砖室所在的区域进行了全面勘探，发现一处东西走向、按帝陵级建制的夯土遗址，很可能就是萧统陵园双阙中的一座。我曾去丹阳考察南朝石刻及多处齐梁帝（后）陵，虽然神道石刻历经风雨剥蚀而受损严重，却仍能感受到当年的雄伟气魄，堪称古代石刻艺术的珍贵遗产，且得知萧统的父亲梁武帝葬在了丹阳陵口。历史上宋、齐、梁、陈四代帝王基本都葬在南京周边地区，武帝最终死于“侯景之乱”（饿死），陵冢早已荒平，仅存陵前石麒麟一只。

记得每次访谒昭明太子的读书台，都要拾阶一段不短不长的山路，除了几位同行者，断难遇见其他访客。也难怪，因为萧统并不属于世俗意义上的历史名人，但如果回望那段南朝的历史和浩瀚的文典，就仿佛听见云中响遏，目接归来的飞鸿，那读书台上翩然而至、偃仰啸咏的昭明太子，是那般的英姿儒雅，白衣灿容。 （喻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