迷是什么生肖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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迷是什么生肖代表1
作者：邓安庆
每次去日本，我都要专门去吃一次鳗鱼饭，那被炙烤得香气四溢、酥软可口的鳗鱼块配上香甜的米饭，就如同日本美食家北大路鲁山人所言：“只闻鳗鱼味就足以配饭。”但我并未亲眼见过活的鳗鱼，也完全不了解这种鱼类。
《鳗鱼的旅行》可以说是帮我补了一课。在看《鳗鱼的旅行》之前，我对此书有小小的误会：这可能只是一本科普类图书，介绍了鳗鱼这种我们爱吃的鱼类。当然书中的确有这部分内容，但全书给我最大的阅读愉悦感来自作者由“鳗鱼”引发的哲理性思索和亲情回忆，它是集自然书写、科学史、父子回忆录于一身的独特作品。
本书作者帕特里克·斯文松，生于1972年，《南瑞典日报》艺术和文化记者，现与家人一起生活在南瑞典的马尔默。这是他的第一本书。为何处女作要以鳗鱼为主角？原因有二：一个跟他的国家有关，众所周知瑞典是一个渔业大国，有着悠久的捕钓历史，而鳗鱼在其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从瑞典南边的斯滕斯角一直到北边的沃姆胡斯，有一条40多公里长的鳗鱼海岸，专门的鳗鱼渔民在此以捕捞鳗鱼为生；一个跟他的父亲有关，小时候父亲经常带他去家附近的溪水边捕捉鳗鱼，父亲教他如何用无钩法钓鳗鱼，鼓励他勇敢地游过湍急的河流，跟他开有意思的玩笑……父亲的爱从未言明，却以一种深沉的方式让作者感念至今，而这一切都是因为鳗鱼。所以作者选择写鳗鱼，一方面是对鳗鱼有着浓厚的兴趣，另一方面是内心深处情感悸动的抒发。
作为本书主角，鳗鱼是一种神秘的生物。它出生在大西洋北部的马尾藻海，性成熟的鳗鱼在这里产卵并让其受精，随后这些新生的小鳗鱼，跟随墨西哥湾暖流，在大西洋里穿越几千公里，朝着欧洲海岸的方向行进，耗时3年时间，游入江河溪流，选定地方栖居下来。如此生活几十年，生物钟当当当敲响了，它们不安分了，要蜕变了，消化器官消失了，繁殖器官长出来了，然后踏上了返回马尾藻海的漫漫归途。够折腾，够忍耐，一路上不吃不喝，就是要回到老家完成繁殖任务并死去。新的一批小鳗鱼又一次开始出发了……鳗鱼的生命史看起来一切简洁明了，但其中蕴藏着非常多谜题。
鳗鱼到底是什么动物，其实很长时间里人们都弄不清楚，这种不确定性也常常给人们带来一种疏远感。如作者所说：“人们害怕鳗鱼，或者厌恶鳗鱼，它们黏糊糊的，身子扭来扭去，长得像蛇一样，据说会吃人的尸体。它们在隐秘处、在黑暗中、在水底的淤泥里活动。鳗鱼是一种不同于其他动物的生物，无论它们分布如何广泛，在我们身边的水域里和我们的餐桌上多么常见，在某些方面来说，它们对我们而言一直是一种陌生的生物。”
千百年来，无数科学家都在研究它。比如亚里士多德，作为人类文明早期最伟大的思想家和科学家之一、观察和描述自然的先驱，他认为鳗鱼都是从淤泥里诞生的，它们就是如此“无中生有”地出现了，不遵循通常的繁殖规则，不是由其他鳗鱼交配出来的，仿佛一种扭动的、神秘的奇迹。以现代科学的眼光看，亚里士多德这个结论可以说是荒诞可笑，但在当时的条件下，他是通过实际的研究，切开鳗鱼身体，观看内部，寻找卵和生殖器官，才有此推断。另一个科学家也在鳗鱼这里栽了跟头，那就是我们熟知的西格蒙德·弗洛伊德，20岁时的他勇敢地接受亚里士多德2000多年前留下的挑战，寻找鳗鱼的睾丸。他日复一日地坐在实验室的桌旁解剖鳗鱼，在显微镜里记录结果、寻找谜底。可是做了400次观察后，现实击垮了他——他还是没有找到鳗鱼的睾丸。这件事情带来的结果是：世界上少了一位鳗鱼专家，多了一位精神分析学家。
亚里士多德、弗洛伊德，还有千百年来前仆后继的科学家们……他们作为世界上最聪明的人类，却奈何不了这些小小的鳗鱼。正如作者所言：“自然科学界有很多谜，但很少像鳗鱼之谜这样持续这么久，这么难以破解。它们不仅观察起来异常麻烦——因为它们奇特的生命历程、怕光的特性，以及数次变身和繁琐的繁殖方式，而且还非常隐秘，它们的行为方式既像是有意识的，也像是命中注定的。即便我们成功地观察到了它们，即便我们凑得很近，它们似乎仍然溜出了我们的认知范围。那么多人花了那么多时间和经历去研究鳗鱼，试图理解它们，我们理应比现在知道的更多。可我们还是没能做到这一点，为何会如此，这仍然是个谜。在动物学界，这通常被称为‘鳗鱼问题’。”
鳗鱼问题折射出的其实是“所有生命从何而来”的谜团。作者在讲述了诸多科学家研究鳗鱼的得失后认为：“我本人对鳗鱼了解得越多，对历史上人们为此付出的代价了解得越多，就越倾向于相信这一点。首先我愿意相信，人们被神秘的事物吸引是因为其中包含我们熟悉的东西。尽管鳗鱼的起源及其漫长的迁徙之旅非常奇特，但我们也可能产生共鸣，甚至觉得似曾相似：为了寻找家园，在海洋上进行漫长的漂流，回程时还更加漫长艰辛——为了找到自己的家，我们愿意做的一切。”
我觉得书的迷人之处在于此。作者不只是在讲述鳗鱼身上的谜团和古怪又浪漫的生命之旅，还以此为跳板，更深地思考“我从哪里来？我到哪里去？”鳗鱼之所以如此让人着迷，是因为它处在信仰和科学的交叉地带，提醒我们人类的知识还没有完善到可以解释它的程度，所以无论神话、寓言还是小说，都有可以发挥想象的余地，那些相信科学和自然规则的人，偶尔也愿意为这个神秘的小东西打开一道小小的缝。作者为此考察鳗鱼在科学史、文学、宗教中的形象，读来颇有意思。
总的来说，《鳗鱼的旅行》是一本难以定义的书。它是科普，也是散文，还是哲思集，既有生动有趣的科学家掌故、严肃深刻的哲学思考，还有优美动人的情感描述……或许可以称它为随笔集。英国著名作家阿兰·德波顿认为，好的随笔能清楚地阐明你长久以来心有所感却无法明白表达出来的东西。我们身上那些更加隐秘的侧面——诸如我们的困惑、恼怒、罪恶感——有时候竟然在某一书页上跟我们撞个正着，一种自我认同感油然而生，从而产生“何等幸运，得遇此君”的感慨。可以说，读《鳗鱼的旅行》一书，我的确由衷地生发此等感慨。（邓安庆）
来源： 中国青年报
迷是什么生肖代表2
“孤独地度过一生”，不仅是李泽厚晚年的自我断言，也是所有的晚年访谈中留给读者的印象。李泽厚喜欢独处，从来不过生日，每次回国还给自己定了一条“三不”原则：可以吃饭不可以开会；可以座谈不可以讲演；可以采访、照相，不可以上电视。尽管平时寡言少语，一旦涉及原则性观点，李泽厚却是寸步不让，即使好友也不留情面。
在对待生与死的问题上，李泽厚早就做过一番彻底的思考。李泽厚说，自己的父母都在四十岁之前去世，能活到这个岁数觉得是种偶然。他还曾在家中摆放一个骷髅，来提醒自己随时迎接死亡。晚年的李泽厚遵循着他所说的“四个静悄悄”：静悄悄地写，静悄悄地读，静悄悄地活，静悄悄地死。假使自己病重，也不报知亲朋好友，以免带来牵挂，“如不健康，不如早死”。
“10月11日，李（泽厚）先生《伦理学新说》序修改稿，应该是先生最后的手迹。”（马群林语）
九十岁之际被问及人生感悟，李泽厚说了四个字：“至今未悟。”他最欣赏的是陶渊明的生活境界，努力做到“宠辱不惊，去留无意，但观热闹，何必住心”。
李泽厚的这些所思所想，大量流露在马群林与李泽厚的对话之中。在李泽厚晚年的交往中，马群林是和他联系最为密切的人之一。即将出版的《人生小纪：与李泽厚的虚拟对话》，展现了李先生一生的学思之路，许多内容是马群林这些年在与李先生的交往中掌握的。
马群林向新京报记者表示，李泽厚先生生前对此书非常重视，在序文中认为“是可以作为我的学术传记来阅看的”，并在最近几个月多次询问该书的出版进展。“原定10月底见书，如今书稿尚未付梓，哲人已逝，悲痛不已！”李泽厚在序言中写道：“我已年过九十，心脑俱衰，本该匿声，却来写序，而往事依稀，徒增怅惘，如今只欠呜呼，可伤也矣。”而李泽厚先生最后的心愿也提及，希望《人生小纪》能顺利出版。
经马群林先生授权，特此刊发《人生小纪：与李泽厚的虚拟对话》的部分章节以作纪念。
对话｜李泽厚、马群林
摘编｜李永博
下文经授权摘录自《人生小纪：与李泽厚的虚拟对话》，马群林编撰，南京大学出版社，预计于12月正式出版。本文插图均由编撰者提供。
1
唯一能用的只有脑袋了
马群林（以下简称“马”）：我感觉您的心态很好、很年轻。
李泽厚（以下简称“李”）：我已经老了，做不了很多事了，现在看一会书眼睛都疼，总之是绝对不行了。
马：眼睛老花？
李：是青光眼和黄斑裂孔，分别在左右眼，两个眼睛都不行了。看书坚持不
到半小时。
马：但还是很有神采。
李：我在六十几岁的时候，还不错，头发比较黑，面貌也跟现在不一样，现在眼睛已经失神了。
马：在美国还看什么书吗?
李：现在的书和报纸都看得很少。这个干一点，那个干一点，加起来的事情就多了。
马：写作用电脑？
李：还是用手写，电脑就是看看一些新闻、信件。
马：也使用微信？
李：我过去一直没有手机，近几年才用，也学会了用微信，很便捷，现在与外界联系、通话，也多用它。
马：与您通话，感觉您声音还很清亮，精神很好，思维敏捷，反应也很快，完全不像近九旬老人。
李：不行了，现在自己唯一能用的只有脑袋，除记忆力外，其他还好，还能写和讲，还可以在口头辩论中打败一些年轻学人，我跟人家辩论都赢了，很高兴，我抓住他的弱点拼命进攻，哈哈……
马：现在的生活和身体状况如何？大家很关心。
李：我是自由之身，自己打出天下，无求于人，非常独立。我很满意。我经济上安排得很好，钱用不完，根本不依赖孩子，精神也非常好。我从美国回来，坐商务舱，自己掏钱。我还买了一些基金投资。
现在身体是每况愈下。我的心脏在美国做过插管的冠状动脉造影。有问题，但不严重。还有一个问题，美国的医生都没有查出来，诊断不出来到底什么毛病，是心脏胸闷，相当典型的闷，而且发展到背部，只要运动量大一点，上楼，再拿点东西肯定就不行了。有的时候很奇怪，散步走快点时间长点肯定心脏有反映，有时候坐着不动它也有反映。我现在有几个病都搞不清楚。每晚必服安眠药，愈来愈多。整天是昏昏沉沉的，但脾胃也还可以，但其他方面已不行了，近两年尤甚。
马：平常怎么锻炼身体？
李：就是散步。现在越来越不行了，老了，这是实践证明的，原来我能走的距离和我前三年、五年距离明显缩短了很多。步子很慢，所以有的朋友笑我，你这等于没走。现在有一个很大的问题，越来越不想走，腿没劲了，最近已停止了散步。
李泽厚。
2
最多是一个“狷者”
马：您家离刘再复先生家远吗？
李：很近，走路就几分钟，可以常常见面。
马：刘再复先生有一段话：“历史把我们抛到一起，抛到落基山下的一个叫做博尔德（Boulder）的小城里，让我们可以常常一起散步，一起沐浴高原的灿烂阳光，一起领略人间精彩的智慧。真理多么美呵，智慧多么美呵，我常独自感叹。如果不是漂流到海外，如果不是离李泽厚先生这么近，我真不知道他除了具有天份之外，还如此‘手不释卷’，如此勤奋。也不知道他除了对哲学、思想史、美学、文学深有研究之外，还对古今中外的历史学、伦理学、政治学、教育学具有如此深刻的见解。这才使我明白哲学家对世界、对人生见解的深度来自他们涉猎的广度。李泽厚用百分之九十的时间阅读，只用百分之十的时间写作……”（《李泽厚美学概论》序）
李：我一辈子就只跟书本打交道。
马：刘再复先生还谈到您的性格：“李泽厚是一个性格特异的人，一个手不释卷的人，一个整天活在‘思想’中的人，一个极善于思考却极不善于交往的人，一个内心极为丰富但表达时却近乎‘刚毅木讷’的人，一个只会讨论问题而不会聊天（或不喜欢闲聊）的人，一个只‘思索上帝’但绝不‘接受上帝’的人，一个喜欢喝酒、喜欢‘美食’却从不进入厨房、一辈子也未曾煎过一个鸡蛋的人，一个勤于思精于思却不爱体力劳动的人。我还可以说他是一个知识很多、朋友很少的人，一个哲学、历史、美学、文学都‘很通’但人情世故却很‘不通’的人，一个能够把握‘时代’脉搏而往往不识‘时务’也绝不追赶‘时髦’的人。他的性格实在是很‘孤僻’的。他除了喜好喝酒之外，还喜好旅游与散步。旅游时喜欢追寻文化遗迹，并不热衷‘自然风光’。除了下雪与酷热，他几乎天天都散步，每星期还去游泳一次，冬天可以在寒冷的游泳池里游泡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在高温的‘桑拿浴’里也很经得住煎熬。他每天都喝一点酒，可惜无人奉陪，真的是‘独酌无相亲’。”（《刘再复答《博客天下》卜昌炯先生》，2014年6月9日）
李：说我“性格特异”的，已有好多人了。是好是坏，我也不清楚。
马：想起曾看过的一张照片，您怀抱两个酒瓶子，其中一个是茅台酒瓶，手里还高举一个不知是酒瓶还是酒杯的东西，人喝得有点歪。自题“小酒鬼一个”。哈哈……，我发现您这一代学人中，能喝酒的真不少。您的酒量不小吧？（笑）
李：现在不敢说了。年轻时一斤酒根本不在话下。那时我喝酒经常是一个人。有一次在北海喝酒，喝得晕晕乎乎的。没醉，微醺，感觉飘飘然，那心情非常愉快。北海那时十点才静园。很晚了，我就睡在那个栏杆的外面，我现在印象很深，有个老头就走过来，他怕我自杀，规劝了很多。（笑）我极少醉，连灌都很困难，我倒灌醉过很多人。
八十年代初，在夏威夷“朱熹国际学术会议”上，我与傅伟勋一见如故，痛饮畅叙，弄到过半夜方休。第二天我昏昏然走上讲台，他却根本没与会，睡大觉去了。从那以后，我们几乎是每聚必饮，每饮必醉或半醉。伟勋酒量并不大，却特别喜欢闹酒，尤其人多的时候。我就特别喜欢他闹。还有一次印象较深，1986年在北海仿膳，汤一介、庞朴、孙长江、王守常、李中华、魏常海、鲁军等人参加，我与孙等几人互相用碗赌白酒，那种很烈的，一口干，痛饮畅叙，豪谈阔论。这次我喝得太多，醉醺醺地回家了。
马：哈哈，没想到您还有如此豪放的一面，真乃性情中人！刘再复先生在一篇文章中讲，一次开车去科罗拉多Grand Junction，您以一百多公里时速在高速公路上狂奔四百余里，把其他人远远甩在后面。
李：我很高兴，在我这一辈的国内学人中，恐怕能开车能享受在高速公路奔驰的人大概不多。
马：有篇报道讲，在学生们的印象中，您是个很好玩的人。“他年龄比我们大，但说话非常平等，一起玩、一起喝酒、一起骑马。人也很豪爽，有时他可能找二三十个人一起吃饭，都是他来埋单。”还讲一事，您有次回国小住，提出要去蹦极，让赵汀阳打电话去问，被对方堵回来了，以为遇到了神经病，因为那时您已经70岁了。（笑）
李：我很喜欢剧烈运动，骑马、冲浪、蹦极，可惜年轻时候没有条件。记得在密歇根，有一次，我随着音乐跳迪斯科，一阵子突然获得场内一片掌声，大概我的步子与音乐非常一致，入了迷，自己还加了些非常和谐的小步子，到了一种非常好的境界。（笑）无论读书或写文章，我都非常重视单位时间内的效率，从不苦读苦写、苦思冥想。写不出干脆去玩，我常说玩得好就写得好。可惜我玩得并不好，所以写得也并不好。现在老了，不能玩了，也就不写了。因为写本身不是玩。至少我是如此，别人可能以写为玩。我不行，写文章毕竟还是苦事情。
马：赵士林教授讲，做学生时，他没少去您家蹭饭，有时还与您一起出去喝酒，喝醉了两人互相搀扶着往回走。他说那时对您都是“直呼其名”。哈哈……，以现在标准衡量，这哪像师生关系啊，完全乱了“规矩”。（笑）
李：我不在乎这些小节。
马：看来您确实与众不同。您的同辈人周来祥先生说：“李泽厚是一个很有个性的人，不大奉承人，不大巴结人，但也不苛求于人，不注意小事，与人相处友善而真诚。”何新先生说您：“平生为人不拘小节，乐于助人”，“知世而不世故，明察而不刻薄，好学深思，求智求仁。”
李：但即便如此，我还是常被人算计、欺负。
马：您讲过，自己是一个“狷者”。
李：我一生谈不上“中庸之道”，也不算是进取的“狂者”，最多不过是“有所不为”的“狷者”罢了。我尝自省，这一生也算温良恭俭，以让为先，兢兢业业，但直道而行；虽然缺点很多，但从不敢心存不良，惹是生非。只由于性格孤僻，不好交往，便得罪了不少人。而一辈子没权没势，从少到老，总被人无端欺侮，有时生一肚皮气也毫无办法。但由此反而索性横下心来，我行我素，既知人事难酬，玲珑不易，只好更加关起门来，自成一统，“遗世独立”，感叹“运交华盖欲何求”。
说也奇怪，我在理论和实际上一贯强调历史主义，但另方面，也许仍是受鲁迅的影响，我又非常注意人们的处世、为人。在我所认识的人中，我一直非常尊敬、赞佩和更为亲近那些或勤勤恳恳、老实本分，或铮铮风骨、见义勇为的人，尽管他们非常普通，既非才华盖世，又未显赫于时，可说是“名不称焉”吧，但他们比那些经营得巧名重一时的“俊杰”老翁，或左右逢源聪明圆滑的时髦青年，总要使我觉得可爱可信得多。中国古人有言说，“士先器识而后文艺”。可惜这点点“伦理主义”在近几代（不能只指责青年一代，还有“俊杰”老翁）中国知识分子好些人中，似乎在不同程度上被忽视被遗忘了。
经李泽厚修改的对话手稿。
3
一辈子都在孤独中度过
马：您说过“实惠的人生我并不羡慕”，理想的人生或者说你最想过的人生是什么?
李：虽然孤独和寂寞，但我也不觉得不幸福，现在能活着就不错了。那么多政治磨难都逃过来了。每个时代都有局限性。理想的人生我是看不到了，但生活
还是要有一些责任感为好，享受并不最快乐。
马：有没有想过抱孙子？
李：没有。这比较特殊些，是个性问题。我不相信什么传宗接代，我这辈子见不到孙子都没关系，我不重视这些。
马：有没有特别脆弱的时候？
李：我不认为自己是强悍的人，但也还不那么脆弱，不然早死了。我想得开，很多事无所谓。
马：您的学生许多已是当今著名学者、教授，赵汀阳还是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院士），他们来美国看过您吗？
李：赵士林来过，当时他在加拿大。我没有学生，都是名义上的。我回国到北京他们都不来看我，当然这完全不能怪他们，我也不通知人家。他们做学生时，我就跟他们说，过年不要到我这里拜年，因为我从来不跟任何人拜年，几十年来一直是这样。
马：您旅居美国已近三十年了，为何仍不入美国籍？
李：要入美籍很容易，但过不了这心理关，不能成为美国公民。拿中国护照心理上比较舒坦些。当然，有时也比较麻烦。记得有一次跟刘再复到奥地利开会，提前三个月就申请，到了最后一天，还得请奥地利外交部帮忙，才搞好落地签证。
马：您的学说倡导“乐感”，但自己却很孤独。
李：我这一辈子都在孤独中度过，不孤独的时候少。
马：所以，您一直不喜欢与人打交道？
李：人本是社交动物，有社交的本能和欲望，但我的个性就是比较孤僻，不爱倾诉，不爱与人交往。包括在美国散步，也喜欢一个人，不让太太陪。我从小就见不得生人，见人就往后躲，这就是个性，个性的偶然性，没法改。我的人际关系不好，没什么人缘。我在香港一年，离开后没跟任何人打电话联系过。当然，别人打电话我是接的。有人认为我很傲慢，其实我是没事就不联系。我从来不主动去拜访人，连打电话问候也不会。我喜欢独处，即使是非常熟悉的人，整天在一起，搞几天我就烦，就要独处。我这个人讲话也比较随便，常常冲口而出，那也不行。
我还有三个先天性毛病，与不喜欢跟人交往的个性恶性循环：一是记不住面孔；二是记不住声音，别人打电话我总要问“哪位”。有次包括我儿子，所以他现在总是先报上名来；三是记不住路。（笑）
马：我读到过一个细节，一位记者采访您，说采访稿有一个地方应该修改一下，您就将笔递给他，让他改。这位记者说他感到很惊讶，也很感动！
李：只要说的有道理，对的，我都会接受，不管是谁讲的，这很正常嘛。
马：但另一面，您又很固执，坚持已见。（笑）
李：我在原则问题上寸步不上，我不会刻意去讨好谁、迁就谁，不管在学术上还是在其他方面，这是我的性格。所以虽然“腹背受责”，但“我自岿然不动”。
青年时期的李泽厚。
4
从未有失落感
马：您希望有更多年轻人来阅读您的作品吗?
李：当然了，因为我的一些东西一直遭到误解，希望多些人看，了解得更多一些。但我不抱这种奢望，愿意看的就看，这不是我能左右的。特别是现代社会更加多元化、专业化，很多人根本不会看，很难强求。不可能、也不必要回到八十年代那种盛况。
马：您在八十年代有巨大影响力，1992年出国以后这种影响力在逐渐减弱，有没有失落感呀？
李：哈，从过去至今几十年来，我就从未感到过得意，从而也就从无失落感，所以能活到今天。我不在乎那个东西。在美国，我没有什么名气。即使在国内，我也从没觉得自己有什么了不起，从心里就平等待人了。人贵有自知之明，认识到自己只有那么一点点力量就会专注于自己能做到的事。我始终就是个普通老百姓嘛。但大概由于不喜往来，人们可能并不感觉这一点。我在美国基本上什么会也不参加，也不习惯主动跟人来往，过的是非常平静、非常单调、非常寂寞的退休生活。
马：如何评价自己？觉得历史将会如何看待您？
李：我从来不评价自己，评价留待他人或后人，不管别人说我是或不是都无所谓。现在快死了，更无所谓了。
马：我感觉您对自己提出的那套理论、学说，还是满自信的？（笑）
李：当然。否则就不会去搞了。概括说来，我先后写了 “思想史三论”（“巫史传统说”应该在“古代”内）、“美学三书”、“哲学三纲要”、“伦理学三说”，加上《论语今读》一本，当然还有本“康德书”和对谈与访谈等，“4×3＋3 = 15”，多乎哉，不多也；少乎哉，亦不少，如此人生，而已而已。我的哲学简单用一句话说，就是要以“人活着”（中国传统的“生生”）来替代或超越海德格尔及西方传统的Being。对我的东西的现在，很悲观，但对将来，我非常放心。
经李泽厚修改的对话手稿。
5
书里还有一些很重要的东西，
至今未被重视
马：您这个“4×3＋3 = 15”的概括非常有意思！我还想问的是：在这“15”里，您比较满意的是哪一本或哪几本？
李：若讲比较满意的话，应是湖南岳麓书社“当代湖湘伦理学文库”中的《李泽厚集》（即《伦理学新说述要》增补本，2021年），算是我的心理主义的伦理学小结，其中包含告别任何政治宗教等论点。当然，就我全部论著来说，《人类学历史本体论》和《由巫到礼 释礼归仁》两书可与这本《李泽厚集》并列。其他一些论著和各种对话之类，就不列举了。
马：您只列举了三本，难道您那本最负盛名的《美的历程》还列不进去？（笑）
李：当然排不上。
马：我发现一个现象：相比您极盛的八十年代，九十年代以来，国内和国外学术界对您的关注、研究似乎更多了起来，有关您的学术研讨会开了好几次，研究专著出版了多部，研究论文也屡屡刊发，博士、硕士论文也不少。所以，我相信，您的原创性思想系统是不会被漠视的，未来，或许还会有“重新发现李泽厚”“回归李泽厚”这样的情况出现。（笑）
李：我的文章论著，从美学到哲学到伦理学，从思想史到“告别革命”，大都曾遭到各种狠厉攻击。“一生如此，至老犹然；颇为感慨，却不伤心。”我不太爱说狂言，不过现在想说一句：我那些书里还有一些很重要的东西，到现在为止还没有被人认真注意。没发现也没关系，迟早会被注意到；如果一直没有，那就算了。但真理早晚有人发现，科学上不常有重新发现的事情吗。朱熹死的时候，他还是“伪学”，不让人去告别嘛；王阳明死后四十年，他的书才让出版。王船山更是被埋没了几百年。
马：生前名和身后名？
李：倒不是名利问题，那是次要的，重要的是许多时候真理不大容易被人们接受，或害怕接受。我多次说过，包括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一开始也受到当时的大物理学家的反对和指责。康德也如此。我坚持我的哲学，倒也从不怕任何挑战，哈哈哈……
李泽厚。
6
还有几个题目没做
马：还有什么新著问世？
李：前面不是讲过，“文革”中拟过九个研究提纲，可惜现在只完成了五六个。虽然还有一些东西想写，但身体不行，正式文章也写不成了，最多只能聊聊天。我这一辈子是纯粹单干，一直没有任何助手和帮手。为核对一条小材料，查出处、翻书刊、跑图书馆等等，都得靠自己。现在没法做了。
说来题目还有好几个。例如，写一本《新大同书》。原来是想在总结百年思想史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历史基础上，提出对未来的展望。这未来既指中国，也指世界。我似乎在无意识地重走康德晚年和马克思晚年的脚步。康德晚年写了永久和平论等著作，盼望人类远景。马克思晚年写了大量关于人类学的历史笔记。这说来会被人笑骂，我居然还想重提作为儒家宗教性道德的大同理想。当然这不是作任何具体的设想或设计，而只是借用一下康有为的书名。我似乎与康有为有缘，第一篇思想史论文就是《论康有为的“大同书”》。当然，我现在对康的评价也不像以前那么高了，如同对马克思的评价一样。
马：刘再复先生多次提及，你们还有一本待整理出版的对话录《回归古典》，这本书什么时候可以出版？
李：不会有了。国内“尊孔读经”的复古思潮会如此甚嚣尘上，在此情况下，“返回古典”很可能会被开倒车的国粹派所利用，所以就不再多讲了。
马：真遗憾！您说的“返回古典”是什么意思？
李：我们所谓“返回古典”是建立在现代性基础之上，不要现代性的古典是种倒退。“回归古典”就是重新探求和确立人的价值。西方社会发展到现在的确是有很多问题。但中国和西方相比，还有相当大的距离，仍然需要理性启蒙。在这个基础之上跟传统结合，返回古典，这才可能开创新的东西，将来对全世界做出贡献。这是我一直讲的“西体中用”，这么多年来我一直坚持这些东西。二十多年前，我提出过希望有“第二次文艺复兴”。第一次文艺复兴是回归希腊，把人从神学、上帝的束缚下解放出来，然后引发了宗教改革、启蒙运动、工业革命等等，理性主义、个人主义盛行，也导致今日后现代的全面解构。
我希望第二次文艺复兴将回归原典儒学，把人从机器（高科技机器和各种社会机器）的束缚下解放出来，重新确认和界定人是目的，发掘和发展个性才能。由“道始于情”而以国际和谐、人际和谐、宗教和谐、民族和谐、天人和谐、身心和谐为标的，使人类走向光明的未来。这就是“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张载），但这又仍然需要人类自身的努力奋斗。
7
去留无意
马：您欣赏谁的生活境界？
李：喜欢陶渊明的。
马：您曾讲过“四个静悄悄”，哪四个？
李：一是“静悄悄地写”——一生从没报过什么计划、项目、课题，出书或发表文章之前从不对人说。当然，这只是我的个性，我不反对别人炒作、宣传、上电视。至于报项目，有资助，那更不是坏事。二是“静悄悄地读”——我的书没有炒作，不许宣扬，书评也极少，批判倒是多。但我有一群静悄悄的认真的读者，这是我最高兴的。有人跟我说过，我在八十年代的读者，主要还是在大学里面，现在是逐渐走向社会，一般的青年啊、干部啊、教员啊、企业家啊、媒体人啊、军人啊，都愿意看。他们有的还来看我，也有提问题讨论的。倒是那些名流不读我的书，或者是读了不屑一提吧。
马：另外两个呢？
李：“静悄悄地活”——近十几年，我的“三可三不可”原则基本上执行了。
还有就是，“静悄悄地死”——我死的时候除了家里人，没人会知道。我说过，对弟、妹，病重也不报，报病重有什么意思？牵累别人挂念，干吗？静悄悄地健康地活好，然后静悄悄地迅速地死掉。当然，这也纯属个性，我非常欣赏、赞同别人热热闹闹地活着、死去。
马：您的“三可三不可”原则是什么？
李：每次回国，媒体的采访邀请很多，但我能回避就回避。2002年我定了个“三不”原则：可以吃饭不可以开会；可以座谈不可以讲演；可以采访、照相，不可以上电视。因为后者太正式，前者都属聊天，愿意聊什么就聊什么，随意得很。至于上电视，我想是“语言无味、面目可憎”。这些年来，我这三点执行得很好。
这里要插一句，照相我是来者不拒，所以我和很多我根本不认识的人都照过相。以后如用照片来说和我认识甚至很熟等等，就完全不符事实，应在此声明一下。
韩、日国家级电视台、凤凰卫视与某些地方电视台和中央某台找到我上节目，甚至不用访谈只要同到南方游览他们跟拍就成。我感谢他们的好意，但我都拒绝
了。
马：您刚才说不喜欢讲演？
李：我一辈子讲演没有超过五十场吧。讲课是要传授知识，演讲除了发表见解外，还要有创意，我讲不出来。但这主要是个性问题，江山易改，本性难移。1982年，哈佛的史华兹曾同时写信邀请我去，也是Luce基金，我因答应林毓生在前，人要守信，就婉谢了，尽管哈佛名气大。史华慈是美国数一数二的汉学大家。我和史华滋有过一些重要的交往，他多次要我去哈佛。以后还有不少名校和一些场合、会议用高价请我讲演或作Keynote Speech（主旨演讲），我都婉谢了。
马：据我所知，唯一的一次“触电”，应是2014年参加凤凰网、岳麓书院在北京中华世纪坛主办的“致敬国学——首届全球华人国学大典”启动仪式。凤凰台著名主持人许戈辉在介绍嘉宾时，特别说道：“过去十多年，曾多次与李泽厚先生邀约采访，但都被拒绝，这次李泽厚先生‘为大义而食言’，拨冗出席会议，足见本次活动的重要性。”
李：乃勉强参加，只呆了十来分钟，开幕式未完就走了。当时我便说过，“乡情难却，偶一为之”。我多次谢绝了许戈辉的“名人面对面”的专栏釆访。
马：2018年李辉先生给我微信：“央视的朗读者栏目请我推荐几个人，我推荐了李泽厚先生，请他谈《美的历程》等，朗读他喜欢的文章，如序言。美国他们有摄制组，请问李先生，能否拨冗参加，拍摄时间不长。这里许多人都期盼见到他的身影和朗读。”我转给您，希望能破例一下，但也被您回绝了。
李：谢谢辉兄的好意。但人应能自知自爱，已语言无味，面目可憎了，我喜欢静悄悄，作为一个老人，静悄悄地消失掉就行了。
马：如秋叶之静美！哪一天读者突然想起您来，却听不见您的声音了，就证明您是消失了。再回首已是百年身……（笑）
李：哎，就是这样，我比较欣赏这种。我现在努力做到宠辱不惊，去留无意，但观热闹，何必住心。
李泽厚。
8
至今未悟
马：如何面对死亡？记得您八十岁接受采访时说，打算死后把脑袋冷冻起来，几百年之后用来证明自己的“积淀说”——这很特异，也似乎令许多人无法理解。（笑）
李：哈哈，若能证明文化影响大脑，我觉得比我所有书加起来意义都要大。这事我已办了相关手续，但最终能否搞成就难说了。（笑）我从不讳言死，这么老了，尽管也可惜还有好些事情远未做完，但总会有人来做的。在国内有一段时间我在家里摆了个真的骷髅头，用骷髅来提醒自己随时迎接死亡。我的父母都死于四十岁以前，我估计我只能活六十岁，我能活到现在这个岁数，自己根本没有想到。这也是一种偶然、侥幸。这听起来好像不好听，但是事实。
我跟太太结婚的时候就讲，可能说不定我哪天就要死掉了——那时候是开玩笑嘛，现在死亡对我来说是非常现实的问题。今天我见到你，明天也许见不到了。我曾经说过我要死的话，最好是心脏病发，没有痛苦就死掉。其实我怕的是痛，不是死。但同时我也是养生一族，人都想活，这是动物性的本能，那么就要健康地活着，快乐地活着。活百岁的人现在确实不少，但并非每个人都能够，而且多活那几年，如不健康，不如早死。
我2010年写了十六个字：“四星高照，生活无聊；七情渐消，天涯终老”。
马：有没有落叶归根的愿望？
李：从来没有。如果你是说一定要死在中国才叫叶落归根，我没这愿望。死在哪里都无所谓，我还讲过，也许飞机失事最好，因为基本无肉体痛苦，精神紧张也是极短时间，那就更不知道死在哪里了。飞机失事的唯一缺点是可能成为一条新闻。（笑）
马：您七十岁、八十岁时，虽有不少热心人张罗，但您却拒绝过生日。
李：人家要给我搞活动，我统统拒绝。刘再复非常好意，讲了好多次。还有纽约的朋友，说是借这次机会来东部来开个学术讨论会，邀几个朋友，当然不是大型的，小型的、中型的都可以。我也拒绝，我讲你们开吧，反正我不来，那当然就开不成了。我不参加对自己的祝寿活动，但愿意参加，也很欣赏别人的祝寿活动。
马：明年是您的九十寿辰，按中国的老话，叫鲐背之年，应该过一下生日吧？
李：我已婉谢了一些人预贺九十寿辰的好意。生日当天，如平常一样，独自餐饮，多喝了两杯路易十三。九十岁时，仍将如此。我一生最讨厌虚伪，过生日总要听些活一百多岁之类的话，听一些真诚的假话很难受。
马：最后想问一个问题：作为跨世纪的九旬老人，能否谈谈人生感悟？
李：至今未悟。
马：哈哈……
李：当今要说“悟”，在此艰难时日里，还是孟老夫子的“三不”吧：“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
马：这次谈了这么多，真是辛苦先生了，非常感谢！
李：不客气。
对话｜李泽厚、马群林；
摘编｜李永博；
编辑｜走走。导语校对：卢茜。
迷是什么生肖代表3
说起养鸟，很多人都认为，这是老年人喜欢做的事情，但现如今，许多年轻人也开始对这可爱又聪明的“林间小精灵”爱不释手，甚至不惜花重金购鸟，只为心头所好。但爱好应当在法律的界限之内进行，私自饲养、买卖某些鸟类，将涉嫌违法犯罪。
近日
就有两位爱鸟人士
因非法饲养及贩卖
野生保护鸟类被查
9月15日，台州路桥警方接连收到群众举报称有人在非法饲养及贩卖保护鸟类。
民警接到举报后，立即开展排摸工作，15日，先从尹某（化名）处现场查获3只画眉鸟。16日，又从蒋某（化名）处查获2只小太阳鹦鹉，1只金太阳鹦鹉。
经调查，尹某喜爱养鸟，尤其痴迷画眉鸟，在店铺内足足饲养了三只画眉。两只是尹某七八年前在花鸟市场买的，养了多年有着深厚的情感。还有一只是今年三四月份，在河边遛鸟时从另外一位爱鸟人士手中高价淘来。
而蒋某则是对鹦鹉爱得痴迷。自2019年接触鹦鹉后，蒋某便对鹦鹉着了迷，开始频繁关注这方面的信息，也因此在网上认识了不少饲养和贩卖鹦鹉的朋友。
今年一月份，蒋某想自己饲养几只，便开始在网上联系朋友找渠道购买，前前后后共购买了数十只。
两人都承认自己知道画眉、小太阳鹦鹉、金太阳鹦鹉等鸟类属于国家保护动物，私自饲养及贩卖都属违法行为，自己是心存侥幸。
目前，尹某和蒋某都已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查获的3只画眉鸟，2只小太阳鹦鹉，1只金太阳鹦鹉已由路桥警方送往台州市陆生野生动物救护中心。
警方提醒
根据《刑法》《野生动物保护法》《浙江省陆生野生动物保护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未经批准许可情况下，猎捕、笼养、买卖、运输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的行为都有可能构成刑事犯罪，请广大养鸟爱好者不要以身试法。
转自：台州公安
来源： 浙江广播电视集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