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朝代表什么生肖

古代的婚姻是什么样?看唐代的婚姻制度,你就知道了,下面一起来看看本站小编一更说历史给大家精心整理的答案,希望对您有帮助

前朝代表什么生肖1

婚姻制度:是指特定社会要求夫妻双方在婚姻方面,共同遵守的行为准则。

所谓男大当婚,女大当嫁。世上的每一个人都是“凡夫”,都向往甜甜的爱情,幻想幸福而又稳定的婚姻。不论在古代还是在当今,人们都有对这一方面的向往,像汪洙的“久旱逢甘雨,他乡遇故知。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人生四大喜事,就包括婚姻在内。

那么古代封建社会,经过历朝历代的变迁,婚姻也随之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但不变的是,古代一直都是男尊女卑,男子可以娶妾,女子却只能从一而终,地位十分低下。男子可以出去花天酒地,女子不能随意抛头露面。男子可以一封休书,随意休妻,女子没有反抗的权利,被休之后,甚至会成为娘家的耻辱,还会受到别人的嘲笑,更很难再嫁人。

所以很多女子被休之后,都选择了却自己的一生。因此对于古代封建社会来说,女子并没有绝对的婚姻自由,在婚姻里也更毫无地位可言。

但随着社会的发展与进步,历朝历代的婚姻制度又有所不同,比如民风开放的唐代。唐代是一个经济繁荣,民风相对而言比较开放,包容性比较强的朝代,而且人口相比前代而言增长快速,那么这一切是否跟唐代的婚姻制度也有关系呢?

今天,一更就带大家看看唐代的婚姻制度是什么样的?

唐代“法定结婚年龄”

唐太宗执政时期,曾经规定法定结婚年龄为男子20岁,女子15岁,满足这个年龄条件就可以结婚。不论是丧妻还是丧夫,只要满了三年,必须向官府申报配婚。

贞观年间发布的《令有司劝勉庶人婚聘及时诏》就曾详细规定:“男年二十,女年十五以上,及妻丧达制之后,孀居服纪已除,并须申以媒媾,命其好合。”

到了唐玄宗开元年间时期,将法定的结婚年龄又降为男子15岁,女子13岁。

之所以降低法定结婚年龄,主要是为了鼓励人口增长。因为在古代封建社会,主要是以农业为主,哪怕是唐代也不例外。而人口的增长是封建社会发展的需要,也是经济发展的一种象征。人口的多少,也关系到赋税的征收,也是国家强盛与否的重要标志。

唐代婚姻建立

1、讲究门第

唐代作为一个封建王朝,也是一个尊卑分明的朝代,封建等级制度严明,这一点也体现在婚姻制度上。

《唐律疏议》记载:“人各有偶,色类须同,良贱既殊,何宜婚配”。

意思是说,每个人都应该有配偶,但必须门当户对。贵贱有别,不能结婚。虽说当今也讲究门当户对,但是有很多爱情都突破了门第的限制,门当户对在当今已然不是一种绝对的限制。然而,在唐代,门当户对已然是一种等级制度严格分明的体现。

2、禁止通婚的情况

除了讲究门第之外,唐代还有几种情况不能结婚:

(1)同姓的不能结婚,《唐律疏议・杂律》有记载:诸同姓为婚者,各徒二年。

(2)五服(自高祖以下的男系后裔及其配偶)内的亲属不能结婚。

(3)不能和有罪在身逃亡的女子结婚。如果知道是戴罪在身逃亡的女子,还和她结婚,则和女子同罪。

(4)良贱不能结婚,唐代严厉规定,良贱婚娶为犯罪行为。所谓良,则是普通百姓,有自由。贱,则是没有自由,为人劳动服役的,只有恢复了自由身,变为良,方可婚配。

(5)服丧期间不能结婚,古代讲究孝道,所谓百善孝为先,如果父母双方去世,则要守孝,待守孝期限已满,方可婚配。

(6)监临之官不得与其所监临之女为婚。意思是说,当地父母官不能与其管辖的地境范围内的女子结婚,这也是为了防止官员徇私舞弊,滥用职权。

(7)结了婚的人不可再婚。古代是一夫一妻制,可以纳妾,但不能再娶妻。假如有了妻子,还娶妻,就是犯了和现代一样的“重婚罪”。而且还不可以将妻变为妾,或者以婢妾变为妻。妻子年过50以上还没生孩子,可以纳妾。但妾生的孩子给妻养,身份依然低于妻,妾仍然是妾。

这些禁止通婚的情况都被写进了唐代的律法《唐律疏议・杂律》当中,是受唐代律法保护。比如良贱通婚的,会被处以杖刑或者徒刑;犯了“重婚罪”的则被判徒刑一年;同姓的结婚,则要各自被判徒刑两年;当地官员和当地女子结婚的,则杖刑一百等等。

3、父母包办,受法律保护

自古以来,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哪怕是民风开放的唐代,亦是如此。唐代的法律规定父母可以包办子女的婚姻,也就是说,子女的婚姻大事,是掌握在父母的手里。

《唐律》有所记载:“诸嫁娶违律,祖父母、父母主婚者,独坐主婚”。

有人问了,如果非不听父母的安排呢?那就是违反法律,是要挨板子的,受到杖责一百的惩罚。

此外,唐代买卖婚姻很是常见,这其实是受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影响,《新唐书—高俭传》中有记载,“唐代的婚姻是:嫁娶必多货,故人谓之卖婚。”

意思就是说在唐代结婚三媒六聘必须要有,也就是咱们如今所说的“彩礼”十分厚重,所以人们称之为“卖婚”,这赤裸裸地道出了封建婚姻关系的买卖本质。

现在男子和女子结为夫妻,男子都要向女子家里送彩礼,这是从古代就有的风俗,由古代流传而来,成为了婚姻所固有的一个形式。

4、唐代“结婚证”,“结婚协议”

大家都知道,现在男子与女子成为合法夫妻的标志是领取结婚证,而在唐代并没有结婚证书,但却有一个“婚书”,意义等同于如今的结婚证。这个婚书就代表着男子与女子之间有婚姻关系,受法律保护,所以在唐代结婚之前,必须先签订婚书或者结婚协议。

《唐律·户婚律》中规定:“诸许嫁女,已报婚书及有私约,而辄悔者,杖六十.虽无许婚之书,但受聘财亦是.若更许他人者,杖一百;已成者,徒一年半后。娶者知情,减一等,女追归前夫,前夫不娶,还聘财,后夫婚如法.”

这意思就是说,如果女儿嫁出去了,签有婚书或者“结婚协议”,后来又反悔的,杖责六十,哪怕没有婚书,但收了聘礼,也是这样。如果又换嫁给他人,则杖打一百。如果已经结婚了的,再反悔,则需要服徭役一年半。明知别人婚约在身,依然迎娶,仍然受到惩罚,不过刑罚减一等,但女子依旧归之前签了婚约的人。如果前面那人不娶,则要归还聘礼,后面那个人方可再娶那个女子。

这就是相当于古代的一种婚姻法保护,保护男女双方在婚姻上各自的权益,但是也体现了唐代婚书或者婚约的重要性。

5、婚礼步骤

据《仪礼·士昏礼》记载,举行婚礼有以下六步: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和亲迎,后世俗称“六礼”。

唐代婚礼步骤也是遵循前朝,一般也是这六步。

纳采:这是第一个步骤,就是相当于提亲。男方委托媒人携带礼物,向女方表达要迎娶的意思,古代一般都用“雁”。《仪礼·士昏礼》:“昏礼,下达纳采,用雁。”

问名:一般来说主要是问生辰八字的,就像现在很多老一辈的人一样,都讲究生辰八字,属相之类的,然后找人测算,命里犯不犯冲。

纳吉:就是前面的步骤都走好之后,这一步就是确定下聘礼的时间。

纳征:就是送聘礼,就和现代差不多,日子算好了,找个时间下彩礼。《礼记》记载:“纳征者,纳聘财也。征,成也。先纳聘财而后婚成。”

请期:定好结婚的时间。男方选好迎娶的日期,然后托媒人去女方家确定,得到回复后,再回去告知男方。

亲迎:这就是最后一步了,就是迎亲。男方骑着马,抬着轿,奏着乐,一片喜庆,去女方迎接,然后接回男方家中,完成拜高堂,拜天地,入洞房等流程。

这六步走完后,二人方可结为夫妻,这婚姻关系也就算真正的确立了,受到唐律的保护。

唐代婚姻破裂

其实在唐代时期,也有关于“离婚”的一些规定。不过需要满足三种情况才可以,分别是出妻、义绝、和离。

1、出妻

就是古代男子强制休掉妻子,也就是所谓的“七出”。

《大戴礼记·本命》记载:“妇有七去:不顺父母去,无子去,淫去,妒去,有恶疾去,多言去,窃盗去。”

不顺父母去:不孝顺男方父母,得不到男方父母的喜欢,也可以成为男方休妻的理由。

无子去:古代讲究传宗接代,娶妻就是为了继承香火。唐代法律规定“四十九以下无子,不合出之”,意思是说,女子年满五十以上还没生孩子的,男方才有权休妻再娶。

淫去:背叛丈夫,和别的男人厮混,行为不检点,为人放荡,男方也有权利休妻。

妒去:古代虽然是一夫一妻制,但男方可以纳妾,如果妻子从思想上或者行为上阻止丈夫纳妾,或者因为嫉妒,做出一些对家庭不和睦的事,男方也有权休妻。

有恶疾去:妻子若患有严重的传染性疾病,男方也有权休妻。

多言去:就是嘴巴大,爱说闲话,背后说坏话,破坏家庭和睦,影响家人关系,男方也有权休妻。

窃盗去:就是不和男方商量,偷拿家庭财产,擅自动用财产做其他事等,男方也有权休妻。

这里大概主要关注的是古代夫妻双方相处时的感情状态,多是出于伦理道德方面的考虑,赋予了男方单方面休妻的权利。当然,男方也可以自由选择休不休。与义绝相比,并不是由官府出面,所以毫无强制性。

2、义绝

从字面意思理解,就是恩断义绝。在汉代已有“义绝”的规范,但尚未入律,后来延续到唐代,已成为一种强制解除婚姻的制度。有点类似现在的诉讼离婚的意味,需要政府出来调节,不同的是,唐代对于这块是强制性的处理审判,就是强制解除婚姻关系。

唐代律法规定,无论夫妻哪一方,对一方亲属若有殴打、谩骂、行凶伤害等行为的,不论双方是否同意解除婚姻,官府都会强行审判解除婚姻关系。

《唐律疏议·斗讼律》规定:“诸妻殴夫,徒一年;若殴伤重者,加凡斗伤三等;注:须夫告,乃坐。死者,斩。《疏》议曰:“须夫告,乃坐”,谓要夫告,然可论罪。诸殴伤妻者,减凡人二等;死者,以凡人论。殴妾折伤以上,减妻二等。《疏》议曰:注云“皆须妻、妾告,乃坐。”

从这里可以看出,唐代的“义绝”解除婚姻,大多都是官府主导,毕竟古代讲究礼法尊卑,因此其强制性不容置疑。

3、和离

类似现在的和平离婚,以和为贵,指的是夫妻双方在商议后,选择和平的一种解除婚姻关系的方式,但是唐代的和离需由丈夫签“放妻书”。

《唐律·户婚律》里就有记载:“若夫妻不相安谐而和离者不坐(问罪)。”

相比前面的出妻和义绝来说,和离,让唐代女子多了一丝主动权,也就是说,感情不和,还可以和丈夫商议解除婚姻关系。

那么综合出妻、义绝、和离来说,虽然唐代民风开放,包容性强,但是对于婚姻制度来说,也是管理的比较严格,比前代也有所进步。当然,作为封建王朝,唐代的婚姻制度依旧是以男子占主导地位,奉行男尊女卑。

一更结语

唐代律法是一部礼法完全结合的法典,儒家思想根深蒂固。虽然在婚姻制度的很大一部分上,男子依旧占据主导地位,但相比前面的历朝历代而言,女子地位有所提高,这个从唐律里就可看出。

唐朝的律法对于女子来说,也有一定的保护,包括对于婚姻制度也有一定的相对自由,所以在大唐盛世下,开创了相对开放的婚姻制度。反过来说,正因为唐代这较为完善的婚姻制度以及唐律的完善,才让人们家庭和睦,生活美满,社会才会如此的安定发展,唐代才有了这盛世天下。

但仔细想想,唐代的婚姻制度其实与当今的婚姻已然有相通之处,像彩礼、近亲不能结婚、可以再婚与离婚等等 ,于前代而言,已经有了非常大进步,虽然仍有一些“糟粕”。例如:包办婚姻、买卖婚姻、允许纳妾等等,这些规定显然与如今的社会价值观相悖,理应舍弃。但总体上说,唐代的开创性还是值得我们敬佩与学习的。

参考资料:《唐律疏议·斗讼律》《唐律·户婚律》《新唐书》《唐律疏议・杂律》《令有司劝勉庶人婚聘及时诏》《唐朝的和离制度》《从唐律探析唐朝的婚姻法》《古代婚礼制度》等

前朝代表什么生肖2

东北虎

虎图腾

在我国的历史中,虎最初作为文化符号出现是在原始社会时期。

远古先民们在与大自然的生存博弈中,认识到虎是一种生性凶猛、难以战胜的动物,在自然界中拥有无可匹敌的威猛力量。

远古神虎图腾

恶劣的生存环境让人类对大自然充满了敬畏,产生了“万物有灵”的思想,并渐渐产生了“巫”的观念。在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下,由于人类心里所需以及氏族部落的形成,慢慢产生了“图腾”文化。

人们认为虎图腾的强大神秘力量可以佑护部族,便将虎视为保护神。所以,最早的虎文化形成于远古先民的图腾崇拜。

虎纹饰

夏、商、周奴隶社会时期,青铜器出现。虎纹饰广泛地出现在众多青铜酒器、礼器、乐器、兵器上。

商、周时期,国家出现,阶级开始分化,刻有虎纹饰的器具开始带有“王室色彩”,主要用于装饰贵族生活用具。这一时期,虎更多的成为贵族身份的象征和军事象征,如刻有虎纹饰的钺、戈、刀、剑等,甚至有直接以虎为造型的器具——虎形尊等。

除此以外,这个时期还出现了用于装饰功能的玉虎,也被称为“琥”,可用于佩戴,春秋时期较为流行。

虎食人卣

春秋战国时期,虎纹被大量用于装饰乐器,以虎为器座的鼓架最为常见。

战国时期,虎作为军事象征物的运用则更为广泛。除了刻有虎纹的军事器具外,最特别的是,出现了用以调兵遣将、象征军事权力的虎符。

当时以虎形的铜制器物作为中央发给地方官员或将领的调兵凭证,背面大多刻有铭文。虎符分为两半,右半边存于朝廷,左半边分发给将帅或地方长官,专符专用、一地一符,两半勘核验实方能生效。

虎符

这一时期,虎纹的辟邪功能也开始凸显,突出的表现在墓葬艺术中。春秋战国时期的墓葬文化开始成形,墓室比前朝讲究,并形成了一定形制。在棺木、墓室壁画和墓门上都出现了装饰绘画,其中就有大量虎纹样的运用。自此,虎以保护死者为主职,开始了其在中华大地上的辟邪神职。

秦汉时期,虎成为封建王国军事的主要象征物,在军事上出现了功能更为明确、功能更具规范的虎符。因虎符乃发兵之物,所以多做的短小、易于藏匿,不易被人发现和盗取。

虎神兽

秦汉时期,虎除了继续承担辟邪功能,还和天象、星宿、鬼神以及其他瑞兽组合在一起,形成了早期的中国神话。在中国古代的神话发展史中,虎在很长时期内,都作为神祈的护驾,或者作为神祈本身,佑护人类。

古书《三辅黄图》记载:“苍龙、白虎、朱雀、玄武,天之四灵,以正四方。”四灵纹为东汉较为流行的纹饰。四灵原本是远古人类崇拜的威武而有灵性的动物神,最早出现在周代,是代表方位的神兽,其起源与原始星辰崇拜有直接关系。

四神兽

汉朝时期,四神固定出现在墓室中,或位于石棺壁上、墓志碑上,均表现了当时人们希望四神能够从四个方位保护死者的祈愿。

魏晋南北朝时期,承袭秦汉的神仙思想,虎仍旧作为辟邪的保护神出现在墓室砖画中。同时这一时期,虎纹不再用于象征地位,从贵族走向了民间,广泛出现在生活用具中。

虎生肖

隋唐时期,墓葬俑更为发达,与虎造型有关的首推十二生肖。十二生肖最初用于纪年,后成为该年出生之人的守护神兽,并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中重要的民俗内容。此时的虎文化,逐渐摆脱了前朝虎文化内涵的范围,打开了后世虎文化的发展局面。

隋唐以后,表现虎文化内涵的艺术载体越来越多,如虎枕、虎纹冠饰、虎纹建材等等。

虎枕

明清时期,虎文化出现了具有民俗内涵的重要主题——辟邪纳福。百姓认为老虎是百兽之王,有王者的智慧,具有“仁、智、信”之范,能守诚信,驱邪气,纳祥瑞,将其视之为吉祥的神兽。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艾虎五毒”。

除此以外,明、清之际,市井文化发达,在民间,百姓年节之日贴虎神于门,小康之家悬挂虎中堂绘画,宅门村口处立镇宅虎之俗盛行,“虎”文化在民间的流行普及已成为民众之精神所需,虎也成为最受人们喜爱的动物形象之一。

端午艾虎

虎,在中国封建社会历史进程中,从上层社会到流入民间,彻底完成了服务于上层社会的功能性转变,至此“虎”在中国广大平民百姓中活跃并生存,成为中国百姓的保护神。

前朝代表什么生肖3

对圆明园古建筑的再认识

演讲人:郭黛姮演讲地点:清华大学人文清华讲坛演讲时间:二○二○年十月

郭黛姮建筑史学家,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获得者。国家一级注册建筑师、国家文物保护工程责任设计师。现任北京圆明园研究会会长,中国紫禁城学会常务理事等职。师从建筑史大师梁思成先生,自20世纪60年代起从事古代建筑史的学术研究工作,曾先后主持维修杭州六和塔,保护雷峰古塔遗址的雷峰新塔工程,珠海圆明新园设计与建设工程,登封少林寺扩建及塔林保护设计,北京恭王府保护修缮,嵩山历史建筑群申遗保护规划,山东威海环翠楼设计与建设,洛阳明堂、天堂、应天门设计与建设,浙江金华万佛塔公园设计与建设等工程。同时开辟了利用数字技术复原文化遗产圆明园等项目。编著有《中国古代建筑史(宋、辽、金、西夏分卷)》《东来第一山——保国寺》《乾隆御品圆明园》等。

1860年10月,也就是160年前,被誉为“万园之园”的圆明园,在大火中被烧毁。我们不能忘记外国侵略者这种野蛮的行为。

160年后,通过技术复原和各种努力,我们得以重新审视圆明园。今天的讲座主题,就是向大家介绍一下相关研究。

谐奇趣的五彩之谜

西洋楼景区在圆明园长春园北部。清朝乾隆十二年(1747年)时,乾隆皇帝想建筑一组带有喷泉的外国园林,于是下旨意大利传教士郎世宁(GiuseppeCastiglione)和法国传教士蒋友仁(P·MichelBenoist)做设计。

他们的第一个设计是谐奇趣,完成于乾隆十六年(1751年)。谐奇趣原来到底是什么样子?我们找到了它的铜版画。从铜版画大体能看出来它中间有三层楼,旁边有一些廊子环绕,前面有两个小的二层亭子。后来我们在故宫博物院找到了样式房所绘的平面图。从这张图我们基本上知道它大体的平面轮廓。但是它的立面到底是什么样?我们又找到了德国摄影师恩斯特·奥尔末(ErnstOhlmer)在1873年拍的老照片。

老照片比铜版画要准确,从学建筑的人眼睛里可以看出建筑比例各方面的关系,能够知道当年大概的样子。我们还发现了照片摄影师在他日记里有这么一段话:“这里的装潢……五彩缤纷,如彩虹般绚烂……映入你眼中的是装饰物丰富而动人的色彩,浸润在北京湛蓝色的天空里。随着观者移动的脚步和太阳的光影不停变幻,建筑物白色大理石的映衬让它们格外醒目,倒映在前方的湖面上,如同幻影……观者不禁怀疑自己来到了‘一千零一夜’的世界里。”摄影师怎么会有这样的结论?在遗址现场仍保有遗物,但是找不到相关线索,于是我们和圆明园管理处商量,进库房看看。在库房里,我们发现有一些琉璃瓦,过去也有先辈的研究说这几个房子都是琉璃瓦,而且琉璃瓦的颜色有蓝的、黄的。我们就比较了一下外国巴洛克时期的一些房子,它们的色彩基本用在屋顶上,比如柏林夏洛腾堡宫和维也纳美泉宫,二者屋顶颜色不同,但是墙基本是同一色。可是这两座宫殿给大家的印象绝不是五颜六色。为什么摄影师说谐奇趣是“五彩缤纷,如彩虹般绚烂”呢?后来我们在圆明园库房里找到了一些琉璃构件残片,带有中式花纹或西洋花纹。结果发现老照片上有些花纹线脚跟这个对上了,比如有的可以作为女儿墙的栏杆,有的是腰线的线角,还有墙上镶嵌的花纹装饰。由此发现,感觉老照片上的琉璃块都可以对号入座贴上去。这些老照片所反映的色彩,给了我们一个启示,它不是一个纯粹的一般的西洋建筑,而是用很多彩色琉璃来装饰的,当时郎世宁这些传教士虽然按一般的巴罗克式建筑风格做了设计,但是也在琢磨如何让中国人接受巴洛克,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可能就想到把有特点的中国元素加进去。像这种例子我在其他地方也看到过,比如有的在教堂装饰里设计了中国的牡丹花、垂莲柱,但是我没想到谐奇趣贴了这么多琉璃,让建筑显得更加生动活泼。

海晏堂蓄水楼的秘密

西洋楼景区另一座规模较大的是海晏堂。大家最熟悉的十二生肖喷泉就在这里。许多人由此知道圆明园有海晏堂。十二兽首的喷泉是一组水力钟,喷泉从哪儿给水?过去传言喷泉源自太监挑水。在圆明园,我们可以看见好几个部分的遗存,海晏堂本身坐西朝东,堂前为生肖池,堂后有蓄水楼。蓄水楼遗迹看起来是一个大土台,当年在土台顶上有一个很大的水池,从其他地方把水供应到水池里,然后再从这个地方流到十二生肖每个兽首的口再喷出来。现在看土台的样子有些奇怪,它上面大下面小,而且四面不光滑,一层一层的。这是当时人把房子盖高时,先用土垫一个高台,高台下面如果没有维护会垮掉,所以在土台四面砌上砖墙进行加固,因下面受力最大,所以砖墙最底下最宽,然后向上慢慢缩小,现存土台的一层一层的纹路就是当年砖墙缩小的痕迹,这样的建筑方法,导致现在遗存下来的土台看起来是上面大而下面小。高台建好后,在上面建了水车房。在样式房图上,我们看到写着东水车房、西水车房,那么水车房的水又是怎么通到喷泉的?我们当时复原谐奇趣时看过一张图,这张平面图画了水车房所在位置,用红色的线标注了给水管,从水车房通过水管把水引出来,通到当地所用的喷泉里。后来在一次开国际会议时,我们请搞探地雷达的人探查了一下,发现西洋楼地下确实有水管,前年发掘出一部分,是铜水管,历经近300年,仍然保存完好。

圆明园方壶胜境复原图

除了研究管道,我们还想知道水车房的动力装置如何运作。意大利罗马马克斯普朗克艺术史研究院的HermannSchlimme教授参加了那次国际会议,和我们一起用探地雷达探测了西洋楼下面的水管,他回国后在他们的资料室中找到当年蒋友仁的一封信,蒋友仁在信中谈到他在中国设计圆明园喷泉时参考过一本水利书,HermannSchlimme教授找到了这本书,书里面有张水利机械图。他就马上对照了西洋楼铜版画,发现画上的水车房有扇打开的窗子露了一个头,头的样子跟他找到的那本书里面的水利机械图中的给水装置“中心轴”的样子很像。但他又提出一个疑问,这本水利书当时在中国有没有?正好当时我们国家图书馆收藏了一批当年传教士留下来的书籍。在国家图书馆的书单里我们也发现了这本水利书的名字。他决定马上到中国来查这个资料。他在国家图书馆发现这本书上还有用铅笔画的一些对这个机械进行注解的小图,他觉得过去来华传教士里真正跟这个有关系的,应是蒋友仁。蒋友仁原来是数学家,乾隆皇帝让他搞这个设计,他肯定要从数学的角度想如果把水压上去怎么做,怎么计算利用势能这些东西,所以要来查阅这本书。根据HermannSchlimme教授的推断,他觉得蒋友仁肯定看过这本书。这样我们就根据这个机械图做了水车房动力装置复原,它是由水平放置的齿轮,在毛驴的牵引下带动竖向的齿轮,利用传动装置,使三个凸齿轮不间断转动,带动提水斗,将水注入蓄水楼水池。

清代重要的政务场所

现在的西洋楼遗址景区,留下了十组建筑的残迹,一般人往往以为看了它就等于参观了圆明园,其实西洋楼景区在当初圆明园里所占的比例只有全园总面积的2%。

那么圆明园的核心部分在哪里呢?这要从造园历史说起。

圆明园建于清康熙四十六年(1707年),它本来是四皇子胤祯(后来的雍正皇帝)的赐园,建在康熙皇帝所在的畅春园北侧。现在北京大学西门外有两个小的砖门楼,从那里往南走就是畅春园,圆明园离畅春园很近。胤祯做皇子时很低调,所以圆明园起初造得很简单,他曾经写过《园景十二咏》,都是葡萄院、竹子院、鱼池、菜圃等,建筑也不太多。后来他登基成为雍正皇帝之后,请风水师看了一下风水,风水师说这块地很好,西北高是象征昆仑山,东南低是象征东海,看起来跟中国版图很像,雍正听风水师这么讲了之后,决定要在原来的基础上把圆明园扩建成皇家园林。其中在园区核心地带做九个小岛围成的九州,象征中国古代所谓的天下九州的说法。同时他还希望将来的统治能够天下太平,万方安和,所以造了万字形的房子。雍正皇帝在紫禁城守孝三年期间,发出谕旨:“始命所司酌量修葺,亭台邱壑悉仍旧观。惟建设轩墀,分列朝署,俾侍值诸臣有视事之所。构殿于园之南,御以听政………园之中或辟田庐,或营蔬圃……”这时圆明园有了较大的发展,首先添建了园南的朝政建筑,以便在园中听政。宫门、大殿一个一个相继造起来,大体形成了前朝后寝的格局,大宫门、正大光明是前朝部门,勤政亲贤是皇帝日常理政的场所,九州清晏是皇帝寝宫区,也是圆明园的核心区。

雍正皇帝在这个园子里住,不是为了休闲,而是要理政。一开始,他在这里住了好一阵没有人给他上奏折,于是就发了一个谕旨:“谕吏部兵部,朕在圆明园与在宫中无异,凡应办之事俱照常办理,若因朕在圆明园尔等将应奏之事少有迟误,断乎不可。”

乾隆帝即位后,在圆明园东侧建了长春园,收回周边亲王赐园后,最先是出现了绮春园,到了乾隆朝中叶又并入了熙春园和春熙院,形成圆明五园。

雍正和乾隆奠定了圆明园的基础,嘉庆对绮春园的整合起了重要作用,道光、咸丰在圆明园进行了少量的不同程度的改建、添建。圆明园的景区随着皇帝的审美需求不断变化,再加上失火一类的灾异,所以圆明园这座遗址公园现在有不同年代的遗址。

清朝的雍乾嘉道咸五朝皇帝一直把圆明园当作治国的场所之一,因此在清朝的政治历史上,圆明园的地位不亚于紫禁城。

我的博士生贾珺(现为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去故宫查《起居注》,发现清代五位皇帝住圆明园的时间都比在紫禁城长,乾隆大概平均每年有150天,最多的是道光,几乎每年有近300天都住在圆明园,最后在那里去世。

圆明园的鼎盛时代

从历史上看,乾隆时期圆明园营建最为繁忙,经过这一时期经营,圆明园的建设基本定型。

乾隆在宫里守孝三年以后回到圆明园,对圆明园有过少量的添建,让他一生念念不忘的是,与皇祖康熙在牡丹台看牡丹时,他的聪明才智,得到皇祖的称赞,并把他带回宫中养育。他一生中不断回忆起这件事。在乾隆五年(1740年)修了皇家家庙性质的安佑宫以示纪念,安佑宫又称为鸿慈永祜。

乾隆三年(1738年),皇帝下令宫廷画家沈源、孙祜把圆明园中的所有景物画出来,于乾隆九年(1744年)完成《圆明园四十景》图。四十景图的原本是绢本的,现在不在中国,160年前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时被掠走,现存法国巴黎图书馆。20世纪80年代,当时我们的外交部门向法方提出,这四十景图能不能给我们做一个彩色的复制品,法方给我们复制了。四十景图反映的是乾隆九年时期的圆明园。

此后圆明园又不断变化。乾隆觉得他要像祖父一样执政60年,于是从乾隆十年(1745年)开始在圆明园旁边建筑一个长春园,作为自己归政娱老之所。

当时档案中有圆明五园之称,除了圆明园、长春园,南侧有绮春园,北侧有春熙院,东侧有熙春园,熙春园就是清华大学所在之地,所以清华大学和圆明园有很深的渊源。到了嘉庆年间,一方面整合了绮春园,但又将春熙院赐给公主。到了道光年间,熙春园又被赐给了亲王。

圆明园里,哪种景观最多?我们统计后发现,最多的竟然是农业景观,其次是书院、书楼、书屋,第三是宗教建筑。

农业景观如杏花春馆、田字房、北远山村等,在雍正时期就有。后来乾隆年间又在杏花春馆添建了春雨轩等,春雨轩添建以后雨水特别好,乾隆为它做了许多诗,说春雨轩是吉祥物,自从建了它以后国家年年风调雨顺。

乾隆比较重视文化,所以有许多书院、书楼、书屋。比较有名的有汇芳书院、碧桐书院等。汇芳书院,顾名思义就是把所有有才华的人汇集在一起帮助皇帝理政,乾隆曾为它赋诗:“书院新开号汇芳,不因叶错与华裳。菁莪棫朴育贤意,佐我休明被万方。”文源阁是圆明园的藏书楼,藏乾隆时期编纂的《四库全书》,于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兴建。这个书楼仿的是宁波天一阁,是六开间的房子,这在中国古建筑里很少见。因为《易经》上有句话“天一生水,地六成之”,藏书楼怕火,所以觉得建成六开间可以有一个保护书楼的吉祥意思。文源阁的设计,也体现了圆明园建筑的不拘一格。圆明园还有许多书屋,皇帝不仅是在正式的地方读书,而且在他的寝宫、小的佛寺里也有书屋,皇子读书的地方更不能少,有20几处,乾隆告诫皇子“愿为君子儒,不做逍遥游”。乾隆说自己生平喜读书,处处有书屋,“来如读画领神韵,坐则翻书晤古人”。因此圆明园的书屋特别多,这也是过去我们看到的一些皇家园林中很少见的。

圆明园中的宗教建筑比例也不低。圆明园的宗教建筑,并不是大家印象中经常看到的佛寺、宫观,它们的设计很有特色。例如慈云普护这组宗教建筑,里面供了各种神像、佛像,不拘一格。西洋楼地区的方外观,是乾隆给香妃修造的,香妃信伊斯兰教。乾隆又说“兴黄教以安蒙古”,黄教就是喇嘛教,圆明园里也有喇嘛教的佛寺。另外圆明园里还有关帝庙这种类型的。乾隆说“何分西土东天,倩它装点名园”,意思是不管什么样的神都请来装点我的园林、保佑我。

圆明园里还有一些代表仙境的特殊建筑。比如蓬岛瑶台,仿海上三神山所建,由三个小岛组成。古代传说东海有三神山,有神仙在那里制作长生不老药,皇帝们都对这个三神山非常向往,古代许多园林里都出现过。雍正建了蓬岛瑶台,到了乾隆又新盖了另外一个方壶胜境,方壶胜境盖好了以后,他说“却笑秦皇求海上,仙壶原即在人间”,他笑秦始皇到东海找仙人,其实根本没有东海里的仙人,我在我的园子里就可以盖出来,这就是我想象中的仙境。长春园的海岳开襟也是表示仙境的建筑。乾隆当时是非常有想象力的。

乾隆曾六下江南,他把江南的好景物也搬到了圆明园,长春园中仿南京瞻园建成的如园、仿扬州曲园建成的鉴园、仿苏州狮子林建成的圆明园狮子林等,给圆明园带来了江南风光,所以有一个清末的诗人写了一句诗:“谁道江南风景佳,移天缩地在君怀”。

对欧洲建筑的影响

后来圆明园的景物通过法国传教士王致诚(Jean-DenisAttiret)等人给朋友的信传到了欧洲。圆明园被誉为“万园之园”的说法,出自1743年11月1日王致诚写给在巴黎的友人达索(M·dAssaut)的信,他在信中说:“这是一座真正的人间天堂。园中的建筑造型,其美无与伦比……建筑与山石、花木之间的巧妙结合……景色之多不能一目看尽……一切都趣味高雅……可以长时间地游赏。”他不仅一一记录了园中所见景物,还生动描绘了皇帝在圆明园的生活,例如春节在圆明园逛买卖街的情景。他的信件在1747年汇编成《耶稣会士书信集》,1749年在法国出版,轰动了欧洲。1752年他的《中国第一园林特写》英译本出版。王致诚的书影响比较大,导致欧洲上层许多达官贵人对圆明园非常青睐,要求当时的建筑师给他们设计类似圆明园的房子,模仿中国园林,所以以圆明园为代表的中国园林在乾隆年间开始走向世界。

当时的英国皇室建筑师钱伯斯(WilliamChambers)也非常推崇中国园林艺术。钱伯斯曾经在东印度公司的船上工作过好几年,到过中国三次,1757年他在《中国园林的布局艺术》中说:“中国人的花园布局是杰出的,他们在那上面表现出来的趣味,是英国长期追求而没有达到的。”又在《东方造园艺术泛论》一书中写道:“没有任何国家在园林结构物的壮丽和数量曾经与中国相当。……王致诚神父告诉我们圆明园——本身就是一座城市——(其中有)四百座楼阁;全部建筑如此不同。”他把自己看到的中国园林画成图印在这本书里。

在当时英法等欧洲国家争相仿造中国园林的过程中,有的似是而非,有的模仿得有点像,比如法国LIIe-Adam,Cassan公园的八角亭。因为中国皇家园林里有许多农业景观,所以在凡尔赛宫里出现了小特里阿农农舍这样的农业景观。仿造最好的,我认为还是钱伯斯在英国伦敦郊外建的邱园塔。我觉得他仿的是广州六榕寺的六榕塔,因为钱伯斯到过广州,通过六榕寺六榕塔的老照片,可以发现它和邱园塔造型非常相似。仿建做得最像的还是建筑师,而不是传教士。

当时欧洲贵族将丝绸之路传过去的中国瓷器或者丝绸上出现的建筑物都作为中国园林的代表,在自己的园子里仿造,实际这些根据并不充分,那些图案上的东西并不是真正的圆明园。不过也有一个传教士曾经把《圆明园四十景》图带回了欧洲,他带的不是绢本画,而是木刻版。1774—1789年,法国的勒胡士(LeRouge)出版了《新潮园林详解》,这套建筑师用书差不多有十卷,第四卷中的15、16册以圆明园为题介绍中国园林,将《圆明园四十景》图完全收录,并以沈源、孙祜所绘木刻版为蓝本,用铜版画的办法重新摹写了一遍,但是在每个景点里加了天鹅和帆船。

我们还发现,中国建筑对欧洲的影响并不仅仅局限于建筑,美国观念史学家洛夫乔伊说:“中国园林是欧洲浪漫主义的起源之一,它推动和促成了浪漫主义的转向。”

古建筑的想象力

法国大文豪雨果(VictorHugo)说:“在世界的某个角落有一个世界奇迹,这个奇迹叫圆明园……一个几乎是超人的民族的想象力所能产生的成就尽在于此。”

中国古人确实特别有想象力,冲破各种阶段的束缚不断发展。我们的建筑史上,就有许多超乎人类想象的东西。

比如说古代的修桥。泉州的洛阳桥是一座跨海峡的桥,那个地方特别难修桥,因为地表是沙,桥基立不住,北宋著名书法家蔡襄任泉州太守时说牡蛎粘在海船上很结实,是不是可以把牡蛎种在石头上?这就是著名的“蛎房固基法”,石头边儿上种了牡蛎不断长,整个地基打了一大条,都是很结实的石头,石头上砌一层一层的桥墩。比如赵州桥,桥很长,搭在河床上时,伸出很长,伸展的两端就开了小窗,这样发洪水时,水流可以从中间的洞和两旁的小窗走,一下子分散了水流对桥的压力,桥就比较结实耐用。这种敞肩券的拱桥,中国人采用要比世界其他地方早600年,在建筑史上来说是很出色的。

再比如天坛,如果我们仔细观察它会发现一个特点,它让人感觉自己比什么都高,似乎可以跟天直接对话。原来这个坛筑起来时,周围所有的东西都要比这个坛低。南边是圜丘,圜丘坛的围墙比它低许多,人站在圜丘坛上觉得自己确实离天近一些。北边的祈年殿也是周围的东西都比它矮。通往祈年殿的路是直的,但路旁的地面是大斜坡,皇帝走在这条路上去祈年殿时,有一种心情,我要祈拜五谷丰登,跟天神对话,越走越接近天神。祈年殿附近的树种植在斜坡上,越走近祈年殿,树显得越来越矮,让人觉得越来越接近树梢,这也是古人很有想象力的创造。

由此来说,中国建筑史研究起来,许多地方值得我们重新思考,我们能够想到的,不仅仅是某个建筑物什么形状、里面有什么东西,而是想到更多背后的东西。因此和园林中一个个具体的实体建筑相比,圆明园的文化价值更值得重视,这些文化价值使我们有许多新的认识。

我们跟随梁思成先生研究《营造法式》,发现《营造法式》的作者李诫本身就是非常超前的人,他把工料定额的管理手册变成技术做法制度的书,用来指导设计和施工。一般的古人编书先看看古代文献有什么东西,然后把文献拿来集成一下就算了,可是《营造法式》的作者当时找全国各地的工匠给他讲他们掌握的技术,结果这技术一总结就写了3000多条,而考究其他经史群书后只挑出来300多条。像他这种编法式的创作,在当时也是一种超前的做法,跟他以前的官员很不一样,他非常具有想象力。而且这本书的特点是“有定法而无定式”,告诉你方法,但是你不是遵循我给你的“式”就够了,你要在这个“式”的条件下自己发挥发展。《营造法式》有这样一段话:“……取其轮奂鲜丽,如组绣华锦之纹尔。至于穷要妙夺生意,则谓之‘画’。其用色之制,随其所写,或浅或深,或轻或重,千变万化,任其自然。”这里是讲,画彩画的目标是画出来最好像锦缎上的花纹那么漂亮,但又说要根据具体情况发挥,或深或浅,或轻或重,任其自然,要放开,不要受法式的拘谨,可以自由地画。

中国建筑史里的东西,有营养的很多。中国古人的想象力非常丰富,取得了了不起的领先世界的成就。了解古人的想象力,为现代建设提供借鉴,正是中国建筑史研究的意义所在。

(本版讲座资料及照片由人文清华讲坛提供)

《光明日报》( 2020年11月07日10版)

来源: 光明网-《光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