辜代表生肖是什么

海南“新高考”首考平稳结束 7月13日起评卷,下面一起来看看本站小编二三里资讯海口给大家精心整理的答案，希望对您有帮助

辜代表生肖是什么1

7月10日是海南高考的最后一天，上午进行历史和生物科目，下午进行地理科目的考试。至此，为期4天的“新高考”首考平稳、顺利、安全、有序结束，实现了“健康高考、公平高考、平稳高考、温馨高考、诚信高考”的总体目标。根据安排，评卷工作将从7月13日开始，录取时间初步定在8月10日。

7月9日、10日的学业水平选择性考试属于“新高考”内容，每位考生在思想政治、历史、地理、物理、化学、生物等6个科目中选择3科参加考试。与统考科目不同的是，考生3个选考科目的考试不在同一个考场完成。从两天的考试组织情况来看，各考区和考点的考前培训扎实到位、组织得力，在换场方面，没有出现考生走错考场、坐错位置的情况；在考务方面，考试科目的衔接以及试卷的领取、回收、发放等环节均严格按照教育部要求规范操作，考试秩序井然，考风考纪良好。

根据安排，今年的高考评卷场仍设在海南师范大学，评卷工作将从7月13日正式开始至20日结束，届时将有700多名教师参加评卷工作。省考试局相关负责人介绍，7月8日开始，部分市县的答题卡已经进入切割扫描阶段，评卷工作准备就绪。评卷结束后，省考试局将对考试成绩进行反复校核之后适时向考生和社会发布。需要提醒的是，考生要保存好自己的《准考证》，以便用于查询个人成绩、填报志愿等工作。

谈到刚刚结束的考试，海南华侨中学考生肖凯茜、董嘉琪、陈语欣均表示，“新高考”第一年，很多考题都有一定的难度，尤其是选考科目相较模拟考试多了很多新的题型。谈到理想的大学和专业，她们都已初步确定目标，“但还要等成绩出来才能确定。”

海南日报记者注意到，考试结束后，考生和家长都将关注点转移到志愿填报问题上来。陪考的海口市民辜女士表示，今年是“新高考”落地的第一年，没有经验可以参考借鉴，希望教育部门和学校能举行一些填报志愿方面的讲座或新闻发布会。

海口海港学校的施老师告诉海南日报记者，为了帮助考生顺利进入理想的大学，学校已经为大家推荐了“新高考”志愿填报方面的指导书籍。海南华侨中学的陈老师则说，目前学校已经在家长微信群内发布了一些志愿填报指导，后期还会陆续发布相关信息并及时解答大家的疑惑。

省考试局负责人表示，7月中旬，该局将再次组织考生进行志愿填报演练，并组织教师开展志愿填报培训，确保考生顺利进入理想大学，“新高考”各项措施平稳落地。

来源：新浪海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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辜代表生肖是什么2

8月30日，湖南大学天马学生公寓附近的体育场，15岁的刘昊（左）与27岁的李小华，他们分别是湖大今年年龄最小和最大的本科新生。 图/实习生 陈日雯 记者 辜鹏博

潇湘晨报记者 范典 实习生 周家璐 长沙报道

他，00后，今年才15岁，却已经是湖南大学的大一新生。

他，80后，已经27岁了，却成为诸多90后甚至00后的同学。

今年，共有5012名本科新生进入湖南大学，最小的刘昊才15岁，而唯一的80后李小华已经27岁了。12岁的“代沟”，一个生肖的轮回，会产生怎样的碰撞？他们的人生价值观又有何差异？

“还要坐着拍啊，站着就好啊。”跟大自己近12岁的李小华站在一起，15岁的刘昊显得身板还要大一些。与较为沉默的李小华相比，刘昊明显要活泼很多。

8月30日，在天马学生公寓附近的体育场合影时，两位湖南大学2016级年龄最大和最小的新生终于见了面，彼此“特殊”的身份，反而让他们一时间不知所措。或许是还不熟悉，他们甚至不知道如何称呼对方，相视而笑后摆出了几个略显僵硬的造型，合影时两人的动作倒是默契。

今年湖南大学有34名00后本科新生，出生于2000年12月的刘昊成了其中最小的大一新生，就读于电气与信息工程学院（电子信息工程专业）；出生于1989年的李小华则是年龄最大的大一新生，就读于文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

印象

00后的他开朗健谈不拘束

80后的他沉静内敛话很少

30日下午，湖南大学天马学生公寓附近的体育场，刘昊借着休息时间从队伍中走出来。午后的阳光仍然很强，刘昊的手臂已经被晒黑，不过他的脸上看不到一丝疲惫。“这种强度完全能够适应，一点都不觉得累。”与记者交谈时，刘昊没有显出半点拘束。

15岁的刘昊，言谈举止与那些大他三四岁的同学并没有太大差别，甚至比有些同学还要成熟。快开学时，刘昊的父母陪他从老家河南周口来到长沙，刘昊认为自己“一个人来学校完全没问题”。小时候就跟着父亲出门做生意，相比同龄人，他在为人处世方面显得格外成熟。

相比刘昊的健谈，李小华的个性显得沉静。穿上军训服装之后，单从面相看，李小华跟身边这群小他八九岁的弟弟妹妹差异并不大。在与记者的交谈中，他始终保持着礼貌谦逊、惜字如金。

“相比80后，90后、00后要开朗很多，我们这一代人要内敛些。”李小华说。

“代沟”

00后的他为避免麻烦，喜欢把年龄说大一点

80后的他和同学聊明星，发现不在一个频道

和多数00后大学生一样，刘昊并不喜欢跟人提起自己的年龄。“我一般不会主动跟人说我的年龄，尽量避免这个话题。”刘昊说，一旦别人知道他是00后，就会有一堆问题丢过来，为了避免麻烦，他经常会把自己的年龄说得稍微大一点。

“我不太喜欢别人拿00后说事，这种说法会在无形中夸大同龄人的差距。”刘昊说，他已经读大学了，“年龄太小，可能会影响谈恋爱这件事”。跟他同级的女孩子一般都比他大，这会影响他找女朋友。

尽管辅导员在场，但谈到恋爱这件事，刘昊并不避讳。他笑着说，以前还没有谈过，上大学了应该接触这些了。

相比刘昊“年龄小”的苦恼，李小华则要面临实实在在的“代沟”问题，来学校才几天，他已经深刻感受到他跟这群年轻大学生的差异。他发现身边的90后新同学几乎每个人都有一点特长，例如他的同学中，有的会书法、有的会架子鼓、有的会弹钢琴，显得多才多艺。

与同学八卦明星时，李小华发现，他与同学根本不在一个频道。他是听着刘德华、周杰伦的歌长大的，重新回到大学校园后才发现，身边这群大学生追的明星，他几乎都不认识。对于这个问题，他显得有些无奈，“我现在都还说不出那些歌星的名字”。

付出

00后的他 14岁去香港，独自考察理想院校

80后的他大学毕业后，工作两年重新高考

尽管年龄相差12岁，但记者在采访中感觉到，他俩的人生目标都非常明确。而为了达到自己的目标，他们也付出了种种努力。

“我爸以前经商，可能是受了他的影响，我初一开始就喜欢商科。”刘昊说，从那时候开始，他就决定以后要学商科。后来，他得知香港中文大学（以下简称港中大）有全亚洲领先的商学院，高二那年，14岁的刘昊独自一人前往香港中文大学，亲自去那里考察学校情况。

“去香港这段经历给我的震撼很大，我想考港中大，高三的学习态度彻底变了。”刘昊说，高三那年，他成了班上最刻苦的学生，经常是第一个到教室、最晚一个离开。“平时模拟考试能考650分以上，高考没发挥好。”刘昊说，高考成绩出来之后，他考港中大的计划泡汤了。

刘昊很清楚自己要读什么大学、选什么专业，“要么来湖南大学，要么复读”。虽然河南高考竞争激烈，刘昊还是在填志愿的时候给自己设了一个底线，必须要读自己感兴趣的专业。河南今年高考报名人数有82万，刘昊考了全省理科8000多名。

相比刘昊，李小华的经历更丰富一些。2009年的时候，他就从家乡安徽阜阳考上了上海华东政法大学。“后来才发现自己不是很喜欢法学，觉得这个专业太枯燥。”

大学毕业后，他跟着亲戚辗转于昆明、西安，工作了两年多。由于自己对法学专业不感兴趣，工作也不理想，那种碌碌无为的状态让他颇为不适，“觉得很对不起父母”。

2015年初，李小华有了重新高考的想法。“我想过去考研，但是后来发现把握不是很大，就放弃了。”他说，从小对文学很感兴趣，觉得这个专业才适合他。得到父母支持后，他准备重新高考。

2016年高考前4个月，李小华回到家乡备考，给自己定的目标是中国人民大学。时隔7年再参加高考，只有4个月的复习时间，他考了592分。安徽这一年的高考考生超过50万，他考了全省文科800多名，最终被湖南大学文学院录取。

李小华说，今后自己仍然打算考研，将来能够做学术研究就更好了。

辜代表生肖是什么3

第十一章

筠仙早生五十年 子城乡试跃龙门

上文说到，前文简述了刘蓉其人，接下来说说曾刘二人的“小弟”郭嵩焘。

郭嵩焘其人

郭嵩焘1818年出生在湖南长沙府的湘阴县，是一个在洞庭湖的出口的通达之地。郭嵩焘家族曾“富甲一方”，到其父一代，家道中落。郭嵩焘比刘蓉小5岁，比曾国藩小7岁。“进学”后，在岳麓书院读书时与，经刘蓉介绍与曾国藩一见如故，结为金兰。前文已知，三子性情相近、抑郁抱负，“笑谈都与圣贤邻”，自是竞相比肩圣贤，相期终生。郭嵩焘初时亦科举不顺，期间多有坎坷，至1847年才中进士入翰林院庶吉士。

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郭嵩焘入浙江学政罗文俊幕。当时正值鸦片战争，亲眼见识了英国炮舰攻击宁波定海，早早意识到“自古边患之兴，皆由措置失宜”，由此发愿考察历史上的“中外关系”，撰著《绥边徵实》。

1847年，郭嵩焘中为进士时，“太平天国”即将成事。接着，郭嵩焘亲自动员曾国藩，郭氏也亲临战场。后于1856年初，奉曾国藩之命，赴浙江筹饷，顺道去了上海（根据《南京条约》五口通商，其中包括上海）。郭嵩焘来时，英法已在“洋泾浜”落脚十余年，营得有模有样。这是郭嵩焘首次与洋人打交道，有点始料不及，原来传说中“红毛”“鬼佬”也居然长得漂亮、很讲礼貌，修建房子居然也窗明几净，洋酒（葡萄酒）也不难喝，停泊在黄浦江上的船舰，尤其超乎想象。

自上海返回后，郭嵩焘即往北京就任翰林，不久，入值“南书房”。其时，英、法诸国，要求重订条约、开放更多门户，且要使臣驻京。得不到许可时，便以武力要挟，炮舰停泊渤海，窥伺京师。咸丰皇帝命郭嵩焘参赞主持天津海防的王爷僧格林沁，以郭嵩焘已有的见识和理解，他认为“洋务一办便了，必与言战，终无了期”。

此等思路哪能对得上“英雄阔步”之僧王，且僧王又获得庚子、辛丑以来与洋人作战最大胜利，以至举朝欢呼。对此，郭并不开心，曾国藩来信问其为何对备战欲言又止，对胜仗“无动于衷”？随之，郭嵩焘受命作为钦差稽查山东沿海厘税而遭算计，被朝廷处分，又回南书房任职。郭嵩焘请回籍，以身体为由反复告假，皇帝也觉不可思议。回湘阴仅一月（咸丰十年八月初四），郭嵩焘从朋友信中得知天津塘沽失陷、京城失陷，咸丰逃往热河（号称“驾幸”）。郭嵩焘“为废寝食”“痛悼不已”，事情发展是他早有所判的，想不到自己“不幸而言中”，而且还是“昨岁之言”。

他因此愤然说：“诸臣之罪，岂复可逭哉!”“僧王之罪，杀之不足蔽辜矣!”他开列出“洋务四凶”，包括琦善、耆英、叶名琛、僧格林沁。他解释，之所以没有算上林则徐，是因为林则徐的人格实在令人钦敬，但处置洋务，林则徐同样不得要领。

同治改元后，正与太平军作战的李鸿章希望借重既懂洋务且能理财筹饷的郭嵩焘。郭即复出，先作“苏松粮道”，后转任“两淮盐运使”，不到一年，朝廷任命他署理广东巡抚。同治五年（1866年），因左宗棠纠参，也因自己抑郁愤懑请求，解职还乡，回到长沙。

于长沙八年，郭嵩焘仰观俯察，对于家国之事，有更多思考，亦更忧患。同治十三年，郭嵩焘57岁，朝廷诏命他赴京陛见。此年二月，日本借口琉球渔民被害，兴师台湾。看来，正是此难敷衍之危机，才让朝廷想起于洋务似乎有些办法的郭氏。

唾骂声中出使又于骂声中回国

郭嵩焘束装就道，朝廷先是任他福建按察使，到任不满三月，又紧急召回，让他出使英国。原来，朝廷因云南“马嘉理事件”，需大臣前往英国“赔罪”，此事尤其紧迫。

出使之日，他还满怀壮志，期望引进西方治国之道，使中华振兴并臻于富强；铩羽而归后，已失去继续奋斗的信心，因而称病乞休，归隐乡里。郭嵩焘于1879年5月5日乘船到达长沙。时湘阴正发生守旧排外风潮，形势颇为紧张；连用小火轮拖带木船到省城都受到长沙、善化两县的阻止，大骂郭嵩焘“勾通洋人”的标语贴在大街之上。

尽管郭嵩焘钦差使臣的官衔暂未解除，而自巡抚以下的地方官员都“傲不为礼”。其内心愤懑和孤寂是不言而喻的。

郭嵩焘在返国途中，曾检阅龚自珍集，认为从中可以领悟“处小人治凶顽之道”。船到香港，郭嵩焘曾上岸与正在香港主编《循环日报》的王韬晤谈。船开行后，郭嵩焘回忆1855年在上海拜访王韬于英华书屋之景，于当天日记写道：“顷阅子潜（王韬）《瀛土需杂志》，念之恍佛如昨，距今二十五年矣。一日之雅，雨舟之谊，潇潇风雨怃然于心，诵东坡‘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之句，为增怅悒。“

郭嵩焘自1879年黯然归国后，晚景甚为凄凉。尽管英国《泰晤士报》、上海《字林西报》载文称誉郭嵩焘，并盼朝廷起用郭氏，洋务派官员刘坤一等也一再上奏请召用郭嵩焘，但直至郭嵩焘终老于湖南老宅，再未得朝廷起用。曾力主官府应扶植私营经济、把官有资产交与商人经营的郭嵩焘，晚年三次申请开办轮船公司，第三次还直接得到权倾一时的李鸿章的支持，但终归化为泡影。本想经由考察西方强盛之道而报国的他，在“公论”大潮面前，无可奈何地成为观潮者。此种心境，他只能诉诸笔端，在晚年的一首《戏书小像》诗中，他叹息道：“学问半通官半显，一生怀抱几曾开！”不过，他也自信：“流传百代千年后，定识人间有此人。”

光绪二年十月十七日，1876年12月2日，郭嵩焘一行从上海冒雨登舟，前往英国，正式就任驻英公使，后兼任驻法公使。在公使任上，郭嵩焘“如鱼得水”，他对西方由一知半解到一一印证，尤像海绵一样吸纳西方文明，寻找此种文明的动力，并由此自我反思，感叹国家迟暮，自己“年老失学”，连小楷日记有时一天写到七八千字。

然而，同时发生之伊犁事件、琉球事件、中法战争，眼见国家危殆，民生悲苦，郭嵩焘又“不忍不谈洋务”。他希望人们尽快从“天朝上国”的迷思中早点觉醒，以确定增强自己对世界之了解与认知，减少因颟顸而来的自我伤害。

说起郭氏，总是不能不一声叹息。叹其早生50年，叹其与曾左胡李同生，而又难有其功高世勋。一直以来，人们认为郭嵩焘之任事能力与人格魅力远在晚清诸中兴名臣之下，无法把自己做大做强：如左宗棠一样前呼后拥、如曾国藩一样左右逢源，“失败”之原因会正其性格。这在中国式“成王败寇”标准面前，无疑不是一种无奈、又不得不承认之现实！

郭嵩焘的仕途三起三落。李鸿章等人在上疏朝廷希望给他立传赐谥时，尽量拐弯抹角，强调他对曾国藩、左宗棠三次出山如何有推挽之功仕，其《礼记质疑》一书如何“折中群经，淹贯三礼”。这自然煞费苦心，他们想把郭嵩焘纳入世人普遍可以接受的认知体系和价值体系，或者说，这些在郭嵩焘时代最能理解和同情他的人，试图按照自以为宽容的标准来肯定他的作为，以便弘扬他的业绩。这里，真正能看到他值得钦敬的地方：求真知的勇气，至诚的天性，相对统一的人格。

百年后，钟叔河先生在编辑《伦敦巴黎日记》时说，郭嵩焘已经突破了“办洋务”的水平，率先创议“循习西方政教”，成为末世士大夫阶级中最早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人物。海外学人汪荣祖先生也在《走向世界的挫折——郭嵩焘与道咸同光时代》中说，“当时人觉其独醉而众醒，但今日视之，实众醉而斯人独醒”，郭嵩焘是那个时代中，“最勇于挽澜之人，我们追踪其人，印证其时、其地，很可觉察到此人的孤愤与无奈。他的思想过于先进，同时代人鲜能接受，他的个性貌似恭俭，实甚自负与固执，以致被人视为易遭物议、性格褊狭之人，终身受挫”，然而，“这个弄潮儿的挫折，很可说明那个挫折的时代”。

1891年7月，郭嵩焘于长沙去世时，李鸿章等人上疏，请求朝廷将其学行政绩，宣付国史馆立传，并予赐谥，朝廷旨意：“郭嵩焘出使外洋，所著书籍，颇滋物议，所请着不准行”（郭氏更多“事迹”非本书探讨内容，不多赘述，有兴趣之读者可搜集更多郭氏资料参阅）......

孟容虽年小曾子城五岁，但其“博通经史，为文宏宕，有奇气”，志将安身立命之地寄于学术事业，将“求道”作为自己一生最大的奋斗目标，他之醉心潜研湖湘之学业、之精神、之成就初显，一度被曾氏赞为“卧龙”之美誉，开始对湖湘学人产生影响，比肩鹊起、驰骋宇内；着力弘扬湖湘学风，将之从学术上的经世中开始走出来的影响与成就来看，称之为“卧龙”实不为过。经其与时下的猛士高人的共举，使湖南由一隅一改以往那种鄙陋的边缘文化形象，渐渐向中国的主流文化中坚靠拢，使近代的湖湘文化和岭南文化、江浙文化渐成鼎足之势来讲，非伟力不能为，更有此见，曾氏所言非兴致所至而为。

往往学术之人往往待人处世过于理想、甚至迂直，亦会自视过高而为常人所不解，其心气傲岸、高冷孤傲气象，亦则难为世人所容。但他仍“躬仁义而力践之，不以举世不为而自阻。饫道德而心乐之，不以没世无闻而自戚”，其坚持与坚守，决然体现其力践圣道，而不以得失毁誉为意的非功利处世态度，是十分令人敬仰的。恰恰这点，体现了中国老一代文的骨气、彰显了中华传统文化的力量，也从其身上证明了儒学强大的生命力。

尽管刘蓉为湖湘的经世之学做出非凡贡献，但其身为儒仕仍然未完全摆脱旧时儒学之士腐儒弊病，自有其时代与个人局限性。既不似曾氏之大胆改造桐城派以倡洋务之风，而使陷入“空谈误国”式的空洞学术；开始关注时务、社会之学，以改良时风、影响时局。也不似郭氏之完全敞开心扉接受外来学问与事务，倡一时之新风。

而郭氏又是另一番景象，开放之过又为时下不容，多次遭受不公仍不改所为；虽同为后世敬仰，但其三子各不相同，但历史总有客观公论，即便是一时的是非曲直难以权衡，但大体会有一个公允的评价留世存史的（这些均是后话，此处先按下不表。因二人与曾氏属相交终生之人，本书亦有多部多个章节述及）。

郭嵩焘其人

郭嵩焘1818年出生在湖南长沙府的湘阴县，是一个在洞庭湖的出口的通达之地。郭嵩焘家族曾“富甲一方”，到其父一代，家道中落。郭嵩焘比刘蓉小5岁，比曾国藩小7岁。“进学”后，在岳麓书院读书时与，经刘蓉介绍与曾国藩一见如故，结为金兰。前文已知，三子性情相近、抑郁抱负，“笑谈都与圣贤邻”，自是竞相比肩圣贤，相期终生。郭嵩焘初时亦科举不顺，期间多有坎坷，至1847年才中进士入翰林院庶吉士。

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郭嵩焘入浙江学政罗文俊幕。当时正值鸦片战争，亲眼见识了英国炮舰攻击宁波定海，早早意识到“自古边患之兴，皆由措置失宜”，由此发愿考察历史上的“中外关系”，撰著《绥边徵实》。

1847年，郭嵩焘中为进士时，“太平天国”即将成事。接着，郭嵩焘亲自动员曾国藩，郭氏也亲临战场。后于1856年初，奉曾国藩之命，赴浙江筹饷，顺道去了上海（根据《南京条约》五口通商，其中包括上海）。郭嵩焘来时，英法已在“洋泾浜”落脚十余年，营得有模有样。这是郭嵩焘首次与洋人打交道，有点始料不及，原来传说中“红毛”“鬼佬”也居然长得漂亮、很讲礼貌，修建房子居然也窗明几净，洋酒（葡萄酒）也不难喝，停泊在黄浦江上的船舰，尤其超乎想象。

简单述及刘蓉郭嵩焘之人之事，有些属后来之事，有些与本书无关，不再赘述。

再说回此时的曾子城，在此二友挟持之下如同开挂了一般，于功名学业上突飞猛进。虽是学业学问颇有长进，但作为曾子城可不敢对科考有丝毫的疏忽与轻视，因为这条路才是他改变人生的唯一正途！

改变士子命运之乡试

曾子城本是多思持重之人，随着乡试日期的临近，也静思梳理一番自己经年所学。

尤以近年也自感学业有长，顿时信心大增，恰又适逢道光十四年秋围，欲借秋围一搏、以验所学，顿有跃跃欲试之感。

曾子城虽然信心满满，但也因为刚刚中了县学的秀才，家人与本人一样对秋围（乡试）并未报太大希望。同时，既然大家都觉得正逢其时，并且人也正在长沙求学，不必专程赶赴长沙参考，本是便利之事，也就决定参加。于是，也是要好好准备准备，或许机缘己到，就可借此一搏而跃入龙门，而改变命运。

往往被士子们视为“鲤鱼跃龙门”之秋围（乡试），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呢？

各地的乡试一般在秋天举行，所以也称之为秋围，与三年一次、于次年春天举行的会试（京城大考）相衔接，正好便于刚刚中举之人有较为充分的时间准备，于次年春天赶往京城应考。

秋围放榜有哪些程序，为何榜单被称为“龙虎榜”呢？一起来了解一下：

按大清规定，每年的乡试录取人数都是有限制的。往往每科开考之前，朝廷都已定下各省的录取名额。因此，在考官们阅卷完成后，需要严格按照各省预定的名额录取中举之名单，不能随意增减，否则要受到责罚。

按例，考官阅卷后就要对外公布录取名单，称为“放榜”。

顺治二年（1645年）清廷规定，乡试后半个月内须完成阅卷、放榜，一般在八月底。但后来随着应试人数增加，各省放榜日期也相应推迟。康熙五十年（1711年），朝廷要求大省在九月十五日前、中省在九月十日前、小省在九月初五前放榜。自此，放榜时间成为定制。

虽然有了放榜的最后期限，但各省具体的放榜日期、时辰等，并未统一要求，而由各省自行确定。因寅属虎，辰属龙，所以民间亦有求个好意头的良好愿望，于是各省也就有了一个不成文的规定，自觉顺应民意，从而大多选在寅日或辰日放榜，这就是“龙虎榜”的来历，为的就是求个吉利。但顺天乡试的放榜日期，需要报告礼部，以便礼部奏请朝廷钦派官员复查。

通常，乡试放榜的前一天，为了确保发榜不出差错，考官们往往先要填写草榜。主考官依名次填写拟录取试卷的“红号”，草榜填写完毕后，所有乡试官员（包括监临、提调、监试等官）在内堂集中，共同拆卷，将试卷逐一核对红号，最后依照录取名次将考生姓名、籍贯填写在草榜上。然后，将草榜交给书吏，由他向在座的所有官员宣读考生姓名，完成这些手续后，再开始填写正榜。

填正榜时，各省都是从第六名写起，直到完成最后一名。然后再写前五名，由第五名倒序写至第一名。以显示位列前五的仪式感，也方便营造更为隆重的形式，使得高中的举人成为众士子追崇的楷模，为得就是让得中者享受极为显耀的荣誉感。

尽管填榜程序严格，考官们也十分慎重、仔细，但清代还是时有填榜错误的事儿出现。如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顺天乡试录取将二十名误写为十二名。

各省乡试填榜后，需要在榜单上钤盖印信。清初时只规定顺天乡试榜单上钤盖顺天府尹印信，其他各省没有统一要求。乾隆三十年（1765年）规定，各省乡试榜单，需在年月和接缝处钤盖巡抚关防印，无巡抚的省份钤盖总督关防印，此后成朝廷定制。填榜的第二天，顺天府在顺天府署，各省在布政使司或巡抚衙门前张挂。榜单张挂时，派兵士看守，三天后收缴存档。

因为乡试放榜时正值秋季，桂花盛开，所以乡试榜也称秋榜、桂榜、蕊榜、龙虎榜。又因举人是科举出身的第一级，所以又称一榜、乙榜。

顺治二年的规定还要求：乡试放榜的当天，考官们还需要誊写题名录，进呈给皇帝御览。次年，又规定需要誊录三份，分别送给皇帝、皇后和皇太后。到了乾隆二十八年，顺天府的乡试题名录就不再要求呈给皇太后和皇后了。

对于誊写题名录的格式，清初并没有统一的规定。康熙八年（1669年）规定，要求各省题名录一定要包含乡试三场考题。十七年（1678年），朝廷又要求各省题名录都仿照河南体式誊录，使格式统一起来。

明清乡试放榜前，考生们都非常关注考试结果，经常会向考场的门丁打听录取结果，称为“看鸽棚”。放榜之后，门丁往往会率报子鸣锣报喜，并有一张长条形的白纸条，上写“中式某某科乡试第几名举人，湖南某某府县学优廪生，或廪生增生附生”。此后，还要送捷报，不仅要送外考生家中，还送往亲戚家中，清代诗人张子秋有一首《报喜》诗：

高升高中任高才，

添喜红条便报来。

讨赏门前无别话，

今朝小的喝三杯。

报喜人到了新科举人家中要受到隆重的接待，而且还要在举人家小住几天，并由考中举人家开出单子，上面列出所有亲戚朋友的名字，再由报喜人前往一一报喜，还请他们前来给新人贺喜（那自然又是一笔笔可观的进项了）。

乡试、会试放榜后，朝廷允许落第考生凭卷票领回自己的试卷，称为“发领落卷”。如果考生觉得考官阅卷不公正，还可申诉。这不仅可以安抚落第考生，也可以监督阅卷考官公正评卷。清初时经常有落第考生发现阅卷有错误，前往礼部申诉，使考官受罚的事件。到了清中期以后，即便考生申诉，也很少得到满意的答复，发还落卷的制度也形同虚设。

乡试取中的举人之待遇

明清时期（清随明例）举人，是科举制度成熟定型后最基础的士大夫集团成员。是各省乡试通过后产生的。

举人享有不纳税不徭役的基本特权，中举后就是老爷，有些附近的小农小商会拖家带口依附，献上财产将自己降低到佃户与帮工，为的就是逃避税吏衙役的盘剥与敲诈。

举人可与地方官员平等交往，因其有座师同年这一票人脉资源。因此可被推荐为基层有品小官，通常是九品巡检、司库、税目、主薄一类小官。条件好或老师说话硬，资源多的举人有可能当上八品的县教喻（类似于县教育局长）。也有资格开办学校，或者为高级官员当幕僚，为从政发展做预备与积累人脉，是有正式品级的预备官员。

而秀才就有所不同了，秀才是科举制度下最基础的功名。

明清制度，经过县府院三级11场考试合格的童生为秀才，也称生员，俗称读书人。优秀者可以入县学府学读书，就是进学。国家政权给予一定钱粮，以支持秀才继续学习。中了秀才，见县官不跪，口称学生。一般案件不受刑。民间称为相公，可出任官员幕僚，或者当私塾先生，或者給大户人家做管家、掌柜之类的客卿。

虽然科举弊病种种，但作为旧时一种上升的正途，还是为不少草根提供了可资改变的渠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