瑶山是代表什么生肖

东方神话传说中的生物！“龙”,下面一起来看看本站小编热情的大力出奇迹给大家精心整理的答案，希望对您有帮助

瑶山是代表什么生肖1

龙是中国等东亚国家古代神话传说生活于海中的神异生物，为鳞虫之长，司掌行云布雨，是风和雨的主宰，常用来象征祥瑞。龙是汉族等东亚民族最具代表性的传统文化之一，龙的传说等龙文化非常丰富。

传说多为其能显能隐，能细能巨，能短能长。春分登天，秋分潜渊，呼风唤雨，而这些已经是晚期发展而来的龙的形象，相比最初的龙而言更加复杂。[1]

《张果星经》云：“又有辅翼，则为真龙”，认为有翼方是真龙。[2]如西周有大量身负羽翼龙纹器皿，乃至青龙在先秦纹饰中也有羽翼，一说应龙、青龙为祖龙。[3]封建时代，龙是皇权的象征，皇宫使用器物也以龙为装饰，但与广为流传的“五爪金龙为天子象征”之说不同，古籍中记载有翼飞龙，方为天子之像。[4]

龙在中国传统的十二生肖中排第五，在《礼记·礼运第九》中与凤、龟、麟一起并称“四灵”。而西方神话中的 Dragon，也翻译成龙，但二者并不相同。

与西方龙一样，大众眼中神圣的中国龙，偶尔也会有邪恶的一面出现，详细可见于本条目“中外差别”一栏。[5]

中国古代民间神话传说中可见于中国经典中的生物，在现实中无法找到实体，但其形象的组成物源于现实，起到祛邪、避灾、祈福的作用。产生背景

早期社会生产力低下，人们在严酷的自然环境里生存，还不能独立的支配自然力，也不能解释自身来源，对自然界充满幻想、憧憬乃至畏惧，崇拜各种比人类更强大的自然或超自然力量，这就是图腾和鬼神产生的社会基础。

龙图腾形成的时间，可以上溯到上古伏羲时代，伏羲氏以蛇为图腾。古书中记载，伏羲氏生于成纪，徒治陈仓，都于陈，在位一百五十年，传十五世。伏羲氏发源于成纪，发展壮大后，沿着渭河谷地进入关中，出潼关，傍崤山、王屋山、太行山东迁，而后折向东南，最后都于陈。这一活动区大体与仰韶文化古遗址的分布区相吻合。

龙图腾的形成源于伏羲，除了闻一多先生论述外，还有其它证据。司马贞《补三皇本纪》前面虽说伏羲蛇身人首，但在最后却言伏羲氏“有龙瑞，以龙纪官，号曰龙师”。这种记载暗示了伏羲氏在龙图腾形成中所起的主导作用。又蛇在生肖中叫小龙。蛇如果有了灵性，就变成了龙。汉代纬书中讲，伏羲氏首德于木，为百王之先。伏羲氏即是青龙，青帝。炎帝神农氏以火德为王，为赤龙；黄帝轩辕氏以土德为王，为黄龙。按照五行始终说，最先出现的是木，而非火、土。同理，青帝也应该是远古第一帝，青龙也是中华民族第一龙。伏羲氏自然也就是当之无愧的龙图腾的创始者，开创了华夏民族的文明。[6]

近代流行一种说法，认为源自黄帝的釜山合符。《史记·五帝本纪》记载：黄帝在打败炎帝和蚩尤后，巡阅四方，“合符釜山”。这次“合符”，不仅统一了各部军令的符信，确立了政治上的结盟，还从原来各部落的图腾身上各取一部分元素组合起来，创造了新的动物形象－龙。

龙的形象的来源有多种说法，一说来源于鳄鱼，一说来源于蛇，也有人认为来源于猪，甚至有说法称最早的龙就是下雨时天上的闪电。现在多数专家认为龙是以蛇为主体的图腾综合物。它有蛇的身、猪的头、鹿的角、牛的耳、羊的须、鹰的爪、鱼的鳞。在远古氏族社会时，以蛇为图腾的黄河流域的华夏族战胜了其他氏族，同时吸收了其他氏族的图腾，组合成龙图腾。闻一多先生在他的三篇作品《伏羲考》、《龙凤》、《端午考》中指出，中国人被称为“龙的传人”来源于黄帝时代的传说。黄帝在战败蚩尤统一中原后，它的标志兼取了被吞并的其它氏族的标志性图案。如鸟的标志图案、马的标志图案、鹿的标志图案、蛇的标志图案、牛的标志图案、鱼的标志图案等。最后拼合成了“龙”，一种虚拟的综合性神灵。后来，“龙”的形象开始出现于各种图案之中，并逐渐成了帝王的符瑞。相传炎帝是一位叫登的女子感天上的“神龙”而生，黄帝是附宝感“北斗”而生，尧帝是庆都感“赤龙”而生，始祖是龙繁衍的后代，因此，中华民族的子孙便是“龙的传人”了。龙的种类

青龙：为“四圣”、“四象”（青龙、白虎、朱雀、玄武）与“天之四灵”之一，又称为苍龙，代表东方，青色，因此称为“东方青龙”。

应龙：又名飞龙，亦作黄龙、老龙，是神话中的祖龙、真龙。背生双翼的龙，关于应龙的文献记载见于《山海经》，《山海经》中说，应龙杀蚩尤、夸父，甚至开天辟地，创造了世界。在部分盘古神话中，还说她抚育了盘古[9]。据说当年东皇太一之妃就是应龙，生凤凰、麒麟，而烛龙之子鼓被戮杀于钟山之崖。[10]据《山海经》、《荆州占》记载：“应龙为黄龙，黄龙为轩辕星之神，为天之后妃”。[11]

虺（huǐ）：《述异记》载：“虺五百年化为蛟，蛟千年化为龙。”是龙的幼年期。

虬（qiú）：虬龙是古代传说中有角的小龙，一说是无角的幼龙。《说文解字》：龙无角者。各本作龙子有角者。今依韵会所据正。然韵会尚误多子字。李善注《甘泉赋》引《说文》虬，龙无角者。螭（chī）：龙属的蛇状神怪之物，是一种没有角的类龙生物。螭若龙而黄北方谓之地蝼。

蛟（jiāo）：一般泛指能发洪水的有鳞的龙。

角龙：指有角的龙。据《述异记》记述：“蛟千年化为龙，龙五百年为角龙”。

火龙：《清史稿》载：“浮山有龙飞入民间楼舍，须臾烟起，楼尽焚”、“二十六年五月二十七日，葭州赤龙见于张体两川围中。六月初七日，高平火龙见于石末村”、“五十六年六月，莒州赤龙见于龙王峪，先大后小，长数丈，所过草木如焚”。

蟠龙：指蛰伏在地而未升天之龙，龙的形状作盘曲环绕。在中国古代建筑中，一般把盘绕在柱上的龙和装饰庄梁上、天花板上的龙均习惯地称为蟠龙。在《太平御览》中，对蟠龙又有另一番解释：“蟠龙，身长四丈，青黑色，赤带如锦文，常随水而下，入于海。有毒，伤人即死。”把蟠龙和蛟、蛇之类混在一起了。

云龙：云雾缠绕的龙。

望龙：头部呈侧面的龙。

行龙：传说鲤化蛟，蛟化龙，而当龙达到一定境界时，会化为行龙。

鱼化龙：鱼化龙是一种龙头鱼身的龙，亦是一种“龙鱼互变”的形式，这种形式古代早已有之。《说苑》中就有“昔日白龙下清冷之渊化为鱼”的记载，民间流传的鲤鱼跳龙门，讲述的就是龙鱼互变的关系。蜃龙：蜃栖息在海岸或大河的河口，模样很像蛟，也有可能是其中的一种。蜃具有不可思议的能力，就是从口中吐出的气可以看到各种各样的幻影。这些幻影大多数是亭台楼阁，是谁都没见到过的豪华，从窗口里可以看到穿戴华丽的人们在活动。这就是常说的海市蜃楼。

除此之外，在一些典籍里还记载了龙的“衍生物”，如《五杂俎》：龙性最淫，故与牛交，则生麟；与豕交，则生象；与马交，则生龙马……

龙的形象

《荀子·赋》：“天下幽险，恐失世英。螭龙为蝘蜓，鸱枭为凤凰。”

东汉王充《论衡》曰：“世俗画龙之象，马首蛇尾。”

东汉班固《汉书》：“臣以为龙又无角，谓之为蛇又有足，跂跂脉脉善缘壁，是非守宫即蜥蜴。”

东汉许慎《说文解字》载：“龙，鳞虫之长，能幽能明，能细能巨，能短能长，春分而登天，秋分而潜渊。”

辞书之祖《尔雅》提到了凤凰的形象，关于龙的形象却未提及。宋人罗愿为尔雅所作的补充《尔雅翼》中，却有“释龙”：“角似鹿、头似驼、眼似兔、项似蛇、腹似蜃、鳞似鱼、爪似鹰、掌似虎、耳似牛”。同为宋人的书画鉴赏家郭若虚在《图画见闻志》中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

到了明代，龙的形象更加具体丰满起来，《本草纲目·翼》云：“龙者鳞虫之长。王符言其形有九似：头似驼，角似鹿，眼似兔，耳似牛，项似蛇，腹似蜃，鳞似鲤，爪似鹰，掌似虎，是也。其背有八十一鳞，具九九阳数。其声如戛铜盘。口旁有须髯，颔下有明珠，喉下有逆鳞。头上有博山，又名尺木，龙无尺木不能升天。呵气成云，既能变水，又能变火。”

在《三国演义》中，罗贯中通过曹操之口，概述了龙的特点：“龙能大能小，能升能隐；大则兴云吐雾，小则隐介藏形；升则飞腾于宇宙之间，隐则潜伏于波涛之内。方今春深，龙乘时变”。

清代袁枚则在《子不语》中写到“雷雨晦冥，龙来哀号，声若牛吼。”

而宋代画家董羽则认为龙“角似鹿、头似牛、眼似虾、嘴似驴、腹似蛇、鳞似鱼、足似凤、须似人、耳似象。”这是21世纪得到认可较多的说法。历史起源

古生物学家曾长期认为，长角的龙是上古先民虚构的形象，只存于神话传说之中。1987年在位于河南省濮阳县城西水坡仰韶文化址发现”中华第一龙”，此次出土的蚌龙是迄今为止中国考古发现的最早的龙图案，距今约6600多年。

龙作为一种图腾和一般的图腾不同，不是单一的动物而是多种动物的集合，这突出地反映了中华民族伟大的民族精神和思想。远古神话最早的神不是人，而是动物－图腾。原始人分不清人与动物的界限，认为某种动物是自己的祖先和保护神，这就是图腾。图腾作为氏族、部落的祖先和标志，一般是单一的某种动物，氏族部落发生兼并战争，胜利者在俘虏对方之后，往往同时消灭其图腾，新产生的部族拥有的还是单一的图腾。

中国古人最早体悟到人性，舍弃弱肉强食的观念，在龙图腾的形成过程中突出地表现了这种人性。这就是：为了团结、亲近那些被吞并了的氏族、部落的人，在消灭了这个氏族、部落之后，并没有完全消灭他们精神崇拜和文化寄托的图腾，而是将失败者的图腾中的一部分加在了自己图腾身上。所以龙的形象就是一种和合团结的象征，表现了中华民族远古的祖先的一种极其宝贵的和合精神，是中华民族精神的一个源头。

龙的形象包含着多种动物元素，不少人仅依据某一特征论述其起源，所以产生了多种关于龙的原型的说法。其中最有影响的是龙的原型为蛇说。著名学者闻一多在 20 世纪 40 年代便探讨了龙的原型，据其考证，龙图腾的最初原型是蛇图腾，在消灭了牛图腾、鹿图腾的氏族之后，就把牛角或鹿角加在了蛇的头上，后来又加上了猪的头或马的头，加上了虎或鳄鱼的腿、鹰的爪子、鱼的鳞、花的尾巴，经过长期的发展，众多图腾的集合就形成了中华龙图腾的形象。闻一多之后，不少学者也都认为龙的原型是蛇。

还有认为龙的原型是鳄鱼的说法，最早提出龙的原型为鳄鱼的是中国古史专家卫聚贤。他在 1934 年出版的著作中便说“龙即鳄鱼”，一些外国学者也认为龙是鳄鱼。此外，还有人认为龙的主干的基本形态是蛇、蜥蜴和马，有的则认为龙是从闪电或彩虹演化而来的等。

苏州大学徐山考释了甲骨文“龙”字，认为：龙，其甲骨文字形和“电、雷”两字比较，龙字可视为“电、雷”的变形。龙字保留了闪电的弯曲状，又将表示雷声的符号“口”状移至弯曲处的终端，表示龙的口部。龙字中的口开口朝下，表示雨从龙口中倾泻而下。龙观念的产生，是原始先民对产生雷电的原因的一种生物化解释。在“龙”字的异体中，字形是在龙的形体上方加上“辛”。辛，甲骨文字形为斧劈树木状。从这个意义中又引申出刑具。在“龙”字中，“辛”位于龙形的上方，从辛的语义和造字的上下结构中可以看出，这个“龙”字反映了原始先民对龙（雷神）的恐惧而又企图征服、控制它的心理状态。《集韵》在“龙”字下收录了“竜”这个异体字。该字的上方和“龙”字左上方一样，即甲骨文“辛”的隶定形式。“竜”的形义正是对雷电的征服状。此字形有力地证实了龙的原型是雷电。从龙字的发音上看，“lóng”正是记录了雷的隆隆之声历史沿革

龙之所以受到炎黄子孙的尊崇，是因为与华夏文明的形成进程有着密切的关系。众所周知，“五帝”第一帝的黄帝之前，有一位在位120年，传位8世，共历530多年的“神农氏世”时期。炎帝“神农氏，姜姓也”，正是其母“游华阳，有神龙首，感生炎帝”（《初学记》卷九引《帝王世纪》）的。而炎帝神农氏长得“弘身而牛颠，龙颜而大唇”。炎帝的神农氏部族与黄帝部族结成炎黄部落联盟以后，做为龙子的炎帝神农氏，深刻地影响了炎黄部落联盟的文明进程在文明国家形成的前夜，即我国古史传说的“五帝”时期，那些推动文明因素积聚的“英雄们”——黄帝、颛顼、帝喾、帝尧、帝舜、帝禹等，无一不与龙有着这样那样的纠葛。请看下列史料：“五帝”之首帝黄帝，不仅长得“龙颜有圣德”（《易·系辞下》正义引《世纪》），还“令应龙攻蚩尤”（《史记·五帝本纪》集解引《山海经》）。黄帝不仅平时“乘龙扆云”（《大戴礼记·五帝德》），就是在他辞世升天时，也是“有龙垂胡髯而下，迎黄帝”（《御览》卷九二九引《帝王世纪》）的。“五帝”之二的颛顼，“乘龙而至四海”，巡行天下，无比威严；“五帝”之三的帝喾，“春夏乘龙”（《大戴礼记·五帝德》），也是离不开龙的。

“五帝”之四的帝尧，把华夏部落联盟议事会改造成与民众相对立的“公共权利”，而他的出生与龙有着直接的关系，即其母庆都“出以观河，遇赤龙”，一阵“唵然阴风，而感庆都”（《易·系辞》下引《帝王世纪》）以致孕的。尧在唐地还曾“梦御龙以登天，而有天下。”（《路史·后记》中引《帝王世纪》）后来居然梦想成真，成为华夏部落联盟的第四任盟主；“五帝”之五的帝舜，也是生成一副“龙颜大口黑毛”（《山海经·海内经》注引《归藏·开筮》）的模样，他对龙的十分钟爱，赐姓善于驯养龙的人为“董氏”，专设畜龙之官，并在联盟议事会的“九官”、“十二牧”中封龙为“纳言”之职。

进入阶级社会的第一个王朝——夏代（BC21～ BC16世纪）的奠基者帝禹，则与龙有着更为直接的关系。禹是其父鲧死后，“三岁不腐，剖之以吴刀，化为黄龙”（《山海经·海内经》注引《归藏·开筮》）的，即“大副（即剖）之吴刀，是用出禹”，鲧所化之黄龙即是禹。人们所熟知的“大禹治水”，也充分利用了龙。“有神龙，以尾画地，导水所注，当决者因而注之也”（《楚辞·天问》王逸注）。“禹尽力沟洫，导川夷岳，黄龙曳尾于前，玄龟负青泥于后。”禹对龙的脾性十分熟悉，有一次“禹省南方，济乎江，黄龙负舟，舟中之人，五色无主”。但禹镇定自若，说：“余何忧于龙焉?”结果是“龙俯首低尾而逃。”（《吕氏春秋·知分》）就是做为“夏民族的祖先大禹的禹字，是一条富有生命力的运动中的蛇。”（王宇信：《史记》鲧禹的失统与鲧禹传说的史影》，《历史研究》，1988年第6期）而蛇正是构成龙的原始素材，也可以说蛇也是龙的一种。如此等等。

这就是为大家所熟知的中国龙的形象：美角似麟鹿，迤身似蛇蟒，披鳞似鱼，健爪似鹰隼的“鳞虫之长，能幽能明，能细能巨，能短能长，春分而登天，秋分能潜渊”（《说文》卷十一下鱼部）的神奇动物。1987年于河南濮阳西水坡仰韶文化遗址发现了六千多年前用蚌壳摆的龙，此龙昂首、曲颈、弓身、长尾，前爪扒、后爪蹬，状似腾飞，这是目前我们见到的最早的龙[7]。1978—1980年，在相当于“五帝”第四帝陶唐氏帝尧时期的山西襄汾陶寺遗址，一座大墓中出了一件以红彩、或红、白彩绘制蟠龙图案的珍贵龙盘。陶寺类型龙山文化遗址发现有内城、外城遗迹，被学者推断为帝尧的“龙都”；而襄汾也成为举世闻名的“龙乡”；在我国第一个奴隶制夏王朝都城遗址地河南偃师二里头，也在一件残陶器上发现了巨眼、利爪、周身有鳞的龙纹……自商周阶级社会以后，龙的形象更是屡有出土，不胜枚举了。[12]

西汉（包括王莽时期）的龙形象身体细长，似蛇形，身尾不分，末尾有鳍。头部似鳄鱼，整体较瘦长。分为有翼、无翼两种。有的角似牛角，细长，前端略带弧形。上下颚等长，上下唇分别向上下翻卷。分为有无两种，翼为鸟翅形。兽腿，短粗。足部分为兽、鹰足两种，三趾。而到了东汉，龙体粗壮，似虎形，身尾分明，个别有鳍。 角似牛角。角下都出现突起的棱，顶端前卷，也有类似鹿角的。 且都有翼。兽腿较长。 以虎的形象为主，其他动物形象辅之。建安至魏晋（十六国时期）的龙体较细长，似虎形，身尾分明。头角略似鹿角。羽翼分有无两种，有翼的龙形状仍旧为鸟翅形。腿为兽类，长。

南北朝至隋时，龙体细长，似虎形，身尾分明，颈和背上出现焰环。龙翼依旧分有无两种，出现飘带形翼，鸟翅形尚存。四肢上飘，有长的兽毛。唐宋时期，体粗壮丰满，回复到蛇体，身尾不分，脊背至尾都有鳞，宋代时尾上则有一圈鳍。吸取了狮子形象的特点，圆而丰满，脑后有鬣。 唐代时出现分叉鹿角，前期略似鹿角尚存。 上唇很长，顶端成尖形，下唇短而不再下卷。 龙翼已经都为飘带形。 宋时出现四爪的足，后肢和尾常交叉盘旋。

在中国，龙经历了四个较大的发展阶段：图腾崇拜阶段、神灵崇拜阶段、龙神崇拜与帝王崇拜相结合的阶段、佛教娜迦龙崇拜与中国龙崇拜相结合的阶段。

在图腾崇拜阶段，中国远古的某些部落把龙视为图腾，作为自己部落的祖先和标志。根据历史文献资料和有关传说，龙（原形为蛇）原为伏羲氏族的图腾，后来成为太暤（太昊）部落的图腾。太暤部落是龙图腾崇拜最为重要的起源地之一。

在神灵崇拜阶段，农牧业逐渐形成，宗教信仰也得到发展，从较为单一的图腾崇拜过渡到多神崇拜。龙图腾崇拜也发展为龙神崇拜。人们把龙神化，奉龙为水神、虹神。

龙被神化后，又与帝王崇拜结合在一起。商周时期，龙纹正式作为天子纹章与权力象征。这时候的商周天子悬挂九旒龙旗，并且穿着龙衮祭祀先王。秦汉时期，中国大统一，要求有一个与之相适应的大神，以整合各地、各民族的信仰，龙崇拜进一步与帝王崇拜结合在一起。中国古代帝王把自己说成是龙神的化身或龙神之子，或把自己说成是受龙神保护的人，借助龙树立威信，获得人们普遍的信任和支持。这样，龙获得了更为显赫的地位，对中国龙文化的发展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

在战国时期便形成了五色龙崇拜，及龙神信仰。在春秋时期，有五行神，分别与五行之神相匹配的是龙、虎、凤、龟和麒麟，龙只是其中之一，与木神勾芒相搭配，而五龙观念尚未形成。到战国时期，五龙观念开始形成。

最后是佛教娜迦龙崇拜与中国龙崇拜相结合的阶段。隋唐时代，佛教在中国迅速传播，佛教中的龙王崇拜也传入中国。在中国本土的龙崇拜中，原来只有龙神崇拜，没有龙王崇拜，龙王崇拜是在佛教传入后引进的。随着佛教的传播，龙王、龙宫、龙女等也得到迅速流传。

然而中国自古以来就有五色龙及四海神，龙神信仰，在宋以前多称龙神，直至宋徽宗封五龙为王，龙王信仰才开始流行，可以说，四海龙王，五帝龙王是由朝廷封的本土龙神来的，由中国本土龙神演变的道教龙王，是后来神魔小说中四海龙王的直系宗主，四海龙王及五帝龙王都是中国本土血统的五龙神演变来的。

上古

1987 年，河南濮阳西水坡遗址，距离今天6000多年仰韶文化早期的大墓，在男性墓主人身边出土了一条用蚌壳堆塑的龙，这是目前发现的最早的龙。[7]

1994 年，在湖北黄梅县白湖乡焦墩遗址，清理到一条长 4.4 米的卵石摆塑龙，距今约六千年。

新石器时代晚期，玉的神秘功能在先民的眼里愈发至关重要，与天地宗祖鬼神沟通的琮、璧、戚等礼器，都是用好玉琢制的。在辽西、内蒙古、徽、湘、鄂、太湖流域的发达地区，人们也用玉琢出龙形，足见龙在当时非同一般的地位。

安徽凌家滩白玉龙。距今五千年左右。首尾相联的扁环形，鸡骨白色泛绿斑，此龙除背环一周明确的脊鬣，尤为形象的是龙首呈牛头形，头上两支微翘的弯角，直观就是当地水牛头上的双角。

浙江余杭瑶山白玉龙。良渚文化。玉龙组成比较特别，由四个同向龙首围成一个镯形。龙首分布均匀地浅凸于镯面上。嘴、眼、耳浅浮雕状，龙角、牙齿等一些细部用阴线勾勒。发掘报告描述它“眼和牙近似水牛或鹿，鼻如猪，角与耳非牛非鹿，似为各种动物的结合图形。……平面加一个侧面进行斜向观察，其形态和传统观念龙形颇为近似，……环曲的镯身，或可视作龙体的象征”。此类龙形，在浙江反山、瑶山等遗址出土的璜、柱形器、山字形器管和小玉璧上多有发现。扁长吻，缩颈俯伏，面额仰天的身姿酷似一条浅潜水下，仅浮露鼻眼，随时准备猎取小动物的鳄鱼的形象。一排整齐犀利的牙齿，更是这一水中猎手的生动写照。

湖南澧县孙家岗的玉龙。龙山文化。扁簿状，镂刻透雕而成。头顶有高耸华丽的角状装饰，腹下有雕镂逼真的龙脚（这恐怕是已知玉龙中最早发现龙脚的例子）。但蜷曲的主体，仍隐约能见“C”字形状。长吻、圆眼等独特的造型，同样具有鳄鱼的体态特征。

湖北天门肖家屋脊玦形玉龙石家河文化。外形极似红山文化“C”字形玉龙，只是头形不似红山猪、熊、马首形，而略与鳄接近。

以上诸玉龙，都是新石器时代晚期距今五千年左右的典型玉龙。从动物学角度分析，主要是马、熊、牛、鳄几种，特征清晰，种类明确。龙生九子古时民间有“龙生九子，不成龙，各有所好”的传说。但九子是什么，说法也不同。我们主要以年份偏老并已经被后人整理成书的《中国吉祥图说》来了解具体是哪九子。

1.老大囚牛，喜音乐，蹲立于琴头；2.老二睚眦（yázì），嗜杀喜斗，刻镂于刀环、剑柄吞口；

3.老三嘲风，形似兽，平生好险又好望，殿台角上的走兽是它的遗像。也有人一直认为它是有着龙脉的凤；

4.四子蒲牢（pú láo），受击就大声吼叫，充作洪钟提梁的兽钮，助其鸣声远扬；

5.五子狻猊（suān ní），形如狮，喜烟好坐，所以形象一般出现于香炉上，随之吞烟吐雾6.六子霸下，又名赑屃（bì xì），似龟有齿，喜欢负重，是碑下龟；

7.七子狴犴（bì àn），形似虎，好讼，狱门或官衙正堂两侧有其像；

8.八子负屃（fù xì），身似龙，雅好斯文，盘绕在石碑头顶；

9.老九螭吻（chī wěn)，又名鸱（chī）尾或鸱吻，口润嗓粗而好吞，遂成殿脊两端的吞脊兽，取其灭火消灾。

其他：

饕餮：四凶之一，原为缙云氏之子。

貔貅：带有祥瑞之气的一种神兽

瑶山是代表什么生肖2

荔波——一个到贵州不可不去地方，它是贵州第一个世界自然遗产地，拥有"雄奇秀丽的山水风光、神奇迷离的民族风情"，这里聚集着国家级茂兰喀斯特森林自然保护区和风光秀丽的荔波樟江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喀斯特森林覆盖率达63%以上，被誉为"地球腰带上的绿宝石"，“山水贵族”是对荔波的真实写照。当然荔波除了美丽的自然风景外其独特而浓郁的民族风情同样令人拍案叫绝，瑶山古寨便是其中之一，也是我们此行黔西南的重要目的地之一。

从荔波县城沿樟江河顺流而下30多公里，便进入了风光绝妙的小七孔景区。此地宽阔的樟江河上，有一座钢绳桥横空飞跨，桥两端的两面巨型铜鼓将粗大的绳牢牢系住，这便是铜鼓桥。过了铜鼓桥，溯樟江河谷坡地上行几公里，就是远近闻名的瑶山古寨——拉片村。

瑶族的图腾

一下车，瑶山古寨独具特色的牛头铜鼓就映入眼帘，浓郁的民族风扑面而来。牛头和铜鼓都是瑶族的图腾标志：两个铜鼓的鼓面为12生肖图，与鼓心的12角太阳光芒相互呼应，四只青蛙匀称地铸于鼓面边沿。广场边的草地上晾晒着刚刚染好浆洗过的粗布，让远道而来的我既惊奇又亲切，瑶山古寨就这样以它独有的厚重和古朴掠过悠悠我心……

瑶族是个史载不多的神秘民族，也是人类第一个社会组织——图腾群体之一。“先有瑶,后有朝”，由此可见瑶族的历史之远古，其族源可追溯到传说中的“九黎”和“三苗”。明朝以前，瑶族已久居荔波，在喀斯特的深山密林里开荒垦土，繁衍生息至今日。世居荔波的瑶族有“白裤瑶”“青裤瑶”“长衫瑶”三大支系，特别是白裤瑶以其存有的大量远古遗风、原始的生活方式、神秘的宗教礼仪和古老的婚丧习俗等民风民俗独树一帜，备受世人关注，他们以接近自然和本真的生存方式延续着本民族古老的传统与文化。

白裤瑶因男子穿齐膝白裤，故称为“白裤瑶”，据载白裤瑶是中国最后一个持枪部落，长期生活在深山老林内，几乎很少与外界来往，是最神秘、最奇异、最令人遐想和探索的古老民族，他们的民族信仰、民俗生活保存的非常完整，被联合国科教文组织认定为民族文化保留最完整的一个民族，被称为“人类文明的活化石”。白裤瑶崇拜太阳神，信奉百神灵，他们会在屋前房后以及亲人的墓地上立放图腾柱。据考证，这种图腾柱在世界上只有两个民族遗存，一个是中国的瑶族，另一个是北美的印第安人，因此白裤瑶也被人类学家誉为“东方的印第安人”。

瑶族人的独家发明，就是这种禾仓，家家户户屋前不远的地方都有建造，号称防火防鼠防盗。远远看一个个粮仓就如同原始部落的棚屋，古老而又粗犷。

“瑶家美酒唱山歌”对于远道而来的宾客，瑶族小伙儿是要鸣枪致敬的，瑶族美女们则是高唱着当地的民歌，端着自酿的米酒亲自喂给客人喝，瑶族人的那份真诚与热情，如同清香的美酒，一丝甜意、一丝醉意融化心间……

阵阵清脆悦耳的声音传来，目之所及，原来是街边的小摊上瑶族服饰随风摇曳，小挂饰叮铃当啷作响。特别惊羡于白裤瑶家姑娘媳妇身上的纯手工服饰，她们的传统服饰“贯首衣”为一前一后两片布，以精美的腰带扎系，背部的布片上绣有精美的花纹，因此又称为“背牌瑶”或者“两片瑶”。“背牌”是瑶族的族徽，也是区别于其他民族的重要标志，“回”纹绣中的菱形花相传是瑶王的方形印章，在瑶文化里有着重要的地位。《金壶浪墨》中记载：瑶家衣服、重裙、领、袖均彩绣花边。可见刺绣工艺在瑶家流传悠久，形成为生活中的一种传承习尚。所以瑶家刺绣工艺才那么高雅精细，五彩斑谰，独具民族风采。我在瑶族妈妈手里淘来的回纹绣品古色古香、针针线线都透着浓郁的民族风，穿上美哒哒的感觉有木有……

瑶族妹仔常以精通刺绣、身着锦丝镶边衣裙为荣，据民间传说这种服饰来自一个引以为豪的故事：相传开天圣母一一目母婆见盘古王把天开凿得凹凸不平，便解下自己的围裙往天上一展，就把天空铺平了。裙子上的锦绣图案，在天空化作七彩云霞，发出七彩光芒，美化了广宇人间。 瑶家姑娘为祭祀开天圣母开天的功绩，炫耀女性在开天辟地中起的作用，把描绣彩裙衣服和编织锦带的工艺传承了下来，瑶家姑娘便代代娴熟掌握了这瑶家特有的民族工艺，并精巧地制作出本民族特有的服饰。可以说，白裤瑶的服饰，亦是区别他族标志的一幅古朴画卷。

人们都说如果你想了解一个地方的人文精髓，当地的博物馆和街头巷尾是最好的去处。古朴的“瑶族文化展示厅”红木青瓦，展厅里珍贵详实的史料介绍了瑶族的历史变迁和发展，也让我们对瑶族同胞的悲壮历史和吃苦耐劳、坚韧不拔、生生不息的民族精神和文化有了进一步的认识。

瑶族人的服装服饰都是自己亲手制作，从种桑养蚕到纺棉织布、从取粘膏到染布缝衣、从丝线的精挑细选到腰带背牌的挑花刺绣，每一道的工序、每一个细节都是瑶族妇女独立完成的工作，她们也在一针一线中享受快乐与悠闲。

见我们拍照，两位瑶家妇女展示着自己的绣品。瑶族没有文字，但却能把自己民族的历史穿在身上，一代又一代，精美绝伦的服饰传承着一个又一个民族传奇和可歌可泣的故事。一针一线、一图一案，无不体现出瑶族妇女匠心独具和一片深情！

拉片村是一个纯瑶族聚居的少数民族村寨，特殊的喀斯特地貌与周围美丽迷人的田园景观融为一体，气候宜人，环境幽静，置身其间，心旷神怡，就连生活在这里的动物们都好有幸福感噢……

在街边随意漫步，随处可以看到三个一伙儿、五个一拨儿的女子们惬意的坐在家门口做着刺绣和纺织，眼神里流露着一丝渴望，也许想出去走走，看看外面世界是不是很精彩？！随着现代文明的渗透，也许将来会有越来越多的瑶族人走出大山，融入到现代化的都市里；也会有更多的都市人来到荔波，来到瑶山古寨寻访探幽。瑶山古寨，也正沐浴着新时代的春风，渐渐揭开其神秘的面纱，绽放出迷人的风采和神韵。

眺望瑶山古寨对面半山坡上新建的瑶山新村，一座座富有民族特色的瑶族民居沿山坡整齐排列，鳞次栉比，十分壮观，"千户瑶寨"如今已初具规模，笑迎八方宾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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荔波的这些灵感适合全年去玩。

乐途旅游网与乐途灵感旅行家：彩云 更新：2016.11.07

瑶山是代表什么生肖3

东宫机构及其班子的演化

汉时东宫官员的建置分二部分，一是属二傅，即太傅与少傅。惠帝为太子时，曾以张良为太子少傅，叔孙通为太子的太傅。其属官有太子门大夫、庶子、洗马、舍人等，如晁错在景帝为太子时，曾任太子舍人、门大夫。庶子或中庶子，则大都与太子年齿相当。元帝为太子时，有欧阳地余为其中庶子，萧育为庶子，冯奉世的儿子冯野王，便“少以父任为太子中庶子”。（《汉书·冯奉世传》）洗马，其实是先马，太子的马前卒也，太子出在前导威仪。汲黯在武帝为太子时，任太子洗马，“以严见惮”，“黯姊子少与黯为太子洗马。”（《汉书·汲黯传》）这些都是功臣宿将子弟因任子入宫，为太子洗马，也是太子的同龄人，并是太子的玩伴。舍人，亦为太子身旁的伴侣，选自良家子，如郑当时便曾为太子舍人，看来太子官属都是朝廷各级官吏的子弟为之。太子即位后，这些人便活跃在朝廷之上。

二是詹事，其下属有率更令、家令、中盾、卫率、厨、厩长等。詹事是给事的意思，它兼事皇后、太子之官，并非单属东宫，大抵这亦反映了太子自幼年至成年、由中宫到东宫这样一个成长的过程。在汉代，太子幼年时，是与皇后生活在一起的，通常要行冠礼或成婚以后，才“就宫”，即赴东宫建立相对独立的学习和生活环境。詹事的属官如率更令、掌知漏刻的，即宫中报时的人；家令主东宫饮食；太子仆，主掌车马。太子五日一朝，非入朝日，则遣太子仆入，请问起居。太子未立，则不设东宫官。立太子后，则设东宫官属，表明太子是王储，不再属于中宫。

自汉至魏，东宫官制大体相沿，西晋司马炎立太子司马衷时，由于其是弱智儿，便更加完备和加强东宫官属，以弥补太子之不足，除了二傅和詹事府以外，又更增加了东宫卫率，即东宫有自己的兵卫。至惠帝立其子司马遹为太子时，设左右前后四卫率，有精兵万人。那时东宫的官属最为完备，也最为庞大，但改变不了司马衷父子俩悲惨的结局。然而自此开了东宫带兵的先例以后，父子之间便有兵戎相见的条件了。刘劭弑父的案例说明东宫带兵有害无益，刘劭所以能发难，是因为“东宫置兵与羽林等”，故在平时，太子干预兵事，往往是危机的信号。从父子双方讲，这是犯大忌的事。隋代东宫“始分置左右卫率、左右中卫率、左右虞侯开府、左右内卒、左右监门卒”，这十卫卒曾经是东宫直接管辖的。文帝立杨勇为太子时，曾以苏孝慈管理东宫的警卫部队。《隋书·裴政传》：东宫“武职交番，通事舎人赵元恺作辞见帐，未及成，太子有旨，再三催促”。杨坚考虑要废太子杨勇时，便先设法削弱东宫的兵力，“高祖令选宗卫侍官，以入上台宿卫。高颎奏称：‘若尽取强者，恐东宫宿卫太劣。’高祖作色曰：‘我有时行动，宿卫须得雄毅。太子毓德东宫，左右何须强武？此极敝法，甚非我意。如我商量，恒于交番之日，分向东宫上下，围伍不别，岂非好事！’”（《隋书·杨勇传》）所谓“围伍不别”，就是东宫宿卫统一由朝廷派遣，东宫不能再有自己的直属卫队，从某种意义上讲，太子杨勇就此被缴了械，这是吸取宋文帝的教训，预设防备。唐代的东宫兵制，在高祖时，不仅太子李建成有卫率之兵，秦王李世民和齐王李元吉都有自己的武装，都能带兵，且有实战的经验。唐代经历了玄武门之变，唐太宗李世民就不愿太子直接带兵了。李承乾想要谋杀魏王泰时，左卫府率竟然被作为刺客来使用，这从另一方面证明太子手中实在没有可供差遣的兵力了。贞观以后，历朝东宫都不再具有自己的武力。高宗第六子章怀太子被废是因为“于东宫马坊搜得皂甲数百领，乃废贤为庶人，幽于别所”。（《旧唐书·章怀太子李贤传》）说明东宫不仅不能有自己的卫队，而且连收藏兵器也成了违法犯禁而被废黜的理由了。李世民在废黜太子承乾以后不再相信东宫这套机构能培养太子成长，虽然不能废止东宫机构，但是不让太子就宫了。

《旧唐书·禇遂良传》记载，太宗特于自“寝殿侧别置一院，令太子居，绝不令往东宫”。禇遂良曾为此上疏进谏，以为皇太子应居东宫，“春诵夏弦，亲近师傅，体人间之庶事，适君臣之大道。”而不该“常居宫内，保傅之说无畅，经籍之谈蔑如。且朋友不可以深交，深交必有怨。父子不可以滞爱，滞爱或生愆”，建议“尝计旬日，半遣还宫”，亦即希望让太子有一半时间在东宫，接触师傅和东宫的僚属，据说“太宗从之”。至于实施情况，不见记载。与禇遂良意见类似的还有刘洎，他提出“古之太子，问安而退，所以广敬于君父；异宫而处，所以分别于嫌疑。今太子一侍天闱，动移旬朔，师傅已下，无由接见。假令供奉有隙，暂还东朝，拜谒既疏，且事俯仰，规谏之道，固所未暇。陛下不可以亲教，宫宷无因以进言，虽有具寮，竟将何补？”（《贞观政要》卷四）这样一来，立李治为太子时，太宗为太子组建的庞大东宫僚属班子完全被架空了，成为应景的摆设。太宗立李治为太子时，为东宫配置的官属与李承乾为太子时不同，不是专职的，都是朝廷重臣兼职的，所以如此安排，是为了更容易控制。其主要的成员有长孙无忌为太子太师，于志宁为左庶子，许季宗、高季辅、马周为太子右庶子，张行成为太子少詹事等；武官则有李勣以兵部尚书为太子詹事兼左右率，李大亮以左卫大将军兼太子右卫率，亦有自晋王府入东宫为僚属的如李义府，还有中书侍郎岑文本。这个阵容虽然很强大，但各有本职，而李治又不去东宫，故实际上成为摆设。所以太宗让中书侍郎岑文本兼摄东宫事时，他就婉辞了，然“仍令五日一参东宫，皇太子执宾友之礼，与之答拜”。（《旧唐书·岑文本传》）这实际上也是一句空话。

《贞观政要》卷四，教戒太子诸王条，记载李世民在李承乾和李治为太子时，对如何辅教太子的方式有所不同。前者他是通过东宫僚属去辅教太子，他对太子左庶子于志宁、杜正伦说：“卿等辅导太子，常须为说百姓间利害事。朕年十八，犹在民间，百姓艰难，无不谙练。及居帝位，每商量处置， 或时有乖疏，得人谏诤，方始觉悟。若无忠谏者为说，何由行得好事？况太子生长深宫，百姓艰难，都不闻见乎！且人主安危所系，不可辄为骄纵。……每见有不是事，宜极言切谏，令有所裨益也。”把辅教的具体职能交由东宫官属去实施。然而他从李承乾实际的状况看，那些东宫正式的官属根本管不住太子李承乾，不仅不听，甚至想着派人去暗杀他们，而与李承乾昼夜相处的则是一些小人，是其玩伴，走到与李世民期望完全相反的方向。李世民立李治为太子时，对太子的管教，由于太子就在身旁，他就对身边的侍臣讲他是如何管教太子的：太宗谓侍臣曰：“古有胎教世子，朕则不暇。但近自建立太子，遇物必有诲谕，见其临食将饭，谓曰：‘汝知饭乎？’对曰：‘不知。’曰：‘凡稼穑艰难，皆出人力，不夺其时，常有此饭。’见其乘马，又谓曰：‘汝知马乎？’对曰：‘不知。’曰：‘能代人劳苦者也，以时消息，不尽其力，则可以常有马也。’见其乘舟，又谓曰：‘汝知舟乎？’对曰：‘不知。’曰：‘舟所以比人君，水所以比黎庶，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尔方为人主，可不畏惧！’见其休於曲木之下，又谓曰：‘汝知此树乎？’对曰：‘不知。’曰：‘此木虽曲，得绳则正，为人君虽无道，受谏则圣。此傅说所言，可以自鉴。’”这是李世民在身旁借一事一物以教导李治。这样亲自对太子实行“传、帮、带”，能有效吗？也很难说。李治的性格与李承乾不同，李承乾是刚强自以为是，而李治则表现为柔顺听话，前者失宠，后者得以固位并顺利接班。但他毕竟生于深宫，长于妇人之手，做了高宗皇帝的李治，当身边出现一个无论才智和谋略都远胜于他的武则天时，却又因柔顺而缺少抗争的阳刚之气，在无奈中交出了皇权。

再从东宫建置的配备过程看，在唐代也有两种不同的情况，一是由皇太子自行组建，一是由皇帝与大臣拟意建置的。由皇太子自行组建的先后有李建成、李世民、李隆基三人，而李建成与李世民，当初分别是高祖李渊的长子和次子，他们是帮助李渊建唐的左右手，各自建立的这套班子，都与太子共生死、同患难，是在斗争中建立起来的。二虎相斗，李世民取得胜利，他在秦王府的这套班子，后来是东宫的班子，接管整个朝政便顺理成章，因为他们是在内外斗争中历练出来的，不是东宫的保傅们辅教出来的。再说李隆基是睿宗李旦的第三子，他是在联合太平公主一起削除韦后势力的斗争中成长起来的。睿宗李旦即位以后即在当年景云元年（公元七一〇年）立李隆基为太子，东宫的官属多由其自置或奏授，有姚崇以兵部尚书兼太子右庶子，宋璟以吏部尚书兼太子左庶子，萧至忠以中书令兼太子右谕德，崔湜以中书侍郎兼太子詹事，此外尚有王琚为詹事府司直，张说、禇无量则是李隆基为平王时的侍读。这样组建的班子，不是唐睿宗李旦管教李隆基，而是李隆基在影响和支配朝政。由于李旦的软弱无能，他只能在太平公主与李隆基这二股力量之间谋求平衡，在平衡中谋求生存。故每当宰相奏事时，他总是先问：“尝与公主议否？”又问：“与三郎（指李隆基）议否？”（《资治通鉴·唐纪二十五》）他的处境与当年高祖处境处于李建成和李世民二强之间相似，其影响则更等而下之。所以一旦一方战胜另一方，李隆基以突然袭击的方式实施宫廷政变，打败并消灭太平公主一方势力以后，李旦只能禅位于李隆基，做太上皇去了。故一个够资格、有能力的接班人，不是在东宫的辅教中诞生，而是实际斗争中逐渐形成的。

由皇帝及大臣们拟议的太子组建的东宫班子，在唐代属多数，若李承乾是唐太宗的嫡长子，贞观初立为太子，八岁时太宗为其组建东宫的官员班子，有杜正伦、李百药任太子右庶子，于志宁任太子左庶子，孔颖达任太子中允，其后又有张玄素、赵弘智、令狐德棻、萧钧等，应该说这些人在当时都是饱学之士，在这些人辅教之下，李承乾亦曾涉猎经书，曾让颜师古为东宫注班固《汉书》。然而少年人要与这些老人为伴是不容易的，二代人之间毕竟有代沟，李承乾在东宫亲近的都是一些与他年龄相近的玩伴，从习性上更易于接受游牧族的游猎生活，难改声色之好，东宫官员进谏的话，自然处于与太子对立的关系，这样他们与太子的关系，正如李世民与杜正伦、于志宁谈话中所讲，变成监管与被监管的过程，背离了一个青少年成长过程中必然经历的身心变化。又如李治的东宫班子也是李世民为之筹建的，在李世民亲自教导下定向培育出来的皇储，当然不可能成为一个出色的帝王，软弱可欺的性格与汉代元、成、哀、平一代不如一代的道理是相同的。书本可以增长人的文化知识，但能力和才干则只能通过实践来获得。作为帝王要有一点霸气，没有霸气怎能服众呢？一般地讲，皇帝是强者，为太子者只能是弱者，否则无法适应，这叫做以柔克刚。反之皇帝如果是一个柔弱无能之辈，若唐睿宗李旦那样，那么他的太子必须是强者，否则的话王朝不可能强盛。再说生于深宫、长于妇人之手的太子，，不摆脱这个环境，不知民间疾苦，不经艰难，他不可能成为有主见有作为的君主。汉宣帝所以在汉昭帝以后能处理霍氏家族，使汉室出现一个中兴的局面，因为他自幼长于民间，妻许氏亦出自民间，没有早年这一番经历，宣帝不可能比元、成、哀、平好多少。李治是李世民亲手培养的，而武则天则是宫廷斗争中锻炼成长的，李世民之后，要驾驭这样一个庞大的帝国，也确实需要一个强者，没有武则天那样凶狠毒辣，怎么能稳定李世民身后的局面呢？放手由睿宗、中宗去办，那还不早就乱套了吗？武则天死后的乱局不就证明了这一点吗？这也许是有意栽花花不发，无意插柳柳成荫。

唐太宗后期在东宫建置方面所采取的一些措施，诸如东宫官属大都由朝臣兼任，基本上不令太子就东宫，对太子严加管束。而高宗、武则天时期，宫廷内部的权力斗争激烈而复杂，武则天又是少见的强者、杀人不眨眼的暴君，那么在她手下的皇太子，过的只能是苦日子，对太子的废罢犹如走马灯一般，反复无常。先是立长子李忠，后废，赐死流所。继立第五子李弘，后又将其鸩死。再立第六子李贤，后又废，逼其自杀。至于第七子李显，第八子李旦，都曾先后做过几年皇帝，即中宗和睿宗。他们或是名为皇帝，实为太子，或者做过皇帝再做太子，完全处于一种无序的状态，当然也就没有正常的东宫制度可言。再说唐玄宗李隆基时期，因为他自己是亲身参预和经历二次宫廷政变后上台的，鉴于历史教训，他对太子更是处处设防，明文规定太子要居于他住所的别院，东宫的官员设置，实际上已成为摆设，变成官员迁转的一个名义上的位置。玄宗先立第二子李瑛为太子，后废。开元二十六年（公元七三八年）立第三子李亨为太子，次年四月，即下敕旨令太子不得与外朝相联系，连太子内坊亦划给内侍省管辖，李亨的一举一动都处于监控之中。据《通鉴·唐纪三十一》天宝五载（公元七四六年）正月，太子李亨出游途中，遇太子妃兄韦坚，仅仅因为韦坚又与边将皇甫惟明在景龙道欢娱了一会儿，就被李林甫事先派遣的亲信所告发，李林甫便据以上报，称“坚与惟明谋，欲共立太子”。玄宗虽未因此定李亨的罪，但韦坚与皇甫惟明因此而下狱贬黜，并在贬所赐死。韦坚亲党坐流徙者数十人，左相李适之受牵连，最终仰药而死，李亨上表与新妇韦氏离绝，可见父子之间猜忌之深。同样道理，李亨在灵武即位以后，李隆基回来做太上皇，也是一报还一报，为了权力的争夺，父子之间没有亲情可言。唐德宗以后，东宫太子一般都安置在少阳宫居住，处在皇帝后宫宦官严密监控之下，仍不能与东宫官属相处。《通鉴·唐纪四十九》称：德宗一度欲废太子李诵（后即位为唐顺宗），中书侍中为之切谏：“太子自贞元以来，常居少阳院，在寝殿之侧，未尝接外人，安有异谋乎？”少阳院在大明宫中德宗常居的浴堂殿之东，温室殿之西南。文宗所立皇太子李永亦曾居少阳院，唐文宗开成三年（公元八三八年）曾“诏皇太子侍读窦宗直隔日入少阳院”。仇士良立宪宗，亦是先迎至少阳院，故少阳院成为东宫太子的居所，而东宫则成为太子举行有关礼仪活动的场所，东宫官职成为官员转徙中的一个阶梯，不再有实际的职务了。

唐代太子们的遭际

如果要考察东宫制度的实际效果，不妨仍以唐代为例。有唐一代，包括武则天在内，共二十一帝，除开国君主高祖起兵太原以武力建唐以外，其余二十帝，因宫廷政变而即位者，有太宗、武则天、中宗、睿宗、玄宗五人；因大臣力争而立为帝者，有高宗、敬宗二人；在外拥兵自立者有肃宗一人；由宦官拥立者有代、宪、穆、文、武、宣、懿、僖、昭九帝；由藩镇拥立者有哀帝一人；由长子而立为太子，并能顺利即位者，唯德宗与顺宗二人。唐代有较大作为诸帝若太宗、武则天、玄宗都是靠宫廷政变得以即位的。至于在东宫顺利接班的德宗与顺宗，实在谈不上有什么政绩，而且顺宗即位时已中风失语，而且在位时间极短。故有唐一代找不出一个由东宫制度正规培养而接位时能有作为的皇帝。所以如此，单是责备父皇选择、管教太子的不当，似乎亦不公平，事实上，连在政绩上有贞观之治的唐太宗，在立储问题上也被困扰得焦头烂额。从太子的视角讲，也不能说他们都不努力学习。唐代的太子和诸王主持编纂的书可不少，即使如李承乾也曾让颜师古注《汉书》，魏王李泰在王府召集学士编过《括地志》，高宗时，先是李弘为皇太子，在东宫组织文人学士博采古今文集，分类编过一本多达五百卷的《瑶山玉彩》。李贤为皇太子时，也曾召集文人学士注范晔的《后汉书》，至今仍为我们所用。为了太子与诸王学习，唐玄宗在开元时，还让徐坚、韦述编过一本《初学记》，为后学保存了不少资料，迄今我们还受益于它。不管太子尽了多大的主观努力，一旦放到这个位置上，日子就不好过。高宗咸亨元年（公元七六〇年），李弘到了十九岁，该举行冠礼了，到了上元二年（公元六七五年），《旧唐书·高宗中宗诸王传》中提到高宗“将逊于位”，接着突兀地出现了这样一段文字：“太子从幸合璧宫，寻薨，年二十四。”对死亡原因及经过竟不着一字。在肃宗时，其第三子建宁郡王李倓曾典亲军，时张良娣有宠，倓为李辅国与张良娣所構，云：“建宁恨不得兵权，颇蓄异志。”肃宗因而怒赐李倓死。“广平王收复两京，遣判官李泌入朝献捷。泌与上有东宫之旧，从容语及建宁事，肃宗改容谓泌曰：‘倓于艰难时实得气力，无故为下人所间，欲图害其兄，朕以社稷大计割爱而为之所也。”泌对曰：“尔时臣在河西，岂不知其故。广平兄弟，天伦笃睦，至今广平言及建宁，则呜咽不已。陛下之言，出于谗口也。’帝因泣下曰：‘事已及此，无如之何！’泌因奏曰：‘臣幼稚时念《黄台瓜辞》，陛下尝闻其说乎？高宗大帝有八子，睿宗最幼。天后所生四子，自为行第，故睿宗第四。长曰孝敬皇帝（即李弘），为太子监国，而仁明孝悌。天后方图临朝，乃鸩杀孝敬，立雍王贤为太子。贤每日忧惕，知必不保全，与二弟同侍于父母之侧，无由敢言。乃作《黄台瓜辞》，令乐工歌之，冀天后闻之省悟，即生哀愍。辞云：‘种瓜黄台下，瓜熟子离离。一摘使瓜好，再摘令瓜稀，三摘犹尚可，四摘抱蔓归。’而太子贤终为天后所逐，死于黔中。陛下有今日运祚，已一摘矣，慎无再摘。”上愕然曰：’公安得有是言！‘时广平王立大功，亦为张皇后所忌，潜构流言，泌因事讽动之。”李泌讲这个故事是为了保护广平王，即后来的代宗。从李贤作《黄台瓜辞》可知当时李贤感到自己处境之危难，太子所以不好当，原因是由于这个位置是各种力量角逐的中心，无论谁处于这个位置，都是放在铁板上烤灼。因为它是未来权力的中心，在即皇位之前，它始终是一个变数。正由于这一点，太子难当，即使不是太子，而是潜在的太子争夺者，日子同样也不好过，如唐太宗时的魏王泰与吴王恪，并不是他们有什么罪名，因为他们有才气，声望太高，即使李治已经即皇帝位，长孙无忌还是非要把他们置之死地方能安心。故处在权力中心而又有变数的位置上，这是最难为人的位置和时期，几乎处处都有陷阱，广平王在肃宗去世时，如果没有程元振打破张皇后的密谋，诛张皇后与越王及其党羽，那么代宗也无法顺利即位。故无论是太子，还是太子潜在取代者，都处于险境，不仅他们个人，包括其周边的人亦势必卷入此巨大的利害冲突之中。再者李泌那番话，说明李弘之死，当与高宗有禅位于弘的意向有关。皇帝宝座的巨大诱惑力，使武则天作出了鸩杀亲生儿子这一有违人类普遍感情的抉择。李贤诗中那首《黄台瓜辞》虽产于帝王之家这根藤蔓，但它的每次采摘，却不能不殃及池鱼，东宫大批官属受到株连自不必说，有时还引发或大或小的动乱，万千黎民百姓也跟着受难。

本文选自朱永嘉著《明代政治制度的源流与得失》。朱永嘉（1931— ），历史学者，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明史研究专家。著有《论曹操》《刘邦与项羽》《商鞅变法与王莽改制》《读史求是》等。“文革”时担任上海市写作组总负责人，曾为王洪文讲解《后汉书·刘盆子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