浪花的花代表什么生肖

12生肖之冬季恋情指数,下面一起来看看本站小编易奇文化给大家精心整理的答案,希望对您有帮助

浪花的花代表什么生肖1

12生肖之冬季恋情指数

文/易奇文化-相霖老师

今年的冬天又一次如期而至,在为身体保暖的同时,你的手里是否有另一个人的温暖,还是只是独自一人寂寞冷清。如何防止自己苦心经营的爱情在寒冷的冬天陷入无知觉的冬眠呢?下面跟相霖老师一起看看2014年最后一个季节中,12生肖的人在这个冬日谁能美美地谱写一段冬季恋歌吧。

NO.1:生肖鼠、生肖猪

生肖鼠为子水,生肖猪是亥水,五行均为水。冬季是个水旺的季节,这两个属相便成为水气最旺的生肖。涓涓细流尚可循迹而行,浪花翻滚的大海却更自由奔放,无法控制。因此在冬季他们必是桃花遍野,四处留情的一群人,所以浪漫的邂逅和片刻美好的冬季恋爱最适合他们,只要过程难忘,结果是否在一起已不重要。

NO.2:生肖猴、生肖鸡

生肖猴为申金,生肖鸡是酉金,五行均为金。进入冬季水旺之地,有金白水清,金水多情之象,对于他们来说不缺乏桃花,也享受在恋爱之中,因而新鲜感十足的冬季恋爱比较适合他们,多情者易移情,只有不断的保持住恋情中的新鲜感,才能使他们目光难以转移,全身心的投入到感情中。建议佩戴鸿晶牵缘手链来增强桃花正缘,与命中注定的Ta携手浪漫一生!

NO.3:生肖虎、生肖兔

生肖虎为寅木,生肖兔是卯木,五行均为木。木生于冬季得水相生,形成了水木相生,秀气生发之象,但是冬季水寒,木虽得生但难免寒冷,他们的桃花开在寒冬腊月,颇有些孤芳自赏,所以对付天生就是社交达人的这两大生肖,不妨拉上一大票朋友,聊天,先火热地唤醒他们的开朗本性,爱情自然就水到渠成了。

NO.5:生肖蛇、生肖马

生肖蛇和马一个是巳火一个是午火,五行均为火。待到严冬,水旺火衰,颇有火气凝结不兴之势,桃花无法生发,缘份颇弱,自己表现又不过于积极,所以,这两个属火的生肖如果你爱的人在冬天突然对你变得冷淡,那么需要注意了,可能是你们之间出现了一些问题。与其苦苦哀求,不如分开放空一段时间,给彼此足够的考虑空间吧。

NO.6:生肖牛、生肖龙、生肖羊、生肖狗

生肖牛、龙、羊和狗分别为丑土、辰土、未土和戌土,五行均为土。冬季水寒土冻,桃花缘不旺盛,这四个属土的生肖的人在爱情就缺乏一点情调,到了冬天,这种迹象越来越明显,另一半可能会因此变得心浮气躁。因为他们的大脑永远被理性占据,很少有一点浪漫细胞,在这个严寒的冬季只能尽量燃烧自己的热情去迎接懂你们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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浪花的花代表什么生肖2

短道速滑世界冠军张宏超带领学生们一出场就受到热烈欢迎。 赵桂华 摄

中新网沈阳1月12日电 (记者 赵桂华)速度滑冰、雪圈比赛、冰陀螺、冰球,世界冠军前来助阵……1月12日,沈阳市沈北新区新城子街第一小学举行“乐享冰雪迎冬奥幸福教育伴成长”冰雪节启动仪式。

世界冠军与孩子们冰上共舞。 赵桂华 摄

记者在现场看到,诺大的冰场上,一张张可爱的笑脸、一串串银铃般的笑声、一个个在冰上飞驰而过的身影、一圈圈飞速旋转的陀螺,交织在一起,构成了一副冬天里艳丽无比的“幸福教育”图,让围观者也跟着孩子们陶醉在冰雪世界的欢乐之中。

张宏超给小粉丝签名留念。 赵桂华 摄

为了让孩子们在这个冬天能享受到冰雪的快乐,沈北新区新城子街第一小学特意在操场上,在专业人士的指导下,用了一周的时间,多层浇灌而成光滑的冰场。

冰球大战。 赵桂华 摄

冬奥会吉祥物和虎年生肖玩偶一起为孩子们加油助威。 赵桂华 摄

活动开始了,特邀嘉宾、第28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接力冠军张宏超进行了速滑表演并与小粉丝互动。随后,学生们穿戴安全装备,在冰场上尽情驰骋,张宏超带领着一小的学子们与雪共舞、踏冰而行。冬奥会吉祥物冰墩墩、雪容融和虎年生肖玩偶与学生们,挥动着手中的小红旗和小雪花为冰上小小健儿欢呼喝彩。

孩子们欢乐玩儿起冰上陀螺。 赵桂华 摄

张宏超精彩的短道速滑表演。 赵桂华 摄

扬起手中的小鞭子,小小冰陀螺转不停。“加油、加油!”孩子们拉着雪圈在冰上奋力奔跑,雪圈压过的道道雪印喷出了美丽的小白花,感染了这美丽的时刻,犹如快艇在海中荡漾,飞溅起朵朵浪花。虽然扑面而来的是冬季凛冽的寒风,但却抵挡不了孩子们拥抱冰雪的快乐。

雪圈大赛,看谁跑得快。 赵桂华 摄

筑梦冰雪,喜迎冬奥。为积极响应“带动三亿人上冰雪”的号召,切实落实沈阳市打造“幸福教育”品牌,沈北新区新城子街第一小学开展了此次活动。接下来,在实施“双减”假期托管过程中,该校还会由专业老师带领孩子们上冰雪课程。

冰墩墩与雪容融也参与到了雪圈大赛中。 赵桂华 摄

该校校长顾艳文在仪式上致辞时表示,希望全校师生以此次冰雪节为契机,进一步普及冰雪知识,厚植冰雪文化,带动冬季全民健身运动蓬勃发展。(完)

来源:中国新闻网

浪花的花代表什么生肖3

人只要笑,就没有输。黄永玉的存在,证明了一个不会磨灭的人性真理——人生苦,但人大于苦。

文|李斐然

编辑|槐杨

摄影|尹夕远(除特殊标记外)

我就揍他

黄永玉是中国最后一个侠客,这句话差一点就成真了。老家院子里有一个打拳的道场,他5岁在这里拜师学功夫,从小逃学,打过老师,打过恶霸,打过警察,上课熟读《江湖奇侠传》。12岁那年,他站在沙包架子底下做了决定——湘西汉子黄永玉,这辈子要当侠客,浪迹天涯。

然而,人生在想当侠客那天下午拐了弯。妈妈突然宣布,家里孩子太多,他得离开这个家,打包行李,明天就走。这是一个母亲无奈的决定,也是一个时代的宿命。家族败落,父母失业,跟随父亲离家,几个月后,抗日战争爆发,后来投奔叔叔,中学打架退了学,他和家人失去联系,开始流浪。

现在的他是一个画家、作家、诗人、雕塑家、偶尔的菜谱创作者和长期的拳击爱好者。他平生最讨厌的一个词叫做「历史必然性」,被他称为「屁咧的历史必然性」。最好的证据就是他自己,以下两份迥然不同的人生履历都属于黄永玉:

黄永玉,湖南凤凰人,中央美术学院教授,中国画院院士,曾任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三次获得意大利政府官方授勋,其中包括最高等级的大十字骑士勋章。代表作包括木刻作品《春潮》《阿诗玛》、水墨画作品《墨荷》《天问》、毛主席纪念堂巨幅壁画《祖国大地》,还有很多无从归类的作品,共和国第一张生肖邮票猴票、湘泉酒和酒鬼酒瓶的设计、电影《苦恋》的人物原型。

黄永玉,湘西流浪汉,爱好打架、逃学、偷吃爸爸做的鹌鹑脑壳,初中留级5次,因打人退学,烧过瓷器,做过棺材,在小学、中学、大学当过老师,抗战期间在战地服务团画过海报,在香港写过电影剧本,打猎、做烟斗,60多岁在动物园门口制服了三个抢劫的小伙子。80岁时说自己还是想组织一个侠客队伍,劫富济贫,伸张正义,「比打官司解决问题好」。

出生于1924年的黄永玉是另一部中国百年史,教科书里不写的那种。他是中国最擅长打架的画家,中央美术学院唯一一个最高学历小学毕业的教授,中文公开作品中出现「他妈的」「混蛋」「杂种」「小兔崽子」词频最高的艺术家。他说自己没有学历,所以不相信书本上的历史分期,他只认两个历史时期,一个是新时代,一个是旧时代。让人平安快乐的日子叫做新时代,让人挨饿害怕的时候叫做旧时代,「毋论唐汉,毋论纪年」。

黄永玉相信古老的中国道理,相信因果,重视情义,讲究礼尚往来、知恩图报,他靠具体的生活经验活着,任何后天学的理念、主义都没有大于这种质朴的人生法则。他这辈子只在吃牛肉的时候喊过万岁,见最高领袖说的是「祝你健康」。直到今天,他骨子里依然活得像百年前的侠客,按照江湖规矩过日子,待朋友赤诚,见长辈谦卑,和三教九流交朋友,佩服有本事的,敬畏有学问的,搭救落难的,只有一种人他不来往,「害我是不行的」,这是闯江湖的底线问题,「我就揍他」。

再有两个月,黄永玉就要99岁了,该有老人模样了,可他没有。他的画室门口挂了一个拳击沙袋,写作的桌上依次摆着一支钢笔,一叠草稿纸,还有一把匕首。他每天早起画画,中午写作,下午见朋友,晚饭后窝进沙发里,抱着一只小猫,看电视上的拳击比赛。

《人物》在过去一年采访了这位老人,记录了一个人即将到来的99岁。这一年的最大感受是,黄永玉始终是黄永玉,他有一种强大的内在力量,大于时代,大于命运,大于痛苦,大到足以让他扭转结局,把悲剧写成喜剧,把苦变成笑话。黄永玉做梦遇到鬼,从来都是他追着鬼跑,吓得鬼到处躲。他的梦想是有一天把鬼捉住,挠他痒痒,看看鬼会不会笑。这样的黄永玉没有同类,他是一个会画画的齐天大圣,一个偶尔参加组织生活的孙悟空。

认识之初,黄永玉给了我一张他自己印的名片。他听人说名片是身份的象征,头衔越大权力越大,他不服气。他的名片上没有电话,没有单位,没有官职,只有一个他自创的头衔:

黄永玉

享受国家收费厕所免费待遇

(港、澳、台 暂不通用)

其实他本可以有很多真的头衔,但他愿意出名,乐意挣钱,唯独不想当领导。他不会喝酒,讨厌开会,痛恨人打牌和麻将,开大会上台发言,他把「四个现代化」讲成了「三个现代化」。退休之后,晚辈想给他申请一项国家级荣誉身份,他当场回绝,并狠狠训了他。有人想给他搞一个「黄永玉画派」,他把人从国外千里迢迢叫回来,骂他没出息,「狼才需要结党」,而黄永玉认为自己是狮子,狮子干自己的事,一个人也能称王。

和这样的黄永玉聊天是一场绝对自由的愉快旅行。我们听不同版本的贝多芬第六交响曲《田园》,打赌一场拳击比赛里谁会赢,听着Beatles讨论《世说新语》,研究蜘蛛的活法。那段时间他在准备一幅新画,一只小小的黑蜘蛛捕住了一只折翼的蝴蝶,画名《价值的判断》。黄永玉动笔前除了要准备颜料和画纸,还要解答问题:蜘蛛那么小,却可以吃掉蝴蝶、捕住麻雀,战胜远大于自己的对手,它到底是怎么赢的?

画家的答案是时间,「蜘蛛不是靠进攻战胜对手的,打是打不过的,它有耐心,等。造一张密密的网,等待猎物落网,用网束缚它,用毒针刺它,等对手耗尽力气了再去降服。」这个结论让我们都笑了:原来蜘蛛还懂《孙子兵法》呢,知道强敌是不可战胜的,胜的唯一方法是躲起来活着,等敌人自行灭亡。

有时候,我们也讨论恐惧。我告诉他,我最大的恐惧是苦会再来。他让我记住两句话:第一句是,历史不会重现,因为改变往往会以我们想象不到的样子发生;第二句是,一切都会过去,「你要记住,任何苦都会灭亡,只是这件事有个时间问题。我是看不到那一天了,但你可以,你要好好活着,好好吃饭,做好自己的事,活到那一天。这个过程你可能会遇到难处,遇到很多荒谬和可笑……你就把它当作一种观察,人还能这样呢?还能有这样的事呢?你要把它们当成笑话记住,等到将来写出来,讲给人们听,日子过去是这样的呢,多有意思!」

黄永玉不思考「为什么」,人为何作恶,恨从何而来,江湖人不琢磨这些,人心险恶,是非多变,这本就是江湖底色。黄永玉信奉的是一种打架的哲学:不必分析拳头为何挥过来,重点在于应对,见招拆招,把命活下来。在每个难关都想办法笑,把痛苦熬成笑话,这就是他的活法,一种笑的方法论。

小时候放学回家,他围观弟弟打架,局面一度激烈胶着,弟弟挨了不少拳脚。事实上,打架从来都是这样,挨一拳,回一脚,一边受伤,一边求胜。最后弟弟打到满脸伤,终于赢了,把对手死死压在地上,可他不知道为什么,赢了还在抡拳,一边打一边哭。讲到这里,黄永玉出场,故事终于变成了笑话——哥哥拉开难过的弟弟,小声传授给他胜者的规矩:「打赢的人不哭。」

这是黄永玉的笑话,或许,也是他的信念。黄永玉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笑到最后」的人,他的人生或许是一种提醒:不管你遇到了什么,只要活下去,眼前经历的一切困顿、绝望、无可扭转的败局,都会在活到99岁的时候变成笑话。人只要笑,就没有输。黄永玉的存在证明了一项不会磨灭的人性真理——人生苦,但人大于苦。

来的是谁

见黄永玉只要带着耳朵就行了,他准备了很多热闹等着你。第一次见面那天,他刚刚交上自己连载小说《无愁河的浪荡汉子》的最新一章,从书房扶着助步器走出来。黄永玉忙得很。客厅柜子上压着一幅颜料还没干的新画,桌上的草稿纸有一首还在圈圈改改的新诗,沙发边的书摞成小山,最上面那本中间夹着纸巾做的书签,读了一半。他谈的每句话都有典故,像一堂眼花缭乱的历史课。看到墙上那幅小像吗?那是周令钊画的二十三岁的黄永玉,现在这幅画叫《小鲜肉》。今晚吃的这种葱是王世襄的做法,还有餐桌旁的那幅屈原的《九歌》,注意看落款:从文时年整八十岁。

黄永玉人生三大爱好依次是读书,打架,侃大山。过去腿脚还能跑的时候,他闲下来最爱骑个小摩托逛潘家园市场,往热闹人堆里扎。他喜欢买东西,可他不会讲价,整天兴高采烈地往家里搬一堆上当受骗的证据:虚高价的花瓶,缺一只眼睛的画眉鸟,名不副实的老字画。来子是他的年轻朋友,到家里看望他,进屋一看都是陌生面孔,坐他家里喝茶、看画、侃大山,每人手里一根他的雪茄。热热闹闹招待了一下午,把人送走了才知道,全是下午在官园买鸟认识的路人。

「你认识他们?」

「不认识。」

「那他们来干嘛?」

「好玩!」

后来摔倒受伤,聊天升级为一个老人最大的娱乐。高兴起来有时候说粤语,有时候说凤凰话,他还会说很流利的闽南语和从星期一数到星期天的英语,这都是流浪时学会的语言技能。其他的语种他只会一两个单词,比如日语会说鸡蛋(tamago),因为讲笑话的时候用得上,「他妈的」。

历史在他的讲述里变成一个个具体的笑话。齐白石招待客人的点心是放了多年的月饼,李可染练字把垫在下面的毯子都练出一个坑,毛主席纪念堂一进门的壁画是他画的《祖国大地》,草稿是在废稿纸上画的。当时出了几个方案都不通过,最后找到黄永玉,黄永玉就随手捡了别人的稿纸,在背面画了大河山川,寓意「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

他喜欢讲述家乡的故事,湘西的水、湖、山,还有表叔沈从文。小时候在老家只见过一面,流浪的时候没有联系,他刻木刻,表叔在一本诗集里看到插画,找到了他。表叔总是不慌不忙,厚厚的眼镜片后面是笑的眼睛。新中国成立后,表叔写信劝他北上,他带着妻子和七个月大的儿子从香港搬来北京,到中央美术学院当老师。一见面大家都笑了,那是北京的二月份,一对南方长大的年轻父母也对北方毫无概念,没给孩子穿袜子。他们后来笑话自己和北方的格格不入,大概是湘西人的特点。

黄永玉与表叔沈从文

还有一类喜欢讲的故事是在美院的经历。黄永玉一家在大雅宝胡同甲二号住了好长时间,这里是中央美术学院的教工宿舍,那时候,住了一院子画家,包括齐白石的两名弟子李可染和李苦禅,还有画了《开国大典》的油画家董希文。大雅宝的孩子们管他叫黄叔叔。其他爸爸教孩子写生、素描、调颜色,只有黄叔叔陪孩子们玩,斗蛐蛐,舞狮子,举着小旗子带全院二三十个孩子去动物园。

黄大刚是黄苗子的小儿子,小时候跟着父亲去黄永玉家做客,大人们总是聚会,一起看黄永玉画画,一起讨论他当时听不懂的艺术问题,拉奥孔为什么用极致的美表达悲剧,罗丹的《地狱之门》跟现实相比还是肤浅了。不过他记住的是黄永玉和孩子们的聚会,胡同里的男孩子们都围着黄永玉,挨个跟他学招式。黄大刚也被拉着学了两招,理由是马上开学了,会打架才能好好上学。黄永玉到学校开家长会,儿子上学打了架,他见面第一句话是:「打赢了没?」

那时候聚会的还有汪曾祺,他总是一个人来家里吃饭。家里留着绳子系着的豆腐干,是给汪曾祺下酒吃的。孩子们也都知道,好吃的要等汪伯伯来了才能吃。黄永玉给汪曾祺打电话,叫他到家里吃饭,接电话的人告诉他,汪曾祺现在正被打成右派,黄永玉还是同一句,让他来家里吃饭。但是,汪曾祺的故事只能讲到这里,再往后讲,黄永玉就会摆摆手,「不说了。」

晚上九点半,客人们和黄永玉告别。他已经没法站起来送他们了,只能远远招招手。房间里安静下来,小猫定点跳上沙发,窝在他旁边,跟他一起看晚上的拳击比赛。关上电视,他有时候直接睡觉,有时候还要自己再写一会儿文章。书桌前只剩下了一个老人,和翻滚了一下午的回忆。

往事给他一种复杂的感受,里面有很多感情,又有很多情感的淤泥。故事里有很多他想不明白的地方,到现在也懵懵懂懂,比如命运。沈从文刚发现黄永玉的时候,为他写了一篇文章《一个传奇的本事》,里面预言了他在黄永玉身上看到的命运,「由强执、自信、有意的阻隔及永远的天真,共同作成一种无可避免悲剧性的将来」。

沈从文当时写,这是他们共同的命运。黄永玉不理解这份悲观,那时候更容易感受到的是新时代的快乐,他在天安门看游行,哭得眼睛看不见路,街上见到穿制服的警察,都觉得像解放军一样亲切,会上去跟人握手。他将喜悦刻在了自己的作品里,木刻画里的革命者像天使一样,可以飞起来。表叔劝他北上的时候,他也没有察觉到表叔刚刚经历了一场自杀未遂的绝望。每次见到沈从文,他看到的都是一个老人的从容,日子的确辛苦,住在小房子里,吃穿用度都很拮据,但他总是用微笑,用沉默应对一切。1967年的晚上,沈从文依然在听贝多芬。

然而渐渐的,他的生活里也开始加入了新的感受,从喜悦开始,困惑、矛盾、愤怒、恐惧,还有一味藤黄。这是一种用来画花蕊的颜色,也是一味致命的毒剂。最绝望的时候,黄永玉说,不如煮锅牛肉,放了藤黄,吃下去,人生就不再苦了。

女儿走过来,小声地说:「爸爸,你别自杀,我没进过孤儿院啊,怎么办?」

黄永玉开始说另一句话,「死前面,还有好多路。」

复杂的情绪淤积在一个老人身上,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无愁河的浪荡汉子》(以下简称《无愁河》),喜悦、痛苦、悲伤、希望,所有情绪在同一部作品里共存。他喜欢写《无愁河》,一开始写的时候在房间里哈哈大笑,吓得女儿跑去看望他,后来边写边感慨,七八十年前的事情,有的记得很清楚,有的变得完全模糊,最近,写《无愁河》越来越难受,女儿给他测血氧,写到往事的时候,血氧值一直往下掉。后来,黄永玉生病入院,出院后发现,小说没法交稿了。《无愁河》写的是自己的经历,刚刚发表的章节写完了自己流浪的日子,再动笔,黄永玉就要携家带口上北京了。恰恰在这个关口,故事写不下去了。

写不下去的时候,黄永玉就去画画。画是黄永玉的情感表达,所有情绪都泼洒在画纸上。他的画里装着赤诚的喜悦,天真的希望,有时候恨也会突然而来。荷花在初生的太阳下盛开,背后的一池墨色,映衬着荷花红得炽烈。黄永玉喜欢画花,花是最自由的自我表达,想开就开,想败就败,不用服从任何命令。

落笔的时候,淤积在心里的情感同时释放,里面有一个激烈的黄永玉,脾气急,性子刚烈,有江湖匪气,想要打架,要报仇,要动手。但在这样的时候,另一些平静的力量也会出现。最常浮现的是一个回忆,黄永玉在胡同里远远见到了沈从文,两个人像陌生人一样,谁也不打招呼,迎面走过来,只在错身而过的几秒钟里,表叔突然开了口,用并不标准的普通话,平静地留下一句老人的叮嘱:「要从容。」

星星在黑暗之中

黄永玉打算在100岁那一年办一场百岁画展,全用新画。为了这件事,他每天早起勤奋地画画。

这样的画展他已经办过两次了,八十画展、九十画展,每一次展览也都是用近10年间的新画。王明明是北京画院前任院长,小时候跟黑蛮黑妮兄妹俩一起参加绘画比赛,他有时候管黄永玉叫老爷子,有时候叫他黄叔叔,直到他也成为画家,今天也到了70岁,才明白黄叔叔画画的独特之处。

「我分析了很多前辈画家,晚年都是画不准的。黄胄60多岁的时候就不能站着画画了,身体不好,都在案子上画,画的透视角度都不对,画的人都偏了。程十发70多岁的时候,连画变形的东西也画不准了。齐白石衰年变法,可真正晚年90多岁的时候也是不灵的,最后的作品他已经糊涂了,但他还在画。」王明明说。「黄老挑战了人生年岁的一个极限,他画那么大的白描,还能够画那么精细,那么准确,他给美术界创造了一个奇迹。现在的画是他的人生境界。」

黄永玉打草稿

百岁画展有一幅尚未公开的作品,画了一只孤雁。黄永玉的题款像是一句说给自己听的提问,「雁啊雁,你为什么留下来?」

他最近出了一本诗集,里面是自己一辈子的诗,他给每一首诗配了插画。其中一首叫做《被剥了皮的胜利者》,「这是我的自画像。」

这首诗写的是一个希腊神话故事,主人公是一个爱唱歌的小牧童,大家都喜欢听小牧童唱歌,阿波罗知道了,要和小牧童比赛。小牧童答应了,他忘记了,他的对手是神,阿波罗不能输。小牧童的歌声打动了人心,可是他被判定输了,失败者被剥了皮,但苏醒过来,还在唱着歌。

香港导演杨凡第一次看到黄永玉的画,「我的眼睛突然间好像打开了另外一道门」。那是1979年,他从香港第一次到广州看黄永玉的画展。「那个时候『文革』刚刚过去,所有东西都一片灰暗,你看见他的那个彩色,荷花、樱花、所有的花,就等于是百花齐放,所有的颜色都出来了!我就很惊讶,一个中国画家怎么会有那么多的西洋色彩在里面。」

「黄永玉的艺术,完全是按照自己的个性发展。甭管什么时期,反右时期、『文革』时期,他都保留了自己的个性。怎么样的变化都没有把他最根本的东西磨灭掉。你看其他的,有些东西不行,那么我就隐逸了,可是黄永玉属于不信邪的。有些东西不行,我给你改过来,就算我改不过来,你过你的,我过我的,黄永玉始终是黄永玉。」

「黄永玉是一个无法归类的人,哪个画派他都不是,他就是他自己。一直在江湖上闯荡,最后归到美术学院,他也根本没按美术学院那个套路进行创造。什么都没有拴住黄永玉,黄永玉始终是黄永玉。他的艺术成就就像一棵大树似的,树形非常大,有些枝子不见得好看,但是它长成了这样大的树,别人几乎没有过。」王明明说。

黄永玉至今不知道自己有多少作品,他没数过,也不记得。只是每天干活,创作各种各样的作品,他前半生刻木刻,七十年代画水墨,八十年代画线描,九十年代在意大利开始画油画和雕塑,回国后他做过陶瓷,画紫砂壶,与此同时,他还在每年写诗、写散文、写小说。给儿子写信说,自己的半辈子是一刀一刀地铲,「文革」以后,一笔一笔在画,后来,一个字一个字在写。这一辈子就是这样。

1962年在校尉营美院宿舍,黄永玉正在刻「繁花」 受访者供图

也正因此,他有很多被人遗忘的作品。雷锋最知名的肖像是一张木刻版画,它自发表之后作为宣传被广泛转载使用,但很少人知道它的作者就是黄永玉。他最大的作品应该是毛主席纪念堂的壁画《祖国大地》。这幅绒绣壁画宽24米,高7米,但进入这里的观众很少会专门注意壁画,更难像欣赏作品一样品读创作用心。

在黄永玉家里还有另一个小牧童,和另一种被遗忘的作品。张梅溪曾经是儿童文学作家,但几十年间,她没法写作,承担起很多具体的生活。他们的小房间没有水龙头,她每天拎着桶出去打水、做饭、洗衣服,把针管煮在锅里消毒,定点去给沈从文打针。她喜欢唱歌,喜欢花,喜欢漂漂亮亮的东西。张梅溪最喜欢下雨天,黄黑妮记得,每个雨天都像个节日,这个南方来的妈妈带着孩子上街,去稻香村买二两排叉,一起吃甜甜的点心,一起踩水,一起庆祝一个下雨天。

女儿黄黑妮说,那时候总感觉父母好像跟这个世界脱节。他们明明知道外面的混乱,全家还是要一起穿得漂漂亮亮地上街。他们好像也不懂得忧愁,周末晚上给孩子们一块糖,两个人手牵手去大会堂跳舞,他们像年轻人谈恋爱那样,每个星期都要约会,一起看电影。自她有记忆的时候,家里一直有花,妈妈总是在家里唱歌,外面的日子很动荡,但只要回到家,就觉得每一天不管怎么样都是很好的。

难过在这个家里只存活很短暂的时间。沈从文去看望黄永玉,土渣从天花板上掉下来,墙壁上也是脱落的砖石,房间没有窗户,白天也昏暗无光,黄永玉就在墙上画了一个窗户,画里的窗外是盛开的鲜花。张梅溪从外面拎水回家,北京的冬天太冷了,拎回来时水已经冻成冰,根本没法用,她却依然开心,点一支蜡烛,把冰反扣过来,一家人兴奋地围着它笑,「看,冰灯!」

1961年,黄永玉一家和小猫大白,各有各的喜悦 受访者供图

漫长的几十年间,这对年轻父母都没有代表作,但他们在共同创作一个作品。黄黑蛮今年70岁了,他记住的童年时代是那时候的书、音乐和电影,「你读过《孤筏横渡太平洋》(注:现译名《孤筏重洋》)吗?就是那时候刚译出来,特好看,你一定要看!还有《人·岁月·生活》,爱伦堡的,写得太好了,我们都爱看。那时候Beatles出的专辑,我找来给我爸听,特别好……」后来女儿从香港给家里带回当时世界上最流行的那些歌,黄永玉把磁带藏在家里。把门锁好,关上窗户,一家人竖着耳朵听。他们最喜欢的一首歌叫做《忧愁河上的桥》(Bridge over troubled water)。

这个作品也留在了学生身上。画家广军是黄永玉在美院的学生,直到今天,他都记得黄永玉教给他的一句话。那是1963年,毕业创作到林区「体验生活」之前,黄永玉告诉他:「你一定会遇到很多困难,到时候你就想,嘿,这么难的事让我碰到了,这多有意思!你看我怎么把它解决了!记住,一定要这样想。」

黄黑蛮推荐的那些书讲了许多不同时间、不同国家、不同背景的故事,但它们的内核却是共同的主题——世界简单至极,星星在黑暗之中。

这是与表叔沈从文一致的脉络。发现黄永玉的时候,沈从文在文章里对黄永玉的命运有一个悲剧的预言,他的个性在一个时代将被视为个性鲜明,在另一个时代就会格格不入。不过,他也写下了应对方法:

「不妨勇敢地活下去,不必求熟习世故哲学,不必八面玲珑来取得成功,毫无顾忌地接受挫折,不用作得失考虑,也不必作无效果的自救。」

这是沈从文50岁的时候留下的经验,黄永玉后来的写作、木刻、绘画、雕塑,一切的人生抉择都践行着这个统一的规则。小说讲究起承转合,他的文章如流水,从不写大纲,想到哪儿写到哪儿,几百万字里连一个「但是」都没用过;国画讲究用墨,他直接拿丝瓜瓤刷颜色,最亮的白色不是调色调出来的,用的是修正液。「文革」时候,造反派问他怎么把浪花画出动态,他的答案是拿一块抹布,蘸上颜色后卷起来一抹就行。写作技巧、笔墨讲究,他并不是不知道规矩的存在,但是他不在乎,黄永玉的作品里,每一根线条都叫黄永玉,横七竖八地肆意活着,它们是一种新的规矩:我管它呢!

1982年,黄永玉和沈从文一起回家乡凤凰。沈从文住在舅舅的老屋,对着山喝豆浆。两个人在吉首大学作讲座。沈从文先上台讲,他说自己毫无成就,算不得什么作家,也算不得什么考古学家,是一个「假的知识分子」,最大的天赋是「穿单衣过冬不怕冷」,什么坚强也说不上的。「我有一个习惯,我向前走了,我就不回头」。第二个讲话的是黄永玉,黄永玉摆摆手,「手艺人,不会讲」。

这一年,沈从文80岁,黄永玉58岁。下着雨的春天,黄永玉找来朋友一起听湘剧高腔《白兔记》,主角李三娘出场,唢呐一响,院子里的几个老人都哭了,因为唱的是,「不信芳春厌老人。」

这是沈从文最后一次返乡,5年后,沈从文去世。在人生的最后,他修改了自己的预言。在《一个传奇的本事》修订版里,他将自己的失败归结为「一切不出所料」,而关于黄永玉的悲剧预言是「一切近于过虑」。临终病榻前,黄永玉听他跟后辈讲道理,只要做好自己的事,「别的,时间和历史会把它打发走的……」

钱,热闹,江湖

评论黄永玉的画常见的关键词有:好玩、新奇、大胆、鲜艳,不过艺术最受欢迎的成就或许是——有钱。

黄永玉并不讨厌穷,流浪时穷得叮当响,他也过得很快乐。但他同样喜欢挣钱,他的很多快乐也需要钱来实现,他喜欢请朋友吃饭,喜欢给张梅溪买新衣服,很多新鲜玩意他也想要,五十年代就有唱机,七十年代末能穿牛仔裤,他的工作室还有数不尽的新书和唱片,这些快乐都需要钱。这个问题年轻时好办,他有使不完的力气,工资花光了,他就熬夜加班刻木刻,挣稿费继续花。后来回到多年前生活的香港,黄永玉从早到晚闷在工作室干活,不再有力气刻木头了,那就画画。香港喜欢色彩鲜艳的画,那就画得五彩缤纷。香港人喜欢买大画,越大越值钱,那就画大画,越画越大。

荣宝斋艺术总监雷振方在香港见到了90年代的黄永玉,一个将近70岁的勤奋新画家。这时期他画了很多作品,最著名的作品是《山鬼》,迥异于此前的作品,用色大胆,画幅巨大。它们给人的冲击感很强,产生了一种对国画的颠覆性认识:画还可以这样画吗?

更多大胆的作品署名黄永玉出现了。家里的小猴死了,他把小猴画在了共和国第一张生肖邮票上,最初面值8分钱,后来成为邮票史上价格最高的作品,一度实现「一枚猴票一辆车,一版猴票一套房」。家乡的酒厂找他出主意,他拿猴票挣来的稿费给他们出了酒瓶的设计方案,后来最出名的一款酒就是红极一时的「酒鬼酒」。

金钱、声名、艺术、人情,在黄永玉身上是混沌的边界。这位艺术家勤奋地画画,但他也真诚地喜欢钱,喜欢大宝石,喜欢最新的跑车。成为他的朋友其中一项标志是,他会热情地拉着你去书房参观他的宝贝。拉开抽屉,里面是一枚红宝石戒指、一个手表,还有一沓写着「黄永玉 收」的信封,那是每一次作品发表后寄来的稿费,全是现金。但他的快乐仅限于展示,关上抽屉,黄永玉还是黄永玉,穿70年前买的风衣,用小木匠给他做的木刻刀,喜欢吃女儿做的腌黄瓜。

这份混沌的顶峰是万荷堂。这是从诞生就充满了江湖色彩的名利场。1995年,黄永玉再次回到北京。在此之前,他用画画挣的钱,天涯海角买房子,老家的、中国香港的、意大利的。这次他不想买了,他要自己盖房子。

于是,黄永玉以黄永玉的方式创造了一个建筑。他告诉我,万荷堂是他自己设计的,最初的蓝图也是他自己画的。我找到了这份蓝图,是一个画在卷尺包装盒背后的涂鸦。负责盖房子的柳运宠至今记得接到任务时的痛苦,「就巴掌大的纸盒」,黄永玉的要求不容置疑,「就盖这个房子」。

最终落成的万荷堂占地8亩,里面有一个12米宽的大画室,3亩的荷塘种满了各式各样的荷花,院子一角装下过一整个戏班子演出,另一角可以同时招待500人聚会,厨房的烤炉烤过全羊,烤过鹿,旁边的停车场依次停着不同款式的跑车,他的另一个交通工具停在画室门口,是一架德国运回来的马车,黄永玉偶尔会赶着马坐马车转转。

万荷堂有以下特征:自由、烧钱、三教九流。其中自由是最要紧的,艺术家在这栋建筑里追求无拘无束,荷塘里的花不允许修剪,野草不准拔,院子里的狗也不拴绳,想怎么跑就怎么跑。荷塘院子里的房子不允许使用一根钉子,一切都要按最自然的方式来,树长成什么样,盖房子时就用什么样。唯一抗议这种自由的是施工队。工头一次次跟黄永玉吵架,他们用经验跟他讲道理,盖房子不能追求纯天然,砍下来的树没有标准尺寸的,一头大一头小,拿它们当大梁,房子会塌。

黄永玉在万荷堂有自己的规矩。他养了一院子的狗,其中有两只,一只叫科学,一只叫民主。在这里,卖画不讲价,讲价放狗。

「他有他霸气的一面,一般画家不好意思谈钱,但他就是大方地告诉你,你不能少给了他。」王明明说。「他接触的人多了,这是他在用自己的方式告诉别人,我不缺钱,我那边开一个劳斯莱斯,你就不能把钱拿少了去买我的画,明白吗?对着这些世俗的人,他只能是这样。他知道怎么对付不同的人,对很多老朋友,他绝对是真情的,作品里也没有任何金钱。这是他的智慧。」

这里见证了北京城21世纪初最鼎盛的热闹。黄永玉喜欢聚会,万荷堂进进出出不同身份的人,画家、官员、商人、学者、厨师、服务员、戏班子、舞狮队、弦乐队……王明明是一个见过大场面的人,黄永玉送给他的字是「举重若轻」。采访全程,他只在回忆万荷堂盛况的时候扛不住了:「在万荷堂上百人来了,一坐一下午,我去我真闹心。」

「像咱们觉得这么多人,心里头一两天都乱糟糟的,可他高兴。黄老做人,能放能收。他高兴完了,热闹完了,第二天早上还是做自己的事儿,什么都没耽误,马上沉下来,第二天还是照样写,照样画,我觉得这是他最伟大的地方。大家看他光鲜,但没看他用功,艺术上没有过那一关,再聪明的人也不可能到达那个境界。他刻骨铭心地记住,但又没变成负担。」王明明说。

许多作品都是在热闹之后的第二天画出来的。他的画室有一架升降机,巨幅画布钉在墙上,他常常从早到晚对着一面墙画画。他喜欢上了画大画,画室最高容得下5米的画布,他就有了越来越多5米高的作品,5米高的荷花,5米高的荷塘,5米高的《春江花月夜》。

万荷堂里的黄永玉是一个艺术家最复杂的时刻——十分艺术,十分江湖,十分黄永玉。他只请过「文革」期间给他送花的花匠给画展剪彩,从此以后画展没有剪彩仪式,八十画展请柬上还标注着「恳辞花篮」。作家北岛办杂志筹不到钱,在黄永玉家做客的时候谈了自己如何碰壁,黄永玉转身去房间拿了一幅刚画好的画给他,让他拿去卖钱。这样的他也受过骗,给家乡捐赠,给酒厂做设计,捐钱修建学校,钱没了,事没办好。他生气,画画,骂人,然后忘了,继续上当受骗。

万荷堂最热闹的地方曾经是门口的亭子,取名「侃亭」,父老乡亲都能来这里跟他闲聊,海阔天空,侃侃而谈。这种人际乌托邦只短暂存在于没人认出他的那段时间,后来知道了住这儿的老头儿是黄永玉,万荷堂就开始隔三差五遭小偷,偷他的画,偷他的摆设,最后偷走了他给侃亭题名的匾。后来黄永玉发了狠,把「侃亭」两个字刻在大石头上。他很得意地告诉我,再也没有人能偷走他的字了。在万荷堂门口,我见到了没了匾的侃亭,的确没人能偷走他的作品了,只是在黄永玉的刻字旁边,多了一堆陌生人的署名——「×××到此一游」。

他也知道,自己的画不再只是一种艺术表达。现在见了老朋友,想念至极,想送他画,有时候刚答应了送一幅,颜色还没调好,站旁边等着画的老朋友就开口了,「哎呀,我家是两个孩子。」

80岁那年,他改写了孔子的话,「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随心所欲不逾矩,八十脸皮太厚刀枪不入。」到了90岁,三米的长卷上是他的感慨:「世界长大了,我他妈也老了。」

两个老头儿

黄永玉在新年画了一幅画,画好了撕,撕了再画,来来回回五次了。他请了很多人看,每次得到的都是赞美,只有他不同意,颜色不好,比例不好,细节不好。他找不到艺术上势均力敌的朋友给他提意见,画纸前只剩下老人自己做判断,一个人在画前摇头,不好,还不够好。

以前,他的第一个读者通常是张梅溪,夜里刻完木刻,两个人泡咖啡,边吃点心边看作品。接下来,他会邀请朋友们来家里看画,给他出主意,老朋友故去,这个名单越来越短。

名单上曾经还有汪曾祺,刻《海边的故事》的时候,汪曾祺看了不满意,黄永玉把里面的翘脚小男孩来来回回改了五遍。但他很早就从名单上消失了。

1997年,汪曾祺去世。那时候,黄永玉旅居意大利,女儿跑上楼,「汪伯伯去世了!」他没哭,也没说话。后来出书,写了他所有的老朋友,唯独没有汪曾祺。作家李辉问他为什么,「他在我心里的分量太重,很难下笔。」

他只认识前半生的汪曾祺,对这个朋友知根知底,见过他的父亲,一起熬过艰难的日子。这曾经是他最熟悉的名字,找曾祺看画,找曾祺吃饭,找曾祺聊天,找曾祺看他的文章。后来,这友谊渐渐变成了「听说」,听说他上了天安门城楼,听说他现在是干部了,从文表叔怕汪曾祺找不到工作,还给巴金写了信,后来才知道,那时候他已经决心投身革命事业了。

在这段过命的友谊里,汪曾祺是逐渐消失的。黄永玉被划为黑画家,朋友大半夜偷偷来看望,花匠也给他送花,让他放宽心,唯独没有见到汪曾祺。黄永玉挨了打,也没有见到汪曾祺。到最后,这个名字成为一个老人最孤独的记忆,一个无从询问的困惑:为什么在自己最黑暗的日子里,最好的朋友消失了?

他们是彼此最早的知音,汪曾祺写信给沈从文,他发现了一个小天才,「我以身家担保」,请老师帮忙找人推荐黄永玉的木刻。黄永玉想要回家乡,汪曾祺拦住了他,鼓励他留下来,「在狗一样的生活上做出神仙一样的事」。受委屈的时候,汪曾祺把沈从文对他的教诲送给了黄永玉:「做自己的事情。你有一支笔,怕什么!」

他们的晚年毫无交集,汪曾祺写给朋友的信时常提到黄永玉,「听吴祖光说」,「听王世襄说」,「听人说」。黄永玉的信写的是,「实在是想念他」,「你想念他,他不想念你,也是枉然」。

汪朗是汪曾祺的儿子,他从小知道一个黄叔叔,小时候给他画过画,被父亲一直挂在房间里,但他直到前几年才第一次见到了黄永玉。几乎所有人都说黄永玉热闹,只有汪朗说他「寂寞」,「老头儿现在挺闷得慌,没朋友了,能跟他说到一块儿去的人没了,没人跟他真的聊天。」

热闹里的黄永玉很像他的父亲。晚年的汪曾祺很受欢迎,社会活动很多,今天参加笔会,明天出去采风,还有无休无止的应酬、答谢、吃喝饭局。「老了,喜欢有人捧着,但他也知道自己几斤几两。」热闹,但骨子里真的孤独。

他把父亲也称为「老头儿」,「老头儿一直心里都有黄永玉,」汪朗说,「只不过就是……各种原因吧,没能够像过去那么亲密,这个(疏远)他也觉得挺遗憾的。」「他对黄永玉的东西一直是在关注的,而且一直是肯定」,「但是这个事儿,他又不能去跟黄永玉解释。」

黑画事件之后,汪曾祺非常着急,想要去看黄永玉,但他的妻子不同意。她是一个小心的人,害怕出事,不允许汪曾祺和这样的人来往。这并不是汪曾祺唯一一次软弱。儿子下乡回来,接济了受迫害的朋友,这对父母的第一反应也是怕出事。汪曾祺后来写道,是儿子教他理解了什么是义气。他也试图弥补过,80年代,他登门找过他,拜访那天张梅溪关着门,不愿意出来见他。后来的汪曾祺用沉默回应这段关系,命运的十字路口上,低了头的是自己,往回退缩的是自己,失去这份友谊是他自领的惩罚。

再去见黄永玉,我看到了另一个老人的负气。他能背诵汪曾祺写过的文章,包括没有发表的作品,但他讨厌汪曾祺的晚年作品,「他是一个写小说、写散文的人,老写吃吃喝喝,炒菜做饭,好多能力他都没有发挥出来!」他说起来就生气,「曾祺后来写的,我都不再看了!」声音提高了,开始发脾气,「我的文章,曾祺也没看过!」说完他犹豫了一下,想了想说,「后来的文章,(他)应该没看,没有系统看过。」又沉默了一会儿,他问我,「曾祺看过吗?」

但汪曾祺看过。这是汪朗记得很清楚的细节,在父亲的书柜里,放着一本翻旧了的《沿着塞纳河到翡冷翠》。那是黄永玉旅居意大利出的第一本散文游记。

荒唐的日子过去了,剩下了两个老人的各自孤独。黄永玉不知道的是,他再次回国后的几乎每一场画展,汪曾祺都去看了。作为一个普通观众,默默买票进去,参观老朋友的新作。看完满腹感慨,无人分享,只能回家一股脑儿倒给儿子,教儿子欣赏黄永玉的荷花,教他看懂老朋友的用笔,「一笔到底,足见功力」。他专门去纪念堂看了《祖国大地》,一眼看出画的用心,「这种场合不好画,这么画完全压得住这种场面,大气!」给朋友写信也忍不住夸了《祖国大地》,「此公近年可谓哀乐过人矣。」汪曾祺的书房里,一直挂着黄永玉刻给他的木刻《高尔基》。

黄永玉听到这件事后,不再说话。房间里只有水池里的流水声。几天后再次拜访,一见面他就要我看新画,那是一幅淡墨荷花,题名《一梦到洞庭》。他指着上面的荷花,「曾祺看了会开心的。」

这是一朵墨色的荷花,也是汪曾祺经常画的一类主题。他的很多作品都是墨色的,因为他只有一盒彩色颜料。「他不会用水墨浓淡,这张要是给曾祺看看,他就开窍了。他的画不开窍,他画画要是我在,讲两句给他听,他会解放,这是真的。」黄永玉说,「要是他掌握了这个,他就开心了。」

《一梦到洞庭》

这幅淡墨荷花大概是写给汪曾祺的回信。1954年,刚到北京的黄永玉拜访了齐白石,刻了一幅流传至今的齐白石木刻。这幅木刻起稿很难,黄永玉当时30岁,既没有刻过这样的人物,也不知道怎么理解齐白石。汪曾祺为他专门写了一篇文章《一窝蜂》,这篇文章从未发表,读者只有黄永玉一个人,好朋友用文字教他理解画家。

汪曾祺纪念馆建成,书迷们提议请黄永玉为汪曾祺纪念馆题字,黄永玉答应了,把汪家后代叫到家里拿字。和50多年前一样,黄永玉提前三天准备的菜,坐下来的第一句话是,「哪一个是小老虎?」汪朗笑着回答第一次见到的黄叔叔,「现在已经是老老虎啦!」

见到了黄永玉,汪朗觉得,父亲的人生有了很多答案。汪曾祺只抽卷烟,但他却有一个当成宝贝收起来的烟斗,现在终于知道,那是黄永玉送给他的礼物。他们去看了黄永玉的木刻展,找那幅因为汪曾祺改了五遍的木刻。他们从《无愁河》里摘出汪曾祺的段落做了剪报,那是他们所不知道的父亲的过去。

这是一段近似乡愁的友谊。而对黄永玉来说,很多名字都在时间里变得复杂。上海有老艺术家去世,电视台请黄永玉出来说几句话。草稿纸上留下了一个老人复杂的修改痕迹:「××是我在中央美术学院时的朋友」,划掉「朋友」,改成「同事」,再划掉,改成「同行」。最后落在纸上的正式回复只有短短几句,大意是相识甚浅,无从谈起。

很多名字都还能再回来,一种常用的理由是,「都过去了。」一切的确都过去了,如今所有人都是老人了。万荷堂搞聚会时,女儿拿着学生名单,一个一个跟黄永玉商量,这个人动过手,那个人砸过家里的东西,可是名单没法这么算,最后黄永玉说,让他们来吧,他们过去是打过我,但是这些人不算坏。

晚年的丁聪话越来越少,总是笑眯眯地坐在人群里,望着身边的朋友,一坐一下午。大家七嘴八舌地笑话他,「你怎么不说话了?怎么这么安静?」坐在一辈子的朋友旁边,丁聪老了,眯着眼睛不回答,直到最后才慢悠悠地解释了自己的沉默,「这就是人生哪。」

人生如此之长,黄永玉和汪曾祺最终却没有机会,坐在一起享受这份沉默。

不要扶,不要服

2021年的万荷堂空空荡荡,院子里住着年迈的「科学」,「民主」已经去世了。画室锁着门,里面的升降机前没有了大画布,门口的拳击沙袋外层晒脱了皮,悬挂沙袋的金属链生出厚厚的锈。荷塘里的荷花全败了,柳运宠偶尔跟新来的客人们讲解这里曾经的热闹,数得上名字的名贵荷花最初都种在这里,大明湖的荷花、颐和园的荷花、洞庭湖的荷花,但最后是无名无姓的野生荷花活了下来。

黄永玉依然坐在古雨厅的大桌子前,现在他需要放一台吸氧机在身旁。

万荷堂的热闹是一点一点消失的。2002年,张梅溪搬回香港,和儿子一家生活,后来的日子,有时住在山上的家里,有时住在医院。缺席聚会的朋友也越来越多,理由是老了,病了,去世了。2009年,丁聪去世。年底,王世襄去世。次年,华君武去世。黄苗子出院找黄永玉吃饭,两个人对着安静下来的万荷堂,黄永玉告诉老朋友,「现在就剩咱俩了。」那是他们最后一次在万荷堂吃饭。2012年,黄苗子去世。

整个万荷堂只剩下了一个老人。生活开始变得不方便,院子里的石板路推不动轮椅,画室门口的门槛也成了障碍。女儿找了新房子,90岁以后,他们搬到新住处生活。

布置新家的时候,女儿决定安装能上下楼梯的轮椅,他的第一反应是用不着。受伤住院后,女儿请人夜间看护,他生气了,抗议这个决定。他走路走不稳,旁人伸手扶他,他会瞪眼睛,一边颤颤巍巍地走,一边大声反抗,「不要扶!不要扶!」

黄永玉与女儿黄黑妮

新家依然要办聚会,每天下午三点半,客人坐在他对面,听他讲笑话。他喜欢讲述一种帅气的衰老,最常讲的例子是他的弟弟。故事是这样讲的:他回凤凰老家,弟弟带他吃饭,两个人在路边等出租车,一个年轻人骑摩托车冲出来,冒冒失失地撞倒了弟弟。请注意,弟弟当时80岁了,被摩托车撞飞,弹出去一人多高,摔倒了,人没事,自己爬起来,恶狠狠地走过去,左一拳右一拳,把年轻人痛打一顿,教训他以后小心看路。打完解了气,一毛钱也没要,放年轻人走了,两兄弟继续打出租车。上车后连司机都佩服弟弟,80岁了还这么潇洒,司机一路跟哥俩打听,你们真的80了?今天不收你们的钱,我要回去跟我哥们说,80的人是怎么教训小年轻的。

这个笑话讲过很多次,赢得了很多笑声。柳运宠见证了这场交通意外,故事大致属实,只有部分细节问题:老人摔倒后并不是自己爬起来的,很多人搀扶着才站了起来,他也的确挥了拳,可每一拳都挥空了,毕竟,他已经80岁了。一个热血的老人确实存在,但他的衰老并不帅气。

真实的衰老是一种越来越具体的悲哀。老朋友住上海,临终之际给黄永玉打电话,想再见他最后一面,他在北京的电话一端急了,「你千万不要死,要死也等我来了再死。」他坐飞机赶到了上海,老朋友却已在火葬场了,人生只剩一场告别仪式。黄永玉没去参加仪式,一个人跑去停尸房,见了他最后一面。

显然,黄永玉不喜欢这种结局的衰老故事。衰老不应该是这个样子的,他和朋友讨论过的,在老朋友都还活着的时候,死亡就是一个他们具体讨论过的话题,大家还专门为此聚会,畅谈死了以后怎么办。丁聪、黄苗子、华君武,都发了言。他们有的说拿骨灰种花,有的说拿骨灰撒回大海,还有人提议骨灰直接冲到马桶里,一了百了。张梅溪不同意,嫌弃骨灰会堵住下水道。黄永玉说,那就包成饺子。

他见识过朋友的衰老,有骨气的老,从容的老,就像黄苗子那样的老。当时他病了,黄永玉去医院探望,躺在医院里好几年,可他还总是笑眯眯的,在病房里面写字,看书,和朋友对诗,做完透析找人吃溜肥肠,在病床前吃涮羊肉庆祝生日。黄永玉一直欣赏黄苗子身上的从容,性格从容,宠辱不惊,自得其乐,「连害病都害得那么从容」。

人生最后的日子,黄大刚怕他受不了闲话,拔了家里的网线,不让他看到外面的诽谤。直到父亲去世后才知道,老人早早找了人接上了网线,所有的说法,他全看到了。但他此后的每一天依然过得坦荡,睡得好,吃得下,该怎么过怎么过。他指着儿子住的方向,告诉当时身边的人,「他们太小看我了。」

有一次病危抢救回来,黄苗子醒过来的第一句话是,拿笔来,要写字。黄大刚只好在护士休息室拼了两张桌子,铺上宣纸,研了墨。他发现,父亲站不住,但拿笔的手始终不抖,「根本不像一个病人写的,很霸气」,写于朝阳医院病房里的字是他这辈子最苍劲有力的作品——「万紫千红」。

这才是黄永玉能接受的衰老。小牧童老了,病了,被痛苦剥了皮,但他还要唱歌,在地狱里也要唱歌。

这一次,轮到黄永玉老了。医生跟他谈话,他一句话也没听进去。胆坏掉了,肺坏掉了,血管坏掉了,心脏上有个小盖盖也坏掉了。他喘不上来气,医生让他住院,他带着书、颜料、画笔、画纸住了进来。住了几天他就生气了,医院里怎么有这么多不准——不准熬夜,不准劳累,不准吃辣椒,到处都是不准。

他的身体变得不像黄永玉了。摔倒了要住院,感冒了要住院,只是多吃了一顿涮牛肚,痛风就犯了,还是要住院。他不喜欢医院,医生讲话不公平,只对年轻的病人说「完全康复」,老人生病只能听到「这样就挺好」,仿佛痊愈是一种仅属于年轻人的特权,一个老人总是得到另一种人生真相——办不到,再也办不到了。

回到家里,黄永玉生气了。他不喜欢衰老,一点也不喜欢。这辈子还有很多事情要做,要当侠客,要刻木刻,要画画,要写《无愁河》,好不容易把苦日子熬过去了,怎么就老了呢?老天爷办事真不公平。

黄永玉老了,这事他不同意。他开始用黄永玉的方式反对自己的衰老。摔倒伤了骨头,住院动手术,往骨头里钉了钉子。医生安慰他,人老了,不能走路很正常,做这种手术之后要是还想走路,三天之内就得下地练习,这是年轻人才做得到的事,下地练习那么疼,老人不必勉强。然而,三天之后,黄永玉站起来了,老不老他不管,他要重新走路。

家里的餐桌前挂着一副对联,他在题跋里写道,「人老不怕,就怕颓废和意志消沉。看我们今天多带劲!所以今天我写这副不对仗的对联来长长我们老头老太太的志气,什么七十不留宿,八十不留饭的混蛋话!」

这副对联写的是:

人说八十不留饭

大伙喫给他们看

上面密密麻麻的是平均年龄80岁的老朋友签名,都是北京人艺来万荷堂吃饭的老艺术家,包括时年88岁的郑榕、85岁的蓝天野(已故)、82岁的朱旭(已故)、77岁的张曼玲、72岁的吕中和徐秀林,还有从美国回来的卢燕,当时也已85岁。

他近乎赌气地想要证明,衰老偏偏可以很帅气。一个老人也可以像年轻时一样活着,还有爱情,还有友谊,还有作品,还有希望。

黄永玉98岁时作的画,上面题着「我九十八了,活该请您来万荷堂喝一杯。」

于是,黄永玉成为了北京城最年轻的老头儿。他喜欢坐敞篷跑车出门。住院醒来的半夜里,他坚持要喝一瓶雪碧。他还要给张梅溪打电话,耳朵听不到了,他们就写信。两个90多岁的老人照样要谈恋爱。他们在同一个笔记本上写下给对方的话,笔记本的边角上是卡通画,一只小狗和一只小猫笑眯眯地手拉着手。女儿在香港北京两地飞,负责给两个老人传递情书。

晚年的张梅溪忘记了很多事,黄永玉就把他们的故事写进了自己的小说里。女儿在病床前给她读《无愁河》,写到他们的19岁,写到了最初的相识,一到这种时候,张梅溪会醒过来,想起同一时期的细节。她已经没办法握住笔,本子上的字歪歪扭扭,不同段落常常重叠在一起:

我最亲爱的好爸:

我很挂念你……我十分想念你,你来这里住,好吗?……你的画,很好,我一看就知是我爸爸,爸爸你一定好好中意我吔!我们都十分中意你,挂念你!你来!!我天天炒菜给你。

今日下雨,我中意下大雨,好好玩啊!

亲亲你好爸爸。

你的大头女,

梅溪

然而,衰老是一条越走越窄的路,前路少有坦途,多得是无能为力。2019年,香港机场交通阻断,黄永玉困在北京。他只能这样回信给他的爱人——

梅梅妈妈:

你说这个世界好不好笑?香港今天变得这么混乱,我原本想回来看看你,都办不到了,只好等香港早一天平安,好让这两个九十岁的人见见面。

我自从摔了那一跤之后,人完全和以前不一样了,生龙活虎的人,走路都慢慢一拐一拐地了。有什么办法呢?

不过脑子和手依然灵活。要不然文章和画画都弄不成了。感谢上天。

我仍然祈求老天让香港早早恢复正常秩序,以便我能早日回香港看你。

吻你!

老爸,北京

这封信没有回信。两个月后,新冠疫情在全球爆发,再等两个月,香港政府实施了入境限制,又过了两个月,黄永玉接到了一则来自香港的消息。北京的家里很安静,旧烟斗整齐地摆在柜子上,小猫窝在沙发上晒太阳,房间里摆满了花,正如女主人喜欢的那样。一个人的时候,黄永玉用正楷工工整整写了一张纸条,这是他写的最后一封关于张梅溪的信:

梅溪于今晨六时三十三分逝世于香港港怡医院,享年九十八岁。多年的交情,因眼前的出行限制,请原谅我们用这种方式告诉您。

身边的人们看得出他伤心,但没有人见到他哭。他请人把张梅溪15岁的照片装在镜框里,放在每天看得到的地方。剩下的时间,他的日子还是一样,早上画画,中午写字,晚上抱着小猫,一个人看电视。

和他聊天的节奏越来越慢,故事讲到一半常常会停下来。他还是喜欢讲笑话,讲梅溪遇到小混混,俩人一起去教训他们,把人吓跑后哈哈大笑。他最喜欢讲第一次见到的梅溪,她穿着白色裙子,背对着自己,在房间里和着钢琴伴奏,唱Ave Maria(圣母颂)……

这是一个他没有讲完的故事,因为讲到这里,他就停了下来,仰头望着天花板,盯着灯光发呆,他不再说话,所有皱纹渐渐舒展开来,大概在记忆里见到了谁,最后一个人自顾自地笑,「嘿嘿!」

我是在跑万米

黄永玉最近重读了《了不起的盖茨比》,但他看的版本是自己年轻时读的《大亨小传》。他又翻出来《万象》杂志的过刊,重读了胡适。他开始找过去的音乐听,手机排行榜上都是老歌,后来我放给他一首歌,他侧过身子用还能听得见的耳朵听,听出来是《忧愁河上的桥》,第一反应是兴奋地招呼女儿过来,「妹妹!妹妹!」两个人凑在一起听过去的旋律,直到今天,他还唱得出《Bridge over troubled water》:

When evening falls so hard,

I will comfort you.

I’ll take your part.

When darkness comes,

And pain is around,

Like a bridge over troubled waters,

I will lay me down.

黄永玉有很多珍藏的宝贝,他也乐于分享。他说他把自己在《诗经》中最喜欢的一首诗刻在了木头上。在万荷堂的画室里,我看到了这六块大木头,那是朋友从云南送来的金丝楠木,黄苗子也欣赏这首诗,爬上梯子直接给他题写在木头上:

诞寘之隘巷,牛羊腓字之。

诞寘之平林,会伐平林。

诞寘之寒冰,鸟覆翼之。

这是《大雅·生民》里讲后稷的故事。后稷名「弃」,这也是一则名副其实「弃」的故事,后稷一出生就遭受抛弃,所幸每次都能得救,被弃置在窄巷里,牛羊避开他走,不伤害他,后来扔在树林里,樵夫救走了他,最后放在寒冰之上,大鸟用羽毛盖住这个孩子,保护他长大。

与他共鸣的似乎都是「弃」的故事。贝多芬音乐强力但是底色悲凉,肖邦有背井离乡的离国恨,拉赫马尼诺夫的底色是悲哀,帕格尼尼也并不是一个快乐的人。《紫苑草》讲了一种底层现实:纵然努力对抗命运,却依然负担着人生的无奈和沉重。

黄永玉说,他有很多话要告诉我,有些事现在能讲,有些事要很久之后才能讲,他讲出来不是为了发表,也不求出名。说这句话的时候,他眼睛红了,他说自己所希望的是,再过100年,至少有一个人知道黄永玉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一个没有奴性的人」,「一个没有低过头的人」。

我问黄永玉,为什么喜欢画荷花。他显然不是为了荷花的高洁而画了一辈子。「出淤泥而不染」,他一遍遍在画里题跋反驳周敦颐,「没有淤泥,荷花如何活下来?」

关于荷花,他曾经这样解释:小时候在外婆家住,闯祸后常常躲在荷塘里,一躲一下午,也顺势看了一下午荷花。他发现荷花不像君子们画的那样干干净净,真荷花里面有泥苔,周围也很热闹,青蛙、水蛇、蜗牛、螺蛳、蜻蜓,全在一块儿。他喜欢这种热闹,这是一种人生的妙。

但这一次,他重新解释了荷花。他在笔记本上画了花的解剖图,荷花杆是中空的,但它足以顶起一朵盛放的大荷花。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