化字代表什么神仙生肖

民间吉祥元素之“十二生肖”的美好寓意,下面一起来看看本站小编MaoMao的手工vlog给大家精心整理的答案,希望对您有帮助

化字代表什么神仙生肖1

十二生肖,也称为十二属相,对每个中国人来说,是极为熟悉和亲近的,它既神秘又伴随我们终生。所谓生肖,“生”指出生年,“肖”是相似的意思。 十二生肖是干支纪年演化出来的一种特殊的动物纪年方法,其排列次序固定,不得前后变动,故用以记术数。古时“十二生肖”多用于铜镜背面铭纹,以及建筑、雕刻之上,也用于装饰压岁钱、儿童服饰及家什等物,其寓意为周而复始,绵延不断,永保长久。

十二生肖是十二地支的形象化代表,即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戌(狗)、亥(猪),随着历史的发展逐渐融合到相生相克的民间信仰观念,表现在婚姻、人生、年运等,每一种生肖都有丰富的传说,并以此形成一种观念阐释系统,成为民间文化中的形象哲学,如婚配上的属相、庙会祈祷、本命年等。现代,更多人把生肖作为春节的吉祥物,成为娱乐文化活动的象征。

十二生肖与书法

十二生肖与剪纸

生肖报福

十二生肖的吉祥寓意:

子鼠

“子鼠”作为十二生肖之首,已经在中国深入人心,它对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有许多重要的影响。例如儿歌“老鼠老鼠上灯台,偷油吃,下不来,叫唤奶奶抱下来”。尽管其中的“偷”字听起来不顺耳,但它还是在民间不断被传唱着。旧俗中传统的说法是,鼠年是富足的,它给人们带来的是机会和好年景,这一年适宜做生意,容易发财,也容易积蓄财富。

金鼠旺财

丑牛

丑牛,在十二属相中的排列为第二位。中国自古以农立国,而耕牛始终是劳动人民的伙伴。牛年,是农畜兴旺的好兆头,人们一提起牛来,总爱在前面冠上一个“老”字,可见劳动人民对老牛是有着特殊的深厚感情的。

牛转乾坤

牛气冲天

牛的形象在古代先民的眼中总是镇定稳重的,它似乎有一种临危不惧的精神力量,因此,远古先民塑造出许多具有神性的牛的造像,使之守护在自己需要的任何地方。牛还是春的使者,民间年画中的春牛图,以鲜艳明丽的色彩告示着新春佳节中的农人:春天到了,要耕种了,一年之计在于春。

春牛图

寅虎

寅虎,在十二属相中的排列为第三位。虎在《说文解字》中谓其为“三兽之君”,被称为“百兽之王”,多用来象征勇武和神异镇邪之意。虎的地位仅次于龙,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据着极为重要的地位,因此,《周易•乾卦文》说:“云从龙,风从虎。”龙在天,虎行于地,历代人们都习惯用“龙腾虎跃”或“生龙活虎”来表现中华民族的精神面貌和雄强气概。

龙腾虎跃

虎是阳兽,代表着雄性,白虎象征着秋季和四方。虎是勇气和胆魄的象征,它可以镇崇辟邪、保佑安宁。人们认为它能“执搏挫锐,噬食鬼魅”,并将这种被扩大和神化了的威力赋予了虎的图像,使之成为守卫门神的神兽。

白虎神兽

卯兔

卯兔,在十二属相中的排列为第四位。兔的生殖力很强,妊娠三十天即可生产,与“月”的时序规律同样。也有视兔为仙物的,《抱朴子》曰“兔寿千岁,五百岁其色白”。既为仙物,也就可以助人为仙,故道家认为,以兔入药,服后可与神仙沟通。

卯兔

在中国有一个和兔子有关的美丽传说,那就是大家所熟知的嫦娥奔月的故事。相传嫦娥吃了仙丹以后,飞往月宫。而嫦娥身边总是有一支玉兔。在中国神话中,玉兔就在广寒宫里和嫦娥相伴,并捣制长生不老药。从此兔在中国成为月亮的象征,成为十二生肖之一,人们在兔子这种动物身上寄托了美好的希望,能引起人们奇妙的联想。所以兔子具有善、美、祥和的寓意。

嫦娥奔月

辰龙

辰龙,在十二属相中的排列为第五位。龙,是中国古代人民想象中的神灵动物,它善于兴风布雨,保证风调雨顺、五谷丰登,从而造福于民。东汉许慎在《说文解字》中说:“龙,鳞虫之长,能幽能明,能细能巨,能短能长,春分而登天,秋分而潜渊。”《尔雅》说龙有九似:“角似鹿,头似驼,眼似兔,项似蛇,腹似蜃,鳞似鱼,爪似鹰,掌似虎,耳似牛。”

辰龙

龙的第一个象征意义:尊贵权势

龙之所以具有这种文化象征意义,是和传说和神话中龙在天则腾云驾雾、下海则追波逐浪、在人间则呼风唤雨的无比神通有很大的关系,更重要的是,龙几千年来成为了封建社会最高统治者的“独家专利”,是代表皇权的代名词。所以,古代皇帝自称“真龙天子”,穿的衣服叫做“龙袍”,坐的椅子叫“龙椅”,乘的车叫“龙辇”等,凡是和古代帝王生活起居相关的食物,都冠以“龙”字以示高高在上的特权。

龙的第二个象征意义:出类拔萃

龙是神物,象征着出人头地、不同凡响,古时候一些贤人高士也被称为“龙”。比如说古时候孔子去见道家创始人老子之后,回去和弟子称老子是人中这龙,难得一见的大贤。此外,诸葛亮未出道时被称为“卧龙先生”。东汉大夫蔡邕饮酒上百斤醉倒路旁,大家叫他“醉龙”。因此古时候,有品德才华,或者精工书文,或者为官清廉的人都可以比做“龙”。现在有俗语“望子成龙”,也是希望孩子能有出息,能出人头地,做出一番事业。

龙的第三个象征意义:中华民族

对于现代中国人来说。龙不仅是一种符号,一个神话,而且还是一种血肉相联的情感。中国人有“龙的子孙”、“龙的传人”这种称谓,让中国人自豪。龙的文化不当在中国大地传播继承,还被远渡海外的华人带到了世界各地。所以“龙的传人”、“龙的国度”也获得了世界的认同。龙是中国人民独特的文化创造,中华民族的精神是“龙的精神”,是中国五千年伟大历史的象征,是崛起的伟大中国人们勤劳、勇敢、不屈不挠、大胆创造、诚信和谐的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精神。

龙腾吉祥

巳蛇

巳蛇,在十二属相中的排列为第六位。蛇为长条状的爬行动物,《说文解字》作“它”,曰:“它,虫也。从虫而长,象冤曲垂尾形。”蛇属相是由古代图腾崇拜发展而来,象征神异、吉祥,是龙的原型之一。

巳蛇

逢巳年出生的人属蛇,北方大都说属小龙的,也有说属长虫儿的。人们不说属蛇而说属小龙,大概是因为对蛇厌恶,而对龙情有独钟,因龙为神物,也有点“攀龙附凤”的味道。

蛇来运转

午马

午马,在十二属相中的排列为第五位。在中国古代,马一直是民族生命力的代表,被视为吃苦耐劳、忠于职守的典范。在狩猎或战争中经常救主人于危难,被作为忠义的象征,具有勇往直前、生命不息的吉祥寓意。一句“马到成功”浅显而形象。

马到成功

出类拔萃的马叫千里马。历代的君王将相都爱马,如周穆王的八骏马、唐太宗的六骏马、项羽的乌雅马、薛仁贵的大白马等等,名驹因名人乘骑而相得益彰。

午马

未羊

未羊,在十二属相中的排列为第八位。古时“羊”字通“祥”字,羊被视为顺天随人、温文善良、仁慈和睦、纯洁高尚的象征,有丰年富庶、和气生财之吉祥寓意。易经认为,正月为泰卦,三阳生于下,此时冬去春来,阴消阳长,乃吉祥之象。所以,人们用“三羊开泰”这句吉语表示祝颂新年好运。

三羊开泰

羊,古时象征吉祥。《说文解说》:“羊,祥也。”羊是一种温顺的动物,在人类生活中,它几乎成了柔弱和善良的象征。

未羊

申猴

申猴,在十二属相中的排列为第九位。猴子好动,自古被视为聪明伶俐的形象,是智勇双全、重情好义的象征,有驱魔降妖、快乐怡年的吉祥寓意。在古代,因“猴”“侯”谐音,这就使猴成为一种祝福吉祥的符号。一幅猴子骑马的画,寓意“马上封侯”;猴向枫树上挂印的图画,寓意为“封侯挂印”;一只猴子骑在另一只猴子的背上,寓意“辈辈封侯”等,这些画连同这些话,都能讨人喜欢。

加官封侯

猴子聪明善辩,灵活敏捷,它的火眼金睛,能识破任何邪恶;它的百般能耐,能驱除任何妖魔。《西游记》中的孙悟空,号称齐天大圣、美猴王,有七十二般变化,一个筋斗能翻出十万八千里。他入地府、闹天宫、神通广大而又天不怕、地不怕。他嫉恶如仇,西行取经路上,降妖除怪,化险为夷。这一形象闪烁着理想主义光芒。

申猴

酉鸡

酉鸡,在十二属相中的排列为第十位。古人认为鸡有五德,即文、武、勇、仁、信,是英雄武勇的象征。《说文解字》谓其为“知时畜也。”汉代刘向在《新序》中也说:“君独不见鸡乎,头戴冠者,文也;足付距者,武也;敌在前敢斗争,勇也;见食相乎,仁也;守夜不失时,信也。”人们还视其为有神性辟邪之物和吉祥的象征。

金鸡报喜

打鸣,是雄鸡的本能,也是鸡的最鲜明特征,古人将这一特征附会到阴阳五行,认为鸡鸣带来日出,故属阳,属火。《春秋话题辞》曰:“鸡为积阳,南方之象,火养精,物炎上,故阳出鸡鸣,以类威也。”雄鸡善斗,日能辟邪,所以雄鸡红日图被作为辟邪的吉祥物而受到人们的欢迎。

酉鸡

戌狗

戌狗,在十二属相中的排列为第十一位。狗是人类最早的动物伙伴、助手和朋友,它忠心耿耿、尽心尽力、尽职尽责。狗是高度社会化的动物,有集群合作的本能。狗曾被人类奉为先祖,早在母系氏族社会时期,生活在黄河流域的原始人就已经开始驯养狗,《周礼》设犬人官职,专司相犬牵犬以供祭祀。汉代朝廷设立狗监,是掌管皇帝猎犬的官员。到了唐代,五场之中有狗坊,是专为皇帝饲养猎犬的官署。在人类社会进入畜牧和小农生产时期,狗守护报警,照看畜群,为人类作出了贡献。

狗至兴隆

狗可御凶。传说阴山有天狗,状如狸而白首。狗不但能防贼,而且能驱赶妖魔鬼怪。驱魔降怪使世界保持安宁的二郎神,身边的同伴之一就是狗。狗之所以为人喜爱,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它对主人的忠心耿耿。

二郎神与天狗

亥猪

亥猪,在十二属相中的排列为第十二位。猪作为原始崇拜的对象,原是人们本身对自然力感到惶恐畏惧而加以神化的产物。我们从遗存的典籍和古文物中可以看到,中国远古时期就有以猪为图腾的部落。例如河姆渡陶器上的猪图案、半坡陶器上的猪纹、商周青铜文化中的猪造型,据专家研究都是猪图腾崇拜的遗物。

亥猪

由于猪有着旺盛的生殖力,有时一胎产仔多达十几头,原始人们便把猪作为生殖之神来崇拜。又由于猪天生就会游泳,民间便有“猪浮黄河,牛浮海”的说法,民间俗信猪能预兆雨水,所以猪又成为云雨之神而受到人们崇拜。

猪事顺利

化字代表什么神仙生肖2

作者:上海市民俗文化学会会长、华东师范大学民俗学教授仲富兰

神威浩荡的原始神虎,道观寺院里的护法神兽,军旅中一往无前的虎士之慨,民间生气勃勃的虎文化元素……千百年来,虎形象已经深深融入到中国人的民俗信仰中,又从多方面滋养着中国人的民族精神品格,逐渐形成一种虎文化,焕发出一股英雄气。

在中国人的传统文化中,虎是勇敢和活力的象征,所谓生龙活虎、龙腾虎跃。长期以来,虎一直象征着一种力量和气魄,也一直为浩如烟海的民俗文化故事与传说所咏叹,受到芸芸众生的敬畏。虎年新春之际,我就来与大家分享一些我对于虎文化流变的认知,向大家请教。

远古“虎崇拜”的源头

中华民族为什么要将虎作为崇拜对象呢?或者说,为什么虎一直以来都受到中国汉民族和一些少数民族兄弟的崇拜,被誉为“百兽之王”?其文化内涵和寓意,历经时代沧桑,日臻丰富。如今,虎已成为中国人普遍认同的民俗文化的一个标识。

要探究崇虎意识的起源,可以追溯到远古社会。据考古学家的发现,中国境内分布的岩画内容丰富,最早出现于石器时代,距今有四万年之久。岩画是介于绘画和雕刻之间的艺术。在内蒙古阴山岩画中,距今大约一万年前,就已经出现一组刻绘于虎沟岩石上的“五虎图”,动静相宜,生动灵气,表达了远古先民对虎这种动物的认识,展现了先民最早的动物崇拜与图腾。

美国人类学家路易斯·亨利·摩尔根在《古代社会》中揭示了远古先民自然崇拜与图腾产生的社会基础。在茹毛饮血、风餐露宿的洪荒时代,人类与大自然互动的能力极其微弱,“万物如刍狗”,为了活着,生存下去,远古先民只能在磨难中不断进化自己。说起来,这个过程也是很复杂的,比如,偶然状况下动物留下没有吃完的猎物,也许人类就会认为是特意留给自己的,出于感恩而崇拜;更多的则是在凶恶的猛兽面前深感无能为力,出于畏惧而崇拜。《山海经·海内北经》记:“穷奇状如虎,有翼,食人从头始,所食被发,在犬北。一曰从足。”穷奇,外貌像老虎,长有一双翅膀,喜欢吃人,更会从人的头部开始进食,是一头凶恶的异兽,中国神话传说中的古代四凶之一。远古先民认识动物与自然界,不可能按照当今生物学或动物学的标准,面对体大健硕、矫健勇猛、呼啸而过的虎,先民们逐渐感受到它的强者风范、王者之气,“弱肉强食”的生存法则成为远古先民崇拜虎的前提——既然认识到虎是一种强而有力、充满威势的可怖形象,不能驯服它,那就崇拜它。

1987年8月,考古人员在河南濮阳西水坡发现了一处距今约六千年的古代遗址——蚌塑龙虎墓,这处墓葬群没有仰韶文化其他墓葬出土的精美陶器,但其中的蚌塑龙虎图弥足珍贵,这个信息表征着古代的“龙虎”组合。

中国传统文化里,无论道教、佛教,抑或萨满教信仰中,虎都是崇奉的对象。东汉时期佛教初入我国,佛教中的萨埵那太子本着大慈大悲的精神以身饲虎。这种自我牺牲精神与中国禅宗思想相结合,又发展为禅虎——使虎听经修道,修炼从善,其中最有影响的是十八罗汉伏虎说——弥勒尊者伏虎罗汉。“舍身饲虎”的精神大大丰富了中国虎文化的内涵,道家文化将龙虎结合解释为“云从龙,风从虎”,龙飞于天,虎行于地,更是强化了虎的威严,将之视为极具奇幻力量的神物。

从“护法神兽”到“护佑苍生”

鲁迅曾经说过中国文化的根柢全在道教。很多人谈“虎文化”而忽略了道家文化对于虎形象的改造与重塑。道家最早确立了“龙虎组合”,所谓的“左青龙,右白虎,前朱雀,后玄武”,其中青龙、白虎、朱雀、玄武为中华文化中的“四象”,也称“四灵”。“四象”一词最早出自《易·系辞》中的“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礼记》上明确表示这“四象”是天文星宿的代名词:“行,前朱鸟(雀)而后玄武,左青龙而右白虎,招摇在上。”“前南后北,左东右西,朱鸟、玄武、青龙、白虎,四方宿名也。”据古代地理书籍《三辅黄图》:“苍龙、白虎、朱雀、玄武,天之四灵,以正四方。”四象被赋予农业生计和确定时空定位的意义,由此演绎出很多神话。

原本为确立天象与星宿而存在的“四象”,被道家拿来进行拟人化和拟物化的改造,其中的青龙与白虎演化成威风凛凛的守护神,就像守护佛寺山门的“哼哈二将”一样,神气得很。如今走进各种道观,山门的右边,一般都是那个白虎监兵神君。它的职能就不简单了,《抱朴子》中说:“虎及鹿兔皆寿千岁,满五百岁者,其色皆白。”说的是虎修炼五百年才会肤色变白,因而白虎是长寿祥瑞的象征,且有禳灾祈福的神力,后来还有人说它有惩恶扬善、发财致富、喜结良缘等功能,五花八门。经过道教学说的发挥,天文星相、阴阳、五行、八卦、性命之学、炼丹等都被串接到了一起,放在虎身上,这就大大丰富了虎文化在民俗信仰中的传播力。

在民俗文化中,东方青龙象征着万物复苏,春回大地,人们把青龙认作是主喜庆,后世还衍生出“二月二,龙抬头”的习俗;虎的形象则逐渐从远古时代的图腾神物,开始向避邪、禳灾、定方位、祈丰收的方向发展。

与想象中的“龙”不同,虎是一种实际存在的猛兽,道家将虎形象与龙进行捆绑,符合了封建专制主义皇权统治的需要。君王都称为“天子”,君王是龙,文臣武将皆为虎,虎的地位在“龙”之下。封建君王敬虎为神,祈借神威,以保社稷平安。再说,虎的勇猛与力量,能代表战斗力,壮军威,故在历史传承中大都以保护神或者战斗神的面目出现,甚至连为封建统治者培养选拔高级人才的国子监,也有个“虎闱”的别名。在冷兵器作战的时代,军事将领的营幕称为“虎帐”“虎幄”,军中禁地称为“白虎堂”。《史记》记有“窃符救赵”的故事,发兵符节称为“虎符”“虎节”;遮护营垒的障碍物称“虎落”或“虎路”;强弩的一种称“虎蹲弩”,明朝时还将一种形体短粗的火炮称“虎蹲炮”,等等。至于以猛虎的形象装饰各种兵器和装具,更是不胜枚举。

魏晋南北朝时期,民族大融合,政权走马灯般地更迭,社会的转变是全方位的,包括风俗和观念等等。虎形象的象征意味发生了演化和改变,其造型、形状、用途也发生相应的演变——从外表威武勇猛、内藏诡谲仙气,渐渐成为为仙人所降服的角色,甚至充当温顺坐骑。也许是出于当时的风尚,东晋著名画家顾恺之还为自己取了一个小名叫“虎头”,因精于绘事,才绝、画绝、痴绝,时人称为“虎头三绝”。

明清之后,人们对于虎的理解与认识更为理性化;同时虎也大抵发展为浪漫主义文学艺术创作与精神娱乐的取材对象。譬如终南山流传的“赵公明伏虎救苍生”的民间故事,说的就是赵公明伏黑虎,黑虎感激赵公明不杀之恩,附首贴耳,鞍前马后,成为其忠实的坐骑和得力助手;由于赵公明调教有方,这只黑虎后来也修成了正果,它护佑苍生,帮助人们驱除瘟疫,镇宅护院,被百姓们称为“虎爷”,也成了一路神仙,可以享受人间的香火。

“虎文化”与民俗信仰

民族精神最能在民俗信仰中体现出来。汉代应劭作《风俗通义》记录了大量的神话异闻,作者独到的评论令此书成为研究汉以前风俗和鬼神崇拜的重要文献。“虎者,阳物,百兽之长也,能执搏挫锐,噬食鬼魅。”(《风俗通义·礼典》)在崇尚阴阳五行学说的汉代,经由统治者提倡、文人学者的附和,虎成了“四方神兽”之一。

唐代不仅疆域辽阔,而且是一个开放、强盛的王朝,在民间社会生活中,也体现出一种开放进取的风气。唐代各种节日盛行不衰,上古的“娱神”逐渐向中古“娱人”的方向转变。风气转变的实质乃是人的自我意识的觉醒。民间生活中,虎作为“神兽”的成分在降低,而作为“瑞兽”的成分在升高。唐人生性浪漫好奇,有漫游之风,宴饮游乐时有讲奇闻奇事之习,传奇文学兴盛,文人雅士有关虎题材的作品也是连篇累牍,故事之丰富,情节之生动,个性之鲜明,如虎女嫁人、虎男娶妻、虎化为人等等。虎的存在,常常给人一种勇猛无畏的精神力量。“猛虎不怯敌,烈士无虚言。”(唐·李咸用《猛虎行》)诗人以虎为喻的呐喊,倡扬勇敢地面对一切艰难险阻,堂堂正正地活着,正所谓“虎死不倒威”是也。

带“虎”字的成语,有“虎啸龙吟”“虎踞龙盘”“虎跃龙骧”“龙行虎步”“龙腾虎跃”等,不胜枚举。以虎为题材的民间艺术品琳琅满目,各种有关“虎”题材的作品也是精彩纷呈。正是在这种深入人心的民俗信仰中,代代民众相信虎是镇邪、辟秽的瑞兽、吉兽,民间有在门上画虎,给小孩子穿虎头鞋、戴虎头帽、虎肚兜等习俗,农历五月初五端午节,还盛行给儿童做辟邪保平安的玩具——布老虎,或者用雄黄在儿童的额头点虎王雄黄酒,希望他们健康、强壮、勇敢。

神威浩荡的原始神虎,道观寺院里的护法神兽,军旅中一往无前的虎士之慨,民间生气勃勃的虎文化元素……千百年来,虎形象已经深深融入到中国人的民俗信仰中。其正气能够驱除一切邪念、邪恶,驱除家族的各种灾祸。虎勇猛自由、蓬勃大气、威风凛凛的形象又从多方面滋养着中国人的民族精神品格,逐渐形成一种虎文化,焕发出一股英雄气,转化为中国人自强不息的巨大能量。

来源: 文汇报

化字代表什么神仙生肖3

在庆祝清华大学校庆110周年之际,我们格外怀念季羡林这位清华大学的杰出校友和北京大学的资深教授。我本人和季羡林先生之于这两校的关系恰恰相反:我是在北大获得博士学位并留校任教数年的校友和在清华大学任教二十年的教授。季先生早年留学德国,在哥廷根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我出于对先生的景仰,在1990年赴欧洲从事博士后研究之前,特地拜访了季先生,向他讨教。他给我的一个忠告就是,在欧洲期间一定要去哥廷根一趟。后来,我践行了先生的教诲,在一次会议上有幸结识了哥廷根大学教授霍斯特·图尔克。在他的热情邀请和周密安排下,我实现了访学哥廷根的梦想,并在该校德语语言文学系发表了关于翻译与中国当代文学的演讲。二十年后,由于我的德国朋友推荐,我被聘请为哥廷根大学客座教授,前往该校讲学三个月,只可惜此时先生已驾鹤仙去。但他依然活在哥廷根的学子和市民们的心中。更使我印象深刻的是,一天我在哥廷根小城的一家咖啡馆里喝咖啡,竟然意外地发现,咖啡馆经理正在翻阅刚出版不久的季先生的《留德十年》德文版。我坦率地告诉他,那只是先生的一部回忆录,他的代表性学术著作大都没有外译,如果这些著作译成西方的主要语言,必定会令学界震惊。那么季羡林先生究竟以何种卓越的成就令世人瞩目呢?关于这方面,在十多年前先生去世时国内媒体的报道中已多有提及。但是对于作为一位文化学者和文学批评家的季羡林的文化思想和理论建树,则未得到学界的广泛共识。

1935年,季羡林先生在德国与友人的照片

季羡林先生是一位专事外国语言文学研究的学者,更确切地说,他的专长是东方学。而在中国的外国文学批评界,长期以来则一直是“西方中心主义”占主导地位,并一度有过“苏联中心主义”的思维模式,文学批评往往聚焦于西方或俄苏文学,而相比之下,由于语言上的障碍以及其他方面的因素,东方文学教学和研究一直处于“边缘”的地位。虽然大部分可称得上批评家的人都是从事西方文学研究和教学的,但是也有少数几位专门从事东方文学研究和批评的学者型批评家。博通古今、学贯中西的季羡林就是其中最杰出的代表。2009年,当被誉为当代“国学大师”的季羡林先生逝世时,不少人竟然只知道他是一位当代文化名人和国学大师,精通多门外语,且发表了一些颇有影响力的宏论和精致隽永的散文,至于他本来的专业特长是什么,则几乎一无所知。我们首先简略地回顾一下季先生的学术生平。

1935年,清华大学与德国签订了交换研究生的协定,季羡林随即报名应考并被录取。同年9月赴德国哥廷根大学,主修印度学,学习梵文、巴利文、吐火罗文及俄文、斯拉夫文、阿拉伯文等。1941年,他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哥廷根大学,获哲学博士学位。1946年,季羡林回国后受聘为北京大学教授兼东方语言文学系主任,1956年2月,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十年动乱”后的他于1978年复出,继续担任北京大学东语系主任,并被任命为北京大学副校长、北京大学南亚研究所所长。1984年,季羡林出任北京大学校务委员会副主任,1985年,任中国作家协会理事、中国比较文学会名誉会长。季羡林是中国当代外国文学批评家中屈指可数的学识渊博同时又有自己的思想和理论的批评大家之一。他同时涉猎印度古代语言研究、佛教史研究、吐火罗语研究、印度文学翻译及研究、比较文学研究、东方文化研究、古代典籍研究以及散文创作八个领域并且成就斐然,堪称博通古今、学贯中西的学术大师。被誉为“梵学、佛学、吐火罗文研究并举,中国文学、比较文学、文艺理论研究齐飞”的学者型批评家,他一生著译甚丰,晚年这些著作和译著汇编成《季羡林全集》,共29卷。其中大部分属于十分专业的学术研究著作和散文作品,还有大量的译著,但他的文学批评理论及文化批评论著也占了相当的篇幅。

毋庸置疑,在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家中,季羡林的文学批评生涯也是独一无二的。由于他自幼学习古文,打下了坚实的国学基础,而且又有着散文写作的才华,并且密切关注中国当代文学和文化理论批评的热点问题,这就使他在繁忙的学术工作之余写下了一些文学批评文字。但即使在这些批评文章中,我们也不难看到,他旁征博引,不仅聚焦于印度文学,同时也涉及中外文学关系,尤其是中印文学关系,强调中印文学和文化之间的相互影响和相互启迪,并提出自己的批评性见解。因而在改革开放后,他能够利用自己广博的中外文学知识和文化理论思想,率先在中国倡导比较文学和东方文学研究。因此称他为中国当代东方文学和比较文学研究的奠基人并不为过。这也是他的批评文章明显地不同于一般的外国文学批评家的一个重要方面。

季羡林从事文学的比较研究主要聚焦于中印文学的比较研究和批评。他始终认为,中国和印度作为两个有着古老文明的大国,在文学上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他作为一位专事印度语言文学研究的学者有责任向国内读者展示这种自古业已存在并沿袭至今的关系。在一篇讨论中印文学关系的文章中,季羡林旁征博引,描述了从古到今的中国文学所受到的印度文学的启迪和影响,他强调指出,中印文学关系源远流长,并且体现在诸多方面,“到了六朝时代,印度神话和寓言对中国文学影响的程度更加深了,范围更加广了。在这时候,中国文学史上出现了一类新的东西,这就是鬼神志怪的书籍。只要对印度文学稍稍涉猎过的人都能够看出来,在这些鬼神志怪的书籍里面,除了自秦汉以来中国固有的神仙之说以外,还有不少的印度成分。”

当然,他还不止于这种实证性的索隐考证,他同时也不无洞见地指出,印度文学对中国文学的启迪和影响是多方面的,有时表现为印度的故事在流传的过程中被中国作家作了变通的处理因而被“中国化”了:“这个过程大概是这样的:印度人民首先创造,然后宗教家,其中包括佛教和尚,就来借用,借到佛经里面去,随着佛经的传入而传入中国,中国的文人学士感到兴趣,就来加以剽窃,写到自己的书中,有的也用来宣扬佛教的因果报应,劝人信佛;个别的故事甚至流行于中国民间。”这就清晰地梳理了中印文学实际上存在的源远流长的相互影响和相互借鉴的关系,有时这种文学之间的互证和互鉴甚至超越了文学本身的界限,涉及宗教和文化的其他方面。

我和季羡林先生的交往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们都从事比较文学研究:他是首届中国比较文学学会名誉会长,而我则是现任中国比较文学学会会长。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在一些具有普适意义的理论话题上进行交流和对话。与一般的比较文学学者所不同的是,季羡林对印度文学中的一些大家和杰作也有着自己的独特研究和批评性见解。他虽然主要是一位语言学家,很少对具体作家作品进行深入的理论分析和评论,但是他所评论的几位有限的印度古代和现当代作家却是在印度乃至整个世界文学史上都占有重要地位的大作家。迦梨陀娑这位至今连生卒年月都不确定的伟大作家一生创作了许多不朽的作品,如戏剧《沙恭达罗》和《优哩婆湿》和抒情诗《云使》等。季羡林尤其对这两部剧作情有独钟,并花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将其从梵文译成中文。他认为《沙恭达罗》体现了古代印度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这种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对一切美的东西的热爱,并不只是表现在《沙恭达罗》里,在迦梨陀娑的许多著作里都贯穿着这种精神。《鸠摩罗出世》里的波罗伐提表现的也是这种精神。在《云使》里,尽管那个被罚离开家乡的药叉同爱妻分别,忆念不置,在无可奈何中,只好托云彩给爱妻带讯;但是通篇情调在淡淡的离愁别恨中总有一些乐观的成分,丝毫也不沮丧”。他在对诗人进行评论时,并不是从某种既定的理论视角出发,贴上诸如“浪漫主义”或“现实主义”之类的标签,而是从自己对作家本人的理解和对作品本身的感觉作出自己的评判,并用诗一般的语言来评论这些诗作。

季羡林对现代印度文学也十分喜爱,尤其对现代印度文学大师泰戈尔表现出由衷的钦佩。泰戈尔是一位在世界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印度文学大家,他的早期诗作中充满了浪漫主义情调,后来生活的现实使他清醒了,他决心为反映现实生活而写作,他的诗歌创作确实体现了他那个时代的精神面貌。因而他也成了第一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东方作家。季羡林虽然不是主要研究泰戈尔的,但他却广泛阅读了泰戈尔的大部分作品,并通过将其与欧洲和中国的文学的比较对之作了相当准确的评介。他认为,泰戈尔不仅是一位伟大的诗人,而且在短篇小说创作上也很有成就。按照他的概括,泰戈尔短篇小说有五个特点,首先是他的“单纯的结构”,也即在他的许多短篇小说里,“故事情节的开展仿佛是行云流水,舒卷自如,浑然天成,一点也看不出匠心经营的痕迹;但是给人的印象却是均衡匀称,完美无缺”;其二便是他的“形象化的语言”,也即“在早期的小说里,泰戈尔笔下的句子几乎都是平铺直叙的,没有过分雕饰。但是,在简单淳朴的句子堆里,说不定在什么地方会出现几句风格迥然不同的句子,在整段整篇里,显得非常别致”;第三个特点是“比拟的手法”,即使对人物心情的描写也不花多少笔墨,他只须“用形象化的语言”,来一个比拟,就“干净利落地完成了这个任务”;第四个特点是“情景交融的描绘”,具体说来,“在描写风景的时候,泰戈尔不像许多小说家那样长篇大论,他只寥寥几笔,就能画出一幅栩栩如生的图画”,而且“他笔下的风景往往不是孤立地存在着的,而是与故事的情节,与主人公的心情完全相适应的”;第五个特点就是他的“抒情的笔调”。他认为泰戈尔的这种艺术风格的形成与他所受到的国内外文学的多方面影响不无关系,但其中最重要的还是“民族传统的影响,这里面包括古典梵文文学和孟加拉民间文学”,正是由于泰戈尔的创作深深地扎根在民族的土壤里,他才最终成为一位蜚声世界的文学大师的。

由于泰戈尔与中国的密切关系,他对中国现代文学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和启迪。季羡林中学时代就与他邂逅,但真正理解他却是多年以后。泰戈尔曾来中国访问演讲,在中国文化界和文学界产生过极大的影响,而当时在济南高中读书的季羡林曾有幸目睹这位世界文化名人的风采。虽然当时只有13岁,但是他已经在心目中断定,泰戈尔必定是一位世界名人和大家。1961年正值泰戈尔诞辰百年纪念,年届五十的季羡林满怀深情地写了一篇两万多字的长篇纪念文章,虽然当时并未发表,但多年后,也即1978年,他将其“重新捡出来”并且作了些许补充,又重抄一遍。可见他对这位世界文学大师确实表现了由衷的钦佩和敬意。

在这篇题为《泰戈尔与中国》的长篇文章中,季羡林不仅全面地梳理了泰戈尔与中国的关系以及他对中国的评价,而且还借纪念诗人百年诞辰之际向中国读者较为全面但却高度概括地评介了他的文学成就。他认为,虽然泰戈尔著述甚丰,广泛涉猎了文学创作的各种体裁,但他的戏剧创作“是他文学创作中最薄弱的一环”,因为“他主要还是一个诗人”。

季羡林几乎与国内所有的东方文学研究者都不同的一点在于他广博的东西方文学知识和多学科造诣以及对文学理论批评的浓厚兴趣和敏感性。他还就一些方向性的大问题发表自己的见解,达到了比较文化批评和研究的高度,对国内的文学批评和文化讨论有着导向的作用。作为一位擅长东方文化和文学的批评家,他自然不主张全盘西化,但是他也承认中国文化所受到的西方影响并对之有着辨证的认识。针对国内一些人所主张的全盘西化,季羡林并不简单地反对,反而顺势指出:“我一不发思古之幽情,二不想效法九斤老太;对中国自然经济的遭到破坏,对中国小手工业生产方式的消失,我并不如丧考妣,惶惶不可终日。我认为,有几千年古老文明的中国,如果还想存在下去,就必须跟上世界潮流,决不能让时代潮流甩在后面。这一点,我想是绝大多数的中国有识之士所共同承认的。”既然西方在近几百年的发展建设中取得了辉煌的成就,我们就不能视而不见,而是要迎头赶上。季羡林虽然专事东方文学和文化研究,但他对西方文化所处于的强势和主导地位也不否认,因此他认为西方文化的进入中国对于国人反观中国文化也不无裨益。

尽管他认识到,西方文化现在占据世界文化的主导地位,但局面并非永远如此。西方的一些有识之士早就认识到了东方文化,包括中国文化和文学的价值。“世界文学”概念的提出就得益于包括中国文学在内的东方文学。既然德国作家和思想家歌德在阅读了包括中国文学在内的东方文学作品后大发感慨,预示“世界文学”时代的来临,那么曾在歌德的故乡留学多年的季羡林也就更往前走了一步,他多次颇有预见性地提出:“我们现在可不可以预言一个‘世界文化’呢?我认为是可以的。我们现在进行文化交流的研究,也可以说是给这种‘世界文化’,这种世界文化大汇流做准备工作吧。这种研究至少能够加强各国各民族之间的相互了解,促进我们之间的友谊,共同保卫世界和平,难道说这不是一个十分有意义的工作吗?”可以说,他后来率先倡导比较文学和比较文化研究就是朝着这个方向努力的一个步骤。但令人遗憾的是他后来没有就这种“世界文化”的理论建构再作进一步的深入论证和阐发。

他在比较不同的文化和文学后认为,中西方文化各有所长和局限,这其中不无一些带有规律性的东西:西方文化重视分析,而中国文化则重视综合。长期以来,西方文化沿着分析的路子已经越走越窄,越分析越小,因而,在他看来:“目前西方的分析已经走得够远了”,该是中国文化登场了。他曾极富远见地提出了“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预言,并一度引起了学界的轩然大波。但现在看来,他当时的预言已经得到很大程度的应验。

在一个西方中心主义占主导地位的世界文化格局中,如何向世人展示中国文化的魅力呢?季羡林也有着自己的初步战略构想。上世纪90年代,当国内大多数从事外国文学和比较文学研究的学者依然把大部分精力放在译介国外文学和理论著作时,季羡林已经清醒地看出了这种译介的一个局限性,也即单向地从西方到东方,具体地说从西方世界到中国,造成的一个结果,也即“今天的中国,对西方的了解远远超过西方人对中国的了解。在西方,不但是有一些平民百姓对中国不了解,毫无所追,甚至个别人还以为中国人现在还在裹小脚,吸鸦片。连一些知识分子也对中国懵懂无知,连鲁迅都不知道。”季羡林这位在中国当代学界如雷贯耳的国学大家和外国文学批评家也和鲁迅一样在国外受到冷遇,即使在他的母校哥廷根也只有少数人因为有幸读了他的回忆录《留德十年》的德文译本后才知道季羡林这个名字,而他的《糖史》等体现他深厚的学术造诣的许多著作至今却连英译本都没有,更不用说那些二流的作家和学者的著述了。有鉴于中外文化翻译界的这种巨大的反差,作为中国学者,我们应该有所作为,主动地向世界介绍中国自己的文学作品和文化理论。因此在季羡林看来,“我们中国不但能够拿来,也能够送出去。历史上,我们不知道有多少伟大的发明创造送到外国去,送给世界人民。从全世界的历史和现状来看,人类文明之所以能发展到今天这个样子,中国人与有力焉”。他还形象地称这种做法为“送出主义”,与鲁迅当年提出的“拿来主义”策略形成一种互补关系。过去,当中国处于贫穷落后的状态时,鲁迅号召大规模地翻译西方的文化学术著作,用以促进中国在各方面的现代化。今天,经过改革开放四十年的努力,中国已经真正地强起来了,就其综合实力而言,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而且在国际事务中正发挥着愈益重要的作用。而中国文化在世界上的地位和影响如何呢?显然,诚如季羡林所指出的,中国文化在世界上的地位和影响远不能与中国的大国地位相匹配。因此文化“送出主义”的提出同样展现了他的重要战略眼光,与当年的“拿来主义”一样具有深远的意义。

在季羡林先生去世后的这些年里,伴随着中国经济的腾飞和综合国力的强大,“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呼声也日益高涨,但对于中国文化究竟应该如何走出去,或者说,通过我们的努力奋斗,中国文化确实已经走出国门了,但是走出去以后又如何融入世界文化的主流并对之产生影响,国内的学界却远未达成共识。实际上,在当今的中国学界,能够被别人“找到”并受到邀请的文化学者或艺术家仍然很少,绝大多数人依然在等待自己的作品被国际学界或图书市场“发现”。还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文化是一种民族文化,因此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我们无须去费力推进中国文化走向世界,最好的结局是让世界文化来到中国,或者说让外国人也都用中文来发言和著述。对这种天真的看法季羡林先生早已洞察到。我们也从他的预言中得到启示:不管中国的经济在今后变得如何强大,中国文化毕竟是一种软实力,也即外国人可以不惜花费巨大的代价将中国的先进科学技术成果引进,甚至对于一些针对当代的社会科学文献也会不遗余力地组织人译介,而对于涉及价值观念的人文学科和文化著述,则会想法设法挡住中国文化进入到他们的国家。对于这一点,我们完全可以从近几年一些西方国家对中国的孔子学院的抵制甚至将其关闭见出端倪。因此,就这一点而言,季羡林二十多年前提出的“文化送出主义”确实具有一种战略眼光,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战略意义将越来越得到证明。

(作者:王宁,系上海交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资深教授,欧洲科学院外籍院士)

来源: 中华读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