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例代表什么生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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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例代表什么生肖1

春秋晚期青铜器牺尊(图片来源:上海博物馆官网)

唐白釉褐彩人物牛车(图片来源:扬州博物馆)

  辛丑牛年就要到了。牛,它的无私奉献、默默耕耘是中国人敬重的品质。我们从各大博物馆馆藏中遴选出五件牛主题的文物与艺术品,一起来欣赏中国人心目中的牛。

  牺尊:构思巧妙的青铜器

  上海博物馆的中国古代青铜器固定陈列中,有一件水牛形的精美青铜器——牺尊。它是春秋晚期晋国的作品,1923年发现于山西省大同市浑源县。尊是一种盛酒的礼器,甲骨文中就有这个字了,其形象是一双手捧着一个尖底的酒器,仿佛要将酒敬献给祖先。

  我们常用的“牺牲”一词,不知各位读者是否注意到,它们的偏旁都是牛字。中国古代祭祀多以饲养的家畜为贡品,牛、羊、猪合称“三牲”,其中又以牛的等级最高。古代祭祀,牛、羊、猪三者齐备称为“太牢”,如果没有牛,只有羊、猪,则只能称为“少牢”。此外,《大戴礼记》提供了另一种说法:“诸侯之祭牲,牛曰太牢;大夫之祭牲,羊曰少牢;士之祭牲,特(祭祀用的牲一头称为特)豕曰馈食”,诸侯、大夫、士的等级逐渐降低,其可以使用的祭品等级也逐渐降低。以上解释了“牲”,那么“牺”又做何解呢?《说文解字》说:“牺,宗庙之牲也。”中国人极讲究敬宗收族,宗庙是祭祀祖先的场所,使用的贡品必须是最讲究的,古人提出“色纯曰牺”,也就是说在这一场合中使用的贡品必须毛色纯正。

  青铜器上常见各种动物,大名鼎鼎的四羊方尊以羊为装饰,而这件牺尊通体就是一头水牛。牛首略微向下,双目炯炯,一对牛角似弯钩,大口张开,鼻孔穿环,原来在春秋晚期,我们的祖先就已经知道给牛鼻子套环来驯养牛了。牛的四足矮短,但粗壮有力,完全能将牛身支撑起来,牛尾不见。牛的颈部、背部、臀部各有一孔,均为子母口,原器应有盖子,但都遗失了,背部的一孔还套有一锅形器。这三个孔是用来干什么的呢?文物工作者发现牛腹是中空的,可从三个孔中灌水进去,背部孔中的锅形器用来盛酒,点火后可以用来温酒。

  这件牺尊构思巧妙,装饰精美,是国家一级文物。它本出自山西浑源,何以现在家住上海?原来,牺尊出土后,曾为卢芹斋获得,此人就是将昭陵六骏中的“飒露紫”和“拳毛騧”贩卖至美国的文物贩子,正当他打算将牺尊从上海运出时,上海博物馆持南京国民政府内务部令将其查扣,这才避免了牺尊流落海外。

  瓷牛车:唐人出行一瞥

  古代中国以农为本,对于农夫而言,能犁地、肯吃苦的牛是最好的朋友。牛的功能远不止犁地一项,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它还是一种交通工具。传说老子西出函谷关,乘坐的就是一头青牛,从传世的《老子出关图》来看,老子是直接骑在牛身上的。这是相当经济的出行方式。倘若直接骑在牛身上感觉不舒服,还可选择牛车。牛车的历史十分久远,传说商朝先祖王亥发明了牛车,而在魏晋南北朝与隋唐时代,牛车风靡一时。

  唐代的牛车长什么样?在即将开展的“牛气冲天——扬州博物馆牛年生肖艺术展”中,有一件唐朝的白釉褐彩人物牛车,1992年扬州市念四桥薛庄出土,此地在扬州唐城遗址范围内。这件文物不大,高11.5厘米、底座长9.1厘米、宽8厘米,但元素可真不少。一头牛拉着一辆二轮车,牛角硕大,牛首饰璎珞。牛的左侧站着一个人,双手好像在用力扳着牛角。牛的右侧有一人骑着马,身上佩箭。由此,不难分辨这两人的分工,左侧的人是驭者,右侧的人是护卫。端坐在车厢中的,是一位梳着高髻并簪花的妇人,车篷十分张扬华丽,两端翘起,既能遮风挡雨,又不阻碍视线,车篷顶上还装饰了宝相花。车轮旁各有一只可爱的小狗,无疑是这位妇人的宠物。车后还有两个侍从。

  这位妇人出行,有四人随行,可见不是一般人家。牛的速度比不上马,但每一步都走得稳,而慢也是一种情调。倘若要一日看尽长安花,非骑马不可,而若是陌上花开,可缓缓归,则还是牛车最适合。

  《五牛图》:最早的纸上画

  说到中国古代关于牛的画作,不能不提唐朝韩滉的《五牛图》。在中国画史上,这可是一件具有特殊地位的画。说其特殊,因为它是目前所见最早作于纸上的绘画,使用的是一种麻纸。从唐至今已历一千两百多年,能存留至今实属奇迹。古画每展出一次,都是对其生命的折损,鉴于《五牛图》在2019年曾公开展出一个月,因此今年不太可能再展出真迹,但我们在故宫博物院官网的“故宫名画记”中可以仔细观看。

  这幅《五牛图》描绘了五头神态各异的牛,我们从右至左依次来看:最右边的一头黄牛俯首伸颈,它的嘴边有一束草,应是正在吃草;旁边一头黑白相间的牛昂首摆尾,似在长鸣;中间的一头黄牛最为特殊,另外四头牛均侧身,只有这头牛正对着观众,它的口张开,好像在喘气;旁边的一头黄牛最可爱,吐出舌头,头稍向后,好像后面有人在唤它;最左边的一头牛,头缠络头,佩戴鼻环,给人以老成稳重的感觉。

  为什么我们是从右至左来看,而不是相反的方向呢?这幅《五牛图》是一幅横139.8厘米的长卷,古人写字的顺序是从上到下、从右到左,因此展卷也要从右到左。

  许多古画的作者都难以确定,虽然《五牛图》上没有作者的落款,但可以确定是唐朝韩滉的作品。“故宫名画记”中还展出了韩滉的另一幅画作《丰稔图》,画中也有牛,农民丰收,牛的功劳可不小。

  其实,韩滉不仅是位画家,还是一位有名的宰相。他出身于长安一个官宦之家,父亲韩休也曾担任过宰相,几个兄弟也都在朝为官。据记载,韩滉虽出自名门,但性好节俭,衣服十年换一次,“居处陋薄,取庇风雨”,按照当时的习惯,像韩滉这样的大官,可向朝廷申请在家门口列戟以显示威仪,但他“以父时第门不忍坏,乃不请。”史书上还提到韩滉在地方上任官时,有贼人聚集,这些人喜欢吃牛肉喝酒,“非牛酒不啸结”,因此韩滉下令不得宰牛,以杜绝贼人的图谋。

  由此看来,韩滉这位画家与牛的缘分真不浅。这幅《五牛图》上有十四家题记,还有许多印章。通过这些信息,结合史书记载,《五牛图》的千年流传可以简单勾勒出来,宋朝藏于大内,宋朝灭亡后,《五牛图》流落民间,元朝画家赵孟頫、元明之际孔子后人孔克表、明朝收藏家项元汴都曾收藏过此画,清朝建立后,《五牛图》再度进入大内,乾隆皇帝在这幅画上又是盖章又是题诗,他提醒自己看到牛就要多想想农人的艰辛。晚清,八国联军侵华,闯入紫禁城,将《五牛图》等珍宝抢走。

  《五牛图》经过辗转流传,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其持有者是香港的一位吴姓商人,由于企业运转出现问题,他打算以十万港币出售《五牛图》。香港的一位爱国人士,迅速写信告知了周恩来总理。不久,中央政府派出专家去香港鉴定《五牛图》的真伪,确定为真迹后,中央政府拨款予以购买,最后的成交价是六万港币,并交故宫博物院收藏。《五牛图》在经历了一番颠沛流离后,回归到了它所属的地方,这也体现了新中国对文物工作的重视、对传统文化的保护与弘扬。

  《柳丝牛影》:寥寥几笔神韵尽出

  牛是中国古代诗歌的常客。宋代陆游曾以牛自比,说“勿言牛老行苦迟,我今八十耕犹力”,这可真是干劲十足、永不言苦的“老黄牛”。牛还有另一种形象,明代高启有一首《牧牛词》:“尔牛角弯环,我牛尾秃速,共拈短笛与长鞭,南陇东冈去相逐。日斜草远牛行迟,牛劳牛饥唯我知;牛上唱歌牛下坐,夜归还向牛边卧。长年牧牛百不忧,但恐输租卖我牛。”好一幅人牛相得、充满诗意的田园画卷,夕阳西斜,在一片青草地上,牛慢慢行,牧童骑在牛身上吹笛。

  在中国美术馆2021年新年大展“美在耕耘”中,两幅齐白石的画作,颇能展现这种悠闲的诗意。一幅名为《红衣牛背雨丝丝》,一头憨态可掬的牛,一个穿红衣的小娃躺在牛身上放风筝,小娃仰看飞得很高很高的风筝,手上拉着很长很长的线。这幅创作于1952年的水墨画,是齐白石赠送给老舍与他的夫人胡絜青的,胡絜青曾向齐白石拜师学艺,收藏了多幅齐白石的画作。

  齐白石的水墨画,往往寥寥几笔而神韵尽出。另外一幅创作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柳丝牛影》,笔墨更为简练,意境更为幽深。画面极为简单,蓬松的柳丝低垂,柳丝旁是一头牛的背影。少有画家画牛的背影,更少有画家仅仅用水墨而不用线条就能传神绘出牛的意象。诗无达诂,画也如此,作为观众,我们不妨大胆想象这幅画的意境,柳丝让人想起风,风吹杨柳千门绿,春意盎然,正是牛耕作时,一日劳作结束,牛踏着春风的节奏,往家的方向走去。

  《开荒牛》:奋斗的象征

  在中国美术馆2021年新年大展“美在耕耘”中,观众看到的第一件展品是当代雕塑家潘鹤的《开荒牛——献给深圳特区》。一头肌肉发达的牛,四蹄抓地,埋头向前,使出全身力量,将一段枯败的树干连根拔起。这是献给深圳这座年轻城市的礼赞,也是改革开放时代的一个写意的象征。正是埋头苦干、勇于创新的这种开荒牛精神,让深圳从一个小渔村变身成为一个国际大都市。

  展出的这件开荒牛雕塑是中国美术馆藏品,而原件陈列在深圳市委大院门口,1984年7月27日落成。自落成后,前来参观者络绎不绝,当代诗人公刘曾为此雕塑作诗:“深圳永远是牛年。一头牛,日夜劳作在市委大门前。开荒!开荒!开荒!前面有金灿灿的秋天;不是图腾,而是信念。”

  根据传记资料,我们得以了解潘鹤创作《开荒牛》时的想法,他在深圳看到一排排推土机热火朝天地在工地上推土,高楼大厦将如雨后春笋一样拔地而起,实际上他创作《开荒牛》时,正是深圳国贸大厦创造三天一层楼的奇迹时。他由推土机联想到了开荒牛,认识到走向现代化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拓荒者在我的脑海中变成了一头浑身是劲的牛牯形象,那些根深蒂固的旧观念似一堆盘根错节的树头,于是开荒牛拉树头的形象一瞬间便形成了,树根的形象同书法中的狂草浑然一体……”

  《开荒牛》是中国最著名的城市雕塑之一。在那时,城市雕塑还是一个新鲜事物。城市雕塑这一类别,在中国雕塑史上是全新的,没有前例可以借鉴,大家经过不断讨论、试验,终于创造出第一批中国城市雕塑。《开荒牛》的问世过程,折射出深圳这座城市的奋斗史,人们在这张白纸上挥洒汗水,以拓荒的精神创造性地解决各种问题,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0年来,首创一千多项改革举措,奏响了实干兴邦的时代强音。

  习近平总书记在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庆祝大会上指出:“要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继续发扬敢闯敢试、敢为人先、埋头苦干的特区精神,激励干部群众勇当新时代的‘拓荒牛’。”

  开荒牛,不辞劳苦,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它还有更大的天地要开拓。(易舜)

前例代表什么生肖2

编史续志和纂修谱牒,是崇文尚德之举,是国强民富的盛世之果,三者是构成中华民族历史学大厦的支柱,其中谱牒为史志之本。钟健群在《宗谱学略论》中认为:谱牒,唐代名族谱,宋代名家谱、家乘,后又称宗谱、家牒、世谱等。谱牒在《辞海》中的释义是:“按照事物类别或系统编成的表册,亦谓编列成谱。”谱牒在我国西周时代就已广为流传,被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历史巨著《史记》,就是吸取了包括谱牒在内的优秀文化遗产而写成的,《史记·三代世表》云:“余读牒记,黄帝以来皆有年数…自殷以前,诸侯不可得而谱。”《史记·自序》云:“维(夏商周)三代尚(久远)矣,年纪不可考,盖取之谱牒旧闻,本于兹,于是略推,作三代世表第一。”

史学界认为:家谱与方志、正史相互参证可以补史志之阙,往往史志未备未详,或记叙有误,恰恰详备于家谱之中。被梁启超誉为“方志之圣”的清代史学家章学诚说:“家谱有征,则县志取之;县志有征,则国史取焉”;鲁迅先生称国史就是“独夫的家谱”。家谱的价值不但为学术家认同,也为政要所重视。毛泽东同志1957年在成都会议上说:“如果家谱、族谱加以研究,可以知道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也可以为人文地理、聚落地理提供宝贵的资料。”笔者在顾问《湖塘镇志》中有也体会:湖塘老街清初以来工商业发展的史实,多来源于《萧江氏宗谱》和《毗陵杨氏宗谱》等;上店古镇明清以来的崇文尚德底蕴,多来源于《恽氏家乘》和《张氏宗谱》等。在查阅和运用家谱的过程中,笔者在纪年表述、农历与公历的换算等方面有诸多疑惑,在查证有关资料且钻研梳理后略有所悟,若为孔见,权作抛砖。

一、纪年的起源

纪,在《说文·系部》载:“纪,别丝也。”段玉裁(龚自珍外祖父清文字训诂学家)注:“别丝者,一丝必有其首,别之是为纪。”在《国语·周语上》载:“纪农谢功。”韦昭(三国史学家)注:“纪,谓综理也。”在《中国大百科全书》载:物质存在的客观形式是空间和时间,其中时间描述的是物体运动的持续性和事件发生的顺序,时间也泛称年岁。所以历书的纪年就是对历史事件过程长短和发生顺序的度量,是链接历史的纽带,是提挈空间网的纲索。历史的空间有了纪年就能纲举目张,一目了然。反之,如果没有纪年,或者纪年有误,那么历史的空间以及作为其载体的国史、方志和家谱,将是一团乱麻、一盘散沙。

纪年的本源是原始社会的“结绳记事”。最早的文字出自《竹书纪年》,是春秋晋国史官和战国魏国史官所作的一部编年体通史,亦称《汲冢纪年》,于西晋咸宁五年(公元279年)被盗墓者发现,因为是写在竹简上的史书,所以命名《竹书纪年》。中国目前最早的纪年存世之作是《史记》,记载了上起中国上古传说中的黄帝时代(约公元前3000年),下至汉武帝太初四年(前101年)共三千多年的历史。中国历史上最早有确切纪年的年表,是西周共和元年(前841年)。《史记》中的“十二诸侯年表”即为这年开始,司马迁在编纂史书时查阅了大量的文献资料和有关纪年的书籍,发现“五家之文怫异,维太初之元论”,即黄帝以来多种纪年资料说法不一,无法确定真实的历史纪年,只有在共和元年之后的记载是一致的,按史录要实事求是的原则,就没有收录公元前841年以前的纪年史料,这些珍贵的史料就随着历史的演进渐渐湮没了,所以后来就把流传下来最早的《史记》中的十二诸侯年表为依据,确定公元前841年作为我国有确切纪年的历史的开始。

二、纪年的种类和渊源

中国从确切纪年开始,先后有多种纪年法,主要的有帝王在位、王朝年号、天干地支、公历纪元、国号纪年等。

帝王在位纪年(也称王公即位年次纪年)自公元前841年开始,这年因西周厉王专制残暴,激起国人暴动,周厉王逃到了彘(今山西中部),周公和召公共同执政(一说由大臣共伯和执政),所以称“共和元年”。彼时其余诸侯国则为“鲁真公十五年”、“齐武公十年”等。如《廉颇蔺相如列传》:“赵惠文王十六年,廉颇为将。”此类记述法沿续到西汉高后(吕雉)八年(前180年),文帝(刘恒)继位后,曾因遇非解之事而重新计元年(不是年号),史官为记述方便而分称前元、后元;其后景帝(刘启)在位间有前元、中元、后元。帝王纪年法实行到汉景帝后元三年(前141年)止。

王朝年号纪年,自汉武帝(刘彻)即位第二年(前140年)开始,创年号“建元”,太初元年(前104年)定《太初历》,此后历朝相继。记述如“汉武帝建元三年”、“唐贞观五年”、“宋咸淳五年”及“康乾盛世”等。皇帝所用年号少则一个,多则十几个,如唐高宗就有14个,明清间除明英宗有两个年号外,其余都是一帝一号,故后世即以年号为其称呼,如永乐皇帝、乾隆皇帝等。此外,年号还与干支同时纪年。

天干地支(简称干支)纪年,即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十天干,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十二地支(各对应一个生肖),按甲子、乙丑…依次类配至癸亥,共六十组合往复循环的纪年方法,60年为“一个甲子”即由此出,故老人60岁俗称“花甲之年”。干支纪年传说出自黄帝时代,唐代刘恕在《通鉴外纪》中引古书说:“(黄帝)其师大挠…始作甲子。”实际是萌芽于西汉初,始行于汉成帝末年。东汉以后,时行《太初历》的“太岁纪年法”渐与天象不符。据《资治通鉴》载:汉章帝元和二年(85年),“《太初历》施行百余年,历稍后天。上命治历编、李梵等综校其状,作《四分历》;二月,甲寅,始施行之。”朝廷下令把干支纪年辅助年号纪年,作为夏历排组的具体表述,如《核舟记》“天启壬戌秋日,虞山王毅叔远甫刻”,如笔者所考恽南田家乡上店古桥石刻“岁弘治壬戌孟春吉旦”等,在全国推行后日趋完善。干支纪年和十二生肖属相以及二十四节气等成为如今农历的传统特色和公历的重要辅助。公历与干支历间有简便换算方法:以公历年数,如2015减3除以10得余数为2,以2对应上述天干序之第二是乙(能整除对应末位癸),再以2015减3除以12得余数为8,以8对应地支序之第八是未(能整除对应末位亥),便可知2015年即为干支“乙未”年,但两者仅是不全等的交叉关系。

公历纪元简称“公历”,是国际通行的纪年体系。以传说中耶稣的生年为公历元年,简称“公元”,相当于中国西汉平帝元始元年。公历纪年的起点是公元1年,没有“公元0年”,公元以前的中国历史用倒推法计算。中国实际使用公历在“辛亥革命”以后,开始官称“西历”,如《民国二十四年中国外交年鉴》里的中外年度对照均称“西历”;文坛也称“西元”,如《北新活叶本文选》:“光绪十六年,岁次庚寅,当西元一八九o年”;民间则俗称“阳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宣布使用公历纪年,首刊于《人民日报》日期栏:“一九四九年九月三十日”。

民国纪年(也称国号纪年),是中华民国成立后的纪年方法。清宣统三年夏历辛亥年八月十九(1911年10月10日)孙中山等人领导武昌起义,推翻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统治,开辟了中国历史新纪元,史称“辛亥革命”。辛亥年十一月十三日(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召开各省都督代表大会,宣布中华民国成立,宣誓就任临时大总统,并为了“行夏正,以顺农事,从西历,以便统计”,决定使用公历纪年。翌日发布改历改元通电(《南京市志》):“中华民国改用阳(公)历,以黄帝纪元四千六百零九年(辛亥)十一月十三日为民国元年元旦。”以中华民国国号纪年(具体法则同公历)替换了皇帝年号纪年,也称“国历”或“新历”,民间同时仍在使用夏历纪月日。1913年7月,大总统袁世凯批准内务总长朱启钤 “拟请定阴历元旦为春节” 的报告(夏历正月初一古称“元旦”,宋代吴自牧《梦梁录》:“正月朔一,谓之元旦,俗呼为新年。”),次年起夏历岁首(正月初一)称“春节”。1949年9月30日起,中国大陆随解放区域扩大而逐步废止民国纪年改用公历。

三、中国现行纪年历法状况

上述可见,中国大陆使用公元纪年,同时辅以传统夏历。公元1949年9月21日,中国共产党会同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北平召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在开幕词中提议“采取和世界大多数国家一样的年号。”27日下午,“方案审查委员会”代表、中国民主促进会负责人马叙伦向大会报告:“关于纪年,多数代表同意采取世界大多数国家所用纪年——公历。”因此决议通过的第二项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纪年采用公元”,决议后执行主席周恩来宣布:“从现在起,…纪元以公历,今年为一九四九年。”考虑到中华民族的历法传统,长期以来都是以夏历行政、干支辅助,加上文化习俗、农事指导和民间接受过程等因素,于是沿用“夏历及干支”辅助行政历法。1949年10月1日《人民日报》公历日期栏下同时表注:“夏历己丑年八月初十”字样,为区别夏历和公历两个新年,把夏历正月初一称“春节”,把公历1月1日定为“元旦”。

后来把“夏历”改称“农历”,是1968年元旦《人民日报》首易其名,延续至今(民间早有其名,笔者曾见过《一九六三年农历》的历书)。近百年来,农历有多种称谓:如民国时的《汉口民国日报》、《东北日报》等称“阴历”;《民国日报》、《群众日报》(陕北)等称“旧历”;宋教仁主张以黄帝即位年为纪元元年,把西元1904年推算为黄帝纪元四六零二年,同盟会机关报《民报》采用此纪,所以有“黄历”之称。按此算,公元2015年是第4711个黄帝历年。

公历以地球绕太阳公转周期称为年(对其科学的理解应该在哥白尼“日心说”之后,近似等于回归年),故又称“太阳历”、“阳历”。由于周年是365天48分46秒,所以平年2月为28天(该年为365天),把余数在第4年凑成一天(多余的百年少闰一次)置于闰年2月,所以闰年2月为29天(该年为366天)。所以公历年能被4整除的年分就称“公历闰年”,如2012年、2016年等。

我国的农历,自古就以月亮望朔(圆缺)周期为月,以地球自转一周为日,古称月亮为太阴,故谓“阴历”,又以地球绕太阳运动周期为年,实质该称阴阳合历法(干支和节气即其阳历成分)。月亮绕地球一周为29.53天 ,为了协调与回归年之间的天数差,古人采用了“19年7闰”的方法,即在19个农历年中在7个年份里加一个闰月,有闰月之年也称闰年,其余称平年。因此闰年就有383天~385天,平年只有353天~355天。如:农历甲午马年(闰九月)从公历2014年1月31日始,至2015年2月18日止,计384天;农历乙未羊年(平)从公历2015年2月19日始,至2016年2月7日止,计354天。

由于我国公历农历的同时使用,公历的365、366天,与农历的353、354、355、383、384、385天形成交叉关系(偶然也有包含关系),《逻辑学》称之为“两个概念的外延只有一部分相同”,因此为了保证两个历年之间对照换算的准确性,弄清楚其间的逻辑关系很有必要。

四、公历与农历之间分合相兼的年度关系

在中华民国成立(1912年)前,都是用帝王在位纪年和王朝纪年,同时辅以干支纪年的农历法,民国将公历引进后,特别是有关重大事件或历史名人生卒年表等,就产生了古今对照的推算和现代纪年的表述问题,尤其是年关前后的月日更易搞错。目前的年历、月历上都标有干支纪年,如2014年农历甲午年、2015年农历乙未年等;《新华字典》和《现代汉语词典》等工具书,以及有些近期续修的家谱里也附有同类的纪年对照表(例如武进图书馆现存的近300部新谱中就有20余部设置了对照表),然而上述对照表只能反映公农两个年度的重合部分,具体到月日时就会“阴差阳错”,使人一头雾水。具体有以下几种情况。

通常公历年包含着前个农历年末的一个多月,和后个农历前十个多月。如公元2015年对照农历是乙未年,其实从元旦至2月18日,是甲午年十一月十一至十二月底的49天;而2月19日才是乙未年正月初一,到12月31日只是乙未年十一月廿一,其后的38天又到2016丙申年去了。如岳飞被害于“宋高宗绍兴十一年辛酉十二月廿九”,纪年表对照绍兴辛酉年是公元1141年,所以有的资料误注岳飞生卒为1103—1141年,有的则写成“绍兴十一年(1141)农历腊月廿九”等,其实“绍兴辛酉十二月廿九”已经跨出了1141年,延续至公历次年初,所以岳飞农历被害日对应“公元1142年1月27日”。

有时公历年会跨三个农历年。如公元18年1月1日,是王莽(把十二月定为正月)天凤四年丁丑十二月廿五,至1月5日的5天是丁丑年;1月6日始是天凤五年戊寅正月初一;12月27日始又是天凤六年,至12月31日的5天即是己卯年。就是说,公元18年里除包含了农历戊寅的全年外,还包含了戊寅年前后的丁丑、己卯两年的各5天。

个别还有公历、农历年首同日,如公元13年1月1日即王莽始建国五年癸酉正月初一。若是农历平年,次年岁首会在公历年末出现;若遇闰年,农历年末会延至公历次年初。

以上三种情况里,遇到农历闰年,一个公历年里就有两个相同的农历月;若是平年一个公历年历就有9—12个相同的农历日。例如:1893年1月1日,是光绪十八年壬辰十一月十四,同年12月31日是光绪十九年癸巳十一月廿四,期间就有十一月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廿、廿一、廿二、廿三、廿四等11个同名月日,毛泽东即出生于该年十一月十九,据叶子龙等人查阅《韶山四修族谱》记载:毛泽东“清光绪十九年癸巳十一月十九辰时生。” 对照公历,是年末的十一月十九,由此核定毛的生日为公历1893年 12月26日,于是毛泽东风趣地说:“哦,我的那碗面条,此后不在阴历十一月十九日吃,改在阳历12月26日吃!”后来公众所知其确切的生日就是这么来的 。

以上两历间复杂的交叉关系,决定了现代纂编正史、方志和家谱严密精的必然要求,纪年表述不严密,历法换算就不会精准,史料也就失去了意义。

五、纪年有关内容的表述

纪年的表述主要是时间,时间体现于数字。自西历传进中国后,曾有多种表述,如“西历一千九百二十四年”(《中国外交年鉴》)等,为了统一数字的用法,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等7个单位,于1995年12月13日发布了1995《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规定》,2011年又更新标准。按其要求:公历世纪、年代、年、月、日使用阿拉伯数字,如:公元前841年、20世纪80年代、公元2015年4月12日等;非公历纪年则用汉字数码,如:清乾隆二十六年辛巳十一月廿六、民国念三年十月六日等。在竖排时(如家谱等)公历可以用汉字表述,但应定义明晰。

目前世界通用纪年的最大单位是世纪。历100年称为一个世纪,因为没有公元0年,所以通常把公元1年到100年底称为一世纪,从可被100整除的后一年始为下一个世纪,如2001年即为21世纪(或说将公元1世纪定为99年, 按此定义,2000年则为21世纪的第一年)。次于世纪的以10年为计,称“年代”,相约成俗把2001年—2019年称为21世纪初,2020年始称20年代,以此类推。次于年代的为年、月、日、时,俗称岁月、年月、日期等。历史上还把1840年鸦片战争前称“古代”,其后至1919年“五四运动”称近代,继其后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称“现代”,再其后称“当代”。

公历用阿拉伯数字表述简单明晰,如公元2015年4月12日(“日”俗称“号”)。农历通常用汉字(及干支)表述,每年把十二(闰年多出的月,随同前个月)个月四分成春、夏、秋、冬四季;每季以孟、仲、季三分;每月以上、中、下分三旬;上旬从初一至初十,中旬从十一至二十(或廿、卄,鲁迅诗:“卄年居上海”);下旬从廿一(廿大写为“念”,如民时《中央日报》用“念四日”)至三十(或卅,如民时《黄海日报》用“卅六年”);每天以地支为名分十二个时辰。明中叶后,西洋钟表作为礼品和商品始入中国,世人称钟表点数为小时也称点,称时辰为大时,今大时之名已被淡。时辰日首子时,相当于今北京时间23时至次日1时,丑时为1时至3时,以此类推,北京时间比地支时辰晚1个小时交日,在月末、年末之时就有月、年之差。

农历年以半个月左右为期,分立春、雨水、惊蛰、春分、清明、谷雨、立夏、小满、芒种、夏至、小暑、大暑、立秋、处暑、白露、秋分、寒露、霜降、立冬、小雪、大雪、冬至、小寒、大寒24个节气,其中上半月的称节气(简称节)、下半月的称中气(简称气),西汉《淮南子》所载廿四节名序即与此相同。唐高宗时李淳风所编《麟德历》规定,置闰时以没有中气的月为前个月的闰月。延续至今,例如2014年农历九月,后个月仅有节气立冬,没有小雪中气,就定其为闰九月。节气基本对应于公历某日期,以天象指导农务,此为农历沿用各朝且盛于民间之缘由,亦为“农历”名称之来源。其中立春节气相传原先是干支纪年的岁首。

关于岁首的确定。干支纪年初以立春为岁首,历史上曾以立春为春季的开始,故也称其为春节,但在夏历闰年之时,年初年末都逢立春节气,此即上文提及的“两头春”之乱,汉武帝拨乱反正,于太初元年(前104年)定《太初历》确立“夏正”,以夏历正月为岁首。两千余年来,官方行政及民间习俗都已认同农历正月初一为新年的开始(元旦),处于从属辅助地位的干支纪年,以及按十二地支所对应动物属相的生肖,亦随“夏正”更年,这在《元史》、《明实录》、《清实录》等均有记载,民国以来的资料更为翔实,史、志、谱及执政公文等均以此为记。而被司马迁认为“使人拘而多畏”的历代占卦吉凶、卜测宜忌、八字算命的术士们,仍在以立春为年首行道,沭阳籍易经研究专家秦伦诗,在他2013年纂编的《易学指掌万年历》中坚持认为:“农历必须到立春节才能算第二年的开始。如2004年…立春以后才能算甲申年。”窃以为,秦先生的观点作为历史传统文化之一说尚可,而让世人“必须”改变两千余年来顺应发展的既成世俗,似颇无稽。

关于简称和省略。公历纪年形式具有惟一的特征,所以“公元”两字,目前除严格的公政文书外,大多都已省略;必要时“年月日”也可省略,在数码之中用顿号间隔,如民国时的《世界知识》即用“一九四六、五、二三”;公元前可简称“前×年”。公历农历合用时,如公元2015年4月12日农历乙未年二月二十四日,可简化为:2015年4月12日乙未二月廿四。中华民国可简称“民国×年、民×年、民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是历史的里程碑,使用频率特别高,在一届政协会议定国名时,民主建国会代表黄炎培等提议用“中华民国”为简称,李达(中共一大代表)提议用“中国”为简称,被多数代表所否定,而作为地理概念,目前中外都在用“中国”为简称;也有人建议以“共和国”为简称,用“共和国成立前、后”替代带政治色彩的“解放前、后”,或“新中国成立前、后”,笔者认为,此应于凡例中表明。也可运用中性词“鼎革”,表达改朝换代之意,例如《明河南参政袁公墓志铭》:“当曾大父葬时,正际鼎革,四方之乱未敉。”《近代前夜的发展与迟滞》:“正当明清鼎革的战火纷飞之际,1640年英国开始了资产阶级革命。”

六、数历合用时的科学表述

历史上曾经有过多次改元易历,例如夏朝定孟喜月(元月)为正的夏历、商朝定腊月(十二月)为正的殷历、周朝定冬月(十一月)为正的周历、秦统一中国后建阳春月(十月)为正,汉武帝始采用夏历(后章帝始配以干支纪年)延续至清末。中华民国废年号改用国号纪年,月日排序同西历(实为同历异名),虽然行政公文均换新历表述,但是民间一时难改旧俗,在国号纪年的同时还在用夏历纪月日,如“民国二十五十二月廿五”。由此开始,对日期的表述就出现了多种形式,由于公历与农历间有前述的三种交叉情况,致使当代史志谱,尤其是续修家谱中,往往产生歧义。

以笔者之见,主要有以下几种情形值得探讨。

一是年度的对照换算。民国纪年与公历纪年异名同历,加1911就是精确的公历日期。而公历农历的日期对照,目前可查的只表述到年度,例如公元2015年通常对应为农历乙未年,其实2015年精确对应的日期是“农历甲午年十一月十一至乙未年十一月廿一”,而乙未年对应的是“公元2015年2月19日至2016年2月7日”。所以笔者认为当前版对照表只能权作参考。

二是有序表述。通常记述当代的人物或事件,公历在前农历括注于后,民国以前的农历在前公历括注于后,例如《晋陵樟村陆氏宗谱》所记“1952年6月25日(壬辰闰五月初四),宣统元年己酉十月十二(1909年11月24日)”。

三是统一表述。例如“二十、廿、卄、念”等通用字词或名称,同文该统一为宜,而如《毗陵前坟荡张氏宗谱》所记“道光廿八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又如《毗陵谢氏宗谱》所记二十五世寅清“…女一适上垫恽学乾迁居上店。”(上店、上垫为同地异名)就欠妥。

四是精确表述。目的是免生歧义误导后人。有些老谱只用年号纪年易生误差,如世恩堂《张氏宗谱》所记张惠言(常州词派创始人)生日,本为乾隆二十六年,由于木刻不清,继修时被误为一十六年,民国丁亥再修时演化为乾隆十六年,笔者考其世系时曾多经曲折。当代新修的谱(包括有些身份证),往往是公历纪年农历纪月日,例如《省庄韩氏宗谱》:建富“公元一九五七年又八月十一日生”;另一种是在公历的年月之间加置干支,如《恽氏家乘》记恽逸群(中国文化新闻界杰出战士)“一九七八年戊午十二月十日在宁病逝”。前例若无“又”字,就会被误作公历八月十一日;后例常会被认作农历十二月十日。此外还有其它多种容易产生歧义的表述形式。

笔者认为,避免歧义或差错主要有以下几种方法:首先是统一表述方式并在凡例中说明,例如公历用阿拉伯数、农历用中文数,以及其它的简称、省略等项。其次如上述《晋陵樟村陆氏宗谱》那样公历、农历分别表述。再次是民国前的年号加干支纪年,不必画蛇添足换算括注公历年;民国后的注意农历十一月上旬后的日期,若在公历次年的要作括注,如上述后例可改成“恽逸群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日(戊午十一月十一)在宁病逝”(注:有说在次日凌晨逝)、上述前例可改为“建富公元一九五七年十月四日(丁酉又八月十一)生”才对;又如《小留徐氏宗谱》载壮乐天(全国政协常委、民进常务副主席徐伯昕生母)“卒民国三十一年壬午十二月二十七日子时即夏历十一月二十日”,“壬午”两字应于夏历后之后;再如“1904年农历十二月十九”,对照后改成“1905年1月24日(甲辰十二月十九)”才无歧义。

七、参考资料的选择和编制。

查阅资料的选择也有讲究,有高科技的工具就能事半功倍。目前书店或图书馆有多种历书,除上述秦伦诗著的外,还有上海科技出版社2007年8月版《新编实用万年历》,由王平辉编著的2009年8月版《新编中华民俗万年历》,由樊岚岚编著的2015年1月版《新编实用万年历》、《中华传统万年历》等。笔者推荐由郭世辈、张正祥所编2002年11月版《万年历》,特点是公历对照古代各历日期时,在干支表后附有公历12月31日所对应农历年的月日,从而可以推算农历年延续至次年的日期,例如2014年12月31日(甲午十一月初十)。

另外,在互联网上有多种电子版万年历可以查阅。笔者常用的是《汉典万年历(择吉老黄历)》,其特点:一是操作简易,只要在拟查的年月框内点上阿拉伯数即可查清;二是信息宽容,纵向可达前后任何年月日,横向基本涵盖有关内容;三是现实客观,其自注声明:关于吉凶、宜忌等“无科学依据”。

在正史、方志、家谱文后附编纪年对照表,可便利读者查阅比对,值得推广。建议按上述郭、张所编的《万年历》那样,在公历年度后增一栏,即公历12月31日对应农历的月日(应在凡例说明),就可避免两历间的交叉而产生误解。

作者为常州市谱牒与祠堂文化研究会副会长、常州市武进区谱牒文化研究会副会长

前例代表什么生肖3

粉彩镇墓兽,唐代,一对(狮首镇墓兽,人首镇墓兽),陶制,高76.4厘米、82.4厘米。2007年河南巩义芝田镇益家窝村出土。现藏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

粉彩镇墓兽

2007年7月,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在巩义芝田镇益家窝村发掘一座纪年唐墓,出土不同质地的各类文物70余件套,其中两件粉彩镇墓兽形体高大,装饰华美,是河南唐墓中不可多见的精品。尤为重要的是,这座墓的主人是有一定级别的官员,这在郑州地区已发表的唐墓中还是首次,两件镇墓兽及其它器物均可作为郑州地区唐墓的标准断代器。

狮首镇墓兽,头顶两弯角,弯角中部有两副角,副角下有节,两角根部镶嵌一宝珠,脑后齿戟高竖,须发如板,前有两小耳,双翼呈半月板状,板须及翼均刻划沟槽以示毛羽,前肢较细,蹄足,无尾,蹲坐于椭圆形中空穿孔高台座上。兽长眉横挑,双眼暴突,上颌宽大,张着血盆大口,獠牙出露。镇墓兽原饰粉彩,现多脱落:鼻头涂黑彩,嘴周围饰环状黑条纹,借以显示动物原有纹色;戟涂铁锈红彩,使若立旗;角根部涂蓝彩,相当醒目;板须涂绿彩,耳涂橘红彩,双翼膀部饰绿、橘红色云纹,恰似两道华丽屏风;胸饰绿色、橘红色云纹,两侧贴有条状金箔,再外为橘红色圆斑,展现出胸部的豪华与大派;凸胸以下,腹部深若天际,大面积留白,中部一道竖的粉红色条纹状似雨虹,两侧有黑色毛发,再外为腰侧及背身的橘黄彩,依稀透露金光,又似金色披风;前腿关节饰黑色条纹;台座涂黑彩,点施橘黄彩。试想新兽初妆,敷彩该多么靓丽,其彪悍的体形、华美的装饰,令人头晕目眩,神情肃然。

狮首镇墓兽及线描图

人首镇墓兽。“国”字脸,大耳狂张,横向耳棱二道,头顶长舌状弯角,脑后双齿戟,肩生半月板状翼没有刻槽,前肢光滑,蹄足,无尾,挺胸蹲坐于椭圆形中空穿孔高台座上。兽白脸,耳内涂橘红彩,脑后、角涂黑彩,戟涂铁锈红彩,翼上云纹多不显,胸、腹部、前腿、后背、台座饰彩同狮首镇墓兽,唯腹中粉红色条纹中增添了橘黄色月牙纹。镇墓兽蹙眉,瞪眼,小方鼻,八字须,抿嘴,颌下一撮短须,虽无前者狂野,却有无比威严。

人首镇墓兽及线描图

墓葬位于芝田镇益家窝村村北岭根处,为带有斜坡墓道的土洞墓,属于中型墓。墓中出土一砖质墓志,惜原本250多字的墓志近半漫漶不清,墓主的官职、夫人姓氏及葬年尚在,墓主为吴兴郡司户参军(从七品下),夫人为弘农郡华阴县杨氏,以天宝五载(746年)窆于仁□原。

比较研究

如果将春秋战国时期南北两地的镇墓兽也纳入镇墓兽演变序列,那么镇墓兽的存续时间长达1300余年,镇墓兽在这一千多年的时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它的质地由早期的木、铜发展到中期的陶、石,再到隋唐的瓷、高岭土胎等,装饰由早期的漆绘、嵌金银工艺至魏晋、北朝的简单粉绘,再到隋唐的粉彩、三彩两种截然不同的工艺,姿势从早期的站、立到魏晋的行走,再到北朝、隋唐的蹲踞,形象从早期鸟、兽、人到魏晋的走兽,再到北朝、隋唐的狮首、人首(定式),可以说古人在镇墓兽身上费尽了心机,充分展现了他们对这一神兽的钟爱以及他们内在的精神世界。

如上所述,镇墓兽大致可以分为四个发展阶段,春秋战国时的初创期,魏晋时期的初成期,北朝、隋的发展期,唐的鼎盛期,770年后突然消失不见,曾经华丽美奂的身影湮没在滚滚历史长河中。

初创期以三个例子作为代表。其一为春秋时期新郑李家楼郑公大墓出土的人形镇墓兽,造型奇特,头、腹、四肢不成比例。兽作蹲踞状,但臀下空无一物,双足各踩一粗壮的蟠蛇,腿、臂相对细小,鼓腹高挺,两突点式小乳,粗颈上顶一颗大脑袋,大眼,卷鼻,嘴侧伸出的两根曲柱与头顶似角的两根曲柱曲向一致,故有人推测柱上应为盘案之类。若如此,案、案上重物、曲柱叠压在蹲踞之身,未免重心不稳,失之偏颇。不管头顶何物,从兽之造型,足踩之物,都有镇墓的意涵。兽高47厘米,长34厘米,宽30厘米。

新郑李家楼郑公大墓出土的人形镇墓兽

其二为湖北江陵天星观楚墓出土的木质镇墓兽,由方座、兽身、鹿角榫接而成。双兽背身背向,曲颈与尾相连,插入方座中。两兽均头插鹿角,口吐长舌,通身髹黑漆,用红、黄、金三色绘兽面纹、夔纹、云纹、菱形纹等。高170厘米。

湖北江陵天星观楚墓出土的木质镇墓兽

其三为河北平山中山国王墓出土的两对铜错银翼兽,兽首左向或右向,长颈竖起,胸肌开阔,两肋生翼,后臀雄起,宽尾倒曳,四爪遒劲抓地。额顶一弯角,旁立小耳,两眼圆睁,鼻孔翕张,排齿错落,一副跃跃欲试的样子。此兽通体错银,纹样百端,视之光华焕然,俨然自仙界飞临的圣物。长40.1厘米,高23.9厘米。

河北平山中山国王墓出土的两对铜错银翼兽

这三例形态各异,虽处镇墓兽的初创期,但无论材质、工艺皆达登峰造极的地步。所谓初创,是指镇墓兽的初出形式而非工艺。

初成期选取一例,即偃师杏园西晋34号墓出土的灰陶镇墓兽,头、尾似狗,裂嘴圆眼,小耳贴面,耳下一撮短鬃,长尾甩起,蹄、身似牛,颈鬣三束,呈戟状,肩部生短翼,脊背长飞羽。此兽体形壮硕,模样凶狠,作觅食状行走,是走兽式镇墓兽的杰出代表。长34. 5厘米,高23.7厘米。

偃师杏园西晋34号墓出土的灰陶镇墓兽

发展期选取二例作为代表。其一为洛阳北魏元邵墓(公元528年)出土的一对灰陶镇墓兽,分狮首与人首两种,皆昂首挺胸,脊背三撮鬃毛,短尾上翘,肩生飞羽,颈披长鬣,前肢直立,后肢蹲坐于长方形底板上。狮首镇墓兽,小耳大眼,口舌外吐,看上去不怒自威。高25.5厘米。人兽镇墓兽,头生锥状短角,小耳外张,隆眉凸眼,鼻头与紧抿的嘴唇均前伸。高25.5厘米。镇墓兽在北魏晚期完成华丽转身,由单体走兽式变为双体蹲踞式,从此这对兄弟形影不离。

洛阳北魏元邵墓出土的一对灰陶镇墓兽

其二为安阳隋张盛墓(595年)出土的一对瓷镇墓兽,几乎通体施青釉,亦有龙首与人首区分,两兽挺胸抬头,脑后有戟,背饰短鬣,短尾,肩生飞羽,前肢斜支向前,后肢蹲坐于长方形底板上。龙首镇墓兽,头顶两弯角,小耳掩在鬓须中,双目似铃,列齿如阵,鼻头一点黑釉,显得俏皮玲珑。高56厘米。人兽镇墓兽,头顶一角冲天,两鬓大耳招展,浓眉凹目,塌鼻高颧骨,紧抿的嘴唇带动八字胡上翘,唇下的三撮短须因而更加开散,令人忍俊不禁。高50厘米。

安阳隋张盛墓出土的一对瓷镇墓兽

自从镇墓兽在北朝晚期以对兽形式固定下来以后,在唐代得了极大的发展,这发展始自兽的肩部,即由飞羽一跃而成肉翼。由于社会动荡及经济凋敝,在初唐很长一段时间里,镇墓兽样子少有变化。675年后,镇墓兽走上了发展快车道,短短几十年里数易其身,至公元700年更发展出飞扬跋扈的姿态,敷彩艺术也达顶峰。约略流行二十多年,遽走上草率之路,中原地区在750年后,已难觅其踪。以下选取数例,展示这个过程。

其一为巩义芝田M89出土一对粉彩镇墓兽,时间约在650-675年之间。两兽用高岭土制成,昂首挺胸,肩部有火焰式双翼,前肢垂直,臀部紧贴前肢蹲于近方形底板上,与前段的区别在于前、后肢之间没有距离或距离很小。狮首镇墓兽,头竖三短角,小耳分立两边,脖侧长须如板,眉耸若檐,环眼如电,紧抿的唇,膨大的两颊,使狮看上去十分逼真。高33.9厘米。人首镇墓兽,头顶一弯角,窄长耳,方额广颐,明亮的双眼,洁白的牙齿,让人产生墓中偶遇青年才俊的错觉。高35.4厘米。两兽均虎爪,无尾,眼、鼻、嘴以黑、红线描出,翼施红彩,身及四肢红、黑彩相间而施。

巩义芝田M89出土一对粉彩镇墓兽

其二为郑州高新区科学大道发掘的丁彻墓(676年)出土一对粉彩镇墓兽。两兽用高岭土制成(这在郑州是很少见的现象,一般为红陶胎),均昂首瞪目,肩部羽翼如扇,前肢斜支,蹄足,蹲坐于山岩形中空低台座上。兽首镇墓兽,头顶两弯角,根节处生副角,脑侧有花瓣状窄板须,凸眼塌鼻,大口撕张,一脸怒吼相。高36.8厘米。人首镇墓兽,头上独角残断,两耳外展,粗眉环眼,宽鼻抿嘴,看上去相当严肃。残高34厘米。两兽角涂黑彩,舌、嘴唇、胸、腹、腿饰红彩,但脱落较多。

郑州高新区科学大道发掘的丁彻墓出土一对粉彩镇墓兽

其三为巩义食品厂出土的一对粉彩镇墓兽,时代约在690-700年间。与前例相比,台座更高,羽翼的翎呈齿状,脑后刀戟如旗,前、后肢距离稍大。狮首镇墓兽,头顶两角高直,根生支角,板须如墙,前肢有板状的腿毛,蹄足。兽大嘴特张,獠牙对出,一副狰狞模样。耳毛、胸毛、颌须、腿纹均用墨线描出,体侧涂桔红彩。高62.4厘米。人首镇墓兽,头顶宽扁角前弯,前又分立三小角,招风耳与宽大的羽翼相互映衬,前肢亦有板状腿毛,尾贴于背。俑眼、鼻、嘴、朵云用红彩描出,腿纹用黑彩描出,耳、体侧涂桔红彩,翼的膀部用红、黑彩绘出朵云。此俑身形高大,已摆脱前期镇墓兽蹙缩形象,益见雄伟大方。高65.2厘米。

巩义食品厂出土的一对粉彩镇墓兽

其四为巩义二电厂M38出土的一对粉彩镇墓兽,时代约在700-720年。与前例相比,台座又加高,脑后戟呈火焰状,已是戟的最高形式,但羽翼呈半月板状,有些保守。狮首镇墓兽,头顶两弯角,支角升至半空,两角夹一宝珠,板须肆张,板须前有两小耳,前肢劲挺,蹄足,蹲于椭圆形穿孔高台座上。兽鼻梁高挺,大口怒张,白舌,唇下三缕胡须,益觉面目可怖,通体饰以黄、白、绿三彩,光华夺目。高74.4厘米。人首镇墓兽,绕角前伸,双耳外展,双翼、前肢一如前者。兽昂首挺胸,举目上望。脖子以下施黄、绿、白三彩,金碧辉煌,上衬粉白的兽面,更显不可一世。高76厘米。

巩义二电厂M38出土的一对粉彩镇墓兽

其五为西安鲜于庭诲墓出土的一对三彩镇墓兽,时间为723年。两兽与洛阳地区的镇墓兽有较大区别,台座不高,饰彩至无以复加的地步,最突出的特点是兽的头部、背部、肩部,凡是与须发、角、羽有关的,均无限向上延伸,以至于兽如身陷密林,又如加入了蛇阵。狮首镇墓兽,头顶两长角,角后为丛焰式戟,戟侧有八支开杈式须发,双翼也由四支开杈须发替代,细肢前伸,爪足,蹲于中空低台座上。兽身饰绿、白、黄三彩,以绿彩为主,黑彩点睛,白牙森森,怒张的口,使兽看上去更加嚣张。高65.2厘米。人首镇墓兽,额头一短角,角后须发上扬,中间两束较高,扭缠在一起,旁边两束作冲天短角式,肩部四支蛇状长须替代翼,蹄足,蹲于中空低台座上。兽亦饰黄、白绿三彩,以黄彩为主,丛眉如柳,悬胆似鼻,冷静的目光,鲜红的嘴唇,在粉面映衬下,让人觉得这件镇墓兽相当地胸有成竹,保护墓主人的任务自然不在话下。

西安鲜于庭诲墓出土的一对三彩镇墓兽

其六为本文所举巩义芝田发掘的一对粉彩镇墓兽,时间为746年,文如前述。

巩义芝田发掘的一对粉彩镇墓兽

镇墓兽作为丧葬文化中最富特色的神来之笔,最能体现人们对死者的感情,既希望逝去的人不被幽界乱力怪神所戗害,又希望逝者的灵魂不来侵扰生者,这真是一种复杂的感情,故此有镇墓兽从早期到晚期不一样的形式。早期形象有人、虎、鹿等,这是直接了当地借助眼见的实物来降妖除怪。到了魏晋的单体走兽,已加入了臆造的成份,这种似牛似狗的野兽,除了彪悍的体形,强颈的下颚,它颈部有戟形鬃,背部有飞羽,显然有神在扶持,有可能是融入了神意的牛或狗,力量自然比人、虎、鹿大得多。北魏时,镇墓兽变为对兽。人首兽身,似乎也能与墓主的灵魂勾通,羁绊着灵魂随便出入,达到生死相安的目的。入唐以后,兽首镇墓兽与人首镇墓兽形体越来越高大,身上饰件夸张,无非是想进一步彰现它们的威慑力,即便如此,也对幽界的鬼怪管束不住了,镇墓兽从中唐时期似乎一夜消失,取代它们的是放置于墓室壁龛或各个方位的十二生肖、金牛铁猪之类,这说明镇墓之物已由镇墓兽进入另一个系统,至于墓中的乱力怪神本身性质发生了什么,或说增加了什么内容,以至于镇墓兽统统换将,尚待研究。

作者简介

何娟,女,河南博物院文物保护科技中心。从事石质、陶质等文物的保护研究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