蜀人代表什么生肖

古蜀国的几项天文历法成就,下面一起来看看本站小编古蜀艺术品交流给大家精心整理的答案，希望对您有帮助

蜀人代表什么生肖1

朱文灿 朱 帆

导语：四川民间收藏的一大批古蜀文化玉器证明，古蜀先民通过对太阳的运行时间的长期观测，已经掌握日食周期和日、月等运行规律，其中镌刻着古蜀先民对天文历法的深刻理解。古蜀国在天文历法方面具有卓越成就，实证了5000年古蜀文明，悠久的文明传承，不只是来自史书中泛黄的记忆。

一， 古蜀国的内布拉星象盘

四川学者的研究表明，在古蜀国时代，天文学与古蜀国人生活密切关。人们从事生产、社会、宗教等活动，都需要知道时节和天象。《华阳国志》记载：“苌弘蜀人。”《淮南子》载：“苌弘，周室之执数者也。”高诱注：“数，历术也。”说明蜀人苌弘的主要任务是观测天象、推演历法、占卜凶吉，对周王室的出行起居、祭礼战事等做预测，对自然变迁、天象变化进行预报和解释。司马迁把苌弘写进《史记·天官书》，作为天文学家录入该书。苌弘学识渊博，《淮南子》是这样描述他的：“天地之气，日月之行，风雨之变，历律之数，无所不通。”

蜀地阆中被称为风水古城，嘉陵江从秦岭经广元流到阆中之后，形成了一个“Ω”型的大回环，把阆中城盘绕起来，形成“金水大抱”格局。三面环水，四周山峰，看日出方位就可知时节，构成了天然的“地平历系统”。汉武帝时太初改历，征召民间天文学家到长安参加改制历法，阆中的落下闳仰以观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就在征召之列。他于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到达长安，与邓平、唐都等人经过6年测算，制定出新历，被汉武帝采纳。这就是中国现存最完整的历法《太初历》。落下闳还创制了中国古代最重要的天文仪器浑仪。据记载，他用“地中转浑天”，测量二十八宿星度，为制定历法提供了必要的数据。《太初历》推算出二十四节气，为农业生产规定了时节，规定正月为岁首。这就是我们大家知道的春节，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最重要的节日。以上可知，所谓夏、商、周“三代以上，人人皆知天文”，尤其在蜀地天文知识土壤特别深厚，此非虚言，还有古蜀文化玉器作证。

古蜀国代表着各个阶层、各个部族的大小群巫。除了主持祭祀之外,还掌握天文历法知识,负责制定历法，掌握天文历法。古蜀人非常注意观察太阳、月亮和其他恒星的运动。四五千年前的古蜀先民掌握了先进的治玉技术，花草虫鱼、日月星辰都能成为其素材。玉璧上面所镌刻的有太阳、月亮、日晕、彗星、星座等多种图案。在一块八边形的玉板上，阴阳鱼太极图直径４４厘米，鱼眼直径５厘米，方形玉板短边处阴刻了四个人头像。二位古蜀人席地而坐，好像是在“棋盘”上对弈，而“棋子”是虎、鸟、狗、龙、鸡、羊动物头像。其实，可能是他们在推演天象。

一块刻画着复杂图案的玉版，中心两重圆圈代表圜天；内圈中心的八角星纹代表吉星；“绳索”图案表示不同层的天庭之间和天地之间的绳索。玉版出现时夹在玉龟中，而龟则是天然的宇宙模型，背隆起像天，腹平整像地，足为连接天地的巨柱。猪首，则是终年绕极星旋转的北斗星的象征——我们看北斗星像勺子，古蜀人看它像长吻的猪首。很明显，精美的古蜀玉器成为古蜀人宇宙知识的载体。

成都一位收藏家手中有一件蛇纹石材质石器盘，圆形图案中有两仪，上下相对，类似太极图。正面为纹饰面，较为光滑。背面没有纹饰，相对有图案的一面较为生涩，但两面同步老化。纹饰画痕均为人工刻画，图案均为人工勾画。石器盘两仪中一仪为天鸟，一仪为地兽。天鸟即金乌，意即白昼。地兽则为黑夜。天鸟飞行同太阳升落方向，即天体运行方向，整体周而复始运行，表达了天体由星体组成，即使白昼的太阳也是整个天体一个部分。通过以上描述，我们已知古蜀文化石器盘与德国内布拉天盘一样，与天文观测有关。

图（1）古蜀文化人头星象玉璧

内布拉星象盘(德语:Himmelsscheibe von Nebra)是一个直径 30 厘米的青铜盘，上面布满蓝绿色绿锈和嵌上了黄金制的符号。旁边有两个黄金制弧形物，标志了夏至和冬至之间的角度。

该盘在德国萨克森-安哈尔特的内布拉被发现，其年代大约是距今3600年。内布拉星象盘的精确定年，是借着同时被发现的青铜斧头和剑的年代，被认为是在前距今2000年，而在剑上的一块桦树皮，经过放射性碳定年法检测，是公元前1600 到 1560年。该盘可能是古天文学仪器或原始宗教的象征物，证实欧洲青铜时代的人们，已经有每年密集观测太阳一年运行，以及太阳在夏至和冬至时，日出和日落位置夹角的天文知识。研究英国巨石阵的亚历山大·托姆(Alexander Thom)认为，找到该星象盘的地点米特尔贝格山丘，位于太阳在西北方远处两个山峰之间相同方向，无论夏至或五月一日的位置，该盘任何一边的弧形符号，其角度都是 82 度。这是夏至和冬至之间太阳位置的角度距离。意味着该盘设计者对每年太阳路径循环的认识。该盘上有 32 个黄金制作的代表恒星的圆形点。

无独有偶。据新华社 2019年6月21日报道，郑州青台遗址发掘出的“北斗九星”，被专家确认为5000多年前仰韶文化中期的天文遗迹，将中国“观象授时”的历史提前了近1000年。

据介绍，青台遗址是近年新发现的一处仰韶文化时期大型环壕聚落。遗址内发现九个陶罐摆放而成的“北斗九星”图案，斗柄向北，九星罐东部有黄土圜丘，周边分布有同时期瓮棺以及不同时期的墓葬、臼类遗存及祭祀坑。中国古代文献记载有“北斗七星”和“北斗九星”之说，在“北斗七星”的基础上增加两星形成“北斗九星”。“北斗九星”遗迹的发现，表明青台先民已具备一定天文知识，对北斗天体的崇拜可能已形成一套隆重祭祀仪式，用以观察节气、祈祷丰收。

距今约4200年的山西省襄汾县陶寺观象台，是近年来中国上古时期天文历法研究重要的发现。青台遗址天文遗迹 “北斗九星”祭祀遗迹，有明确的考古学文化和地层关系，它的发现说明中国古代对“北斗”天象和“斗柄授时”的观测已非常精确。古代天文星相图的绘制，可谓源远流长,承续不断。流传至今的中原商代甲骨文中就有不少星象纪事。到周代，星象学大体已经完备化，如二十八宿、十二岁次、岁星纪年等均已完成。春秋战国时期星象学达到了极盛时期。

据不完全统计,在《左传》《国语》中,关于星象的记载有40多条,出面进行解说的星象学专家有20多人。其中内容涉及到阴阳学说、岁星纪年、云气、五大行星、十二岁次、陨星、慧星、月晦、日食、二十八星宿分野等。《汉书·天文志》中记载，“经星常宿中外官凡一百一十八名，积数七百八十三星”。张衡所著《灵宪》中说:“中外之官常名者百有二十四，可名者三百二十，为星两千五百。”

图（2）古蜀文化三鸟逐日金璧

相当于中原早商时期的古蜀国，有一种树木叫“扶桑”。用扶桑木做的木棍就叫“天杆”，其高度十尺或八尺，从神农时叫立柱，古代又称图腾柱。华表，就是从古代的图腾柱演化来的。华表顶端横置的石板，又称横木，是用来测量风向的。从华表上，我们可以看出过去的天杆造型，也就是在立柱上加一块横木，这块横木叫风向仪，以通过它来观测影子的变化观测。人们发现，一天中木杆的影子在正午的时候最短。夕阳西下时，木杆的影子最长。于是就以正午时的影子长度来确定节气和一年的长度。

根据这原理制作的计时仪器日晷，通常由铜制的指针和石制的圆盘组成。圆盘的正反两面刻有12个大格，每个大格代表2个小时。当太阳光照在圆盘上时，指针的影子就会投射在圆盘上，太阳由东向西移动，投射在圆盘上的指针影子也会慢慢由西向东移动。日晷这种计时仪器，起源于立杆测影的方法。由此看来，民间收藏的古蜀文化玉石神树，可能是日晷中指针的雏形。

随着星象学的发展，古蜀国人建立了自己的星区划分体系。为比较日、月的运动而选择了三垣、二十八宿作为划分体系的座标，同时依据八卦爻变策数，用六十甲子来计算日月运行的时间，从中观察太阳在天空中的运动规律。通过观察发现季节的变化和太阳所处的位置与星象在四季中出没早晚的变化有关，于是古蜀先民想出了间接办法，即由月球所处的星象位置去推算太阳所处的位置，测定太阳、月亮、五大行星以及流星、彗星、行星乃至满天星辰的位置等。

古蜀国人利用这种推算方法，在每一宿中选取一颗星作为定标星，来表述天体位置的两个量称，确定赤道坐标系统。实践证明，这种赤道坐标系其实质和当代天文学使用的赤道坐标系一致。古蜀人用二十八星宿作为一周天的度，称为“周天宿度”，于是，古蜀蛇纹石材质石器盘就按一定的度数确定方位。

二， 太阳轮形器是天文测量仪器

对太阳和太阳神的崇拜，是人类早期共同的文化心理，在世界各地的早期岩画和文物中，有关太阳的图案或纹饰不胜枚举。但是，以实物形态来表现太阳的很是少见。据俄罗斯媒体报道称，2007年，意大利罗马大学（Sapienza University of Rome）的研究人员，对一枚在罗马以南，维列特利地区的阿尔班山脉的蒙特阿尔托山顶发现的的鹅卵石进行了研究。结论是，这是距今1万年前古老的月相日历，其研究报告发表在《考古科学》（ Archaeological Science）杂志上。报告中称，这枚鹅卵石上的雕刻属于旧石器时代晚期的“杰作”。

图（3）古蜀人头顶太阳轮

研究结果证实，这枚鹅卵石三面边缘上的数道垂直短切口,数量分别是7个、9 / 10个和11个，沿每个面均匀对称的分布。这些短切口占据了石头三个面的所有可用空间。标签的总数是27或28。科学家们认为它们的空间分布可能是基于月球的周期。

研究表明，这些缺口不是一次性完成的，而是用多个锋利的切割工具刻上去的。缺口的数量与月圆之日一致。因此，科学家们认为，这枚鹅卵石在所有已知的古代月相日历中都是独一无二的，也是世界上最早的这类人工制品。

在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出土了6件青铜轮形器。其中一件，直径85厘米左右，为圆形，内部圆形凸起如太阳，外部为圆环，五道如太阳光芒的芒条呈放射状排列。芒条与外围晕圈相连接。阳部中心圆孔、晕圈上等距分布的5个圆孔均是作安装固定作用的。器物系采用二次铸造法制成。先将晕圈和五道芒条铸成后，再用嵌铸法将太阳嵌铸在芒条上，然后在与晕圈衔接处两面钻孔，最后用铆铸法在孔中灌注铜液将芒条铆接牢固。

民间收藏的古蜀文化金器、青铜器、玉器上的太阳轮形器图案及造型，是古蜀先民太阳神崇拜的象征物。例如，民间收藏的“对剖立人抬龙壁”形制巨大，造型独特。神人被对剖为两半分别站在左右两个神台上，中间的太阳形器直径120厘米，内部圆形凸起如太阳，外部为圆环，五道如太阳光芒的芒条呈放射状排列。尤为重要的是：在玉璧正反两面铭刻有600多个尚未破译的古蜀文字，外缘一周刻有神人头像、凤鸟、神兽纹等图案。

太阳轮形器恐怕是古蜀文化器物中最具神秘性的器物，其用途和象征含义一直众说纷纭。我们不得不提出这样的疑问，在距今已有四五千年前，古蜀先民是如何运用我们今天的几何学、三角学原理制造了太阳轮形器？

有人解释词如下： 这种近似车轮的青铜器是古蜀太阳、太阳神崇拜的象征物。该器在圆凸中心及晕圈上各有一小孔作固定使用，估计是常设在宗庙的神器，钉挂在某种物体上以供祭祀者膜拜。因为，作为成都平原古族的信奉习俗，“太阳崇拜”一直延及东周。

据《华阳国志》记载，末代蜀王族的号为“开明”，一般认为，“开明”词义与“太阳升起”密切相关，如《楚辞•天问》所谓“何阖而晦？何开而明？角宿未旦，耀灵安藏？”即是旁证。而金沙遗址出土的金四鸟绕日饰、铜立人像等，则正是商末至西周早期之间古蜀太阳崇拜的实物例证。

对此，有学者认为这一器物的造型并非象征太阳，而是车轮。器物中心是轮毂，外圈是轮圈，而放射形条状物是车辐。此外，还有一种观点认为，这一器物是盾牌上的盾饰等。

公元前 338 年，希腊人欧几里德，把在他以前的埃及和希腊人的几何学知识加以系统的总结和整理，写了《几何原本》一书。1607年，我国的数学家徐光启和西方人利玛窦合作，把欧几里德的《几何原本》第一次介绍到我国。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青铜轮形器，是不是用近似的方法画出来，然后制造的呢？研究结果是，给予这种看法彻底否定。众所周知，自然界和人类都喜欢“对称”，因为对称不但美观、稳定，而且简洁。制造四道、六道、八道或十二道芒的饰物不是更美观简洁吗? 然而，青铜太阳轮形器却是五道芒。为什么古蜀先民要舍简求繁?要知道，要将圆周分成五等分，涉及到平面几何的知识，比起将圆周分成四等分和六等分难度更大。我们如果将太阳轮形器去掉，中间剩下的就是一个以五条直线画成的星星图形。

图（4）古蜀文化对剖立人抬太阳轮

英文“五角星”(pentagram)一词出于希腊语中，原意大概是“五条直线的”或“五条线”。五角星最早被发现在美索不达米亚的文献资料里，距今可以追溯到大约公元前3000年。苏美尔语中五角星是被用作“UB”的象形文字，意思是“墙角、角度、隐蔽处、小房间、空洞、孔、陷阱”。

在苏美尔语象形文字字典中，五角星代表数字306，并且它被表现为两角向上。在巴比伦语的文献中，五角星的边表示定位：前、后、左、右和“上”。这些方向同样有一个占星学的含义，代表五个星球：木、水、火、土和代表上位的金星。在古代苏美尔，这5个点都与5个已知行星联系在一起，而古希腊毕达哥拉斯主义者认为五角星是数学的完美形式。从象征意义上讲，五角星历来反映了数字5，代表不平等的合相。根据符号词典的解释，它被认为是通往更高知识的一把钥匙。据史前天文学家观察，由地球望去，围着太阳的金星轨道每八年重复一次。它自成的五个交叉点，恰好画出一个近乎完美的五角星。而在中国的阴阳五行里面，五行相生相克的连线刚好是五角星。五角星五个角的总度数，永远都为180度。

因此，古蜀人要制造五道芒的太阳形轮器，肯定有其不得不这样做的理由。那么，这个理由是什么呢?或许，我们可以从成都金沙遗址出土的太阳神鸟得到某种启示。太阳神鸟恐怕是最具有装饰性的器物了。那均衡、流动、旋转的十二道芒，那对称、极具动感、图腾化的四只太阳鸟，构图是那样的动人心魄，连最具装饰设计能力的现代装潢设计师都自叹弗如。那么，太阳神鸟仅仅具有装饰功能吗?

崇拜太阳的古蜀人，已经把太阳的最基本的属性，注入了这件神圣的器物中。请看这两个数字：十二和四 。它们表达的是一个太阳年的十二个月和春夏秋冬四季，这显示了金沙人对天文历法的深刻理解。

古蜀文化玉质太阳轮形器，是否也隐含有天文历法方面的信息呢?让我们来仔细研究玉质太阳轮形器。假如用线段把轮形器的五道芒的顶端连接起来，便组成一个内接于轮形器外圆的正五边形，每两道芒和正五边形的一条边组成一个等腰三角，其顶角为72度。若以顶点作底边的垂线，这条垂线便是顶点的角平分线，也是等腰三角形的高，可以把顶角平分成两个36度角。广汉三星堆祭祀坑所在地，在冬至那一天正午的太阳高度角，几乎就等于36度。

由此看来，是古蜀先民将天文信息注入这件神秘器物之中。所以，太阳轮形器不仅仅是饰物，还是类似于日晷一样的观测天文的仪器。

古蜀人是怎样使用这个仪器的呢?让我们先看看周代中原人是怎样测量太阳高度角的。《周礼·大司徒》记载：“以土圭之法测土深，正日影，以求地中。……日至之影，尺有五寸，谓之地中。”可知周人是以表圭测日影，夏至日，八尺之表，影长一尺五寸。在玉质太阳轮形器上，我们也可以找到这个数学关系。

前面提到的那个神奇的36度角，与该等腰三角形的高、二分之一底边所组成的直角三角形，就构成了上述数学关系。如果我们再问，为什么古蜀人要把玉质太阳轮形器做得这么大?或许我们会得到另外一个令人惊喜的结论：古蜀人的“尺”，等于现在市尺长度的0.75倍。可见，古蜀先民已经把测量冬至日和夏至日的太阳高度角、表长、影长都固化在玉质太阳轮形器中，且精确度非常之高。可见这是多么先进的天文测量仪器。距今四五千年前，古蜀先民已经把几何学、三角学知识运用到宗教仪式、宗教器具中了。

三、生肖玉器载星象

十二生肖，又叫十二属相，是以人出生年份的十二种动物，包括鼠、牛、虎、兔、龙、蛇、马、羊、猴、鸡、狗、猪相配的古老习俗。《左传·哀公七年》中记载：“周之王也，制札上物，不过十二。以为天之大数也。”《国语·晋语四》曰：“黄帝之子二十五宗，其得姓者十四人，为十二姓”。《后汉书·苟爽传》云：“故天子娶十二妇，天之数也。诸侯以下各有等差。”“十二天象”又是古代对天气的统称，即暗、阴、雨、雪、冰、雾、露、霜、风、沙、雷、电。“十二经脉”是中医对人体经络的认知。古代音乐有“十二律”；饮食有“十二食”；穿衣有“十二衣”。生肖取数十二，暗合古人对自然现象的归纳和认识。木星十二年运行一周天，从木星位置可确定年度支序。《玉函山房辑佚书》认为每十二年，“三岁穰，三岁毁，三岁康，三岁旱”。另一说法是“天下六岁一穰，六岁一康，九十二岁一饥”。

图（5）古蜀文化玉璧上的浮雕星象图

植物兴衰和动物生活环境存在周期，食草动物鼠、牛、马、羊和肉食杂食动物，在不同年份的生活条件大不相同。不同年份出生的人如能模仿当年生长旺盛的动物，从而形成生肖动物。因此，推定动物兴衰与木星年有关，十二生肖和十二辰相统一。 最早记载十二生肖的文献，是东汉王充的《论衡》。据 1986 年4 月，在甘肃天水放马滩秦代墓葬出土的甲、乙两种《日书》竹简可知，先秦时期即有完整的生肖系统存在。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考古发掘出土十二生肖的物象有，鼠、牛、虎、龙、蛇、马、羊、鸡、狗、猪十种，只欠猴、兔。不过这两种动物是广汉一带常见的植物。民间收藏的古蜀文化玉器中的十二生肖物象恒定，构成形态多样，不仅类型丰富，造型奇特，而且有其记位意识，表示出具有特别的天文意义。其中人首兽身十二生肖，高50厘米，十二个古蜀国美女姿式优美，做工精细，比例均匀。十二生肖玉罐，高23厘米，直径18厘米，玉罐顶部是一个动物头，下都有十八道太阳光芒向四周散射。十二生肖“虎”玉璋，长85厘米，宽15厘米。虎被浮雕在玉牙璋上顶部，虎张大口，好像是大声呼叫。背面玉牙璋上阴刻的佛像头，双手合一，盘腿而坐。十二生肖玉镯，直径7.5厘米，透明无暇。玉镯的对应方向上浮雕十二生肖动物的头部，表面加工成弧形，工艺水平精湛。十分奇特的是民间收藏的十二生肖玉石版，长68厘米，宽60厘米。大圆圈直径48厘米，太极图圆直径15厘米。大圆内为十二种动物，在内层为伏羲64卦的复卦、临卦、泰卦、大壮卦、乾卦、遁卦、否卦、观卦、剥卦、坤卦。其对应的动物是鼠、牛、虎、兔、龙、蛇、马、羊、猴、鸡、狗、猪。值得注意的是，古蜀十二生肖玉璧上刻有天文星相图。

我们知道，中国古代颁历授时是皇权象征。自秦汉以降，大约有100多种历法。《春秋》鲁文公十四年(前613年)，出现哈雷彗星的记载，是中国最早的记录；到清代宣统二年(1910年)，史书对哈雷彗星出现的记载多达31次。

中国测定木星绕天一周的周期为12年。周天分为十二分，称为十二次，木星每隔行经一次，就用木星所在星次来纪年。公元前12世纪，殷末周初采用二十八宿划分天区。公元前11世纪，传说周朝建立测景台，最早测定黄赤交角，与测出春分点。懿王元年(前899年4月21日)天再旦于郑(《竹书纪年》)公元前776年，

中国《诗经·小雅》：“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日有蚀之……”，是世界可靠的日食记事。《左传》记载:“鲁庄公七年(前687年)四月辛卯，夜中星陨如雨。”《春秋》记载:“鲁文公十四年(前680年)七月，有星李入于北斗。”这是哈雷彗星的最早记载。公元前613年，《春秋》中可能记载了哈雷彗星出现记录(秋七月，有星孛入于北斗)。公元前532年，“周景王十三年春，有星出婺女”，可能是新星的记录。天人合一，正是建立在对天象的长期观察基础之上。这一理论在传统文化中长期占据主导地位。并由此而形成的崇天文化。

图（6）古蜀文化玉璧上的线刻星象图

古希腊、古埃及、巴比伦等古国也有类似的十二生肖，只是动物不同。由此看来，中国的生肖也许并非首创。清代赵翼在《陔余丛考》中说：“盖北俗初无所谓子丑寅卯之十二辰，但以鼠牛虎兔之类分纪岁时，浸寻流传于中国，遂相沿不废耳。”由此看来，他认定了十二生肖的外来性质。

关于十二生肖的起源，目前国内学者看法不一。其中有人认为，古蜀文化的十二生肖源自古巴比伦（Babylon）。因为古巴比伦的天文学家最早提出了十二宫的观点。1899年德国考古学家发现，位于伊拉克巴格达市南88公里处，是古巴比伦帝国首都和宗教贸易中心。古巴比伦信奉类似于古蜀国的占卜，这里有高大的金字塔形的庙宇，有卜士可以寻卜问卦。这种卜士与古蜀国的巫师一样。

在国外，两河文明苏美尔阿卡德时代就制定了太阴历，每个月29或30天，12个月为1年，每年354天，通过置闰月的办法调整。开始依靠经验置闰，后来先后有8年3闰和27年10闰的规定。在天文学方面，已经能够区别恒星和五大行星，还观察到黄道。在亚述时期，确定了今天星期的名称和7天1周的规定。 数学上，两河文明使用十进制和六十进制。圆周为360度，1天为12时，每时30分。

图（7）古蜀文化玉质璇玑

古巴比伦人掌握了四则运算、平方、立方和求平方根、立方根的法则。还会解有三个未知数的方程。得出了直角三角形的勾股定理，并且求出圆周率为3。 苏美尔人制定了世界上最早的天文历法。苏美尔人在高台阶上的观象台上观察月亮的变化，根据月亮的盈亏制定了太阴历。将一年分为12个月，6个月为29天，6个月为30天，每年354天，通过置闰月的办法调整。一星期七天，由天上星辰各种神的名字命名。

我们知道，古蜀先民感受到寒暑交替，植物枯荣的周期，以之为“一岁”。月亮的盈亏周期也与“岁”相关，十二次月圆正好一岁。用木星作为年的周期，“岁星”绕行一圈刚好十二年。《周礼·春官·冯相氏》云：“掌十有二岁、十有二月、十有二辰”。除计年计月，十二也用做计量时辰。古蜀人将黄道与赤道附近的恒星分为“二十八星宿”。二十八宿也分别代表一种动物。古蜀时代将周天等分十二分，用十二支表示。而十二支配属生肖，生肖与二十八星宿存在对应关系。

古蜀文化玉器中的十二生肖的大量出现，是古蜀先民宗教哲学和术数文化结合，辅以生肖动物性情的联想，形成的想象性信仰体系，进而影响古蜀先民的观念和行为，核心是生肖对其所标记的人和事起决定作用。

结束语

从文明的发展时间上看，两河流域文明早于古蜀文明许多年，这就不能排除古蜀文明是两河流域文明的一个分支，古蜀国天文星相、十二生肖是采借之物的假设。同时，民间收藏的古蜀文化器物实证，古蜀先民从不封闭、从不孤立。他们以非凡的勇气跨越万水千山，迁徙繁衍，古蜀文明与外界的交流几乎没有停止，且兼收并蓄，由点滴之水汇成涓涓细流，再汇入滋养广袤中华大地、孕育无数华夏儿女的大江大河。

蜀人代表什么生肖2

浅析秦源人的

奶名习俗

浅析秦源人的奶名习俗

秦风

姓名是社会群体成员间相互区别的符号。秦源地区民俗孩子一生下来10天之内，由父亲或爷爷给婴儿取一个名字，称乳名，即小名，俗称奶名，我们称其为“方言人名”。奶名一般在家中和村里叫一直到6岁上小学后，再由长辈或老师取名，称“学名”，俗称“官名”或“大名”，方言叫“给娃娃安一个名字”，简称安名字，这与汉唐时的民俗一样。汉唐时代民俗，幼儿生下三天，由父亲或亲友给婴儿取名，称乳名，即小名，乳名不外传，仅在家人中呼唤。6岁入学后由老师或长辈取名，称“学名”，亦称“训名”或称“官名”或“大名”，加冠时再起“字”。（钟敬文主编《中国民俗史（隋唐卷）》第350页，人民出版社2008年2月第1版）奶名改官名一般要有一段时间，而这个仪式阶段则叫“改名”，即由奶名改成为官名，这便和风行于民国时期的“庆号”仪式相同，不同的是庆号则是在17—20岁左右，庆号也叫“取大名”，意在取一个新的名字，表示“新生活的开始，以后便不能再呼其乳名，否则当罚。分析庆号的性质，源于三国时期刘备、关羽、张飞的桃园三结义之说显然是一种附会，它其实是古代冠礼的衍变。冠礼系成人之礼，庆号亦为成人之礼，性质完全相同。“奶名”是长辈出于对孩子的至爱心理，围绕着“求生存、图吉利、好抚养”而取的名字，带有着一定的随意性和偶然性。这些名字虽大多粗俗不雅，甚至不堪入耳，但却有神秘的内涵，反映了各种各样原始意识的潜存。奶名几乎遍布秦源各地，大多与自然崇拜、动物崇拜、植物崇拜、生殖崇拜、鬼魂崇拜有关。

奶名是一种有独特社会文化价值的命名和称谓习俗。奶名指乳名，小名。“奶名”一词在文献资料中出现较晚，只见于现当代文学作品和部分当代辞书词典。柳青《铜墙铁壁》第十章：“民工里头有人招手，喊叫着奶名。”柳杞《好年胜景》：“他带来一个苦眉丧脸奶名叫做黑铁蛋的学生。”柳青（1916—1978），现代著名小说家，陕西吴堡县人。柳杞是1920年生人，山东郯城人。上述资料表明，陕西吴堡和山东郯城也把乳名叫奶名。《现代汉语词典》收有“奶名”一词，云：“（～儿）名词。童年时期的名字。小名。”（《现代汉语词典》（第6版）第929页，2012年6月第6版），但《辞海》、《汉语大字典》、《汉语大词典》等均未收“奶名”一词。

秦源起奶名的习俗，

概括起来有以下几个方面。

1.按男女孩子的出生顺序数，前冠“大”、“二”、“三”，后带“子”作乳名。如：大娃子、二娃子、三娃子；大女子、二女子、三女子等，女子，方言读“mi zi（米子）”。

2.用起好的名字末一字带“子”称呼作乳名。如孩子的名字叫“罗自强”，就呼“自强子”，其余类推。

3.为了孩子的健康成长，特别是婴儿体弱，主要为防灾而起的名字多与动物有关，如狗娃、驴娃、狼科长等等，此显然是父母嬉笑中的昵称。“娃”字真是趣味无穷，充满着浓郁的地方色彩。这里的暗寓是明显的，寄托了父母希望子女牢固、结实的心理。

在人类历史的洪荒年代，小孩的夭折常常认为是冥冥之中被鬼神勾魂去了的结果。为了确保孩儿的平安，不受鬼神的注意，父母禁忌给自己的新生儿取一些“响亮”的奶名，诸如“福”、“禄”、“寿”、“喜”、“强”、“大”等之类，而更多是以“自贬”处理。汉魏时有给孩子取贱名的习俗。取贱名是为了以免孩子夭亡，也是为了让孩子便于养育。在古人的观念里，认为人死是因为人的灵魂被神鬼召走或抓走了，而人的名字与人本身的状况有特殊的联系。在医学不发达的古代社会里，小孩的死亡率较高。人们认为，导致这些小孩死亡的原因就是灵魂被鬼神给带走了，如果一个小孩子的名字太响亮了，就会引起鬼神的注意，因此也可能导致鬼神把他的灵魂给弄走，取一个贱的名字，就会避免引起鬼神对小孩的注意，从而对小孩的生命安全起到一定的保护作用。而在古人眼里，马、羊、牛、狗之类的动物的生存能力和生活能力都比人强得多，对外界的适应性也比人强得多。以这些动物的名称给孩子取名，孩子就会像这些动物一样，具有很强的生存能力和适应能力，顺利度过身体抵抗力较弱的幼儿年代。

4.作为传宗接代，继续香火的一种象征，有些奶名往往以孩子出生时父亲或者爷爷（祖父）辈甚至是太爷（曾祖父）辈的实际年龄直接命名，如四十一、四十八、五十子、五十三、五十六、五十九、六十娃、六十子、六十一、六十四、六十八、七十子、七十娃、七十一、八十娃、八十二、八九子等等，这主要限于男孩。也有随意巧合而起名的，如孩子出生时，其祖父或祖母六十三岁，就给孩子起名六十三。像笔者所熟悉的“六十娃、六十子、六十四、七十子”等是以其出生时刚好是他爷爷的实际岁数而取名的。再如“八十娃、八九子”即是以其太爷（曾祖父）的年龄而起名的。如我的一个侄子叫七十娃就是他出生时我爷正好是七十岁，四代同堂，所以我爷就说叫七十娃吧。

上述取名方式并非秦源人独创，有其历史渊源，实是我国民间的一种特别的取名方式即用数字取作人名之遗风。据清代乾隆进士江苏淮安人阮葵生（1727—1789）所著笔记小说《茶余客话》记载，最早用数目字取名的做法并非出现在民间而是在宫廷，最先使用的人乃是春秋时的吴王，他给女儿取名为“二十”。吴国人为了避讳，就把“二十”改读为“念”（至今江浙人仍把二十读作“念”）。自此，数字名就在吴地流传开来，并进而推行走向各地，遂成为民间一种重要的取名习俗风尚，这在宋、元、明时期的平民取名中较为突出。据南宋文学家江西鄱阳人洪迈（1123—1202）所著文言志怪集《夷坚志》所载的人名统计，该书各卷中数字名俯拾即是，如男性有“温州担麻人顾百一”“鄱阳城民刘十二”，又有“兴国军民熊二”“楚州山阳县渔者尹二”“金华孝顺镇农民陈二”“符离人从四”等；女性有“房州人解七五姐”“福州黄秀才女黄十一娘”“隆兴卖艺女王千一姐”等。这些人名的分布范围很广，既包括今浙江、江苏、安徽、江西、湖北南方等地，也包括北方山西等地，据此可见宋代下层社会平民取名多有用数字的风俗。元代政治制度非常严酷，族分四等，人分十级，并且规定平民百姓不准取名。清代道光进士浙江德清人俞樾（1821—1907）在《春在堂随笔》中说，“元制庶人无职者不许取名”，即使是富人也是如此。平民百姓若要取名，只能用父母年龄的合计数字或本人排行来取，这实际上是一个数字代码，没有什么意义。例:“夫年二十四，妇年二十二，合为四十六，生子即名四六；夫年二十三，妇年二十二，合为四十五，生子或为五九，五九四十五也。”一般人都知道明朝开国皇帝明太祖朱元璋，但不知道他的原名叫“重八”（即八八）。至尊至贵的大明皇帝怎么会有这样一个别扭的数字名呢？事实上“元璋”是他发迹后取的名，他另有一个名字叫兴宗，其父亲又名世珍，二哥名兴盛，三哥名兴祖，这类堂而皇之的名字，都是他登上统治王位以后所追取的。其实朱元璋出生于安徽凤阳县的贫苦农家，早年还有当过小和尚的经历，像他这样的“家庭出身”当然只能是取一个数字代码了。他父亲叫五四，大哥叫重四，二哥叫重六，三哥叫重七，大姐夫叫王七一，他自己的本名叫重八，可见朱元璋一家原来都是以数字命名的。常遇春是朱元璋手下非常有名的大将，他的曾祖父叫四三，祖父叫重五，父亲叫六六；另一员大将汤和的曾祖父叫五一，祖父叫六一，父亲叫七一；吴王张士诚原名叫张九四（参见《春在堂随笔》）。非常有意思的是，古代有的人连姓带名都用数目字表示。如清代有一位叫“六十七”的人，满族人，姓六名十七，字居鲁，官至给事中，编著有《游外诗草》、《台阳杂咏》、《台海采风图考》及《番社采风图考》。清朝嘉庆年间，广西还有一位叫“九十”的提督。乾隆年间有满族人进士“七十一”者，原名叶椿园，他于1777年著有《西域见闻录》。又有人名“七十五”者，乾隆中随征金川及廓尔喀有功；又有人名“八十六”者，也是随征金川及廓尔喀有功之将，官至江宁将军。这些连名带姓都是数目字的人，均系清代满族官员。原来，满人亦有以数字取名的习俗。应当指出，用数字命名与用排行命名是有区别的。一般来说，用排行取的名，只是别名，其另有原名。如唐代诗人李白又名李十二，白居易又名白二十二，刘禹锡又名刘十九；北宋欧阳修又名欧九，秦观又名秦七。这种排行并非同父所生的兄弟排行，而是按照同曾祖父兄弟的长幼次序来排算。顺带说一下，唐人还有一种行第之后再加名字或官爵的称谓方式，如杜甫有一首《与李十二白同寻范十隐居》的诗，李十二白即李白。高适的《人日寄杜二拾遗》中的“杜二拾遗”就是杜甫。当然，也有的排行数字名就是本名，这些名字往往为普通百姓所有，如上面讲到的“温州担麻人顾百一”、“鄱阳城民刘十二”等。而用祖父或父母寿数所取的数字名，通常就是本名，如朱元璋之“重八”，民间用数字取名的习俗自宋代以来久传不绝。如无锡寄畅园的始建者明两京五部尚书秦金（1467—1534）进士的先祖，自宋代以降，长期以数字取名。按秦氏家谱记述，秦氏始自宋代诗人秦观（1049—1100），观生湛，湛生南翁。南翁生四子：小五、小十、十一、二十。小十生念八，念八生三十七，三十七生细二，细二生六一，六一生万九，万九生三二，三二生曾四，曾四生迁锡、始祖、端五。“念八”即二十八，其中“小五、小十、十一、二十、念八、三十七、六一、三二”均为数字，这一世系正好说明宋元期间以数字命名的普遍性。以数字命名的习俗在现代社会仍有广泛的传承，比如在绍兴一带的民间就相当普遍。著名文学家鲁迅小说《社戏》中“六一公公”的模特儿是鲁迅外婆家绍兴安桥头的“鲁六一”，他就是在其祖父六十岁时呱呱坠地的。《风波》中的“八一嫂”，她的丈夫“八一”就是在其祖父八十一岁时出生的。当今民间取名用字普遍注重字音的响亮、意义的优美，因而数字名已十分稀少，即使偶尔有所发现也已起了新的变化。如我有一个亲戚叫四十八，“四十八”是用以纪念他是在他爷（祖父）四十八岁时出生的，也指他出生时的祖父岁数。又例如我村有一个男人的奶名叫五十三，是指他出生时其父正好是五十三岁，因为他前面的几个都是姐姐，其父老来得子故而取此名字做纪念。以数字取名，其名字本身就是数目字，没有多少含义，最多是纪念得名者出生时的祖辈、父辈年龄。笔者顺带一句，从上述文献中可知的数字取名既为乳名也为大名，而秦源地区的数字取名一般则为奶名。

5.有的以儿女出生时的体重为名，如：六斤、七斤、九斤、六斤子、七斤娃等。鲁迅《风波》中描绘：“这村庄的习惯有点特别，女人生下孩子，多喜欢用秤称了轻重，便用斤数当作小名。”故该书里的九斤老太大发感慨，她九斤，儿子为七斤，儿媳为七斤嫂，而孙女儿为六斤，真是“一代不如一代”。这是浙东民间的一种特殊起名风习，但此风俗与远在几千里之外的大西北甘肃陇东南秦源地区相同，究竟是谁影响了谁不得而知。由此可以看出，这类的起名具有比较大的随意性。

6.以孩子出生的阴历年为名，如：辛酉年出生的叫辛酉子；甲午年出生的叫甲午子；甲申年生的叫甲申子；甲寅年出生的叫甲寅子；丙寅年出生的叫丙寅子；丑寅年出生的叫丑寅子；庚丑年出生的叫庚丑子；庚午年生的叫庚午子；丙辰年出生的叫丙辰子；丁巳年出生的叫丁巳子；丁未年出生的叫丁未子；庚辰年出生于的叫庚辰；生在己卯年的叫己卯；生在壬午年的叫壬午子。我有一个初中同学姓于，叫于庚丑。这事实上是以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干支纪年来取名。

7.以孩子出生的属相为名，如虎年出生的叫虎生子；龙年出生的叫龙生子；牛年出生的叫牛生子；狗年出生的叫狗娃，也有叫狗子的。如用官名时就在奶名前冠以姓即可，如：石虎生、梁龙生、王狗娃。此实际上是用十二种动物分别与十二地支相配成为“十二生肖年”取名。

8.秦源民间有以贱名欺骗鬼怪的俗信，乡民们以为鬼怪妖魔喜欢好听的名字，他们就以这种难听的名字，连鬼都不叫的名字来躲避鬼怪。还有如绑劳，拴劳，锁劳，双劳、抠劳，意思就是由灶王爷拴住孩子，命名时还要到灶王爷那拉一根红头绳拴在小儿的腿上，以防鬼怪攫去孩子。

9.奶名也有表达父、祖辈的愿望与理想的。如有福、万福、来福、满仓、成仓。所表达的信息一看就十分明了，随喜表示随时有喜相伴，三喜所示是三代有喜，根成也表示后继有人。

10.如果生的一、二胎都是女孩子，有的人家盼子心切往往就给她起一个“引弟”、“来弟”、“跟弟”、“领弟”、“盼弟”、“换弟”、“唤弟”、“带弟”、“拖弟”、“存弟”、“转弟”、“引男”、“托儿子”、“改改”之类的名字，父母们希望用这种小名能够“引”、“带”、“拖”、“存”、“改”或“转”出个小弟弟即男孩子来。

秦源地区至今重男轻女，这是秦源人的劣根性。生女之后，求男心更迫切，因此给女孩起一个能生男孩或能带来男孩的名字，此类例子较多。如：盼儿子、引男子、引弟子、招弟子、存弟子、托弟、带弟子不一而足。这些明显带有“子”之名，充分反映了秦源人盼望早生贵子的心态，“养儿防老”，使父母有了依靠，晚年有人照顾。为婴儿取名时，男孩称“娃”，他们的奶名都是由修饰词加“娃”字构成。以上亦是传承唐代习俗。唐人重男轻女，生女之后，求男心更迫切，给女婴起一个能生男孩的名字。在周绍良主编《唐代墓志汇编》等文献中颇为多见。茂州刺史窦君生女曰“盼子”（周绍良主编《唐代墓志汇编》大和069，《茂州剌史扶风窦君墓志铭并序》，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2147页，以下简称《汇编》），陇西辛氏生女一人曰“引子”。（《汇编》大和095，《陇西辛氏墓志铭并序》，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2163页）吐鲁番百姓史拂那之女名“想子”（《吐鲁番出土文书》第9册，《唐宝应元年六月康失芬行车伤人案卷》，文物出版社，1999年），刘承家女乳名喜子”。（《全唐文》卷738，《喜子传》，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这些盼子之名，反映唐人盼望早生贵子的心态。

11.取家畜名为乳名，民间多取狗名，认为贱名好养。如大狗子、乖狗娃、岁狗子、二狗子、腊狗、狗娃、狗剩。战国时期卫宣公有臣叫司空狗，汉赋大家司马相如其乳名就叫“犬子”，晋代诗人陶渊明，乳名为“溪狗”，金朝有叫海狗、猪狗、唐括狗儿的。以狗为名，民间有不少传说。一说狗有七条命，活下去的能力强，“狗好养”这可能是以狗为名的重要原因。还有说法是，以狗为名，因狗一胎多子，预兆家庭富有。

12.用“㞗”字起名，这局限于男孩的名字，起初一听粗俗不堪但里面有深层次的原因，因“㞗”本为男子的生殖器，系生殖崇拜的遗风。这本是一个较为典型的方言字，不好写，多数人写成了同音字球，并在奶名中以孩子的出生排名来命名。如：球娃、大球娃、二球娃、三球娃、岁球娃。此取名之俗或多或少隐含了家人对孩子的溺爱成分。

㞗（qiú）音“球”。男性生殖器，也指雄性动物的阴茎（生殖器）。可用于人（男阴），也可用于动物。如：狗㞗；驴㞗。俗语：穷的㞗捣得炕边沿响。/㞗毛擀不成毡，山里人做不成官。歇后语：㞗皮鞔鼓—硬撑哩。粗俗语，亦用作骂人的粗话。形容不好的、不行的，喻指能力不强，品质不佳，令人讨厌。如：㞗样子；㞗眉眼；㞗屄脸；㞗毛病；㞗单位；啥㞗人（品）？㞗咬腿（难缠的样子，也指难缠的人）。歇后语：尿尿不捉㞗—由㞗晃荡哩。㞗，在明代梅膺祚《字汇》里注音为渠尤切。㞗别作“毬”。元代邓玉宾有一首散曲《村里迓古·仕女圆社气毬双关》：“那姐姐见毬来忙把脚儿跷。”毬，曲中为双关语，义即指“㞗”，作者用双关语写尽球场上玩耍的女孩子们的妩媚风流。由此可见，元时已有此称阴茎的名词。男性生殖器。明·梅膺祚《字汇·尸部》：“㞗，男阴异名。”明·李登等《重刊详校篇海·尸部》：“㞗，男阴异名。”《正字通·尸部》：“㞗，俗字，旧注音裘，男阴异名。”《康熙字典·尸部》：“㞗，《字汇》渠尤切，音裘，男子阴异名。”黄侃《蕲春语》：“今人通谓前阴曰㞓巴，吾乡谓赤子正阴曰㞓儿，正应作㞓字。蜀人曰㞗，亦尻之音转也。”“蜀人曰㞗”即四川人也说该词。关中方言也有这个字。民国三十三年《宜川县志》卷二十四《方言谣谚志》：“男阴曰㞗。阳平。”陈忠实《白鹿原》第一章：“他曾经在逢集赶会时的公用茅厕里佯装拉屎尿尿偷偷观察过许多陌生的男人，全都是一个㞗样又是百㞗不一样，结果反而愈加迷惑。”又：“谁也不愿眼睁睁把女儿送到那个长着狗㞗的怪物家里去送死。”又第五章：“黑娃突然伸出手在兆鹏裆里抓了一把：‘噢呀！硬得跟驴㞗一样！’”又第十章：“看你这样子就知道是爱挨㞗的身胚子！”也指口语中骂人的粗话。陈忠实《白鹿原》第十一章：“这杆于河南蛋儿全是些饿狼二㞗，杀人连眼都不眨。”“二㞗”指二杆子。山西方言也说这个字。赵树理《好消息》：“投降不投降，还是一㞗样。”

13.秦源地区如传承唐代习俗，以“小”字起名。秦源人起名时，往往冠以“小”字，亲昵顺口，这也是怜爱子女心态的又一反映。如:小强、小鹏等。笔者的乳名就叫小如。另外给孩子起名时，往往有在某字后加“儿”字的习俗。如:伴儿，牛儿等。

这同样是唐人给孩子起乳名的遗俗。如:安乐公主的乳名叫“裹儿”；上官婉儿的“婉儿”也是乳名。唐人起乳名时，往往冠以“小”字。这一现象在《汇编》墓志中颇多，如范阳卢氏生育儿女多人，其中三个儿子分别叫“小都”、“小涡、“小秃”，一女乳名“小建”。（《汇编》乾符010，《范阳卢氏夫人墓志铭并序》，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2478页）太原王氏小孙女叫“小秦”。（《汇编》乾符030，《太原王氏墓志铭并序》，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2493页）邓府君次男乳名“小虹”。（《汇编》咸通042，《邓府君墓志铭并序》，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2411页）显然，唐人民间起乳名时以“小”字起头是一常见习俗。给婴儿乳名冠“小”字，亲昵顺口，这也是唐人怜爱子女心态的又一反映。唐人给婴儿起乳名时，往往在某字后加“儿”字。如安乐公主的乳名就是“裹儿”。（ 《新唐书》卷83，《诸帝公主传》，中华书局，1975年，第3654页）上官婉儿的“婉儿”也是乳名。唐代墓志中此类资料亦多，清河崔氏儿子“男曰刚儿……别子一人曰掌儿”（《汇编》咸通005，《清河崔氏墓志铭并序》，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2382、2383页），樊府君死时留有三儿一女，其中一子叫“雪儿”，女名“都儿”。（《汇编》咸通097，《樊府君墓志》，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2454页）由此可见，乳名以“小”字起头，与“儿”缀后，乃昵爱之情的真实写照。

14.按行第起名。通常是按一个太爷（同曾祖父）的曾孙子或一个爷（同祖父）的孙子，由年龄岁数大小排行。如我有一个杜姓亲戚生于1931年今年87岁，他再无兄弟姊妹，可是在族内人叫他“六爷”，其实就是按照一个爷（同祖父）的孙子来排行的。以数字排行，以行辈数昵称这个习俗，在唐宋时期颇为盛行。在《新唐书》中收录了《讳行略》一书，此书是唐代流行的一本社交指南手册。书中将兴元元年（公元784年）至大中七年（公元853年）间登科进士、名仕的行第、官秩、家讳一一列出，知道了行第则称呼亲切，晓得了家讳避免了社交禁忌。由此可见，唐人在社交中十分重视行第，既重视行第又将避讳与之并列。唐代流行一夫多妻制，在大家族中，同辈子女多，传承以家庭或同宗、同房行第起名之俗盛极一时。当我们打开唐人诗集如“柳八”、“令狐九”、“张十二”、“李十二”、“靳十五”、“贾二十四”之类的行第取名之事，比比皆是，不光男子如此，妇女以行第起名的现象也极为普遍。如老大叫一娘或大娘，老二叫二娘，取名如此类推。在周绍良先生主编的《唐代墓志汇编》墓志铭中，该类资料甚多，尚夫人大女儿叫“一娘”（《汇编》天建中008，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尚夫人墓志铭并序》第1826页），韩氏大女儿叫“大娘”（《汇编》天宝073，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韩氏墓志铭并序》第1582页），清河崔氏“长女二娘，幼女九娘”（《汇编》顺天004，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清河崔氏墓志铭并序》第1582页）。从文献记载来看，唐人不管是帝王将相达官贵人，还是黎民百姓，排行的原则是依据同曾祖兄弟排行，或者按同祖父的兄弟排行。如唐皇室中称唐太宗李世民为二郎，把唐中宗李显叫三郎，唐玄宗李隆基叫三郎。此排行是同父兄弟排行。在宫中，皇帝称呼大臣也叫行第，如唐高祖李渊把尚书左仆射裴寂叫裴三，唐玄宗李隆基把宋济叫宋五，唐德宗李适（kuò）把陆贽叫为陆九。上行下效，称呼行第一时成了时尚。在官场、文人社交中互称行第风魔一时。著名诗人白居易行第称白二十二，白氏兄弟四人称为二十二，很有可能是按同祖父兄弟排行。时至今日陇东南、关中民间称“大排行”。以行第称呼之俗延至宋代依然盛行，如把文学家苏轼称九二郎，其第苏辙称为九三郎即是佐证。

15.以出生的月份起名。如秦源有奶名叫四月子、七月子、十月子的男孩。这类起名有较大的随意性，可能是叫起来顺口和便于称呼的缘故，至于历史上起于何时，文献似无记载佐证。

起小名习俗由来久矣，据游国恩先生考证，起小名之俗“兴于两汉，盛于六朝”。商周时代，人们开始重视姓名，姓名逐渐礼仪化、制度化，于是便产生了对名的种种禁忌和限制。由于上层社会中无论取名还是择字都要经过很隆重的仪式，而且相互之间不能随便呼名，于是许多家庭就给童稚的孩子先取一个小名，以便在家庭和较亲密的人中进行称呼。因为小名往往是小孩子出生不久，还在哺乳时期就起了，故又称作“乳名”。据史籍记载，亚献公小名虿，虿是蝎子的意思；郑庄公生时难产，所以取小名“寤生”；孔丘的儿子小名为“鲤”。顾恺之小名“虎头”，陶渊明小名“溪狗”，王安石小名“獾郎”，宋孝宗小名“小羊”等等。我们可以发现，上述大多数“乳名”都是贱称，相传这样可以使孩子平安长大，避开妖鬼索命。这一习俗在汉魏时期应该就已经形成。乳名现象是一种历史久远的语言习俗。古代文献中关于古人小名的记载是不鲜见的。如《南史·张敬儿传》记载，南北朝时代南齐时，有兄弟俩，哥哥张敬儿小名叫狗儿，弟弟张恭儿小名叫猪儿。当时起小名的习俗是极普遍的，不仅民间庶民百姓、达官贵人、文人官宦起小名，连皇帝也有小名。辛弃疾《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词：“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可堪回首，狒狸祠下，一片神鸦社鼓。”词中的“寄奴”是南朝宋武帝刘裕的小名，“狒狸”则是北魏太武帝拓跋焘的小名。最为人熟知的古代帝王小名是刘禅名“阿斗”，曹操的小名“阿瞒”。以上小名不管是平民百姓的还是官宦皇室的，都以俚俗丑贱为原则，这与从正面体现社会秩序和生活理想的典雅好听的人名迥然不同。可见乳名是一种有独特社会文化价值的命名和称谓习俗。

乳名在村民意识中具有保佑功能。“犬子”这个贱民最初是汉代著名的文学家司马相如小名。《史记·司马相如列传》：“司马相如者，蜀郡成都人也，字长卿。少时好读书，学击剑，故其亲名之曰犬子。相如既学，慕蔺相如之为人，更名相如。”从《史记》中的记载可以看到，司马相如的父母因为司马相如喜欢击剑等高危险的运动，为了让他能够平安，因此取了一个贱名“犬子”。然而，司马迁并未意识到“犬子”即小名的这一文化现象的重要性，甚至唐人颜师古的注，也未道破其真谛，而宋人王懋倒是真正读懂了这段文字。他在《野客丛书》卷三十中说：“所谓犬子者，即小名耳。父母欲其易于生养，故以狗名之。……今人名子犹有此意，其理甚明。”也就是说“犬子”其实是他的乳名。他长大后仰慕蔺相如的为人，自己更名为相如。随着司马相如的成名，“犬子”不断为人所知。因为司马相如的巨大影响，人们谦称自家儿郎，纷纷用上了“犬子”一词，竟一时蔚然成风，传至于今日成为日常用语。由此可见，到了宋朝的时候，小名依然在流行。西汉初期曾任赵国的相国，掌握赵和代两个地方所有边防军队，后来起兵叛乱的将军陈豨，其名中的“豨”就是野猪的意思。《墨子·耕柱》：“言则称于汤文，行则譬于狗豨。”足见豨与狗一样，在当时是被看做贱物。东汉大将军梁冀的儿子襄邑侯名叫“胡狗”，《南史·张敬儿传》记载张敬儿的小名就叫“狗儿”，张敬儿“初名狗儿”，其母“又生一子，因狗儿之名，复名猪儿”。《颜氏家训·风操篇》说：“北土多有名儿为驴驹、豚子者。”其实当时不仅北方有取贱名风俗，南方也是如此，例如上面所举的张敬儿的例子，张敬儿本人就是南朝人。另据宋人邢居实《拊掌录》及清人梁章钜《浪迹丛谈》卷六记载，欧阳修有儿名僧哥；人问他既素不重佛，何取此名，他回答说：“人家小儿，要易长育，往往以贱物为小名，如狗、羊、马、牛之类，僧哥之名，亦此意耳。”《红楼梦》中王熙凤对刘姥姥说：“你就给她起个名字……你们是庄稼人，不怕你恼，到底贫苦些，你贫苦人起个名字，只怕压得住她。”在富贵人家看来，贫贱人所起名字就是贱名，就能避邪祛病。

宋人对取贱名概括为“古者命名，多自贬损，或曰愚曰鲁，或曰拙曰贱，皆取谦抑之义也。……江北人大体认真，故其小名，名非佳字，足见自贬之意。”（宋·俞成《萤雪丛说》卷一）自贬型的乳名体有以下几种形式。（1）丑化。《庄子·达生篇》有人名祝肾。《列子·汤问篇》有名魏黑卵。《北梦琐言》有名孙卵齐、李䗘蛆、郝牛屎者。《左传》晋成公名黑臀，卫侯之弟名黑背，卫臣有叫右宰丑者，周臣有名虢公丑者，鲁文公名其子曰恶。《汉书·功臣表》中有名掉尾。《金史》金兀朮之孙名羊蹄，胡沙虎之子名猪粪，又有小名叫李瘸驴、郭虾䗫者。《元史》伯答沙次子名叫奴奴，南朝宋武帝刘裕的乳名叫寄奴，辛弃疾的名句“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便指刘裕事。这种以丑类命名的习俗，直到现代有些偏远的乡村仍然盛行。诸如大丑、二丑、小赖儿、二赖儿、臭臭、傻蛋、孬种、赖渣、粪堆儿、狗屎……等等，丑名者大有人在。如：球娃，球哥。（2)物化。这类名字(乳名）史载更多，如著名的有司马相如叫犬子，晋时王导叫阿龙，唐高祖李渊叫虎，唐玄宗李隆基叫鸦，宋孝宗赵眘叫小羊，白居易一侄儿叫阿龟，辛弃疾有一儿子叫铁柱。“张景胤小名查，父茂宗，小名梨。宋文帝尝戏之曰：‘查何如梨？’景胤答曰：‘梨为百果之宗，查何可比？’”（明·何良俊:《语林·言语上》卷四，钦定四库全书本。）古人以动植物命名的习俗流传至今，在现代某些地方仍不时听到如狗、驴、羊、虎子……之类的乳名。（3)愚拙化。例如傻傻、憨子、混子、闷娃……蜀后主刘禅小名叫阿斗，后来竟成了白痴、愚拙的代名词。如：憨娃。这一取名习俗的深层心态—害怕阎王勾魂索命的爱惜生命的本能意识在另一类乳名中流露无遗，如：留住、拉住、栓柱、锁柱、锁牢、双劳、锁成、留成、留根、扎根、保住等。为了双保险，有的地方盛行给孩子剌阴阳头—阴阳界两不管的地方，阎王爷容易忽视；有的地方流行戴银项圈，如鲁迅笔下的闰土；或戴一把铜锁，含圈住锁住之意。若仍不放心，干脆再认个干娘，干娘须姓刘，刘者留也。可谓用心良苦！名字禁忌的功能在这里亦显露无遗。

在传统时期，物质生活水平低，医疗水平差，加之迷信思想盛行，起乳名的超现实因素占据突出的位置。在物质生活水平和医疗水平都有了根本改善的现代社会，幼儿的夭折率已极低，人们已不再过多地忧惧婴儿难以养活了，故在命名上的超现实信仰就淡化以至消失，甚至在一定条件下，逐渐萎缩。

基于上述分析可知，秦源人给人孩子起奶名，既承继传统沿袭古风，又有标新立异、别出心裁的一面，呈现出民俗文化的多样性。

在日新月异的今天，随着时代的变迁和新的观念的介入，秦源这些方言人名即奶名在农村已明显出现断层现象。或许再过若干年，现存于农村中的“奶名”会像其他的方言及其他民俗现象一样逐渐消失。因此，利用这些方言中的人名“活化石”进行文化、民俗、社会学、心理学等方面的研究和保护，越发显得尤为必要和具有紧迫性。

赵文慧简介

赵文慧，原名赵小如，笔名秦风、秦源、文慧。男，1974年阴历八月初一生于天水市秦州区秦岭镇上木门古道虎皮沟柳树地一个极端贫寒的农家。1996年本科毕业于陕西财经学院。现居烟台，供职于某医药公司。

爱好文学评论、文史、民俗、方言、古汉语、秦文化研究、天水地方文化研究、考古及文物，自小研习书法。在《当代作家评论》《文史知识》《甘肃日报》《西安晚报》《天水文学》《天水日报》《天水晚报》《陇南日报》等发表散文、民俗、书法作品100余篇。论文《秦公簋与秦源》曾入选《赢秦西垂文化—甘肃秦文化研究会首届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甘肃人民出版社2013年9月第1版）；论文《天水方言中的事物名称类古词汇考释》入选《陇右文化论丛·第四辑》（陕西出版集团三秦出版社2014年3月第1版）；秦文化论文《秦公簋出土流传与著录考》《冯国瑞与秦公簋》在第三次甘肃省秦文化研讨会上交流，受到与会专家的一致好评，并入选即将出版的《嬴秦文史论丛》。2011年出版长篇民俗、文史专著《魅力秦源》（中国文史出版社，68万字）。目前致力于创作反映故乡天水方言古语词的长篇文化专著《守望秦源》（180万字，已定稿），方言专著《虎皮沟方言词典》（约70万字），秦青铜器及秦文化专著《秦公簋研究》（约30万字）及当代著名作家文学作品研究《<白鹿原>研究》（约40万字）。用力尤勤编著的大型秦文化研究《天水出土秦公簋研考论丛》预计将于2018年12月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散文随笔集《秦源文思》（50万字）已交出版社待版。系甘肃省秦文化研究会会员，山东省书法家协会会员，天水华夏赵姓文化研究会副会长。

9月12日

蜀人代表什么生肖3

春节将临，举国欢庆新春，今年为“甲申年”，申即猴年。猴为灵长类动物，与人的联系最为密切，被人喻为聪明、机智、勇敢、活泼之兽，是智慧灵气的象征，尤为青年喜爱。

猴子的往事

猴属灵长类，与人类可谓同宗、本家，在基因图序中仅差千万分之一，典型的差之毫厘失之千里。不过它在动物界是最接近人类的高等动物之一。它有一定的思维、 记忆、摹仿、识别等高级脑的功能，能直立行走、蹲坐，甚至用前肢使用工具（如用石砸开硬果），相互梳理皮毛，捉虱子，这些均属人的智商动作。更可信的是雌 性生理上亦有例假，免疫系统与人相似，因此是最受青睐的生物学实验动物。最近的例子是：SARS科研中，猴是科学家建立动物模型的首选，猴为人类祛病甘作 替身，是健康卫士，是人类亲密的朋友。

猴又称猢狲，群居成一个大家族，分布地域非常广，种类也非常多。在我国西南崇山峻岭中活跃着它们的身影，敏捷、顽皮、好动、多疑是它们的天性。猴群有严格 的家族等级，作为群首的统治者是一只年轻、强壮、魁梧、威武的雄性，它的毛色特别靓酷，具王者之仪，俗称猴王，享受着各种特权，吃、居、玩甚至交配，处处 优先，虎视四周，八方威风。后妃儿女、臣民、老弱病残都俯首贴耳，献媚伺侯。另一面它本能的维护着群体的平安、生存、繁衍。猴群各占一方领地，互不侵犯。 若有窥视探密者，猴王龇牙咧嘴，喧叫狂吼，做出一付出击架势，吓退之。对强行闯入者，猴王挺身而出，恶战以驱之。有趣的是当雌猴叫春来临时，蓄势待发的挑 战者，揭竿而起与老猴王拼个你死我活，无情厮咬，打斗，残杀，可谓壮烈。挂彩致残，胜者为王，败者逐出家门，在荒野中所见孤独者常为此类。但这种残忍的争 雄却是保持种群强威的“自我复壮”，是动物界的优势育种。当猴子在树林中腾越时，猴子的尾巴，不但起平衡作用，还能勾住树枝或作倒悬，起到第五肢的功效， 实属罕见。它还有颊囊（俗称腮帮）用以储藏食物，亦是生理上的一大奇特之处，是物种求生存迫使进化的鲜明例证。

我国广西的白头猴、滇南大马河和西藏芒康的金丝猴属稀有品种，前者身着一袭油亮黑毛，额头有一叶状白发，反差奇特，善攀岩，居于山崖削壁的洞穴中，估计仅 存千只，是猴中最珍贵的。后者披挂耀眼金丝长毛，又特爱清洁，雍容华贵，令人宠爱。简猴（或称袖猴）产于四川，体小如家鼠，可放在袖筒里故名，是纨绔子弟 的玩物。

毛泽东对猴子颇有好感，他曾以猴自况“深山无老虎，猴子称大王”，自称“有点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