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派变天代表什么生肖

白左：人类文明的艾滋病,下面一起来看看本站小编王陶陶给大家精心整理的答案，希望对您有帮助

左派变天代表什么生肖1

摘要：“非汤武而薄周礼”的大义、“越名教而任自然”的追求，仅仅是精于标榜者对自己放纵作为的美妙标榜。很多涉事不深的人往往将白左视为伟大的道德典范，但事实上，这种认知是极为错误的。

法国白左游行示威

白左的源头：个体的自私和对责任的厌恶

尽管当今世界的白左思潮源流甚多，但他们思想最重要的成型节点则在于两位有趣的思想家：一位是法国大革命最主要的启蒙者雅克·卢梭（1712－1778），世界史上最早的左派政治团体雅各宾派，即是标榜卢梭思想的维护者，并推行了现代政治史上最早的族群平权措施；另一位则是在战后五六十年代的哲学家保罗·萨特（1905－1980），现代白左思想就是在他所热衷的“五月风暴”等一系列政治运动中走向成熟，并逐渐从人厌鬼憎的“颓废品”占据了政治舞台的中心，而萨特本人也被他的媒体崇拜者们称为“世界良心”。

不过，在一个具备健全常识和道德观的人看来，卢梭和萨特这样的“人类良心”，如果扯开被其追随者不断修饰的耀眼桌布，实际上不过是两个不折不扣的人渣。

法国思想家卢梭不仅是一个肆意玩弄女人的风流浪子，更是一个连续丢弃五个亲身骨肉的“好父亲”。从某种程度上看，后世左翼文学家笔下的“法兰西良心”，其作为更像是某些为了还债而卖掉自己孩子的赌棍。唯一的不同那就是，法兰西的良心会用自己的如神之笔将其“扔孩子”的作为，描绘成“保护情人名誉”和“争取人性解放”的“义举”，而心智相对古朴的赌棍则只能将父子亲情化作赌桌上的新筹码。

平心而论，丢弃一个自己的孩子的父亲，已属相当罕见，而卢梭却一连丢弃了五个，这实在可以称得上最彻底的“自私凉薄”之人，而这样的人能够被白左文学家称为“法兰西的良心”，实际上使得笔者很长时间内对白左人士和法兰西心怀恐惧。不过，对于被卢梭抛弃骨肉的作为，没有比历史学家保罗·詹森（Paul Johnson）在《知识分子》一书中描述得更恰如其分了：“他们（卢梭孩子）都没有名字。估计他们也都没有活多长…… 卢梭告诉他的情人：抛弃孩子是唯一‘扞卫她荣誉’的办法。然而事实上，最后唯一被保护的是这位名作家自己生活的舒适和自由，以及他自承对于父亲责任的不屑。”

萨特虽然没有卢梭那样惊世骇俗的弃子“壮举”，但他和他的女朋友左翼活动家西蒙娜在标新立异方面则毫不逊色。这位被很多左翼媒体视为“人类标杆”的道德模范，在最基本的家庭伦理上糟糕得一塌糊涂，其程度哪怕是最开放的社区也难以忍受。

如果非要实事求是地看问题，那么左翼报人笔下的“人类标杆”很可能只是一个无可救药的流氓。早在战前20世纪的30年代，身为教师的萨特和西蒙娜夫妇开始尝试扮演真正的禽兽：在这里，“人类的标杆”喜欢诱骗不同的处女学生上床，随后迅速对她们失去兴趣，而伟大的女性伴侣则热衷于勾引自己的男学生，并将做爱的细节告知她的爱人。与此同时，萨特也是一位迷幻剂和安非他命用品的爱好者，曾经一度因嗜食迷幻剂而精神崩溃。

当然，与伟大的卢梭一样，杰出的左翼思潮领袖萨特同样将自己的性瘾病症和吸毒人生，描绘成一个宏伟勇猛的壮举，将厚颜无耻阐述为对“存在与虚无”的自由探索。

如果按照传统道德来看的话，萨特和西蒙娜的生活实际上不过是两个吸毒淫魔的苟合。1943年，一名愤怒的母亲向法院提出控诉，控告西蒙娜和萨特腐化未成年人，作为“皮条客”使萨特诱奸了自己的女儿，然而此案后来因种种原因，不了了之。

那么，是什么驱使白左的前驱们如卢梭和萨特等，义无反顾地反抗传统道德的价值观呢？

白左思潮的鼻祖卢梭，在自己的《社会契约论》第一卷第一章里，将自己思想最本能的动机进行了最彻底的剖析，他声称“人是生而自由的，但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卢梭对自己五个孩子的抛弃，本质上就是对约束他放纵之枷锁的抛弃，而这种枷锁就是卢梭身为父亲的责任——即卢梭认为自己是“生而自由的”，但“无处不在的枷锁”也就是“父亲的责任”、“家庭的责任”和“社会的责任”等传统道德义务限制了自己的自由。

这种对家庭责任和社会责任的厌恶，同样出现在萨特和她伴侣西蒙娜的人生观中。西蒙娜在她的自传《一个乖女孩的回忆录》第二卷中这样描述她和萨特的理念，“（我们都认为）婚姻将使人遭受更多家庭责任的束缚以及社会的劳役。相反，为追寻自身的独立而受的困扰远不及此沉重；对我（们）来说……自由仅仅存在于自由的头脑与心灵中。”

从卢梭和萨特两位白左先驱思想的内核中可以看出，白左道德的真正基础在于个人的绝对自私和对家庭社会责任的绝对厌弃。卢梭冷酷无情地丢弃自己的儿女，丝毫不考虑他们的死活；萨特肆意地玩弄诱骗自己的女学生，却毫不在乎她们的命运。两位“人类良心”奔放人生的背后，是其人性的绝对自私和绝对凉薄。

事实上，1964年开始的美国“反越战”运动和1968年3月爆发的法国巴黎五月风暴，这两场标志着现代白左意识形态走向政治舞台中央的运动，恰恰体现了白左意识形态的核心所在。美国的反战运动，是美国年轻人因逃避兵役而引发的政治运动；五月风暴爆发的直接原因，则是法国大学生反抗教育部“女生宿舍限制男生进入”的禁令。这两场运动，本身反抗的就是社会责任和家庭责任对个人的约束，即西方新一代年轻人，相比其父辈更加自私。他们美妙包装下的唯一诉求，就是挣脱道德、义务和责任对他们的约束。

法国五月风暴和美国反越战运动中，最出名的口号，"要做爱不要作战"，实际上恰恰反映了对社会责任的抛弃和对个人欲望的追求——而现今欧洲和美国的左翼政治家，很多受到了“五月风暴”和美国反战运动的熏陶。

“政治正确”：确保不道德者的“道德”

无论是卢梭还是萨特，如果按照传统道德来看的话，都是不折不扣的流氓恶棍；不管是五月风暴中的浪荡学生（这场运动随即遭到法国相对保守的大多数民众坚决反对），还是反越战运动中逃避兵役的怯懦青年（据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所言，大多数美国人一直支持美国参加越南战争），若以传统道德而论的话，相比其父辈，实际上都是严重缺乏家庭伦理和社会责任感的自私自利者。

幸运的是，这些传统道德的背弃者最不缺乏的就是“文以饰非”的本事。

卢梭以巧妙的哲学构思，将他丢弃五个孩子的举动顺理成章地描述为挣脱人性枷锁的勇猛创举，并反过来指责那些试图以家庭道德和“父亲责任”约束他的社会舆论，不过是腐朽肮脏的牢笼；萨特则以重要哲学著作《存在与虚无》，通过宣扬“存在主义”的信条，把他厚颜无耻的生活方式硬生生地美化成对“真正自由”理念的践行；而那些试图逃避兵役的美国嬉皮士青年和浪荡懒散的巴黎大学生，则把他们自私的动机，巧妙地解释成对和平的向往和对自由的渴望。

另外，为了标榜自己比传统道德的守护者更有道德，白左的先驱们——扔掉五个骨肉的卢梭、诱奸学生的萨特和逃避兵役的嬉皮士及希望男女生混住的巴黎大学生，提出了一些听起来更有层次、本质上却违背常理的新道德准则。

卢梭扔掉五个骨肉之后，把自己标榜为“人权”的捍卫者，表示自己时时刻刻都将公民的权利放第一位；萨特不断诱奸不同的女学生，然后声称自己将会为全世界的良知而奋斗，为了体现自己的绝对宽容和公正，他甚至抛弃了自己的祖国，表示将支持阿尔及利亚伊斯兰圣战士对法军的攻击；美国的逃兵青年不但把越共视为反抗霸权的勇士，同时也把自身描述为帮助黑人反抗种族压迫的“多元文化和族群平权”运动的推动者；巴黎的五月风暴青年的技巧则与之类似。

实际上，多元文化、平权运动和反权威等上世纪60年代开始风行的白左道德词汇，本质上是对自私者逃避传统道德责任行为的一种掩盖。

白左美德的本质：不付出的假道德

美德的本质在于责任，而责任则是一种需要长期付出的枯燥琐碎之义务。

传统价值观的美德，都是建立在具体责任基础之上的。“孝子”的美德，只可能扎根于长年累月善待双亲、尽人子之责任的行为之上；“好父亲”的美德，只可能源于一个父亲多年来尽到了养育子女的责任。“好丈夫”、“好妻子”和“好公民”同样如此，都是建立于具体的责任之上的。

但白左的道德则不同，如果这种道德算得上道德的话。

一方面，与传统道德相比，白左道德的最大特点，就是对社会责任的丢弃和对个人名声的追求。

就像我们所看到的那样，卢梭、萨特、掀起反战运动的美国越战逃兵和五月风暴的浪荡儿们，其思想内涵所代表的乃是对自身所必须肩负的家庭、社会责任之反抗，这些人享受到了家庭和社会对其的哺育，却不想受对应义务契约的拘束，同时还想得到更高尚的名声，于是就提出了一种不需要个体付出责任、却可以得到更好名声的新道德。

在2015年的中东难民危机中，不同道德观秉持者的不同意见和相应遭遇，实际上就体现了白左道德相比于传统道德的无成本优势：主张无限接受穆斯林难民的白左人士，本身并不承担相应的安全、经济和社会之长期责任，却能够顺理成章地折取崇高的道德美名——这种施他人之慨的背后是对国家、社区和家庭毫无责任感；而对家庭、社区和国家怀有强烈责任心的传统价值观秉持者，却不得不担忧随之而来的威胁，而且还被抨击为“纳粹”或者“法西斯”的恶名。

事实上，相比于贫困的本国民众，白左人士之所以更热衷于关注中东难民，并非源于他们的高尚，而是因为关心前者只是一种传统价值观中需要长期履行的枯燥义务——即便长久的付出也很难被视为高尚，而对远方毫无瓜葛的中东难民进行关心，就可以很容易被包装成高尚的德行，是一种通过极低成本赚取名声的道德捷径。因此，某些违背常理的现象变得顺理成章：越是远方的无关之人（物），越能够得到白左人士的关心，越是相近之人，越难受到白左人士的关注。

著名的白左人士安吉丽娜对她需要长期尽责的亲身父亲极为冷漠，却热衷于即兴扮演难民大爱者的角色。

另一方面，与传统道德偏重于默默无闻的长期付出相比，白左道德更偏重一时兴起的顺手施为和精心策划的修饰摆拍。

在传统价值观看来，没有长期具体琐碎的付出和对家庭社会责任的承担，个体几乎不可能成为传统价值观下的道德模范，所谓君子之德，“讷于言，而敏于行”，即是如此。

但是，白左的道德则完全不同。无论从各个方面来看，卢梭的真实人生都与道德无关，但是这位伟大的修辞作家能够通过感人至深的爱情小说《新爱洛伊斯》把自己刻画为忠贞不渝之人；平心而论，萨特的责任感是极为短暂的，他可以在走下一个情人的香床之后，马上给另一个女人写情书，但这位伟大的思想家则能够将这种动物一般的性行为描述为充满时尚意味的“存在主义爱情观”，甚至以此将自己和西蒙娜的淫乱修饰成令人钦佩的爱情典范；与之类似，逃避越战兵役的美国青年们则将自己的怯懦构建成对和平的向往，并大肆包装；法国五月风暴的青年们同样如此。

事实上，白左人士或许缺乏真正的责任感和勇气，但却从来不缺乏对镜头语言和修辞手法的把控能力（逃避兵役的美国青年在恢复秩序的美国军队面前）

白左道德：文明癌症的表象

传统道德则要求践行者承担对家庭、社区的责任，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付出。也只有在各个成员基于传统道德进行付出的基础上，家庭才能美满，社区才会发展，文明才有可能进步。这也是传统道德虽然枯燥无聊却经久不衰的关键。

不过，白左道德所起的作用则截然相反。作为一种低成本的道德，白左道德为那些不想做出长年累月的付出，却贪恋名声的聪明人提供了绝佳的登荣之梯。这种道德本质上是一种对社会道德资源进行透支的骗术，即投机取巧者通过鼓吹至高的道德口号，让所在社区中的其他人承担由此引发的负担，然后自己从中赚取最好的道德名声。

与懒惰之人鼓吹不劳而获的极端福利政治一样，白左道德本质上是一种自私之人宣扬不劳得誉的欺诈。如果极端福利政治是对勤恳踏实之人的剥削，那么白左道德则是对老实敦厚之人的蒙骗。因此，一个施行了福利政治的国家，消耗的是他人对国家的贡献，勤劳的人将越来越少；一个践行了白左道德的社区，透支的是他人对社区的感情，虚伪的人会越来越多。

今天的西欧社会，普通民众之所以不敢站出来反对难民政策，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怕丢自己的脸，这本质上说明其对亲人、家庭、社区和国家缺乏责任心。

因此，无论是极端的福利社会，还是白左道德，都是一个文明走向衰微时，才会出现的产物，即社会个体变得：只在乎自己的财富和名声，而不在乎家庭、社区的前途；只考虑自己的所得，却不愿意做相应的付出。在这种氛围下，文明的财富和力量就会逐渐枯竭，并终归寂灭。

魏晋之祸

五胡乱华前夕，中原士人逐渐丧失了两汉期间的使命感，其领袖人物大多对社会责任和传统道德不屑一顾，“越名教而任自然”，通过肆意妄行而相互标榜。

名臣何晏喜欢吸毒；竹林七贤阮籍的母亲死前拒绝见母，反而强求别人与自己下完棋；七贤之一的刘伶，热衷于纵酒。然而通过巧妙的修辞和标榜，这些人反而获得了传统道德坚守者难以向背的名声，吸毒的何晏被视为“可与论天人之际矣”的士林领袖；阮籍则被誉为“礼岂为我设邪”的非俗之人；刘伶成为了“纵意所如”的豪士。

实际上，魏晋风流之后的荒诞作为，本质上不过是自我放纵。而“非汤武而薄周礼”的大义、“越名教而任自然”的追求，仅仅是精于标榜者对自己放纵作为的美妙标榜。

魏晋人士喜欢相互标榜，王戎赞美王衍（著名清谈家，西晋的亡国宰辅），“（当世）未见其比，当从古人中求之。”王敦则称颂自己的堂兄：“夷甫处众中，如珠玉在瓦石间。”《晋书·王衍传》。

1917年的俄国“一号命令”

二月革命期间，为了赢得道德至高点，战胜立宪自由党，在左翼领袖克伦斯基的支持下，俄国苏维埃会议执行主席索科洛夫颁布了“一号命令”，命令允许，“俄国士兵可以拒绝军官的指挥”，“士兵的武器由士兵委员会掌管，军官无权过问”。

在这一命令的推动下，很快俄国军队就陷入了瘫痪。军人从刚开始的胸口绑着红绳，到后来的敞开军装，再到后来变成劫掠的土匪，俄国秩序与她的军队一起陷入了瘫痪，最终形成了临时政府崩溃的重要原因。

文明的天敌

世界上有很多背叛道德的恶行，但没有一种比破坏道德的恶行危害更大，白左对社会的摧残作用即是如此。

强奸、杀人、抢劫、诈骗仅仅只是违背了社会道德，但白左则是摧毁了社会道德本身。通过对自私的巧妙修辞和夸张，白左人士往往能够把自己不付出任何代价的廉价表演，包装为至高道德的体现；通过对家庭、社区价值观的肆意攻击，白左士人常常将这些最基本道德伦理涂抹成对个性的压迫和牢笼。由此满足那些投机取巧并自私爱民的聪明人，以及一心向善却单纯肤浅的蠢材，最终摧毁掉一个文明赖以维系的道德基础。

一个真正理解文明价值的人，必然能够清楚洞晓犯有此类恶行之人对社会的巨大危害。

公元前496年，鲁定公十四年，孔子任鲁国大司寇，上任七日后就将鲁国“闻人”少正卯诛杀于东观之下，暴尸三日，学生不解孔子的作为，孔子解释道，此人（少正卯）有以恶言善（五恶）、破坏世风的“小人之桀雄”，故而非杀不可；东晋名将桓温则将五胡乱华中原沦陷的悲剧归咎于西晋末年士林风气的败坏，称“遂使神州陆沈，百年丘墟，王夷甫（王衍）诸人不得不任其责！”（王衍，西晋士林领袖，擅长清谈和自我标榜）

事实上，一个文明的进步和繁荣，不仅仅有赖于她物质力量的强大，更有赖于正常的道德伦理。一个鼓励好吃懒做的社会，是不可能进步的；一个向往虚幻美好的文明，是不可能维系的。就像魏晋士人“越名教而任自然”的自我标榜一样，出于自私的白左道德本质上是文明的艾滋病，她将摧毁文明之明辨是非的本能，并使得微末小疾发展成不治之症。

所以，批判白左，不仅仅是对白左的抨击，更是对文明本身的拯救。毕竟，白左的胜利就是文明的失败，白左的失败就是文明的胜利。

左派变天代表什么生肖2

在季羡林看来，乐黛云是一个经历波澜壮阔的奇女子。但她从不沉陷于过往的苦难与斑驳，也拒绝被冠以“比较文学学科奠基人”的名号，而愿尽其所能在中西文化之间搭桥，帮助年轻人拥抱理想和追求价值。

文 / 本刊记者 邓郁 发自北京

实习记者 张紫微 彭思聪

封面图 / 本刊记者 梁辰

编辑 / 周建平 rwzkjpz@163.com

乐黛云最大的优势就在于有同理心和想象力，她是忠恕之道的完美典范。今天的年轻人因为受到太多干扰，很难做到“兼听则明”。但乐黛云身上体现着一种坚韧的价值追求。人类面临全球变暖、流行病、环境恶化、收入不平等、大规模物种灭绝、国际恐怖主义等问题，单赢模式的个人主义意识形态是一场人人皆输的游戏。我们需要的不是西方化或东方化，而是东西方化，乐黛云就是最好的例子。

——美国夏威夷大学教授、中西比较哲学学者安乐哲

保姆兼工作助手刘美珍最喜欢学者乐黛云的一张照片，是她的自传《我就是我》封底的那张：乐黛云左手叉着腰，胯微微顶着，右手自然搭着路边的指示牌，眼睛直视镜头。和旁边的自白文字气质高度吻合：

我以自己的生命在浑浊的时空中，

将各种点点线线莫名其妙地联成一片，

造就了我的历史，

这历史属于我自己。

我就是我！

“多豪迈！”在乐黛云身边待了几十年的刘美珍啧啧赞道。

一米五上下的个头，风风火火。上世纪末的北大校园里，乐黛云总爱穿着水磨蓝的牛仔风衣或是鲜红的上装，骑着一挂加重的自行车；每每去中文系上班，总要越过一个不高的小假山，上完课之后还把它推过山。六七十岁时还经常出国访学，被导师王瑶戏称为“空中飞人”。

到晚年罹患腿疾，长年在轮椅上度过，对一个习惯在外奔走的行动派，怎么也算是狠狠一击。更不用说一生挚爱、哲学家汤一介，在六年前撒手人寰。但乐黛云仍然像个暖暖的发光体，学生遇到难事，总能从她这里获得慰藉与指引。好像90年前西南边地明媚的阳光洒在她身上，照耀了她一辈子。

那不是“事了拂衣去”的超然，而是一种“表里俱澄澈”的开明。不说话时，她习惯头微微朝一边斜着，时间长了手便托着腮，春风般漾开的笑脸满满的福相；一开口，仿如从口腔后部发音，吐字温和而又铿锵，即便是说起再大的坎儿，眉头微皱过，嘴角又一扬，一口洁白的牙如乖孩子似的在嘴里排得齐整。

“假的，呵呵，这年纪哪还有好牙。”她向赞她的年轻人说出真相。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洪子诚称这位年长他八岁的前辈不做作，较少“面具意识”。用乐黛云自己的话来说，“情绪型、易冲动、不善计谋。”这性子也令她饱受风暴席卷、打击，二十余年的光阴扔在荒山、水田和前路茫茫里，一度心向五柳先生。

年过半百之后，云开雾散，她远赴哈佛求取新知，重塑中国比较文学学科体系，为当时板结的学术状态注入活力，此后提出“新人文精神”，推崇跨文化对话，打造心目中“和而不同”的理想世界。

学者陈平原说她，“出道很晚，那是时代的缘故，个人做不了主；可一旦有了机会，就狠狠地抓住，一路狂奔，再也不肯撒手。”

“生命应该燃烧起火焰”

中国社科院外文所青年学者张锦十多年前刚考上乐黛云的博士生。她一直留着一封老师给她的邮件。“乐先生那时已经快80岁了，她跟我说她年纪大了，可能在功利的事情上帮不了我多少，可是我们可以一起尝试为人类做些好事。”

看到这句话，张锦有点懵，那是在她25年的人生词汇簿中从来没有过的句子。“它是那么真切，甚至牵动了我对曾经生活在中国革命年代的文人对世界和人类热情的想象。”

想象与现实都真切地存在过。

乐黛云生于贵阳一个富足的文化家庭。有一个爱读济慈、华兹华斯，手提文明棍，拉提琴，换邮票，在报上骂军阀的新派父亲；母亲是当年女子师范艺术系的校花，常以《浮生六记》的女主人公自况。但在那美丽恬静的童年牧歌生活里，母亲也时刻教导乐黛云自立自强，让她懂得“依靠别人是非常痛苦的事”。

1935年，乐黛云与父亲 图/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提供

她因此坚信一个人活着应该有目的，有贡献，“不能关起门来活一辈子。”

尽管双亲疼爱，那股“要冲出门去”的火，还是在17岁时烧得炽热。

她被北京大学、中央大学、中央政治大学等五所大学录取，一心念想的却是离家最远的北大。

“当时只是一心一意要北上参加革命。其实，我并不知革命为何物，只是痛恨衙门。每年去官府替父亲交房税、捐地税，烦透了。”投奔共产党闹革命，在她看来，多么正义、英勇。浪漫新奇，又神秘。

几经争吵、恳求，甚至以死相胁，父亲终于同意她离开贵阳，但只能到南京上中央大学。还是母亲更体恤和理解，给了女儿10块银元，默许她到武汉后改道去心仪的“梦校”，她一路颠沛，终于迈进京城之门。

那是1948年，连续剧《北平无战事》剧情开展的年份。半个多世纪后，乐黛云一度每晚边泡脚，边追这部剧。别人看的是敌对双方的殊死较量，她咀嚼的，或许是自己如火般的青春。

爱读《简爱》《无名的裘德》和俄国小说的她，毫不犹豫地选择了英文系。不料入学考试的一篇作文《小雨》获得沈从文青睐，点名她读中文系。正规的大一课程仅仅维持了五个月，却够她品上一辈子：沈从文的国文（兼写作）、废名的现代作品分析、唐兰的说文解字、齐良骥的西洋哲学概论，各有所长，妙趣横生。

上废名的课，乐黛云最喜坐第一排，盯着先生那奇古的面容，浮想联翩：

想起他的“邮筒”诗，想起他的“有身外之海”，还常常想起周作人说的他像一只“螳螂”，于是，自己也失落在遐想之中。现在回想起来，这种类型的讲课和听课确实少有，它超乎于知识的授受，也超乎于一般人说的道德的“熏陶”，而是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爱心”、“感应”和“共鸣”。

1949年1月以后，年轻的乐黛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的地下组织，成为民主青年同盟的成员。新生居住的北大四院就在印刷厂附近，她和单线联系的“上级”常在深夜月光下，借电筒的微光校对新出版的革命宣传品，心潮澎湃。

他们还曾受命去劝说老师们相信共产党，不要去台湾。乐黛云去到的正是沈从文家。“最深刻的印象就是他的妻子非常美丽，家庭气氛柔和而温馨。他平静而不置可否地倾听了我们的劝说。我当时的确是满腔热情，对未来充满信心。”

因为表现良好，她曾上天安门城楼向检阅全市青年的刘少奇献花；“当纺织女工郝建秀第一次来北大讲述她改造纺织程序的雄心壮志时，当彭真市长半夜召见基层学生干部研究北大政治课如何改进，并请我们一起吃夜宵时……我们只看到一片金色的未来。”

1950年，在布拉格世界学生代表大会上（前排右二为乐黛云） 图/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提供

人生的第一个高光时刻很快到来。作为北京学生代表，她参加了在布拉格召开的第二届世界学生代表大会，并在苏联待了近20天。

抵达莫斯科，团长下令不许单独行动，不得擅自离开下榻的国际饭店。可当晚10点，按捺不住的乐黛云和团友柯在铄还是偷偷下楼，溜进了就在附近的红场。他们一口气跑到列宁墓，乐黛云在偶像的墓地前屏住呼吸，“说不出一句话，只感到灵魂的飞升！”

1950年在莫斯科列宁博物馆（左一为乐黛云） 图/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提供

她的学生、北大中文系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教授张沛提到导师当年怀着英特纳雄纳尔之梦，“虽九死犹未悔”，颇为感慨：“乐老师跟我说过，1941年贵州大轰炸，她不到10岁，身上背着竹篓，里面是她弟弟，她一路奔跑躲避日本侵略者的飞机轰炸，那种家国情怀是超出我们想象的。少年时期的理想，青年时期的实践，已经深深烙进了她的精神生命里，无法摆脱。”

轰轰烈烈的欧洲行结束，办事处主任吴学谦告诉乐黛云：“留下来，将来可以上莫斯科大学。”那是无数青年心中向往却不可得之地。但乐黛云还是选择了随团返回。之后，她在北大求学、工作、退休，除了下放岁月外，一生再不曾离开。

“归隐”之念

美国历史学者、半生好友舒衡哲（Vera Schwarcz）称乐黛云为“左派”。“这不是政治上的指涉，而是一种坚定。哪怕后来她的学生都有些颓废的转折时期，她依然对中国前景怀有信心。你说那是信仰吗？很难这么定义，我更愿意说是忠诚于她内心的理想。这种理想主义敦促她一直保持行动，一直要做事情。”

要做事情，而且往往“出格”，不留神时便翻了跟头。只是无论是乐黛云还是她的家人，都没想到时势变化如此之快。

毕业后，乐黛云选定现代文学作为研究方向。导师王瑶半是劝告半是敲打：“现代史不好做。有些事还没有定论，有些貌似定论，却还没有经过历史的检验。何不去学古典文学？至少作者不会从坟墓里爬出来和你论争！”乐黛云反问：“先生何以从驾轻就熟的中古文学研究转而治现代文学史呢？”

1976年，和老师王瑶先生（右一为乐黛云） 图/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提供

在“反右”中，乐黛云被戴上“极右派”的帽子，开除公职，每月16元生活费，发配到90公里外的门头沟东斋堂村劳动。

东斋堂地处山沟中，没有平坦成片的田野，只有在大山边上开垦出来的狭长小片土地。乐黛云先被安排和两位下放女干部同住，后来和一位大娘、一位大爷同睡一炕。

她后来带的硕士生、中国社科院研究员王达敏前些年曾经去斋堂村寻访。大爷大娘的土炕房依然还在，只是破败不堪，“墙里墙外都是土，房子扭扭歪歪的。”他遥想导师当年如此“煎熬”，乐黛云的回忆却是另一番光景：

“没有粮食，就整天拿着棍子赶着四头猪到处找吃的。那时候下放的干部说，你养这四头猪要创造一个奇迹，就是没有粮食也能把猪养大、养肥，过年的时候大家能吃上猪肉。这是给我的任务。所以，赶着这几头小猪到处走。那时候核桃树特别多，地里有很多核桃、花生什么的，养这个小猪也不用费多少时间，我就在山上拿着英文小字典学英文，然后唱唱歌，觉得也很自得其乐。”

1960年，在斋堂村下乡劳动中的乐黛云与同住的老大娘、老大爷 图/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提供

有过相仿经历的学者洪子诚不止一次听乐黛云说起，她那时常有这样的念头：能有间茅草屋，房前种豆，房后种瓜，养鸡养鸭，便满足了。那似乎是在表示“扎根”农村的决心，又像是检讨“消沉”的思想。

信任

乐黛云的公公、国学大家汤用彤珍爱这个媳妇的耿直纯真，也包容过她热烈到极致的“阶级激情”，因此也很困惑：“这个年轻小孩一向那么革命，勤勤恳恳工作，还要跟资产阶级家庭划清界限，怎么会是右派呢？”

1952年9月13日，乐黛云和汤一介的结婚典礼在小石作胡同汤家举办。那是一个大院落，有二十多间房子。发表结婚讲话时，乐黛云大大咧咧地表示，很愿意进入这个家庭，父母都非常慈祥，但还要注意划清同资产阶级的界限。后来想到这些话她都有点脸红。但“两位老人非常好脾气，丝毫不动声色，还鼓掌”。第二天，公婆在旧东单市场森隆大饭店请了两桌重要的客人，宣布儿子结婚，乐黛云和汤一介商量后以不去赴宴来抵制这种“非无产阶级家庭的做法”。这一回，二老依然没有怪罪她。

1969年，乐黛云、汤一介与女儿汤丹、儿子汤双合影 图/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提供

下乡去斋堂时，他们的第二个孩子汤双刚刚出生。还在黄村搞“教改”的汤一介，和妻儿、父母天各一方。汤用彤最不愿意求人，那回也违心地找了彼时的北大副校长江隆基，说孩子正在喂奶，为了后一代，能不能缓期去劳动，善良的江隆基同意让乐黛云喂奶到孩子八个月。刚到期的那一天，下乡通知立即下达。

踽踽独行的乐黛云从后门离家而去。偶回头，看见公公隔着玻璃门，向她挥了挥手。

村子里的乐黛云活得依然昂然。右派们多数低眉下眼。乐黛云偏不信，成天挺着胸走路，有时还戴着一个大花巾。她从不认罪，也以为很快能平反——不成想“右派”帽子一戴便是二十余载。

就算给自己打气，还是体会到了何为“朝为座上客，暮为阶下囚”。“好多人对你冷眼相看，突然另外一副面孔。觉得很没劲，很邪气的。”还好分开时汤一介每周都给乐黛云写信，信中始终称呼她为“同志”。为此落了个“与右派老婆划不清界限”的警告，但他不改其衷。

动荡终于结束后的1970年代末，来华学习的舒衡哲成为第一批到中国的美国留学生，之后主攻五四时期文人口述史的她不时到汤家做客，多少会感受到汤一介身上的消沉和感怀。“乐黛云更坚强，更determined（决然）。她总是说，往前走，不要向后看，这是她对自己的要求。历史的回忆当然重要。但她不会陷在其中，她身上有一股力量。”

“没有一步路是白走了的”

国内的好友、学生，则极少听到乐黛云袒露她在那20年跌宕里的心情。今年春出版的《九十年沧桑 我的文学之路》里，有少数几篇有所提及——不过也是多年前早已写就的内容重新编排，适合对乐黛云不甚了解的读者阅读。

“也许我在未来十年，会开始写写我的‘负面人生’吧。”5月9日，在北大中文系特地主办的乐黛云新书研读会上，主人公朗声宣告，在座者莫不期待。

“负面意味着什么？”一周后的采访中，我问她。“犯过的错，痛苦和磨难？”

“对。”但这位世纪老人转而道，“也不一定写得出来，可能就写不出来了。”

“回忆总是很痛苦的，我现在还没下决心来写，因为也要触碰到很多人，要触碰到很多心灵上不想谈的事情，但要不（碰）就不真实了，就没有什么意思了。”

她并未完全把那段记忆尘封。上世纪80年代初去哈佛访学时，朋友卡洛琳告诉乐黛云，美国的银行有一种服务，你可以在那里租一个小信箱，把你的秘密放在里面。在卡洛琳的鼓励和帮助下，两人一个口述，一个英文书写，开始合作《面向风暴》（To the Storm）。当时乐黛云并没有打算出版，只是想把那异常特殊的20年记录下来。

无论多激烈，多狂暴，

我将迎接不断临近的暴风雨，它将唤醒人民……使他们得到新的觉醒；

暴风雨将把一切洗净，也洗净我的灵魂、我的意志、我的心。

——乐黛云《致暴风雨》

就在回国前夜，乐黛云和卡洛琳决定将这本书交给美国加州大学出版社出版。为书作序的国际友人约翰·S·塞维斯（谢伟思）指出：“她在这首诗中说出了自己的想法（因为早早烧掉了诗稿，她自己也不太记得确切的字句）。那不是惊恐或畏惧的呼喊，因为她无所畏惧。这本书远非只是个人苦难遭遇的记述。乐黛云抱着深切的理解之心,诚实地讲述了自己的故事……我们看到一位知识分子，蕴藏着无限的勇气与力量，刚毅坚忍；我们看到一个女人，她永远不惧威胁，经受了种种难以置信的磨难，艰难地维持着家庭，全力保障儿女的前途。终于，在‘一步一个脚印’地走完这一长段路之后，她依然能够宣称‘没有一步路是白走了的’。她对祖国的热爱、献身于国家未来的赤子之心一如既往。当最终恢复名誉，组织提出恢复她的党籍时，她接受了。”

对鲁迅、尼采的“翻转”解读

乐黛云一直难忘汤用彤赠她的“沉潜”二字。“他说，沉，就是要有厚重的积淀，真正沉到最底层；潜，就是要深藏不露，安心在不为人知的底层中发展。我习惯于什么都从心里涌出，没有深沉的考虑；又正处于见不到底的‘摘帽右派’的深渊之中，心里不免抑郁。‘沉潜’二字正是汤老先生对我观察多年，经过深思熟虑之后，给我开出的一剂良方，也是他最期待于我的。”

汤用彤有一次对儿媳提到《诗经》中的一句诗：“谁生厉阶，至今为梗。”乐黛云不知道是哪几个字，更不解其意。汤先生很惊讶，说你《诗经》都没看过一遍，连《诗经》里面这两句最普通的话都不知道，还算是中文系毕业的？乐黛云回答，“我们上学的时候成天搞运动，而且我是搞现代文学的，老师没教过这个课。”这件事让乐黛云备感耻辱，从此发奋，开始背诵《诗经》，并痛悟到，作为一个中国学者，做什么学问都要有中国文化的根基。

汤用彤先生和夫人 图/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提供

当过猪倌、伙夫、赶驴人、打砖手的乐黛云，终又回到学术岗位。沉潜之后的爆发，首先在她对中国现代文学的授课与创新解读上。

上世纪70年代中期，北大先是来了朝鲜和非洲学生，后来欧美留学生也多起来。教什么，怎么教？别人怕惹麻烦避之不及，还未完全“摘帽”的乐黛云却不在意。

为了讲课，她突破当时教中国现代文学的僵死模式，大胆给留学生讲起了徐志摩、艾青等“资产阶级”作家，也由此深入研究西方文学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影响，在中国如何被借鉴和吸收，又如何被误解和发生变形。在学术界多年未曾被研究的这些问题引起她极大的兴趣，并改变了后半生的学术轨迹。

起点始自她认为“20世纪最了解中国”、素来被她视作观察事物坐标的鲁迅。

早在50年代中，乐黛云就曾发掘出，鲁迅的早期论述对中国民众的主体精神提出过一些独到的见解。其《文化偏至论》中说无法在“千万无赖之尤”中建立新制度，要唤醒民众的内在自觉；《摩罗诗力说》提出以“摩罗诗力”增强国民内心的思想力量；《破恶声论》反对人云亦云。

20世纪八九十年代，她先后编选了两册海外鲁迅研究论集，尤其是收入夏济安、林毓生、李欧梵、丸山升、竹内实、普实克等人文章的《国外鲁迅研究论集》，这些论文把鲁迅和一些表面看来似乎无关联的西方知识分子如布莱希特、萨特等人比较，指出他们都甘愿牺牲舒适的环境换取不确定的未来；他们都不相信未来的“黄金世界”会完美无缺；也不想从他们正在从事的事业索取报偿；他们理性的抉择都曾被后来的批评家们误认为一时冲动或由于“绝望”，甚至是受了“革命”的“蛊惑”。读到此书的洪子诚感觉有打开“新天地”的冲击。

乐黛云预感到，对并无直接关系的不同民族文学进行研究——即“平行研究”——的巨大可能性。1987年，她所著《关于现实主义的两场论战——卢卡奇对布莱希特与胡风对周扬》，即按此思路而写。

2021年5月9日，乐黛云教授《九十年沧桑》研读会在北京大学举行。北京大学中文系洪子诚教授（右）、戴锦华教授（右二）在会前与乐黛云教授叙旧。中国社科院外文所学者张锦（左一）全程照护 图/本刊记者 梁辰

乐黛云发表在《北京大学学报》的《尼采与中国现代文学》，也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在乐黛云的笔下，一贯以“法西斯思想的先驱”、宣扬“弱肉强食”的“权力意志”形象出现的尼采，成为质疑旧价值观的偶像破坏者，成为一个“超越平庸”、精神健康的“超人”形象，并且大胆肯定尼采对鲁迅思想的影响具有积极意义。

为何要写尼采？或许正是研究者的某种心理投射。乐黛云说过，尼采否定一切，重新评价一切，对她也是很大的一种号召。“不能就那么随便过去了，应该重新来估价我们所做的事情。”

对尼采的研究给她带来了新的学术研究契机。因为她的文章，哈佛燕京学社为她提供了到哈佛进修访问一年的机会，之后又在加州伯克利大学从事了两年的研究。也是在美期间，乐黛云将比较文学立为终生志业。

寻找和了解中国的龙

1985年，“北京大学比较文学研究所”（以下简称“比较所”）成立。同年“中国比较文学学会”在深圳召开首届年会。当时参加会议的有一百二十多人，大家戏称“黄埔一期”。

因为是跨省和全国级的组织，比较文学又涉及“国外”，审批碰了许多钉子。乐黛云各种跑腿求人，直到通过季羡林找到胡乔木，才拿到国家体改委（而非教育系统）的批件。“这样一个学科和学会的创立，都打着经济体制改革和时代变幻的深刻印记。”比较所现任所长张辉笑道。

1985年，乐黛云与季羡林先生在中国比较文学学会成立大会上 图 /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提供

有人说风凉话：乐黛云西方文学也不好，中国文学也不怎么样，所以投机去搞比较文学，好脚踏两只船。她只觉好笑又冤枉。

张辉至今还能背出，乐黛云在《文化更新的探索者》一文中引用陈寅恪的话：“李唐一族之所以崛兴，盖取塞外野蛮精悍之血，注入中原文化颓废之躯，旧染既除，新机重启，扩大恢张，遂能别创空前之世局。”在他看来，乐黛云身上也流淌着一股子“野蛮精悍之血”。

当时乐黛云受聘担任深圳大学中文系主任，汤一介则在该校兴办国学研究所。夫妻俩自此来往于广东和北京，南北各住半年。

那几年，乐黛云忘我地投入专业。她在北大开设了《比较文学原理》《20世纪西方文艺思潮与中国现代文学》《马克思主义文论在东方和西方》《中西比较诗学》等新课，出版了两部专著，还陆续主编了《世界诗学大辞典》、“中学西渐”和“跨文化个案系列”丛书。

任教于罗格斯大学亚洲语言文化系的学生宋伟杰回忆，乐黛云曾带领大家探讨梁启超《欧游心影录》对西方“物质疲惫”、文化危机的过度诠释；鲁迅、王国维著述中的西方影响（尤其是尼采、叔本华）；茅盾对权力意志的创造性误读并为弱势的中国发声，近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危机意识与思想传承，以及东西思潮、比较视野、跨文化交流的精彩个案……如若适逢出国访学，往往会带回像哈佛刚出版的《比较文学概论》这样的前沿理论和资料，令学生耳目一新。

2011年，乐黛云与学生刘耘华、张沛、张辉、张旭春（从左至右） 图/北大比较文学所提供

比较文学是不是就是有关不同国别与民族文学之间，X与Y的对比？它与普通读者的关联度在哪？这是令不少人困惑的问题，但要回答它以及看待乐黛云对学科建设的贡献，显然要回到三十多年前的语境里。

在乐黛云看来，中国比较文学的产生与欧洲不同，它首先是一种转型时期的观念和视野：中国文学的封闭状态终结，开始自觉地融入世界文学之中，与外国文学平等对话。

学生张沛羡慕自己的导师。“80年代她重新走上教学岗位，焕发学术青春，而那个时代也给予了这种想象的可能，那就是，一个人文学者，可以把我和祖国的未来，紧密结合在一起。”

哪怕，比较文学因此成了“中西文化解调器”，被附着了太多超学科的意义。“我们把对今天和未来的想象投射到了西方身上，特别是欧美国家，中国未来会变得更好吗？中国应该怎么办？乐老师的学术研究一直带着深深的问题意识。中国人对西方的重新了解经历了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我们自身也面临着某种深刻的调整与内在变化。”张沛说。

七百多年前，意大利人马可波罗来到中国时，到处寻找欧洲的独角兽——在西方文化看来，这种白色动物是美好和善良的象征。遍寻不得之后，他宣布犀牛就是中国的独角兽。

1993年，乐黛云在北大与“独角兽与龙”国际研讨会参会者合影(前排左四为汤一介、左六为王蒙、左七为埃科、右二为乐黛云) 图/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提供

1993年，意大利学者翁贝托·埃科（Umberto Eco）抵华交流。在一次学术报告中，他申明他和他的祖先不同，他来到中国不是为了寻找独角兽，而是为了寻找和了解中国的龙。他坚持西方有西方的独角兽，东方有东方的龙，不能强求一律。这与乐黛云倡导的“多元文化、跨文化对话”不谋而合。

那年夏天，在埃科的倡导下，中西学者尝试共同考察、重走“丝绸之路”，乘火车途经西安、敦煌、吐鲁番最后到达北京长城的旅程，大家乘兴而走，发现和探讨中西文化与民间活动中的各种误读。法国学者雅克·勒高夫在后来推出的《独角兽与龙》一书中撰文总结：“我们要为不同文化间的成见、误解和互不相知列一张清单，这些是必须推倒、绕过或者使之可以逾越的墙。让我们证明墙不是保护自身文化最可靠的方式。”

普及与搭桥

与此同时，一个“体制外的大学”也在酝酿筹谋中。

而今，在北大邱德拔体育馆和马克思主义学院之间，夹着一栋小小的灰色古典建筑。大门外的空地，右边为一尊老子汉白玉石雕像；门左边一块木牌上书“治贝子园”，那是季羡林的手迹。

治贝子园本是乾隆后代载治的别业。因为疫情和停水电维修，园门紧锁，有点寥落。少有人知道，这里是中国文化书院的办公场所。

如果说“学衡派”以文化启蒙作为改良社会的正确途径，近百年后，汤一介及一众同道创立的中国文化书院（以下简称“书院”），则是另一种启蒙实践：既希望“将文化普及到所有人中去”，也致力于研究中国文化如何挣脱其传统形态，蜕变为现代形态。乐黛云也在彼时提出，21世纪的新人文精神提倡的是东西方文化的互补，尊重他者和差别。“文学不应该只是关在象牙塔里的欣赏。个性化的文学也必须和周围的人有关系，要有历史担当。”

位于北大校内的中国文化书院 图 / 张孟浩

《80年代的中国文化书院》一书记载，“创院五老”为梁漱溟、冯友兰、季羡林、张岱年、任继愈；而汤一介、庞朴等中间一代学者则作为书院中枢，负责沟通上下与内外。原本，学术大家们各做各的学问，还不太习惯以团体的方式介入学术活动。“汤一介就像一个黏合剂，能够出来想办法沟通大家。”现任中国文化书院副院长陈越光说。

从事儒学和佛学研究的汤一介崇尚兼容并包，他为书院请来的开讲导师，既有维护传统文化的梁漱溟、崇尚马克思主义的谢龙，也有新儒家代表杜维明、哲学家和美学研究家李泽厚、历史学家魏斐德、建筑学家吴良镛等等。

1985到1986两年，仅仅一个两年制的“中外文化比较研究班（函授）”就拥有1.2万注册学员。首位开讲的导师，是92岁的梁漱溟，主题为“以物驭人的西方文化将会让位于以人驭物的东方文化”，这也是他自1950年代后第一次公开出来演讲。面对挤满会场的两百多名学员，梁漱溟先生坚持站着讲了近两个小时，他说：讲课者站立，这是规矩。

乐黛云三次去各地面授，接触的学员大多是中小学教师、文化和宣传口的中下层干部，也有农民和复员军人。有人扛着一口袋干粮，或背着装着纸笔和几本书的土布书包来了，不愿为床位花钱，就铺张草席在房檐下睡觉。问到几个江西学员干嘛来，他们答，“现在只能听见现代人的话，我们想听中国过去的人讲的是什么，老一辈的话什么样。”

1971年，在南昌为工农兵大学生购买书籍的乐黛云 图/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提供

在长沙岳麓书院，乐黛云为学员讲解“弗洛伊德在西方文化发展中的意义”。跟朱熹同在一处讲学，讲的内容却相差万里，她觉得很有意思。“文化就是这么传播的，你能做一点什么事，就做一点什么事。我们当时的理想，就是给中国没有机会正规上学的人，传递一个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视野。”

但在那堂课的课后讨论中，学员几乎都认为以“超我”的“道德原则”来压抑“自我”的“利害原则”和“本我”的“快乐原则”是天经地义的事，否则就会你争我夺，天下大乱。乐黛云由此感触，真正使中国传统文化现代化谈何容易。

她既不赞同鼓吹“返回传统”，以致“否定五四”的主张，也对当时盛行于文艺界的“寻根思潮”有不同看法。她认为传统就存在于每一代人的不同诠释中，它不是一种封闭的“既成之物”，而是开放的、不断变化的、正在形成中的“将成之物”。

上世纪90年代，乐黛云已注意到，以白璧德为师，由哈佛归来的陈寅恪、汤用彤、吴宓等人组成的“学衡派”倡导“昌明国粹，融化新知”，也为东西方文化的汇通开辟了一片崭新的学术空间。在她看来，他们并不是僵化的政治保守主义，而是鄙弃一味“顺应历史潮流”，反对“窥时俯仰”，认为真正的豪杰之士是苏世独立、横而不流的。乐黛云是国内较早提出要重估《学衡》的学者。对史料的全面阅读和她发表的《世界文化对话中的中国现代保守主义———兼论〈学衡〉杂志》一文，也是她学术思想的一次转折。乐黛云由此与过去支配她的、趋于激进的泛情主义决裂，转而更全面和冷静地看待历史。

此后数年间，中国文化书院逐渐淡出公众视线，但汤一介念念不忘要办一所民办综合性大学，并为此做了完整的设计，但因为各种原因并未实现；他还曾郑重考虑过建设“无墙大学”（消除门槛）的愿景。乐黛云则与法国学者合作，创办了《跨文化对话》杂志，她称之为“讨论真问题的国际平台”，也是搭建在中西方高校和知识分子之间的桥梁。该刊副主编金丝燕介绍，埃科、程抱一、弗朗索瓦·于连等学者都曾在这本刊物上发表文章，布尔迪厄、德里达等思想家的作品也曾被译成中文发表。

2021年5月9日，参加《九十年沧桑》新书研读会的嘉宾合影。正中坐者为乐黛云，前排站立者左三、左四和左五分别为北大副校长王博，洪子诚与戴锦华，右一、右二为张沛、张辉。后排站立者左一、左三和左五为张锦、王达敏和陈戎女 图 / 本刊记者 梁辰

80岁之后，乐黛云的发言越发坦率直接。她认为对话应是一种面对面的平等关系，而非我的思想把你覆盖、同化。她认为要“尊重别人的思想”，既反对“欧洲中心论”，也不赞同“东风压倒西风”之说和“东方中心主义”。

与陈越光提到这点时，他忽然肃然。“是的，我们当然应该深入去理解网络上极端民族主义背后什么是合理的东西，要理解背后内在的历史合理性。但通过暴力能有一个好的未来吗？当然不能。在这个意义上来说，在跨文化的文明对话中，更能有自我尊严的肃穆感，而不是靠一个一个盲动的青年喧嚣武力。所以更好地读懂像乐黛云这样的人，了解他们在苦难中坚守什么、宽宥什么，以及做什么样的行动，非常重要。”

事不避难，义不逃责

乐黛云喜欢阅读，天文地理、科学探索，无所不涉，对新知的了解、把握和吸纳，甚至强过许多比她年轻几代的人。

她的学生、北京语言大学教授陈戎女讲过一个故事。她有个硕士生，论文打算写《真三国无双》游戏方面的论文，那是陈戎女本来要“毙掉”的题。乐黛云却表示赞赏。“可以去了解下，年轻人关心什么，他们为什么喜欢玩”。陈戎女也由此意识到，日本游戏开发商把日本年轻人对中国古典文化的迷恋，融入到当代文化产品里，这里头的确有跨文化理解和跨媒介的意义在。“乐老师的视野从不固化，从不会对某一个领域强行拉闸。”

“有人觉得，今天已经不是一个有大问题的生长空间的时代。您怎么看？”我问乐黛云。

“有人要觉得它是一个这样的时代，它就是。今天发布的消息你们都看到没有？就是宇宙线怎么成长起来的？（采访当天，国家高海拔宇宙线观测站在银河系内发现大量超高能宇宙加速器和人类观测到的最高能量光子。）这个问题已经有了很大的突破。这种问题非常重要，但关注的人不多。”

当年创办比较所，乐黛云心中对标的理想是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研究所，“他们一直跟进最前沿的对话和理论的开展。学生的思想也很重要，往往是最新的、最先进的。”

但她拒绝弟子成为自己的使徒。“她是自由的，也让弟子们自由。在乐黛云先生的客厅里，每一只小鸟都在歌唱，发出自己特色的嗓音。”她的学生、中国社科院外文所所长程巍这样写道。

乐黛云的客厅/书房，晚年她曾学习古琴 图 / 本刊记者 梁辰

乐黛云心里有杆秤，她把优秀传道者的作为比作“塑魂”。她与学生之间，也是靠做事情，把大家聚在一个领域、一个个事件里，形成了越来越强的黏性。

这道理，年轻时的陈戎女并不很明白。等到自己也成了别人的导师，她越发看懂，乐黛云带领大家做的项目，不是今天“项目化生存”的概念。“既自由，又有号召力。所以我现在办杂志、带学生，形成一个小小的学术共同体，相互支持和滋养，传递精神性的力量，我知道这一切是从哪里来的。”

在张沛、王达敏等人心目中，主张多元的乐黛云绝对不是相对主义者和“无可无不可”的人，“她内心其实是很方的，外圆内方”。在很多人变成乡愿，“自由精魂”甚至变成暗流的时刻，乐黛云和丈夫依然会仗义执言。正如汤一介祖父汤霖的十六字家训：“事不避难，义不逃责，素位而行，随适而安”。

1999年，钱理群参与中小学语文教育改革，遭到大范围的批评。因涉及他的周作人研究与沦陷区文学研究，批评声一直持续。乐黛云和汤一介挺身而出，以后者的名义，在《群言》杂志发表了《“恒称其君之恶者，可谓忠臣矣”》一文，公开为钱理群辩护。

过去的二十多年里，她还不断撰写回忆录，担忧北大精神的衰落，即便是母校的各种纪念活动日，也不忘提出逆耳忠言。在最近的一篇里，她这样写道：“北大最值得珍惜的传统，是在一代一代师生中保存的那样一种素质：用以调节和过滤来自外部和自身的不健康因素，在各种纷扰变化的时势中，确立健全性格和正直的学术道路的毅力。这种素质的建立和传递，可以肯定地说，不仅来自于成功与光荣，也来自于我们每个人所经历的挫折。”

2021年5月9日，钱理群教授在乐黛云新书《九十年沧桑》研读会上发言 图 / 本刊记者 梁辰

张沛对此心有戚戚焉。采访时他有感而发，“大学特别是北大清华，不是单纯为社会服务，捧场叫好的。如果高校要保持一个抱着建制理想的批判现实主义者的姿态的话，那么必须首先有权利，第二有责任给出有足够价值的批判性的意见。”

在新书研读会上，张沛最后发言，既有对导师的尊崇，也有自我教育和鞭策之意。“时代留给乐老师的窗口期太短暂了，不可不谓遗憾。‘君子而时中’，‘逝者如斯夫’，作为新青年文化的人格象征，乐老师晚年始终有着一种未完成感。但任何人，若能将真实的生命经验，纵身入时代的洪流，在这一试金石上检视自身成色，留下此在的痕迹，此即为真学问也。”

转识成智觉有情

2021年四五月间，沿着未名湖后湖步行至朗润园小径深处，柳条轻垂。盛放着鲜红月季，修着木头栅栏和斜坡的一楼某家阳台，便是乐黛云家。半生挫折过后，“随适而安”的汤一介和妻子在此度过了他们一生中最平静的日子。

早年的田间劳动给乐黛云留下了后遗症。二十多年前，膝盖生骨刺的她便不能再健步如飞，再往后，髌骨软化，半月板磨损，越发不佳。但凡有闲暇，汤一介总是扶着她坐上轮椅，推到湖边的墙根或是柳树下，两人肩靠着肩，谈天说地，坐看风卷云舒。

当年两人定情拜两根青草所赐。上世纪50年代初在南苑农场劳动，中午坐一片草地上休息。乐黛云穿了一条带兜的工装裤。汤一介摘了两根小草装她兜里，说了一句话：“我这就交给你了。”乐黛云说：“那好吧！”一个重儒家、讲规范，一个求自然放达，就这么好了六十来年。

汤一介先生属兔，乐黛云每次出差都会带回来一些兔子形象的纪念品，现在仍摆放在家中 图/本刊记者 梁辰

夫妇曾有约定：不论去哪里，都会给对方买上生肖玩偶。于是，卧室的玻璃柜里，兔子和羊的纪念品林林总总，占了两层。“不过还是我买的兔子更多啰，他给我买的多半是大件，照相机、电脑这些，去瑞典还买过很贵的丝巾，所以还是我赚啰，呵呵……”纪录片里，乐黛云调侃着身边拘谨害羞的伴侣，心满意足。

结婚纪念日一定去西餐厅过。金婚纪念，则碰巧在开会的波罗的海海边共度。这种仪式感让洪子诚听得感动莫名。“我一辈子好像也没有这样一种深情厚意。我慢慢知道，乐老师她不光是观念上的理解，而且是一种非常生活的人情、人性的支持，（对汤先生和身边人）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力量。”

一次，张锦无意中跟乐黛云说了韩剧《来自星星的你》，“我还（不太准确地）说到，在那个韩剧的爱情中，来自外星球的男主角是不会死的。结果乐老师当即说：那我要看，希望汤先生也跟那个外星人一样。”

舒衡哲毫不掩饰她对这对夫妇的深情。刚来北京时，她生病了，乐黛云送她一朵黄玫瑰，她回赠一本尼采的书，两人进入了彼此的历史。舒衡哲写的书里也包含了乐黛云的生活经验。

乐黛云与《面向风暴》一书的合作者卡洛琳·威克曼博士，右一为舒衡哲，1988年摄于波士顿 图/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提供

“我特别怀念老汤的智慧，怀念他的真诚和他极大的热情，将他作为我在中国的第二个老朋友。而乐黛云将永远是第一个——和她在一起，我可以毫无保留地吐露我的心声。”

在她眼里，爱浪漫、爱跳舞的乐黛云有艺术家的气息，丈夫和公公则是维持她持续行动并保持天真的力量。“汤一介去世，对她一定是最大的失落。尽管（家里和外面）有雕像，但那不是和他一起。他那么睿智，那么幽默，和她那么不同。两人就像阴阳，谁是阴、谁是阳，并不太清楚，但他们从彼此身上吸收能量。汤一介并不要别人膜拜他。但他们可能慢慢变成了别人崇拜的对象。我想乐黛云更渴望的是获得理解。”

乐黛云80岁寿诞时，汤一介为她写道：“摸爬滚打在他乡，翻江倒海开新章。东奔西跑一梦醒，转识成智觉有情。”

有媒体报道，夫妇俩卧室书桌旁橱柜柜门上曾贴着两张纸条，右边写着“常用食品”，左边写着“非常用食品”。乐黛云好吃零嘴，右边柜子里放着的巧克力、饼干、芝麻酥，都是她的所爱；左边柜子里则是她时常要服用的一些药品。汤一介特意把这些东西放在柜子的第二层，他总是叮嘱儿女说：“妈妈腰疼，放得高一点儿，妈妈好拿。”纸条的字，也成了他留给妻子最后的墨宝。

他们的儿孙如今都在国外生活。毕生致力于传统文化研究的汤一介曾有些难过，“我的儿子、女儿、孙子都成了‘外国人’，文化就断代了。”乐黛云倒觉得不必那么悲观。“以后人都成为世界人了，他们也是世界人的一份子。不管在哪，他们的基因是中国的。你不一定要考虑他是不是中国人，这都不重要，而要看你的思想是怎么活动的，是不是按照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来想一些问题……大家同属于一个世界，在往前走。”

2014年，汤一介仙逝，乐黛云写下：“未名湖畔，鸟飞何疾，我虽迟慢，誓将永随”，署名“你的小黛”。

2005年，乐黛云与汤一介在未名湖畔 图/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提供

那个旺盛、蓬勃的女人，如同季羡林笔下的二月兰，看似貌不惊人，然而“只要有孔隙的地方，都是一团紫气，间以白雾，小花开得淋漓尽致，气势非凡，紫气直冲云霄，连宇宙都仿佛变成紫色的了”。

再盛放的生命也敌不过自然规律。几年前，因为夜间不愿麻烦人，乐黛云跌伤了几次，还经历了骤然大失血的险情。至此，每有超过一小时的活动、访谈，她总需要好几天的休养才能缓过来。曾经学过一阵的古琴，因为受伤和疫情也慢慢放下，不再弹拨，手抄的工尺谱《二弄穿云》却依然摆放在琴上，等待主人某天的抚触。

她并不违拗，早已接受自己年迈和需要人照顾的事实，“我也是90岁的人了。”

回顾大半生，乐黛云说自己的选择是“与时俱进，但绝不随风起舞”。“过去也许我随风起舞过，在反右之前我非常激进，也可能什么风来了就变一下。可现在不会了，想想看还能活多久呢，再做又能增加什么。我想做的事情就是把中国文学与外来文化的关系写下来，把它对今天的世界、对国家文化发展的意义搞清楚。”

她相信，当人们都拥有了真善美的认知，对共同人性有了基本的同情之后，可以通过对话避免由于民族主义偏见、文化部落主义而带来的误读，进而避免更大的纷争，甚至战争。不止一位了解她的友人称之为“乌托邦”。

“他们说我喜欢幻想是吧？”乐黛云笑了，“我想做的，就是要建立一种和平共生的和谐的互相理解、能够交流对话的世界。这是我的信念。要不然呢，我就不做这个了。我对此坚信不疑，否则生活便毫无意义。”

三四年前，舒衡哲到访朗润园，那时乐黛云刚刚在海南摔伤返京不久，尚未痊愈。没想到告别时，乐黛云坚定地说，“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