授字代表什么生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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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中的西夏文化

演讲人：杜建录 演讲地点：兰州文理学院 演讲时间：二〇二二年六月

杜建录宁夏大学民族与历史学院院长、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院院长，民族学一流学科负责人，民族学一级学科博士点负责人，“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全国先进工作者，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享受国务院政府特贴。主要从事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史、西夏历史与文献研究。主持完成或在研国家和省部级课题20余项，其中国家社科重大2项、重点2项，在《民族研究》《中国史研究》等刊物发表论文140余篇，出版著作17部，其中《中国藏黑水城汉文文献整理研究》入选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13项成果获教育部和自治区优秀成果奖，其中一等奖5项。

宋辽夏金时期是我国历史上的又一次民族大融合时期，当时的契丹、党项、女真和汉族长期交往交流交融，逐渐接受汉族传统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换言之，历史上的辽、夏、金文化并不等于契丹文化、党项文化和女真文化。没有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就没有西夏的建立和西夏文化的发展。

西夏文化的形成

建立西夏国的党项人是我国古代羌族的一支，长期生活在青藏高原的东部，南北朝时期就见于史书记载。隋唐之际，党项部落林立，“大者五千余骑，小者千余骑”。这些大大小小的党项部落以游牧为生，不知稼穑。没有文字，但候草木以记岁时。平时“各为生业”，只有对外战争时才相屯聚。

这一时期的党项，一度依附鲜卑吐谷浑，在长期的交往交流中，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现象，以至于唐宋时有人认为“吐谷浑者，今之文扶羌是也”。现代学者也指出，“鲜卑人羌化了，因之吐谷浑实际上是羌族国家”。说吐谷浑羌化了，就是吐谷浑大量吸收和融汇了羌族的文化与血缘。同时，这种吸收与融汇是双向的，羌族也大量吸收了吐谷浑的文化与血缘。经过历史岁月的洗礼，到了北周、隋之际，今青海湖一带的党项基本融汇到吐谷浑，他们在这一带的活动就从史书中消失了。当然，其中也包含迁徙的原因。而松州一带的吐谷浑则被党项所融合，有学者认为，建立西夏王国的拓跋部，实际上是被羌化的鲜卑吐谷浑人，他们已与党项羌没有多大的区别，故两唐书的作者及后世学者把他们看作党项羌。早期的党项正是在这种民族大融合中发展壮大起来的。

在历史上，对党项社会发展影响最大的是中原王朝，公元六世纪末期，隋朝统一中国，结束了长期的南北割据局面，人民生活得到暂时的安定。585年，党项大首领拓跋宁丛等各率部众到旭州内附，被隋文帝授为大将军。596年，党项一度进攻会州，被隋朝军队打败后，纷纷内附，遣子弟入朝谢罪，表示“愿为臣妾”，“自是朝贡不绝”。

唐朝建立后，党项与中原的关系进一步得到加强，高祖武德年间，党项多次遣使朝贡。629年，党项酋长细封步赖举部内附，太宗以其地为轨州，拜步赖为刺史。其他党项酋长闻风而动，“相次率部落皆来内属，请同编户”。太宗厚加抚慰，列其地为岷、奉、岩、远四州，“各拜其首领为刺史”。631年，太宗遣使开党项河曲地为六十州，“内附者三十四万口”。只有最为强盛的拓跋部没有归附，在唐朝的军事压力和劝诱下，大首领拓跋赤辞也率众归附，唐太宗列其地为懿、嵯、麟等三十二州，以松州为都督府，任命拓跋赤辞为西戎州都督，赐皇姓李。于是，从今青海积石山以东的党项居地，全部列入了唐王朝的版图，党项与唐朝的关系进一步密切。

工作人员在典籍展上放置一部西夏文佛经。新华社发

党项归附唐朝前后，从青藏高原上崛起的吐蕃政权不断向外扩张，征服吐谷浑，攻占大片党项居地。当时的党项面临着重大选择：或投附吐蕃，成为吐蕃统治下的部落；或向唐朝内地迁徙，成为唐朝的部民。在唐朝羁縻怀柔政策的感召下，党项选择了唐朝，逐水草向西北内地迁徙。其中最为强族的拓跋部比较完整地从青藏高原东部的松州迁徙到黄土高原东部的庆州。“安史之乱”后，又从庆州迁往银州以北、夏州以东的平夏地区。

党项迁居的河陇地区，自汉代以来是汉族人民长期生活并创造着封建文明的所在，党项人在这里定居下来，无论地理条件抑或历史条件，对他们吸收汉族封建文明，发展生产与繁殖人口，都是极为有利的，一部分党项人学会了农耕。当然唐代学会农耕的党项人数很少，他们大部分仍以传统的畜牧为生。

沈亚之《夏平》指出：“夏之属土广长几千里，皆流沙，属民皆杂虏，虏之多者曰党项，相聚为落，于野曰部落。其所业无农桑事，畜马、牛、羊、骆驼。”

随着生产的发展和剩余产品的增多，商品交换日益繁荣。党项人用自己的畜产品和汉族人交换粮食、丝绸、武器和其他生活日用品。党项马是最受中原欢迎的商品，唐代著名诗人元稹即有诗云：“求珠驾沧海，采玉上荆衡，北买党项马，西擒吐蕃鹦。”929年，后唐庄宗阅蕃部进马，枢密使安重诲奏曰：“吐浑、党项近日相次进马，皆给还马直，对见之时，别赐锦彩，计其所费，不啻倍价，渐成损耗，不如止绝。”庄宗曰：“常苦马不足，差纲远市，今蕃官自来，何费之有？外蕃锡赐，中国常道，诚知损费，理不可止。”自是蕃部进马不绝于路。

内迁党项中，拓跋部和中原王朝的联系最为密切。880年，黄巢农民起义军攻克都城长安。唐僖宗在奔蜀途中，诏令拓跋思恭率部镇压起义军。拓跋思恭应诏率所部蕃汉军队南下勤王，僖宗为此特授思恭为夏州节度使，复赐姓李，封夏国公。同年唐朝又赠夏州节度为定难节度。从此夏州地区获得了定难军的称号，统辖银、夏、绥、宥四州之地，拓跋李氏成为名副其实的地方藩镇。

五代时期，党项拓跋部继续和中原王朝保持密切的关系。913年，后梁封夏州节度使李仁福为陇西郡王，按此为夏州拓跋李氏封王之始。924年，后唐授李仁福为检校太师兼中书令、夏州节度使，晋爵朔方王。951年，后周太祖封李彝殷为陇西郡王，954年，又晋爵西平王。

960年正月，赵匡胤代周建宋，西平王李彝兴立即遣使入贺。962年，李彝兴入献良马300匹。宋太祖赵匡胤亲命工匠为彝兴特制一个玉带，遣使回赠。967年，定难节度使李彝兴卒，宋太祖废朝三天，赠太师，追封夏王。

980年，夏州节度使李继筠卒，其弟李继捧继位后政局出现动荡。宋太宗趁机遣中使持诏，令李继捧携家人入朝。随后押解拓跋李氏缌麻以上亲族全部赴阙，夏州拓跋李氏政权一度中断。

李继捧族弟李继迁不愿离开“故土”，率数十名亲信逃往地斤泽，起兵抗宋，在党项豪族和契丹的支持下，逐渐强大起来。997年，宋真宗授李继迁为定难军节度使。李继迁又进一步对外扩张，攻占灵州，易名西平府，将统治中心由夏州迁到灵州西平府。同时继续向西发展，北收回鹘锐兵，西掠吐蕃健马，经李德明、李元昊祖孙三代，最终占领河西诸郡，奠定西夏立国的版图。

1003年12月，李继迁和西凉吐蕃作战时中流矢，次年因伤重而死。其子德明继位后和好宋朝，“贡奉之使，道路相属”。这些使节除用马匹换取宋朝的赏赐外，还“出入民间”，“市所须物”。民间兜售不出的“官为收市”。每个使团所获利润不下一二十万。1007年，应德明的请求，宋朝在保安军设置榷场，以缯帛、罗绮易驼马、牛羊、玉、毡毯、甘草，以香药、瓷漆器、姜桂等物易蜜蜡、麝脐、毛褐、羱羚角、硇砂、柴胡、苁蓉、红花、翎毛。非官市者，“听与民交易”。

党项内迁后和中原汉族密切的政治经济交往交流，必然带来文化上的深度融合。夏州拓跋政权墓志的形制和唐代官员贵族墓志毫无二致，志盖篆书，刹面刻汉族传统的八卦纹饰。进入河套平原和河西走廊后，吸收借鉴汉族传统文化的意愿更加迫切，李继迁“潜设中官，全异羌夷之体；曲延儒士，渐行‘中国’之风”。李德明衣食住行，一如宋朝，正如宋人富弼所言：“拓跋自得灵夏以西，其间所生豪英，皆为其用，得中国土地，役中国人力，称中国位号，仿中国官属，任中国贤才，读中国书籍，用中国车服，得中国法令，是二敌所为，皆与中国等。”这里的“中国”是指汉族中原王朝，拓跋夏的位号、官属、书籍、车服、法令“皆与中国等”，清楚地说明西夏建国前完全继承了中原汉族的文化和制度。换言之，如果没有和中原汉族的交往交流交融，就没有党项社会的发展，也没有后来的西夏国。

西夏文刻本《论语》。资料图片

《番汉合时掌中珠》西夏文序。资料图片

西夏文化的多样杂糅

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中形成的西夏文化，杂糅了汉族文化、党项文化、吐蕃文化、鲜卑文化、回鹘文化等成分。中原汉族文化是西夏文化的核心，元昊称帝建国前夕，仿照唐宋建立起一套比较完整的官制，同时创制文字，建立蕃学，更定礼乐，秃发胡服，筑坛受册。从表象上看意在突出民族特点，但其本质仍脱离不了中原汉族文明。“裁礼之九拜为三拜，革乐之五音为一音”，只是从务实的角度精简唐宋礼乐，而不是革去唐宋礼乐而用番乐，“正朔朝贺杂用唐宋典式”。文臣服饰为“幞头、靴笏、紫衣、绯衣”，完全是唐宋官员服饰；武将服饰也继承了传统的等级制度；至于“民庶青绿，以别贵贱”，更是汉族传统的制度。元昊秃发也只限境内的党项人，汉族仍是传统的发式。

这一时期西夏文字的创制则完全借鉴和模仿了汉字。在字体结构上，西夏文字和汉字一样，有偏旁部首，基本笔画也有汉字的点、横、竖、撤、捺、提等，以致识汉字的人“乍视，字皆可识，熟视，无一字可识”。汉文和西夏文一样，是西夏的通用文字，汉学教授汉文，蕃学教授番文（西夏文），出土的西夏公文，既有汉文也有西夏文。国家的法令也一样，夏仁宗李仁孝颁行的《天盛改旧新定律令》有番文和汉文两种文本，目前只保留下来番文文本。

西夏前期盛行汉传佛教，统治者大兴土木，广建寺院，翻译从宋朝请来的汉文《大藏经》。据统计，西夏前四朝共翻译汉文佛经有三千多卷，这在我国古代佛经翻译史上是少有的，从而为汉传佛教的广泛传播与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道教是我国土生土长的宗教，也被西夏继承下来。出土的西夏文献中，有大量的道教文献。西夏设有专门管理道教事务的机构“道士功德司”。法律保护道观、影像等道观财产。道士上层获赐黄、黑、绯、紫服，犯罪后允许以官抵罪。西夏社会流传辟谷术，开国皇帝元昊子宁明练习辟谷术时走火入魔，气忤而死。西夏的占卜术包括道教的“五行卦”和“金钱卦”。

西夏宫廷音乐深受唐宋音乐影响，音节悠扬，“清厉顿挫”。民间音乐更受中原汉族的影响，北宋著名政治家沈括为陕西边帅时，曾作过十几首歌，其中一首有“万里羌人尽汉歌”之句，说明夏宋沿边一带的党项人都会唱汉歌。另据宋人叶梦得记述，他在丹徒做地方官时，“尝见一西夏归明官云:‘凡有井水饮处，即能歌柳词’，言其传之广也”。柳永为北宋著名词人，他的词作情意缠绵，大多谱上曲子在市民阶层中广为流传，也得到了西夏人民的喜爱。

西夏纪年采用我国古代传统的年号纪年方式，皇帝新即位要改元，国家发生重大事件或革故鼎新也要改元，并铸年号钱币。皇帝在位时上尊号，去世后上庙号、谥号，陵墓有陵号。陵墓基本形制“仿巩县宋陵而作”，分别由角阙、鹊台、神墙、碑亭、外城、门阙、内城、献殿、塔状灵台等部分组成，平面布局大体按照中原大建筑群设计，强调中轴线左右对称。

中原丝织品和衣物的输入，改变了党项人单一的“衣皮毛”穿戴。1975年在银川市西夏陵区一〇八号陪葬墓出土的素罗、纹罗、工字绫、异向绫和茂花闪色锦等各色丝织品残片，就是当时从中原输入的。

党项人是西夏的主体民族，内迁后在接受汉文化的同时，依然保留了大量本民族的文化习俗。早期党项人把不可抗拒的风雨雷电雪雹等自然现象统归于“天”的支配，每三年一聚会，杀牛羊以祭天。后来随着社会的发展，又产生了鬼神崇拜和巫术迷信。在党项人的观念里神主善，鬼主恶。党项人居住的正室中留一间专门供神。

巫的职责是驱鬼、咒鬼和占卜吉凶，人生病后召巫送鬼，或者移居他室以避病。对战死者要“杀鬼招魂”。占卜之法有四，一是“炙勃焦”，用艾草烧羊胛骨，看其征兆；二是“擗算”，擗蓍草于地以求数；三是“咒羊”，夜牵羊焚香祷告，次日晨杀羊，肠胃通则表示吉利，羊心有血则凶；四是“矢击弦”，即用箭杆击打弓弦，听其声音而占胜负和敌至之期。这些以羊和弓弦作为工具的占卜行为，带有浓厚的游牧民族色彩。

复仇是党项人又一重要旧俗，早期党项“尤重复仇，若仇人未得，必蓬头垢面，跣足蔬食，要斩仇人而后复常”。建国后依然“俗喜复仇”。如果仇解，用鸡猪狗血和酒饮之，誓曰“若复报仇，谷麦不收，男女秃癞，六畜死，蛇入帐”。

早期党项人盛行收继婚制，“妻其庶母及伯叔母、嫂、子弟之妇”。建国后在汉文化的影响下，开始明媒正娶和买卖婚姻。缔结婚姻一般要经过订亲、纳聘礼、置办嫁妆、娶亲四个环节，当然，和汉族相比，党项青年男女之间的恋爱与婚姻是比较自由的，家庭一般不会干预他们暗中约会。

西夏时期的党项文化最重要的表现是创制文字，并在全国推广使用。元代以后随着党项民族的融合，西夏文字也逐渐不为世人所识，使这种文字蒙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其实西夏文创制并不神秘，在我国多民族历史发展过程中，当一个民族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就开始创制本民族文字，如回鹘文、吐蕃文、契丹文、女真文、蒙古文、满文等。

西夏境内有大量吐蕃人，西夏文化包含着浓郁的吐蕃文化成分，吐蕃语不仅在吐蕃人群中使用，而且和党项语、汉语共同构成西夏的佛教用语。天盛年间颁布的法律明文规定：番(党项)、汉、吐蕃三族人都可以任僧官，但必须会念诵十四种经咒，其中藏文经咒要占半数。

西夏前期主要奉行汉传佛教，中后期藏传佛教大量传到河西地区，到李仁孝时，已在全国很有影响。西夏在中央机构中，设立专门管理汉传佛教和藏传佛教的机构，来自吐蕃的高僧出任西夏国师和帝师。流传下来的西夏绘画艺术，大量是密教艺术。

西夏军队以“抄”为最小单位，由正军和负担组成的“抄”，脱胎于吐蕃的“组”，负担等于吐蕃时代的“仆役”。吐蕃的历法也传到了西夏，二十世纪70年代在甘肃武威下西沟岘出土的西夏文会款单，称1194年为“天庆虎年”。这种把十二生肖与五行结合，再配以阴阳的纪年方法，无疑是受藏历的影响。

党项与吐蕃经过数百年的交往交流，形成了水乳交融的关系，留居青藏高原以及河、湟、洮、岷的党项吐蕃化了，进入西北沿边的吐蕃则有明显的党项化趋势，即使没有党项化，也已经是“风俗相类”了，所以当时的宋朝中原人有时也分不清哪些是吐蕃，哪些是党项，往往通称其为“蕃部”。

甘州回鹘归附西夏后，长期生活在河西走廊，继续使用本民族文字，现存西夏时期的回鹘文文献有写本、刻本和活字本。元人马祖常《河西歌》曰：“贺兰山下河西地，女郎十八梳高髻”。“高髻”为回鹘妇女的发式，反映出回鹘社会风俗对西夏社会生活的渗透。敦煌莫高窟和榆林窟西夏洞窟壁画中，有许多回鹘人的形象。

夏辽为盟国，在政治上贡使往来不断，辽朝三次将公主远嫁西夏，在经济上又于沿边辟有榷场，密切的政治、经济往来，必然会带来文化上的交流。契丹的“射鬼箭”习俗和西夏的“杀鬼招魂”习俗，存在着相互影响或同源异流的关系。西夏男子秃发与鲜卑、契丹的秃发也存在一定的渊源关系。

金朝建立后，西夏与之关系非常密切，由于女真入主中原后很快汉化，因此由金朝输入西夏的文化大多是汉文化。如1154年西夏使金谢恩，“且请市儒、释书”。另外，内蒙古黑水古城曾发现《刘知远诸宫调》，说明金朝的诸宫调也传入西夏。

西夏文化中的儒家文化

党项进入西北后三百多年的民族融合，特别是拓跋夏政权进入河套平原与河西走廊后，逐渐接受中原汉族的政治制度，元昊称帝建国前夕，仿照唐宋建立起一套比较完整的官制。“其官分文武班，曰中书、曰枢密、曰三司、曰御史台，曰开封府，曰翊卫司、曰官计司、曰受纳司、曰农田司、曰群牧司、曰飞龙院、曰磨勘司、曰文思院、曰蕃学、曰汉学。”除蕃学外，这些官职机构无论从名称上，还是从职掌上，都是仿照中原宋朝制度，甚至连“开封府”这样地域性很强的职官也都照搬过来。夏仁宗李仁孝统治时期，随着西夏封建政权的进一步巩固和经济文化的发展，官制也更加完备。从西夏文法典《天盛改旧新定律令》来看，当时西夏政府机构分为上、次、中、下、末五等。至此，西夏职官制度之完备、品级之系统，已和中原相差无几。

官吏选任方面，西夏除保留部落社会的世袭制外，广泛吸收了中原汉族的恩荫、察举、科举、铨选等制度。《宋史·夏国传》记载，1147年仁宗“策举人，始立唱名法”。这是史书最早关于西夏科举取士的记载。西夏的科举分番汉两种，番科考西夏文儒经，汉科考汉文儒经，所谓“番科经赋与汉等，特文字异耳”。西夏后期许多名臣政要乃至国主都是通过科举考试发达的。第八代皇帝神宗李遵顼，“始以宗室策试进士及第，为大都督府主”。夏神宗时吏部尚书权鼎雄亦是进士出身。夏末名臣高智耀“登本国进士第，夏亡，隐贺兰山”。

将儒家思想植入法律。这是西夏以儒治国的最重要体现。夏仁宗天盛年间颁行的《天盛改旧新定律令》以儒家思想为指导，把维护君权、父权、夫权作为根本任务，开篇首列谋逆、失孝德礼、背叛、恶毒、不道、大不恭、不孝顺、不睦、失义、内乱等“十恶”罪，完全和唐宋立法指导思想一致。犯“十恶”罪一律不赦，也“一律不允以官当”。除“十恶”不赦外，其他犯罪按照“刑不上大夫”的礼教，照搬唐宋律中的“八议”（议亲、议故、议贤、议能、议功、议贵、议勤、议宾）及相应的请、减、免、罚等制度。

西夏法律维护皇帝（国主）至高无上的地位，规定黄色是皇帝专用颜色，龙凤是帝后专用图案，任何人都不得僭越。皇帝的人身安全和权威尊严神圣不可侵犯，除因公奉旨带刀剑、弓箭、铁杖等武器外，不许诸人随意带武器来内宫。

西夏也继承“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的儒家礼法，除谋逆、失孝德礼、背叛等三种情况可以举告外，其他一般犯罪，不许举告。同时对窝藏、包庇犯罪的亲属减免刑罚。子女不经父母同意不得擅自另立门户。儒家的德主刑辅、明德慎刑、矜恤老弱疾病原则亦为西夏法制所承袭，对老耄、幼弱、残疾、侏儒、重病者犯罪，在量刑和服刑方面给予适当优待，对监禁期间染有疾病的囚犯积极治疗或保外就医。

西夏儒家政治制度的推进，离不开学校教育。元昊设立蕃学、汉学，蕃学所用课本除自编的番文读本外，还有译自汉文的《孝经》《尔雅》《四言杂字》等。汉学主要教授汉文启蒙读本和儒家经典。目前还不清楚西夏立国初期是否在蕃学教授汉文，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即最初的蕃学教授大多是通汉文的读书人，番文本身就是仿照汉字创制的，推行番文的元昊就“通蕃汉文”。元昊之后，西夏一度陷入蕃礼汉礼之争，“蕃礼”是用党项族的礼制协调统治秩序，“汉礼”是用中原汉族的礼仪和制度规范统治秩序。经过长期的斗争，到崇宗李乾顺和仁宗李仁孝在位时，“汉礼”最终取得胜利。1101年，夏崇宗建立国学，设弟子员三百，以廪食之。仁宗即位后，进一步推进汉学教育。1144年，在皇宫内建立小学，凡宗室子孙7岁至15岁都可以入学。同时令州县立学校，弟子员增至三千人。第二年，又建大汉太学，仁宗亲临太学祭奠先圣先师孔子。1146年，尊孔子为文宣帝，这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尊孔为帝。

这里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同时代的宋儒以复兴儒学至尊地位为己任，涌现出荆公新学、二程洛学、苏氏苏学诸学派著书立说，呈现出一派繁荣景象，儒家学说的发展达到一个新的高峰。而同期的西夏仍处于对儒经的学习和一般性的译注阶段，远没有达到创新和发展的程度。但我们仍不能因此低估西夏以儒治国的意义，作为一个由党项人建立的多民族政权，它积极吸收中原汉族文化，官僚体制效仿唐宋，主流意识形态崇尚儒学汉礼，从中华民族共同体发展史来看，这具有深远的历史进步意义。

结语

宋辽夏金时期是我国北方民族社会形态重大转折时期。

此前，无论秦汉之匈奴，抑或隋唐之突厥，都是部落制下的游牧社会，游牧文化和农耕文化在河套到河西走廊一带处于长期的“拉锯”状态：中原王朝强大时，北逐匈奴，移民河套与河西走廊，农耕文化占主导地位；中原王朝衰微时，北方民族进入该地区，游牧文化占主导地位。“拉锯”状态下，农耕文化和游牧文化在这一地区交往交流交融相对缓慢。

进入宋辽夏金时期后，这种情况发生了急遽变化，无论契丹建立的辽朝，还是党项建立的西夏以及女真建立的金朝，都是包括汉族在内的多民族政权，其文化在多样杂糅的基础上，占主导地位的是中华传统文化，最有意义的是，三个政权都自认为是中国而非夷狄。这种文化上的认同，是历史上中华民族共同体的重要体现，值得我们进一步深入探讨。

《光明日报》（ 2022年10月08日10版）

来源： 光明网-《光明日报》

授字代表什么生肖2

陶澍是清嘉道年间杰出的政治家，虽然今天他远不如林则徐、左宗棠、胡林翼等人的名气大，但事实上后面三个人都曾经得到过他的推重、举荐或提拔，因而被认为是晚清中兴的人才之“源”，地位极高。晚清笔记中，关于陶澍的内容很多，比如他任由女婿胡林翼花天酒地，比如他因为整顿盐法而遭当地人在纸牌上绘“桃树”诟骂，但最具传奇色彩的还是关于他婚姻的种种“怪谈”。

陶澍

一、梦见“黑猿扑于身”的征兆

陶澍是湖南安化人，虽然诸如《北东园笔录》中记载他祖上“多阴德”——比如外出总携带一个小筐，遇到碎瓷瓦砾就捡起来，避免扎伤赤脚走路的人；在江边散步时得遗金，一直等着还给失主；救下被抓的窃贼，并赠给他一条船，让他“济人以安其生”……结果有一年乡里大火，家家户户焚烧悉尽，唯独陶家“有红衣人长袖持扇立墙上扇之，故火至墙而之”——无论这些内容是真实还是虚构，总之说明了一件事，就是陶家的祖上在当地享有极好的口碑。不过到陶澍的父亲陶必铨这一代，家境已经极其贫寒，只能“课徒自给”，即以教书为生。据《清稗类钞》记载，直到陶澍后来到京师会试下第，依然只能靠着给人测字算命谋生，多亏了纪晓岚的周济才没有饿死。

清人朱梅叔所撰笔记《埋忧集》上说：陶澍居乡时“性颇豪，嗜饮善博，虽家无儋石储，不顾也。”他的妻子崔氏哭着对他说：“家里穷成这样，你还不想办法，我实在不能跟你一起饿死，干脆把我休了，让我另谋活路吧！”陶澍说：“算命的预测我早晚会交大运，将来官至一品，你不妨等一等，何愁将来无富贵呢？”崔氏说：“你有这么大的福气，将来爱让谁跟你享福，就让谁跟你享福，我现在只求活命。”陶澍没办法，只好写了一封休书。恰好同乡一个卖饼的想娶媳妇，崔氏出了陶家门就进了卖饼的家里。

安化县城外有座火神庙，陶澍经常到那里去玩儿，与一位道士结交，帮他抄写经文，挣到一点钱就饮酒赌博，从此人们更加看不起陶澍了。唯独当地有个姓戴的人不一样，此人“好拳勇，豪侠而勤俭，故所得俸，常贮主人处，惟见人之急，则手麾千金不惜”。人们觉得他是个傻瓜，便给他起了个绰号名叫“戴痴”。戴痴同样善饮，“每以无饮友为恨”。有一天晚上他在集市上喝酒，正撞见陶澍“袒衣而沽饮，饮颇豪”，上前问他是谁，答曰姓陶。戴痴很高兴说：莫非你就是大家盛传的陶阿二，你一顿能喝多少酒？陶澍说能喝多少我不知道，但迄今我还没有被人灌醉过。戴痴一听大喜，说那咱们就来较量较量！于是买了两瓮美酒，拽着他对饮，“两瓮既罄，公微醺，而戴已玉山颓倒矣”。陶澍摇摇晃晃地走了。戴痴一觉睡到第二天才醒来，继续找陶澍喝酒，“自是，遂与公为酒友”。

有个卖酒的窦翁，只有一个女儿，相貌丑陋，“青瘢满面，广颡而豁齿”，算命的说她将来当受一品夫人的诰命，窦翁觉得算命纯属拿自己寻开心。随着女儿一天天长大，来订婚的人总是突然病死，“故三十犹未嫁也”。这一天此女突然梦见“黑猿扑于身”，惊醒后告诉父亲。窦翁说莫非是有属猴的人要来和你娶亲？正在这时，戴痴来买酒，见到他的女儿，就问亲事落定了没有，窦翁苦着脸说：“我家里这么穷，女儿长得又丑，哪个肯做我的女婿？”戴痴想起了好酒友陶澍现在孤身一人，便向他推荐，窦翁听完说不就是那个“溺赌而滥饮”的陶阿二吗？你让我闺女嫁给他，“异日令吾女吸风度日乎”？戴痴说像陶澍这样的人如果会长期贫贱，“当抉吾两目”！窦翁便问陶澍属相，戴痴说“属猴”，老头不禁动了心。

《埋忧集》

二、真实的陶澍是个“品学兼优生”

第二天，陶澍应戴痴之邀来拜见窦翁，“一见许订婚”。但陶澍却说自己眼下“栖身于庙，囊无半文，焉能娶妇”。窦翁说实在不行你就入赘我家吧，“女能纺织，不致相累”。陶澍同意了。

“自是伉俪相得，机杼之声，每与书声相间也。”陶澍不再溺赌而滥饮，洗心革面，一心向学，“次年举于乡。入都以教习授知县，分选湖北，有能吏名”。不到十年，位至方面大员。“其后巡抚江南，值岁饥，公为请于朝，赈蠲并举，活数十万人，吴人皆尸祝（祈祷、祝福）之。”其后又以清理盐政而得到皇帝信任，眷注颇深，一直升任至两江总督。“是时窦翁亦已物故，公（这里指陶澍）临卒，属子孙世世奉祠翁云。”而那位戴痴，陶澍也没有忘记他的友情，援例给他捐了个守备的武官，后来湖广一地发生赵金龙率领饥民引起的变乱，陶澍推荐戴痴跟随他一起出征，“凯旋，以军功超授副镇（副总兵）”。

几年后，戴痴锦衣归乡，“驺从煊赫”。有个老太太“曳杖乞食道左”，问过来的大官是谁？人家告诉她戴痴发迹的经过，她扑到戴痴的坐轿前，说自己就是陶澍的前妻崔氏，“所嫁饼师，盖久以寒饿死矣”，自己十分后悔当初与陶澍离婚……戴痴“叱之去”。崔氏回到家中，“号泣终夜，自缢死”。

这则在《埋忧集》中述写详细的笔记，笔者可以肯定，纯粹是作者朱梅叔的杜撰，因为其中多处与史实不合。按照陈蒲清撰《陶澍传》的记载，陶澍在十七岁参加院试考中秀才之前，一直在其父陶必铨的督导下勤奋读书，绝无放浪形骸的举动。他曾经这样自述，其父“每语以古贤可敬可畏之事，以感发其志气。虽途间食顷，谆谆然随事指点。夜间则蹴以足，而诘日间所学，诗、古文辞，旁及俶诡之文，皆听以意为之，未尝限以绳尺。惟偷惰必戒，夏楚不少贷”。由于家中贫困，常以野菜稀粥度日，陶澍不得不砍柴放牛挣些钱，12岁那年母亲去世后，家中一贫如洗，陶必铨只好外出教书谋生，陶澍跟随父亲，学业上不敢有丝毫懈怠，从来没有沾染过赌博、嗜酒等恶习……考中秀才之后，他借住在紧靠资江北岸的水月庵读书，更加刻苦。三年后，陶澍娶黄德芬为妻，黄德芬是个非常贤惠的女人，每次吃饭，都是保证陶澍先吃饱，自己才吃一些残羹冷炙——而陶澍此前从来没有娶过崔姓女子为妻。

陶澍墓

三、陶澍夫人手背上“一疣凸起”

然而在晚清笔记中，记载着陶澍婚姻异闻的笔记，还真不是只有《埋忧集》一家。

梁恭辰所撰《北东园笔录》中记载：“文毅（陶澍去世后谥号为文毅）与家大人（指著名学者梁章钜）为壬戌同榜进士，同官京师，最相契厚”，两家内眷，时相往来。梁恭辰的母亲郑夫人有一次见到陶澍夫人右手的手背上有一疣凸起，就问这是怎么搞的。陶澍夫人凄怆地说：“我出身微贱，小时候经常劳作，手上这一处是为磨柄所伤。”梁恭辰后来才听说，陶澍小的时候家中极其贫寒，好不容易才与同乡一位姓黄的女子定亲。当地有个姓吴的富户，听说黄姓女子美貌，“谋纳为继室”，便花大钱引诱女孩的父亲黄翁退婚。黄翁同意了，逼着陶澍退婚，陶澍却不答应。但女孩自己贪图吴家的财富，决心嫁给吴某，“其父主持又甚力，势不可回”。双方相持不下之时，女孩的侍婢愿以身相代，黄翁满口应允，陶澍也实在没有别的办法，只能“坦然受之”——而这个侍婢“即今膺一品诰命之夫人”也。后来吴某与当地一家姓曾的为一块田地发生争执，竟动起手来，殴斗中，吴某的儿子不幸被打死，吴某一气之下也死了。“族中欺黄女寡弱，侵其田产殆尽。”这时陶澍已经贵显，因丁外艰（指父亲去世）回到故里，听说黄女的不幸，十分可怜她，赠给她五十两银子。黄女非常悔恨，“抱其银，终日号泣而不忍用，旋为偷儿所窃，忿而自缢”。

《北东园笔录》

后来朱士彦做浙江学政，还朝时过境江苏，因为他也是陶澍的同年，陶澍便请他吃饭，酒席间演剧。朱士彦命演《双官诰》——这出戏的内容是冯琳如为仇家所害，匆忙离家出走，从此音讯全无，其妻妾都改嫁了，而心地善良的婢女碧莲将其子抚养成人，后来冯琳如当上高官，回家后以碧莲为夫人——看着看着，陶澍突然泪流满面。朱士彦恍然大悟，连忙起身道歉说：“此我之大失检，忘了陶公的家中亦有碧莲姊也。”

然而梁恭辰的这则笔记也有很多不可信的地方，或许陶澍确实遭遇过悔婚，或许黄德芬真的出身卑微，但说什么黄女抱着银子终日号哭而舍不得用，最后被贼偷了，“忿而自缢”之类的情节，显然是杜撰。真正穷困潦倒的人，每一文钱都要抓紧买粮买衣以果腹御寒，哪里还顾得上为旧情无限感伤——这纯属文人的无聊想象，就像包括笔者在内的很多人，年轻时追女孩，人家不答应时就狠狠地想：等我将来有了出息让你后悔去吧，其实后来的发达不发达，又与别人的幸福有什么相干呢？

古人笔下，只要涉及离婚、悔婚或改嫁，往往容易触发“朱买臣精神”——朱买臣年轻时，妻子跟他过不惯清苦的生活，就改嫁他人，后来朱买臣当上高官，妻子又回来想与他复婚，朱买臣即以马前泼水来暗喻“覆水难收”，妻子羞愧自尽——这样的故事都有同样的套路，也大都是把女性视为男性附庸物、视女子自由选择婚配为大逆不道的封建思想在作怪：忠于爱情、忠于婚姻固然可贵，但因生活所迫或感情不合另谋出路，就要落个家破人亡的下场，那种心态也是相当可笑了。

授字代表什么生肖3

来源：新华视点

天津博物馆馆藏有一枚罕见的清代银质官印，钮式为“蹲虎”，这只“虎”萌萌憨憨，奶凶奶凶的，很是讨喜。

在中国人的心目中，虎天生就具有一种王者风范，是十二生肖中最凶猛的动物。中国人自古就喜欢虎，虎是强壮、威武的象征，也是代表吉祥与平安的瑞兽。虎的这种天然属性，自古以来就备受武将青睐。

天津博物馆馆员孟婷介绍，早期玺印常见鼻钮、龟钮、瓦钮，其他类型的兽钮少见，直到明清时期文人治印兴盛，各种瑞兽花鸟植物钮式才大量出现。

清代官印普遍为铜质，银质的比较少见，多为公侯贵族所用。据史料记载，清代，公、侯、伯及一、二品高级武官及边政大臣的银质官印多铸有虎钮。银质官印又分为有台与否，以台之多少为其尊卑等次。如公、提督、总兵官为三台，天津博物馆馆藏的这枚提督湖北总兵官印银印就是背铸三台虎钮。

提督湖北总兵官印银印（正面）。（天津博物馆供图）

这枚银质官印高10厘米、边长10.5厘米。印面呈正方形，宽边，印文为朱文兼镌满汉两种文字，共有三种书体。左为满文篆书，中为满文楷书，右为汉文小篆“提督湖北总兵官印”两行八字。

“虎钮为蹲伏的虎，身材匀称，四肢发达，虎尾弯伏于背上，看上去像一只民间的布老虎，脸部表情呆萌可爱；目光沉静，像是若有所思；脑门上印有一个非常清晰的‘王’字。‘瑞兽萌化’或许与当时流行的审美有关。”孟婷说。

虎钮的钮右镌汉文楷书款两行：“提督湖北总兵官印 礼部造”，钮左镌满文楷书三行释文。右侧边镌汉文楷书“咸字九号”，左侧镌“咸丰三年四月 日”。

从这些文字透露出的信息看，这枚银质官印是由礼部铸造，铸成日期为咸丰三年，但为何还有个“咸字九号”呢？

“这是因为清代在铸造官印时，采用蒙学经典《千字文》编次。《千字文》中有‘海咸河淡，鳞潜羽翔’这样的经典语句，也就是说这枚银质官印是‘咸’字第九号，相当于现在的货号批次。”孟婷说。

提督湖北总兵官印银印（印面）。（天津博物馆供图）

这枚提督湖北总兵官印银印的主人是谁？“综合各方面信息来看，它的主人是晚清名将向荣，是他在行军作战中的一枚军印。这枚印又沉又大，不便于携带，并不实用，象征意义居多。”孟婷说。

向荣，四川大宁人，曾官至四川提督、固原提督、广西提督、湖北提督（从一品），卒授一等轻车都尉（正三品）世袭，谥号“忠武”。

提督湖北总兵官印银印（侧面）。（天津博物馆供图）

清代传世银质官印很少，非常珍贵。“我们馆里，除了这枚银质官印外，还有两枚龙钮的亲王印和太妃印，对研究我国近代史有着重要的历史价值。”孟婷说。

记者：周润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