鸟鼠代表什么生肖
《山海经》中的生肖,下面一起来看看本站小编南山场地机电部给大家精心整理的答案，希望对您有帮助
鸟鼠代表什么生肖1
《山海经》自古被人看作“奇书”，是现存保留古代神话资料最多的著作，堪称中国上古神话宝库。《山海经》约成书于4000年前，全书分《山经》和《海经》两大类，共18卷，约3.1万字。书中记录了各种奇形怪状、拥有超人神通的奇异灵兽，内容涉及地理、历史、植物、动物、矿物、医药、鬼神、祭祀、氏族部落等诸多方面。其中的生肖形象在漫长的历史演进中逐渐与历史、传说互相渗透融合，加上民间口耳相传，其神话由一粒小小种子逐渐长成果实累累的参天巨树，成为具有时空穿透力的文化经典，极大地影响了中国古代生肖文化的发展。
《山海经》中也多次提到十二生肖中的动物，下面整理了一下，将带有神话色彩的十二种动物一一道来。
1、《山海经》中的鼠
《山海经》卷二《西次四经》载：鸟鼠同穴之山，其上多白虎、白玉。“鸟鼠同穴之山”又名青雀山、同穴山，属于陇西首阳县西南。鼠如家鼠而短尾，鸟似燕而黄色。穿地入数尺，鼠在内，鸟在外而共处。
《山海经》卷三《北次三经》载：天池之山，其上无草木，多文石。有兽焉，其状如兔而鼠首，以其背飞，其名曰飞鼠。西晋文学家、训诂学家郭璞解释以其背飞，说的是用背上的毛来飞，飞则仰也。据《方言》记载，天启三年（1623年）十月，凤县有大鼠、肉翅无足，毛黄黑，丰尾若貂，首若兔，飞食黍栗，疑即这类飞鼠。
鸟鼠代表什么生肖2
前言
1978年，在湖北省隋县雷鼓墩发掘的战国早期曾侯乙墓中，出土了一个漆木箱，实物图片参考1111-1图，箱盖上书写着中国二十八宿名称。
这件漆木箱盖通长82.8厘米，宽47厘米，通高19.8厘米。盖面中央是一个很大的篆文粗体“斗”字。“斗”字周围是古代的二十八宿名称，它们按顺时针方向排列是：角、阬、氐、方、心、尾、箕、斗、牵牛、婺？女、虚、危？西萦、东萦、圭、娄女、胃、矛、毕、雌、参、东井、与鬼、酉、七星、张？翼、车。“车”和“角”字之间有较大的空隙，书写时，看起来是起于“角”而终于“车”。二十八宿的布局，依中间“斗”字的形状，围成了一个中间大，两头小的橄榄形。盖面两端绘有头尾方向正好相反的青龙和白虎。中间的“斗”字和青龙、白虎清晰醒目。周围的二十八宿名称除个别笔划稍有脱落外，均字迹清楚，明确无误。是一件极其罕见的天文文物。
漆木箱盖廿八宿布局图参照1111-2图。
漆木箱盖线描图参照1111-3图。
这里先把漆箱盖上的二十八宿名列为下表（用繁体表示）：
上表二十八宿围绕北斗作左旋排列。因学界对其研究与释读的成果颇丰，笔者似无再赘述之必要。但又注意到其个别星宿名称与后世文献所载名称差异极大，且学界无相关研究文章。故从这个角度，试着解析一下其成因，或许可以解决学界尚存有争议的几桩文博公案。
二十八宿的名称，首先出现在《周礼•春官》巳说冯相氏掌“二十有八星之位”，《秋官》也有“二十有八星之号”。惜其详细不明。《史记》以前的古书所记载的二十八宿星名，如《尧典》：火（房）、虚、昴、鸟(星)；《洪范》：好风（箕）、好雨（毕）；《夏小正》：大火（房）、织女（女）、昴、参；《诗》：火（房）、箕、牵牛（牛）、织女（女）、定（壁）、昴、毕、参；《左传》:辰角（角）、天根（亢）、农祥（心）、龙（尾）、天庙（壁）、咮（星）；《国语》:本（亢）、天驷（心）、营室（壁）、鹑火（星）；《尔雅》：角、亢、氐、房、心、尾、箕、斗、牵牛（牛）、虚、定营室（室）、东壁（壁）、奎、娄、昴、毕、柳咮（柳）；《月令》：角、亢、氐、房、心、尾、建星（斗）、牵牛（牛）、织女(女)、虚、危、营室（室）、东壁(壁)、奎、娄、胃、毕、觜嶲(觜)、参、东井（井）、弧(鬼)、柳、七星（星）、翼、轸；《淮南子》：角、亢、氐、房、心、尾、箕、斗、牵牛（牛）、须女（女）、虚、危、营室（室）、东壁（壁）、奎、娄、胃、昴、毕、觜嶲（觜）、参、东井（井）、與鬼（鬼）、柳、七星（星）、张、翼、轸；《史记》：角、亢、氐、房、心、尾、箕、建星（斗）、牵牛(牛)、婺女（女）、虚、危、营室（室）、东壁（壁）、奎、娄、胃、留（昴）、浊（毕）、参罚(参)、狼（井）、弧（鬼）、注(柳)、张（星）、星（张）、翼、轸。从上述典籍记载里可知，最初只有四宿，到了《诗》的著作时代，还可以上溯到周初，已有八宿。《尔雅•釋天》有十七宿。《月令》已有二十五宿。到了《史记•律书》，二十八宿才算完备。
从上述典籍记载亦可以看出：二十八宿有过整理、演变的痕迹。例如根据《史记•天官书》记载：“牵牛为牺牲，其北河鼓，河鼓大星上将；左右，左右将。婺女其北织女，织女天女孙也。”这段记载是什么意思呢？它表明牵牛和河鼓、婺女和织女都是两颗不同的星。但据《尔雅》：“河鼓谓之牵牛。”和郭璞注称：“今荆楚人呼牵牛星为檐鼓，檐者荷也。”则说明有以河鼓和牵牛因训音而转讹的现象，也许在整理同一颗星的同音异字的名称时分列为两颗星。再例如《史记•律书》中没有斗、觜、井、鬼、而用建、罚、狼、弧，又把昴叫做留，毕叫做浊，柳叫做注，而且星、张次序相调换。以上种种例子，皆说明古人在文字、语音、技艺、思想等传承方面，或有演变、或有误誊、或有以讹传讹等情况发生。因此，我们在学习古代典籍的过程中，亦需要带着思考去消化与甄别所学知识。孟子曾曰：“尽信书不如无书”，他大概想表达的就是这个意思吧。
本件文物漆箱盖上的二十八宿名称，与后世沿用的二十八宿名称基本相同，但也略有出入。如将“营室”和“东壁”称为“西萦”和“东萦”。把“柳宿”称作“酉”，这还是第一次见到。其次，“伏女”中的“伏”（婺？）字和“岁”（张？）字，需要作进一步考证，它也可能是另外的名称。还有，所出现的通假字与异体字，也为探讨某些星宿的由来，提供了重要史料。比如“奎”宿这里作“圭”，“昴”宿作“矛”。综上所述，湖北省随县曾侯乙墓中出土的这件漆木箱盖，是我国迄今己经发现时代最早的文字类天文文物之一。它把我国二十八宿的可靠记载，提前到了战国初期，这说明我国二十八宿体系的创立时代是在战国以前。同时，此件器物的文字与纹饰亦给我们解决其它文博迷题，提供了有益线索。
一 中国矛起源之谜
矛的现代定义
矛（máo），兵器名，是古代用来刺杀敌人的进攻性武器，是战争中常用兵器。长柄，有刃，用以刺敌。
矛的发展简介
矛的历史久远，其最原始的形态可能是用来狩猎的前端修尖的木棒。后来人们逐渐懂得用石头、兽骨制成矛头，缚在长木柄前端，增强杀伤效能。在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常发现用石头或动物骨角制造的矛头。奴隶社会的军队，已经使用青铜铸造的矛头。商朝时，铜矛已是重要的格斗兵器。 从商朝到战国时期，一直沿用青铜铸造的矛头，只是在形制上，由商朝的阔叶铜矛发展成为战国时的窄叶铜矛。从战国晚期开始，较多使用钢铁矛头。直到汉代，钢铁制造的矛头才逐渐取代青铜矛头。随着钢铁冶锻技术的提高，矛头的形体加大并更加锐利。
结构与功能
矛是一种纯粹的刺杀兵器。其构造简单，只有矛头、矛柄两部分。矛头分为“身”和“骱（jiè）”两部分。矛身中部为“脊”，脊左右两边展开成带刃的矛叶，并向前聚集成锐利的尖锋。有的脊两侧带凹槽，称“饮血”，为矛头刺入人体时出血进气，以减少阻力。“骸”是用来连接脊的直筒，下粗上细便于装柄。为防止拔矛时矛头脱落，有的矛矟两边铸有环状钮，可用绳穿过把矛头牢牢绑缚在柄上。矛柄有木柄和积竹柄两种。“积竹柄”是用细竹做柄，打通竹节，竹芯内填充木条，然后用绳裹扎起来涂上漆。积竹柄坚韧而富有弹性，不易折断，性能优于木柄。矛的基本形制有狭叶、阔叶、长叶、叶刃带系和凹口骹式等。可参考图2222-2。
历史文献记载
《周礼·考工记·庐人》：庐人为庐器，戈六尺有六寸，殳长寻有四尺，车戟常，酋矛常有四尺，夷矛三寻。凡兵无过三其身。过三其身，弗能用也。而无已，又以害人。故攻国之兵欲短，守国之兵欲长。攻国之人众，行地远，食饮饥，且涉山林之阻，是故兵欲短。守国之人寡，食饮饱，行地不远，且不涉山林之阻，是故兵欲长。
《周礼·考工记·庐人》：酋矛，常有四尺；夷矛，三。郑玄注：八尺曰寻，倍寻曰常。酋、夷，长短名；酋之言遒也。酋，近；夷，长矣。
《周礼·考工记·庐人》：凡为酋矛，参分其长，二在前，一在後，而围之；五分其围，去一以为晋围，参分其晋围，去一以为刺围。
汉刘熙《释名·释兵》：矛，冒也，刃下冒矜也。下头曰：入地也，松椟长三尺，其矜宜轻，以松作之也。椟，速椟也，前刺之言也。
汉刘熙《释名·释兵》：矛长丈八尺曰俏，马上所持，言其俏俏便杀也；又曰激矛，激截也，可以激截敌阵之矛也。仇矛，头有三叉，言可以讨仇敌之矛也；夷矛，夷，常也，其矜长丈六尺，不言常而曰夷者，言其可夷灭敌，亦车上所持也；矛，长九尺者者也，霍也，所中霍然即破裂也。殳矛，殳，殊也，长丈二尺而无刃，有所撞於车上，使殊离也。
汉刘熙《释名·释用器》：仇矛，仇，雠也，所伐则平，如讨仇雠也。
汉刘熙《释名·释兵》：（小矛），延也，达也，去此至彼之言也。
《吴越春秋·勾践伐吴外传》 ：越王乃被唐夷之甲，带步光之剑，杖屈卢之矛，出死士以三百人为阵关下。
《典略》：周有屈卢之矛。
以上关于矛的文字，是以当今中国所在地理区域为视角所进行的梳理，不涉及世界其它地方。中国以外，关于矛的相关文章已经很丰富了，对此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自行查阅，本文不作探讨。
学界曾有一种说法，矛是从西方传入中国的，中国本土没有矛。理由很简单，在殷商的甲骨文里面，没有发现“矛”这个文字。“矛”这个文字，则是在金文之中才被发现的。因此，“矛”是随西方青铜（大约商周时期）技术，一起进入中国的“舶来品”。事实果真如此吗？假设，最原始的削尖木棍不算“矛”，因为没有史前文献资料证明。那么，在当今中国地理范围内，官方出土的文化期石矛，它算不算“矛”呢？如图2222-3，石矛。石峡文化（约前3000年到前2700年）兵器，1956年，在广东博罗角洞水库出土，现藏中国国家博物馆。兵器长23.3厘米，其后部捆绑长木柄，推测：使用者或持矛柄刺杀敌人，或举矛柄投刺敌人；使用时，石矛也涂毒，刺中必死。再假设石矛也不算“矛”，因为，亦没有文献资料可以证明它就是“矛”。那么又该如何验证：在中国地理区域内，“矛”从文化期就一直存在，而不是西来的呢？其实按东方文化的具象思维来看，图2222-3可以很直观看出，它就是“矛”的史前实物存在的有力证据。也是毋庸讳言就可以解决的问题。但是，若以西方人的思维视角来看，你还得有文献资料证明。这种情况，有点像日常生活里常说的笑话：“你必须证明我是我”，也只有这样操作，才有可能承认图2222-3是“矛”。否则，将视而不见。
既然学界在文字上提出质疑，那么笔者就针对这个疑问，试着从文字上进行解析，还中国“矛”以本来面目。当然，这样的文字解析，还是需要回到古华夏文明的语境中去理解，其与现代汉语语境又有着本质的不同。关于文字注释资料，笔者依旧首选许慎的《说文解字》，因其注释相对可靠。笔者曾在《星象视角下的文字释义》一文当中对其重点论述过，这里便不再重复。请参照和刻本图2222-4、2222-5及图2222-6《汉字字源》中的解释。
从图2222-4、2222-5及图2222-6对“矛”字的釋读来看，我们查阅不到关于“矛”字的本源信息，即它是如何演化的不得而知。那么我们再接着看“矛”字演化图，即图2222-7。
从图2222-7来看，很显然“矛”字的源头似乎起于金文，在甲骨文里面，确实是溯源不到。再从图2222-4的釋文看，许慎将其定义为象形字，但从金文上看，似乎又与图2222-1的形象相差甚远。若与图2222-6两者对比看，主体上则突出了髦与系耳的形象，锋刃部分则不显。如若不将二者放在一起对比，似乎也很难将其与“矛”的实物形象相联系。比如同样是兵器的戉，其甲骨字形与实物戉比较，我们则一眼就可以识别出来。那么这个“矛”字，古人这样造字又做何解释呢？我们不妨再回到图1111-3上来，在二十八宿的排列中，它将昴宿作“矛”。那么“昴”（mao上声）与“矛”（mao阳平）之间是什么样的关系呢？它们背后隐藏着怎么样的秘密？我们再看看有关“昴”字的注释资料。请参照图2222-8、2222-9、2222-10。
图2222-8中称“昴”，白虎星宿。图2222-9在释卯字时又称“冒也”，二月万物冒地而出，像开门之形，故二月为天门，凡卯之属皆从卯，也就是说“昴”是从卯演化而来。图2222-10演化路线很清晰，在卯字头上加了“晶”则为“昴”。为了拓宽视野，我们再继续参考一下，“卯”字的其它相关文献资料。
说文解字注
【卷十四】【卯部】
卯，冒也。二月，万物冒地而出。
注：《律书》曰：“卯之为言茂也，言万物茂也。”《律历志》：“冒茆于卯。”《天文训》曰：“卯则茂茂然。”《释名》曰：“卯，冒也，载冒土而出也。”盖阳气至是始出地。
象开门之形。
注：字象开门也。
莫饱切。
注：古音在三部。
故二月为天门。
注：卯为春门，万物已出。
凡卯之属皆从卯。
（卯字古文打不出来）
注：按：十干、十二支之字皆古文也，非后人所能造者，而戼（卯）为春门，丣（酉）为秋门，尤㬎明。然则“”、“酉”皆古文而异者也。
康熙字典
(卯字古文打不出来）
《唐韵》、《集韵》、《韵会》、《正韵》并莫饱切，音昴。《说文》：冒也。二月，万物冒地而出。象开门之形。故二月为天门。徐曰：二月，阴不能制，阳冒而出也。天门，万物毕出也。
又《广韵》：辰名。《尔雅·释天》：岁在卯曰单阏。《晋书·乐志》：卯，茂也，谓阳气生而孳茂也。《韵会》：俗作“夘”，非。
从上述文献资料看，意见集中在：冒也。二月，万物冒地而出。象开门之形。即通俗的讲，好似春天一颗种子发芽裂开，准备破土而出的状态。郭沫若先生在《释支干》中，对“卯”的解释称：“以音言之，则古音卯、留同部，刘、留等字篆文从丣者，古之皆从卯，疑卯即刘之假借字。《释诂》训“刘，杀也”。若按郭先生的解释，这图中用“矛”字，与卯同音，也就含有杀的意思。那么在商代甲骨文中，“矛”字是不是就用“卯”字来表达呢？如果是，这种现象在古汉语里也是屡见不鲜的。请接着参考图2222-11，看“卯”字演化过程。
在百度百科里则是这样定义：卯，象形字。在字形上，甲骨文中的“卯”字（图1）是将一个物体从中间剖分的形状，金文中的“卯”字（图2、图3）和战国文字中的“卯”字（图4）形状与其甲骨文字形大体相同，由此演变出《说文解字》古文中的“卯”字（即“”，图5），同时稍微讹误而演变为小篆中的“卯”字（图6），经过隶书字形（图7）后楷书写作“卯”。在字义上，“卯”字的 本义是“剖分”，引申泛指“杀，殷商用牲方式之一”，又引申指“木器上安榫头的孔眼”，又借作“十二地支的第四位，与天干搭配来纪年、月、日、时”，也指“十二生肖中的‘兔’”、“五行中的‘木’”和“旧时官署开始办公时进行点名报到等活动的代称”等。
从上文的一些文献资料以及郭沫若先生的解释看，笔者认为：由“卯”字剖开意引申的杀，与“酉”字金石意引申的杀，两者在含义上是有本质的区别的。郭沫若先生认为：“丣”是卯之或体，许慎误为古文酉。郭沫若先生的这一理解，其实也是不正确的，许慎并未误为。戼（卯）为春门，是“生”杀。好比种子要发芽了，必须要破壳而出，表象看好似原先的种子已经死亡了，但实际上，却是种子孕育成生机勃勃的禾苗了。亦如自然界中金蝉脱壳的情形，请问那个被剖开的空壳是生是死？（这也是殷商执着于用牲的理念缘由之一，用的是“卯”字的内涵，即生命的另外一种转化形式。）那么，“卯”这个生发状态，又与春笋破土而出的状态像不像呢？或与人类早期用来狩猎，那个削尖前端的木棒有无可比性呢？丣（酉）则为秋门，金石之象，为肃杀。犹如秋风萧瑟，严霜将至，苗叶迅速枯萎、衰败，消亡。此二者尤㬎明。
上文笔者从两方面阐释，“卯”字与“矛”字之间的关系。一，由“卯”字所引申出的“杀”字含义，与“矛”字相关联；二，由“卯”字所隐含的生发状态，与矛的具体形象相关联。接着再看图2222-12，金文的“卯”字与“矛”字两字构造相比较，我们发现“矛”字是取“卯”字的一半，于顶端再画了一个半弧线，两部份组合而成。由此也可以推测出古人的造这个字的意图，“卯”字的本意是冒，即二月地下的种子生发开来，剖成两半的状态。这个状态若继续向上生长，又是一个什么状态呢？则是“矛”字所描述的状态，种子的剖开外壳可能有一边脱落了，另外一边则还挂在幼苗上，继续向上生长，上端则顶着嫩芽。当然，我们还有一个更贴切的字，可以更好的表达这种状态，那就是茅草的“茅”字，早春时节，我们可以观察它生发的状态，就可知其自然形态，与其字形相比名符其实。
接着请再回看图1111-2，从漆木箱盖上所看到的是：二十八宿文字星图。接下来我们具体了解一下，昴宿在《步天歌》所载星图中，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组合排列，历史文献又是如何记载的？它与“矛”字之间又有何关联？
昴宿，参照图2222-13，昴居西方白虎七宿的中央。古人用昴宿来定四时，《尚书 尧典》：“日短星昴，以正仲冬”，是指如果日落时看到昴宿出现于中天，就可以知道冬至到了。诗•召南•小星》称：“嚖彼小星，维参与昴。”《大戴礼•夏小正》称:“四月昴则见。”《尔雅•释天》称：“西陆昴也。”又称：“昴名大梁。”《石氏星经》称：“昴七星，在胃东稍南。”《说文》称：“昴从卯，阖户为卯，日入时也。”古文酉从卯，酉为秋门，万物已入，是一闭门形象。昴在仲秋月份出现，正值收成季节，这也许就是命名的来历。《宋志》称：“距西南星，去极七十度，赤道十一度三分，黄道十度八分。”《天元历理》所载昴宿图最为正确，它即金牛座中的小星团，近代叫做昴星团，即七姐妹星团。昴宿包含九个星座，原星四十七颗，增星五十颗。参考图2222-14。
昴宿是西宫白虎七宿的第四宿，由七颗星组成，又称旄头(旗头的意思)。旄，《说文》“发也”。唐代李贺诗“秋静见旄头”，旄头指昴宿。唐代卫象诗“辽东老将鬓有雪，犹向旄头夜夜看”，旄头亦指昴宿，诗句表现了一位老将高度警惕、细心防守的情景。从上述文献资料的记载，以及昴宿所构成的图形看都与矛头有相似之处。所以，昴宿可能由此而得名。《史记•天官书》中称“昴曰髦头”，如果“昴宿”的原来意义是“矛”，昴星团中除了几颗比较亮的星星之外，其余隐约可见的星辰好像是装饰在“矛”头上的“髦”，那么《史记•天官书》的记述就比较容易理解了。
综上所述，可知“矛”与“卯”之间关系紧密相联，“矛”是由“卯”演化而来证据充分，而“卯”字在殷商甲骨中则大量存在。因此，不能因“矛”字仅在金文出现，而甲骨文中没有这一点就武断中国没有矛。部份学者关于“矛是西来”的论调，更是可休矣！笔者认为：“矛”起源于何时？何地？何人之手？实不可考。它或许就是原始人类狩猎时，被削尖前端的第一根木棍。
二 史前尖底陶瓶文化起源之迷
2021年10月29日，《文博圈》发布了这样一则消息：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委托美国斯坦福大学、西北大学的科研人员对仰韶村遗址尖底瓶残留物进行了科学分析，科研人员对河南渑池仰韶村遗址第四次考古发掘出土的八个尖底瓶的残留物（距今6000-5000年）进行了初步分析，采用对陶器进行非损伤性、多学科综合分析的方法（淀粉粒、植硅体、酵母和霉菌），获得了古代酿造谷芽酒和曲酒技术的证据。综合研究证明，仰韶村遗址尖底瓶用于发酵粮食酒。初步的分析结果表明尖底瓶残留物很可能是以黍、粟、水稻、薏苡、野生小麦族和块根类植物为原料制作的发酵酒，采用发芽谷物和曲发酵两种酿酒技术。甲骨文中记录了两类酒， 即“酒”和“醴”，前者是用发霉的谷物进行发酵的酒；后者则是用发芽的谷物酿造而成，酒精度相对较低。这两种酿造工艺在仰韶村遗址的尖底瓶残留物中均有发现，这项研究为新石器仰韶文化中心区域粮食酒的酿造和消费提供了直接的考古证据，仰韶村遗址尖底瓶与周边地区同类仰韶陶器功能一致，如河南渑池丁村遗址等，其酿酒方法很可能代表了仰韶文化核心地区的技术和发展。
何谓史前尖底陶瓶？请参考图3333-1，同时再回看图1111-1。那么它又为何会与图1111-1之间有关联呢？这是因为箱盖上所书写的星图文字与《史记•天官书》中记载有差异，它将“柳宿”称作“酉”，这是在目前已知文物里面第一次见。而“酉”又与尖底陶瓶密切相关，所以它们之间必然紧密关联。在《说文解字》中，虽然说“古文酉从卯”，而卯又与柳相通。但是，这种叫法还是第一次见到。仅从这个案例上，也侧面反映出许慎学术功底的扎实程度，以及《说文解字》作为文字工具书，不容轻否的重要学术地位。既然河南考古所运用现代科学技术，证明仰韶村遗址出土的尖底瓶，是用来发酵酒（其实直至现在，中亚地区还在继续使用该类容器存酒。）的容器。《百度百科》：“酒”，会意。从水,从酉(yǒu)。“酉”本义就是酒。“酉”亦兼表字音。《说文解字》：酒，就也，所以就人性之善恶。从水从酉，酉亦声。一曰造也，吉凶所造也。 古者仪狄作酒醪，禹尝之而美，遂䟽仪狄。杜康作秫酒。从这两处工具查询里可知：“酒”从“酉”。那么“酉”的甲骨文字是什么样子呢？请参考《甲骨文合集》图3333-2，及图3333-3。
从图3333-2看，甲骨文“酉”字是一个像形字，与仰韶遗址出土的尖底瓶很像。这一案例也很好体现出了现代科学技术，在考古工作中的辅助作用了。请接着再看图3333-4，“酉”字的演化过程。
从图3333-4可知，现代大部分学者认为：“古文[酉]很像从正面视角观察的酒坛子，而古文[卯]一点都不像酒坛子，应是[卯]字的异体，可能是《说文》搞错了。”果真如此吗？其实，由于现代大部分的学者，不懂古代天文学，所以不知道它们之间的关系原理，还误以为是许慎搞错了。要知道，我们中华文化的根基，正是建立在古天文学的基础之上。脱离了古天文学，面对上古时期的许多问题，我们往往一头雾水，不知其理。却又常常自以为是的认为：古人蒙昧无知，老是搞错，让后人无解。接下来请参考图3333-5，其为《步天歌》所记载柳宿星图。
柳：《礼记•月令》称：“季秋之月，旦在柳中。”《左传》称：“咮为鹑火，柳星也。”《左传注疏》称：“柳谓之咮，咮鸟口也。柳本位居午次，去极八十二度半，入柳初度。”《通志》称:“柳宿为朱鸟之嗉。”《尔雅》称“鸟喙谓之柳。”《注》称:"咮为柳，柳鹑火也。"南方七宿，形象朱鸟，柳是朱鸟的口，所以叫做咮。鹑即朱鸟，火属南方，所以鹑火为柳的次名。《石氏星经》称：“柳八星，在鬼东南，曲垂似柳。”柳又叫天相和八臣。酒旗三星在柳北，轩辕右。柳宿包含二个星座，原星十一颗，增星十八颗。《晋志》以酒旗在天市垣。《步天歌》以它属柳。《通占镜》以它属柳又属星。
上述文献其主要观点：从整个大的南方星宿来看，“柳宿”为南方朱雀的嘴，而朱雀的形象又是以自然界中的鹑鸟来代表的。鹑，有两种解释：一，鹌鹑的简称 ，古称羽毛无斑者为鹌,有斑者为鹑，后混称为鹌鹑。欧洲、亚洲和非洲的一种迁徙性雉类猎鸟,约18厘米长,上部棕黑色而有皮黄斑点,喉部呈黑白二色,胸部为发红色的皮黄色,腹部呈白色；二，凤鸟。那么自然界中真实的鹑鸟又是什么样子的呢？请参考图3333-6。
除了自然界中鹑鸟的形象外，在出土文物中，鹑鸟目前最早的官方馆藏实物雕塑造型，应该是常州金坛三星村遗址出土的戉杖首饰。其年代约为新石器时代晚期。笔者曾在《戉•权力•星象》一文中，论证过其具有代表南方朱雀的物象涵义。有请参考图3333-7，鹑鸟喙部较夸张。总的说来，文化期许多鸟形或鸟纹饰器不是孤立的存在，而是以不同的艺术表现方式普遍存在。有的代表金乌形象，有的代表南方朱雀形象，其究竟代表什么形象，还要依据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从上文的《左传注疏》等文献中，我们得知柳宿为鹑鸟的嘴，即喙部造型。我们若将图3333-5中三号星与八号星相连线，则可得出一只鸟嘴侧面的效果图，参考图3333-8。
若从图3333-8看，历史文献的记载与星象图案是相吻合的。笔者推断：既然柳宿作为二十八宿之一，历史上一定也有表现其造型的文物。假若没有实物验证，似乎也就只能停留在推断之中了。经笔者查阅，目前官方有出土实证，且突出鸟喙部的文物为河姆渡文化时期的骨质雕塑“鷹首”。这里要提请注意的是：文博界对鸟形器的名称定义没有标准，仅凭学者的个人感观，觉得它像什么就叫什么，没有经过严谨论证。请参考图3333-9。
除了官方出土的突显鸟喙部的鸟首器，民间亦有不少凸显鸟喙的史前器物。比如在文物考古第一线工作三十五年，曾任内蒙古敖汉旗文化馆馆长、博物馆馆长的邵国田先生，曾考证的一件民藏鸟喙器物。此器物高5.8厘米，宽6.9厘米，厚1.1厘米。黄玉制作，通体沁为黑灰色。喙部石质，且空心。邵国田先生将其年代定为赵宝沟文化期。请参考图3333-10，3333-11。笔者依图判断其物象指代为“鹑鸟”，其突出的喙部则隐含“柳宿”文化内涵。那么，笔者这个判断有无依据呢？众所周知，赵宝沟文化是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之一，因发现于内蒙古赤峰市敖汉旗高家窝铺乡的赵宝沟村而得名，距今7350～6420年。赵宝沟文化时期诸多遗址中的小山遗址首次出现猪首、鹿首和神鸟组合的"灵物图像”。而这种灵物图像，笔者认为：其就是赵宝沟先民对二十八星宿充分认识后的高度概括。关于这方面的论证，其它文章再谈，本文便不再展开讨论。
从图3333-9，图3333-11看，突显鸟喙形器的文物，在文化期是真实存在的。只是由于年代久远，学界失去了对其初始文化内涵的认知。特别是图3333-11，喙部空心，其器物构造及设计意图，与图3333-1尖底陶瓶的构造及设计意图是一致的。如若将图3333-1，图3333-8，图3333-10及“酉”字甲骨文拓图放在一起比较，则很容易判断出，仰韶尖底陶瓶的文化初始涵义来源于柳宿，即南方朱雀的喙部。参考图3333-12。
另从马家窑时期的尖底陶瓶看，有部分尖底陶瓶绘制纹饰精美，已经具备了早期“礼器”功能。如图3333-13，其主体纹饰上三个竖式大黑眼纹，是否为柳宿近上三星？即酒旗。因笔者未见实物，亦未看过全图，有待进一步考证。
综上所述，可以得出结论：仰韶尖底陶瓶造型的原始文化涵义为“柳宿”星图，即南朱雀之喙部。同时其亦含有酒的原始文化特征，因酒旗三星也包含在柳宿内。并且也解释了《说文》中为何“古文酉卯相通”的缘由。且根据考古资料显示，仰韶文化遗址中发现有较多的以大型小口尖底瓶为葬具的瓮棺葬，比如洛阳王湾、郑州大河村等遗址中都发现有尖底瓶作为葬具的现象。这个现象亦从侧面证实了，尖底陶瓶所代表的物象——柳宿。即墓主人希望死后，其灵魂能借助柳宿飞升上天。这一葬具现象，也与同处文化期的濮阳西水坡大墓所蕴含的墓葬文化信息相一致。
另：“古文卯酉相通”还有一原理，其也与天文学有关。即古代一种用来测定东西南北方位的仪器，其名称叫“正方案”。它是借助圭臬顶端影子指向来标注方位的，以阴看阳，与实际位置刚好相反。即案面上标注位置卯在西面，酉在东面，子在南侧，午在北侧等。因为正午时，圭臬影子是朝北的；春秋分日出时，太阳在正东，而影子在正西；春秋分日落时，太阳的位置在正西方酉位，而影子在正东。
三 半圭为璋之谜
本节文章，笔者仅讨论圭与璋的起源与文化内涵问题，以及许慎《说文解字》中“半圭为璋”这句话的成因，其它知识仅作简单介绍。
很多人对于圭、璋的来源认知，大多来自于《周礼》的记载。而《周礼》的出现，是由于周代的统治者吸取了商代灭亡的教训，因此，他们重新制定并且规范了一套礼仪制度。玉石，作为统治阶级与神沟通的媒介，周礼中也进行了细致规范。不同的玉有不同的作用，有不同的地位，使玉器成为等级差的一个标志，也把玉器赋予了强烈的政治色彩。《周礼》中提到的“以玉作六瑞，以礼天地四方，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以青圭礼东方，以赤璋礼南方，以白琥礼西方，以玄璜礼北方”。周代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王朝，其重要性是确立宗法制，创立典章制度，颁布礼仪法规，使中国走上礼仪和法制国家的道路。
周代手工业方面，设立了琢磨玉器的专门工种，促进了周代玉器的专门化生产。虽然琢玉从制石或其他手工业独立出来，出现很早，但从政治制度上对琢玉行业给予独立的地位，并加以法律规定，应从周代开始。《考工记》载，周代手工业分工很细，当时六大手工业行业有工种30个，其中“刮摩之工”（雕工）就有“玉人”等五种。
首先简介一下文献里面的“圭”，以便对其有个大致的了解。青圭：顾名思义，使用青色的玉石制作成圭的形制；《说文解字》圭：“瑞玉也，上圜下方。”玉圭是一种板形玉器，下部呈方形，上部尖削，也有呈圆弧形的。参考图4444-1。玉圭最早出现于新石器时代的龙山文化。圭根据大小、形态不同，有不同的称谓，体型大的圭称为“玠”、“珽”（长三尺的圭）；其他还有镇圭、桓圭、信圭、躬圭、谷圭、土圭、青圭、琰圭等，据《考工记.玉人》载：“玉人之事，镇圭尺有二寸，天子守之；命圭九寸，谓之桓圭，公以守之；命圭七寸，谓之信圭，侯守之；命圭七寸，谓之躬圭，伯守之。”周代玉人治玉圭，按礼制标准化生产，天子镇圭最大，超过一尺。诸侯所执之圭，均不能大于天子之圭。桓圭、信圭、躬圭与镇圭在皇室统一琢制，天子向各贵公和各路诸侯封爵时，将玉圭连同土地、人民一起赏赐，带有任命的性质，故称“命圭”。《论语》云：“执圭，鞠躬如也，如不胜，上如揖，下如授。”谷圭则是天子用来平息诸侯仇怨，缔结婚姻时用作聘礼的瑞玉；而青圭是作为礼东方的礼器来使用的。
接着再简单了解一下文献里的“璋”，《周礼》规定“以赤璋礼南方”。玉璋（图4444-2）的形制犹如圭之上端断去，并且是双尖形的丫形器。《说文解字》中说“半圭为璋”。据《周礼•考上记》记载，璋的种类有赤璋，大璋，中璋，边璋，牙璋五种。赤璋是用红色的赤玉做的璋，是祭南方朱雀神的。《周礼》记载“大璋亦如之，诸侯以聘女”。中璋和边璋是用来祭祀山川的。牙璋的作用是“牙璋以起军旅，以治兵守”。大璋是瑞信之物，通身施纹。中璋十分之七施纹，边璋施一半纹。牙璋是兵符，一面有刃似刀，发兵用牙璋。
通过对圭、璋的简单介绍，我们知道周代对其极为重视。那么，周天子为何会这样重视它们呢？圭与璋它又源自何处呢？我们不妨带着这样的疑问继续探讨。笔者曾在不同文章中一直强调，中国古代文明的一个重要观念，就是把世界分成天、地、人、神等不同层次。但分成层次并不意味着各层次互无联系，它们之间仍是可以沟通的，而所以分出层次，这是统治者为了统治民众的需要：垄断与天神沟通的权利，保持统治者的权威。能与天神沟通的是少数特殊人物：巫、觋，他们是神明降身的人物。按现在的话说：我们所有人，都活在思想家的思想通道里。那么这几个层级里最高的是什么？是“天”。换句话说，“天”才是我们文化的根源。因此，“仰望星空”也就成了早期先民们在有限人造资源条件下，苦心求存、求发展的必然选择。日月星辰周而复始，一年四季如期而至。如此，华夏先民便能预知气温、降雨、降雪、物候等农事规律，春种、夏长、秋收、冬藏。天行有常，应之以治则吉。顺天应时，循时而动，是华夏先民道法自然、崇尚和谐、珍视生命的民族精神。对天象气象的观测，既是华夏文明的源头，更是天道民族的精神坐标。
综上所述，那么“圭”、“璋”与天空之间又有何关系呢？请再看图1111-2，在其星图文字的排列中，原本是“奎”宿的奎字，这里作“圭”。我们先看一下“圭”字的字源演化过程。请参考图4444-3。
从图4444-3看，“圭”字的甲骨文字为上下结构，上部为三角形，下部为方形。金文以后亦为上下结构，则是由叠加的两个土字构成。在现代百度百科字源解释里，则将其定为：会意字。从重土。古代用不同的玉圭表示分封给诸侯的土地，所以从重土。那么这样的注解是否正确呢？我们接着再看一下“土”字的字源演化，请参考图4444-4。
从图4444-4看，甲骨文的“土”字，三例都是土疙瘩的形象，乃据实像造字，属于典型的象形文字。其与图4444-3“圭”字的甲骨文，字形并不一致。因此，在金文以前的“圭”字，并不能将其定义成会意字，而依旧应该定义为象形字。因其字形与图4444-1的夏代玉圭具有高度相似之处。换句话说，如果这个观点成立，图1111-2漆木箱盖上“圭”字作“奎”字则是妥当的。因“圭”字是依据“玉圭”的造型，具象描摹而成。若按这样的逻辑推理，则“玉圭”的造型很可能是比拟“奎宿”在天空的视构型。请接着参考图4444-5，其为《步天歌》中记载的奎宿星图。笔者将对奎宿作简单的解读。
奎：西方白虎七宿的第一宿。《礼记•月令》称：“季夏之月，旦奎中。”《尔雅•释天》称：“降娄，奎娄也。”《注》称：“奎为沟渎故名降。”《石氏星经》称：“奎十六星，形如破鞋底，在紫微垣后，传舍下。”《集韵》称：“奎踽与足行貌。”《天官书》称：“奎为封豕。”《石氏星经》称：“奎西南大星为天豕目。”《天文大成》称：“奎十六星，旧错以西大星为距，损壁二度，加奎二度；今取西南大星为距，即奎壁各不失本度。”《宋志》称：“距西南大星，去极七十二度，赤道十六度六十分，黄道十七度八十七分。黄道自奎一度七十三分六十三秒入戌，赤道自奎一度五十九分九十七秒入戌。其西南大星，谓之天豕，亦曰封豕。”奎宿包含九个星座，原星四十五颗，增星六十三颗。《晋志》以军南门、阁道、附路、王良、策五座属天市垣。古人以奎、娄二宿为实测辰星的标准，借以考证可以看到的时期。古人认为辰星常以二月春分出现在奎、娄；五月夏至出现在东井；八月秋分出现在角、亢；十一月冬至，出现在牵牛；出于辰戌，入于丑未，二旬而没，晨见于东方，夕见于西方。于是，只要在春分前后，实测奎、娄二宿，观测约两旬，而夏、秋、冬三季，也就能够按照指定的星宿进行观测了。
从上述古文献可知，《注》将奎宿比拟成“沟渎”之形，《石氏星经》则将其比拟成“破鞋底”之状。不得不承认，若将这两部古文献的比拟对照图4444-5确实也很形象。可是，若再将其与图4444--3中“圭”字的甲骨文相对比时，则又有较大差距。倘若将其从中间拦腰截取一半，则勉强可以对应。如图4444-6。如按这样的逻辑推理它们之间有关系，实有牵强附会之嫌。
既然奎星图与“圭”字甲骨文在字形比对上比较勉强，那么，我们再看一下“奎”字的文字演化图与《说文》注释图，看看它们之间是否有关联。请参考图4444-7，图4444-8。
从图4444-7及图4444-8看，“奎”字起源于金文，其与“圭”字所描绘的物象似乎并不一致。请参考图4444-9，和刻本的《说文解字》，看其如何定义。
从图4444-9的释文中，我们可以看到许慎是这样定义“奎”：“两髀之间曰奎，从大，圭声。”这句话该如何理解呢？笔者接下来将详细解析许慎这句话的意思。我们知道古人造字，依据的原理就是“远取诸物，近取诸身。”因此，许慎所谓的“两髀”，则是特指我们人类的身体部位。“髀”在人体的具体部位请参考图4444-10。“两髀之间曰奎”这句话的物象，请参考图4444-11。从图4444-11中，我们可以非常清楚的看出：许慎对奎宿星图的形态比拟是非常神似的。当然，“髀”这个字还有另外一个解释，即后世总结立表测影的操作方式与计算法则的书，迄今最早为《周髀算经》。在这本书里“髀”隐含如下涵义：最初，人走在太阳下，看到自己的影子有长短变化。故取象大腿骨之直，为表正，观察太阳运动与阴阳消息之间的具体关系。周髀的髀，本义即人的大腿骨，称之为股。古人立表测影，立表的竿子，虽称之为股，其实取象人直立的样子。即使按《周髀算经》中对这个“髀”字的定义来看，其比拟也是符合逻辑的。即：若让人从自己的两大腿骨根部起向外叉开至两脚跟部，其两端交合之间的空间状态亦可非常形象的比拟成“奎宿”星图。接着再看“从大，圭声。”这四个字，许慎解释的已经非常清楚了。“奎”从“大”，而“大”这个字在甲骨文中是象形字，其本意是描摹一个人两腿叉开站立的正面形象。而这个形象则与图4444-10中，一人手拍两髀形象相符。我们知道“圭”在“奎”中只表读音，其既不表意也不表物象。由此可见，玉圭与奎宿之间是没有意象关系的。
既然奎宿与玉圭之间没有关系，那么奎宿形象除了许慎“两髀之间”的比拟、描摹外，在文化期又是否有其它器物与之相对应呢？对“耜”作过深入研究的东胡先生曾给笔者提供一组图片，请参考图4444-12、图4444-13。该图据东胡先生考证，其石耜制作年代约为红山文化期。发现该器物时，其尖部全部朝向山顶，叠加埋藏于山脚之下。而从图4444-13看，其形象则完全可与奎宿星图相比拟。对于4444-13图，有的人可能会提出疑问：“尖头玉圭也可以P图摆放是否也具有这样的涵义？”如果要回答这个问题，请注意“叠加埋藏”四个字。“耜”本为农业生产工具，但在这个具体发现情境里，则有明显的祭祀山川意图。众所周知，古人对于物象的描述不是任性而为，而是遵循一定的规律与原则。其基本原则就是“远取诸物，近取诸身。”而“耜”又是古人常用的农用工具，自然是在“近取诸身”之列了。另在星占中，奎宿有天之府库的意思，故奎宿多吉。《注》中亦描摹其为“奎为沟渎”。在《周礼•考工记》中对于“耜”亦有较为详细描述，而这又与注中“奎为沟渎”一致。
“匠人挖掘沟渠，耜头宽五寸，二耜相并为耦，一耦所掘，宽一尺、深一尺的小沟叫做畎。在田头的（沟渠宽和深）比这加一倍，宽二尺、深二尺叫做遂。九夫共耕一井之田，井与井之间宽四尺、深四尺的叫做沟。十里见方的土地叫做成，成与成之间宽八尺、深八尺的叫做洫。”
我们亦知道，上古之人，其生活物资大多取自山川大泽，而山川大泽对人而言，实乃地之府库。且古人哲学观念：天地对应。综上所述，笔者认为：“耜”的文化意涵很有可能指向“奎宿”，与玉圭的关系不大。因此，文化期的古人用“耜”比拟意去祭祀山川亦在情理之中。另从“耜”字的金文构型上看，其为左右结构，左边为木，表示耜为农用工具时的木柄，右侧为上下相连的斜方块，表示为农用工具时的金属端形态，而这样的上下相连的斜方块（可能来源于木柄从耜中间剖开形态）字形则又与奎宿的构形极为相似。因此，可作依据之一。至于“耜”的甲骨文字，还需详细考证，未能取得学界共识。敬请参考下图：
从上述文字中已得出：“圭”与“奎宿”之间没有文化内涵关系的结论。这样一来，“半圭为璋”这句话依旧是笔糊涂账，仍不明其理。笔者以为，“圭”的文化原始内涵一定另有所指。那么，它又指向何处呢？请接着参考图4444-14，我们再一起仔细分析和刻本的《说文解字》，看许慎是如何注释的。
从图4444-14看，许慎的注释基本上与《周礼》及《考工记•玉人》中记述的差不多，似乎很难有新的发现。唯一值得注意的是这句话：“瑞玉也，上圜下方。”要知道“上圜下方”这四个字，其实是其对圭形状的描摹。可我们从考古及流传实物中又得知，圭的形状不仅仅是“上圆下方”这一种，还有“尖首下方”与“平首下方”两种。那么这种形态上的变化，它的原理又是什么呢？如若我们能找出它的原理，是否就意味着找到它的文化起源了呢？笔者就先试着从“上圜下方”这句话解析起，以期解开“半圭为璋”之谜。
“上”与“下”，一般指时空关系。众所周知，古华夏文明对时空关系的理解是建立在四维基础之上的。即：现代意义上的长、宽、高三维再加上时间这一维。古代表示上下关系的常用术语是：“天”与“地”，换句话说“上圜下方”亦可用“天圆地方”来表述。而“天圆地方”这四个字，正是奠定华夏文明宇宙观的基石。那么笔者的这个推论，又是否有古文献依据呢？请看如下几处记载。
圜，天体也。――《说文》。按，浑圆为圜，平圆为圆。圆之规为圆。
圜，天道也。――《吕氏春秋·圜道》注
大圜在上。――《吕氏春秋·序意》。注：“天也。”
乾为天，为圜。——《易•说卦》
方，《易·坤卦》：六二直方大。注：地体安静，是其方也。《周礼·冬官考工记》：圜者中规，方者中矩。《淮南子·天文训》：天道曰圆，地道曰方。方者主幽，圆者主明。
由此可见：“上、下、圜、方”四者之间关系，在华夏文明里是有一套精密理论体系与之相匹配的。我们再回看图4444-3“圭”的甲骨文字，笔者先就该文字再次进行解析。前文分析过其字形是上下结构，上部为正三角形，下部为方形。它给我们传递出一个什么样的信息呢？又能否将它与“天圆地方”的宇宙观念相联系呢？若仅从字的结构上看，则“上”与“下”的空间关系具备了，下部的“方”也具备了，唯一不具备的是上部，为“正三角”，而不是圆。众所周知，甲骨文字的生成是由古人在牛骨或龟甲上用刀刻画而来。当然也有用朱砂颜料软笔书写的，这样的考古材料比较罕见。笔者认为：文字是二维平面图，不是三维立体雕塑图。因此，“圭”的甲骨文字上部的“正三角”也可能是个“笠”形图。假若古人表达的是“笠”的意涵，那么，我们古代是否有相应的文献理念呢？在出土文物里是否又有可验证的器物呢？
中国古代相传有6种宇宙模型学说，其中有初步理论纲要者为“盖天”、“浑天”、“宣夜”三说。与前两个学说密切相联的有天球、北极、北斗、三垣、四象、二十八星宿、日月五星等概念，它们构成了古天文的框架与主脉络。
三说中，“宣夜”说一直得到国内对许多论者的高度评价，其说实始于李约瑟。其说如下：宣夜之书亡，惟汉秘书郎郗萌记先师相传云：天性了无质，仰而瞻之，高远无极，眼瞀精绝，故苍苍然也。譬之旁望远道之黄山而皆青，俯察千仞之深谷而窈黑，夫青非真色，而黑非有体也。日月众星，自然浮生虚空之中，其行其止皆须气焉。是以七曜或逝或住，或顺或逆，伏现无常，进退不同，由乎无所根系，故各异也。故辰极常居其所，而北斗不与众星西没也。摄提、填星皆东行。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迟疾任情，其无所系著可知矣。若缀附天体，不得尔也。“宣夜”说未能引导出初步的数理天文学系统——即对日常天象的解释和数学描述，以及对未来天象的推算。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无法与“盖天”与“浑天”比。
“浑天说”其大意如下：浑天如鸡子。天体（这里意为“天的形体”）圆如弹丸，地如鸡子中黄，孤居于内。天大而地小。天表里有水，水之包地，犹壳之裹黄。天地各乘气而立，载水而浮。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又四分度之一，又中分之，则一百八十二分之五覆地上，一百八十二分之五绕地下。故二十八宿半见半隐。其两端谓之南北极。北极乃天之中也，在正北，出地上三十六度。然则北极上规径七十二度，常见不隐；南极天之中也，在南入地三十六度，南极下规径七十二度，常伏不见。两极相去一百八十二度半强。天转如车毂之运也，周旋无端，其形浑浑，故曰浑天也。
“盖天说”主要源自《周髀算经》，（其成书据考证约公元一世纪左右，但实际理论形成及应用更早，陶寺等遗址观测实物的发现就是最好的证明。）其在“提要”中说：“盖浑天如毯，写星象与外，人在天外观天；盖天如笠，写星象于内，人自内观天。笠形半圆有如张盖，故称盖天。合地上地下两半圆体，即天体之浑圆矣。其法失传已久，故自汉迄元明，皆主浑天。”通俗的意思即：浑天犹如圆球，描绘星象于天地之外，是人从天地之外观侧天象；“盖天”犹如斗笠，是人在天地之内描绘星象。人在天地之内观测天象时，斗笠形状的半圆好象张开的伞盖，所以称为盖天。合并地上与地下两个半圆球体，就是天体之整个大圆。因为进行观测的这种法术失传已经很久了，所以自汉代到元明时代，全部由浑天学说所主宰。根据其文字意思的理解，现代学者制作了“盖天说”大致模型图，敬请参考图4444-15。那么这个模型图与古人所理解的“盖天说”模型是否一致呢？请继续看下文。
学界一般认为：“盖天说”可将其起源、发展的过程分成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为原始的形象化比喻的"天圆地方说"，没有进一步关于天地结构的定量描述；第二阶段以《周髀算经》为基本纲领性文献，提出了自成体系的定量化天地结构，基本假定是天地平行，其间相距八万里。盖天说家以此解释天地结构和天体运行，并进行定量描述和计算。盖天说为了解释天体的东升西落和日月行星在恒星间的位置变化，设想出一种蚁在磨上的模型。认为天体都附着在天盖上，天盖周日旋转不息，带着诸天体东升西落。
通过上文对中国古代宇宙模型的简单梳理，笔者认为：“圭”的甲骨文字源于“盖天说”的宇宙模型是可能的。请参考图4444-16，晚近的天坛与地坛对上古“天圆地方”理念的传承与体现，就是对“圭”这个字最好的注释。
有人也许会提出质疑：“天坛是圜形的，不是尖形的，不能体现盖天说，亦不能体现出“盖天如笠”，即类圆锥形的概念。”那么在中国上古时期，有没有与之相符的器物或图案等相关考古资料呢？请参考图4444-17，其为甘肃临洮县博物馆提供的资料。该类器物被定义为边家林类型，年份距今约5000年左右。笔者曾在其它文章中有过这样的观点：现今中国地理区域范围内的大部分史前彩陶，其器型与纹饰就是早期先民宇宙观与世界观的集中体现；亦是信史以前历史的另类记载方式。从4444-17图的两件器物看：带流形罐纽盖与鸟首钮盖即是“盖天如笠”宇宙观的一种体现；其整体造型就是古人所理解的“盖天说”宇宙模型。那么这个论断有无依据呢？敬请参考图4444-18。
4444-18图亦为甘肃临洮县博物馆提供的资料，其被定名为：人首雕塑双人彩陶壶。笔者认为这个命名是不准确的，从正面看它，好像是个长着双耳，下颌凸兀的“人面”形象。可是从其它视角看，则是巧妙塑造了：一个头颅、一个尾巴、三个喙的怪鸟（亦融入了人面因素，后文将阐释其理。）形象。而该壶的流设计也长短适中，浑圆有力。作者又特别巧妙的将其设计在鸟的尾部，使整个鸟的造型看起来既生动又有趣。再从该器的整体来看，呈椭圆形状，似上下两个半圆盖子粘合而成。我们知道凡是优秀的艺术品，往往出自思想深邃的艺术家之手。那么，4444-18图的创作思想是从哪里来的呢？总该有个时代背景依据吧。
在上文中，笔者曾梳理了三种古人主要的宇宙观思维模型，其中以“盖天说”最古。从图4444-18出土年代看，据今约5000年左右。那么，其创作思想是否来源于“盖天说”呢？再请注意《周髀》里的一句话：“……合地上地下两半圆体，即天体之浑圆矣。其法失传已久……。”若从图4444-18整体造型上看，其上下两个部份，正是两个半圆体的粘合形象。就这一点来说，则与《周髀》经文记述高度吻合。那么，除此之外还有没有其它证据呢？
众所周知，在中国的文博体系里，凡在上古器物上出现鸟形雕塑或纹饰的，其大部分都含有“金乌”或“朱雀”意涵。这种现象绝不是偶然的，而是由整个上古时期所遵循的主流哲学思想决定的，即“盖天说”被社会广泛应用。因此图4444-18也不例外，其正是这种思维模型下的产物。其器身共有三处信息，可作为其来源于“盖天说”的有力证据。1.该器顶部三喙怪鸟的造型是太阳运行化身的一种艺术表达方式；2.在该器顶表面又用朱红彩料画了一只人形鸟（笔者曾在《被国博误读的马家窑舞蹈纹盆》一文中，论述过其代表星体形象。）；3.其尾部的流，也是太阳的艺术化的一种表现，且含有阴阳二气义。因在“盖天说”理论里，认为天体（证据1、2、3对应）都附着在天盖上，天盖周日旋转不息，带着诸天体东升西落。但日月行星又在天盖上缓慢地东移，由于天盖转得快，日月行星运动慢，都仍被带着做周日旋转，这就如同磨盘上带着几个缓慢爬行的蚂蚁（证据2与之对应），虽然它们向东爬，但仍被磨盘带着向西转。太阳在天空的位置时高时低，冬天在南方低空中，一天之内绕一个大圈子；夏天在天顶附近，绕一个小圈子；春秋分则介于其中，盖天说认为，太阳冬至日在天盖上的轨道很大，直径有47.6万里，夏至日则只有23.8万里。又认为人目所及范围为16.7万里，再远就看不见了，所以白天的到来是因为太阳走近了，晚上是太阳走远了。这样就可以解释昼夜长短和日出入方向的周年变化。综上所述，笔者认为：4444-18图，是古人据“盖天说”理念具体应用的结果；是古人长期观测圭表，得出两分、两至及季节更替的艺术表述结果。“三喙怪鸟”的造型对应的是二分二至现象。也许有人会问：要能对应的上也应该是一鸟四喙啊，怎么会是三喙呢？这是因为春分与秋分在测日影时其长度相等，这两个就合二为一。所以，在具体物象上古人通常用“三”来表示其含义。其实，类似这样的艺术表达方式，不仅出现在高古陶器中，还出现在玉石、骨贝、青铜等为材料的高古器物中。当然，也有不将春分与秋分合二为一的现象。比如良渚文化中的“三叉形”玉器，该玉器两侧齐高的叉形长柱就是代表春分与秋分，中间短柱则代表夏至，那么冬至又怎么表达呢？良渚先民在实际佩戴时，在中间短柱上又巧妙绑缚或插入其它饰物，使其高于两侧长柱，将冬至隐含其中。我们也由此可知：古器设计里这些灵活的部份，与《易》学密切相关。请参考图4444-19。
笔者在上文论述了4444-18图中的三喙怪鸟，具有“二分二至”的涵义；包括其尾部的流，也具有太阳旋转的涵义。也许有人还会提出：“孤证不立”的质疑。那么，还有没有与之相关联的物证呢？请接着参考图4444-20。这张图同样由临洮县博物馆提供，其年代与图4444-18大致相同。该彩陶罐若从正面视角看，左右各有一个倾斜竖立的流。流的两侧又捏塑了鸟头的造型，若顺着流口俯视则有旋圜纹饰及太阳光芒纹饰。请注意，整个器身的旋圜纹圈数可不是胡乱画的哦！都是遵循一定规律与原理而来的。本文不作详细论述，它文另论。请接着再看，在正面视角的罐表之上两侧，则绘有清晰的太阳纹饰，其表达意图已经非常明晰了——皆为太阳之象。因此，也无需再作进一步论证了。该器物整个造型及构图，无疑是“盖天说”理论来源久远的有力证据。同时也有力证明了，图4444-18三喙怪鸟为太阳运行化身的论点。
另与图4444-20文化内涵有相通之处的器物，请参考图4444-21。其不但种类繁多，而且地域分布也甚广，流传时间也较长。这一古人造器原理的趋同性，也再一次证明了：“不论什么时代，什么社会，所有人都活在哲人所主导的思想通道里。”这一人类基本共识。因为做为一名普通人，你不可在整个社会大环境中不受思潮影响从而独善其身；亦不可能另起炉灶重新建一个属于你的社会体系；你亦逃脱不了：你所处时代主流思想所建立起来的层层藩篱。这就好比现代科学理论体系没有建立之前，社会上不可能制造出各类电子产品的道理一样。反过来，我们据某个电子产品则又可以推导出某种科学理论的存在。至于图4444-21，本文不逐一细论，仅以此作为该论据的辅助资料。
通过对图4444-18及图4444-20的论述，则可推证图4444-17上鸟形塑像为太阳鸟的化身的结论。首先观其纽盖，其造型与“盖天如笠”的描述几无二致。亦可得出：其整个器身造型，就是古人“盖天说”理论的三维立体实物模型的结论。因此，其也反证了古文献的准确性。这里需要注意的是：我们对“盖天如笠”这句话的理解，决不能拘泥固化。这是因为“笠”的形象，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地理区域则有不同的形态。所以，必须要灵活对待“笠”这个问题。如笔者在《被国博误读的马家窑舞蹈纹盆》一文中，论证的“三垣星图”彩陶纹盆，其亦属于“笠”的形象范围。关于笔者的这一论断，是有考古资料可以证实的。如：1955年，从陕西西安半坡原始部落遗址上发掘出了一个密封的陶罐和封盖罐口的彩陶盆，考古人员揭开陶盆后发现，陶罐内有一具7000多年前的孩子的骸骨。彩色陶盆上绘有人面鱼纹图案，经过考古研究发现，人面鱼纹盆是原始人用于埋葬儿童的瓮棺上的棺盖，是葬具的一部分。在这件埋葬孩子的彩陶罐身上还有一个被人为洞开的小孔，这个盛放孩童的瓮棺被埋于居住区内的窝棚附近。从陕博“人面鱼纹”彩陶纹盆的简介情况看，笔者认为其亦可当作“笠”来看。至于盆内“人面鱼纹”图案的内容解析，不是本节所要讨论的内容，不再展开论述。不过在其后的论证里，关于“鱼”的部分还会有所涉及。就其整个专题而言，笔者将在其它文章另行细论。实物敬请参考图4444-22。
我们接着继续论述图4444-17，在盖纽鸟首下，则描绘了一大一小的两个旋转圜形纹饰，其表达意涵与“盖天说”中的观点也趋于一致。即：“太阳在天空的位置时高时低，冬天在南方低空中，一天之内绕一个大圈子；夏天在天顶附近，绕一个小圈子。盖天说认为，太阳冬至日在天盖上的轨道很大，直径有47.6万里，夏至日则只有23.8万里。”接着再看纽盖之外的罐身，其造型若鸡蛋被削去了一小部份。在其口沿部则等分四个鸟首，其所表现的文化特征则含有：“四季、四方”之意。若以“盖天说”的视角来看，该器型同时证明了：“天圆地方”中的“方”不仅含有方正的“方”，还含有方位的“方”之涵义。因此，它综合表达的其实是一种时空概念。所以，在古人哲学思维模型中“地”的形状，它也是个随天道运行的球体，不是通常字面上所理解的一块方形地的意思。许多人在不了解古人的这套思维模型情况下，常常嘲讽古人如何无知，赞颂今人多么伟大，实在是太过浅薄。其实对于这种误解，不仅今人有，古人亦有。如曾子当年就曾提出质疑:“如诚天圆而地方, 则是四角之不揜也....”。
综上所述，笔者完全可以得出：“圭”的甲骨文字上部“正三角”形图，为“盖天如笠”这句话中“笠”的意涵，即：“笠”二维平面图的结论。这个结论的成立，也就意味着“圭”字的本意为“天圆地方”理念的抽象体现。它是古人宇宙观思维模型所建立的简图；是天道；是每个华夏儿女孜孜以求的那个无形无象的本体。而当它为用时则是耕田狩猎，历法产生之晷仪；是治病延年，中医药理之灸针；是筑城治水，勾股定理之矩尺；是一统天下，测量地中之影台；是封侯拜相，天授尊荣之命圭；是百家争鸣，群经共尊之典册……。
关于“圭”的具体运用方面，历史上有桩“公案”，是关于大禹的故事。即《尚书·禹贡》，其全文如下：
禹别九州岛，随山浚川，任土作贡。
禹敷土，随山刊木，奠高山大川。
冀州：既载壶口，治梁及岐。既修太原，至于岳阳；覃怀底绩，至于衡漳。厥土惟白壤，厥赋惟上上错，厥田惟中中。恒、卫既从，大陆既作。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