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生肖代表西公
一见·在总书记的心中，他们就是“国家的财富、人民的骄傲、民族的光荣”,下面一起来看看本站小编新华网给大家精心整理的答案，希望对您有帮助
什么生肖代表西公1
11月3日，2020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习近平总书记向获得2020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顾诵芬院士和王大中院士颁发奖章、证书，同他们热情握手表示祝贺，并请他们到主席台就座。
11月3日，习近平总书记向获得2020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顾诵芬院士（右）和王大中院士（左）颁奖。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科技创新工作，党的十八大以来坚持把创新作为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对广大科技工作者关怀备至、寄予厚望。总书记指出，“两院院士和广大科技工作者是国家的财富、人民的骄傲、民族的光荣”。
这群人、这支队伍，为何值得如此的重视和尊敬？
简言之，因为他们的事业很重要，他们的队伍很关键，他们的精神很宝贵。
“抓住了科技创新就抓住了牵动我国发展全局的牛鼻子”
要发展，就必须充分发挥科学技术第一生产力的作用。
福建农林大学的林占熺教授在上世纪80年代发明了“以草代木”的菌草技术，既能够有效扶贫增收，又能够减少树木砍伐，保护生态环境。
1996年，福建成立了对口帮扶宁夏领导小组，时任福建省委副书记习近平同志担任组长。在他的主持下，菌草技术成为闽宁对口扶贫协作项目。半年的时间，用作物秸秆栽培香菇、平菇、双孢蘑菇等就取得了成功，示范农户当年的收入翻了一番多。20多年来，菌草技术不仅成为闽宁对口扶贫的重要产业，还推广到一百多个国家，成为造福广大发展中国家人民的“幸福草”。
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中，科技让乡亲们用上了“金扁担”。今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武夷山的生态茶园遇到了“把论文写在大地上”的科技特派员。20年前，“科特派”制度就在习近平同志同南平当地的一次对话中发端。“我专门作了调研，后来在省里推广。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现在全中国都有‘科特派’。农业是有生机活力的，乡村振兴要靠科技深度发展。”
3月2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南平武夷山市星村镇燕子窠生态茶园同科技特派员、茶农亲切交流。
疫情防控阻击战中，科技是“人类同疾病较量最有力的武器”。2020年初，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考察新冠肺炎防控科研攻关工作，在多个场合强调战胜疫情离不开科技支撑。同年9月的科学家座谈会上，总书记希望广大科学家和科技工作者“坚持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不断向科学技术广度和深度进军”。他就此阐释说，2016年5月召开的科技盛会上，“我那时讲的还是‘三个面向’，也就是前面的三点。这次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我建议再加一条‘面向人民生命健康’。”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抓住了科技创新就抓住了牵动我国发展全局的牛鼻子。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民生改善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科学技术解决方案，都更加需要增强创新这个第一动力。”
“硬实力、软实力，归根到底要靠人才实力”
全部科技史都证明，谁拥有了一流创新人才、拥有了一流科学家，谁就能在科技创新中占据优势。
在河北正定，流传着这样一段“扯开嗓子喊人才”的佳话。
1983年，习近平同志推动出台“人才九条”，受到政策吸引来正定的人才络绎不绝。
当时，石家庄有一位名叫武宝信的工程师，他研制出的护肤品已在全国畅销。听说“人才九条”后，他给习近平同志捎信，表示愿意到正定工作。习近平同志收信当晚就去寻访武宝信。小区有几十栋楼，不知武宝信住哪个楼，于是就挨个打听，问谁谁都不知道。习近平同志和同事一个从南往北，一个从东往西，扯开嗓子喊“武宝信”，这才找到了他。武宝信紧紧握着习近平同志的手，深受感动，当即表示要将项目带到正定，后来一年就带来了30多万元利润。
“硬实力、软实力，归根到底要靠人才实力。”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翻天覆地的变化，离不开人才；改革开放40多年取得的伟大成就，离不开人才；“两个一百年”的伟大复兴征程上，“没有一支宏大的高素质人才队伍，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就难以顺利实现”。
2014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上，年近九旬的中国“氢弹之父”于敏院士坐着轮椅，由工作人员推上领奖台。总书记微笑着躬下身，将证书颁发给于老，并同他热情握手表示祝贺。礼遇老一辈科学家的画面，让人印象深刻。
2015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向获得2014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于敏院士颁奖。
2020年9月，科学家座谈会上，听完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的“80后”科学家付巧妹发言，总书记深有感触地说：“对冷门怎么看？按一般概念，一些冷门的东西没有用。这种认识可能把一个领域的事业耽搁了。”
“各类应景性、应酬性活动少一点科技人员参加，不会带来什么损失！”今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科技三会”上的一席话，说到了科技工作者心坎上，会场响起了经久不息的掌声。
连续多年出席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并为获奖者颁奖、主持召开会议完善科技成果评价机制、给科学家和科技工作者代表回信……总书记身体力行，带动全社会厚植识才爱才敬才用才的环境。
“具有强烈的爱国情怀，是对我国科技人员第一位的要求”
繁霜尽是心头血，洒向千峰秋叶丹。
科学成就离不开精神支撑。胸怀祖国、服务人民的爱国精神，在“科学家精神”的内涵中排在首位。
黄大年，著名地球物理学家，2009年毅然放弃国外优越条件回到祖国，取得了一系列重大科技成果，填补了多项国内技术空白。
习近平总书记对黄大年同志先进事迹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我们要以黄大年同志为榜样，“学习他心有大我、至诚报国的爱国情怀”。
南仁东，“中国天眼”首席科学家、总工程师，他把生命中近1/3的时光都奉献给了“中国天眼”，生命最后半个月仍然密切关注科研进展。
今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贵州考察期间亲切会见“中国天眼”项目负责人和科研骨干，并视频连线“中国天眼”总控室的科技工作者代表，希望大家以南仁东先生为榜样，弘扬科学家精神，勇攀世界科技高峰。
从李四光、钱学森、钱三强、邓稼先等一大批老一辈科学家，到陈景润、黄大年、南仁东等一大批新中国成立后成长起来的杰出科学家，我国科技事业取得的历史性成就，是一代又一代矢志报国的科学家前赴后继、接续奋斗的结果。
科学无国界，科学家有祖国。具有强烈的爱国情怀，是对我国科技人员第一位的要求。
2020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提及“国之大者”，在今年9月的中央人才工作会议上也有强调：“广大人才要继承和发扬老一辈科学家胸怀祖国、服务人民的优秀品质，心怀‘国之大者’，为国分忧、为国解难、为国尽责。”
“实践证明，我国自主创新事业是大有可为的！我国广大科技工作者是大有作为的！”习近平总书记的话，坚定了广大科技工作者攀登科技高峰、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信心决心。
统筹：赵嘉鸣、崔士鑫
策划：胡果、杜尚泽
撰文：许晴、谷业凯
校对：王玉琳
图片来源：新华社（摄影：李学仁、燕雁、马占成）
来源：人民日报客户端
什么生肖代表西公2
富丽堂皇：铜镜中的大唐气象
演讲人：孔祥星 演讲地点：中国国家博物馆国博讲堂 演讲时间：二○二一年九月
今天我讲的题目是“富丽堂皇的唐代铜镜”。既然提到“富丽堂皇”，可能就会有人问，唐镜的确看起来挺美的，但是应该从哪些地方去审视唐镜的美呢？我们今天带领大家寻找唐代铜镜的美，主要从形式、内容、材质跟工艺这几点来综合体会。
唐镜的重要创新
首先，花式镜是唐镜标志性的创新。我先要跟大家介绍一下唐镜的外形，也就是我所说的“形式”。比如铜镜花瓣的周边出了菱角的，叫作菱花形，如果花瓣的边缘是圆弧形的，就叫作葵花形，此外还有四方委角形、亚字形等，这些名字是约定俗成的，我们也是沿用了过去流传的大家都接受的名称。
从齐家文化出现中国最早的铜镜至今，大约是四千年，从齐家文化一直到明清，我国铜镜的传统形式就是圆形。这个圆形可以理解，圆圆满满，是一个非常吉祥的意义。从战国开始，偶尔会出现方形镜。到了汉代，这个时期是我们目前出现铜镜最多、考古发掘最多的时期，像山东临淄就考古发掘出来六千多面铜镜。可以这么说，汉代的铜镜几乎99.9%都是圆形，海昏侯墓出土了一面铜镜，有如今常用的电脑屏幕这么大，是一个方形的镜子。而这种圆形或者是偶尔出现的方形的铜镜形式，一直延续到了隋代前后，直到唐代出现了花式镜。仅仅只是在平面几何形式上的变化，谁能想到，单单是花式镜这一创新的出现，已经是中国铜镜出现之后两千多年的事了。所以，我认为花式镜是唐镜的一个标志性创新，尽管后来宋以后也有一些花式镜，但是花式镜开创确实是在唐朝初年。
图1花鸟镜
其次，唐镜的形式变化也必然带来了内容的出新，这就是唐镜的纹饰和铭文呈现出了历史性的变化。之所以用“历史性的变化”这样的描述，我先举两个例子。西汉的四神博局镜，四神是指青龙、白虎、朱雀、玄武，请注意我们虽然经常说东青龙、西白虎、南朱雀、北玄武，但是在汉代的时候古人是以南为上的，所以现在发现的四神博局镜的朱雀都是在上面的，这种镜子是西汉的时候特别流行的，从西汉晚期经历王莽时期一直沿用到东汉早期。另一个就是东汉的神兽镜，上面有西王母、东王公、黄帝、伯牙等形象，从内到外都有非常复杂的纹饰。到了唐代，铜镜的内容就发生了变化。这个是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的花鸟镜（图1），也就是汉镜中流行的神仙羽人、奇禽异兽题材，到了唐朝武则天时期就被瑞兽葡萄镜以及以后的花鸟、花卉取代，一幅幅禽鸟俊美、花枝华丽、充满生活气息的图景，呈现出优美、轻快、自如的情调。
我之所以强调武则天，是因为很多葬仪方面的制度都是在武则天这个时期开始发生变化。
我把唐镜纹饰发展变化过程分为三个时期，分别是初唐、盛唐和中晚唐，这是一个从灵异瑞兽向花鸟画枝人物发展再到宗教图纹的发展变化过程。初唐时期的四神十二生肖镜，里面有钮座、方格、规矩和圆圈，外面是十二生肖，这还是基本继承了汉以来的铜镜图纹。到了盛唐，一说起唐镜就是以瑞兽葡萄镜为代表，而这个镜子是从武则天以后形成的唐代风格，它摆脱了汉代以来的情况。到了中晚唐，又出现了一些宗教的图纹。
此外值得注意的还有唐镜铭文的内容以及发展变化的趋势。初唐的铜镜往往里面是纹饰，外面是铭文，已经形成了隋和初唐的铜镜的格式，它的铭文是一圈，因此被称为圈带式。盛唐时期铜镜则很少有铭文，有铭文的就是方格式的，这种铭文样式在汉代很少。进入晚唐，铭文又多了起来，而且形式多样。在铭文内容方面，汉镜的铭文目前看见的多是希望高官厚禄、子孙繁昌、享乐富贵、长生不死等，诸如“位至三公”“君宜高官”“授如金石新王母”“上有仙人不知老”之类。汉镜的铭文思想性特别深刻，汉朝人当时是希望羽化成仙的，所以在汉代的铜镜上看到很多羽人、神仙和西王母的形象。而唐镜则大不一样，唐镜首先考虑的是镜子怎么漂亮、怎么制得好，后面就要反映照镜子的人怎么好看、怎么漂亮，所以唐镜的铭文内容跟汉镜的铭文内容差别很大。
图2初唐铜镜，采用了分区式
再次，就是唐镜布局结构的新意境——广画面式。唐朝铜镜的纹饰结构，总体来说就是从初唐时期的分区式发展到盛唐时期的广画面式、不分区，进入晚唐又变成了分区式。比如这一面初唐铜镜（图2），钮外分成好多个区，有不同的圆圈带、同心圆，又分成铭文，铭文外面又有花纹，到了盛唐则是广画面式，比如盛唐铜镜，除了中间一个小的圆钮以外没有任何其他，就是表示花纹，留白很多，而留白一多就显得纹饰很突出。所以有的学者就认为汉代铜镜纹饰的布局是格律体，有规律和格式的，他们把盛唐的铜镜叫作自由体，很自由的分布。盛唐许多铜镜不再利用方格、规矩、多重圈带进行区域分割的构图方式，这样空间广阔、布局疏朗。由于它是广画面式，所以单个图纹就特别多，比如说青龙白虎朱雀玄武主题，东汉的时候青龙和白虎是相对的，而到了唐代就表现为一条单龙，所以看唐代铜镜的云龙气势特别突出，盛唐时期许多铜镜都这样减少了繁杂、离奇的图纹，形成了单个图纹形体变大、鲜明突出的特点。进入晚唐，铜镜又变成了从钮开始层层布局、分区特别繁杂的样子。
唐镜的主要类型
接下来，我按照唐朝各个时期流行的镜类及其呈现的历史文化和艺术审美价值，来具体介绍一下唐镜的类型。
第一类是灵异瑞兽镜。这个类型是延续汉代以来的传统。比如河南洛阳出土的、现在由洛阳博物馆收藏的隋初唐四神十二生肖镜。这里我要延伸介绍一下十二生肖相关的内容。我们在典籍中查阅，有关生肖的最早记载，可以推至东汉，王充《论衡》中提到的与现在的生肖相同。而根据湖北云梦睡虎地、甘肃天水放马滩等地出土的秦简，我们可以把古代生肖的起源至少推至战国晚期。至于中国古代在铜镜纹饰中使用十二种肖形动物来代替十二地支，则是在隋代前后发生的事情，所以我一般称之为隋和初唐。
图3瑞兽葡萄镜
第二类是瑞兽镜。我的这个“瑞兽”概念包含了很多种类的兽类，比如有的像狐狸、有的像狼、有的像狗、有的像鹿，所以我用了“瑞兽”这个综合性的词，泛指那些寓意吉祥的兽。这里我专门跟大家详细介绍一下“瑞兽葡萄镜”（图3），这是唐代最著名的铜镜。我们看它，上面每个兽都是向上抬头的，内区不同姿势的瑞兽攀缘葡萄枝蔓，外区环绕禽兽葡萄，而且采用的是高浮雕技法，整个布局中的瑞兽俯仰有神、屈曲灵动。这面铜镜上面的葡萄，如果我们要用手去摸都可能是有触感的，这面唐镜的铸造就是这么出色。
关于瑞兽葡萄镜，国家博物馆有一面在西安独孤思贞墓出土的镜子，武则天神功二年制，这个镜子当时引起了中日学者的关注，因为在日本奈良高松冢墓也出土了一个瑞兽葡萄镜，当年我们考古研究所的所长王仲殊先生是主要研究汉魏晋铜镜，他到日本考察时就把我们这边独孤思贞墓出土的这面镜子的照片、尺寸以及细部的纹饰，与日本出土的瑞兽葡萄镜作了对比，最后判断这两面铜镜是同模镜。所谓同模镜，不是说一个范做一个之后做下一个镜子再做一个范，而是同一个模子做出来的两面镜子。这是令人很难想象的，唐朝的一个模子做的两面镜子，一面在陕西西安的独孤思贞墓里出土，另一面在日本奈良，推测这面镜子有可能是当年日本留学的僧人和尚、留学生或者遣唐使带回日本的。高松冢出土了这么一面唐镜以后，日本学者研究铜镜的书出了很多。后来在日本的一个寺庙里，有一座塔，这个塔曾经被烧了，有日本学者认为是隋代烧的，有认为是唐代烧的，再后来在维修的时候意外在地宫底下发现一面瑞兽葡萄镜，这个类型的铜镜就不是隋代会出现的，这就等于为这个寺庙的历史时间提供了一个根据。日本学者曾经普遍认为，瑞兽葡萄镜流行于唐玄宗开元天宝时期，而我认为，这个类型是唐高宗时期出现并在武则天时期盛行的。根据目前我们收集到的考古纪年墓出土的资料，唐高宗时期有2面，武则天时期则有9面，唐中宗时期有1面，离武则天时期很近，此外还有唐睿宗时期1面，唐玄宗时期2面，唐代宗时期1面，唐宣宗时期2面。从出土的瑞兽葡萄镜资料来看，此类铜镜在武则天时期最著名、最流行、最重要。
日本学者把瑞兽葡萄镜称为“多谜之镜”，认为它身上还有很多谜题没有解开。比如关于它的名称，为什么宋代的图录就把这种镜子叫做“海马葡萄镜”？有西方学者认为这里的海马就是我们的中药的海马，但是这类铜镜中呈现的是兽，并不是说中药概念的海马。还有人认为海马就是我们现在的青海湖一带的良种马，说宋人所谓的海马可能是从那边运过来的马。到了清代，大家都称海马为海兽了，海兽就包括了狮子、狻猊等，所以“海兽葡萄镜”是这类铜镜目前最流行的名称。不过我给它起了一个名字叫做“瑞兽葡萄镜”，因为我无法细分原有的海马和海兽，于是用了一个中性的名词——“瑞兽”，近几年学界开始使用我的这个命名了。日本学者认为这面镜子是凝结欧亚大陆文明之镜，我接受这个观点，我之所以把它称为“瑞兽葡萄镜”，正是考虑到它也是古代中西文化交流的结晶。中国从汉代以来的那些更早的、更富中国传统的瑞兽纹样，与西方引入的葡萄纹样，我认为二者是在高宗、武则天时候的铜镜上实现了完美结合。
图4对鸾禽鸟镜
第三类介绍一下花鸟镜。比如这面对鸾禽鸟镜（图4），唐玄宗开元十七年墓出土，上面一只鸟衔着一条绶带。在唐代铜镜上发现了很多鸟衔绶带的图样，这就是长绶带，飞翔之鸟口含绶带。这是唐人用谐音来希望寿命长久。
图五二飞仙镜
第四类介绍一下神话人物故事镜。之前汉代常见的西王母、羽人题材，在这一时期的唐镜上基本见不到了。比如这一面二飞仙镜（图5），陕西西安唐玄宗天宝四年墓出土的，它跟汉代铜镜就完全不一样了，镜子上的两位仙女帔帛在祥云上飞起，两个仙女伸出手去，还托举着一个宝贝，整个图像特别生动。从仙女的衣饰上我们也可以看出来古人呈现的飞仙造型。
图6月宫镜
图7洛阳汉墓壁画月宫图
再比如这面月宫镜（图6），属于比较常见的唐镜。这个月宫镜很漂亮，它采用了多边菱形，内中有桂树、有玉兔捣药，还有桂树蟾蜍。作为对比，我们这里再引用一幅洛阳汉墓壁画中的月宫图（图7），大家能够看到，在汉代的月宫里没有玉兔捣药，而月宫的蟾蜍特别突出。其实根据最初的文献来看，嫦娥奔月故事中，嫦娥偷吃了后羿从西王母那里拿来的长生不老药之后，就去了月宫，在月宫里变成了月中之精——蟾蜍，也就是我们俗称的癞蛤蟆，而不是我们后来想象的月宫中的仙女。而到了唐代，传说已经发生了变化，可以看到这面唐代月宫镜里面出现了仙女，李白诗云“百图捣药秋复春，嫦娥孤栖与谁邻”，在唐人那里，嫦娥已经不再是汉代同题材故事中记载的蟾蜍，而是月宫中的仙女，而出土的铜镜则很明显地记录了这个故事变化。
图8王子乔吹笙引凤镜
下面这面镜子是河南洛阳出土的唐镜，叫“王子乔吹笙引凤镜”（图8）。镜子主题引用的故事是周灵王太子晋好吹笙作凤凰鸣，后来“道人浮丘公接以上嵩高山”，他跟他的父母说七天以后到这个地方，他父母七天以后看到他升仙了。大家可能注意到这个镜子的留白特别多，好处是把四个主纹都突出了，但是它有好处也有坏处，这是铸造学家告诉我的，留白多了之后纹饰固然是突出了，但是产生了新的问题，铜镜的基本步骤是做了镜范以后往里浇铜水，为什么之前我们介绍的瑞兽葡萄镜很漂亮？因为镜子是满花的，铜水浇进去就会比较均匀，反之，如果铜镜留白太多，有纹饰的地方铜水就会比较集中，而没有纹饰的地方铜水相对比较少，导致二者的冷却速度不一样，容易引发铜镜镜面上出现一些铸造缺陷。所以有时候我们会看到有些唐镜斑斑点点，可能就是为了突出纹饰、广画面式导致在铸造的方面出现了一点问题。
图9真子飞霜镜
下面介绍的这面镜子，争议较多，按照铭文，我们把它称“真子飞霜镜”（图9）。其实大家一直都在争论，它到底应该叫什么。宋朝学者就发现了这个镜子，当时人认为这个镜子属于高士题材，呈现高士在树林里面弹琴。而清代的学者则认为，这个“真子”是人名，“飞霜”是琴曲的名字。到了近现代，学者的分析就更多了，有的人认为尹伯奇放逐于野，裴航遇到云翘夫人，还有学者认为可以联想到唐玄宗和杨玉环在飞霜殿住过。这个镜子应该跟飞霜殿没有任何关系，那个是飞霜殿，这个是真子飞霜。还有人认为是孝道题材，还有人认为是讲述爱情故事。日本学者则认为着这是“伯牙弹琴”。现在新的研究认为“真子”指的就是汉代属于天师道的侯瑾。
图10打马球镜
再介绍一下打马球镜。现在关于马球运动，研究学者有两种意见，一种意见是认为它当年是由吐蕃传到内地来的，还有一种意见认为是当时的波斯传到中土的。这一面打马球镜（图10），江苏扬州出土，这面镜子非常重要。我一看打马球镜就查资料，资料上面写的是唐中宗也就是武则天的儿子中宗赐观打球，临淄王李隆基也就是后来的唐玄宗，他们四人东西驱突，风回电激。唐玄宗年轻的时候是马球冠军，没有马球场是不行的。这个资料非常重要，考古人员在唐代大明宫含光殿发现过一个石刻，记载唐文宗大和五年也就是公元831年，唐朝大明宫含光殿里面是有马球场的。而唐朝到907年就灭亡了，在831年唐文宗时代大明宫含元殿这个地方还有球场在使用，这已经是安史之乱之后了。考古人员在唐高宗的儿子章怀太子墓里面也发现了打马球的壁画，再加上打马球镜，可以说唐代的统治阶层里是非常流行打马球的。
还有花卉镜。唐代的花卉镜名称比较驳杂，唐代的花太复杂了，很难定义一个确切的名字，它又不是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些花，所以我把它们统一称为“瑞花”，因为这个词的中性涵盖面比较大。
此外还有龙纹镜等。
唐代的特种工艺镜
下面跟大家介绍一下唐代的特种工艺镜，这也是我们认为的唐代富丽堂皇的代表。
金银平脱是盛唐的重要工艺，纹饰是花鸟、花卉人物，工艺流程是用脚漆天然大漆填在铜镜背面的素地上，将金银饰品贴在漆地上，全面髹漆数重，晾干后反复压磨，使金银饰片与漆面齐平并脱露于漆面上。
此外比较重要的是银背镜、金背镜，有的叫作金壳镜、金片镜等，这是盛行于盛唐中唐。纹饰是瑞兽、花鸟，工艺流程是将金片、银片依图捶揲、压印、占錾刻出纹饰，或在银片上鎏金，将整块银壳镶嵌于素地镜背中。
螺钿镜流行于盛唐，纹饰是人物、花鸟、云龙，工艺流程是素镜背髹漆，后面贴具图纹的螺片、贝壳、宝石等。
小结
最后我对唐代铜镜纹饰做个小结。
唐代的主题纹饰，瑞兽、花鸟、人物故事。它的纹饰特点是接近自然、面向生活，广画面式构图，形象鲜明突出，特种工艺镜纹饰绚丽。
说到唐镜，我的建议是，在分析的时候一定要考虑到唐朝当年的国势，唐代的社会生活，以及唐代与中西文化的交流与融合。我今天给大家介绍的铜镜，虽然是按照铜镜的类型来进行的，但是我也希望大家能够通过我们介绍的这些铜镜，去寻找铜镜背后的东西，包含思想、观念和技术等。
孔祥星中国历史博物馆原副馆长，研究馆员。曾任北京市“十五”社会科学规划历史专家组组长，原文化部恭王府管理中心专家组组长。主要研究博物馆学、隋唐文物考古、吐鲁番文书和中国古代铜镜。主编有《中国铜镜图典》，合著有《中国古代铜镜》等。
（本版演讲资料及图片由中国国家博物馆研究院提供）
《光明日报》（ 2021年12月18日10版）
来源： 光明网-《光明日报》
什么生肖代表西公3
本文转自：历史与秩序
编者按：此文旧文重发。——翻译教学与研究
一、标记与内涵
语言符号的标记功能是表达内涵的重要因素。比勒在《语言理论》一书中指出，“语言的标记（symptom）与说话者密切相关，并直接表露他的内心世界。”[2]莱昂斯将比勒的观点陈述如下：“比勒认为言语是说话者内心状态的标记，是指称的象征符号（symbol），是给听者的信号（signal）。”[3]莱昂斯认为，信号与符号（sign）所传达的说话者之特定心理状态的每一个信息，都是心理状态的标记。在许多情况下，标记直接源于内心世界。这里所说的symptom这一术语，是言语表达所能引起的与联想、情感、格调、评判有关的附带意义和言外之意。从这个意义上说，话语的含义离不开社会交往，只有在交往中才体现出来，这也就是巴赫金所说的话语的社会性，话语符号甚至是“最敏感的社会变化的标志”。[4]
从词源上说，汉语中的“夷”、“洋”、“西”、“外”并无多大关联。根据不同的上下文，它们既可作为名词，也可作为形容词，以指称“中国”之外的民族、事物和状况。然而，这四个字（尤其是“夷”和“洋”）的标记意义是很明显的，甚至连超出语义本身的不少因素也是显而易见的。
原先，“夷”字多半与“东”搭配，“东夷”是指东方之人和部族。[5]随着时间的推移，“夷”字也被用来泛指中原以外的四方部族，与“夏”、“华”相对而言。明清之际，欧人东来，“夷”之范围随之扩大。它不再局限于历史上与华夏相对的地域，亦被用来指称欧西之高鼻深目的远人，以强调外来人种之低而且贱，及其文化的低劣性。于是，“夷”字的外延和内涵都得到了扩展，并作为具有普遍意义的称词，在特定语境中表述某种特性和价值判断。当初，明末遗民喜用夷夏之辨来对付新朝；时至19世纪，曾经各分彼此的满人和汉人在中西交冲中一致对外，夷视西洋性近犬羊的“夷狄”，或在字形上已经一目了然的“蛮貊”。不管是中西交通之前的诸夏与夷狄之界，中心与四裔之分，还是后来所谓独享诗书礼乐的华夏与所谓不知教化和礼法的西洋各国之对举，都是对世界秩序的根本性见解。
刘禾在分析西方近现代帝国的话语政治时，引入“衍指符号”（The Super-sign）概念。它是指翻译在异质文化之间所引发的意义链，并跨越两种或多种语言的语义场。论者认为，1858年签署的中英《天津条约》的英语文本中出现“夷/i/barbarian”字样，用“barbarian”（野蛮）翻译“夷”字，偏离了汉语“夷”字的语义。将“夷”翻译成“barbarian”，是“知识的误用”，是“跨语际谬释法”。“这种做法对于后人如何理解近代史，如何理解文明之间的交往，造成了严重的障碍。”[6]笔者认为，这种说法缺乏说服力。诚然，“衍指符号”本身是符合学理的，把一种语言中的概念译入另一种语言，很可能会因为历史文化和时代背景的不同而引发新的联想，增多或减少概念本身所传递的信息。然而，认为《天津条约》“迫使汉字‘夷’用英文的‘barbarian’来表义”，是排除“夷”字原有含义的“驱逐行为”，是“翻译造成的事实”，[7]这是很不恰当的。我们姑且不讨论“夷”字在古汉语中曾经有过的多重含义，以及英语“barbarian”与汉语“夷”字哪个更具贬义的问题。关键在于，能否用“barbarian”来与“夷”字相对应，它是否属于错译？在笔者看来，用“barbarian”翻译“夷”字，确实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如同西方有“文明/civilisation”与“野蛮/barbarian”相对举，中国有华夷对举、文野之分。关键还在于，英国人通过“barbarian”而认识到“夷”字含义并因此而勃然大怒，这是人之常情，而这与“夷”字在中国的具体运用及其演变不是一回事。如果明白了春秋之后“夷”字就同西方的barbarian含义相近，二者的实际相似性并不是通过barbarian译词才被“建构”起来的，那么，所谓衍指符号“夷/barbarian”显然缺乏必要的根据。
中国传统的对外习惯，完全受到儒学思想的支配；华夷思维框架，上接两千多年前的春秋辨夷夏，几乎成了一种人类学常数和文化代号。虽然晚清士大夫已经基本上认识到中国处于前所未有之变局，中国的对外交往，已不再是历史上的诸夏列国，也不是与四夷之间的关系，而是国与国的往来。然而，根深蒂固的“德华兽戎”观念，意味着等级和名分，长期使人坚信中国政治文化的优越性和独特性，并很容易导致中国文化中心主义和排外情绪，即《左传》所云“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这种思想不仅见之于士大夫阶层，在不了解外情的下层民众中更是如此。于是，这些观念也都相应地体现于文字表述之中，其中“夷”字最具代表性。[8]在指称“非中国的”、“外国的”固定语汇中，除“夷”之外，还有“洋”、“西”、“外”等。与“夷”字相反，这三个词（不管是单独使用，还是与其他词复合）原本基本上是中性的，并不明显带有评判意味。然而，从形象性、象征性以及情感性来看，这四个词相去甚远，常会勾起各自的特定联想。不但对说话者，而且在听者那里，这些联想始终与象征连在一起。对这四个词中某一个词的选择，自然也就选择了概念体系中的一个特定截面。这在很大程度上同语义有关，也就是与那些会引起典型想象的联想、言外之意有关。
本文所关注的，是中国近代史上的“夷”、“洋”、“西”、“外”之言说对象和话语策略，也就是福柯所说的“话语”之特定实践功能，而且是特定社会语言运用中的动态“话语实践”。综观中国近代发展和对外接触，我们不难断定，鸦片战争的武力打破了中国人的传统世界观念。之后，中国士大夫在逐渐改变的文化观念以及与此有关的价值判断中，运用“夷”、“洋”、“西”、“外”这四个字时也出现了明显变化。尤其在19世纪下半叶，对外部世界及外人的称呼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也就在这时，上述四个词的运用发生了新旧递嬗。不同的表达形式及文字组合，不仅在于不同论者的个人观点，更由于这四个词还体现出时人的普遍价值尺度、行为准则和心理状态。[9]笔者试图探寻一个词在概念体系中的词义要素及位置，以弄清一些语言用法的缘由；同时，也查考其标记意义，即那些源于个人心理或社会心理的联想。笔者所要阐明的，不只是单纯的词语和概念的衍变，更多的是一种具有思想史意义的文化现象。换言之，文化价值转换同时也体现在词语和概念的转换之中。研究这种嬗变之所以有意义，还因为它有助于探索其他一些在这四个词的递嬗过程中产生的新概念。
二、 对外称词的嬗变
利玛窦在明末中国所见之世界地图，以大明帝国的十五省为主；散落在四周大海里的若干小岛，其总面积加在一起也比不上中国的最小省份。这形象地再现出前近代中国人所理解的“天下”。[10]于是，利玛窦的《山海舆地图》（1584）和《坤舆万国全图》（1602）给中国带来的前所未知的地圆说和万国观，迫使一些士大夫审视中土固有的天下观，逐渐接受耶稣会士所传播的世界意识。利玛窦说：“他们终于开始明白国与国之间所存在的真正区别”，不再“把外国人都归入一类并且都称之为蛮夷”。[11]地理视界的拓展和空间概念的改变，在很大程度上瓦解了中国传统的“天下”和“四夷”观念。
然而，康熙禁教之后，中国人不但在地理知识上出现了大倒退，而且在世界观上，“内中国而外夷狄”又逐渐成为中国社会里的常理和常谭，并且国体攸关。尤其是雍正乾隆父子的禁教令，几乎断绝了中国同西方文化的所有交往。而这一时期正是西方文明突飞猛进之时，中国则日益孤陋寡闻。1832年，英国东印度公司的“阿美士德”号（Amherst）轮船在厦门、福州、宁波、上海等沿海地区从事调查侦察活动。主持这一活动的东印度公司广东商馆高级职员林德赛（Huyh Hamilton Lindsay，中文名胡夏米）在航海报告中写道：“我们到过的大部分地区都发现中国人，甚至高级的中国人士，对于外国人的每一件事都极端无知，甚至达到这样程度，例如，我极少见过有人除知道英国为‘红毛国’外，尚有别的名号。”[12]林则徐辑《夷情备采》，其中译有在华洋人出版的《澳门月报》道光十九年（1839）及二十年（1840）的记载：“中国官府全不知外国之政事，又不询问考求，故至今仍不知西洋。”[13]这一说法基本上符合彼时状况，林氏曾将其附奏进呈。
面临鸦片战争时期严重的民族危机，一些有识之士越来越感到认识外部世界的必要性和迫切性，即所谓“师夷长技”、“以夷制夷”。在这种“经世致用”的动机或者类似的救亡图存的忧患意识催化下，不少开明之士著书立说，出版介绍外国概况的书籍。最著名的当推魏源的《海国图志》（1843，1848，1852），梁廷枏的《海国四说》（1846），姚莹的《康?纪行》（1846），徐继畲的《瀛寰志略》（1848）等。先行者的探索，很快造成一发不可收之势，介绍世界地理以及外国历史政治的书籍相继而出，给中国人展现了全然陌生的文化体系及其从属体系。这些著述无可争辩地表明，世界上不仅当时存在不同的主权国家，而且历史上也是如此。不同的国家有其不同的信仰和价值观念、不同的政治制度、不同的习俗。在有意无意之中，多元历史观实际上揭示出中国传统一元世界图像的荒诞和可笑之处。正是在这些“破天荒”的著述中，我们可以看到时代精神的内在发展进程。并且，思想史的发展也相应见之于论述风格的演进，体现于对外部世界的称谓。
旁征博引的集大成之作《海国图志》，征引华人著作近七十种，[14]其中包括许多那个时代的近作。因此，这部鸿篇巨制对外人异地的称词，无疑具有时代意义。在魏源及其同时代人那里，“外国”之称实属罕见，而“夷”字组合则占压倒多数。且以下引两种书中的称词为例：
各国，洋钱，夷情，洋商，英国，夷屋，澳夷，夷馆，洋图，米夷，英夷，夷目， 西夷，夷使，媚夷，外夷，夷公司，夷船，西夷，洋行，各国夷，米利坚夷，夷人，夷妇，他国夷，洋面，夷商，夷性（叶钟进《英吉利国夷情记略》，1830年前后）[15]
泰西，西洋各国，西洋，英夷，英吉利，英夷学，弥利坚夷学，夷商，夷禀，夷性， 番人，海外诸番，洋商，他国，英夷，外国，夷人，外番，红毛馆，夷船，外夷，夷囚，诸番，夷楼，西洋，夷气，西洋人，蛮夷，西洋堂，西洋夷目，番梢，西洋国，华夷参错，澳夷，西洋市楼，夷舶，夷兵，夷馆，洋行，外番，番银，外洋商船，夷官，番字，红毛番，夷夏之辨，夷利（萧令裕《记英吉利》，1833）[16]
从传统中而来，中外交涉会很自然地在清代朝野人士那里引发夷夏意识。不仅在以上例子里，而且在其他许多时人的论述中可以见出，在当时中国人对外部世界的典型观念中，“夷”字常常是不可或缺的修饰词。此时，我们当然不能排除一种可能性：伸手即来、用惯了的“夷”字，在使用者那里可能不会总是离不开“野蛮”之义。这种“约定俗成”的说法，未必总有贬义、甚至恶意或敌意。但在大多数情况下，正是为了强调外人的“夷性”，“夷”字要么作为话语和文本铺叙中的价值概念和反面属性的信号，要么作为词缀与其他词语和概念组合。以上例子中的“夷”字，多半所指明确，有时却极为抽象、含糊不清；肤泛之论无需思考和想象。这样，我们所看到的一切与外部世界有关的东西，似乎非要镶嵌上“夷”字不可，并成为理所当然的定见。倘若不得不对异国外人直呼其名，人门甚至别创新字，用以贬低他人，诸如“?咭唎国夷人啵?哑哩???等来广禀称：[……]”[17]之类的写法并不罕见。根据一般语感，上引奏折中的“口”字偏旁，颇有兽类之“嘴”的含义，很能刻画形同鸟兽的西人。这个例子明白地告诉我们，甚至连汉字形体中的“次要”组成部分，在这个上下文中也成了明显的标记，以传导字里行间的想象内涵、感情色彩、附带意义、文字氛围以及论者的立场和评价。当时朝野官绅对外的轻视倾向，的确是一种普遍现象。
尽管“夷”字在《海国图志》等著作中比比皆是，但从某种意义上说，那已经是对外称“夷”时代的末了。或者说，夷狄之说逐渐陷入窘境。徐继畲从1844年初稿《瀛寰考略》到1848年正式刊行的《瀛寰志略》的变化，虽还不是普遍现象，但已经很能说明问题。《瀛寰考略》还充斥着夷夏之界和夷夏之见，“夷”字不知凡几；而在兹后各稿中，夷字渐次被删，或改换为较为中性的词语。例如《瀛寰考略》手稿中的“英吉利”一节只有2429字，其中共有21个“夷”字；而《瀛寰志略》中的同一节长达7620字，“夷”字已经无影无踪。[18]
若说魏源、徐继畲等人的撰述以其“学术性”取胜，并以其富有实证意味的世界概况和历史框架，给那个时代提供了较为“客观”的信息，那么，19世纪60年代起不断面世的异域纪行、日记和杂感，则从更为直观和感性的角度，大量介绍了外洋殊域的文化、地理、历史、风光等。正是在这些游记中，我们可以发现对外称谓的显著变化，发现游记作者逐渐告别“夷”字，并向“洋”、“西”以及“外”字过渡。下引三种游记中的相关文字，已基本不见“夷”字踪影：
泰西，外国，洋楼，洋船，洋人，外洋，西语西文，西国，西俗，诸国，西洋，列国，西土（斌春《乘差笔记》，1866）[19]
洋文，西洋，西洋人，洋行，西洋风俗，洋元，洋枪，洋人，洋船，洋医，英人，洋琴，洋妇，西洋文字，西教，西洋各国，洋教，西洋图，洋务，夷狄，西洋文物，洋楼，洋画（郭嵩焘《使西纪程》，1877）[20]
洋务局，西洋，洋人，各国，洋役，西人，西乐，欧美各国，西国，西法，洋水仙，洋花，洋船，洋语，洋差，洋文，西医，洋琴，西俗，洋布，西例，洋员，泰西，西书，洋医，西语，外洋（钱德培《欧游随笔》，1877）[21]
这里，我们不仅能看到指称的明显变化，也能窥见情感和评价上的附带词义，有些部分亦可视为修辞上的变化。而下面两种可以让我们看到，有些表达和概念一直延续至今：
泰西，洋务，外洋，洋文洋语，外国人，洋人，外国语，外国，外部，西音，西字，西人，国外，西国，各国，欧洲各国，西文，泰西，西书，西洋，西士，西法，西学，洋行，洋款，洋枪，西洋人，西医，洋船（曾纪泽《使西日记》，1878-1880）[22]
西国，西教，泰西，夷习，洋语，西人，外国，外国人，外夷，西治，中外古今，夷狄，西政，外域，誉洋者，慕洋者，夷法，外洋，外部，别国，西方，西文，西士，西教，西洋各国，洋文，洋书，西学，外邦，诸国，西域，西历，洋译，洋务，外国字母，泰西诸国，欧人，西俗，西语，西名，西土，西裔，西律，外夷，华夷之界，夷祸，夷政，夷夏之辨（宋育仁《泰西各国采风记》，1895）[23]
需要指出的是，1860年以后的许多游记或日记，如上引《使西日记》和《泰西各国采风记》中，虽然“夷”字依然存在，可是该词多少已经发生了质的变化。人们说“夷”，要么是在反诘一种历史现象，要么是在指摘一种语言成规。“夷”字新用，多半带有讥弹的口吻。
“夷”字和“夷”字词组究竟何时让位于新的表达形式，要对此说出一个具体时间是极为困难的。甚至时至20世纪初，“夷”字和“夷”字词组还没有从时人的对外称词中彻底消失。尽管如此，历史上曾有过一些开端性的事件，对“夷”字的命运产生了深刻影响。笔者暂且将1860年定为重大转折点。如将笔者所选的1860年前的文献资料与兹后文献资料加以比较，我们就会发现，历史上公认的、颇富轻贬色彩的“夷”字逐渐受到排挤，并被“洋”、“西”、“外”所取代。
三、语义特征及其联想
“夷”、“洋”、“西”、“外”等词的语义特征及其联想，是一个词所必然具备的，并必然导致词义差别。这些特征也含有逻辑学所说的“分析性判断”。
“洋船”、“洋楼”中的“洋”字，本来只不过说它们来自外洋，是一个中性词。然而，由于时人不仅认识到西方已经成为世界政治的中心，也感受到西方在许多方面确实胜于中国，便逐渐对西洋事物怀有一种崇敬之情，“洋”字也逐渐获得了“进步”和“现代”等内涵，新的想象和观念附入了“洋”字。早先以“夷”字标识的西器西俗，在19世纪后期因其“洋气”而成了“文明”的象征。当时称为“洋”的，首先是那些来自西方的、中国人感到新鲜的事物，或是那些有别于中土的东西，例如洋火，洋油，洋房，洋派，洋气，洋钉，洋烟，洋纱、洋琴，洋场，洋街，洋伞，洋糖、洋嗓子，洋话，洋装，洋烛，洋钱，等等。
一般说来，“洋”字多少带有评判的特征和情感因素，而“西”字在当时的运用中，尤其在谈论地理以及特定事物的归属时，一般可视为中性词。“西”和“外”显然较为客观，至19世纪末，这两个词越来越占上风，以强调国际地位和交往的平等关系。“西学”概念便是一例。作为一个表示西洋学问的概念，“西学”一词已经出现于晚明耶稣会士著述或翻译的汉文西书，比如1623年刊刻于杭州的艾儒略著《西学凡》。随着禁教之后的中西隔绝所造成的天朝中心观念的复苏，早在耶稣会士那里成为表述西方学问的“西学”概念，也逐渐淡出人们的记忆。鸦片战争前后，西方学说还普遍被轻蔑地称为“夷学”。至1857年，伟烈亚力在上海创办《六合丛谈》，旨在“通中外之情，载远近之事，尽古今之变”（创刊词），人们又能看到不少“西学”知识的介绍，如伟烈亚力撰《西学源流》，或艾约瑟撰写的多篇《西学说》。冯桂芬是较早使用“西学”概念的中国人，于1861年著《采西学议》。期间虽然偶有“洋学”之说，但在“夷”、“洋”、“西”、“外”的递嬗过程中，“西学”概念逐渐走红。卢梯青和王西清编《西学大成》（1888）名噪一时，另外还有《西学富强丛书》、《西学时务总纂大成》、《西学启蒙》、《西学自强丛书》、《西学军政全书》、《西学三通》等丛编在坊间广为流传。[25]19、20世纪之交，“西学”已经是一个相当流行的褒义概念。
就在“西学”蔚然成风之时，常与之并用的还有“新学”概念。李提摩太在《〈新学〉序》（1889）中，竭力宣扬建学校、立新学的重要性。尤其是在甲午之后，“新学”几乎成了一个新的、带纲领性的概念。林乐知在《〈文学兴国策〉序》（1896）中指出：“中国之人无不知旧学之不足，与新学之当兴矣。日本崇尚新学，其兴也浡焉；中国拘守旧学，其滞也久矣。[……]今中国如欲变弱为强，先当变旧为新。”[26]所谓“新学”，主要是指来自西方的学说。称西学为新学，首先出于一种思考，即学问无国界、无穷尽，不必以中西别之。因此，保守派也不必担心“以夷变夏”之危。[27]鼓吹新学的一个重要目的，是与那些视西方学说为眼中钉的保守派抗衡。梁启超1896年发表《西学书目表》，之后，同类书籍则冠以新的书名，例如《七国新学备要》（李提摩太编，1898）、《新学汇编》（林乐知、李提摩太编，1898）、《新学书目提要》（沈兆祎编，1904），等等。其实，19世纪后半期的西学或新学，已不仅仅是那些由外来传教士和中国合作者编译的欧美学问，它亦包括中国人或东方人所认识和研究的西方知识。[28]正是从学问并非西方独霸这个观点出发，我们才能理解另一种以平等为基础的中西一体的构思：《中西新学大全》（求志斋主人编，1897）或《东西学书录》（徐维则编，1899）。从“夷学”到“西学”和“新学”的演变，不仅折射出中国人对西方文化的心理变化，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世界观的转变。
人们在确定一个概念的时候，往往把它与另一个概念进行对照和区分；所有概念的界定或对立概念的确立都是如此。如果说本为中性的“西”字在19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因为其与“中”相对）仍有一定的贬义，而新学中的“新”字则明显带有仰慕和效仿之义，那么，作为属性词的“外”字，则基本上是中性的，无褒无贬，并在以后与其他词组合成一系列新的概念。
四、嬗变因由
在本文研究范围内，当初中外交流的一大障碍属于名符其实的语言障碍，确实是语义引起的纠纷。较早对“夷”称提出异议的，是上文提及的东印度公司职员胡夏米。他于1832年因通商之事与清朝地方官员发生争执，对中国人的夷夏之界恼羞成怒，因而引经据典，不服“英夷”称呼之凌辱，认为英国绝非夷国，中国人应视之为外国：“称夷人者，为蛮貊而已矣。倘以大英国民人为夷人，正是凌辱本国的体面，触犯民人，激怒结仇。”[29]当时发生的不少中外纠纷，主要缘于中西人士对国际政治和社会生活之完全不同的观念。
1852年，魏源在其《海国图志》百卷本中增补了葡萄牙人玛吉士（Jose Martins-Marguez）著《地理备考》（1847），该著序言中写道：
夫蛮狄羌夷之名，专指残虐性情之民，未知王化者言之。故曰：先王之待夷狄，如禽兽然，以不治治之，非谓本国而外，凡有教化之国，皆谓之夷狄也。[……]诚知夫远客之中，有明礼行义、上通天象、下察地理、旁彻物情、贯穿古今者，是瀛寰之奇士，域外之良友，尚可称之曰夷狄乎？圣人以天下为一家，四海皆兄弟。故怀柔远人，宾礼外国，是王者之大度。旁咨风俗，广览地球，是智者之旷识。[30]
魏源对《地理备考》颇为推崇，《海国图志》引录此著凡91处，约12万字，为全书征引西书之最。[31]上引玛吉士叙文，侧重辩难蛮狄羌夷之名，魏源显然是有感而录。对那个“天朝君临万国”、视海内外莫与为对的时代来说，玛吉士论说委实不同凡响，颇带挑战意味，其冲击力非同一般。
如前所述，“夷”字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中一直是贬义指称。可是，这种称呼除了蔑视、痛愤以及退避的恐惧外，也可能引发敬畏甚或钦佩之情。冯桂芬于19世纪60年代初期在上海参加由江浙官绅和英法美等国驻华领事组成的会防局，得以直接与西人交往，他在著名的《校邠庐抗议》中说：“人无弃材不如夷，地无遗利不如夷，君民不隔不如夷，名实必符不如夷。”[32] “四不如夷”对自我文化及社会关系的非难，实属惊世骇俗之言。在这里，“夷”字基本上已经失去了原有的内涵和外延，指的不再是野蛮未开化之人，而更多的是让人叹服称羡的欧洲和北美。这不仅充分体现出夷与夏的互变性，也能见出夷夏之辨本身具有的开放和封闭的两面性。[33]冯桂芬之所以崇尚古法本有的“礼失求野”，在于“法苟不善，虽古先吾斥之；法苟善，虽蛮貊吾师之”。[34]如何理解冯氏用“夷”，完全在于词义与语境的依赖和互动关系。而这种依赖和互动除了词义本身，还取决于作者所构思的文本意义，以及作者和读者的主观设想之间的沟通。（当然，“夷”字本身依然是一个贬义概念，只有在上下文中才能确定其真实用意。）一般而言，中华帝国强盛之时，夷夏之辨是开放式的；而在衰弱之秋，夷夏之辨则趋于封闭，旨在防范以夷变夏。[35]
我们现在来讨论词语和概念嬗变的原因。笔者抄录宋育仁1895年《泰西各国采风记》中的一段议论，它对我们的分析很有启发意义：
外国之并力以图中国，固由于彼教之尚同，而我国之独异；亦有一名一实有以招之。实者，中国之地产富饶，弃而未用，西人所亟垂涎。名者，华夷之界限，中国拥其尊名，而事或废弛，民多流徙，宜为外夷所不服。春秋最严夷夏，而自来注解皆失其旨。此解一差，汉以后夷祸相寻，至于今日。经言夷夏之辨，以礼义为限，不以地界而分。传言降于夷则夷之，进乎中国则中国之。倘如旧说分以地域，则降于夷者必徙而之夷，既无是事；进乎中国者，必进而据地，进而据地，灭人之国，方讨之不暇，反视同中国，又无是理。[……]法国议和条约一款云：以后凡中国自行一切公牍，自不得以夷相称，约虽施行，而其义终疑忌。此即各国与中国隔阂之情。可见人之好善，谁不如我，争名之习，人情大同。但彼知夷为践称，而不知所以贱，中国知夏为大称，而不知所以大。徒拥虚名，以招攻射，其几甚微；始于经训不明，而贻害至于中外交乱。今于修订公法书中讲明此理，俾知圣人之书，一无偏倚，夷夏之名，非可力争。听命于道，自察于己。既释猜嫌，渐慕名教，则中国实为名教宗国，未有不推服钦崇。[36]
毋庸置疑，把“中外交乱”归于“经训不明”，显然过于简单，失之偏颇，此无需赘言。宋育仁之辨夷夏，其实是19世纪中国人在中西碰撞之后的一个时代命题。就夷夏观念的历史渊源、时代情状及其认识论基础而言，宋氏论说至少涵盖了以下三个重要方面。
第一，开始禁止对外称夷的历史时间。1858年6月26日签订的中英《天津条约》（宋氏云“法国议和条约”亦属《天津条约》）第五十一款规定：“嗣后各式公文，无论京外，内叙大英国官民，自不得提书夷字。”[37]确实，继《天津条约》之后的《北京条约》（1860）签订前后，中国在涉外用词上出现了由“夷”到“洋”的明显变化，这在英法联军占领下的广州城尤为显著。[38]广东人在物质生活上的崇“洋”风气开始向其他城市蔓延，“夷”字在社会语言中的使用频率明显下降。此乃上文将1860年定为重大转折点的主要缘故。不过，这里说的终究只是发展大势。即便在修约之后的很长一个时期，各种不对外的奏折、谕旨等公文中，“夷”字依然时常出现；办理中外交涉事务，多半还是“夷务”。
第二，若说禁用“夷”称主要是西方炮舰政策亦即西方勒迫和侵逼的结果，那么，许多先识时务的士大夫在认识上的发展，则是观念变化之极为重要的内在因素。自同治中兴起，尤其是19世纪60年代开始的洋务运动，使中国人对世界秩序的认识发生了重大变化。随着中国的对外开放，对外部世界之逐渐深化的了解，自然会体现于语言运用，特别是在“夷”、“洋”、“西”、“外”的取舍之中。宋育仁之前已有一些类似的见解，指出夷夏之见和夷夏之防的懵懂、虚骄和自大。洪仁玕早在1859年的《资政新篇》中就指出，“夷狄戎蛮鬼子”，只是“口角取胜之事，不是经纶实际”。[39]久居口岸的王韬也在《弢园尺牍》中说：“以时局观之，中外通商之举，将与地球相终始矣，此时而曰徙戎攮夷，真腐朽不通事变者也。”[40]至19世纪末，这种观点已很常见。然而，宋育仁在90年代中期还在辨夷夏，这说明还有阐释的必要，说明“约虽施行，而其义终疑忌”。尤其是在守旧与开放的路线斗争中，夷夏之辨、夏尊夷卑始终是顽固派的重要理论依据。
第三，宋氏用意，明显在于正“夷”、“夏”之名。至于宋育仁这样一个开明人士和外交家，最终未能摆脱传统思维模式，视“中国实为名教宗国”，与其说出于思想和道德观念，毋宁说由于论者的社会地位及其政治对手的压力，或许是一种论述策略。
五、从“夷务”到“外交”
不管是由于外在胁迫还是内在动力，词语概念的演变虽然缓慢，但确实处在演变之中。下面，笔者就以几个实例来展示这种演进。
“夷务”概念约产生于道光年间（1821-1851），统称与“外夷”打交道的事务，如禁鸦片、海防等与外部世界有关的事宜。“洋务”约出现于1839、1840年间，亦与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期禁烟、海防等涉外事宜有关，但在兹后几年里鲜为人知。[41]“夷务”是当时朝野人士的普遍用词。“夷务”与“洋务”的正式交替，当为上文提及的1858年中英《天津条约》之际。然而如宋育仁所说，条约已在，但是中国人并不以为然，不愿放弃“夷”称。因此，“洋务”在1858之后，几乎只见之于对外公文，华人自己依然使用“夷务”。19世纪60年代及以后，不同论者在他们的文章中，甚至在同一篇文章里，有意无意地替换“夷务”和“洋务”二词。同时使用两个概念，是一个显豁的过渡现象。其原因既在于缺乏接受新旧递嬗的诚意，也在于源远流长的观念所筑成的下意识之障碍；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源于词语和概念的持久性和历史惰性。
在魏源那代人那里，“夷”字的运用并不总是毫无问题的。其原因来自一个不可避免的表述难题：在欧美史籍以及关于现实概况的文字中，人们是如何指称外部世界的呢？换一种问法：一个欧洲人或美国人在其用汉语写成的书籍或译文中是如何称呼他们的外部世界和外人的呢？“夷”和“洋”似乎都不合适。这时，人们常常不得不选用“外”这个中性词。徐继畲的《瀛寰志略》中便有“英国之制，相二人，一专司国内之政，一专司国外之务”[42]的说法。我们可以较有把握地说，此后出现的“内政”和“外务”两个概念，很可能受到“国内之政”、“国外之务”的影响。较早对内外政务做出区分的，还有出使英法的郭嵩焘：“臣查西洋行政，分内政外政二者，其体制皆称承相，若唐之两省、宋之两府，略分事任，而计议施行，一皆通筹合办。所谓外政府，即今总理衙门是也。”[43]
分朝编撰的对外关系档案资料《筹办夷务始末》巨帙，很能让人看清语言变迁及其困难。道光朝的资料编于咸丰六年（1856），其时“洋务”概念极为罕见，采用“夷务”一词多少可以理解。咸丰朝的资料则编于同治六年（1867），同治朝的编于光绪六年（1880）；当时，“洋务”概念已经普及。此时仍旧沿袭前称，与其说是出于保持资料的完整性和连贯性之思考，毋宁说是根源于主编者贾桢、宝鋆等清朝大学士依然坚持的华夷观念。也就是说，在“夷务”与“洋务”的递嬗基本确立以后，不能或不愿意同外人平起平坐者还大有人在。不少人依然认为传统的夷夏之分彰明较著，“夷”字不仅涉及概念上的词义特征（指称的形象因素），同时还关乎“间接的”、“附加的”信息。后来由王彦威、王亮父子编纂的光绪朝、宣统朝的资料，按照王亮的说法，本该易名《筹办洋务始末记》。然而，“洋务”在这期间也逐渐过时了。王彦威去世以后，王亮最后把资料定名为《清季外交史料》（初版于1934年）。[44]最迟至19世纪末，“夷务”概念已经彻底消失，取而代之是的中性的“外务”、“外政”或“外交”。
梁廷枏在《海国四说》（1846）中就曾使用“外交”一词，尽管彼时中国官吏主要沿用了《礼记·郊特牲》“为人臣者无外交，不敢贰君也”之义，但其语境已是主权国家之间的交往。约从丁韪良译《万国公法》（1864）起，汉语“外交”概念获得了主权国家之间交往的现代含义。不过，在此之后的很长时期内，“中外交涉”或“中外交涉事宜”等说法一直占压倒性多数。后来，薛福成亦在其《筹洋刍议》（1879）中使用了现代意义的“外交”一词。
在思想史中，概念的诞生是一个长期过程。本文范围内所探讨的概念，不仅有产生于中土的，也有翻译概念。下面以foreign affairs和diplomacy的翻译为例，来阐明近代“外交”概念的历史发展。
Foreign affairs，在卢公明《英华萃林韵府》（1872/73）中译为“洋务”，在狄考文Technical Terms（1904）里译为“洋务”、“交涉事务”、“外政”和“外交”。《新尔雅》（1903）中同样称之为“外交”，即现代汉语中公认的diplomacy之对应概念。Diplomacy一词的移译，不折不扣地经历了本文所讨论的嬗变。在罗存德《英华字典》（1866）中，Diplomacy词条的义项为：
1) the customs, rules and privileges of ambassadors, envoys, and other representatives of princes and states at foreign courts, 钦差总例; 2) forms of negotiation, 议政规例; 3) a diplomatic body, 朝廷钦差等; 4) skill or dexterity in managing negotiations, &c., 精于国政。
Diplomacy一词，源于希腊语διπλωμα，义为君主派出使节时用以证明其身份的证书或照会。《英华字典》对diplomacy的解释，字里行间多少让人想起这个词的西方词源。然而，编者罗存德的诠注、尤其是汉语译释，与这个词的现代指称相去甚远：“外交”亦即foreign affairs，指的是对外交往活动亦即国际关系方面的活动。就中国传统观念和时人的一般理解而言，上文（释义1和释义3）汉语翻译中的“朝廷”、“钦差”，不一定与外国有关（中国第一位驻外公使郭嵩焘1876年才去西方）；而汉语译词“议政”、“国政”（释义2和释义4），没有内外之分。单从字面上看，四条释义的中译，完全有理由视其为“内政”，至少会给时人这一印象；尤其在“天朝荣耀”的光环之下，“天子”统治的“天下”只有夷夏之别，即“优越者”和“低劣者”之分。三分之一世纪以后，辞书中的罗氏译释显然已经过时，Diplomacy一词逐渐获得了今天的“外交”含义。
总的说来，在19世纪下半叶，“洋”以及后来的“西”和“外”完成了对“夷”的替代。需要指出的是，这里所讲的是语言运用的演变过程，词语概念的取代和更新不可能是突变。语言史上的事例显示出，这四个词曾经新旧参差、共存并行。我们在此还必须指出一种可能的误解，即以为这里所说的19世纪语义演变过程，彻底根除了“夷”称。至少在19世纪，“夷”字一直颇为活跃，“攘夷论”一直很有市场。清季开放政策与闭关自守的斗争甚为激烈，“夏”、“夷”的语义之争便是其集中体现。当时在如何对外的态度上，有积极的思潮，也有消极的逆流。对同文馆的攻击，对郭嵩焘《使西纪程》的非难，对李鸿章领导的洋务运动的反抗等，都显示出坚持“夷夏之大防”的保守势力不但影响巨大，而且常常占据优势。然而，本文以四个词或概念的发展变化为例，分析其重要特征，首先是要探讨语言概念嬗变的大势。此时的主要论证途径是，阐述传统价值观和与之相关的精神状态的动摇，以及对概念体系之社会心理状态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