榇字代表什么生肖
上官婉儿墓志铭，有誉无毁，又为何而死？,下面一起来看看本站小编冰泪天惜给大家精心整理的答案，希望对您有帮助
榇字代表什么生肖1
#上官婉儿墓志现身陕西考古博物馆#2013年8~9月,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在咸阳市渭城区北杜镇邓村发掘了唐昭容上官氏墓, 出土墓志一合, 保存完好。墓主人上官氏, 即唐代著名女诗人、政治家上官婉儿。
下文，一墓志，二墓志铭（没兴趣可略过），三死后名誉。
一
唐昭容上官氏墓志一合, 青石质, 正方形。出土于甬道正中, 出土时志盖覆于志石之上, 上首皆朝北。志盖盝顶, 高75、宽73、厚12.5厘米。顶面正中阴刻篆书“大唐故昭容上官氏铭”, 三行, 行三字 。
上官婉儿墓墓志盖
顶面四周和四侧减地线刻牡丹纹带。四刹在整体联珠纹框内各减地线刻瑞兽一对, 以牡丹花结为中心相对腾跃, 形象特征统一为体表有斑纹、扫帚尾。上刹面瑞兽形似虎, 脑后至项上长鬣飘拂;下刹面瑞兽与上刹面瑞兽基本相同, 唯头顶生一对细长的角;左刹面瑞兽形似马, 头顶生角, 脑后至项上长鬣飘拂, 肩部附有绶带形小翼;右刹面瑞兽形似鹿, 头顶弯角分杈, 无鬣, 肩部附有绶带形小翼。志石高、广皆74、厚15.5厘米。划细线棋格, 阴刻正书32行, 满行33字, 共计982字。四侧在整体联珠纹框内减地线刻十二生肖, 衬以缠枝忍冬。生肖皆为动物形象, 生动写实。志盖四刹和志石四侧的线刻图案造型优美、錾刻精细, 在唐代墓志线刻装饰图案中属难得的上乘之作 。
唐昭容上官氏墓志盖
二、大唐故婕妤上官氏墓志铭并序
夫道之妙者, 乾坤得之而为形质;气之精者, 造化取之而为识用。挻埴陶铸, 合散消息, /不可备之于人, 备之于人矣, 则光前绝后, 千载其一。
婕妤姓上官, 陇西上邽人也。其先/高阳氏之后。子为楚上官大夫, 因生得姓之相继;女为汉昭帝皇后, 富贵勋庸之不绝。/曾祖弘, 隨[隋]藤[滕]王府记室参军、襄州总管府属、华州长史、会稽郡赞持、尚书比部郎中, 与/榖城公吐万绪平江南, 授通议大夫。学备五车, 文穷三变。曳裾入侍, 载清长坂之衣冠;/杖剑出征, 一扫平江之氛祲。祖仪, 皇朝晋府参军、东阁祭酒、弘文馆学士、给事中、太/子洗（xiǎn）马、中书舍人、秘书少监、银青光禄大夫、行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三品, 赠中书令、/秦州都督、上柱国、楚国公、食邑三千户, 波涛海运, 崖岸山高, 为木则揉作良弓, 为铁则/砺成利剑。采摭殚于糟粕, 一令典籍困穷;错综极于烟霞;载使文章全盛。至于跨蹑簪/笏, 谋猷庙堂, 以石投水而高视, 以梅和羹而独步, 官寮府佐, 问望相趋, 麟阁龙楼, 辉光/递袭, 富不期侈, 贵不易交。生有令名, 天书满于华屋;没有遗爱, 玺诰及于穷/泉。父庭芝, 左千牛、周王府属, 人物本源, 士流冠冕。宸极以侍奉为重, 道在腹心;王/庭以吐纳为先, 事资喉舌。落落万寻之树, 方振国风;昂昂千里之驹, 始光人望。属楚国/公数奇运否, 解印褰裳, 近辞金阙之前, 远窜石门之外, 并从流迸, 同以忧卒。赠黄/门侍郎、天水郡开国公、食邑三千户。访以荒陬, 无复藤城之榇（zhèn）;藏之秘府, 空余竹简之/书。
婕妤懿淑天资, 贤明神助。诗书为苑囿, 捃拾得其菁华;翰墨为机杼, 组织成其锦绣。/年十三为才人[系上元三年或仪凤元年 (676年)], 该通备于龙蛇, 应卒逾于星火。先皇拨乱返正, 除旧布新, 救人疾/苦, 绍天明命（唐中宗李显于神龙元年复唐国号）。神龙元年(705年，时年42岁), 册为昭容。以韦氏侮弄国权, 摇动皇极。贼臣递构, 欲立爱/女为储, 爱女潜谋, 欲以贼臣为党。昭容泣血极谏, 扣心竭诚, 乞降纶言, 将除蔓草。/先帝自存宽厚, 为掩瑕疵, 昭容觉事不行, 计无所出。上之, 请擿伏而理, 言且莫从;中之, /请辞位而退, 制未之许;次之, 请落发而出, 卒为挫衂（nǜ）;下之, 请饮鸩而死, 几至颠坠。/先帝惜其才用, 慜以坚贞, 广求入腠之医, 纔救悬丝之命, 屡移朏魄, 始就痊平。表请退/为婕妤, 再三方许。暨宫车晏驾, 土宇衔哀。政出后宫, 思屠害黎庶;事连外戚, 欲倾/覆宗社。皇太子冲规参圣, 上智伐谋, 既先天不违, 亦后天斯应, 拯皇基/于倾覆, 安帝道于艰虞。昭容居危以安, 处险而泰。且陪清禁, 委运于乾坤之/间;遽冒铦锋, 亡身于仓卒之际（代指李隆基所发动的唐隆政变）。时春秋四十七。（景云元年 (710年) , 上官昭容卒, 年四十七, 当生于麟德元年 (664年) 。）
皇鉴昭临, 圣慈轸悼, 爰造/制命, 礼葬赠官。太平公主哀伤, 赙赠绢五百匹, 遣使吊祭, 词旨绸缪。以大唐景云元年/八月二十四日, 窆于雍州咸阳县茂道乡洪渎原, 礼也。龟龙八卦, 与红颜而并销;金石/五声, 随白骨而俱葬。其词曰:/
巨阀鸿勋, 长源远系, 冠冕交袭, 公侯相继。爰诞贤明, 是光锋锐, 宫闱以得, 若合符契。其一。/
潇湘水断, 宛委山倾, 珠沉圆折, 玉碎连城。甫瞻松槚, 静听坟茔, 千年万岁, 椒花颂声。其二。/
三
上官婉儿因何而死？
皇太子李隆基发动政变，绞杀韦后乱党，李隆基入宫, 上官婉儿执烛率领宫人迎之, 把草拟的诏书（对李隆基有利的）给刘幽求看，。刘幽求在李隆基面前给上官婉儿说情，李隆基不答应, 斩上官婉儿于旗下”
同为政变中被杀, 唐廷对上官昭容与韦后、安乐公主的认定是完全不同的。
《墓志》对上官昭容的评价是“婕妤懿淑天资, 贤明神助。诗书为苑囿, 捃拾得其菁华;翰墨为机杼, 组织成其锦绣”, 颇多赞誉;张说执笔的《昭容上官氏碑铭》赞美她“外图邦政, 内谂天子。忧在进贤, 思求多士”。唐隆政变第二天 (辛丑) 以殇帝重茂 (温王) 名义颁布的制书, 罗列一干罪臣名讳与罪状, 不见上官昭容名列其中。而《旧唐书·后妃传》说韦后和安乐公主被枭首展于东市, “翌日, 敕收后尸, 葬以一品之礼, 追贬为庶人。安乐公主葬以三品之礼, 追贬为悖逆庶人”。长安区博物馆收藏的《安乐公主墓志》明确称志主为“大唐故勃[悖]逆宫人”, 评价她“德不建兮身招耻”。
何人修墓何人毁？
上官昭容的安葬, 太平公主有游说睿宗的莫大之功。而实际上上官昭容葬礼的资助者正是当时踌躇满志的太平公主。
下令毁墓的是李隆基。毁的是上官昭容的墓, 打的却是太平公主的脸。这背后的政治因素纠缠着几代人对绝对权力的欲望。上官昭容作为权力斗争的参与者和牺牲品, 既然已经搭上了卿卿性命, 又何惜身后的一座墓?
参考文献：
《旧唐书》
李明，耿庆刚.《唐昭容上官氏墓志》笺释——兼谈唐昭容上官氏墓相关问题[J].考古与文物.2013,(6)：86-91，2，121.
张说.昭容上官氏碑铭[C]∥李昉等编.文苑英华.北京:中华书局, 1966:4911.
榇字代表什么生肖2
前言
明史对于光的记载非常简略。国史总是惜字如金的，以免卷帙浩繁。我们要考其生平，寻找真相；以防卫牵强附会，虚构史实，需要查阅大量资料。闪入我脑海的第一想法，是查阅《明实录·太祖实录》（以下简称《太祖实录》），这也是我所见的最早的原始文献。历史文献浩如烟海，只要你发现一点线索，就会牵出众多传记、文集、地方志。经过一年多的资料搜集，查阅资料上百册，直接和于光相关的史料不下20卷，大致勾勒出了这位于氏先贤的一生。
首先在此要特别声明，我无法去发掘考古，只是将文献资料加以串联、相互印证，形成证据链。历史毕竟离我们太久远，后人又多引用前人的资料，传递中总会出现差错，只能无限接近真相，永远无法到达真相。此文是否可信，取决于我所论证得是否严谨。我尽力而为，然才疏学浅，自然有很多不足之处，也欢迎各位参与讨论。
一、生于甲子，卒于庚戍
《黄荆林西溪坂于氏宗谱》（1924年/1944年版，以下简称《西溪坂谱》）记载于光生于元泰定甲子年九月十五日（1324-10-3），卒于洪武二年十二月（约1370-1），享寿43岁。生卒年与寿命不一致。《鄱邑鸣山于氏宗谱》（1940年版，以下简称《鸣山谱》）记载于光生于元泰定甲子年（1324）；卒于洪武二年，时年46岁，推算卒于1370年。生卒年都没有精确到月日。《八都上石山于氏宗谱》（1989年版，以下简称《上石山谱》）记载于光生于元泰定丁卯年八月（约1327-9），算虚岁倒是享寿43岁。然而《上石山谱》无于辉的生日，甚至无于光兄长于焰、于荣两人的名字，资料可信度大大降低。
《焦太史编辑国朝献征录》（以下简称《国朝献征录》）《文宪集》收录的《怀远（大）将军同知鹰扬卫亲军指挥使司事于公光墓志铭》（以下简称《墓志铭》）中于光享寿43岁。《文宪集》又有于光生于天历戊辰年九月十四日（1328-10-17），月日与《西溪坂谱》的记载几乎一样；卒于洪武庚戌年，“月日则不可复知矣”。《国朝献征录》并没有记载于光生卒年月以及其子于蕃请《墓志铭》。作为当事人，如果这一段是当时所写，不存在月日不可知。这一段更象序言，应是宋濂晚年自己加进去的。
《太祖实录》记载洪武二年十二月，“庚寅岁除享太庙。元将王保保侦知大将军南还……于光守鞏昌，将兵来援……战败被执至兰州城下……遂被害“。依据本文，于光卒于除夕当天，即1370年1月27日。《皇明大政纪》记载：“己丑（1370-1-26）大赏平定中原及南征将士之功。故元将王保保以兵袭兰州，挥指张温坚守。鞏昌指挥于光来援，死之。”《太祖实录》与《皇明大政纪》的记载看似差一天，其实不然。关键在“乘暮击之……明温收兵入城”，1月26日傍晚张温出击；1月27日收兵，于光被缚至城下。
图5:太祖实录于光牺牲的记载
图6：皇明大政纪于光牺牲的记载
中国的农历是阴阳历结合的历法，天干地支是农历中的阳历，以立春为分界点，古代的春节实为立春，不是现在的过年；而年号以大年初一为分界点。两年交替时往往容易混淆，就像现在的生肖和公元纪年的关系。可以说于光卒于洪武二年，但不能说是1369年，或己酉年；而是1370年，或庚戍年，这一点宋濂是对的。既然卒于1370年1月27日，按1328年算，最多是虚岁42岁。
《西溪坂谱》《鸣山谱》并没有记录《墓志铭》；并且从谱中记述来看，从鑑玉迁鄱阳后，直到雍正年间，都鄱两县才合修家谱；因此这是三份独立的资料。为什么两份记载享寿43岁，同时又两份记载生于泰定甲子年呢？《西溪坂谱》生卒年与寿命不一致，肯定有一处错误。从家谱记载的方式来看，出生第二年正月初一会登记新生儿，一般是不会错的；登记去世时间没有特定规定。去世时间和寿命应是根据史料后加的；况且两份家谱都记载于辉生于至和元年（1328）正月十二日；所以享寿43岁应该是算错了。
最早的一份详细资料，原版《墓志铭》已经找不到了，本文引用的《文宪集》和《国朝献征录》都来自《四库全书》。这两个版本问题也不少，最大的问题就是称于光“同知鹰扬卫指挥使”。最早的原版资料是永乐十六年修成的《太祖实录》，此时于光已逝世近50年，宋濂逝世也30多年，而《太祖实录》并未记载于光是25岁起兵。也就是说25岁起兵只有《墓志铭》这一处记载，这有可能是宋濂或于光的儿子推算的。于光的子女考证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他的出生时间不可能是1238年，详见下文英雄之名与亲属考。
综上所述，我认为于光生于元泰定甲子年九月十五日（1324-10-3）；卒于洪武庚戍年十二月廿九日除夕（1370-1-27）；享年45岁（虚岁46岁）。
二、倡义旅捍卫乡邦
徐寿辉至正十一年（1351）起兵，第二年（1352）迅速占领江西湖口县等地，而元将三旦八驻师鄱阳县，都昌夹在二者之间。《皇明史窃》说：“红巾乱起，光投笔从戎“，红巾起义也发生在1351年。根据三地于氏宗谱及史料，于光在此时起兵，此时于光应是27岁。
《元史·顺帝本纪》记载：“至正十二年二月乙酉（1352-2-26），徐寿辉兵陷江州，总管李黼死之，遂陷南康路”“三月甲子（1352-4-5），徐寿辉伪将项普略陷饶州路，遂陷徽州、信州。”南康路治所在今星子县，都昌县在南康路治下。此时徐寿辉并未占领都昌，因为于光刚刚起兵，与“署以江东宣慰元帅”的重视程度不符。由于徐的兵力分散，至正十三年十二月（1354），元军“讨徐寿辉于蕲水，败之，寿辉遁走”。
至正十四年（1354），元军慑于刘福通、张士诚等农民起义军势力壮大，抽调长江中游兵力前往镇压。第二年（1355）,徐寿辉卷土重来，再次攻取湖广、江西的许多地区，并占领都昌。据《墓志铭》记载：“岁乙未，徐兵破鄱阳，君之势孤，都昌继陷”。《元史·顺帝本纪》记载：十一月“庚戌（1356-1-29），贼陷饶州路”。
从徐寿辉起兵到最后攻陷都昌，都昌在于光等人的守护下比较安宁，于光本人已是名声在外，因此才有“徐闻君，急搜访获之，命为江东宣慰元帅，镇鄱阳“（《墓志铭》）。《太祖实录》记录”署以江东宣慰元帅，镇鄱阳浮梁“，直到至正二十年归附。史料中记载归附时为浮梁院判，前后相符。
三、率众归有道之君
至正二十年五月丁亥朔（1360-5-16），“日有食之，雨雹。陈友谅杀其伪主徐寿辉于太平路，遂称皇帝，国号大汉，改元大义，已而回驻于江州” 。
陈友谅弑主，将士离心，政令不一，又杀赵普胜等骁勇之将。《太祖实录》于光传记载：“光谓众人曰，我不能杀友谅，可事之乎？”《墓志铭》记载：“我与陈皆徐君之臣，不道乃尔，我可北面而事之耶？”。基本意思是一样的，其它文献都同于其中之一。七月乙丑（1360-8-28），“浮梁院判于光、左丞余椿遣人前来投欵”。
《饶州府志》记载：“闻邓院判开阃于徽州，光遣部下士计希孟、刘彦昺迎之。”刘炳，字彦昺，鄱阳人。《西溪坂谱》与《鸣山谱》记“副将刘彦秉扶榇归故乡”，秉应属笔误。《江西通志》也说刘彦昺是副将。《浮梁县志》说：“于光遣（计希孟）同黄季伦奉图籍，投欵邓愈。”
《明史·文苑传》中说”至正中，（刘炳）从军于浙。太祖起淮南，献书言事，用为中书典签。洪武初，从事大都督府，出为知县。阅两考，以病告归，久之卒。”这么说来刘彦昺与于光无关，虽早年从军，但还是以文为业，不可能是副将。据刘彦昺所著《春雨轩集》记载其弟“刘勲，字彦辅，少习举子业，好兵家书……同浮梁于光以兵从征九江靳黄……”。于家与刘家渊源颇深，后面还会讲到。
图7：刘彦炳集对刘彦辅的记载
计希孟，鄱阳人，《桐山老农文集》记载，元末“（计希孟、余宗旸）近年盗起，尝以民兵从元戎征讨，军败幸免，今路稍通，将归而读书故山，不复出矣。求夫子一言，归为乡里父兄道也。” 鲁贞不答应，正好遇大雪，请了三日，余宗旸劝他“希孟之从军义，今归故山不复出可嘉矣，茍有用子者起而从之。”《浮梁县志》记载：“ 寻授训导，俱洪武间任。“《淳安县志》记载计希孟于永乐九年任教谕。计希孟是不是归隐之后复出追随于光，没有找到确切的资料，也没有资料显示矛盾。洪武十二年计希孟自己修纂过《浮梁县志》，应该是可信的。
图8：浮梁县志记载的计希孟
黄季伦，鄱阳人，与唐桂芳有深交，唐为其诗作过序、跋。唐桂芳生于至大元年（1308），卒于洪武十三年（1380）。据《白云集》记载，黄唐二人相识于丁丑年（1337）秋天，同事史馆。季伦恩受校官而南去，元末农民起义，季伦隐居山中，南北消息不通。后桂芳客居金陵，两人时隔24年再相逢。辛丑（1361）春，季伦“自鄱邑来，出示一集”，在三月廿九（1361-5-4），桂芳为季伦诗集作跋。说明此时黄季伦人在鄱阳县。
唐桂芳最后终老歙县槐塘。于光为徽州院判时，季伦还建议桂芳拜访。《白云集》中一首写给季伦的诗，标题是：黄君季伦下顾槐塘山中，濒行，具述院判相公天资高明，识见超绝，海内人士以之权衡轻重，子不可不往谒之，明日入城府巧不相值，归而沉痾又复，踰月，辄陈鄙句，谨候阍人以献。从黄季伦的事迹看，很明显院判相公指于光。
图9：白云集中记载的唐桂芳谒院判相公不成
正史中没有提到于光的使者具体有谁，但我们基本可以肯定刘彦辅是于光的副将，计希孟、黄季伦是谋士。使者可能是其中二人，也可能是三人。
接受投诚的人是邓愈，这个没有疑问，正史、文集、家谱都记得很清楚。《卫国公赠宁河王谥武顺邓愈神道碑》记载：庚子（1360）七月，鄱阳院判于光、右丞余椿击走伪汉部将辛同知，取饶州，遂以其城来附，有旨命王往镇之。《明史·邓愈列传》记载：遣使说降饶州守将于光，遂移守饶州。《明史纪事本末》记载：“太祖命邓愈往镇之“。《今献备遗》记载：“高皇帝命邓愈镇之，光佐焉。”
1360年七月，于光遣使投欵后，仍守浮梁。陈友谅遣其参政侯邦佐攻陷浮梁，于光轻骑谒太祖，授行枢密院判官，令守徽州永平翼，并赐衣冠金连环。《今献备遗》说：“以功拜江西行省参政，寻改行枢密院判，改戍徽州。”据《太祖实录》记载，赐衣冠之后，于光已走，再召还而授金连环。《墓志铭》说衣冠为金雕顶帽和锦袍，并授通意大夫、行枢密院判官；“行十里，复趣还，解金连环并绦授之”。
四、屡立战功、殆无虚岁
于光归附之后，随军征战。辛丑七月壬申（1361-8-24），张定边陷安庆。八月甲申（1361-9-5）, 于光攻下乐平州，擒侯邦佐、万户彭寿等六十余人，然后守饶州。《墓志铭》说：“君察伪汉国政不一、兵出于外，潜献捣虚之策。”庚寅（1361-9-11），朱元璋亲征安庆，沿江往上，壬寅（1361-9-23）至湖口遇陈友谅，友谅败走武昌。《太祖实录》记载：“友谅穷蹙，夜半挈妻子弃城走武昌。”《墓志铭》记载：“君与部将皆从，飚行电疾，友谅以为自天而下，弃城宵遁。君将兵下黄梅、瑞昌诸处。”癸卯（1361-9-24）朱元璋入江州。戊申（1361-9-29），友谅平章吴宏以饶州降。《太祖实录》记载：“九月辛亥（1361-10-2），友谅平章建昌王溥降。”《墓志铭》说“亡何助攻建昌，拔之，出戍鄱阳。”根据后来饶州兵败，这就衔接上了。不过“亡何”的何指谁，目前没有发现具体记载。
癸卯二月（1363-3）都昌盗江爵等攻陷饶州，于光出走。《太祖实录》说：于光与吴宏吴毅等不协，江爵诱张定边、蒋必胜乘隙而攻，于光等仓卒无备致兵败。四月壬戌（1363-6-5），友谅大举进兵围洪都，七月癸酉（1363-8-15），朱元璋决定亲征，七月丙戌（1363-8-28），友谅东出鄱阳湖迎战，然后是著名的鄱阳湖大战。《今献备遗》《皇明史窃》等记载，此时于光转任振武卫指挥同知。九月丁卯（1363-10-8），朱元璋从湖口回建康；壬午（1363-10-23），亲征武昌；十二月丙申（1364-1-5），从武昌回建康，命常遇春总督诸将守营栅；由于武昌久围不下，甲辰二月乙未（1364-3-4）又发兵亲征，辛亥（1364-3-20）至武昌；癸丑（1364-3-22），陈理降。《今献备遗》《皇明史窃》等又说，平武昌，于光升鹰扬卫指挥使。
图10：大祖实录置十七卫亲军指挥使司
《太祖实录》记载：“甲辰三月庚午（1364-4-8），置武德、龙骧、豹韬、飞龙、威武、广武、兴武、英武、鹰扬、骁骑、神武、雄武、凤翔、天策、振武、宣武、羽林十七卫亲军指挥使司“，于光不可能在平武昌前转任振武卫指挥同知。《太祖实录》于光传：“从上征九江、下黄梅、攻建昌、战鄱阳、降武昌，皆与有功，转振武卫指挥同知，寻迁鹰扬卫指挥使。阶怀远将军。”《墓志铭》和这段表述相似：“同知振武卫亲军指挥使司事，迁鹰扬卫，进阶怀远大将军”。平武昌之后，转振武卫指挥同知、迁鹰扬卫指挥使的时间顺序是对的。《四库全书》中《墓志铭》的标题和内容都以于光为鹰扬卫指挥同知，是个明显的错误。《太祖实录》没有称“怀远大将军”是有原因的。详见下文《墓志铭》与《墓碑记》。
接下来几年，于光与徐达、邓愈、郭子兴等东征北伐，《太祖实录》记载：”从大将军徐达平淮东浙西、擒张士诚、下山东诸郡、取汴梁、克陕洛、下潼关“《墓志铭》记载：”君从大将军徐魏公往讨泰兴、高邮、淮安、安丰，皆下；张之劲卒皆聚湖之旧馆，魏督诸将及君破之，遂平湖州、下姑苏，士诚就擒；及魏公征中原，君统锐兵以从，益都、沂、棣、登、莱诸州次第平，乃入汴梁、克洛陜、下潼关“这些《太祖实录》没有于光的特写。
洪武元年四月丙寅（1368-5-13），冯宗异入潼关。五月庚午（1368-5-17）请求增兵，徐达调都督佥事郭子兴将鹰扬卫指挥于光、威武卫指挥金兴旺镇守，《潼关卫志》也有记载。十月甲戌（1368-11-17），元将王左丞自河中兵犯潼关，郭子兴、于光大败元兵。《太祖实录》记载：“兵始接，指挥于光持矟大呼，横冲其阵，敌众披靡，子兴等乘胜击之，追奔数十里，元兵大败。”《墓志铭》说：“兵方挟战，君舞戟横贯其中，大呼杀入，元兵奔溃，追斩之，积尸盈野。”又说：“越六月，进击河中，拔其城，魏公命戍鞏昌。”《太祖实录》记载：洪武元年十一月“戊午（1368-12-31）都督同知康茂才克河中”，似乎越六月是指克潼关后六月；然而这时候鞏昌并未攻克，应是宋濂记错了。《太祖实录》记载，洪武二年四月乙亥（1369-5-17）“大将军徐达师至鞏昌”元守将降，“遂以都督佥事郭子兴守其城”,与潼关之战恰好六个月。《今献备遗》说是洪武二年移镇鞏昌，于光是郭子兴的部下，这个记载比《墓志铭》更准确。
图11：潼关卫志记录冯宗异请求增兵
五、以身报国，死而后已
于光轻骑谒上时，有感朱元璋知遇之恩，曾有誓言。《墓志铭》说“誓殚报效上，疏曰：于光之心，鞠躬尽力，报国一忠，死而后已。”《太祖实录》说：“光顿首曰：臣蒙被厚恩，鞠躬尽力，死而后已。”于光是马上赴徽州上任，《太祖实录》更符合情境。这不是重点，意思都差不多。
洪武二年，于光守鞏昌时，元将王保保经常来犯，都被击退。十二月，王保保得知徐达等回建康，兵围兰州。据《太祖实录》记载，九月辛丑（1369-10-10），徐达、汤和等还京师，由冯宗异总制军事。上文已经提到，十二月己丑（1370-1-26）,保保兵至兰州城下，张温认为其“远来，不知我众寡”，于是傍晚出击，挫其锋锐，保保有些迟疑。第二天，张温等收兵入城；保保将兰州包围，温等坚守不出战，以待援兵。于光从鞏昌率兵来援，行至马兰滩遇元兵，战败被俘。《墓志铭》这一段表述不准确，如“围安定州”“韩将军戍兰州”。
王保保以利诱于光降，光不屈。元军缚光至兰州城下，要他叫张温投降。《太祖实录》记载：“光大呼曰：我不幸被执，公等坚守，徐总兵将大军行至矣。敌怒批其颊，遂被害！”《明史纪事本末》引用了这一段。《墓志铭》记载：“君呼曰：我不幸被缚，尔辈受大明皇帝厚恩，当坚守以伺大军之至，勿信其甘言所诱也。元兵拥之使去，寻闻被害！”这里有些文学色彩，于光和张温都不是藩国之臣，怎么会对他说“大明皇帝”。《西溪坂谱》《鸣山谱》于光小传中描述为：“公大呼曰：尔等坚守全城，大兵不日至矣。保保怒碎其头，断其手！”《今献备遗》记载为：“光大呼曰：我不幸被执，公等坚守，大将军总百万师至矣。贼怒批其额而死！”“百万师”有些夸张了。总体来说《太祖实录》与家谱的记载比较接近真实情况。
六、英雄之名与亲属考
《西溪坂谱》《鸣山谱》记载于光长子瓒，承父荫补授南畿前军指挥使，转升镇守交趾都司；幼子瑄以父荫受汀州指挥。子孙皆未系。据《明实录·太宗实录》记载：“永乐十七年十一月戊辰（1419-12-14），交址嘉林州善才县贼人陶强等叛，都指挥刘宸、于瓒、吴兴领兵捕之。”《明实录·宣宗实录》记载：“洪熙元年十一月甲子（1426-1-7），命武进伯朱冕掌行在左军都督府事，都督指挥佥事于瓒任交址都司事。”说明于瓒此人确是于光后裔。史料上没有查到于瑄的资料。不过，家谱记载于瓒生于元至正五年五月十三日（1345-6-13）,这么说来1426年已经80岁了，这个年龄上战场且任主要将领可能性很小。
《上石山谱》记载于光长子璠，幼子瑄，璠生赞。如果于瓒是于光之孙，年龄上倒是说得通。《文宪集》中收集的《墓志铭》这么记载：“子男二人，蕃与宣也”。从取名的角度看，蕃与宣的可能性更大。蕃、宣出自《诗经·大雅·崧高》：“四国于蕃，四方于宣（垣）”，意思是捍御四国，教化四方。这与当时社会环境很相应。既然“璠”“赞”是错的，瓒就仍有可能是于光之子，并生于洪武三年，宋濂并不知道有于瓒这个人。我个人认为于光生蕃与宣，蕃生瓒的可能性大，因为这一辈名字中几乎都用玉旁，如于辉之孙鑑玉、宏玉、再玉，西溪坂一支中有琳、瑽、璟等等；而蕃、宣这一辈却基本没有；三地于氏宗谱记载都是二子。瓒是祭祀用的象勺子一样的玉，起名不会随便用这个字，应该是纪念某个人，巧的是，“瑄“也是这种玉，“宣”在此处读yuan,而非xuan，所以有可能光生蕃与宣，蕃生瓒与瑄，再版家谱极有可能混淆了宣与瑄。蕃、宣、瓒、瑄的子孙没有记录，不知身在何处，浙江建德县、福建汀州、越南都有可能。
图12：于蕃葬父
这里要特别说明的是，于光仅二子或三子。于氏宗谱中只有二子，《墓志铭》中也只有二子。有人说古时家谱有可能记了嫡子，未记庶子。先不论这种说法对与错。三地家谱都记载：“夫人段氏，如夫人刘氏、徐氏”，墓碑上也是这么刻的。《墓志铭》记载：“娶鄱阳刘淑姬，通诗书史，封河南郡夫人；子男二人，蕃与宣也”。说明蕃与宣非嫡子，乃刘氏所生。谱序中说：“与余椿约为婚姻，聚众列为队伍”《墓志铭》又记载蕃“外舅建德令刘君”，据《建德县志》记载，刘复礼洪武三年任县令，相互印证，说明蕃妻也出自刘氏。《西溪坂谱》《鸣山谱》记载瓒娶江氏，再娶交趾阮氏；瑄娶王氏，《上石山谱》无记载。约为婚姻就应该是于光之女许配给余椿之子，此女极有可能是段氏所生。
图13：建德县令刘復礼
谱中记载于瓒（可能是蕃）生于至正乙酉年五月十三日（1345-6-13）,如果于光1328年出生，长子出生时他未满17周岁，前面至少还有一个女儿，时间上是说不通的。再加上于辉的生日，于光生于1328年与其它各处资料矛盾，其它资料之间又相互佐证他生于1324年的合理性。《鸣山谱》中有一首诗《赠怀远大将军于光》，尾联是“吴中庶士多怀惠，细枊于今有亚夫。“吴中自然代指金陵，细枊指军队，此诗作者是大学士胡广，可能和于光之子有些交情，他将于光比作周勃，其子比作周亚夫。可惜一直没有找到《胡文穆公文集》。
史料都称于光字大用，而家谱中是字仲炳，赐名大用。于光这一辈字号都是仲某，没有一个和大用相关的。于焰字仲灵、于荣字仲玉、于辉字仲明，其他还有仲才、仲杰、仲素等；大用应该是赐名。《上石山谱》记载字大用，号暗修，又号文炳；于辉字□明，缺一字；列于同一辈的有字茂贞、刚山，完全无规律，不足以让人相信。
于光之父在家谱中”祥英“”庠英“两个字号都出现过，庠英为绝大多数，而且与其堂兄国英、堂弟商英字号相对应，应以”庠英“为准。
家谱中记载于光祖父这一辈的字号是”某中“，《西溪坂谱》《鸣山谱》中于光伯祖父于英字敬中、祖父于显字时中，《上石山谱》中这一辈也没有与德仲相关的名或字，如汝字辈中的字号守中、允中、执中、至中等等。三地家谱都记载于光祖父娶杨氏，《墓志铭》中“大父德仲……大母王氏“之说不足信。
七、《墓志铭》与《墓碑记》
《墓志铭》宋濂的《文宪集》也收集了，它的真实性不存在问题，只是准确性明显不足。《鸣山谱》中《明忠臣于光怀远大将军墓志》，《西溪坂谱》中《追赠明故怀远大将军于光墓志》，从内容看是同一篇，谱中记载为刘基所撰。“明故”“明忠臣”等字明显清朝时期对前朝的称呼。于光的小传中记载“竖碑题曰：敕葬全忠怀远大将军于光之墓碑记”（三个以下都简称《墓碑记》），墓碑上也是这么刻的，这更符合情境。谱中一首诗《楼涧忠臣》这样写：楼涧当年敕葬臣，旧碑楼倒旧坟存。金头银手眠长夜，古树寒鸦噪夕曛。青史中间心见赤，黄泉底下骨生馨。剑魂还变生时气，化作荒坵顶上云。从诗中可知，于光的墓碑是被破坏过的，现在看到的就不是原碑了。那么《墓碑记》到底存不存呢？
第一，于蕃葬衣冠冢很蹊跷。《墓志铭》记载：“辛亥（1371）某月日，蕃用招魂礼，葬君衣冠于某山之原前。”于光逝世于1370年1月27日，于蕃为什么隔这么长时间才下葬，而且葬的是衣冠冢？
家谱记载于光葬于祖山神岭之东楼下山，时间是洪武三年三月十六日（1370-4-12），这个时间应该更符合常理。雍正五年，族孙于朝任等状告冯君富在于光墓后盗葬父棺，并冒认军户闵自华夫妇二冢为冯姓所有。于朝任，字仲考，雍正五年主持联修《西溪坂谱》和《鸣山谱》。县令张以珸详细堪验，判朝任等胜诉。冯不服，上告至府衙，南康府维持原判。张以珸堪断谳语：“审勘得于宗泗、朝任、登有之先祖讳光……赐葬神岭东楼下山，计山一亩一分，其旁有守墓军人闵自华夫妇二冢附葬山堧，并载谱牒可考……当日之枋碑人物杳无復存……令于朝任等竖丰碑，以彰遗迹，俾前贤忠烈之墓永远勿湮可也。”南康府断语：“楼下山旧系于姓祖坟，不独谱牒有据，而山邻乡约又众口同词，冯君富何将父棺盗葬？仰都昌县着即押迁，仍令于姓竖丰碑以杜争端也”《西溪坂谱》中于光小传中有记载：“竖石人、石马、石枋，神主本邑乡贤祠立嗣奉祭， 守墓军人闵自华夫妇二冢附葬山堧，子孙世居桥边。在神岭之东确有闵家和闵家桥，今天仍在。家谱记载这些早于雍正五年，这之前修谱最晚是在宣德元年。因此，于光确实葬在祖山神岭之东楼下山。现存这墓碑应是雍正五年所立，所刻立碑人明显有九章、济美、策美、美林等人，章、美字辈生活年代也在此时。
图14：于光墓之诉讼
图15：守墓军人闵自华夫妇
衣冠冢有两种情况：一是找不到遗体，以衣冠代替；二是遗体已葬，另葬衣冠冢于他处以纪念。于光在兰州城下被杀，元军不大可能还把遗体带走；他身为亲军指挥使，明军也不可能将其遗体遗弃不管。从时间和方式看，于蕃更有可能是在他处另葬衣冠冢。山与原地形本来也不相同。《墓志铭》是刘复礼带他去请的，衣冠冢葬在建德县也未可知。都鄱两县家谱中都没有记载这篇《墓志铭》，所以根本不知道有它的存在，要作假直接把葬“某山之原前”为“神岭之东楼下山”即可，比《墓碑记》更有说服力。
第二，追赠怀远大将军的可能性大，勘断谳语也称追赠怀远大将军。上文已经讲到《太祖实录》记载于光的军阶为怀远将军，而非大将军。军阶只有骠骑、金吾，龙虎、镇国、定国、奉国、昭勇、昭毅、昭武、怀远、定远、安远、明威、宣威、广威、宣武、显武、信武、武德、武节、武略、武毅。《明史•职官志》记载：“有大征讨，则挂诸号将军或大将军、前将军、副将军印总兵出，既事，纳之。” 又有“明初……又置各卫亲军指挥使司，设指挥使正三品，同知指挥使从三品，副使正四品……因置……十七卫亲军指挥使司，此设亲军卫之始。……从三品，初授怀远将军，升授定远将军，加授安远将军。”诸号将军指征西、镇朔、平羌、平蛮等临时封的将军称号。实际上怀远将军应是振武卫指挥同知时封的，实职与散阶都是从三品；鹰扬卫指挥使时没有封散阶。《明史•职官志》说得很明白：正三品，初授昭勇将军，升授昭毅将军，加授昭武将军。《太祖实录》那么写造成的误解是因为古文没有标点。
《文宪集》辑录的《墓志铭》称怀远大将军，《国朝献征录》辑录的《墓志铭》标题是怀远将军，内容是怀远大将军。究竟有没有追赠“大将军”的惯例？是作者自创，还是后人混淆或篡改？从史料可知，追赠都称大将军，军阶都称将军。《国朝献征录》和《文宪集》，于光之父都是怀远大将军；《国朝献征录》宁正传：“德成战殁，诏赠昭勇大将军……正袭职代领其众，从徐达克常州，进阶怀远将军”;杨广传：“赐诰，阶昭勇将军……进昭武将军……祖遇春赠怀远大将军”。《墓志铭》《墓碑记》最终都称怀远大将军，说明确有追赠一事，只是于光逝世后的事《太祖实录》基本没有记载。
第三，《墓碑记》的时间与历史相符。《太祖实录》记载：“上闻之，遣官祭以少牢，后配享鸡笼山功臣庙。”什么时候进的功臣庙？《西溪坂谱》记载是洪武四年，与优诏旌忠同时。史书上没有明确记载，不过洪武三年底、四年初大封功臣等事件很清楚。《明史·礼志》记载“碑碣……其制自洪武三年定……坟茔之制，亦洪武三年定。”《太祖实录》记载：“洪武三年十月丁丑（1370-11-10），礼部尚书陶凯奏定品官坟茔之制……三品茔地周围七十步，坟高一丈二尺，以上石兽并六……凡碑碣五品以上许用。”这里也印证了楼下山立有石人石马的记载。“洪武三年十一月丙申（1370-11-29），大封功臣……赏陕西兰州等处守御将士……戊戌（1370-12-1），祭战没功臣……抚其兄弟子孙，俾食其禄……”《西溪坂谱》《鸣山谱》记载：“洪武四年三月上巳（1370-3-20），征戍将军邓愈驰书届我曰，怀远大将军于光……忠义可谓至矣，深虑身没名冺，愿祈德言以推幽壤。” 《太祖实录》又有，闫三月初六日，赐功臣守坟人户。《墓碑记》写成于洪武四年八月。定制、祭功臣、请《墓碑记》、赐守墓人，《墓碑记》成完全符合历史的时间顺序。
综上所述，《墓碑记》是真实存在的。为什么谱中记载了于瓒及其镇守交趾，却没有《墓志铭》？可能的解释是：于光后裔与都鄱两县已来往甚少，于瓒的事迹由当时同为贡生的于龙、于鑑玉所获知，估计根本没见过。或许正是由于来往不便，于蕃才葬了衣冠冢吧。于龙，字起渊，生于洪武十九年（1386）,永乐八年主持续修《西溪坂谱》；鑑玉，生于洪武二十一年（1388），被后世尊为鑑玉村始迁祖。
八、总述：怀远大将军于光传
于光，字仲炳，号暗修，明太祖朱元璋赐名大用，生于泰定元年九月十五日，元末明初时期南康府都昌县人。都昌于氏为汉于公后裔，宋初，先祖元素由山东益都迁居南昌府丰城县；其后裔又有人从丰城迁居都昌，大多以文学为业。光幼年时就知书达礼，颇受缙绅和长辈赏识；成年之后更是磊落不凡，胸怀大志。
元末，豪杰分争割据，战火四起。国英、庠英兄弟感叹：“当此变故之秋，文不足以经邦，武可御乱，可严命子弟演习兵法。”光与兄弟遵从父嘱，勤练武功，演习兵法。
至正十一年，红巾军起义。九月徐寿辉称帝，派张福夏彰守湖口；元将三旦八驻师鄱阳，都昌处于湖口鄱阳之间，不能轻易归顺一方，盗贼趁机作乱，百姓不知何去何从。于光对父老子弟说：“吾等皆良民。顺寇兵，官军以为叛；从官军，寇兵又将屠我。行见无噍类矣，其计安出？”大家表示愿意追随，听从于光安排。于是，光与余椿结为亲家，二人召集身体强健的男子开始练兵。一个月之后，队伍整肃，纪律严明，光下令：“贼兵有入吾境者，共击之，不用命者斩。”从此盗贼不敢侵犯，守护了都昌的安宁。
至正十五年，徐寿辉第二次进攻湖广江西等地，并占领鄱阳。都昌北、东、西都是寿辉的势力，南临鄱阳湖，于光兵力不足以抗衡，都昌陷落。寿辉听说于光的事迹，赶紧搜寻拜访。光归附寿辉，任江东宣慰元帅，镇鄱阳浮梁。二十年五月初一，陈友谅杀寿辉称帝。光对众人说：“我不能杀友谅，可事之乎？”七月，光与右丞余椿取饶州，十七日，以刘彦辅、计希孟、黄季伦为使，奉饶州地图、户籍投诚于邓愈。朱元璋命光继续守浮梁，任江西行省参政。后来，陈友谅派其参政侯邦佐攻陷浮梁，光轻骑往龙江拜谒朱元璋。朱元璋授光行枢密院判官，赐金雕顶帽和锦袍一套，命光守徽州永平翼。光行十里，又遣人把他追回来，解下自己的金连环赐给光，说：“予赐卿衣冠不可少此，故又召卿来耳！”光跪拜说：“臣蒙被厚恩，鞠躬尽力，死而后已。”
至正二十一年，八月初五，光攻下乐平州，擒侯邦佐、万户彭寿等六十多人。十二日，光等与朱元璋征安庆，廿四日在湖口遇陈友谅。光与部将飚行电疾，兵从天降，友谅趁夜弃城逃走。光率兵攻下黄梅、瑞昌等处。后助攻建昌，继续守鄱阳。
至正二十三年二月，吴宏、吴毅等人与光之间配合不好，都昌盗贼江爵诱张定边、蒋必胜，乘隙而攻，光等兵败饶州。七月十九日，鄱阳湖大战，后围武昌，光都在队伍中，多有战功。至正二十四年，以军功转从三品振武卫指挥同知，武官散阶为怀远将军，不久又升为正三品鹰扬卫指挥使，后从大将军徐达平浙东淮西，擒张士诚；北征中原，平山东、取汴梁、克洛陜、下潼关。
洪武元年，五月初一，冯宗异请求增兵守潼关，徐达调于光与金兴旺镇守。十月初七，光与都督佥事郭子兴等抵御河中来犯元军。两兵刚相接，光持矟大呼，冲入阵中，元军溃败逃散，光等乘胜追击数十里，大败元军；十一月廿一日，光从都督同知康茂才攻下河中。
洪武二年，四月十一日，徐达派于光与郭子兴守鞏昌。元将王保保屡引兵来犯，都被于光等击退。十二月廿八日，保保得知徐达回建康，于是兵围兰州。傍晚，守将张温率兵出击，挫其锋芒，后退回城中，坚守以待援兵。光自鞏昌率兵来援，行至兰州马兰滩遇保保兵，因寡不敌众而战败被俘。保保捆绑光至兰州城下，让他叫张温等投降。光高声大喊：“我不幸被执，公等坚守，徐总兵将大军行至矣。”元军被激怒，砍掉其头颅和双手，光于是被害！享年四十五。明太祖悼念，赐光金头银手，凑成全躯，给光亲属布帛，命他们办理丧事；派祠部官以少牢之礼祭祀，后奉其神主配享鸡龙山功臣庙；副将刘彦辅护榇归故乡，洪武三年三月十六日，葬于祖山神岭之东楼下山。
洪武四年，明太祖下诏表彰忠臣，赠光怀远大将军；祖父时中赠明威大将军，某卫亲军指挥使司副使，上骑都尉，追封河南郡伯；祖母杨氏追封河南郡君；父庠英赠怀远大将军，同知鹰扬卫亲军指挥使司事，轻车都尉，追封河南郡候；母余氏封河南郡太夫人；如夫人刘氏封河南郡夫人，子承父荫，各赠予官职。三月初三日，征戍将军邓愈驰书宏文馆大学士刘基，请为光撰写墓碑记，秋八月墓碑记写成，题名为“敕葬全忠怀远大将军于光墓碑记”；神主配享本邑乡贤祠，享春秋二祀；守墓军人闵自华夫妇二人后附葬山堧，子孙世居桥边。同年某日，长子蕃用招魂礼，另葬光衣冠于某山之原前。葬一月，蕃的岳父建德县令刘復礼，描述于光的事迹，领蕃拜访宋潜溪，请宋先为于光写墓志铭。
光本是一介书生，气貌修整，擅长琴艺、诗书，精通中医针灸，看起来就是一位富贵之家的公子，为人孝义，事母竭尽礼仪，勤勉不懈怠。然而生逢乱世，又能投笔从戎，率义军守卫家乡，后又择明主而事，持戟上马，四方征伐，所向披靡。不论攻战还是守城，都立下赫赫军功。兰州之战，孤军深入，不幸被俘，依然能尽忠守节，视死如归，不负“死而后已”的誓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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榇字代表什么生肖3
一、天门地户：西北为天门，东南为地户。乾为天门，巽为地户。西南为人门，东北为鬼门。西北立龙、飞翼之抽象天门，东南伏漏、石窦象地户。
二、九龙九星：以龙的姿势比喻山川形势。有回龙、出洋龙、降龙、生龙、飞龙、卧龙、隐龙、腾龙、领群龙等九种。
九星：山川的九种形状名称，分为贪狼、巨门、禄存、文曲、廉贞、武曲、破军、左辅、右弼。大游年歌中有其五行和吉凶含义（请参考《阳宅十书》）。
三、五岳五星：地上五岳皆对天上五星。金星头圆而足阔；木星头圆而身直；水星头平而生浪；火星头尖而足阔；土星头平而体壮。其中，各有吉凶含义要领。五岳就是：东岳泰山、南岳衡山、中岳嵩山、西岳华山、北岳恒山。
四、喝形：凭直觉感受将山川形状比喻成生肖动物。如狮、象、龟、蛇、风等。是形法对自然界形势观察的方法，以便判断吉凶。
五、龙虎：穴旁左右二砂，贴身左右。如，龙虎护卫穴区，环抱有情，不逼不压，不折不窜，青龙婉蜒，白虎驯服。
六、明堂：原来是帝王宣明政教的地方，风水术中称阳宅大门前面或阴宅前方的范围，是地气聚合的处所。案山内为大明堂，或称外明堂，龙虎心里是中明堂，穴前为小明堂，或称内明堂。古明堂以洁净、宽广、藏风、聚气为佳。相地就是要选好明堂。然后点穴，达到趋吉避凶之目的。
七、案山：穴前近而小路高出明堂的坡地，好象贵人办公的书桌，凭案以处理各类事务。如果上面有文房四宝矗立，就更加吉利。出官出贵。
八、朝山：穴前远方高大秀丽之山，如宾主相对，成天然朝拱的形状，主大富贵。刘基说：“点穴先须要识朝，朝山不识术非高。”
九、神座：穴前流水去处的一座大山。口诀说：“水口一山如虎卧，回头不许众人过。高昂切断水难流，此物名为神仙座。”
十、捍门：水口问两山对等，如捍卫门户，此为贵兆。
十一、宾主：相对的两山。口诀是：“宾要有情主要真，主若歌斜宾不顾，定知此地欠缘因。”
十二、父母：穴后巍峨之山。“问君何者为父母，穴后巍峨耸一山，前后相生不相克，儿孙赴举不空还。”
十三、少祖：近穴之山。口诀说：“近穴名为少祖山，此山吉凶最相关。开睁展翅为祥瑞，低小孤单力必艰。”
十四、乐山：穴后榇托之山，用作穴枕。乐山有梅乐、借乐和虚乐三格，又有左、中、长、高、低、多等格，只要高阔障护，没有空缺，便为吉格。
十五、官鬼禽曜
穴的四周发出的余山之气，属砂类四星，俗称：无官不贵，无鬼不富，无禽不荣，无曜不久。
十六、孤峰：穴前的孤独朝山。龙忌孤独，所以不吉。
十七、形势：即地形与地势，千尺为势，百尺为形。形是近观，势是远景，有势而后有形，有形而后见势。形于内势于外，势粗形细，势是起伏的群峰，形是单座的山峦，势如城郭垣墙，形如楼台门第，认势难，观形易，来势为本，住形为未。前后左右称为四势，山水应案谓之三形。
十八、左辅右弼：在穴的左右夹对的山，要高低大小远近相称，方为合格。这些山能对穴起到辅弼护从作用，又在阳宅内外的游年变爻中，气口左右也称左辅右弼，吉凶不定。
十九、平洋：平坦有水的地形，也指平原地区。风水认为，山地要立着看，平洋要倒着看，平洋最宜逆水砂。看平洋吉凶较繁难，更须细心推测。
二十、水到局：来水进入明堂，临近穴前，环抱有情为吉。
二十一、水口砂：水口是水流的去处，水口砂是水口两岸之山，水口无砂，水势直弃而泻不吉。水口处应有密集之山，如犬牙相错，群鹤相攒，重更迂回数十里，步步回头不肯离去才是大吉。若是华表、捍门、罗星、北辰则更好。山管人丁水管财，山水环顾有情，才为上等之地。
二十二、囚形：建宅时先设围墙，没有出路，而后盖房，称为落囚。房屋四周无出路，也称落囚。房屋四周皆为水，也是落囚。口诀说：“四面水周流，其名唤作囚。运旺之时才一发，运衰之日万般休。吊角挨边犹自可，居中作穴更堪愁。时师莫说棋盘上，下着将军祸到头。”
二十三、倒杖：立穴放棺的方法，要因自然之势，前后左右合乎天然。
二十四、三要：即门、主、灶。
二十五、六事：即门、灶、巷、路、厕、磨。当今应注意电杆、天线等等。
二十六、穴名：有凤凰展翅穴，有嫦娥奔月穴等名目，都是形法根据山形水态而为其命名的。
二十七、城门：是按形而言，即古代城池四面八方之门，又称作水口，今日阳宅实指大门之处。
二十八、地运：是根据玄空飞星中三元九运入中的情况来计算的。地运的长短，是以中星和向星的关系来决定。在二十四山向中；每一山向都有特定的中星与向星的关系。
比如，子山午向，一运一白水星入中，向星为五，中隔一运、二运、三运、四运，每运二十年，合八十年。往后不管何星入中，地运都是八十年。现把二十四山向的地运长短，统列如下：
壬山丙向，地运 80年，子山午向，地运 80年，癸山丁向，地运 80年。
丙山壬向，地运200年，午山子向，地运100年，丁山癸向，地运100年。
戍山辰向，地运160年，乾山巽向，地运160年，亥山巳向，地运 160年。
辰山戍向，地运 20年，巽山乾向，地运 20年，巳山亥向，地运 20年。
庚山甲向，地运140年，酉山卯向，地运140年，辛山乙向，地运 140年。
甲山庚向，地运 40年，卯山酉向，地运 40年，乙山辛向，地运 40年，
未山丑向，地运 60年，坤山艮向，地运 60年，申山寅向，地运 60年。
丑山未向，地运120年，艮山坤向，地运120年，寅山申向，地运120年。
勾搭小地的地运，不过如此，真正的龙脉大地，如北京的风水，只少也有500年以上的地运。
凡建房下葬，立定山向，不管是旺山旺向，或上山下水，其作用都只在地运所主之年限内，超出此年限，向星即入囚，居室即衰败，墓葬则失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