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代表什么动物生肖

这座古城，或是黄帝部族所居？,下面一起来看看本站小编新华网给大家精心整理的答案，希望对您有帮助

思代表什么动物生肖1

发掘中的石峁遗址金字塔式建筑皇城台（9月12日摄，无人机照片）。新华社记者陶明摄

石峁古城的墙体发现的菱形石雕眼纹(2015年9月8日摄)。新华社记者冯国摄

石峁遗址内出土的陶鹰（拼版照片，2018年3月27日摄）。新华社发（张博文摄）

2012年秋天，中国考古界有一个“石破天惊”的发现：一座硕大的史前古城——石峁古城重新被世人认识。2021年初，作为中国唯一上榜者，它入选美国考古学会期刊《考古》“过去十年世界十大考古发现”。这座由石头筑成的古城，位于陕西榆林神木高家堡镇，地处黄土高原北部、毛乌素沙漠南缘，黄河一级支流秃尾河及其支流洞川沟交汇处被称为“石峁”的台塬梁峁之上。

因为靠近明长城高家堡附近，长期以来，这里被认为是长城的一部分，虽被保护，但没有引起足够重视。直到2012年，考古专家经过系统勘察，结合科学检测手段，确认这是一座兴建于距今约4300年、废弃于距今约3800年的巨大城址；是已知中国新石器时代晚期面积最大的，但是没有任何文字史料记载的遗址。甫一发现，它就被评为当年中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2019年，石峁遗址皇城台大台基遗迹再次入选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石峁也被列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

据研究，石峁古城与黄帝部族活动的区域和年代大体相当，很可能为黄帝部族所居。在石峁古城发现了不少青铜器，有学者提出石峁城当时已进入青铜时代，按年代推断，有可能是夏都。4300年前，这里的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开始融合，社会制度开始形成，文明曙光初现。

石峁古城的重新发现，让我们有理由相信，它是华夏文明的可信源头之一；它是文字前的中国，制度文明开始的地方；它是我们可以和祖先对话的地方。这也是它的魅力之所在。看着那散落在方圆几平方公里内无以计数的史前石头，自然而然引发我们叩石问史的兴趣。

石破天惊的发现

2011年，石峁遗址系统考古工作正式启动。一年后，40多位中国考古专家联合考察后向社会发布：石峁遗址是已发现的中国史前时期规模最大的城址。不仅如此，这座古石城由皇城台、内城和外城三部分构成，已经具备有文字记录以来国家都城的基本形制。这一石破天惊的发现，对于探索中华文明起源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当年就有考古专家给石峁古城戴上了“华夏第一城”的桂冠。

石峁古城带给人们许多“惊喜”。这是一座石砌城垣，气势恢宏，构筑精良，为国内同时期遗址所罕见。城内密集分布着宫殿建筑、房址、墓葬、祭坛、手工业作坊等龙山文化晚期至夏代早期遗迹。石峁石城内城墙体残长2000米，面积约2.35平方公里；外城墙体残长2840米，面积约4.25平方公里，相当于5至6个故宫。其规模远大于年代相近的良渚遗址、陶寺遗址等城址，成为已知史前城址中最大的一个。

据考古勘探确认，石峁古城遗址由皇城台、内城、外城3座基本完整并相对独立的石构城址组成。考古专家做了这样一个形象比喻：如果说石峁古城的外城相当于北京城，内城则相当于紫禁城，皇城台便是故宫中央的太和殿等建筑。

其中，皇城台修建得最早，建于龙山中期或略晚（距今约4300年），其南北两边是深沟，在西端合二为一，只有东北边跟其他山峁相通，主要通道是一条直通东门的缓坡道路，称皇城大道。内城墙以皇城台为中心，向东北方向展开，呈环形带状，远远望去，像斜挂在山坡上。再往外就是外城墙了，以东门为中心向四周合围，依山势、地形蜿蜒而去，将内城紧紧包裹起来。城墙大部分处于山脊之上，高约3米，宽约2.5米，全程长度5700余米，全为石砌城墙。城墙外则是深沟，将石峁城基本闭合起来，形成了一个相对封闭的独立空间。这种格局，很像今天北京、西安古都的形制，易守难攻，这也符合都城建设的特征。

石峁古城设计精妙，以整座石城的东门为例，外城东门位于遗址区域内最高处，由“外瓮城”、两座包石夯土墩台、曲尺形“内瓮城”“门塾”等部分组成，朝向4000多年前夏至日出的方向。在上古生产力极低的情况下，能做成这么精确、宏伟的建筑，实在让人惊叹。

城中另外一处建筑“祭祀台”也体现了石峁先民的智慧。它坐落在外城南城墙外的大山顶上，呈层阶结构，共3层，遗物集中。其地势虽没有东门高，视野却比站在东门上还要开阔，这一方面说明当时的祭祀文化已很成熟，另一方面说明先民已具备了城市规划意识。

石峁带给我们的惊奇还有很多，如皇城台上神秘的加工作坊、大型宫殿、宗庙，各种精美的器物等。所以有学者总结出它的五个“第一”：史前第一城、陕西第一都、玉石第一城、河套第一都、丝路第一城。随着考古发现和研究的不断深入，石峁的“第一”也许会越来越多。

震古烁今的辉煌

作为“华夏第一城”的石峁古城，如果仅仅以其“大”为第一，尚不足以概括它的美名，石峁先民在其中创造的震古烁今的文明成果，才是这一美名的“内核”。

从建筑角度看，石峁的发现再次改写了历史。传统研究认为，城墙的马面结构在商朝后出现，但石峁东城墙就有完整的马面；不只是马面，石峁古城对于瓮城、角台、纴木（让石墙更结实的墙内支撑用木材）等的应用，截至目前在中国城建史上都是第一次。

石峁是石器时代玉的集大成者。石峁藏玉于城，仅全球公立博物馆展示、收藏的石峁玉器就有五六千件之多。中国古文献中一再讲到的瑶台、玉门等神话建筑，显然和玉石材料有关，由此直接催生中国人有关琼楼玉宇的梦想。但之前的考古鲜有见到玉质建筑。石峁古城墙藏玉再次改写了历史：玉质建筑不是古人的臆造和杜撰，而是以穿插或者装点着玉器的建筑作为原型被神话再造的结果。

石峁玉器品式多样，有祭祀、宗教用的玉圭、玉璧、玉琮、玉刀等，也有生活用品、装饰用品。石峁玉器体现了石峁先民的信仰和精神生活，表现了他们的天地观和以玉通神灵、祖先的传统。可以说，石峁礼玉传统影响深远，成为中国大地上共同的文化传统——远在政治统一之前，先有了玉文化“统一”的中国。

石峁的制造工艺也已达到相当的水准。考古工作者在发掘过程中，出土了上万根由动物骨头打磨而成的骨针，其中最细的甚至达到了毫米级，并且有相应作坊，证明石峁先民工艺制作之先进。在遗址中发现的纺织品，经初步鉴定，其原料为苎麻类纤维，这说明石峁先民已经懂得人工纺织，并开始有意种植苎麻，证实了“北麻南丝”不虚。通过对石峁遗址已有农作物遗存的分析，揭示出粟占据这个遗址农业生产的主体，而其他同时期小型遗址以黍为主。这暗示石峁先民与邻近小型聚落先民的等级差异，作物也呈现“城乡差异”。

考古发现表明，石峁先民的等级、集权制度已形成。石峁古城的建造和布局，本身就说明当时较高的集权程度。从皇城台等一系列的建筑、设计和出土文物看，石峁人的集权体制已具雏形，而且得到有力贯彻。石峁遗址出土玉器约几千件，五彩斑斓，形态各异，是权力身份的象征。皇城台墙体表面的菱形眼纹装饰图案，两眼齐平，眼眶突出，几千年风吹雨淋，依旧炯炯有神。想必那时的统治者，把威仪感和震慑力看得非常重要。

石峁虽是出土玉器最多的古遗址，但周边并无玉矿。经过考古学家考证，玉石主要来自甘肃、青海的祁连山一带，晚期还有更远的昆仑山，证明石峁时期就有了上古“丝绸之路”的雏形。除了玉器，考古学家还发现了鳄鱼皮的痕迹，它们肯定来自更南边的沼泽地区。这说明，石峁先民的经济活动已非常活跃，以石峁为中心的经济活动已经散播到东西南北各方。

石峁先民的艺术水准已经达到一定高度。石峁城墙内发现大量石雕，石雕内容大致可分为神面、人面、神兽、动物和符号五类，精巧传神，反映了石峁先民高超的艺术水平和精湛的雕刻技艺。让人惊叹的是，石峁遗址城墙上雕刻的神面，和三星堆出土的青铜兽面，都有着相似的“大眼咧嘴”的表达。

考古人员还发现了数量不菲的壁画，这些壁画以白灰面为底，用红、黄、黑、橙等颜色绘出几何形图案，说明石峁人已经具有相当的绘画艺术修养。从残留的遗迹特征判断，绘制这些壁画的工具应该就是毛笔或毛刷，这意味着，中国“文房四宝”中的毛笔，很可能4300年前就已经被石峁先民发明了。石峁遗址还出土了23件口簧——被称为人类拥有的第一件乐器。这是目前已知世界范围内时间最早，数量最大的一次口簧发现，是世界音乐史上的重大发现。

可以说，石峁先民创造的辉煌，改写了不少历史认知，为5000年的中华文明提供了诸多难得的实物佐证。不少专家认为，石峁时期是中国文明的前夜。进一步，那时的技术、社会、经济、文化已经达到相当高度，我们有理由相信，石峁已经进入了文明时代。

石沉大海的寂寥

让人匪夷所思的是：历经几百年建成的石峁古城繁华过后，一朝灰飞烟灭，从此埋葬于历史尘埃深处。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了石峁古城的衰落，以至不见于史籍记载呢？

是战争所毁、天灾所毁、瘟疫袭来，还是气候变迁、自然迁徙？目前考古专家并未在古城遗址中发现确切的证据和痕迹。

有考古专家在一座贵族墓中发现了一枚鸵鸟蛋壳，由此推断，石峁古城那时或许还是一个适合鸵鸟生存的气候湿润、水草肥美的好地方。也许是气候渐渐从温润变得干燥寒冷，自然环境不断恶化，让石峁古城里的人最终选择弃城而去。但附近没有发现类似的蛋壳，一枚蛋说服力不强。上文提到，当时石峁对外贸易已较为发达，很可能鸵鸟是从南方贸易来的，“气候说”不能令人信服。

根据考古发现，石峁古城在历史上是被突然废弃的。合理的解释是：他们被异族入侵，并在战争中失败。根据《史记》记载，大禹的儿子夏启，起兵杀死伯益，建立了“家天下”的夏朝。西北强大的有扈氏部族不服，与夏朝爆发了战争。夏启经过几年战争，彻底消灭了有扈氏。那么石峁是否因战争而消亡呢？史书记载了夏，却没有关于石峁的只言片语，此说也不能确证。

还有一个关于石峁消失的民间故事。远古时期，有姊妹二人分别驻守两座城池，姐姐驻守离石峁城40余里的东城（考古有发现这样的古城遗址），妹妹驻守石峁城，两城各挂一口金钟，遇有紧急情况只要一敲金钟，必声传另一城堡，另一方马上就会驰援。但那妹妹闲得无聊，有一天便敲响金钟取乐，试探姐姐是否真来救她。姐姐听到钟声，不敢怠慢，带领人马飞奔而来，方知虚惊一场，当下严厉训斥妹妹一顿，又好言开导一番就回去了。不久这边钟声又响，姐姐以为又是妹妹恶作剧，便不当回事，后狼烟四起，方知大事不好，急带人马来援，但城已破人已亡。从此以后石峁成了废城一座。这是狼来了故事的另一个版本，说石峁这样被毁也不足为凭。

不管是何原因，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石峁就这样突然被埋葬在黄土之下，沉寂了，变成了毛乌素沙漠和黄土高原的一部分。历史就是这样诡异，曾经的存在突然之间消失得无影无踪，又会在遥远的未来重现，带给人们无穷的惊喜与想象。

秋日，站在梁峁之上，看着这大漠古堡，听着这瑟瑟秋风，感受着这无声历史，不由得涌起吟诵激情：

《秋临石峁》

苍天飞鸟尽，石峁寂无痕。

多少波澜起，共偕岁月沉！

水落石出的期待

石峁先民们耕种过的良田、祭祀过的高台、举办过的仪式都早已荡然无存，剩下的只是满目苍凉，但这并不影响我们和古人对话的热情，因为石峁给了我们更多关于文明的想象空间。

有学者认为，人类文明首先发端于西亚，以城邦为特征，西亚率先进入国家时代和西方史学界定义的文明时代。石峁，正是东亚追赶并领先全球文明的发生地。

石峁的存在，有可能一朝破解中国考古迄今最大的“悬案”——黄帝之后的“夏”在哪里？无论从规模，还是从文明发生时的区位、地位看，石峁都有可能是夏都。有专家以“世界之石峁，中国之夏都”来概括石峁。随着考古的后续发现，这一结论可能水落石出。

商代、周代青铜器的基本图纹传承于石峁，玉器、礼器的形制也继承了石峁。这不仅有力否定了石峁文明“西来说”，更说明商周文明上接石峁，石峁是华夏文明的重要源头。石峁玉文化被商周所全盘继承，商周青铜器上出现最多的饕餮纹也继承于石峁；城市建设方面，最早出现于石峁的城防布局，城市中轴线理念，马面、纴木等技术一直传承到明清。

中华文明5000年来连续不断，石峁是其中重要的节点。石峁之后，虽然再无煌煌石城，但后人们走向平原，走向更广阔的天地。类似石峁的集中、统一也早已成为中华民族的核心价值和认同，成为中国文化的核心底色；实体的“中国”也不断扩大，最终成为泱泱大国。“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石峁人也随着民族融合的脚步，融入茫茫九州……

站在石峁之巅俯瞰石峁古城，这个曾经的世界中心，如今已处偏远之地，安详地伫立在台塬梁峁之上，沉寂无声。遥想范仲淹当年巡边经过麟州（即神木），那种“千嶂里，长烟落日孤城闭”的悲壮豪迈之情，是否也感染了石峁古城，让它紧闭城门，静静地在时空里守候，等待合适的时间，让后来人将几千年的谜底一一揭开。

不管风云如何变幻，上古的石峁人，用他们足够的智慧和有限的工具，留给后世众多的文化和遗存，也留给了我们众多的惊喜和哑谜。在时光的眼里，一瞬可能变成永恒，一事可能变成传奇。石峁留给我们的永恒和传奇，有待一辈一辈接力去挖掘、去探索、去解谜。这不正是石峁的魅力所在吗？

很想穿越时空，同石峁先民对话：

《问石峁》

深藏万载愿，冷眼品河山。

莫道风云远，犹余岁月寒。 （曾德超）

来源：新华每日电讯

思代表什么动物生肖2

作者：任昕（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

理性的“城邦王者”

西方文化中关于哲学与诗的论争自古有之。古希腊人便已有了对逻各斯（logos）与秘索思（mythos）的区分，已经关注到理性思维与诗性思维的差别。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有一段关于诗人的著名论述，他认为诗人是在癫狂状态下进行创作并且无法对理念进行完美模仿，因而与真理隔了三重。在理想国中，柏拉图把城邦王者的荣耀位置留给了哲学家，哲学也成为一切学科的王者，不仅无可争辩地高居于诗歌和其他学科之上，更因其掌握了真理而完胜与真理隔了三重的诗歌。而诗人则被极不体面地逐出理想国，甚至连荷马也不能幸免。

拉斐尔名画《雅典学院》，画面正中为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资料图片

柏拉图的这段论述反映了他所处的希腊时代的基本风尚：崇尚理性，理性是科学与一切思想的基础，也构成了古希腊文明的基石，支撑起古希腊文明的辉煌殿堂。亚里士多德说：“人是理性的动物。”理性更在其后成为整个西方文明的一个核心性概念，构成西方文明的一个重要特质。可以说，西方文明也是一部理性发展的历史，是由理性结出的果实。

正因为如此，尊崇理性也就成为西方文化长期以来的传统。哲学顺理成章登上王者的宝座，诗歌相形之下倒形同婢女，因其与理性看来背道而驰而无法同哲学比肩。在西方文化中，诗通常用来泛指文学艺术，这一传统自古希腊开始，保留至今，亚里士多德的著作《诗学》便是关于文学的论述。文学以形象为载体，通过想象、虚构进行创作，注重表达感受和情感，这些特点显然与以理性、抽象、逻辑、本质为特点的哲学正好相反。

崇尚理性的时代必然会贬抑非理性。经过中世纪漫长的基督教神权统治后，至14世纪，文艺复兴运动冲破了神学禁锢，人被重新发现，理性也因此被重新认识和肯定。人们发现，作为“宇宙之精华，万物之灵长”的人可以凭借理性认识世界和决定自身而不必求助于上帝。在西方，这一解放运动从文学艺术发端，如滔滔之水冲破宗教神威的防线，喷涌而出，进而波及并带动了人文和科学等多领域，形成声势浩大的文化潮流。

17、18世纪的启蒙运动更是推波助澜。科学的进步推动了认知进步和理性发展，用理性原则建立起一个公正美好的世界是启蒙主义者们的共同理想。理性不仅是哲学和自然科学的基本立场和方法，也成为被普遍认可的认知和思想方式。这种情况直至浪漫主义兴起之时方才开始出现变化。

荷马史诗资料图片

诗歌：让哲学俯身的灵性世界

至18世纪，启蒙主义者们所期许的理想并没有在现实中实现，理性主义的弊端反而开始逐渐显露。而诗所蕴含的生命意蕴，诗所追求的灵性世界，诗对内在心灵的关注及其特有的情感、想象、直觉等因素开始受到重视。

德国浪漫主义诗人弗·施莱格尔认为“在人性的理想状态中，只会有诗存在”，这无异于全然否定了柏拉图认为诗不配在理想国中存有一席之地的观点。至此，哲学与诗的关系开始有了反转，德国哲学家谢林说：“艺术对于哲学家来说就是最崇高的东西，因为艺术好像给哲学家打开了至圣所……”他又说：“哲学就像在科学的童年时期，从诗中诞生，从诗中得到滋养一样，与所有那些通过哲学而臻于完善的科学一样，在它们完成以后，犹如百川汇海，又流回它们曾经由之发源的诗的大海洋里。”这就明确宣布了诗的至高无上的地位，将诗奉上人类思想、文明的神坛，以致连一向尊贵的哲学也俯下身来，承认其来自本源的力量。

至19世纪后期、20世纪初，哲学与诗之间的关系出现了更大的变化，形成了一场声势浩大、深刻而持久的现代文化思潮，其规模之大、冲击力之强烈前所未有。18世纪以后，资产阶级革命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使理性发展进入到新阶段，理性与现代科技相结合，打造出现代科技理性的巨型神话，在推动社会日新月异的同时，也衍生出一系列问题。它深刻地改变了社会生活，也改变了人性，改变了人与世界的关系。

在此背景下，西方文学艺术自19世纪后期进入到现代艺术阶段。1857年，法国诗人波德莱尔发表诗集《恶之花》，宣告了现代派文学艺术这朵反传统的叛逆之花开放。其后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表现主义、未来主义、超现实主义、达达主义、立体主义、唯美主义、印象主义、意识流小说、存在主义、荒诞派戏剧、“垮掉的一代”、黑色幽默等等文学艺术潮流接二连三涌现，构成眼花缭乱的现代文学艺术景观。

弥漫在19世纪后期的世纪末情绪、资本主义世界的种种问题、大萧条时代的动荡引发了人们对传统思想和价值体系的深刻质疑，两次世界大战更是沉重摧毁了西方的理性神话，西方文明赖以存在、深信不疑的信仰顷刻间崩塌。理性的胜利换来的却是人类最非理性的战争和各种灾难。伴随着理性的破产和战后一片“荒原”般的废墟世界，对西方文明的反思批判成为哲学和文学艺术共同的主题。现代主义艺术虽然流派纷呈，主旨各异，艺术趣味不尽相同，但无不以反理性为旗帜。这些流派打破传统的文学艺术观念和表现方法，探索和揭示更加复杂幽微的人的内心世界和更加多面的人性，表达对世界的更加个人化的认识和感受，揭示人生的荒诞、生命的苦难、人性的阴暗。不仅如此，现代主义文学艺术将反理性推向前台，推崇非理性、非逻辑、潜意识、梦境等。

与此同时，哲学也开始了大规模的反思浪潮。科学和其他学科的发展拓展了人类思想视野，拓展了人们对非理性的认识。达尔文的进化论、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弗洛伊德的无意识学说等都对当时思想文化领域产生了强烈冲击。其中，出现了一种哲学的诗化现象。伯格森指出理性思维只能解决实用层面，艺术直觉将超越理性，融合万物。叔本华以人生痛苦开始他的生存思考。尼采在《悲剧的诞生》中宣布古希腊艺术之美不在充满理性的宁静平衡的日神精神，而在激情张扬的非理性的酒神精神。这些哲学与传统经院哲学大异其趣。哲学家们往往从人的生存进入思考，将哲学问题归为对人的生命意义与生存状况的忧思。他们打破传统理性、逻辑的思考方式，或干脆抛开理性之思，并将生命问题与文学艺术直接联系起来。甚至在表述方式上也有意识地摒弃了传统经院哲学的著述风格，而采取了一种诗化的形式。尼采采取了类似箴言式的写作方式，叔本华的著作更像是散文，伯格森则于1927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曾写出著名的《存在与时间》的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在思想转向后，更是以富有诗意的笔触谈论诗歌，不厌其烦地对诗、绘画等艺术作品进行阐释，这些工作都超出了一个哲学家的研究范围，他把诗奉为可以揭示存在本源、汇聚天地神人的至高形式。所以他大声疾呼，要哲学家向诗人学习。

审美经验与科学思维

为什么会发生哲学与诗歌之争？二者究竟是一种怎样的关系？其实，哲学与诗之间的联系往往比它们表面看来对立的关系更为密切。

人类早期文化和思维显示，思与诗常常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其界限并没有那样泾渭分明。随着人类文化发展，思维和学科日益趋向深化和专业化，各学科之间的分化逐渐显现。但是，在认识和感受世界以及思考和描述人生命题上，哲学与诗其实承担着共同的任务，只是在思维和表现上采取了不同形式。这种表面上的差异和对立使得人们往往以为哲学与诗完全相反，甚至是对立的两级：一个理性，一个灵性；一个是逻辑的，一个是形象的；一个以思辨、分析、论证为形式，一个长于想象、虚构、表现；一个要穷究事物的本质，一个则专注于表现纷繁复杂的现象界。西方文化长期推崇理性而忽视、贬抑感性，其后果便是建立起以理性为基础的强大的形而上学体系以及现代科技理性，前者建立起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导致了人与世界、人与其自身本性的分离，后者则衍生出现代社会的工具理性和计算之思，进而导致现代人的心灵异化、物质主义、功利主义以及对自然家园的掠夺，引发出西方现代社会的种种问题。

当理性主义的种种弊端越来越显现，理性神话接连破灭之时，人们对理性的反思批判也越来越深入。弗·施勒格尔说：“哲学在哪里终结，诗就必然在哪里开始。”哲学家们发现，要想摆脱形而上学的影响，就要用诗性思维来纠正理性思维带来的偏差。因此他们不约而同地将目光转向文学艺术，将文学艺术视作拯救人类性灵、匡正形而上学弊端的良方。在人类思想王国中，既有理性、逻辑、抽象、辩证的思维，也有领悟、直觉、具象、想象的思维，这两种思维代表了人类思维的两个重要维度，不可或缺，正如左右脑合二为一才能构成人类大脑，才能成就人类思想，也正如白天黑夜合二为一才能构成地球一次完整的自转一样。而哲学与诗，正是人类两种思维具有代表性的领域，宣示着人类思维的不同维度。

我们必须承认，总有些什么是哲学和科学尚无法充分认识和解释的，比如意识之外的东西、心灵、生命意义、信仰、道德、美、情感、想象等等。而哲学和科学所无法认知和解释的恰恰又是文学艺术所关注和表现的领域。在理性主义盛行的时代，诗常被认为是非理性的迷狂，或顶好是怡情养性的浪漫方式。柏拉图所轻视的诗的非理性特点恰恰证明诗具有原初的神秘力量，假如哲学和科学不能认识、不能承认诗中有着更加深刻、更加本源的力量，不能从自身之外去寻求、发现其他丰富多彩的领域，那么人类思想中的某些东西便可能一直被遮蔽着，正如法国哲学家杜夫海纳所说：“在人类经历和各条道路的起点上，都可能找出审美经验；它开辟通向科学和行动的途径。原因是：它处于根源部位上，处于人类在与万物混杂中感受到自己与世界的亲密关系的这一点上。”从这一点上说，哲学与诗，似乎一直对抗，却又在根源处始终合一，从不曾真正分离。

《光明日报》（ 2022年01月20日13版）

来源： 光明网-《光明日报》

思代表什么动物生肖3

本文刊载于《三联生活周刊》2018年第42期，原文标题《我们为什么做梦?》，严禁私自转载，侵权必究。

在小孩子的梦里，恐怖元素常常是动物

为什么我们总做坏梦？

睡觉是自然界的普遍现象。所有的动物都睡觉，连培植器皿中的细菌都会睡觉。但梦却是进化较新的产物——快速眼动睡眠（REM）只在人类和其他温血哺乳类动物、鸟类身上发现过。古罗马诗人卢克莱修（Lucretius，公元前94～前55年）在《论事物常情》中描述了在壁炉旁睡着的狗儿的腿在抽动，他推断这狗梦到在追兔子。到了17世纪，丰塔纳（Lucia Fontana）又发现，各种动物都会在熟睡时转动眼睛，她认为这种转动与做梦有关。直到1953年，两个美国科学家才证实了REM睡眠与梦之间的关系——绝大部分的梦是在REM睡眠状态下出现的。

人的一个睡眠周期持续90分钟，由五个阶段构成。第一阶段睡眠很浅，浅到如果你在这时醒来，你几乎没意识到自己在睡觉。第二阶段脑波会呈现明显的波动，每次只持续几秒钟。如果你在这个阶段醒来，会意识到自己刚才在睡觉。然后，你就进入了深度睡眠。第三个阶段，大脑发射长而有节奏的短波，叫delta波。第四阶段则是短波睡眠，离意识最远，是最深度的睡眠形式。如果在这个阶段醒来，你会觉得非常迷惘，没法回答基本问题，只想再回到睡眠中去，也叫“醉眠”。第五阶段才是REM，眼睛一直在动，大脑跟清醒时一样活跃，甚至更活跃，这也是大部分梦出现的地方。

对睡眠做进化史的研究是很难的。因为睡眠几乎很少在历史中留下痕迹，包括考古学的物质文化、人骨、故事或者史料文献中。但是，梦为我们提供了一些很有趣的线索。

比起美梦，我们更经常梦到的是不好的梦。威胁、攻击、暴力，在梦的主题中所占比重最大。美国的一项研究发现，攻击性行为构成了45%的梦的内容，而且做梦者大部分时候都是受害者，而攻击者则大部分是男人，或者一群男人，至少在现代成年人的梦里是这样的。

到了孩子身上，事情就变得更好玩了。在小孩子的梦里，恐怖元素常常是动物。而且通常不是狗、马、猫，而是蛇、蜘蛛、大猩猩、狮子、老虎、熊等。而且，越是年纪小的孩子越经常做这些可怕动物的梦，等他们慢慢长大，他们的梦才渐渐与现实接轨——可怕的动物渐渐变成了拿着枪或棍子的坏人。

一个孩子，即使从来没见过野生动物，也没有任何理由担心来自野生动物的攻击，但却会做这样的梦，说明这些梦是远古时代遗留在我们本能里的一些东西，那时候无论大人孩子都有理由担心或者害怕动物的攻击。

对现代狩猎采集者的研究进一步证明了这种猜想。芬兰心理学者安迪·瑞文索（Antti Revonsuo）在对澳大利亚和巴西的狩猎采集者部落的田野调查中发现，他们梦到动物的概率远远高于文明社会的现代人（5%），但与文明社会的孩子（40%～50%）差不多。这说明，动物梦的减少是对文明社会的一种适应。我们天生带着这些动物梦来到这个世界，是现代文明又把这些梦收走了。

芬兰心理学家安迪·瑞文索

安迪·瑞文索认为这些梦与恐惧、创伤无关。睡眠不是退避到无助状态，而是大脑一种积极的学习过程，是试图在解决某些难题。更直白地说，梦是大脑的一种演习方式，大脑在夜间演练如何应对那些对我们的生存最为重要的威胁。

这个理论得到了很多研究者的支持，包括艾伦·霍布森（Allan Hobson），哈佛医学院的神经心理学家，当前学术界对梦的研究最为权威的学者之一。在2009年《自然》的一篇论文中，霍布森提出，人们之所以忘记自己的梦，是因为“做梦是大脑的一种热身运动”。它通过夜间锻炼保持白日意识的清晰有力——为醒来后即将到来的视觉、听觉和情绪做好准备。就像跑步一样，身体不记得它跑过的每一步，但它知道自己锻炼过了。

他认为，重要的不是梦的内容，而是梦的形式。在几年前的一次采访中，他告诉我：“如果我们把重点放在梦的形式，而非内容上，就会发现不同的人所做的梦，甚至同一个人在不同的时间所做的梦，内容虽然各有不同，但形式却是出奇的相似。”他所谓梦的“形式”，其实就是指我们梦中心智的特点，包括意识、注意力、智力、感官、认知、情绪、记忆、抽象概念等等。

在普通人的概念里，睡眠可能就像关灯一样，入睡之后意识就被关掉，梦中人处于无意识状态。事实上，我们的大脑从不休息。在梦中，尽管大脑与外界的信息源完全隔断，但仍然拥有最基本的感知事物的能力和体验情绪的能力。我们甚至仍然拥有自我的感觉。霍布森将梦中的这种意识称为“初级意识”，而清醒时的意识则为“二级意识”。他还有一个更基础的概念，叫“原型意识”，这个概念显然与荣格的“集体无意识”、弗洛伊德的“初级过程”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荣格认为，“每个人内心深处都有一个两百万岁的自我”，代表的就是自然界的本意，历经千万年进化而提炼出来的智慧。而弗洛伊德认为，一个人在婴儿时代，甚至处在娘胎中时，就受到父母、家庭和社会的影响，留下“记忆痕迹”。

霍布森认为，他的两位前任都太过符号化和文学化。在他的理论体系中，“原型意识”是人类意识（包括梦中意识与清醒意识）的进化基础——它是一种原始的意识，最基本的感知事物的能力和体验情绪的能力。绝大部分哺乳类动物都有这种意识。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提出，作为进化的选择，大脑天生是倾向于恐惧与焦虑的。坏梦越多的人越容易生存下来。

一直以来，梦被认为是对生活的回应——日间萦绕脑际的事，到了夜间在梦中予以回应，所谓“日有所思，夜有所梦”。根据这种理论，梦里的坏情绪是白天清醒时压力与冲突的重现或伪装。但有没有可能恰恰相反呢？也许梦是对未来可能发生事件的预演？在狩猎采集者的生活里，最大的威胁当然是野生动物。但对现代人来说，梦里不好的感觉，是否就是为我们的现实生活里的不好的感觉做好准备？

埃德温·戴蒙德是《梦的科学》的作者，1962年2月28日，他在华盛顿长岛的家中观察熟睡的女儿们

梦是关于情绪，而非内容

10年前，我母亲在癌症术后一直做各种梦，梦见去世很久的外公，梦见很多年没有联系的学生，梦见小时候在家乡的小溪里一起钓过虾的少年朋友……她常常与我谈起这些梦，困惑于为什么这些过去人生里缘分极薄的人，何以到了生死关头，却会浮现出来？

在写这篇文章的过程中，这个长久的疑问终于得到了解答。

芝加哥拉什大学的罗莎琳德·卡特赖特博士（Rosalind Cartwright）曾经这样写道：当代关于梦的所有理论，都强调梦与主题无关，而与情绪有关。

关于梦的功能，打得最长久也最激烈的一场官司中，一方主张梦是有复杂含义的心灵沟通行为——梦包含了一些独特的、无法通过其他渠道传递的信息；另一方则认为梦只是大脑新陈代谢产生的无用废物，并没有什么深远的意义可言，更不具备预测未来的能力。艺术家、作家、诗人、精神分析家往往属于前一派，而行为心理学家、神经学家、睡眠实验研究者则属后一派。

尽管关于梦的争议不断，但现代研究者至少在一点上是达成了共识，即梦的情绪本质。也就是说，做梦是大脑在睡眠时的思考模式。只不过，人在做梦时的大脑状态与清醒时很不一样。大脑的边缘系统（主管情绪）在梦中十分活跃——尤其是杏仁核，负责处理恐惧、攻击性等强烈而不愉悦的情绪。与此同时，大脑的前额叶皮层（负责理性、计划、自控的脑区）则进入相对的休眠状态。这意味着，在做梦的时候，无论梦境多荒诞，你都没有能力质疑它的真实性，也没有能力决定是否继续梦下去。梦境会一直自行延续下去，就像丢了遥控器的深夜电视，直到你醒来。

加州伯克利大学的神经学家马修·沃克（Matthew Walker）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虽然大脑中与情绪和记忆相关的部分（杏仁核）在梦中会被重新激活，但REM睡眠期间也是大脑唯一停止分泌去甲肾上腺素（促发焦虑的激素）的时期。情绪性记忆被重新激活，而大脑中又免于关键性压力荷尔蒙的影响，这意味着我们可以在一个更安全、更平静的中立环境中重新处理痛苦甚至创伤记忆。所以，他认为，REM睡眠，以及梦本身，最重要的功能就是将一个人白天经历的烦恼、挫折甚至创伤性经验中的伤痛情绪剥离出来。

这个发现为罗莎琳德·卡特赖特博士的研究提供了理论支持。卡特赖特博士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跟踪研究那些经历了离婚、分离或丧亲之痛的人们，发现经常梦见痛苦经历的人反而能更好地应对以后的生活。也就是说，梦的确具有某种程度的心理疗愈的作用。

马修·沃克本人的睡眠研究中心的实验提供了支持性的证据。他们安排年轻的实验对象在MRI扫描仪下观看一系列容易激发情绪的图片。然后，这些实验对象被分成两组，一组睡了一夜好觉，另外一组没有。12个小时后，再给他们看同样的图片。那些睡过觉的人在看到这些照片时，情绪反应明显比没睡觉的人要小很多，而且，MRI扫描结果也显示，他们的大脑杏仁核的活跃程度明显下降，而大脑的前额叶皮层变得更活跃，说明对情绪反应有更强的控制力。相比之下，另外一组一直保持清醒的人就没有经历这种情绪消解的过程。

这似乎只能证明睡眠起了作用，而不是梦起了作用。但是，研究者记录了每个实验对象睡眠的整个过程，他们发现是梦中某种特定的脑电活动（反映压力荷尔蒙的下降）决定了这种夜间疗愈是否有效。

另外一项支持性证据来自美国精神科医生穆雷·拉斯金德（Murray Raskind）对患有创伤后应激综合征（PTSD）的老兵的研究。他给这些老兵服用哌唑嗪片（Prazosin，一种降血压药物，同时也能阻断大脑中压力荷尔蒙的分泌），发现比起安慰剂组，他们的REM睡眠增加，噩梦减少，清醒时的症状也有减轻。新的研究显示这种药对噩梦缠身的孩子和青少年同样有效果。

梦的创造性

除了心理疗愈功能之外，心理学家还一致认为，梦是一种极具创造力的意识状态。

1977年，霍布森与哈佛大学的同事麦卡利（Robert McCarley）提出一个纯粹神经生理学式的释梦理论——“激活合成”假说，认为REM睡眠期间，脑干（从脊髓往上生长的部分，也是大脑最原始的部分，人类漫长的进化史中基本没有变过）随机产生各种电信号，激活前脑（进化的大脑）中控制情绪、运动、视觉和听力的区域。为了从这些随机信号中理出头绪，前脑于是根据这些素材“合成”了具有叙事结构的梦。

也就是说，梦的怪异与支离破碎，并非由于隐秘欲望被审查的结果（弗洛伊德），而是大脑本身就处于一种混乱的状态。视觉皮层接收到随机的电信号后，在记忆的储藏库中搜索一切可能的组合，吃过的东西，听过的音乐，说过的话，当日发生的事件，曾经的希望与恐惧，甚至遥远的过去的记忆，都会影响梦境的进展。这种混乱恰恰是梦中想象力的根源——随机制造多样性和新奇性。否则我们每晚做的梦都一样，那得多无聊？

所以，如果将人类的精神活动看成一个统一体，则清醒与梦境分别代表心智的两极。一端是清醒意识，比如做一道算术题时，我们的精神高度集中、线性、界限清晰。当我们从清醒状态进入到恍惚，最终到做梦，精神活动逐渐趋向散漫、全局化与意象化。在梦里，我们进行最散漫的联想。从本质上说，梦是一种更生动、更直觉、更情绪化的思维方式。这意味着我们每个人的潜意识中都有现成可用的创造能力，我们只需学会取用的方法。

事实上，科学和艺术历史上的很多启迪是在梦中得到的。门捷列夫是俄罗斯的化学家，投注了极大心力要找出基本化学元素之间的次序关系。一天下午，他坐在椅子上打盹，家人在隔壁房间弹琴。他在梦中突然明白，基本元素之间的关系和乐曲的主题与乐句的安排方式是相通的。他醒后立刻抓过一张纸，写下了奠基现代化学基础的整个周期表。

另外一个改写科学史的梦是爱因斯坦年轻时做的梦。梦中他正乘着雪橇快速冲下陡峭的山坡，速度越来越快，快要接近光速之际，他发现头顶上的星星正把光折射成为他从未见过的颜色系列。这个景象是他永志不忘的。据他说，他的全部科学成就都来自沉思这个梦境。从这个梦中，他得到“思维实验”（Gedankenexperiment）的基础，成就了后来的相对论。

所以，如果我们在醒着的生活中对于某件事情念念不忘，极有可能启动“原型意识”的生命力。就这层意义而言，我们永远都在“孵”梦（即便我们并未意识到），而且，控制和影响我们的梦境并不像我们想象得那么难。比如睡前给自己一些暗示，就有可能梦到某些特定的场景，或者结束一个不断重复的噩梦。

事实上，还有很多实验显示，当面对一个问题时，花一整天的时间思考，和好好睡一晚上，相比之下，后者解决问题的可能性更大。马修·沃克就做过大量的实验，证明做梦能帮助我们更好地解决问题。他认为，一个人做梦的时候，大脑会将大量获得的知识融合在一起，总结其中的规则与模式，帮我们解决之前解决不了的问题。

其中有一个实验是这样的：研究者叫醒实验对象——分别在深度睡眠与REM睡眠期间——并给他们安排很短的字谜拼图的测试（比如OSEOG=GOOSE）。结果发现，在深度睡眠阶段，他们只能解开很少的字谜。但如果在REM期间被叫醒，他们的解谜能力比清醒时还要高出15%～35%。不仅如此，梦中被叫醒的被试者还表示，这些答案好像是跳到他的脑子里的，根本不用费力。

在另一项研究中，实验对象要学习如何走虚拟迷宫，目标是尽快找到出口。他们不断地试错，辅助以迷宫特定地点的独特标志（比如一个足球或者圣诞树）。在学习过程结束后，实验对象分成了两组，一组睡个午觉，另一组看视频，都是90分钟。午睡的人会被间断性地叫醒，问他们梦的内容。看电视的人也被打断，问他们脑子里在想什么。然后，两组人重新回到虚拟迷宫。

不出所料的是，午觉组的表现远远超过电视组。而且，那些梦见了迷宫的午睡者比那些没有梦到迷宫的午睡者表现好出10倍。更有趣的是，那些梦到迷宫的午睡者，并不是梦到清醒时学习迷宫的整个过程回放，而是挑选学习过程中的一些关键性片段，并将它们置于已有知识的版图中。

美国宗教心理学家凯利·巴尔克利博士认为，梦可能跟“玩”很像。动物学家在各种哺乳类动物身上看到“玩”的行为，尤其是年轻的成员身上。在各种假装游戏里，行为不受正常世界的限制。大部分研究者认为，玩的主要功能是让年幼的成员在一个安全的环境里演练生存相关的境况，为他们未来在现实世界里的生存做好准备。无论在人，还是在动物身上，创造力、灵活性以及自由，都是玩的根本特征。

这些特征同样出现在“做梦”中。梦在睡眠中出现，暂时脱离了现实世界的限制，想象力可以自由飞翔。与玩一样，梦在童年更常见，也更有影响力。比起老人，年轻人做更多关于追逐、飞翔的梦。梦的内容经常与生存主题相关，包括性、攻击、个人健康、社会关系、死亡威胁等等。尽管总体上有很诡异的一面，但梦同样呈现了强大的创造性与丰富的变化。

我至今深深记得一个梦。在梦里，所有人都在等待月亮掉下来。然后，月亮果然从深蓝色的天空中掉了下来，一个巨大的玫瑰色的球体。更神奇的是，在触碰到地面之后，它竟然又漂浮起来。尽管身在梦中，但我立刻意识到我在做梦，而且，这个梦与我之前中午与小侄子在阳台上玩吹泡泡有关。于是，我看到更多的月亮掉下来，黄色的、蓝色的……

这是我迄今为止做过的罕见的一个美梦，而且是一个“清明之梦”。所谓清明之梦，指做梦者自知在做梦的梦。这是一种奇特的做梦状态，做梦者能控制梦，并且指导自己经历这些梦。

霍布斯认为，清明之梦是两种意识交界的最奇妙的状态：一半大脑清醒地观察另一半大脑做梦。与催眠一样，这种深度恍惚可能促成极大的身心变化，比如可使出血停止，可抑制过敏反应，可产生麻醉效果。

但至少对我而言，清明之梦的关键不在控制，而在于意识到自己是一个正在做梦的人。在那个深刻而奇妙的瞬间里有一种奇特的觉醒——你意识到，任何噩梦都变得可以容忍，任何荣华富贵都不过黄粱一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