菖蒲叶代表什么生肖

2024-01-02/ 0 次浏览/ 生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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菖蒲叶代表什么生肖1

作者：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王韧

“谁谓鼠无牙，何以穿我墉？”（《诗经·召南·行露》）老鼠生性不可喜，以至于它的形象几乎很少出现在唐以前画家笔下，有著录最早的一幅鼠画《石榴猴鼠图》源自唐代的边鸾（北宋《宣和画谱》）。民间则不然，鼠画题材中，老鼠的造型因颇为迎合广大民众心理而具有广泛群众基础，尤其在年画和剪纸中，夸张和拟人化的老鼠形象屡见不鲜，如“老鼠嫁女”（亦称“老鼠娶亲”）题材，在民间就广为流传。那么，老鼠的形象在人们的偏好中为何由“憎”变“崇”？作为独特的图像表现形式，这些老鼠题材的作品又折射出怎样的历史文化内涵？

想象的“老鼠世界”：民间年画“老鼠嫁女”

年画是我国绘画中出现较早的一个绘画品种，远至汉代就已有新年门上贴画的记载，沈括在其《梦溪补笔谈》中讲述吴道子为唐玄宗绘钟馗事。吴道子得玄宗褒奖：“批曰：‘……因图异状，颁显有司。岁暮驱除，可宜徧识，以祛邪魅，兼静妖氛。仍告天下，悉令知委。’”（胡道静著，虞信棠笔，金良年编：《胡道静文集·新校正梦溪笔谈梦溪笔谈补证稿》，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223－224页）后此钟馗图像经无数画工摹榻，在民间作为门神画受到追捧。可以说，年画真实地反映着百姓的现实生活和心理诉求，是文人画和宫廷画所代表的精英文化外的另一种文化现象。

其中，“老鼠嫁女”故事一直以来是年画呈现的一个经典内容，故事流布于我国、印度、日本和东南亚一些国家。最初“老鼠嫁女”在印度梵文经典《五卷书》中仅为一篇宗教寓言性故事，清钱泳的《鼠食仙草》中则描写了完整的鼠婚场面，文末他提及：“按今邑中风俗，岁朝之夜，皆早卧不上灯，诳小儿曰：‘听老鼠做亲’，即以此也。”（［清］钱泳：《精怪》丛话十六，见《履园丛话》，中国书店，1991年版）至近代，我国民间甚至还将正月十日至十二日作为“鼠嫁女日”，如：

（正月）十一日,夜不张灯；十二日,厨不动刀，谓之“鼠忌”。（清乾隆41年刻本陕西《临潼县志》）

（正月）十二日，名“鼠嫁女”，不炊米，谓之鼠忌,是夜家人息烛早寝。（清道光21年刻本陕西《榆林府志》）

(正月)十二日，夜不燃灯，燃则鼠啮衣。（清咸丰元年刻本陕西《澄城县志》，乾隆5年刻本《同州府志》同）

（正月）十日，名“鼠嫁’”。是夜，家人熄烛早寝。十一日,夜不张灯；十二日,厨不动刀,谓之“鼠忌”。（清光绪18年刻本《新续渭南县志》）

在《中国民间故事集成》（中国民间文学集成全国编辑委员会编）里更是收录了二十余篇来自浙江、安徽、湖南、湖北、山西、山东、云南、海南等地区的“老鼠嫁女”故事。受时间和空间的影响，这些鼠形象和情节已经融入到我国民俗语境之中而具有本土特色。

“老鼠嫁女”题材的年画数量种类颇丰，风格各异，清代主要集中在四川绵竹（图1）和夹江、天津杨柳青、潍坊杨家埠、湖南隆回和绍阳、山西新绛、福建漳州、江苏苏州（图2）等地，有些作品在迎亲队伍的前列还加入了猫的形象，赋予了地域“老鼠嫁女”年画新的内涵和表现形式。王树村先生收集编著的《中国美术全集·绘画编·民间年画》（人民美术出版社，1985年版）中，“老鼠嫁女”画面大多呈现一个共点，就是一只巨猫或收受鼠女的聘礼，或把送婚的鼠辈衔在嘴里，或用爪子抓着，一副趾高气昂的得意样子（图3）。

清雍正、乾隆年间，苏州年画达到颠峰，产量达百万张以上，苏州桃花坞的版刻年画尤为精细富丽，素有“姑苏版”之称（图4）。当时，有一首边唱歌边叫卖苏州桃花坞鼠婚年画的歌谣，十分生动：

年三十夜里闹嘈嘈，老鼠做亲真热闹。

格（这）只老鼠真灵巧，

扛旗打伞摇勒摇。

格（这）只老鼠真苦恼,马桶夜壶挑仔一大套；

绣花被头两三条，红漆条箱金线描；

这边还有瓷花瓶，鸡毛掸帚插仔牢。

格（这）只老鼠真正娇，坐勒轿子里厢咪咪笑；

头上盖起红头巾，身上穿起花棉袄。

吹吹打打去成亲，亲戚朋友跟仔勿勿少。

旁边还有花黄猫，一塔刮子吃精光。（张道一、廉晓春：《美在民间》，北京工艺美术出版社，1987年版，第358页）

受苏州年画流行风潮波及，上海等周边地区的画铺作坊也深受影响，1860年太平天国军队攻陷苏州后，桃花坞的年画主和艺人们选择上海作为避风港，纷纷落户于上海城南的小校场。可以说，上海的小校场年画滥觞于苏州桃花坞，桃花坞人才资源的流动助力了海派年画的异军突起。《竹枝词》里曾这样描写小校场年画销售的场景：“密排争战画图张，鞍马刀枪各逞强。引得游人多注目，买归数纸慰儿郎。”（颐安主人：《沪江商业市景词》，光绪三十二年石印本，见顾炳权:《上海洋场竹枝词》，上海书店出版社，1996年版，第180页）当时有些小校场年画店还有专门刻印发售鼠画的，如赵一大《西洋老鼠嫁女》、久和斋《无底洞老鼠做亲》和陆新昌《新出改良西洋老鼠嫁亲女》。

《西洋老鼠嫁女》《无底洞老鼠做亲》和《新出改良西洋老鼠嫁亲女》均采用全景式构图，《西洋老鼠嫁女》和《无底洞老鼠做亲》（图5）将“老鼠嫁女”故事与《西游记》中唐僧被鼠精摄入空山无底洞强逼成亲的传说结合，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剧情，只不过《西洋老鼠嫁女》师徒四人的位置布局好似路人在观看鼠嫁场面，仪式中的新郎、新娘、抬轿和鼓乐仪仗队皆身穿清朝服饰，浩浩荡荡地行进着。《新出改良西洋老鼠嫁亲女》，画面传达了老鼠决定把自己最漂亮的女儿嫁给一位最有能耐者，最后选择了猫。正月初六那天，它们把鼠女打扮起来，浩浩荡荡地送亲过去。热闹有趣之余，还颇有讽喻意味，借以反映现实生活中国人对西方侵略者的憎恨与嘲讽。（张伟、严洁琼：《晚清都市的风情画卷：上海小校场年画从崛起到式微》，学林出版社，2016年版，第60页）

鲁迅先生也十分钟情于“老鼠嫁女”题材的年画，他在《狗·猫·鼠》一文中回忆：

我的床前就贴着两张花纸，一是‘八戒招赘’……别的一张‘老鼠成亲’却可爱，自新郎、新妇以至傧相、宾客、执事，没有一个不是尖腮细腿，像煞读书人的，但穿的都是红衫绿裤……那时的想看‘老鼠成亲’的仪式，却极其神往，即使像海昌蒋氏似的连拜三夜，也怕未必会看得心烦。正月十四的夜，是我不肯轻易便睡，等候牠们的仪仗从床下出来的夜。（鲁迅:《朝花夕拾》，人民文学出版社，1956年版，第8页）

“老鼠嫁女”故事能在各地年画中普遍流行，或许与其内容以及图像中的其他象征意义有关。从最初的崇鼠、媚鼠，到用鼠寄托生命繁衍的愿望，再到后来对辟除鼠患、祛灾纳吉的祈愿，并通过空间艺术的表现形式将童年鲁迅想看而未看到的想象的鼠婚热闹场景呈现出来，寄予了民众生活心态及思想追求。难怪解放前到山东潍坊杨家埠卖年画的小贩说：“离了老鼠娶媳妇，画不算买全。”（谢昌一：《年画中的“老鼠娶亲”》，《年画研究》，2013年，第169页）

“使观之者变憎为玩”：宫廷与文人鼠画

鼠画在民间艺术尤其是年画中较为普遍，但是宫廷与文人画家、甚至帝王，为何也会选择鼠作为主体形象进行绘制，他们绘制的鼠图究竟有何内涵？

目前所知，宫廷与文人画至晚于唐代已有鼠图。如：前文所述北宋《宣和画谱》著录的一幅内府收藏的边鸾（活动于唐德宗时期）《石榴猴鼠图》是画史记载最早的鼠图。《宣和画谱》亦著录了一幅北宋徐崇嗣绘制的《茄鼠图》。（俞剑华注释：《宣和画谱》卷十五，江苏美术出版社，2007年版，第328页，372页）南宋《画继》卷八“铭心绝品”中邓椿曾提及在文元公孙贾通判（公杰）家见到五代西蜀画家黄筌的《鼯捕鼠图》。（［宋］邓椿撰：《画继》卷八，见《中国美术论著丛刊本》，人民美术出版社，1963年版，第99页）此外，南宋李安忠也擅长画鼠，他曾任职于宣和画院，南渡后绍兴年间复职于宫廷画院。吴师道在题跋其《鼠盗果》言：

徐崇嗣尝画《茄鼠图》，今李安忠画鼠啖荔枝，盖同一机轴。世之可画物甚多，而彼乃用意于鼠，亦异矣。使观之者变憎为玩，岂非笔墨之妙，足以移人也哉！（［元］吴师道著，邱居里、邢新欣点校：《吴师道集》下册，第十六卷，浙江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573页）

虽然我们仅能从后世留存的著录和题跋中获悉这些鼠画，但是“用意于鼠”且能通过精妙的笔墨“使观之者变憎为玩”，对宫廷和文人鼠画的发展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理论源于实践，同时期鼠画的理论也随艺术创作的发展而日渐精进。沈括在《梦溪笔谈》中就曾提到关于画鼠毛的问题，可见彼时老鼠与其他马、虎、牛一样，已是较为常见的绘画题材。

至元代，善画鼠者首推钱选（1239—1299）。胡敬《西清札记》记录了钱选所作的《瓜鼠图》：

囗本设色，画瓜一，蔓缀败叶，旁映小花，三鼠在其下，窃食之。款钱选舜举，印舜举。（［清］胡敬撰，《西清札记》卷一，见《续修四库全书》编纂委员会编：《续修四库全书》子部艺术类第一〇八二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64页）

钱选另一幅《黠鼠图》，朱彝尊后作跋赞其画工：

天下最堪憎者，莫鼠若矣……康熙甲申畅月，偶集小沧浪亭西陂，放鸭翁出钱选舜举《黠鼠图》见示，叹其工绝，翁属书，苏和仲赋于后。乙酉夏，始以八分书而归之，兼欲题诗其上未果也。（［清］朱彝尊撰，《曝书亭书画跋》，见黄宾虹、邓实编，《美术丛书》，第一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540—541页）

此外，清鉴藏家孙承泽亦藏有元代另一位画鼠专家伯颜不花（?―1359）的《鼠图》，在其撰写的《庚子销夏记》卷八中形象地描述画中“一鼠缘木窃果，惶惶畏人，宛然如生”。（［清］孙承泽撰，白云波、古玉清点校：《庚子销夏记》卷八，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12年版，第208页）

除了宫廷与文人鼠画家外，明宣宗朱瞻基的画鼠技巧也堪称一绝。他曾绘有《苦瓜鼠图》（图6），画面左下角蹲伏着的小老鼠正眼露馋光地仰头观望着悬挂的熟透苦瓜，惟妙惟肖地尽显老鼠灵动的姿态和鼠毛的真实质感。老鼠和瓜在民间皆有多子和人丁兴旺之意，《诗经》也有“绵绵瓜瓞，民之初生”之说。据《明宣宗实录》载：“（宣德二年）乙未，今上皇帝生，上之长子也。日下五色云见。”（《明宣宗实录》卷三十三，“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勘国立北平图书馆藏红格本《明实录》，第四册，1962年，第842—843页）宣德乙未即宣德二年（1427），恰与《苦瓜鼠图》创作时间一致（画幅右上有宣宗亲题“宣德丁末，御笔戏写”），就在这一年贵妃孙氏为多年求子不得的宣宗诞下长皇子（明英宗朱祁镇），欣喜之余，宣宗翌年即废胡后改立孙氏为后。可见，宣宗绘制《瓜鼠图》的意涵应是庆贺自己鼠年顺利得子，也祈祷皇室人丁兴旺、国家昌盛富足。

《石渠随笔》记录了明宣宗另一幅与《苦瓜鼠图》共裱一卷的鼠画《石荔鼠图》（图7）：

明宣宗写生小幅。立石上有菖蒲数叶。石下平地有金杙连索锁，一小鼠方噉荔子。荔子尚大于鼠。款楷书宣德六年御笔。赐太监吴诚中。钤武英殿宝。（［清］阮元撰：《石渠随笔（二）》卷五，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51页）

这幅是宣宗赏赐给太监吴诚的，画中一灰鼠边专注偷食红荔，边警惕地盯着前方，生怕被发现。其身后墨笔绘一块寿石，上添一簇菖蒲，与被咬破壳的巨型红荔形成色彩与形体的鲜明反差，凸显灰鼠的贪婪，可谓形神兼备。与《苦瓜鼠图》表达意涵不同的是，宣宗希望借画勉励吴诚尽心做事，多得红利（与“红荔”谐音）。

可以发现，宣宗善于捕捉老鼠灵性，从客观对象中发现审美价值，使观者忘却老鼠原本可憎的一面，这或许是宣宗鼠画创作难能可贵的地方，亦发挥了艺术 “成教化，助人伦”的功能。宣宗后，鼠的艺术形象不断活跃于文人画家笔下，清初八大山人和海派虚谷、赵之谦、任预等皆以墨笔画鼠为趣事。

更迭与传承：鼠画的发展

随着历史的变迁与更迭，旧时的传统木版鼠年画日渐式微，引起爱国人士关注，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鲁迅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同时，文人鼠画则不断融入近现代艺术的创作轨迹中，并演化成艺术家的个体精神情感，其中不乏有20世纪革新中国画的领袖人物徐悲鸿和“南张北齐”的白石山翁等。

鲁迅非常重视民间艺术，在其关于美术的言说中，在不少论著篇章和信笺中谈到民间年画对于绘画创作和研究工作的重要性，其中还涉及民间木版年画消亡的问题：

光绪初，吴友如据点石斋，为小说作绣像，以西法印行，全像之书，颇复腾踊，然绣梓遂愈少，仅在新年花纸与日用信笺中，保其残喘而已。及近年，则印绘花纸，且并为西法与俗工所夺，老鼠嫁女与静女拈花之图，皆渺不复见；信笺亦渐失旧型，复无新意，惟日趋于鄙倍。（鲁迅：《北平笺谱》序，见《集外集拾遗》，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第419页）

这与他童年生活不无关系，当时他最感兴趣便是年画，尤其是前文所述的“老鼠嫁女”题材年画。

孩提时的兴趣也直接影响了鲁迅收藏艺术作品的喜好。他的年画藏品中，有两幅“老鼠嫁女”作品，分别来自湖南邵阳滩头的木刻印年画和四川绵竹的木刻着色年画，内容极为相似，描绘母鼠生了一个俊秀女儿后，想将女儿嫁与一位无敌大英雄，找太阳、找云彩……都被拒绝了，最后嫁予猫女婿。

此外，王树村在注解鲁迅所藏的“一张贵州的花纸（新年卖给人玩的）”，说：“看它的设色法，乃是用纸版数块，各将应有某色之处镂空，压在纸上，再用某色在空处乱搽，数次而毕。”[《致郑振铎》，见《鲁迅书信集》（下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76年版，第721页]王树村认为：“贵阳是我国西南印制年画的产地之一，风格类似四川产品，内容有门神、魁星、鹰菊（英雄居上）、翠柏瑞兽（百寿）、黑猫衔鼠等，黑猫衔鼠还题有‘神猫奉玉帝赦令渐耳’字样，可见贵州年画与四川的关系。”（王树村：《鲁迅论“花纸”补注》，见《美术史论》，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1982年第1期，第45页）这件作品可能与笔者2018年在上海鲁迅纪念馆举办的《红红火火中国梦——中国木版年画展》所见展品《黑猫衔鼠》（图8）和绵竹年画博物馆藏《神猫图》（图9）有异曲同工之妙。《黑猫衔鼠》中老鼠形象煞是可爱，右上题“此猫甚是猛男，两眼恰似玲珑，四瓜犹如钢乂，老鼠不敢称雄”。《神猫图》则题款： “此猫如虎，取消众鼠，行走似箭，可称神武”，皆颇具讽刺意味。

徐悲鸿曾作两件生肖册页，一件根据《鼠》图题“册四年冬，悲鸿居磐溪”和《狗》题款“乙酉仲冬，悲鸿写于中国美术学院”，即创作于1945年；另一件成册于丙戌始夏，即1946年5月（图10-1,10-2）。前者是徐悲鸿与蒋碧薇离婚当日（1945年12月31日）赠予她的百幅作品中的一件。蒋碧薇曾回忆当天的情景：“徐先生到得很早，他神情颓丧，脸色苍白，手里拎着一重庆流行的粗布口袋，那里面盛着一百万块钱，和一卷不曾裱过的画，自始自终，他一直低着头，四点多钟的时候，有关人士签字盖章完毕，手续告成。”（蒋碧薇：《蒋碧薇回忆录》，江苏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第224—225页）此册页纵33厘米，横35厘米，水墨设色纸本，另有赵少昂题签“徐悲鸿先生画册”并附长跋。后者是徐悲鸿赠予当年即将游学欧洲、其颇为得意的女弟子张蒨英的。册页清楚地记录了创作时间和缘由：“蒨英弟游欧，索写十二幅，即以付之。丙戌始夏悲鸿。”册页纵28厘米，横37厘米，水墨设色纸本，并有齐白石亲笔题签。相比较而言，蒋碧薇版册页所绘的二只老鼠略显沉闷、工细，而张蒨英版的则更为活泼，皆为徐悲鸿难得一见的作品。

以画虾著称的齐白石，对鼠画也情有独钟，还被戏称为“鼠画家”。他一生画鼠无数，笔下的老鼠形象幽默诙谐、稚拙夸张，洋溢着对生活的热爱之情。齐白石画鼠还经常赋诗,诗画相得益彰且意味深长，耐人寻味。《群鼠图》可为其鼠画的力作之一，题识“群鼠群鼠，何多如许？何闹如何？既口齿我果，又剥我黍。烛灯残，天欲曙，严冬已换五更鼓”，内容意在影射讽刺日伪汉奸。

从民间到宫廷，从乡野到都市；从承载民间信仰功能，到表现民俗生活、满足审美需求，再到成伦理、助教化，由“憎”变“崇”，鼠形象经过图像的形塑真实地反映着不同历史时期、不同阶层人们的现实生活和心理诉求。如果鼠文化是一个由不同层次的力量构成的或妥协的合力结构，那么鼠画则是蕴涵了一种雅俗兼容、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对流的文化形态。

菖蒲叶代表什么生肖2

来源：文汇报

文物中的鼠之形象

其貌不扬的鼠究竟如何成为十二生肖之首，至今仍是童话故事中经久不衰的题材之一。尽管对人们的日常生活并无益处，也缺乏神气的外表和强大的力量，鼠依然牢牢稳坐十二元辰之首的位置。而农历鼠年的到来，也正标志着又一个十二年轮回的开始。

作为人类生活中最为常见的动物之一，鼠在各类文物中出现的频率却远不如十二生肖中位居其后的其他弟兄们：它既不像龙那样代表着皇家天威，也不如牛马等六畜与人关系亲密，相反还常常偷吃粮食，暗啮栋梁，出场机会自然寥寥。但如果对包含鼠之形象的文物稍作探究，我们就会发现这小小的生灵并不完全是以负面形象出现的：它有时与其他生肖共同组成镇墓的生肖俑，共同守护墓主人身后的平安，有时则与葡萄、瓜果、油灯等图案组成子嗣繁荣、人丁兴旺的美好象征。认识文物中的老鼠形象，亦是一次了解民间信仰和传统艺术的过程；鼠年话鼠，让我们共同走近鼠在古人精神世界和物质生活中的百变形象。

【独占鳌头：十二支神排位之首】

考察带有鼠之形象的文物，最常见的就是与其他11个生肖共同出现的组合了。至晚在先秦时代，十二生肖与地支的配属就已逐渐形成，湖北云梦睡虎地秦简和甘肃天水放马滩秦简中均有关于十二生肖的记载，但对应的动物尚未完全定型。文献中最早系统记载十二生肖的记录则可追溯到东汉王充的《论衡》，其中已基本明确了今天我们所说的十二生肖与十二地支的对应关系。

自南北朝起，人们开始用生肖属相来指代人的出生年。久而久之，生肖开始在道教的影响下神格化为具有守护作用的支神，柳宗元的《永某氏之鼠》就提到 “……己生岁值子，鼠，子神也，因爱鼠。”由于十二生肖被认为可以分值一年四季十二月和一天早晚十二辰，时时刻刻轮流守护众生，人们普遍开始将它们的形象做成陶、石乃至金属质的俑，以发挥压胜辟邪的功能，希冀于它们的力量能够在墓中护佑逝者在另一世界的祥和平安。十二生肖俑在墓葬中一般有严格的排列顺序，按子南午北顺时针方向布置，以鼠为始，分布于墓室四角。有时，生肖的形象也会和“四神”（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共同出现，环绕于墓室周壁，抽象地表现出某种循环无限的时间和空间之感（如山西太原王郭村娄睿墓、山西朔州水泉梁北齐壁画墓）。

目前所知年代最早的生肖俑实例出土于山东临淄北魏崔氏墓群10号墓，共出土灰陶生肖俑五件，分别为虎、蛇、马、猴、狗，另有一生肖形象已佚失的龛台。自隋以降，十二生肖俑开始多见，且形象逐渐演变为身着宽袍，呈现坐姿的兽首人身像，以两湖四川一代尤为多见。湖南湘阴隋墓、湖南长沙咸嘉湖唐墓、湖南岳阳桃花山唐墓、湖南长沙牛角塘唐墓、武汉东湖岳家嘴隋墓、四川万县唐墓等墓葬中，均出土有成组的、完整的十二生肖坐姿俑。高宗、武则天时期，两京地区开始出现站姿的兽首人身生肖俑，此后逐渐流行并传播至全国，成为唐代最为常见的生肖俑样式。陕西西安唐开元二十八年杨思勖墓、唐天宝三年史思礼墓、唐天宝四年韩森寨墓等墓葬中均出土有着交领宽袖大袍，立于圆台之上的站姿生肖俑形象。

宋代之后，十二生肖俑作为随葬品或寺观中的雕塑仍然常见，但其形象出现了一些新的变体，动物的特征部分开始大幅缩小，以次要的地位出现在人像的头冠或其他不同位置作为点缀，原先动物拟人的感觉已大为减弱，或者不如说支神的形象已进一步人格化。山西晋城府城村玉皇庙存有一组精彩的元朝二十八星宿雕塑，其比例与真人相仿，人物表情栩栩如生。其中虚日鼠一宿（北方玄武七宿之第四宿）被塑造成一位年轻女性的形象，她长发后梳，眉眼明秀端庄，唯有右手上捧持着的一个小老鼠，提醒着人们其与“鼠”的关系。

另一类常见的十二生肖文物便是伴随人们日常生活起居的铜镜。在隋唐乃至之后的铜镜上，十二生肖的身影也绝不鲜见。十二生肖纹铜镜背后的外圈图案通常呈十二格排列，每格中各存一个生肖纹样。它们也常常和内圈的四神纹样共同出现，构成某种对时间和空间的图像化的反映。

明清时，有一类表现十二生肖的小型圆雕玉器非常流行，十二生肖往往身着交领宽袍，各手持具有不同象征意义的物件，其中鼠的角色常被表现为手持书卷的样子，似乎存在某种造型上的惯例，许与道教的影响有关。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有多套此类“玉十二肖”，多以上等的羊脂白玉或青玉制成，放置于十二边形的紫檀木盒内。十二生肖围成一圈，守护着中央象征大清王朝的另一方形玉盒，造型玲珑生巧，精致有趣。其中鼠的形象略带耸肩，双耳翘起，显得颇为机警，与其他生肖形象不类，显示出工匠高超的艺术表现力。

要说最为人们所知的十二生肖文物，也许要数圆明园中的十二兽首了。它们原为圆明园海晏堂外喷泉边十二兽首人身生肖铜像的头部，铜像由耶稣会传教士郎世宁设计，每隔两小时会分别喷水进行报时，可谓巧夺天工，蔚为奇观。英法联军侵略圆明园时将十二兽首掠走，此后它们便流落四方。2013年，鼠首和兔首由法国皮诺家族无偿捐赠中国，入藏中国国家博物馆。鼠首小眼圆睁，双耳上翘，须毛历历可辨，造型极为生动写实。除了精湛的铸造技术与生动的形象表现外，这组生肖兽首业已成为某种民族情感的寄托与历史的象征。

【瑞鼠吐宝：佛教中的财富之源】

作为一种人们身边常见的生物，老鼠昼伏夜出的习性、强大的繁衍能力和机敏迅捷的动作让人既烦恼又敬畏。因为鼠的种种特性，古人开始相信“玉衡星散而为鼠”“百岁鼠化为神”，认为这小小的动物身上，或许具备着某种神性。在佛本生故事中，菩萨曾投胎为老鼠，率领几百只老鼠住在森林中。而在一些少数民族神话中，老鼠还被认为是打破天地混沌的英雄。例如彝族神话就认为，人类起源于葫芦，而正是鼠在密封的葫芦上咬开一个洞，才让人类得以出世。当然也有一些反面例子，比如《西游记》中大家都很熟悉的金鼻白毛老鼠精，因曾在灵山偷食了如来佛祖的香花宝烛而成精，倒也符合老鼠偷油的本性。

鼠年将至，故宫太和门广场上出现了两只可爱的“吐宝鼠”，它们口衔圆圆的摩尼宝珠，似乎正向观众献宝，憨态可掬的样子吸引了不少目光。在藏传佛教中，这种吐宝鼠正被视为吉祥和财富的象征。其实吐宝鼠算不上是真正的老鼠，而是一种鼠鼬。它往往居于布禄金刚或毗沙门天王等掌管财富的神明的左手，能够在神明授意之下源源不断地倾吐财宝，象征着慷慨、施欲、财宝和成就。在印度，鼠鼬很早就被作为财富的象征，如象头财神迦尼什就常脚踩鼠鼬；《宋高僧传》卷二《唐洛京圣善寺善无畏传》中也记载：畏复至乌苌国，有白鼠驯绕，日献金钱。这都说明鼠（或类鼠的鼠鼬）和财富在古印度就已经建立起了某种联系。这种信仰可能也受到了中亚习俗的影响，人们往往用鼠鼬皮制作线包或珠宝袋，从鼠鼬口中倒出硬币、宝石或子安贝壳。印度和中亚的鼠鼬常被错认为獴，而獴是蛇的天敌，正如吐宝鼠是那些固守财富的龙（蛇）的敌人一样；其中也许存在着某种联想的关系，才让这种动物被选为了吐宝的吉祥物，财富的代言人。茂陵博物馆藏有一件西汉中期的铜衔物鼠，前不久正在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与天久长——周秦汉唐文化与艺术特展”中展出，那其实便应是一只正在吐宝的吐宝鼠。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有一件清代彩绘泥塑财宝天王像，财宝天王身穿铠甲坐于狮子背上，显得威风凛凛。他左手握一尾巴高翘的吐宝鼠，莲台上堆积有吐宝鼠吐出的宝珠。财宝天王即多闻天王，“多闻”的梵文音译“毗沙门”，故也称毗沙门天王。唐代《北方毗沙门天王随君护法仪轨》中记述：天宝元年（742年），安西城被蕃军围困，毗沙门天王于城北门楼上出现，大放光明。并有金鼠咬断敌军弓弦，蕃军大溃。玄宗大悦，令诸道州府于城楼西北隅置天王像供养。从此唐朝军队皆以多闻天王形象绘制旗帜，号曰“天王旗”（李商隐《韩碑》诗：“腰悬相印作都统，阴风惨澹天王旗”）。

当毗沙门以法王身份出现时，经常会带领成群的部属将领，例如成组的五姓财神。上海博物馆正在展出的鼠年迎春特展中，正有一尊铜鎏金持鼠黄财神像。黄财神也称黄布禄金刚，被奉为绿、白、红、黄、黑五姓财神之首。他同样左手持一吐宝鼠，与财宝天王主要的区别在于黄财神袒胸露腹不着战袍，并且没有狮子坐骑。这尊黄财神像头戴宝冠，披帛飘动，雍容华贵。从尊像风格来看，这尊黄财神很有可能出自北京。清宫当中收藏有大量宗教文物，其中藏传佛教文物占百分之90以上；在不少色彩鲜艳的唐卡中，你都可以发现对布禄金刚的描绘，当然也少不了他手中那只灵巧的神兽吐宝鼠。

【添子添福：书画中的吉祥之征】

明代以前，中国书画中几乎找不到鼠的形象，因其既乏文人风雅之趣，更难入宫廷画家之眼。直到明宣宗时期，民间象征“多子”的、与鼠有关的图案组合才开始出现在了书画作品中，宣宗皇帝本人就创作过多幅以鼠为主要题材的画作。

明宣宗名朱瞻基，为明仁宗长子，明成祖朱棣之孙。他和仁宗在位期间，明朝社会相对稳定，民生繁荣，百业兴旺，史有“仁宣之治”的说法。宣宗皇帝雅擅书画，据明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所载，他“游戏翰墨，点染写生，遂与宣和（指宋徽宗）争胜。”明韩昂《图绘宝鉴续篇》称其“万几之暇，留神词翰，于图画之作，随意所至，尤极精妙。”足见其绘画水平不凡。他有多幅表现动物题材的画作流传下来，应是一位擅长描摹动物的花鸟画高手。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有传为明宣宗所绘《三鼠图》一卷，该卷共由三幅画作组成，分别为《苦瓜鼠图》《菖蒲鼠荔图》和《食荔图》，三幅分绘三鼠，各具生动之姿，显得尤为灵动可爱。三幅的风格和样式各有不同：《苦瓜鼠图》为纸本墨笔，绘一鼠攀附石上，正警觉地翘头侧望，看向上方藤上结出的三只苦瓜。此画风格逸笔草草，颇具写意花鸟之趣。石下兰草与左侧修竹潇洒爽利，苦瓜与藤蔓湿笔点染，随风披拂，小鼠以淡墨皴擦表现其皮毛，绒绒质地似乎触手可感。瓜与鼠的结合在民间极为常见，因瓜喻“多子”（多籽），鼠在地支中亦称“子”，故有多子多福的美好寓意。画上有作者自识：“宣德丁未，御笔戏写”，推知此画作于宣德二年（1427年）。时年宣宗喜得一子（即后来的明英宗朱祁镇），此画或表对此事的祈祝或庆贺。另两幅《食荔鼠》团扇与《鼠石荔图》册页均为绢本设色，据故宫博物院余辉先生考证，应均非宣宗亲笔。《食荔鼠》以细腻工笔，独具匠心地将白鼠红荔绘于瓷青纸上，近乎漆黑的底色似是老鼠于夜幕中潜伏偷食，色彩对比鲜明，颇见创意。梁沈约《宋本·符瑞志》、梁萧子显《南齐书·祥瑞志》、宋苏轼《东坡志林》等书中均有将白鼠视为祥瑞、甚至龙之化身的记载。晋葛洪《抱朴子·对俗》云：“鼠寿三百岁，满百岁则色白。”则白鼠还可被视为某种长寿之征。“荔”与“利”谐音，显然具有祈求财源广进的吉利色彩。民间也常将鼠与白菜组合表现，“白菜”谐音“百财”，与鼠荔的组合一样带有添丁聚财、人财两旺之意。

有意思的是，明宣宗不但爱画鼠，也爱画猫。他赐予重臣杨士奇的画作《壶中富贵图轴》上，杨士奇的长跋透露出猫鼠之画中蕴含的喻义：“君臣一德，上下相孚，朝无相鼠之刺，野无硕鼠之呼，则斯猫也。”相鼠、硕鼠皆典出《诗经》，杨士奇领会到了明宣宗似乎在通过猫鼠之道隐晦地传达他的告诫：在君与臣、臣与民的相互关系中，管理者有德无私则正似狸猫震慑宵小，失德则不仅会放任群鼠横行，而自身何尝不将化为硕鼠。鼠的形象在画中虽未直接出现，但它与猫构成的关系显然在此承担着更为深远的含义。

明代花鸟画家孙隆曾于宣德朝任翰林待诏，《明画录》记载，孙隆“画花鸟草虫，全以彩色渲染，得徐崇嗣、赵昌没骨法，饶有生趣。”他的没骨画法很有可能对宣宗产生过影响。吉林省博物馆所藏孙隆《花鸟草虫图卷》卷中有一段绘窥瓜之鼠，技法与宣宗《瓜鼠图》颇为类似，野逸脱俗，深得生动之趣。

清代以降，以鼠为题材的小品更趋多见，属鼠的齐白石就极爱画鼠。在他的笔下，鼠与油灯常常组合在一起，“灯”谐音“丁”，“鼠”谐音“储”，依旧不离人丁兴旺、富贵生财的吉祥主题。所谓“仓鼠有余粮”，唯有仓禀充实，小小老鼠才能够跟着饱腹，故而不少画家也常绘瓜果遍地、群鼠欣然于此间觅食的场景，俨然一派盛世丰年、子庶丰登的图景。丰年之鼠也成为了书画中经常出现的固定题材，以此烘托年景之丰裕，收成之喜人。（小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