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桥铺路代表什么数字生肖

调查与研究｜塔什库尔干的巴基斯坦珠宝商,下面一起来看看本站小编澎湃新闻给大家精心整理的答案，希望对您有帮助

修桥铺路代表什么数字生肖1

从喀什出发，经过四个多小时的高原爬升，塔吉克族司机驾驶的皮卡车终于停在了塔什库尔干客运站前。路对面是一家巴基斯坦手工艺品商店，玻璃门上贴着一面小小的巴基斯坦国旗。

帅小伙阿明下车走进商店，他已经有两个月没有见过父亲古拉姆了。“你瘦了。”阿明握着父亲的手，笑着说。店中堆满了来自巴基斯坦、阿富汗、伊朗等国的宝石和手工艺品。

今年74岁的巴基斯坦人古拉姆是这家商店的主人之一，他的皮肤黝黑，右手无名指上戴着一颗红宝石戒指，笔挺的西装显得绅士范十足。阿明这次到塔什库尔干来是要接替父亲看管商店。

塔什库尔干的全称是“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本地人都简称其为“塔县”，5月中旬的一次地震使这里成为全国关注的对象。塔县位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西南，现属喀什地区管辖，距离乌鲁木齐1800公里，主体聚居民族为塔吉克族。“塔什库尔干”的突厥语意为“石头城”。

5月11日凌晨，塔县发生5.5级地震。县城的日常生活已经恢复正常。 本文图片均为澎湃新闻记者 钱冠宇 图（除特殊说明外）

由于地处帕米尔高原东部、塔里木盆地西缘、“世界屋脊”东坡，壮美雄奇的高原风光令塔县成为全世界无数旅行爱好者的梦中天堂。

这个位于中国最西端的县城也是中国唯一一个与三国（塔吉克斯坦、阿富汗、巴基斯坦）接壤的边境县。塔县的地理位置决定了它是古丝绸之路上的咽喉要冲，也是从中国西部通往中亚、南亚、西亚和地中海沿岸诸国的重要陆路通道。

纵贯塔县的喀喇昆仑公路是连接中巴两国的脐带。这条世界上海拔最高的跨国公路起于新疆喀什，终点在巴基斯坦北部城市塔科特，全长1224公里，最高点是4733米的红其拉甫山口。当然，这条用中巴两国筑路工人鲜血和生命铺就的险峻通道，还有一个更广为人知的名字——中巴友谊公路。

时隔多年，这条公路早已成为中巴两国坚固友谊的象征，一批又一批的巴基斯坦商人通过它来到中国新疆，利用边境贸易积累着财富。而今随着“一带一路”和“中巴经济走廊”的建设，这条奇迹般的公路仍将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

延续千年的葱岭古道如何成为新时代的高速通衢？中巴边境贸易形态随之发生怎样的变化？沿着刚刚升级改造完成后的中巴友谊公路，我和阿明同车来到了塔县。

通往塔县的喀喇昆仑公路在中国境内与314国道部分重合。

通往塔县途中的白沙湖美景。

中巴友谊路的先驱

高原的天气总是令人琢磨不透。来时一路晴好，可刚在店中坐了一小会儿，外面突然刮起大风，空中飘满白色的杨絮。我们赶紧从包中取出事先准备好的长袖外套，穿上御寒。

阿明和他的父亲来自巴基斯坦北部边境的洪扎（Hunza，又译“罕萨”）河谷地带，此地在中国史籍中还有“坎巨提”、“乾竺特”、“棍杂”等异名。

洪扎900多年前就是一个独立王国。1761年成为清朝的藩属国，并且每年向清朝进贡砂金一两五钱，同时得到丰厚的回赐。19世纪末，英俄两大帝国在中亚帕米尔高原展开争夺。1891年英国入侵洪扎，此后清朝虽然名义上保留了对洪扎的宗主权，但洪扎实际被英国控制。1947年印巴分治，洪扎土邦成为巴属克什米尔的一部分，仍由洪扎王实行自治。

自古以来，洪扎人都居住生活在巴基斯坦西北角与帕米尔高原相接的深谷中，以长寿闻名。然而，闭塞的地理环境并没有使洪扎人丧失探索外部世界的欲望。在阿明看来，早在“中巴经济走廊”的概念提出之前，洪扎人就用自己的双脚沟通了中巴两国的贸易之路。

“我爸爸的爸爸就开始和中国人做生意了，用东西换东西。”阿明说。那时喀喇昆仑公路还不存在，阿明的爷爷要想从洪扎到新疆去，只有骑着马、骆驼和牦牛，沿着古老的丝绸之路前行，通过明铁盖山口，经历一个星期左右，才能抵达塔县。

目前中巴陆上交通仅有一条陡峭狭窄的喀喇昆仑公路，而且由于气候原因全年一般只有8个月可以通行。 图片来自网络

1966年“文革”爆发前夕，中国同意巴基斯坦的建议，在北京与巴方签署了《关于修筑中巴公路的协议》。该协议规定中巴公路以红其拉甫界碑为标志，分为东西两段，东段由中国负责建设，西段则由巴基斯坦负责修建。之所以把红其拉甫定为两国公路的界碑，是由于时任新疆军区副司令员的张希钦代表中国政府在与巴方谈判时，坚持舍弃古老的明铁盖山口，主张把接线点放在更具战略隐蔽性的红其拉甫。

协议签订后，喀喇昆仑公路随即开工，中国无偿为巴基斯坦提供筑路设备和物资，先从海上运至巴基斯坦南部港口城市卡拉奇，再从卡拉奇转运到工地。但由于交通不便、地质复杂、技术落后、财力不足等因素，巴基斯坦境内的公路建设进展十分缓慢。面对工程难以为继的困境，中国主动派出筑路队帮助巴方修路。

经过十多年前赴后继的援建，喀喇昆仑公路在1978年6月18日全线建成通车，从中国去往巴基斯坦和南亚次大陆的艰险山道终于变为现代公路。

谈起这条耗费巨大成本的中巴友谊公路，阿明提醒我不要忘记洪扎人的功劳。由于洪扎自治的土邦制度直到1974年才被巴基斯坦政府下令废除，因此严格说来，一共是三方力量共同参与了公路之初的修建。除了中国和巴基斯坦派出的筑路部队外，还有洪扎土邦。

“现在从洪扎坐车到伊斯兰堡最少需要18个小时，到喀什只需要8个小时，路费也更便宜。”毫无疑问，阿明今天到新疆做生意时享受的便利交通是他的爷爷无法想象的。

洪扎被誉为巴基斯坦的“香格里拉”，部分地区至今还保持着前现代的生活方式。图片来自网络

山那边的塔吉克兄弟

提及在塔县生活的塔吉克族，很多新疆本地人都会告诉你，他们是中国境内唯一的白种人，也就是所谓的欧罗巴人种。这当然没错，不过现今中国的塔吉克族是1949年后官方民族识别的结果，其实又可以细分为“色勒库尔塔吉克”（占大多数）与“瓦罕塔吉克”，“色勒库尔”、“瓦罕”都是地理概念，两者同属高山塔吉克人，操东伊朗语。

早在现代民族国家意义上的国境线形成之前，聚居塔县的瓦罕塔吉克就有与他们远在洪扎河谷的亲戚进行小额易货贸易的传统。

阿明的爷爷当年到塔县去的目的地是位于喀喇昆仑山南麓、瓦罕走廊东端的达布达尔乡（Dafdar，塔吉克语意为“紫云英草地”），那里是历史上从阿富汗迁居塔县的一小部分瓦罕塔吉克的聚居区。因为阿明的家族同样是瓦罕塔吉克，故而语言沟通没有障碍。

20世纪60年代末，中国政府开启对巴基斯坦的边贸。两国来往密切，巴基斯坦成为喀什专区（1971年喀什专区改为现在的喀什地区）乃至整个南疆的主要贸易伙伴，此后双方的贸易规模逐年增长，90年代以后进入高速增长时期。

1990年，红其拉甫口岸对巴基斯坦边境贸易进出口额达到156.5万美元，其中出口114.2万美元，进口42.3万美元。中国出口货物以轻工日用百货、建筑建材、机械设备、服装鞋帽纺织品、陶器、小家电、水果等为主，进口货物大多是巴基斯坦的土特产、药材、香烟等。

至今漫步在塔县县城街头，仍随处可见身着长袍、脸色黝黑、络腮胡、大眼睛的巴基斯坦商人。他们开设了许多珠宝玉器商店，专门出售以巴基斯坦地方工艺品为主的商品，店主无一例外全部来自洪扎。

红其拉甫中巴国际界碑。1982年，中巴两国举行红其拉甫口岸开放仪式。1986年，红其拉甫口岸正式向第三国开放，每年有5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中外商贾、游客出入。 图片来自网络

阿明的父亲古拉姆与中国的生意始于1983年。在此之前，他当了20年兵，去过巴基斯坦的所有地方。起初，他和另外一位好友合伙将巴基斯坦的货物运往中国，再把中国的日用百货运回巴基斯坦去卖。

1987年，古拉姆首次踏上中国的国土。他乘坐一辆大货车来到塔县和喀什，他只是想亲自来中国考察市场。虽然喀喇昆仑公路已经贯通，但是30年前的交通条件与今天自然不可同日而语。“当时路上什么都没有，只能自己带一些馕，也没有热水，天天喝冰水。”

从洪扎到塔县的路途是枯燥的，进入塔县后朋友就多了起来。“我和塔吉克兄弟们在草地上喝茶、吃饭、跳舞、歌唱，并向对方介绍自己国家的情况，非常高兴，因为说的话互相都能听懂，还有人找到了被高山阻隔、从来没有见过面的亲戚。”古拉姆回忆说。

上世纪70年代末，喀喇昆仑公路通车使得几乎与世隔绝的洪扎红宝石、 尖晶石进入市场，巴基斯坦宝石产业迅速崛起。从1992年开始，古拉姆和他的朋友决定转型去卖利润更高的宝石。他们第一次带到中国来的是白水晶，并且赚到了第一桶金。

在古拉姆的记忆中，塔县早期的汉族和维吾尔族人数都很少，除了在政府机关里任职的汉人外，街上几乎看不到汉人。1995年以后，来塔县旅游的汉人逐渐增多，贸易随之繁荣，同时也带动了很多维吾尔人去塔县开饭馆。

2002年，古拉姆在县城买下一块土地，随后盖起楼房，现在一楼开店，二楼用来住宿。

阿明的汉语比父亲流利，当他在向顾客介绍商品时，古拉姆只好站在一旁观望。

二十多年过去了，古拉姆的珠宝生意自然也是越做越大。店里的商品从最开始只有玉雕和铜器两种，发展到现在共有九百多种不同种类的商品，是塔县目前最大、最老的巴基斯坦手工艺品商店。当年很多和古拉姆差不多同时期开店的巴基斯坦商铺都已关门，只有他一直坚持下来。2005年古拉姆还在喀什老城的旅游区里开了分店。

古拉姆喜欢中国，认为毛泽东是世界性的伟人。上世纪90年代，他去过北京、上海、杭州、义乌、广州、深圳等地，一方面考察市场，一方面也目睹了新疆与中国内地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希望儿子以后可以把生意扩展到内地。

“巴铁”的貔貅

就在我与阿明父子聊天的间隙，店中不断有顾客光临。显然，塔县的生意要比他们在喀什的分店兴旺不少。

一位顾客在观赏完巴基斯坦的手工动物玉雕后，走到我面前，操着苏北口音悄声说到：“他们雕的这些动物我都不喜欢。”

这时我大致扫了一眼柜台上的摆设，有老鹰、狮子、大象、公牛、骏马等等。

“那你喜欢什么？”我试探着问道。

“有一种动物好像是龙王的儿子，光吃不拉，招财的，名字现在突然想不起来。”他拍着脑袋说。

“是貔貅吧？”

“对对，就是貔貅。他们这里要是卖貔貅的话，肯定很多人买。”

等那位顾客离去之后，我问阿明：“知道‘貔貅’是什么吗？”

阿明立即回答：“貔貅我们店里有啊，不就是frog嘛。”说话间，便从柜子里取出一只玉雕蟾蜍。

“这是一只小的貔貅，大的需要专门定做，很贵的。”望着阿明认真的眼神，我忍俊不禁。

阿明对于“貔貅”的理解就是蟾蜍，虽然二者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均有招财的功效。

“巴铁”，是中国民间乃至官方对巴基斯坦人民的昵称。事实证明，两国人民并没有真正熟悉得像铁杆兄弟一般。中巴双方的传统友谊，特别是巴基斯坦对中国的好感主要来自中国政府对巴基斯坦基础设施建设的长期支持，而非两国人民密切往来的结果。所以即便像古拉姆父子这样长年往返中巴两地的商人，也难免存在文化上的隔膜。

古拉姆、阿明父子花了多年时间才逐渐摸透中国人对于珠宝的消费心理。

中国人都有自己的属相，所以每到新年，他们在向巴基斯坦的工艺品公司订货时，就会多订一些与这一年相对应的生肖手工艺品。

“比如今年是鸡年，店里就有很多鸡的玉雕。但猪是没有的。”听阿明说，以前有很多汉族顾客来店里询问有没有猪，对此他也感到很无奈。

相似的例子还有佛珠要串108颗，中国人喜欢尾数是“8”或“6”的数字，以及定价一定不能标“250”等等。

在古拉姆的印象中，汉族人极其善于讨价还价。“今天有一位游客，看中一个400块的东西，结果问我10块钱卖不卖。”古拉姆觉得哭笑不得。

古拉姆塔县店里的宝石和串珠。

大约七八年前，古拉姆还遇到过一件令人啼笑皆非的事情。

某位汉族顾客在他店里买了两万块钱的东西之后，承诺一月之后把钱给他，为此还写了一张欠条，说上面有他的名字和工作单位。古拉姆虽然能用汉语与顾客进行简单的交流，但他其实并不认识汉字，姑且就信了那位顾客。结果一月之后，钱没还回来，人也消失了。古拉姆找懂汉字的朋友一看，条子上面写的居然是：“谢谢你，叔叔。”

当然，这种骗子毕竟是少数，父子俩也承认大部分汉族人还是讲诚信的。

“做生意是最好的”

古拉姆一共四个孩子，两个男孩，两个女孩。阿明是古拉姆的小儿子，生于1987年，直到上大学前，他都一直被父亲留在洪扎。

阿明的大学就读于伊斯兰堡信息技术学院，学习软件工程专业，毕业后的薪水也十分体面。但工作五年后，阿明有一天接到父亲的电话，意思是想让他到新疆去帮忙经营商店。“那时我自己也想做生意，马上就把巴基斯坦的工作辞掉了。”阿明说。

如今，阿明子承父业已有6个年头。因为塔县和喀什加起来共有四个店铺，所以古拉姆和阿明需要与另一对父子合伙人轮流看店。父亲在塔县的时候，阿明就在喀什，这次轮岗就是因为原来和父亲在一起看店的表哥有事回巴基斯坦，而塔县的店铺又相比喀什大很多，必须有一个年轻人来照应，所以阿明就上来把父亲替换下去。

父子俩一年中回到洪扎老家的时间最多只有一个月，其余时间都要待在塔县和喀什两地。对于长年背井离乡的经商生活，阿明觉得很开心，理由是自己可以和父亲一起赚更多的钱，让留在巴基斯坦的家人过上更好的生活。

阿明在喀什的店铺中。

在塔县卖了二十多年宝石，古拉姆一家也在当地建立起良好的口碑。“他们都是看我爸爸的脸，知道我们不卖假东西。”阿明不知道表达“诚信”意思的汉语怎么说，只能用“脸好”来代替。

与丝绸之路上的许多商人一样，阿明从小就受到多语言贸易环境的熏陶。英语和乌尔都语的听说读写都没有问题，因为这两种语言是从小在学校学习的。除此外，阿明还能够使用塔吉克语、汉语、维吾尔语和阿富汗的普什图语做生意，但欠缺读、写能力。

不过阿明显然有着学习的热情，聊天中他用英语说出了一句格言般的句子，“when you speak a language, you learn about the culture.”（“当你在说一种语言，你就是在学习文化。”）

如今古拉姆年事已高，再工作几年就准备回洪扎老家养老，他希望儿子能够把家业一直延续下去。

“做生意是最好的，”阿明对自己的选择相当满意，“将来我也想让我的孩子做生意，不一定还是卖珠宝。”

阿明已经不满足于总是待在塔县和喀什。他今年计划去美国看望姐姐，顺便参加珠宝展销会，考察国际性的市场。“以后有机会的话，我也想开网店，现在主要是人手不够，四个店太忙了。”

对于阿明和古拉姆父子来说，他们最感谢的当然还是中巴友谊公路。毕竟有了这条路，才有了现在的一切。

塔县夜色中的中巴友谊路牌。

修桥铺路代表什么数字生肖2

文/阿瞒

去年5月，我在朋友圈看到了一个工作机会，需要一名熟悉了解大都会博物馆的留学生，带国内高净值人群参观纽约，艺术专业优先，我便应征了。

和老板娘Karen见面之后，我才搞清楚自己的工作内容：给三名中国名媛当导游，带她们逛画廊和美术馆。

Karen叮嘱我，这单导游生意打的旗号，是她家最资深的艺术顾问，不是VVIP绝对不出来接活，要给客人营造出高端感。我在旁边似懂非懂地点点头。

我接待的这三名客人来纽约主要是陪孩子参加夏令营，大半个月时间横跨美国东西两岸4个城市。在纽约的5天，妈妈们白天游玩，傍晚接孩子回酒店。

到了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对于中国有钱的女性来说，购物早已不是来纽约的主要目的，带不走的文化和艺术才是。她们此行的行程不仅包括参观大都会博物馆，我还为她们安排了切尔西画廊区和纽约当代艺术美术馆。

可夏天带人逛大都会是个棘手的难题。

如果你在七八月份参观大都会，你会以为自己来到了国内的博物馆。目力所及，中国游客远远多过其他游客，一波又一波地涌向大都会北翼的丹铎神庙，美东当地导游和游客们语气夸张地渲染，美国人如何从埃及人手里“骗来”这样一座完整的神庙。

从2015年开始，中国游客取代法国游客，成为大都会海外游客的主力。《纽约时报》的一篇报道标题很直白：博物馆是时候改变规则迎合中国游客了。

2009年，中国赴纽约的游客不足15万；这个数字到2014年增长到5倍多，超过了74万；如果没有中美贸易战影响，2018年纽约的中国游客人数将会历史性地突破100万。这里面，绝大多数中国游客都会参观位于第五大道的大都会博物馆，而大都会一年的参观人数，在2017年也不过735万。前任馆长汤姆斯·坎贝尔（Thomas Campbell）曾经亲自在馆内热情招待一家中国企业的大型旅行团，每一年春节前后，大都会也会根据这一年的生肖属相，排演相关节目。

无论何时，第五大道始终是中国游客的天堂。然而第五大道可以以中央公园南端的59街为分界线，分成南北两个世界。往南是购物的天堂，波道夫·古德曼和萨克斯两大老字号奢侈品百货品牌，蒂凡尼、路易威登、卡地亚的旗舰店一字排开；可如果你把目光投向北边，第五大道位于上东区的一段被称作“博物馆大道”（Museum Mile），短短的一英里，汇聚了古根海姆美术馆、新美术馆和大都会博物馆等9家世界级顶尖博物馆。

媒体往往聚焦于中国游客在第五大道南半段的一掷千金，却鲜有报道越来越多的中国游客携家带口，在上东区沿途的博物馆中流连。

怎样在没有任何特权的异国他乡，给贵妇更好的旅行体验？好在大都会算是我在纽约的第二个家，逛大都会，我有一百条路线。常来大都会的原因很简单，它对纽约市的学生完全免费，免去了站在建议票价25美元的牌子旁边，只掏1美元买票的窘迫。搭上纽约地铁历史最久也最容易出状况的1号线上行到79街，悠闲地横穿中央公园，在大都会待上一天，这是我平时打发周末的方式。

我安排的大都会之旅，第一站是大都会的副馆，位于麦迪逊大道的布劳耶分馆（The Met Breuer）。

和中国旅行团数量同样膨胀的，是大都会的野心。布劳耶分馆就是大都会激进变革的产物。对纽约市民来说，这种变革在2016年的感受最为明显。大都会先是换掉了沿用多年，基于达·芬奇手稿的复古M字Logo，替代以纯字母的红色大字The Met，引起了民众和媒体长达数月的强烈抗议；同时，大都会租借的惠特尼美术馆旧址终于整修完毕投入使用，也就是布劳耶分馆，成为专门举办临时特展的分馆。

自此，大都会成为了一个包括大都会主馆、布劳耶分馆、修道院分馆三址的庞大博物馆集团。也是在这一年，大都会凭借三馆吸引的700万总参观人数，历史上第一次击败卢浮宫，夺走了2016年世界上最受欢迎博物馆的称号。

曼哈顿路况糟糕，时不时封街修路，三位客人毫不意外地迟到了半个小时。她们的年龄大概在35～45岁左右，保养得宜，打扮得很运动休闲，其中一位身上唯一的奢侈品点缀，是路易威登和杰夫·昆斯联名推出的莫奈名画双肩包。团体里各有分工，短发的Y小姐是话事人，年纪最长，身家雄厚，自己名下有一家公司；另一位偏年长的L小姐偏好浪漫，她新买的别墅正在装修，打算一边逛画廊一边置办些艺术品；剩下一位年轻的，是团体里的开心果，偶尔帮忙拍照。

选择从布劳耶分馆开始行程，原因在于布劳耶分馆少有游客知晓，是绝对看不见旅行团的地方；而且布劳耶分馆的所有展览都是临时特展，符合大部分游客“人无我有，人有我优”的稀缺心态。

那时的我预料不到，赤字累累的大都会在2018年9月宣布放弃布劳耶分馆，将于2020年把展馆转租给另一家老牌美术馆——弗里克收藏（Frick Collection）打理；曾经热情招待中国旅行团的汤姆斯·坎贝尔馆长，因为经营不善和性丑闻在2017年被迫下台；而这三位性格爽利的客人，也是我后来最怀念的一次带团经历。

我带她们参观的重头戏，是刚刚开展的意大利“孟菲斯小组”创始人索特萨斯（Ettore Sottsass）的百年诞辰回顾展。这位才华横溢的艺术家不仅设计家具和建筑，还会设计打印机、计算机、首饰，甚至还拍过电影。当我开始解说展品时，三个人齐刷刷掏出手机，我以为她们要拍照，停下来闪到一边，然后发现她们都在看着我。我瞥了一眼，原来她们打开的是手机备忘录，一边拍照一边记笔记。三个人全程极少开口问问题，偶尔感叹艺术家的奇思妙想，记录得十分仔细认真。

我曾经带无数朋友参观纽约大大小小的美术馆，如此认真做功课的还是头一回见到。虽然来纽约的原因是陪读，可她们对待游学的态度格外严肃。

美国南加州大学教授伊丽莎白·科瑞德－霍尔基特（Elizabeth Currid-Halkett）在2018年初出版的《昂贵的小幸福：关于有志阶级的理论》中提出，如今的有钱人不再是“有闲阶级”，而是“有志阶级”。简单来说，美国的富人阶级已经从“炫耀性消费”过渡到了“隐形消费”上。他们把消费方向从可见的奢侈品，转移到圈内人才知道的不可见消费，比如常春藤教育、家政人员和去迈阿密海滩的私人飞机。这样的消费让社会精英看起来“有趣”“有品位”“有教养”，而不是简单的“有钱”，因此也更能合理化他们的成功。

对于中国的有钱女性来说，一方面，她们面临着社交上的压力。随着家业变大，文化艺术知识成了必修课，拍卖会和展览开幕酒会是经常需要出席的社交场合，家中摆放当代艺术作品成为了一种必需。在高古轩画廊，L小姐看上了德国当代艺术家安塞姆·基弗的一件作品，价格为59万美元，“真适合摆在客厅里”。可惜，这件作品早已被人拍下，她十分扼腕，偷偷把我拉到一旁加微信，让我帮她盯着点纽约的展览，有好的艺术品及时联系她。

另一方面，这三位来自上海的客人，都不是本地人，也没有一位是全职主妇。要么是夫妻档开公司，一路拼杀出今天的成就，要么有一份自己独自经营的事业。极其重视下一代教育的她们，在陪伴孩子成长之余，也想要弥补自己因事业错过的时光，对西方文化艺术知识有着很强的渴望。

等到我们下午前往大都会主馆，门口的台阶上早已排起了长队，不远处街边中国旅行团大巴和纽约观光大巴连成长长的一排，参观完博物馆的人们惬意地坐在台阶上，享受着微风。

有一位黑人老哥常年在大都会的台阶下吹萨克斯卖艺，偶尔混迹曼哈顿几个人流量最大的地铁站。看到刚刚下车的中国旅行团，他会吹一曲慷慨激昂的《义勇军进行曲》，等到旅行团参观完毕，疲惫地等待导游清点人数时，他会再来一首悠扬的《茉莉花》，引得中国游客掌声连连。临近中国农历新年，他还会吹奏刘德华的《恭喜发财》，演奏完毕后再大声清唱一遍，发音吐字很是像模像样。

为了保证VVIP体验，我熟门熟路地带她们从只有当地人知道的侧门进入，无需排队。到了大堂才发现，Karen为求稳妥，还是请来了一位能够带VIP小团的大都会资深中文讲解，是一名长居北卡罗来纳州的华人女艺术家，专门为了这次讲解从北卡飞过来。我没能忍住自己的好奇心，得知大都会规定，讲解员最多只能讲解两个小时，一个小时的费用是500美元，我这位只接待VVIP的“资深艺术顾问”，时薪是她的十分之一。

我和女艺术家一起制订好导游路线，搭配着带她们参观，艺术家负责导游大都会永久馆藏的几件代表作，我负责导游参观一些少为人知的艺术展品和几场临时特展，比如当时纽约城中最热门的设计师川久保玲展。

对于一场艺术之旅，峰终体验至关重要。傍晚，我带着三个客人乘坐电梯来到大都会的天台花园，这里是大都会的露天雕塑展览场地，也是曼哈顿最好的观景台之一。没有什么比眼前的情景更能代表曼哈顿了，远处下城的摩天大楼构成了最为标志性的纽约天际线，脚下的中央公园仍然保持着160年前郁郁葱葱的模样。正在展览的，是阿根廷艺术家阿德里安的“消失剧院”（The Theater of Disappearance），艺术家从大都会藏品中选取了100件制成复刻雕塑，以黑或白上色，如同时间凝驻。

下午5点，Y小姐手机震了一下。她扫了一眼，脸上露出着急的神色，“这么早放学了”。其他两人也很意外，得知自己的孩子还在上课，有些如释重负。

我说，跟着我来。我带着她沿着楼梯下到近现代展厅，穿过16世纪的欧洲雕塑和中世纪的宗教艺术，迅速地来到人山人海的正门口。

她感激地看了我一眼，小跑着冲下楼梯，丝毫没有留意到《茉莉花》吹到尾声的黑人大哥，登上早已等在旁边的黑色奔驰厢型车，融入了曼哈顿的黄色计程车海之中。

修桥铺路代表什么数字生肖3

本文刊载于《三联生活周刊》2019年第1期，原文标题《我带中国名媛逛大都会》

文/阿瞒

去年5月，我在朋友圈看到了一个工作机会，需要一名熟悉了解大都会博物馆的留学生，带国内高净值人群参观纽约，艺术专业优先，我便应征了。

和老板娘Karen见面之后，我才搞清楚自己的工作内容：给三名中国名媛当导游，带她们逛画廊和美术馆。

Karen叮嘱我，这单导游生意打的旗号，是她家最资深的艺术顾问，不是VVIP绝对不出来接活，要给客人营造出高端感。我在旁边似懂非懂地点点头。

我接待的这三名客人来纽约主要是陪孩子参加夏令营，大半个月时间横跨美国东西两岸4个城市。在纽约的5天，妈妈们白天游玩，傍晚接孩子回酒店。

到了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对于中国有钱的女性来说，购物早已不是来纽约的主要目的，带不走的文化和艺术才是。她们此行的行程不仅包括参观大都会博物馆，我还为她们安排了切尔西画廊区和纽约当代艺术美术馆。

可夏天带人逛大都会是个棘手的难题。

如果你在七八月份参观大都会，你会以为自己来到了国内的博物馆。目力所及，中国游客远远多过其他游客，一波又一波地涌向大都会北翼的丹铎神庙，美东当地导游和游客们语气夸张地渲染，美国人如何从埃及人手里“骗来”这样一座完整的神庙。

从2015年开始，中国游客取代法国游客，成为大都会海外游客的主力。《纽约时报》的一篇报道标题很直白：博物馆是时候改变规则迎合中国游客了。

2009年，中国赴纽约的游客不足15万；这个数字到2014年增长到5倍多，超过了74万；如果没有中美贸易战影响，2018年纽约的中国游客人数将会历史性地突破100万。这里面，绝大多数中国游客都会参观位于第五大道的大都会博物馆，而大都会一年的参观人数，在2017年也不过735万。前任馆长汤姆斯·坎贝尔（Thomas Campbell）曾经亲自在馆内热情招待一家中国企业的大型旅行团，每一年春节前后，大都会也会根据这一年的生肖属相，排演相关节目。

无论何时，第五大道始终是中国游客的天堂。然而第五大道可以以中央公园南端的59街为分界线，分成南北两个世界。往南是购物的天堂，波道夫·古德曼和萨克斯两大老字号奢侈品百货品牌，蒂凡尼、路易威登、卡地亚的旗舰店一字排开；可如果你把目光投向北边，第五大道位于上东区的一段被称作“博物馆大道”（Museum Mile），短短的一英里，汇聚了古根海姆美术馆、新美术馆和大都会博物馆等9家世界级顶尖博物馆。

媒体往往聚焦于中国游客在第五大道南半段的一掷千金，却鲜有报道越来越多的中国游客携家带口，在上东区沿途的博物馆中流连。

怎样在没有任何特权的异国他乡，给贵妇更好的旅行体验？好在大都会算是我在纽约的第二个家，逛大都会，我有一百条路线。常来大都会的原因很简单，它对纽约市的学生完全免费，免去了站在建议票价25美元的牌子旁边，只掏1美元买票的窘迫。搭上纽约地铁历史最久也最容易出状况的1号线上行到79街，悠闲地横穿中央公园，在大都会待上一天，这是我平时打发周末的方式。

我安排的大都会之旅，第一站是大都会的副馆，位于麦迪逊大道的布劳耶分馆（The Met Breuer）。

和中国旅行团数量同样膨胀的，是大都会的野心。布劳耶分馆就是大都会激进变革的产物。对纽约市民来说，这种变革在2016年的感受最为明显。大都会先是换掉了沿用多年，基于达·芬奇手稿的复古M字Logo，替代以纯字母的红色大字The Met，引起了民众和媒体长达数月的强烈抗议；同时，大都会租借的惠特尼美术馆旧址终于整修完毕投入使用，也就是布劳耶分馆，成为专门举办临时特展的分馆。

自此，大都会成为了一个包括大都会主馆、布劳耶分馆、修道院分馆三址的庞大博物馆集团。也是在这一年，大都会凭借三馆吸引的700万总参观人数，历史上第一次击败卢浮宫，夺走了2016年世界上最受欢迎博物馆的称号。

曼哈顿路况糟糕，时不时封街修路，三位客人毫不意外地迟到了半个小时。她们的年龄大概在35～45岁左右，保养得宜，打扮得很运动休闲，其中一位身上唯一的奢侈品点缀，是路易威登和杰夫·昆斯联名推出的莫奈名画双肩包。团体里各有分工，短发的Y小姐是话事人，年纪最长，身家雄厚，自己名下有一家公司；另一位偏年长的L小姐偏好浪漫，她新买的别墅正在装修，打算一边逛画廊一边置办些艺术品；剩下一位年轻的，是团体里的开心果，偶尔帮忙拍照。

选择从布劳耶分馆开始行程，原因在于布劳耶分馆少有游客知晓，是绝对看不见旅行团的地方；而且布劳耶分馆的所有展览都是临时特展，符合大部分游客“人无我有，人有我优”的稀缺心态。

那时的我预料不到，赤字累累的大都会在2018年9月宣布放弃布劳耶分馆，将于2020年把展馆转租给另一家老牌美术馆——弗里克收藏（Frick Collection）打理；曾经热情招待中国旅行团的汤姆斯·坎贝尔馆长，因为经营不善和性丑闻在2017年被迫下台；而这三位性格爽利的客人，也是我后来最怀念的一次带团经历。

我带她们参观的重头戏，是刚刚开展的意大利“孟菲斯小组”创始人索特萨斯（Ettore Sottsass）的百年诞辰回顾展。这位才华横溢的艺术家不仅设计家具和建筑，还会设计打印机、计算机、首饰，甚至还拍过电影。当我开始解说展品时，三个人齐刷刷掏出手机，我以为她们要拍照，停下来闪到一边，然后发现她们都在看着我。我瞥了一眼，原来她们打开的是手机备忘录，一边拍照一边记笔记。三个人全程极少开口问问题，偶尔感叹艺术家的奇思妙想，记录得十分仔细认真。

我曾经带无数朋友参观纽约大大小小的美术馆，如此认真做功课的还是头一回见到。虽然来纽约的原因是陪读，可她们对待游学的态度格外严肃。

美国南加州大学教授伊丽莎白·科瑞德－霍尔基特（Elizabeth Currid-Halkett）在2018年初出版的《昂贵的小幸福：关于有志阶级的理论》中提出，如今的有钱人不再是“有闲阶级”，而是“有志阶级”。简单来说，美国的富人阶级已经从“炫耀性消费”过渡到了“隐形消费”上。他们把消费方向从可见的奢侈品，转移到圈内人才知道的不可见消费，比如常春藤教育、家政人员和去迈阿密海滩的私人飞机。这样的消费让社会精英看起来“有趣”“有品位”“有教养”，而不是简单的“有钱”，因此也更能合理化他们的成功。

对于中国的有钱女性来说，一方面，她们面临着社交上的压力。随着家业变大，文化艺术知识成了必修课，拍卖会和展览开幕酒会是经常需要出席的社交场合，家中摆放当代艺术作品成为了一种必需。在高古轩画廊，L小姐看上了德国当代艺术家安塞姆·基弗的一件作品，价格为59万美元，“真适合摆在客厅里”。可惜，这件作品早已被人拍下，她十分扼腕，偷偷把我拉到一旁加微信，让我帮她盯着点纽约的展览，有好的艺术品及时联系她。

另一方面，这三位来自上海的客人，都不是本地人，也没有一位是全职主妇。要么是夫妻档开公司，一路拼杀出今天的成就，要么有一份自己独自经营的事业。极其重视下一代教育的她们，在陪伴孩子成长之余，也想要弥补自己因事业错过的时光，对西方文化艺术知识有着很强的渴望。

等到我们下午前往大都会主馆，门口的台阶上早已排起了长队，不远处街边中国旅行团大巴和纽约观光大巴连成长长的一排，参观完博物馆的人们惬意地坐在台阶上，享受着微风。

有一位黑人老哥常年在大都会的台阶下吹萨克斯卖艺，偶尔混迹曼哈顿几个人流量最大的地铁站。看到刚刚下车的中国旅行团，他会吹一曲慷慨激昂的《义勇军进行曲》，等到旅行团参观完毕，疲惫地等待导游清点人数时，他会再来一首悠扬的《茉莉花》，引得中国游客掌声连连。临近中国农历新年，他还会吹奏刘德华的《恭喜发财》，演奏完毕后再大声清唱一遍，发音吐字很是像模像样。

为了保证VVIP体验，我熟门熟路地带她们从只有当地人知道的侧门进入，无需排队。到了大堂才发现，Karen为求稳妥，还是请来了一位能够带VIP小团的大都会资深中文讲解，是一名长居北卡罗来纳州的华人女艺术家，专门为了这次讲解从北卡飞过来。我没能忍住自己的好奇心，得知大都会规定，讲解员最多只能讲解两个小时，一个小时的费用是500美元，我这位只接待VVIP的“资深艺术顾问”，时薪是她的十分之一。

我和女艺术家一起制订好导游路线，搭配着带她们参观，艺术家负责导游大都会永久馆藏的几件代表作，我负责导游参观一些少为人知的艺术展品和几场临时特展，比如当时纽约城中最热门的设计师川久保玲展。

对于一场艺术之旅，峰终体验至关重要。傍晚，我带着三个客人乘坐电梯来到大都会的天台花园，这里是大都会的露天雕塑展览场地，也是曼哈顿最好的观景台之一。没有什么比眼前的情景更能代表曼哈顿了，远处下城的摩天大楼构成了最为标志性的纽约天际线，脚下的中央公园仍然保持着160年前郁郁葱葱的模样。正在展览的，是阿根廷艺术家阿德里安的“消失剧院”（The Theater of Disappearance），艺术家从大都会藏品中选取了100件制成复刻雕塑，以黑或白上色，如同时间凝驻。

下午5点，Y小姐手机震了一下。她扫了一眼，脸上露出着急的神色，“这么早放学了”。其他两人也很意外，得知自己的孩子还在上课，有些如释重负。

我说，跟着我来。我带着她沿着楼梯下到近现代展厅，穿过16世纪的欧洲雕塑和中世纪的宗教艺术，迅速地来到人山人海的正门口。

她感激地看了我一眼，小跑着冲下楼梯，丝毫没有留意到《茉莉花》吹到尾声的黑人大哥，登上早已等在旁边的黑色奔驰厢型车，融入了曼哈顿的黄色计程车海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