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丑外扬代表是什么生肖

家丑真的不可外扬吗？,下面一起来看看本站小编模糊的确定性给大家精心整理的答案，希望对您有帮助

家丑外扬代表是什么生肖1

两会期间，采访了一位商界女强人代表。本以为她的提案会聚焦在其所在领域的相关政策方面。但是出乎意料的是，她今年的提案是关注《反家暴法》的具体落实细则相关方面的。

难道女强人也遇到关于家暴的问题了吗？我不得而知，但是她的话让我想起了几年前，《反家暴法》没出台前采访过的一个案子。

那是山东省黄河边的一个小村子，虽然不算富裕但是交通通讯还算发达，信息并不封闭。村子里发生了一起命案，一个村妇伙同情人杀害了自己的丈夫。案件一出，当地一片哗然，这不是现代版的潘金莲吗。一时间成为了方圆几个村村口热议的话题。

我当时在看守所里见到了这位女嫌疑人。言语间，她流露出的是对于杀夫一事并不后悔，即便没有这位情人自己也会杀了他。如果真的是如果当地人所言偷情事败从而杀夫，我倒是不会感到惊奇，让我惊讶的是她所表露出的对自己丈夫的恨。我当时追问了一句“他对你家暴了吗？”她点了点头。

之后她跟我描述了丈夫家暴的相关细节，让我有理由相信这些并不是她为了给自己开脱而蓄意编造的。我接下来的问题是为什么不选择求助呢？虽然当时《反家暴法》没有出台，但是还有相关部门可以提供类似的援助的。她非但没有求助，甚至对自己亲戚朋友都没有提及。难道仅仅是“家丑不外扬”的观念作祟？

在当时的采访环境下，我无法得知长期以来她真实的心理状态和反应。但是传统观念“家丑不外扬”的影响肯定是有的。特别是在遭受家暴的初期，更多的受害人往往选择沉默，等待施害方自省；或者把家暴理解成一种激烈的夫妻矛盾冲突。

但是随着这种情况越来越频繁，施害方非但无法自省，反倒变本加厉；而受害方会陷入绝望，会出现一种心理学效应“习得性无助”。“习得性无助”是指通过学习形成的一种对现实的无望和无可奈何的行为、心理状态，或者因为重复的失败或惩罚而造成的听任摆布的行为。

一旦出现这种“习得性无助”的心理状态，便是两者关系恶性循环的开始。此时受害方已经不仅局限于“家丑不外扬”的观念，而是一种发自内心的无助，会觉得跟周围的人说也是没用，还会让亲戚朋友觉得自己可怜过得不好。这种心态的驱使下，受害方需要宣泄的时候往往会选择通过网络来跟完全陌生人进行诉说。从而很容易发展成为网络恋人关系，这种关系一旦从网络走进现实，对家庭的打击就是毁灭性的。多数情况会以异常极端的情况收场。结果是多败俱伤。

那么相对合理的做法应该是怎样的呢？

首先，在暴力现象出现的最开始，就应该态度明确，双方进行彻底的沟通。因为夫妻之间的任何问题都不应该也不可能是暴力解决的。如果双方都能在一个平等的理性的情况下进行一个沟通，把问题解决在萌芽状态是为上策。

其次，如果没有在最初就将问题解决掉，而是不断出现家暴现象，那就说明，单纯靠双方沟通已经很难解决问题。这时候必须果断请求第三方进入，可以是亲戚朋友，也可以是相关援助部门，甚至是司法机关。这时候必须将问题的严重性上升到让施暴方足够重视的程度，才有可能有效阻止恶性循环持续起来。

最后，如果在前两个环节都没能起到作用的情况下，果断进行物理隔离。物理隔离的目的有两个方面，其一是通过物理隔离阻断暴力行为；其二，物理隔离是避免深度陷入到“习得性无助”的怪圈中，让自己冷静清醒地审视这段夫妻关系。在物理隔离后，再采取下一步的措施。而且这时候采取下一步措施的过程，需要有其他亲戚朋友的协助，这时候更不能因为自己的自尊心或者面子因素，而选择独自去解决。

或许是生活节奏过快，快的让人们没有闲暇来关照自己的内心，所以才会使得当下各种因为心理问题而导致的家庭和社会问题层出不穷。家暴行为的物理伤害效果其实远远小于其心理伤害的效果。《反家暴法》的出台一方面是从法律制度上对家暴行为的限制，对被家暴者的保护；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让人们重视起家暴的问题，有和谐的家庭才有和谐的社会和谐的国家。

家丑外扬代表是什么生肖2

来源：楚天都市报

都说“家丑不外扬”

但最近有人却为了遮家丑

反把这事闹上了法庭

丈夫出轨自己的闺蜜，为了不让家丑外扬，妻子竟提出愿意免除自己借给闺蜜的45万元债务。但事后，双方并未签订书面和解协议，两家最终还是因债务问题闹上法庭……

近日

福建厦门集美法院发布了这起案件

事件回顾

小圆与小英（均为化名）

是20年的好闺蜜

两人各自结婚成家后

两个家庭之间的相处也十分融洽

但是，两家融洽的关系

最终被小圆的丈夫小方(化名)与小英的

越界、出轨所打破

此前，小英为了家庭共同经营需要，曾于2017年至2018年间向小圆借款共计55万元，后小英偿还了10万元本金，还有45万元未还。

2018年8月，四人协商处理小方与小英之间的不正当关系。面对老公与闺蜜出轨的情况，小圆竟提出可以用免除闺蜜45万元债务的方式来私了此事，并将45万元借款对应的三张借条交给小英的丈夫小志（化名）。小志提出要签订书面和解协议，并要求小方出具书面的道歉书，但双方后续并未签订书面和解协议，小方也未出具书面道歉书。

2018年9月，小圆来到小英家中，要求小英、小志夫妇偿还45万元借款。小志明确表示自己不会偿还45万元借款。恼羞成怒的小圆便前往小英工作单位催讨上述债务，双方发生争执，并报警。公安部门认为该事件属于民事纠纷，引导小圆向法院起诉解决。

2019年，小圆诉至集美法院，要求小英、小志夫妇共同偿还45万元借款。

法院判决

集美法院经审理后认为

该案的主要争议焦点在于

讼争债务是否已免除

▼

2018年8月双方协商的目的是处理小方与小英之间的不正当男女关系，虽然当事人之间确有提及采用免除债务方式来解决问题的提议，但双方并未就小方未出具书面道歉书达成一致意见，因此也没有就免除债务问题达成最终的书面和解协议，并且此后小圆还向小英持续进行催讨债务，足以认定讼争债务并未免除。

退一步而言，即使小圆将借条还给小志，免除了小英、小志的债务，该债务免除行为也因违反公序良俗而自始无效，故判决小英、小志应共同向小圆偿还借款45万元。

一审宣判后

小英、小志不服，提起上诉

二审法院作出判决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

本案法官认为，本案小方在与小圆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与小英发生不正当男女关系，违反了我国婚姻法确立的夫妻忠实义务，理应受到道德谴责。

然而事发后，四人欲以45万元债务来“私了”不可外扬的家丑，显然违反了应当忠实于婚姻的社会公德，也不利于平等、文明婚姻家庭关系的建立和维系，故即使本案债务已经免除，亦因违反公序良俗而自始无效。

【法官说法】

民事行为 不得违反公序良俗

承办本案的法官表示，法律是道德的最低限度。《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七条规定：“第八条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不得违反法律，不得违背公序良俗。”该条规定是对权利滥用的禁止，要求民事行为不得违反公序良俗。公序良俗作为社会的一般道德标准，要求人们的行为都应该符合社会道德规范的要求，当道德规范上升为国家意志时，它对人们的行为具有普遍约束力。

家丑外扬代表是什么生肖3

12月25日下午，59岁的杭州民丰村(按当地习俗，以下简称水村)村民美芸在厨房忙碌。丈夫出门工作去了，两个孙女放了学，在楼上练字。

美芸解释，在上海工作的亲家要回杭州了。按习惯，每每亲家回来，她都邀他们过来吃饭，两边如朋友般融洽。

十年前，美芸的儿子阿斌和儿媳小琪结婚，采用的是近来被推到风口浪尖的“两头婚”形式。

2017年至2019年间，复旦大学博士生赵春兰在杭州水村做田野调查时，发现水村中有典型的“两头婚”现象：“两性结配，男方不言娶，女方不说嫁，各自户口不变更; 男女双方家中各自装修新房，夫妻婚后在双方家庭轮流居住; 双方经协商，婚后生两个孩子，分别随父母姓; 有义务赡养双方父母，也有权利继承双方财产; 孩子称双方长辈均为‘爷爷、奶奶’，而无‘外公、外婆’之称谓。”

美芸自己对“两头婚”的理解是“小家变大家”，是“独生子女基本都会选择的生活方式”。

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副院长范丽珠评价水村的“两头婚”为“一种传统秩序的延续”。

赵春兰认为，在水村出现的“两头婚”，是现代与传统各自退让、磨合的结果，“它必然是一个小范围文化圈内的东西，会有一定的局限性，但也有它特有的社会功能。”

不需彩礼，也不备嫁妆

小芬34岁，大眼，圆圆脸，在贸易公司上班。

她是土生土长的水村人，也是“两头婚”实践者：她生有两个女儿，一个随丈夫的姓，一个姓她的姓，统一用“爷爷奶奶”称呼两边老人;她和丈夫及孩子轮流住在双方父母家，“可能这个礼拜我公公婆婆有事，照顾不到小孩，就回我爸妈家住;有时候我爸妈有事，就到我老公爸妈家住。”

小芬称，她是家中独女，还在读书时，父母就有意她未来找个“上门女婿”，“因为他们不想让我‘出去’”。小芬说她也愿意这样，因她也“不想离开家”。

村委财务工作人员介绍，水村有760户、3300多人口，村民的生活条件普遍较好。改革开放前，踞杭州近郊的水村是典型的鱼米之乡，村民靠养蚕、养鱼、种植为生。上世纪90年代后，农业收益减少，工商业发展，且许多农地逐渐被征用，村民便开始进厂务工、自主创业。

征地时，每户每口人能得到80平方米的房屋面积补偿，“基本一家能换两三套房。”少部分人还未被征地，但通常会在自建房中划出一两层做出租用，租金收益也算丰厚。据村委会统计数据，2019年，水村村民人均收入4万元。

走进水村大道，左手边是清一色三层以上自建房。新京报记者 冯雨昕 摄

现在，走进水村大道，左手边是清一色三层以上自建房，右侧则是仅剩不多的几亩农田。偶有农人忙碌，小车驶过，都发不出大声响。一天里最热闹的时刻是下午三四点，村里的幼儿园放学，家长们排排等在门口。其中又以老年人为多。

赵春兰在田野调查中总结，水村居民虽已在物质生活、基础建设上往城镇化发展，但依然保有农民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对“延续香火”有一定执念。

受访者们表示，水村本地许多独生女家庭都有过招入赘女婿的想法。

2005年左右，当第一批独生子女进入婚龄，水村的“两头婚”模式开始出现了。

大学毕业后，小芬经人介绍认识了现在的丈夫，丈夫是独子，小芬回忆，当时她身边零星有“两头婚”的例子，但还不普遍。她试探性地问还是男友的丈夫是否能接受两头婚，男友回家与父母商量，不久就答应了。两人于2010年顺利成婚。

婚前，双方家庭商定，不需彩礼，也不备嫁妆;两边都出资装修新房;婚后要生育两个孩子，不论男女，头胎随小芬姓，二胎随丈夫姓;小芬与丈夫的户口都保留于原家庭内，随各家姓的孩子在各家的户口本上。

“两头婚对我们来说，第一是传承姓氏，第二是为离父母近一点。”小芬说，“不迁户口”对她而言是莫大的心理慰藉，“如果我还在这个户口本上，我觉得我跟我爸妈就是一家人，有很亲密的感觉。”

“传统嫁娶的特征是女的嫁到男方家里面，女方的所有社会价值是通过男方来实现的，女性的名字要上到夫家的族谱、户口本上。‘两头婚’形成了一种新的社会安排，女的也可以把家谱传下来。”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副院长范丽珠说。

水村副书记盛云峰回忆，2005年后，村里无声无息地开始出现“两头婚”现象，但从未引起过广泛讨论，“就是一个潜移默化的过程，时代就是这样走的。”

12月21日，小芬在朋友圈看到媒体上关于两头婚的新闻，有些忿忿，“文章里的部分内容我不是特别认同，比如说女性沦为生育工具——哪怕我是嫁过去的，我也希望生两个，我觉得独生子女太孤单了。”

阿阮与丈夫结“两头婚”九年多，育有一子一女。她称自己对生二胎原没那么热心，虽不是特别愿意，但她也不至抵触。因她早就知道，一旦踏进“两头婚”，“我的历史使命就是要生两个的。”

“其实就是小家变大家”

三十多年前，美芸从杭州余杭“嫁”到了水村。

丈夫给了她娘家几十块钱作为彩礼，她返以电视机、缝纫机、自行车为嫁妆。婚后，她与丈夫、公婆同住，户口也一并迁到了丈夫家。

2010年左右，她的独子阿斌到适婚年龄，“我当时叫他不要找独生的，去娶个家里有兄弟姊妹的回来。”

也是此时，周围冒出“两头婚”的现象。阿斌早与高中同学小琪交好，而小琪是本地的独生女，提出要“两头婚”。

阿斌回家一提，美芸答应得很快，“我当时就觉得，这情况下也没有办法了呀——你不用跟我说他们不能结婚或者两个人的生肖不配——如果说了你咋办呢?他们两个人已经相处这么久了，不同意，反而麻烦。”

她和丈夫主动提出给小琪家十几万元做彩礼，被对方利落地拒绝，“因为他们觉得自己不是在‘嫁’女儿。”

按地方老规矩，男方家要给女方的母亲包个“肚痛包”，以慰其对新媳妇的生养之恩。美芸准备了8000元的红包，被亲家全数退回，“他们和我说，我们也不算嫁，你们也不算娶——我生女儿肚子痛，你生儿子肚子也痛。”

水村一天里最热闹的时刻是下午三四点，村里的幼儿园放学，家长们排排等在门口。新京报记者 冯雨昕 摄

在儿子阿斌眼里，“两头婚”是两个家庭、老老少少都可以接受的唯一方案。

“娶也好，‘两头婚’也好，上门女婿也好，其实都一样，就是两户家庭。”阿斌说。“当然，真做上门女婿不太现实，我父母那边过不去。我作为男的，自己也不肯。但你一定要硬邦邦娶回来，人家也不肯，到时候弄出矛盾，还不如就两头结婚。”

阿斌的两个女儿从楼上跑下来，一手一个，挂在阿斌身上。美芸赶她们上去写作业，解释道：“两个小孩，两个房间，这里大嘛。”

这座自建房格局方正，有四层楼高。早先孩子小，和父母同房，如今大家分住几层，基本都有自己的空间。

最开始，夫妻俩在双方父母处都会居住。岳父母拆迁后，搬进了商品房居住，阿斌与小琪因觉得居住面积小，便常住在美芸家中，只偶尔去娘家住。

美芸回忆，当年她出嫁后，通常只在逢年过节“回娘家”，且必要随带礼物以赠娘家的亲戚——这是当地外嫁女的规矩。

而今小琪则随时随地可往娘家跑。“按以前的规矩，我回娘家住一个礼拜，人家就会觉得我肯定跟婆家闹不愉快了。现在我想住多久就住多久。”

12月25日，美芸喊从上海收工回杭的两亲家来家里吃饭，她与亲家的住处相距不过十分钟车程，两家人常常一起聚餐。通常是亲家买菜，她下厨。她喜欢这样，觉得热闹，“其实就是小家变大家。”

生儿子随谁的姓，最容易引发纠纷

七年前，小琪怀二胎时，曾有亲戚对美芸说，看小琪这肚子，怀的好像是个儿子。美芸称自己消化得很快，“即使是儿子也是他们家的，说好的就不能变卦。”她称自己听过许多因姓氏而闹僵的“两头婚”，认为这样极不值当。

赵春兰在研究中发现，要和谐地进行“两头婚”，“协商和说到做到是很重要的。”

按水村旧俗，新嫁妇要挑一“子孙桶”到男方家中，意喻挑去生育责任;若男方入赘，则由新郎挑桶至女方家庭。

小芬告诉记者，她身边有一对朋友，因未事先商量好挑桶事宜，临近婚礼，男女双方都希望由对方来挑桶。大闹了一番，甚至放言悔婚。

协定太死板，也容易引发矛盾。小芬说，她认识一个在居住方面要求特别苛刻的“两头婚”家庭：双方父母严格规定时间表，一周住这头，接下去一周就必须住那头，“做不到，就闹不开心，也容易吵架。”

水村仅剩不多的几亩农田，偶有农人忙碌。新京报记者 冯雨昕 摄

60岁的村民老许是退休工人，儿子已结婚15年，是传统的“嫁娶”。

老许是“两头婚”的坚定反对者。

“什么‘两头婚’是肯定不好的!”老许说，他有一个侄子，比他儿子早婚两年，采用“两头婚”的模式。婚礼前，两家人说得好好的，头胎跟爸爸姓，二胎随妈妈姓。后来头胎生出一个男孩儿来，“丈母娘直接到医院里去把孩子抱走，要抢注女方家的姓。”双方家庭大吵一架，孩子一断奶，就办了离婚。

老许说，这阵仗吓住了他，因此坚持要儿子“娶”一个回来。

赵春兰分析，出于对男嗣的看重，生儿子后的姓氏归属，最容易引发“两头婚”中的矛盾与纠纷。她在做田野调查时认识了一对夫妻，十多年前结了“两头婚”， 头胎儿子出生后，矛盾爆发，“在哪儿做月子、孩子到底跟谁姓这种问题，全都能吵起来。”没两年，未等到生二胎，两人就离婚了。

美芸对传宗接代的需求则有一套自我消解的逻辑。她认为，即使自家只有一个孙女，来日出嫁后，仍然会生两个孩子，“那么还是可以有一个姓我们的，所以(姓氏)还是可以往下传的。”

赵春兰认为，美芸夫妇并非对“延续香火”无所谓，而是寻到了一种更灵活的态度，“只要能把姓氏传下去，不管是儿子还是女儿都是香火的传递。”这也是水村一些父母辈对“两头婚”的态度。

“所以‘两头婚’其实是一种传统秩序的延续，它独立于政策，也独立于个人主义。”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副院长范丽珠评价，“水村是一个比较完整的社区，大家的认识和家庭背景都相似，容易慢慢达成一个地方性的社会制度。”

赵春兰说，到今天，“两头婚”在水村实践过数十年，受访对象们耳闻的相关矛盾越来越少。

水村副书记盛云峰平时兼任村内家庭事务调解员。他告诉记者，自己调解过许多邻里矛盾、经济纠纷，但未处理过由“两头婚”引发的家庭不和。“(矛盾)肯定会存在，但少。一来是农村还是有那种思想，家丑不可外扬，所以外人也不知道;二来，就是‘两头婚’在村里已经走过了一个磨合的过程。”

不只是姓氏那么简单

在水村办婚礼，传统意义上要宴请三天：第一天晚上为“启事”宴;第二天中午，新郎接新娘，在女方家吃“便餐”，晚宴则办在男方家，为“正酒”;第三天再兴“谢事”宴。

村里的婚席承办人孙中成说，“两头婚”中，两方家庭通常会先后都办一轮酒席，顺序并无定数，全看两家商量。轮到女方家庭举宴时，新娘也要去男方家接娶新郎，“原本接新娘子要敲三下鼓，等于是催新娘下来，现在接新郎也会敲。”

也有合并举宴的，花销则共同承担。阿阮当初办婚宴时，只在酒店合办一次“正酒”，酒宴费用按双方邀请的亲朋数量分摊。

而小芬结婚时，只以“嫁娶”流程走了一遍，由丈夫将她从娘家接出，在婆家吃了“正酒”。“婚礼的流程上，有些东西如果你非要计较得那么明白，就没法办了。”

赵春兰分析，在“两头婚”的实践中，传统的许多边界逐渐被模糊：“不只是姓氏那么简单——它在维护传统，又没有那么传统。”

阿斌与小琪结婚时，照旧俗，新郎去女方家接亲，得准备一些现金和好烟，“会有隔壁邻居、大伯大妈拦在大门口，不让他(新郎)进去，要拿东西出来。”但两家人商定，由小琪家自负“拦门”的花销。

水村及周边地区的传统婚礼。（受访者供图）

婚后过节，小琪与阿斌也无需以儿媳或女婿的名义赠送孝礼，“基本不去计较礼节上的东西了，反正都是一家人，不分家，而且最后钱都是给孩子的。”

赵春兰在这点上深有感触。她是水村邻村人，家人们也奉行较传统的价值观。她是“嫁”出去的，因此每年过年，“回娘家”探望，总要花一万多元买礼品，送给叔叔伯伯。“因为已经算‘分家’了，作为出嫁的女儿就必须买东西回去。”

“两头婚”面对的另一个质疑，是未来财产分割的公平性。

“生两个小孩，一个姓你老公的，一个姓你的。到时候会不会两边的爷爷奶奶，各自把钱留给跟自己姓的小孩呢?如果两边资产差不多还好，要是差得多，怎么保持公平?”“两头婚”的坚定反对者老许问。

美芸则称自己从未产生过区别对待的想法，因两个孩子都由她带，她一样地疼。但她分析，或许会有偏心眼的爷爷奶奶，“比如说只带跟自己姓的小孩，那情感上多多少少会有偏向的，对不对?”

美芸说，自她出嫁起，就失去了继承父母财产的机会，从当地传统来讲，上一代的家产尽数要给家中男丁。“我父母的钱明确说了都是给我哥哥的。如果给女儿的话，要打架的，就等于给外姓人了。”

如今，“两头婚”带来的双边姓氏继承，使女方家庭免去财产落入“外姓”之手的担心。美芸一家人已经谈拢，她与丈夫在百年后将财产全部留给儿子，小琪也会得到来自她父母的那一份。届时夫妻俩要如何再为两个女儿划分财产，“就是他们自己的事了。”

赵春兰说，在今天，水村有越来越多的年轻夫妻会采用“两头婚”的结婚形式。而到目前为止，“两头婚”中的实践者们都还算年轻，养育的孩子最大也不过十来岁，尚未面临过老人故去、财产分割的问题。她相信，“两头婚”的最终走向，还需时间来证明。

(文中美芸、小琪、阿斌、小芬、阿阮、老许为化名)

新京报记者 冯雨昕 实习生 钟艺璇 编辑胡杰 校对 李世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