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状元良代表什么生肖

观象台：给保送“瘦身”，为公平“加分”,下面一起来看看本站小编新华网给大家精心整理的答案，希望对您有帮助

中状元良代表什么生肖1

马若虎

教育部近日再次对保送等照顾性政策作出调整，对2017年秋季及以后进入高中阶段一年级的学生，将取消省级优秀学生保送资格条件，2020年起所有高校停止省级优秀学生保送生招生。除省级优秀学生外，对于其他特殊学生保送，今年还进一步明确，公安英烈子女按有关规定只能保送至公安类院校，有关外国语中学推荐保送生限额将逐步减少。

这是教育部继2016年做出减少省级优秀学生加分政策调整后，对保送政策又一次大“瘦身”。“瘦身”幅度之大受到公众关注，引发舆论热议。

专家谈

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院长刘海峰：保送生制度开始还好，但过了不久，不少中学就“送良不送优”，只保送良好的，最优秀的反正能考上，还有可能摘得“状元”。再到后来，有的甚至“送官不送民”。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每所学校相当于一头牛，它们总会天然地想吃到最好的“草”、招到最好的学生，这个时候负责人不会利用招生的权力去腐败，否则会毁掉自己发展的根本。

媒体观点

光明网：“保送”标准、尺度的难以客观量化，往往很容易被人为操弄。有鉴于此，与其听任其在不公不正的路上渐行渐远，还不如为之“瘦身”，乃至干脆取消形形色色的保送。

南方日报：高考关系到无数家庭的利害，一旦有人能通过不当手段走捷径，将严重戕害高考公平，使得阶层流动更为固化。在新的高考制度下，将采用新评价模式，如统考成绩、平时学业水平测试和综合素质，以强调综合教育，而针对那些“怪才”“偏才”，还有自主招生模式为他们提供脱颖而出的通道呢。

编辑有话说

违纪推荐保送生的事件，近年来时有发生。不仅影响到高考公平，更破坏了社会风气。对因少数保送生推选中软指标引发的暗箱操作、腐败等问题，要严肃处理，也要规避风险。

不可否认，特殊类型招生是我国在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它曾经对经济社会和教育的发展发挥过重要作用。但随着时代的变迁，我们有必要对招生制度作出调整和规范，以更好适应环境的变化和社会的需求。

表面看，给保送“瘦身”，再加上对高考加分政策的一再收紧，意味着“特殊通道”越走越窄。这似乎不利于对人才的全面客观评价和培养选拔。实际上，新一轮的高考改革，评价学生的指标更加多元，已经改变了“一考定终身”的统考单一评价指标。同时，高校的自主招生制度也在不断完善，让考察录取方式更加科学。

不管选人用人的方式如何，都要阳光透明、令人信服。高考是考生公平竞争的舞台，公平公正是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基本价值取向。给保送“瘦身”，就是在为公平“加分”，让真才实学者脱颖而出。

中状元良代表什么生肖2

北宋：

杨寘

宋仁宗庆历二年(1042)壬午科 (第41位)，杨寘少年时，很有才学，乡试即为第一。庆历二年（1042），杨寘进京赴考，国子监、礼部皆第一，崇政殿殿试，仁宗临轩启封，见名喜动于色，对辅臣言：“杨寘也”。遂擢为第一，朝内公卿相贺，以为得人。杨寘中状元后，授将作监丞，任颍州通判，因母亲病逝，未及赴任。丧事办完不久，杨寘亦一病不起，日渐羸弱，终于撒手人寰，年仅30岁，可谓才华未展，英年早逝，时人甚为惋惜，仁宗特地降旨抚恤杨寘家属。

焦蹈

宋神宗元丰八年(1085)乙丑科 (第56位),精通经史百家，曾四次在州郡的考试中名列第一，然而在省试中却连连失利。元丰八年（1085），由户部尚书权知贡举，举子们都住在贡院，焦蹈也在其中。四更夜时，火灾起，陈之方、马希孟皆焚死。其后择地另考，焦蹈夺魁。当时，神宗刚刚去世，哲宗即位，没有举行殿试，省元就成了状元，焦蹈也因此名冠“三元”。曾有谚语：“不因南省火，安得状元焦。”

南宋：

张孝祥(1132～1169)

南宋词人。字安国，号于湖居士。宋高宗绍兴二十四年(1154)甲戌科状元，历阳乌江（今安徽和县）人。父祁，曾任直秘阁，淮南转运判官。张孝祥自幼聪明好学，博闻强记。绍兴二十四年(1154)参加廷试。与秦桧之孙秦埙同场。主考官魏师逊及汤思退等为逢迎秦桧而定秦埙为第一，张孝祥第二。高宗读策后，认为他议论雅正，词翰爽美，亲擢为进士第一。

吴潜(1195？～1262)

南宋词人。字毅夫，一作毅甫，号履斋居士。号履斋，德清新市人。嘉定十年(1217)举进士第一。淳□十一年(1251)参知政事，授右丞相兼枢密使。封崇国公，次年罢相。开庆元年(1259)，元兵围攻鄂州（今湖北武昌），复职调集诸军击退元兵。他痛感南宋国势衰微，认为推原祸根，良由近年□臣□士设为虚议，迷国误军所致，极力抨击丁大全、高铸、萧泰来、沈炎等佞臣，反遭-落职，贬谪建昌军。后徙潮州，责授化州团练使、循州安置。吴潜是南宋词坛的重要词人。词风激昂凄劲，题材广泛,主要是抒发济时忧国的抱负,也常吐露个人理想受压抑的悲愤。报国无门空自怨，济时有策从谁吐？（〔满江红〕《送李御带珙》）是他壮志未酬的自我写照。吴潜也能诗,多为纪游、即事之作,有的也抒发丈夫勋业在安边（《送曾阿宜往戍》的抗敌抱负。诗较平衍，佳作不多。嘉庆《宁国府志》卷二十《艺文志·书目》载，吴潜著有《履斋诗馀》、《论语士说》、《许国公奏稿》、《鸦涂集》。现存明末梅鼎祚编校《履斋先生遗集》,4卷，辑诗1卷，词1卷，杂文 2卷。《□村丛书》有《履斋先生诗余》1卷，续集1卷，别集2卷，收词250余首。

周震炎

宋理宗开庆元年(1259)己未科 (第43位)，周震炎相貌英俊，应试时正值理宗为公主物色驸马。考官丁大全为谄媚理宗，欲从新科进士中挑选一人，遂看中周震炎，并私下告诉试题，使周震炎得中第一。唱名后，丁大全还逢迎理宗说：“这是太平状元呵！”因周震炎为太平州人，理宗自然十分高兴。但公主见周震炎年近三十，心中不悦，事遂被废。丁大全后因作恶多端被罢官，周震炎亦受牵连，状元头衔被褫夺，降为最末一名，死于贬官途中。

卢储

江淮一带人氏(李传玺作合肥人）。字号及生卒年不详。

　　唐宪宗元和十五年（820）庚子科状元及第。该科进士二十九人。考官：太常少卿李健。试题为《早春残雪诗》、《何论》。卢储于元和十四年（819）入京，向尚书李翱投卷，求其荐举。李翱以礼相待，因有急事外出，便将其诗文置于案上。李翱长女刚刚十五岁，来此间偶阅卢卷，爱不释手，连阅数遍，对侍女说：此人必为状头。李翱刚巧回到室外，闻听此言深以为异。过了一会儿，便命下属到邮驿向卢储表明招婿之意，卢先是婉言谢绝，一个月后又应允。第二年果然取状头。遂即完婚。洞房之夜，卢储作《催妆诗》以抒情，诗云："昔年将去玉京游，第一仙人许状头。今日幸为-会，早教鸾凤下妆楼。" 后来卢储为官，将迎夫人到任所，适逢园中有鲜花开，即兴题诗一首说："芍药斩新栽，当庭数朵开。东风与拘束，留待细君来。"

　　《全唐诗》有其存诗二首。

李群

合肥(今安徽合肥)人，生于唐宪宗元和元年(806)，卒年不详。唐穆宗长庆四年(824)申辰科状元及第。该科进士三十三人，其中有韩琮等。考官：中书舍人李宗闵。

　　李群早年与杨衡、符载、王简言等同隐于庐山，号称”山中四友”，有文名，为宰相李宗闵所知。李曾传言：”如主考，庐山四友当以到京先后次序取中。”后李宗闵任主考官，李群年方十八岁，独自一人离山。到京应试时，贡院已锁门，就捶门请求入院应考。李群容貌秀美，气质不凡，主司为之动容，便放其入考。一举夺魁。

　　入仕后官授奉先县丞，至大和五年(831)任拾遗之职，后为户部员外郎。余事不详。

元代：

李黼（1298-1352年）

字子威，颍州天官李（今安徽利辛县 ）人，元朝大臣。元朝泰定四年，明经科状元，授翰林国史院修撰。泰定五年，代祠西岳。改河南行省检校官，迁礼部主事，充监察御史，出为江西行省郎中。 李黼受命巡视河渠，历任秘书监，礼部侍郎，外调授江州路总管。 至正十一年，徐寿辉反起河南，李黼力战而死。朝廷追赠摅忠秉义效节功臣、资德大夫、淮南江北等处行中书省左丞、上护军，追封陇西郡公，予谥忠文。诏立庙江州，赐额曰崇烈。

明代：

黄观（1364~1402）

字澜伯，又字尚宾，池州府贵池县清江金墩(今安徽省池州市平天湖风景区清溪街道上清溪联盟村，今为联盟社区)人。明洪武二十三年（1390），黄观以贡生入太学。同年八月，在南京应乡试，中解元，次年三月应会试，中会元。是年四月，黄观复参加由明太祖朱元璋亲发策问殿试。他在策论中极力主张“屯兵塞上，且耕且守，来则拒之，去则防之，则可中国无扰，边境无虞”。从而深得朱元璋的嘉许，取殿试一甲第一名（状元），授翰林院修撰。乃明朝历史上第一位“连中三元”者。

邢宽

字用夫（一作用大）。直隶无为州（今安徽无为县）人。 生年不详，卒于明代宗景泰五年（1454）。永乐十三年(1420)第七名进士。殿试后，明成祖召见，询及祭祀、兵戎，应对中肯，考究详明，被成祖擢为第一，称状元。授翰林院修撰，纂修《宣庙实录》，升侍讲。不久，因疾告假归里。正统十一年(1446)复任。翌年主持顺天乡试。景泰三年(1452)以侍讲职，兼任南京掌院员。后升侍讲学士，代理南京国子监事，卒于官。

唐皋（1469—1524年）

今安徽歙县人。明武宗正德九年（1514年）甲戌科状元。授修撰，参与修撰《武宗实录》，升侍讲学士。曾出使朝鲜。有《劝世歌》传世，褚人获《坚瓠六集》卷四辑有《唐守之对》。著有《心庵文集》、《史鉴会编》、《韵府增定》等。正德十六年（1521）唐皋曾作为使节出使过朝鲜。朝鲜国王出一对子，准备为难一下大明状元，为“琴瑟琵琶，八大王一般头面。”唐皋对道：“魑魅魍魉，四小鬼各样肚肠。”赢得一片赞扬之声。唐皋好言时事。嘉靖二年（1523），刑部尚书林俊请求辞官，唐皋上言：“君臣同心则治，今尚书林俊勉留未几，继以诘责，复使求去，上下乖离，何以为治。”“大礼”之议起，很多朝臣都攻击张璁、桂萼，唐皋对首辅杨廷和说：“张公不为无理，但当择其可从者以慰上，衷斯能执其必不可从者，以安孝庙耳。”杨廷和说“卿言良是。”唐皋于是起草奏章递上“请于本生，备其尊称，以伸追远之道，系其始封，以远正统之嫌。”结果还是惹怒世宗，被夺俸三月。不久，唐皋一病不起，卒于任上终年五十六岁。

沈懋学

沈懋学之父沈宠，是嘉靖年举人，官侍御史时，当地百姓不懂纺织，沈宠便购买机杼请人教他们。累官至广西参政，颇有政绩。知府罗汝芳创建讲会，曾聘其为主讲多年。

沈懋学性格豪爽，风骨奇矫。工隶书、草书，又好骑射及诗歌古文辞。少负侠气，曾多次往来于边塞，每次纵论时事，人多奇之。沈懋学慷慨有大志，曾题诗《凤凰台》：“丈夫意气何相若，万里风云指顾中。”廷对策试卷中有：处其始必厚其终，循其名当责其实”语。当时神宗励精图治，看了他的试卷后对辅臣说：“此二语即可作状元”。遂亲擢沈懋学第一甲第一名。

刘若宰（1595～1640）

字胤平，号退斋，怀宁县平山大塅人（今安徽安庆），明崇祯元年（1628）中文科状元，授翰林院修撰，掌修国史，历官左谕德。他出生于书香门第，文思敏捷，出口成章。擅长书画，楷、行、草书均精绝。他常向朝廷举荐智勇忠贞的人才，明末名将史可法由安池道监军升为安徽巡抚，就是因为他的举荐。崇祯十三年四月十三日，他因积劳成疾辞世。死后追赠"詹事"，赐祭葬，荫子，后因子馀王慧仕，加赠太仆太卿。

清代：

汪应铨

字度龄，又字杜林，号梅林。清休宁县梅林人，寄籍江苏常熟。康熙五十七年(一七一八）状元，官赞善。工小楷。《昭代尺牍小传、瓯钵罗室书画过目考》清康熙五十七年(1718）状元。授职翰林院修撰，掌修国史。后来奉旨入值南书房。汪应铨本应进士馆研习，三年散馆后，方得升迁。然而汪应铨未及散馆，便被破格提为庶子。后几经升迁，官至左春坊赞善。将被升转，因锋芒太露，得罪权贵而遭弹劾。不久，谢职离京，返归故乡。

擅长书法，曾主编《湖广通志》和《江南通志》，著有《闲绿斋文稿》和《容安斋诗集》。

黄轩

字日驾，一字小华，号蔚塍，清代人，生卒年月不详。故籍安徽休宁。清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辛卯恩科进士。黄轩年少即好学，日日苦练书法。众所周知，科考时是很重视书艺的，因此，在科场上受益匪浅。该科为庆祝皇太后八旬寿辰特开恩科，此榜出了数位名人。如：三甲第十名孔广森，后为著名学者；三甲第十一名钱沣，为官刚直、不畏权贵，为一代名臣。黄轩取状元后，授翰林院修撰，掌修国史。以后奉诏入值-房。乾隆四十二年，黄轩出任山东乡试同考官。乾隆四十三年，任会试同考官。乾隆四十四年，出任顺天乡试同考官。黄轩升任洗马。不久，京察大考，黄轩获一等，依例升职，授四川川东道道员。时逢台湾用兵，黄轩奉命督办四川协济台湾用兵军粮。终因督办劳累过度，死于任上，加按察使衔。官至巡道。

金榜（1735年－1801年）

安徽徽州府歙县岩寺人（现徽州区），字蕊中，又字辅之。乾隆二十九年(1764)高宗南巡时召试举人，授内阁中书、军机处行走。乾隆三十七年状元，授翰林院修撰，曾任山西省乡试、京都会试副主考官。外祖卒，服丧不出，专事读书著述。少有大志，从江永学经，与戴震、程瑶田同学，又从桐城刘大櫆学古文，书法宗二王，精篆籀。精思博学，著《礼笺》10卷，朱硅为之作序，认为词精义赅。

吴锡龄(？—1776）

字纯甫，清代安徽休宁大斐人。乾隆四十年(1775）状元。授翰林院修撰，掌修国史。　据现存上海图书馆的《休宁大斐吴氏族谱》和道光版《休宁县志》记载，吴锡龄的父亲吴思英是康熙年间的休宁县学生员(秀才），病逝的时候，吴锡龄才3岁。吴锡龄是靠同父异母的哥哥吴长龄抚养成人。哥哥长龄是增贡生，替人当帐房先生挣钱养家，并延请名师为锡龄授课。乾隆三十七年(1772），江南乡试，吴锡龄中举人，授内阁中书，很快又进入军机处任职。乾隆四十年(1775）中一甲一名(状元）。闻讯，村中吴氏“尊德堂”悬挂“文魁武威”金匾。翰林没做满一年，吴锡龄病亡。其子吴若曾由拔贡入选吏部文选司，成为七品京官。

赵文楷（1760—1808）

字逸书，号介山，安徽安庆府太湖县北中镇宝坪村（现）人。嘉庆元年（1796年）状元，太和殿传胪宣榜一甲一名，嘉庆帝御批称赞他“文楷佳名期雅正，为霖渴望副求贤”；李振钧写贺诗云：“仙杖烟浮广乐鸣，御袍光映日华明。”赵文楷中状元后授翰林院修撰等职，其历史上较有影响的事件，是嘉庆五年出使琉球。嘉庆九年，赵文楷出任山西雁平道，署山西按察使，嘉庆十三年卒于任上，终年48岁。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与妻妾合葬于太湖景宁乡人形山。其后辈赵朴初老先生是全国政协副主席、民进中央名誉主席、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著名的社会活动家、杰出的爱国宗教领袖。赵氏从赵文楷到赵朴初，六代翰墨相传。

吴信中(1772—1827）

字阅甫，号蔼人，安徽休宁县长丰人，寄籍江苏吴县(今江苏苏州），吴云之子。嘉庆十三年三月，参加“戊辰科”会试。初九、十二、十五日三场考试下来，他榜上有名。四月二十一日，最后一级考试——殿试在保和殿开考，吴信中一举夺魁，成为清朝开国以来第六十九名状元。十五年出任河南乡试主考。二十一年出任广东乡试主考。二十三年大考詹翰时列为一等，升左庶子。次年出任湖北乡试主考。乡试结束回京，即升四品侍读学士。道光二年壬午(1822），石韫玉邀潘世恩、吴廷琛、侍养在籍的吴信中会饮鹤寿山房。黄丕烈闻之，以四人皆先后状元及第，而同会一堂，诚乡梓盛事，乃汇刻《四元倡和诗》一卷。后潘世恩又倩人绘成《芳园宴集图》。著有《玉树楼稿》。

　洪莹(1780-1840)

字宾华，号钤庵，历史人物。清代状元，于嘉庆十四年考中进士。安徽歙县人。官至翰林修撰。洪莹工书，楷书遒劲。著有《元和姓纂》十卷，唐林宝初撰，而后，洪莹等经过研究、搜索，共同给此书补缀完成。嘉庆七年洪莹刊印。

龙汝言（？－1838年）

名澄，字锦珊。一字子嘉，号济堂。清代南乡（今罗岭镇）人，状元、画家。龙汝言幼时孤贫，及第前曾在满洲一都统家做塾师。嘉庆寿诞，朝中大臣都要撰庆寿诗进献，都统将此事交龙汝言办理。龙汝言从康熙、乾隆、嘉庆御题诗抄本集句百韵，进呈御览。嘉庆阅后大悦，尤其得知是桐城龙汝言所作，更加欢欣，说：“南方士子往往不屑读先皇诗，此人熟读如此，足见其爱君之诚。”嘉庆十三年（1808），以寄籍廪生应天津召试，赐举人。次年，会试落第，嘉庆不悦。十九年会试，主司接受前科教训，将龙汝言试卷以一甲第一名（状元）批进。嘉庆拆封看到“龙汝言”三字，喜不自胜，说：“朕所赏之人，果然不谬。”授修撰，纂辑《秘殿珠林》、《石渠宝笈》三篇。二十一年任湖北正考官，二十四年任会试同考。不久，龙汝言参与修高宗实录，因校字不慎被革职。道光元年（1821），起用为内阁中书，授兵部主事，进兵部员外郎。其著作有《赐砚斋集》12卷传世。

戴兰芬（1781—1833年）

生于清高宗乾隆四十六年，卒于清宗道光十六年，安徽天长市人，字畹香，号湘圃，道光二年（1822年）状元。戴兰芬生性温醇，擅长诗词，他出身书香门第，祖辈十四世皆中秀才。嘉庆十三年，戴兰芬乡试得中举人。道光二年，朝廷为庆祝道光帝登基特开恩科。戴兰芬入选殿试，夺魁天下。授职翰林院修撰、掌修国史。道光八年，出任福建乡试主考官，人称取士公平。道光十年，提督陕甘学政。道光十三年，戴兰芬升翰林院侍读，转詹事府右庶子，充文澜阁校理，在任期间，虽仅为修撰之衔，却能整顿学规、杜绝弊陋。后累迁，官至侍讲学士。不久，患病身亡，英年早逝，时人惜之。

李振钧(？-？）

安庆府太湖人。少时随亲宦游名山大川，足迹半天下。清道光八年(1828年）乡试中举人。翌年登进士第，殿试状元。历任文渊阁校理、国史馆纂修、功臣馆纂修等。十七年任顺天乡试同考官。诰授奉政大夫。书法上很有造诣，笔法超逸。著述丰富，但已大半散佚。

孙家鼐（1827~1909）

字燮臣，号蛰生、容卿、澹静老人，安徽寿州（今淮南寿县）人。清咸丰九年（1859）状元，与翁同龢同为光绪帝师。累迁内阁学士，历任工部侍郎，署工部，礼部、户部、吏部、刑部尚书。1898年7月3日以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受命为京师大学堂（今北京大学）首任管理学务大臣，1900年后任文渊阁大学士、学务大臣等。卒后谥曰“文正”。

洪钧(1839-1893)

祖籍安徽歙州，先世后经商，以商籍居浙江。到了洪钧祖父洪启立时从安徽迁移到江苏苏州。洪钧年少时，因家贫曾经让他学过做买卖。他痛哭流涕，要求念书。苦读寒窗，勤奋异常。同治七年，洪钧得中状元，授翰林院修撰。同治九年，洪钧出任湖北、江西等处学政。

中状元良代表什么生肖3

今人常将北宋著名文学家苏轼的诗“读书万卷不读律，致君尧舜知无术”，作为苏轼乃至中国古代士大夫鄙薄法律的证据，这一理解稍显简单化。实际上，苏轼的本意并非如此，而且中国古代大部分士大夫也认为，无论是从政为官，还是治学修身，都需要学习一些法律知识，有的还有较深的法学素养。但受制于大环境，律学是不大受重视的学问，官员们也不大尊重法制，甚至公然法外用刑而不以为非。

实际上，读书亦读律是中国古代许多有识之士

（不限于官场人士）

的共同主张。从一些间接记载看，中国古代士大夫的律学修养不错。但另一方面，律学始终是不大被看重的学问，苏轼诗中反映出的不以为然和牢骚，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社会的部分真实。更有说服力的证据是，相对于对律学的淡漠，士大夫对儒家经典的学习多较为自觉，即使是刑名官员也多具有较深的儒学功底。

此外，一方面是因为“无讼”的传统，律学没有活动空间，发挥不了什么作用。一般读书人出于功利目的，没有学习法律的动力和兴趣。另一方面与中国古代传统价值观有关。传统士大夫和官僚阶层大都认为，“吏事”和“文章”、律令和儒学的地位是有高下贵贱之分的，吏事和律令刻薄寡恩，是法家之术；文章和儒学则仁慈深远，是先王之道。

直到清末法制改革以后，社会上才逐渐重视法律，法学才逐渐成为热门专业。至于真正把法律当一回事，尊重法制和人权，那更是后来的事情了。但中国古代士大夫关于读律的重要性，以及读律和读书关系的论述，颇有独到之处，对今天也有启发。

北京大学近代法研究所兼职研究员、法学博士张群，由苏轼的这句戏言开始谈起，重新梳理了中国各个朝代和士大夫们对于法律的观念和态度，为我们讲述了中国古代士大夫的法律观，以及中国古代法律观念的演变史。文章选自《法史学刊·2019年卷·总第14卷》，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授权刊发。

中国古代士大夫的法律观：“读书万卷不读律”？

撰文丨张群

整合 | 吴鑫

北宋著名文学家、诗人苏轼曾有一句“读书万卷不读律，致君尧舜知

（一作终）

无术”的诗，流传甚广，常被作为苏轼乃至中国古代读书人鄙薄法律的证据。

清末修订法律大臣沈家本认为此诗乃“苏氏于

（王）

安石之新法，概以为非，故并此讥之，而究非通论也”。近代著名法学家杨鸿烈先生也以这句话为据，断言苏轼“对于此道

（指法律）

全是外行”。

这些意见从字面上看不无道理，但稍显简单化，苏轼的本意并非如此，中国古代读书人对法律的态度也远比这一句话复杂。

《法史学刊·2019年卷·总第14卷》，中国法律史学会、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主办，张生主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5月版。

苏轼的本意和实际

根据《乌台诗话》记载，该诗背景大略如下：“是时朝廷新兴律学，

（苏）

轼意非之。以为法律不足以致君于尧舜，今时又专用法律忘记诗书，故言我读万卷书不读法律，盖闻法律之中无致尧舜之术也。” 苏轼还因此遭到御史舒亶的弹劾：“陛下明法以课试群吏，

（苏轼）

则曰读书万卷不读律，致君尧舜知无术。”不难发现，这很大程度上只是苏轼在诗歌中的文学表达，反映了他对朝廷过于强调法律的选人用人政策的不满，并不表示他认为法律不重要。

事实上，苏轼本人重视法律在施政中的作用，个人也勤于学习并熟悉法律。例如在讨论商旅出境问题上，苏轼熟练征引《庆历编敕》、《嘉祐编敕》、《熙宁编敕》、《元祐编敕》等有关规定，主张加强商旅出境贸易管制。在高丽使者买书问题上，苏轼持反对态度，他不仅熟练征引有关编敕为自己背书，还针对支持派援引《国朝会要》为据

（淳化四年、大中祥符九年、天禧五年均曾赐高丽《史记》等书）

指出，“事诚无害，虽无例亦可；若有其害，虽例不可用也”，并从法理角度指出，“《会要》之为书，朝廷以备检阅，非如《编敕》一一皆当施行也”。在讨论五谷力胜税钱问题上，苏轼更广引《天圣附令》、《元丰令》、《元祐敕》等法规文件为自己辩护。

苏轼

有法律史学者曾引用苏轼关于五谷力胜税钱问题的这篇劄子，高度肯定苏轼提出的“以法活人”主张

（即依据法律、法令减轻民间疾苦）

，并评论说：“熟悉法典敕令，本是宋代地方官员为政的一项基本要求。值得玩味的是，苏轼从忧国忧民的悲愤意识出发，把法令的贯彻落实到减轻民间疾苦上，这既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他的法律素养及人文情怀，也同时说明了忧患意识、法律观念与立法从政的密切关系。”认为苏轼在这方面，算“一个典型的代表人物”。这一评论是比较准确的。这也应是苏轼政绩比较突出、受到广泛肯定的重要原因。

概言之，苏轼对法律的实际态度远非诗句看起来的那么反感，反而是积极学习的。但后人对此的解读却多流于形式，未能认真探究其真意，有的则根本不在乎苏轼本意何在。当然，根源还是在对读律和读书关系的认识上存在分歧。

元代：读书亦读律

大概因为同代人熟悉苏轼写诗的背景，理解其意图，不致产生重大误会，宋人似乎没有专门评论此诗用意的。下面主要看一下元、明、清时期诸人对此诗的解读，以及对读书读律的看法，从中管窥中国古人对法律的态度。

元人大多认为，国家治理和个人治学应当既读诗书又读律，二者都很重要。表现在言论上，就是读律与读书相提并论。元代杨维桢引用该诗说：“苏子之所感论者，岂诬我哉！”并声称元朝就是这样做的：“以儒道理天下，士往往由科第入官，凡谳一狱、断一刑，稽经援史，与时制相参，未有吏不通经、儒不识律者也。”揭傒斯提出：“夫文以制治，武以定乱，法律以辅治，财用以立国，皆君子之事所当学者。”朱德润提出：“读书所以知天下之有道，读律所以识朝廷之有法。士之出处穷达，夫古今事势，非道无以统体，非法无以辅治，于斯咸依焉。”甚至官方科举考试还以此为题：“或言读书不读律者，盖有所讥。及其释经辄引律文，岂文章之士于律亦不废欤？”

元人诗歌中也多类似表达。例如：“俗吏固不可，腐儒良足嗤。明经先植本，读律贵知时。”“近曾读律知名例，早事通经识孝慈。”“读经还读律，为吏本为儒。”“读书复读律，才比百炼钢。”“君家有子为时出，且喜读书兼读律。”早年读律如五经，案头夜照练囊萤。”“高人读律仍读书，白头在堂辞我归。”“读书读律已称贤，孝友尤闻远迩传。”“读书万卷更读律，掉头不肯为萧曹。”

元人的这种看法，虽然也强调读书，但和唐宋更为重视读书的观念明显有一定距离。这可能和元代国家治理思想和价值导向有关。元代鉴于宋代尚文“迂而固”之弊，改行“左儒而右吏”政策，强调“以法律治天下”，不重视儒学，甚至一度废除科举，因而起用了较多刀笔吏出身的官员，“所与共治出刀笔吏十九”。元朝政府还明确提出，“吾儒事诗书，安用法律”者，“有司所不取”。故，普通人对读律的看法较为正面。

明清：居官不可不读律

明清时期，多视此诗为苏轼讥讽之言，不可当真，认为苏轼本意还是赞成读律

（但似乎也无人认真去考察苏轼本人是否重视和学习法律）

，而且多借机正面提出和论证读律如何重要，特别是对居官从政之人。有些人虽然没有引用苏轼这句诗，提出的理由也各不相同，但强调读律的观点是一致的，因此下面一并介绍，不再一一区分。

明初名臣、曾任监察御史的著名儒学人物薛瑄认为，熟读律令不仅有助于从政，还有助于律己：“为政以法律为师，亦名言也。既知律己又可治人。”“凡国家礼文制度、法律条例之类，皆能熟读深考之，则有以酬应世务而不戾乎时宜。”明代中期名臣陆容曾任南京主事、兵部职方郎中、浙江参政等官，他根据亲身经历，得出与薛瑄相近的结论。其所著《菽园杂记》卷六引用苏轼诗后评论说：

此虽讥切时事之言，然律令一代典法，学者知此，未能律人，亦可律己，不可不读也。书言议事以制，而必曰典常作师。其不可偏废明矣。尝见文人中有等迂腐及浮薄者，往往指斥持法勤事之士，以为俗流，而于时制漫不之省。及其临事，误犯吏议，则无可释，而溺于亲爱者，顾以法司为刻，良可笑也。

（[明]陆容：《菽园杂记》卷六，中华书局，1985，第70页。）

陆容还在《菽园杂记》卷三记载某年轻官员因不读《皇明祖训》差点闯下杀头大祸的故事，认为不熟悉律例后果很严重，“非但诒笑于人而已”，主张“本朝法制诸书，不可不遍观而博识”。

后生新进，议论政事，最宜慎重。盖经籍中所得者义理耳，祖宗旧章，朝廷新例，使或见之未真，知之未悉，万一所言乖谬，非但诒笑于人而已。尝记初登第后，闻数同年谈论都御史李公侃禁约娼妇事。或问：“何以使之改业不犯？”同年李钊云：“必黥刺其面，使无可欲，则自不为此矣。”众皆称善，予亦窃识之久矣。近得《皇明祖训》观之，首章有云：“子孙做皇帝时，止守律与《大诰》，并不用黥刺剕劓阉割之刑。臣下敢有奏用此刑者，文武群臣即时劾奏，将犯人凌迟，全家处死。”为之毛骨竦然。此议事以制，圣人不能不为学古入官者告，而本朝法制诸书，不可不遍观而博识也。

（[明]陆容：《菽园杂记》卷三，中华书局，1985，第33页。）

明代中期，正德辛巳年进士、曾任南京刑部主事的敖英不仅主张读律，还曾探讨“入仕途读律，当以何者为先？”的问题，认为“先读治己之律，若不能律己，而遂律人，难哉。如出入人罪、故禁故勘平人、决罚不如法、老幼不拷讯、凌辱军职之类，皆治己之律，宜书座右奉以周旋，不然吾恐巨室或议其后矣，不然吾恐当路或殿其课矣”。

明末清初著名思想家陆世仪引用薛瑄的话

（“凡国家礼文制度、法律条例之类，皆当熟读深考”）

评论说，孔子“动称周家法度”，说明其熟悉和重视制度，而后世学者只知道形式主义地追随孔子谈论周代制度，却忽视现实法制的学习，可谓“不善学孔子者矣”

（“愚谓孔子动称周家法度，虽周公制作之善，亦从周故也。予每怪后儒学孔子亦动称周家法度，而于昭代之制则废而不讲，亦不善学孔子者矣。”）

还引用陆容的有关言论

（但似引用有误，参见上文）

，认为“居官而读律令，所谓入国问禁也”，学者不可以忽视律令之学：

昔陆文量公尝言国家当设宰相，及读律令，有“以后官员人等有妄言设立宰相者，满朝文武大臣一时执奏，将本犯凌迟处死”，不觉失色。因叹居官不可不读律令。今之学者，奈何忽诸？

（[清]魏源编《皇朝经世文编》卷三，岳麓书社，2004，第118页。）

明末清初著名理学家李顒也认为：“律令，最为知今之要。而今之学者，至有终其身未之闻者。读书万卷不读律，致君尧舜终无术，夫岂无谓而云然乎！”明末清初另外一位著名思想家顾炎武，没有明确提出应当读律，但从其批评科举考试拟判作弊的激烈态度看，他应该也是赞成的。

清代康熙年间刑部尚书姚文然公开表达“律学之不可不讲”的观点，写了许多法律文章，魏源编《皇朝经世文编》刑政类选录其文七篇，是比较多的人之一。他还撰写有大批律学笔记，汇总题为《白云语录》。

乾隆年间状元出身的刑部侍郎钱维城明确反对读律无用论，尤其是因果之说。他说：“夫刑之关于治乱，大矣。”“自煦煦为仁者惑于果报之说，动言庭坚不祀，由于作士，绝口不敢谈，至以读书不读律，用为訾謷，岂不谬哉！”“律之为书，别嫌疑，明是非，其义同春秋，而三百三千，与礼教相出入。”“儒者平时鄙为不足道，一旦临民，其不以人命为草菅，也几希矣。”

清代后期著名官僚、学者梁章钜曾任军机章京、员外郎、知府、按察使、布政使、巡抚并兼署总督等官，行政经验相当丰富，还撰写多种著作传世。他不仅主张读律，还认为律、例都要读：“服官不能不读律，读律不能不读例，例分八字，则以、准、皆、各、其、及、即、若之义，不可不先讲求也。”

清代后期著名文臣周寿昌曾任翰林编修、起居注官、实录馆纂修、侍读学士、户部左侍郎、内阁学士等官，多次扈从随侍皇帝。他认为，苏轼的诗是讥讽之言，“此因当日安石用商鞅之术，作新法以祸苍生，士大夫承其风旨，专习申、韩家言以干进。故东坡咏此讥之”，“其实律何可不读也？”接着引用上述陆世仪的话，批评其时学者轻视律学，视会典、律例为俗学的陈旧观念：“昔何休注春秋，率举汉律。郑君注三礼，亦举律说。此穷礼好古之则也。……今人于会典、通礼、律例等书视为俗学，不知所谓不俗者何学也。”

清末著名学者朱一新曾任内阁中书、翰林院编修、陕西道监察御史，他认为“儒者不可不读律，律意精深，俗吏乌乎知之？”

上述主张读律的明清诸人中，有当过中央和地方大员的资深官僚，也有只是作文字工作的皇帝身边的侍臣，还有讲学一辈子、没有怎么当过官的思想家，应该可以代表明清时期大部分士大夫的意见。

一般社会观念上，也多将读书与读律相提并论，特别是官场上，如清代江苏臬署大堂楹联：“读律即读书，愿凡事从天理讲求，勿以聪明矜独见；在官如在客，念平日所私心向往，肯将温饱负初衷。”某衙署楹联：“吏民莫作官长看，法律要与诗书通。”

在文学作品里，苏轼这句诗也已然成为一个符号，用来批评那些不通世事、不重实际、没有行政才干的官员和士子。如清末才女汪藕裳撰写的弹词《子虚记》中，牛抚台说：“好一个不通的宰相，真乃是读书万卷不读律了。”

中国古代士大夫的法律观、根源及局限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苏轼这句诗只是“一时戏言”，读书亦读律是中国古代许多有识之士

（不限于官场人士）

的共同主张。对官吏来说，熟悉律令是履职尽责的需要。对一般士大夫而言，律令也是其知识修养的一部分。前文已经梳理元明清时期的一些史料，这里再补充一些唐宋资料。例如唐人云：“评事不读律，博士不寻章。”就是针对武则天时封官过滥，许多司法官员不具备相应法律知识所发。北宋欧阳修与士大夫接触，只谈吏事，不及文章，认为“文学止于润身，政事可以及物”，所谓吏事应该也包括法律。宋刘克庄自称：“宝庆初元，余有民社之寄。平生嗜好一切禁止，专习为吏。勤苦三年，邑无缺事。”

从一些间接记载看，中国古代士大夫的律学修养不错。如宋代周密《齐东野语》卷八《义绝合离》记载，陈振孙曾就一个义绝案例发表了很有见地的意见，而陈振孙是著名目录学著作《直斋书录解题》的作者，一位典型的信奉儒学的读书人。清代史学家钱大昕所撰《十驾斋养新录》，有多处涉及法律问题

（卷六《古律有荫减荫赎》、《加役流》、《断屠月禁杀日》、《碑碣石兽》、《居官避家讳》，卷七《折杖起于宋初》、《凌迟》，卷十三《唐律疏议》，卷十四《洗冤录》）

，资料援引广泛，遍及唐律、刑法志等，其中《凌迟》较之沈家本所述，不乏更为详尽之处。

但另一方面，律学始终是不大被看重的学问，苏轼诗中反映出的不以为然和牢骚，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社会的部分真实。元代有明显的鼓励读律政策，仍然“士之读律者亦鲜”，北京周边“郡县官吏贪污苟且，通知法律者少”，乃至有人自称“予一生读书不读律”。明末“士不读律”，科举考试拟判一场，公开作弊造假。薛瑄、陆世仪最主读律，但二人主要精力还是在儒学，前者“学一本程、朱”，后者“学笃守程朱”。直到清末，薛允升还感慨说：“士大夫辄高论义理，以法律为申韩之学，残忍刻薄，绝不寓目，岂知法律亦有出于义理者乎？此之不知，则其所谈之义理，亦可以想见矣。”

更有说服力的证据是，相对于对律学的淡漠，士大夫对儒家经典的学习多较为自觉，即使是刑名官员也多具有较深的儒学功底，例如薛允升撰写的《唐明律合编》，频繁征引洪迈、顾炎武、钱大昕等的观点，显见对四部典籍之熟悉。有的刑名官员还有文史著作传世。清代著名绍兴师爷汪辉祖所著《元史本证》是考史作品，颇受赞誉，中华书局点校《元史》时还将其作为参考。清末著名法学家沈家本著有《诸史琐言》、《日南随笔》等“非刑律者又二十余种”，其经史造诣获著名文史学家张舜徽先生高度评价。

有些官吏因各种原因，年轻时以读律为主，但等生活安定或者晋升到一定职位后，都会再去研读儒家诗书，而且大多出于主动和自觉，舆论也对此予以好评。例如元代撰写《刑统赋释义》的梁彦举，“自童年即以吏事起身，至老而求诸经史，以文其律家之学”，故是书“不惟精于法家之律，而又明于儒者之经史也”。

还有多位官员有着类似经历，例如：“……于是改读律。已而又以法家少恩……尽弃故学，一意读六经，学为文章。”“……公退而读律。不二三年，条例及注释，问无不知。他日，又问生：我读律，知大纲矣。窃谓，刑法但能治罪恶之有迹者耳。假有情不可耐，而迹无可寻者，何以治之？生曰：圣人作《春秋》，不诛其人身。子能读《春秋》，则治心与迹，两俱不困矣！公复从人授《春秋》。”这些都生动显示了儒学和律学的不同地位，以及士大夫儒学、律学修养的差距。

这种态度、观念和言行，一方面是因为“无讼”的传统，律学没有活动空间，发挥不了什么作用。一般读书人出于功利目的，没有学习法律的动力和兴趣。

另一方面与中国古代传统价值观有关。传统士大夫和官僚阶层大都认为，“吏事”和“文章”、律令和儒学的地位是有高下贵贱之分的，吏事和律令刻薄寡恩，是法家之术；文章和儒学则仁慈深远，是先王之道。例如唐人认为：“夫为国之体有四焉：一曰仁义，二曰礼制，三曰法令，四曰刑罚。仁义礼制，政之本也；法令刑罚，政之末也。”杜甫诗云：“舜举十六相，身尊道何高。秦时任商鞅，法令如牛毛。”宋人认为：“圣人之为政也，太上以仁，其次以智。仁智不行，上下无信，是故刑之设也，盖国家不得已而用之。”司马光为相，更直言：“宰相以道佐人主，安用例！苟用例，则胥吏足矣。”“人君务明先王之道，而不习律令。”朱熹也认为：“政者，为治之具。刑者，辅治之法。德礼则所以出治之本，而德又礼之本也。此其相为终始，虽不可以偏废，然政刑能使民远罪而已，德礼之效，则有以使民日迁善而不自如。故治民者不可徒恃其末，又当远探其本也。”

这种价值观在对人才的评价上表现得尤为明显。唐初宰相房玄龄、杜如晦“听受词讼，月不暇给”，唐太宗对此提出严厉批评，认为他们没有把精力放到作为一个宰相应该做的事情上

（“求访贤哲”）

。欧阳修对人的评语也以文章为贵、吏事为轻：“吏事不足污子，当以文章居台阁。”

即使最为重视律学的元代，亦不乏类似表达，如“书破万卷，何须读律以致君；文似六经，便合从今而修史。”“仁义礼乐，治之本也；法令刑罚，辅治者也。”“法律非不任也，任之以为辅治之具，非为治之本也。”“刑者辅治之具，非恃刑以为治者也。”“申、商之法，岂能加于周、孔之道！学儒不愈乎？”“天下亦岂有舍儒而可以为吏者？”“人之为人，惟孔夫子札萨克

（指《论语》一书）

不可违耳。”“札萨克，华言犹法律也。” 明人认为：“为治莫先于德教，辅治莫先于刑罚。”

明末清初顾炎武认为：“法制禁令，王者之所不废，而非所以为治也。其本在正人心、厚风俗而已。”批评“秦以任刀笔之吏而亡天下，此固已事之明验也”。又说“诸葛孔明开诚心，布公道，而上下之交，人无间言”，“魏操、吴权任法术，以御其臣，而篡夺相仍，略无宁岁。天下之事，固非法之所能防也”。最经典的论断则是清代四库馆臣所云：“刑为盛世所不能废，而亦盛世所不尚。”

顾炎武

在制度上，官方对学习儒家经典有强制性要求，属于“必修课”，例如汉代小吏亦须通经。唐代九流百家之士，“并附诸国学，而授之以经”。地方办学亦“非圣哲之书不得教授”。对读律则很少有这样普遍的强制性要求。

当然，更具指标性意义的是人才选拔制度。汉代尚无这样的限制，其时人才多出胥吏。但随后开始变化，唐代明确规定，科举考生出身“州县小吏”的，“虽艺文可采，勿举”。宋代“非进士及第者，不得美官”。金朝规定，律科举人必须通过儒学考试，“知教化之原”，才能获得功名：“律科举人止知读律，不知教化之原，必使通治论语、孟子，涵养器度。遇府、会试，委经义试官出题别试，与本科通定去留为宜。”元代由吏出身者，可至宰执、台谏，“故士皆乐为吏”，但实际上，人才选拔仍以擅“文章”者为最上等：“方是时，国家取士非一途，或以艺，或以资，或以功，或以法律，其最上者以文章荐，可立置馆阁。”“上之取士，先德行，次经学，次文艺，次政事。”

明初选官三途并用，其一为吏员

（另二为荐举、进士监生）

，著名循吏、苏州知府况钟即出身吏员

（“初以吏事尚书吕震，奇其才”）

。但更多的是限制，明太祖朱元璋时禁止吏员参加科举，“吏胥心术已坏，不许应试”，“凡选举，毋录吏卒之徒”。 明成祖朱棣时又禁止吏员当御史，“御史，国之司直，必有常识，达识体，廉正不阿，乃可任之。若刀笔吏，知利不知义，知刻薄不知大体，用之任风纪，使人轻视朝廷”。明英宗时禁止吏员当郡守

（“吏员鲜有不急于利者”）

。这样的制度安排自很难指望律学受到重视。

最后还要特别指出的是，虽然中国古代许多读书人认为居官修身均有必要读律，史书上也有相当丰富的秉公执法、大公无私的记载，但实践中，普遍不大尊重法制，更不乏公然法外用刑者。而这和当事人是否读律几乎没有什么相关性。如宋代号称重法慎罚，但据清代史学家赵翼统计，《宋史》中有七个地方官违法专杀的案例，其中六个涉及军法，情况紧急，不妨便宜处之，“用重典以儆凶顽”，但第七个案例不过是一位继子醉酒之后詈骂后母。而作出这一震惊宰相王安石决断的主角舒亶，不过是一名刚刚踏入仕途的年轻小吏

（临海尉）

。这也就难怪赵翼要批评宋代朝纲废弛：“舒亶以小吏而擅杀逆子，虽不悖于律，而事非军政，官非宪府，生杀专之，亦可见宋政之太弛也。”但此事并未影响舒亶仕途，反而让其进入高层视野，官运亨通，后来更成为弹劾苏轼的主要干将之一。赵翼的统计限于死刑，如果将范围扩大到一般违法处罚，则苏轼亦在其中。

前文说过苏轼重视法制，也熟悉法律，但苏轼也认为，必要时可以法外用刑。他在元丰元年

（1078）

《徐州上皇帝书》中，引用汉代丞相王嘉“二千石益轻贱，吏民慢易之”的话，认为宋代亦“郡守之威权”太轻，表现之一就是“欲督捕盗贼，法外求一钱以使人且不可得”，“盗贼凶人，情重而法轻者，守臣辄配流之，则使所在法司覆按其状，劾以失入”，认为“惴惴如此，何以得吏士死力而破奸人之党乎？”他建议“京东多盗之郡”，“皆慎择守臣，听法外处置强盗”，并且“颇赐缗钱，使得以布设耳目，蓄养爪牙”。

对此，苏轼并非说说而已，而是切实付诸行动。在杭州知州任上，他曾经一年之内三次法外用刑。

其一是元祐四年

（1089）

七月，杭州百姓颜章、颜益二人带领二百余人到知州衙门闹事。苏轼调查后发现，此二人之父颜巽乃第一等豪户，父子一向把持、操纵纳绢事务，此次闹事，就是针对苏轼的纳绢新政。本来州右司理院已“依法决讫”，但苏轼认为，二人“以匹夫之微，令行于众，举手一呼，数百人从之，欲以众多之势，胁制官吏，必欲今后常纳恶绢，不容臣等少革前弊，情理巨蠹，实难含忍”，决定“法外刺配”。判云：“颜章、颜益家傅凶狡，气盖乡闾。故能奋臂一呼，从者数百。欲以摇动长吏，胁制监官。蠹害之深，难从常法。”刺配本州牢城，并上报朝廷，“谨录奏闻，伏候敕旨”。

其二是元祐四年十一月，浙江灾荒，社会不太稳定。苏轼鉴于“浙中奸民结为群党，兴贩私盐，急则为盗”，担心“饥馑之民，散流江海之上，群党愈众，或为深患”，请朝廷准许对于“应盗贼情理重者，及私盐结聚群党”，皆许“法外行遣”，等到情况好转之后再恢复常态

（“候丰熟日依旧”）

。

其三是元祐四年十一月，福建商人徐戬受高丽钱物，于杭州雕刻《华严经》并海舶载去交纳，事毕又载五名高丽僧人来杭。苏轼认为，“福建狡商，专擅交通高丽，引惹牟利，如徐戬者甚众”，“此风岂可滋长，若驯致其弊，敌国奸细，何所不至？”将徐戬枷送左司理院查办，并上书皇帝，“乞法外重行，以戒一路奸民猾商”。后奉圣旨，徐戬“特送千里外州、军编管”。

按照现代法理，在发生外敌入侵、社会动乱、重大自然灾害等紧急状态下，可以允许在一定程度上突破法律。因此，苏轼的上述观点不可简单地予以否定，而要具体分析。详言之，苏轼关于救灾可以法外施仁的观点应予以肯定，关于私盐犯的法外用刑也可以接受，但法外刺配闹事的颜章、颜益似无必要，因当时局势和肇事者均已控制；法外惩处福建商人徐戬亦显苛刻，其危害和影响似远无苏轼指称的那样严重，这只能从苏轼本人的外交观上去找原因了。事实上，“法外刺配”颜章、颜益一事很快就被苏轼的政敌贾易等人抓住，作为攻击他的一大罪状。苏轼被迫继续外任。

元祐八年，苏轼又因“法外支赏，令人告捕强恶贼人”，遭到台官弹劾

（“妄用颍州官钱”）

，但这次皇帝未予理睬。这大概也能反映世人的态度。更具讽刺意味的是，批评苏轼违法的贾易本人则根本不学法律。贾易担任常州司法参军

（考上进士之后的第一个职位）

期间，“自以儒者不闲法令，岁议狱，唯求合于人情，曰：人情所在，法亦在焉”。而史书亦赞美他“迄去，郡中称平”。这样一种对法律无用和无所谓的态度自不是个案和偶然，这或许就是限制中国古代法治和律学发展的民族心理基因。

总体来看，中国传统社会大多数人还是认为读诗书更重要、更精深、更高尚，读律则只是辅助性、工具性的，且格调不高。直到清末法制改革以后，社会上才逐渐重视法律，法学才逐渐成为热门专业。至于真正把法律当一回事，尊重法治和人权，那更是后来的事情了。但中国古代士大夫关于读律的重要性，以及读律和读书关系的论述，颇有独到之处，对今天也有启发。

（作者张群，系北京大学近代法研究所兼职研究员、法学博士。原文标题为“也谈’读书万卷不读律’——兼及中国古代士大夫的法律观”。文章选自《法史学刊·2019年卷·总第14卷》，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授权刊发。）

整合丨吴鑫

作者 | 张群

编辑丨徐悦东

校对丨翟永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