树肖代表什么生肖
600位“愚公”凿穿燕山40周年 三流水的路还在走,下面一起来看看本站小编新京报给大家精心整理的答案，希望对您有帮助
树肖代表什么生肖1
新京报讯（记者 张静雅）北京房山，太行山山脉与燕山山脉交汇处，有一个叫“三流水”的小村庄。与所有埋在大山褶皱里的山村一样，这个村子必须和严酷的自然环境斗争，而村民采取的方式则格外决绝——1200米的高峰硬是从腰间被掏出了一条1080米长的隧道。自1979年三流水人凿穿了燕山，到3年前隧道最后一次加固完毕，“求生之路”已整整走了40年，当年凿山的600名当代“愚公”，或去或老。路通了，村里却还是冷清了下去，那些沿着隧道走出去的年轻人，走了再也不回头。当时如果不修路，村庄或许早就整体搬迁了吧？留守的老人们难免有些惆怅。这里山美水好，老人们种出的特产“红肖梨”快要丰收了，有了新的盼头。漫山梨花桃花盛开，岁月终究不能回头，三流水的自强之路，还在艰难地走着。
三流水村通向外界的隧道。新京报记者 王巍 摄
现实版桃花源记 三流水村无流水
出北京市区沿108国道迂回曲折的山路西行，在89公里处下道，向南沿盘山路上行3.5公里，就是三流水村了。地处太行山山脉与燕山山脉交汇处，村子被四面高山紧紧抱死：南边和西边是1000多米高的大凹尖山，翻过去就是河北涿州平原；东南方是800多米高的棺材山，越过去就是著名的周口店猿人遗址；东面和北面是1200多米高的后坡山，属于燕山山系，山后是房山区霞云岭乡政府所在地。老辈人传说曾有三条溪水，交汇到这个山谷盆地，这也是村名的由来。传说毕竟是传说，这三条溪水至少现在的村民都没见到过。
进入三流水村需要经过一条长长的隧道。隧道口立着一块木牌，上面写着“世外桃源”三流水，板子上介绍着三流水村的自然风貌以及穿越登山步道导览图，洞口上方是五个红色的大字“三流水隧道”。车子开进洞里，洞底路面十分平展，间隔一段就有感应灯不时亮起。隧道不算宽，能容下一辆卡车通行。如果想面对面错车，要拣选偶尔出现的宽阔处小心通过。
经过大约两分钟车程，便能迎来光亮，隧道走到了尽头。出了洞，就是一条十来米的通道，直通村里的小广场。正值防火期，几名穿着红背心的老人正坐在小广场的椅子上，晒着太阳聊着天，村里的小狗旁若无人地遛着弯。
村子小广场上，老人正在晒着太阳聊着天。新京报记者 王巍 摄
隧道虽然挺长，在外乡人看来不会觉得有什么特别，倒是进村后漫山遍野的桃花梨花会让人眼前一亮。“阡陌交通，鸡犬相闻。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用《桃花源记》里的诗句形容这里，并不为过。
关于村子的形成，村中流传着两个版本。其一“大约在1860年前后，一家姓刘的人也许是逃荒，也许是避战乱，来到这里落脚，繁衍生息就形成了这个村子，现在村子里还是姓刘的人家多。”村民杨忠田说在《百花山志》中有“霞云岭”一章，其中记载：“三流水村，村址海拔703米，周围是海拔超过850米的石灰岩山地，村域面积14.2平方公里。清代成村。”另外一个说法，则是村民刘进良所称，在新中国成立前后那段时间，有一大队人进入山中建造石板，进而在山中留了下来，形成这个小村子。
无论是什么由来，无可争论的是，大山曾经阻断了这个小山村和外界的交往。进山时那条不算特别的隧道，村里为之付出了整整一代人的青春。隧道改变了村子的走向，也改变了村民们的命运。
俯瞰三流水隧道。新京报记者 王巍 摄
养猪都不敢养肥 因为出山“背不动”
“1992年，三流水经过拓宽的隧道通车后，村里90岁以上的老人才见到传说中的汽车是什么样子。在这之前，许多人一辈子没走出过三流水村。”曾经担任过三流水村支书的刘振先说，“现在从村里开车到霞云岭最多10分钟，搁过去，翻山去趟霞云岭最快也要半天。”这是他们曾经想都不敢想的，因为，曾经“想要走出去太难了”。
说起原来的出行难，村民打开了话匣子。“那时公社供销社定期收猪，这里的猪都不敢养大，最大的150斤，再大就背不动了，更不好背出去卖。”村民刘进良说，村子里卖猪都要靠人力背出去。一只一百多斤的猪，要找三四个壮劳力，背上三四个小时，才能到霞云岭。“赶上收猪的日子，家里有猪的就犯难，猪是活物，装在背篓里不老实，这可是技术活，怂人背不了。一早走上山路，背到供销社，过了磅卖掉，再走回来就天黑了，溜溜儿一天。”刘进良说，那时候村里人都是互相帮忙，不需要给工钱，只要管顿饭就行。
原来的出山路。新京报记者 王巍 摄
76岁的唐桂生，别看个子不高还挺瘦，当年他一个人可以背300斤，是村里出名的壮劳力。有一次往山上送粪，按斤数算工分，他把背篓装出了尖，背到山上一过磅，315斤。虽然有一膀子力气，年轻时靠力气吃饭的日子并不让他怀念，“背竹篓的绳子把肩膀都要勒断了。记得有一次，我走在山上，看着前面没有尽头的路，心里难受得想哭。”唐桂生说，在一趟趟的山路中，他心里不时会抱怨为什么自己生在这个村里。
村里人最害怕的是有人生病。“村里有人生病能挨就挨了，实在挨不过的，要背到山外的医院。为了走山路，我们村还有专门背病人的篓子。”唐桂生回忆，曾经有个刘家人，在山上敲石板，被滚下来的石头砸断了腿，疼得一直叫。村里人看情况严重，决定给他背出去治病。“我把家里的门板卸下来，垫上被子当担架，三个人一起把他往外抬。谁想到，走了一半，板子断了。人摔在地上，我们只能轮流背着他出去。”还有一次深夜下大雨，刘老太太病得厉害，唐桂生和另外两个人一起，准备轮流背，把老太太放进篓子，给她盖上雨衣，背起来就上了山。雨大路滑，三个人几乎是爬着走，老太太的儿子跟在后边哭哭啼啼。“我们也着急，生怕走得慢耽误了看病。不知道跌了多少跤，连滚带爬，快天亮了，才赶到下河医院。可是医生说，已经来不及抢救了。”说起这事，唐桂生很伤感，仿佛回到了原来那个无奈的年代。
被贫穷包围 村人盼望出逃
刘振先说，村民被困在山里，就像是被贫穷包围了一样，无处可逃。“那时候村里的人都穷，没有一家人家里富裕的。”他说，愈是没有出路就愈是贫穷，甚至穷到连吃的都没有，“玉米皮、树叶子沤烂了，模样跟大粪一样，这就是吃食。穷到连烧的柴火都没有，虽然守着四面大山，但是山上的树木枯草早就被采光了。到冬天，村里几百口人都上山拾柴火，方圆三十里难找到烧的柴草。”想起那时候的生活，刘振先不由得抹了抹眼泪，喝了一口酒。“家里要是再养上个孩子，这日子紧的，真是上顿吃完得去找下顿，一点余粮都没有。”
因为交通闭塞，进出村子都要花上半天的工夫，村里的物资也十分匮乏。谁要是从城里买回件新衣服，村里人能围着看上半天。村里的女孩们更是向往着能嫁出村子，“出逃”到外面去生活。“那时候山外的村子都这样吓唬小女孩，‘再不听话，长大了把你嫁到三流水。’我们村里的光棍多是出了名的。外村姑娘不愿意嫁来，有门路的小伙子就出去给人当上门女婿，有一家的哥仨都‘嫁’出去了，还改了姓。这样出去倒插门的就有60多人。没辙的就只好打光棍，像现在的刘玉国、刘振才都70多了，不还是光棍？”刘振先说。
刘振先并不认可三流水村贫瘠这一说法，他认为，村子里也有好东西，只是当时缺乏一个出口，至少不至于饿肚子。“山里的好东西出不去，外边的东西也进不来，都是因为把村子围起来的大山。我们这里产‘红肖梨’，曾经上过国宴，好年景能产30多万斤。”
红肖梨是好东西，又叫红梨，素有“京北名果”之称，产地就是燕山。在明清两朝，红肖梨还当过贡品。这种梨又大又圆，虽然肉质较粗但特别生津止渴。三流水村的红肖梨还格外甜，因为这里的水质土质都适合种植。村里老人说，大概还没这村子的时候，这里就有野生红肖梨的踪迹，新中国成立后，村里多户人家还找来了树苗进行种植，算是村里的特产。”刘振先回忆，没有路的时候，这些梨全靠人用背篓往外背。“背能背多少？最多也就能背出去十分之一。其他梨呢，自己也吃不完，眼瞅着烂，真可惜。”
犹记当年热血 当愚公凿穿燕山
今年87岁的老书记李志斌和老伴还住在村子里。1968年，他成为三流水村党支部书记，1986年退下来。老书记虽然年事已高，但腿脚利落，思维也清晰。“那时候，公社里的会很多，经常是早上9点开会。想要不迟到，我6点就要动身，3个小时才能走到。”李志斌说， “我带着村里人从1972年开始种树，原来这山上光秃秃的，有不多的杂树。我就想要给集体留下点资产，发动社员利用工余时间栽树。三年下来，南山50多万棵树都起来了，现在能有上万亩，都成这个村的观光景点了。”他说，规划时想高山栽油松，低山栽落叶松。“树苗子从山外背，那么多树苗，背起来很费劲，要是有个路就好了，从那时候我就开始考虑凿山了。”
老书记李志斌回忆开凿隧道的往事。新京报记者 王巍 摄
带领社员种树期间，李志斌随房山组织的参观团去了大寨、林县、新乡。“给我启发最大的是在平谷，那里有一个村子没有水吃，他们打了一个500米长的山洞把水从外面运进来。这可就在咱们北京，人家能干咱们怎么不能干。”李志斌说，他回到村里，把想法和村委会的人说了，没想到，大家都举双手赞同，“也都是三四十岁的人了，在屋里跳着脚的喊着‘同意’，大家是被这大山憋屈得太久了”
当时的房山区革委会主任张成基也表示了极大的关注和支持。1976年秋收前的一个晚上，三流水村的党支部成员李志斌、刘守国、刘振先等聚在一起开会，讨论“凿山”的想法。“拼上命也要把这山给凿穿了！”那个秋天，凿洞的说法像风一样鼓荡在三流水，鼓荡得全村人热血沸腾。半个月后的一个早晨，27岁的唐桂生脱掉夹袄，向刘玉明掌的钢钎使出平生力气打下第一锤。村里的老人回忆，那个早晨，当突击队长唐桂生带着20个三流水年轻力壮的小伙子来到山崖时，村民才反应过来“真的要干！”
虽然热情高涨，但是缺乏实操经验的三流水遭遇了失败。刘进良说，最初计划在山坳打出一条路来，谁想到不到半个月工程就停了下来。“山中间的石头都是竖着的，挖着总是往下掉，特别危险。几次险些砸到了人。”虽然村民们凿山的热情高涨，但是工程还是停了。村民们将凿山挖出来的土都堆在附近的山坡下面，不时坐在土堆上。“还是想干！”大家都念叨着。
“我们几个合计，从北边这个崖往外打，估摸着是到霞云岭公社和108公路最近的。”刘振先说，“铁锤、钢钎、小推车这些工具都是先从山下背上来的，自己有筐和背篓，这就是开山的家当。没钱买炸药，自己造，拿锯末、柴油、硫磺、硝铵配出来，劲儿小点，但也顶事。”村里能干活的人，不分男女老少都上工地。大家轮流排班，从天亮干到夜里12点，都抢着上。
600人壮举 建成1080米穿山隧道
那一年，李志斌整40岁，他让刘振先做总指挥，让刘玉明做现场指挥，唐桂生做现场副指挥。安排妥当，他下了山，“得请人谋划谋划” 。他跑房山、上北京，找有关部门，弄来了鼓风机、炮锤；北京地质学院的教授答应来帮忙做地质勘察；北京市公路局与当时的房山县和霞云岭公社都答应，适当的时候会提供支援。
来帮忙的原长沟峪煤矿地质科的工程师朱光治带着人，前后两个月，无偿地给三流水村做了地质测量，重新选定洞口和方向。北京地质学院的教授也拿出了一个详细的地质勘查报告，报告里说，这是石灰岩，要穿越的山体有7处大的断层，施工时要特别注意安全。有了工程师指点，“愚公们”的进度快了起来，一个冬天就打了200多米。
但工程不是一直顺利，没有经验的三流水村人也遇到过塌方。幸运的是，没有发生意外。在工程中，只有人受了轻伤，并没有出现重伤或死亡。村民克服种种困难，坚持着凿山。“炸山的炸药在洞内爆炸后散烟是个大问题，没有通风设备，又只有一个进口，散烟要两三个钟头，拿树枝子往外赶烟很危险，我就被熏‘死’过，像煤气中毒，全身都软了，抬出来缓了好几个钟头才活过来。”村民刘进良说。
1979年，霞云岭公社派出工程队自西向东接应三流水，北京市公路局先后两次拨款30万元资助。这在当年可不是小钱。村民刘振先说，“当时专家给我们设计的洞应该是4米高4米宽，可越打越难，就越打越小，后来只能过一个人，手扶拖拉机进来运渣石掉不了头，车斗装满了，要把车头卸下来挪过去，安在车斗另一边再开出去。”1980年6月，三流水村民自东向西，在大山肚子里已经钻出400多米。
村里宣传栏贴着当年凿隧道的故事。新京报记者 王巍 摄
隧道凿穿的那天，很多村民都回家去吃午饭，错过了。“快中午时，一波炸药引爆了，我们在洞外等着烟散出来。等了半天，洞里却没有烟。大家你看看我，我看看你，然后恍然大悟地跑进去。隧道通了！”刘振先说，洞里一阵凉风，吹得人透心凉，虽然混着沙土，但是却让人浑身舒坦。整整4年，燕山这座1200米的高峰被三流水人硬是从腰间掏出了一条1080米长的隧道。
“只要是为了这个洞子，村里人要命都给。边拓宽，边加固洞顶、硬化洞底路面，需要大量石子筑路，只要有空，村里人就自发地砸石子，小学生放学后，别的不干，也要先去砸石子。几天工夫就砸出了小山样的一大堆。”村里所有劳力又投身到二期拓宽工程上来，24小时轮班倒。村里在中国公路设计院上班的人回北京借回仪器，还带了两个同事，跑到洞里整整测量了一天，拓宽方案就出来了。村里前前后后，搞了300多万元资金。有了钱，底气也足了，4米高4米宽，洞顶钢筋水泥打拱，地面水泥石子硬化，隧道一天一个样。
40年后的困惑 如果当年不凿山呢
喝了酒的老书记李志斌总爱念叨，“第一批进洞的人走了一半了，但是三流水人忘不了他们。”三流水村最盛时达300多户人家，超过800人。1976年动工到1992年通车的这条隧道，仅直接参与开凿的青壮劳力就先后达600人，这还不包括参与辅助工程的老人和孩子。“这条1080米长的隧道，是全村人最辉煌的历史。”李志斌说着，又开始流眼泪。
因为这条隧道，三流水人的生活便利起来。打工、上学、外出已经和外界无二。“桃花源记”的生活也成了过去式。然而，村里的年轻人还是越来越少，他们走出去就不想再回来，即使有了走10分钟就可以回村子的隧道。“外面的花花世界吸引人，出去了谁还想回穷山沟？”李志斌的女儿们也都嫁出去了，在房山区成了家。“过年过节有的时候回来，有的时候是把我们接出去。孩子们嫌这里穷，不愿意回来。”
俯瞰山坳里的三流水村。新京报记者 王巍 摄
原本，村里人以为有了隧道，村里可以发展起来，隧道成为了一道桥梁，连接起村子和外界。可这道桥梁却是一条单行线，人走了就再也不回头。“当年，我就打算把村子里的红肖梨、核桃、杏之类的山货通过隧道运出去卖掉，挣些钱。”十几年前，杨忠田又想过把山里的产品卖出去换钱，但还是没能成功。“我包的100亩山地都栽了果树，可惜孩子们大了去外面上学上班，果树也没有人管了，害了病，也荒废了。”
对隧道的爱，慢慢也变成了难过甚至埋怨。村民刘贤臣喝了酒总说：“看着这个隧道就来气。”他曾经和村民说过，如果不是这条隧道，三流水村的人早就搬村了，去外面过上了新日子。“要是没有这个可以通车的隧道，三流水确实曾经考虑整体移民。”曾任霞云岭乡党委副书记的董世民确认了这个说法，“在三四十年前，我们村子是这附近人最多的村子。现在倒好，村里人都没剩下几个了，还不是托了这条隧道的福。”刘贤成气呼呼地说，“就剩下我们几个老家伙在这里等死了”。刘贤成说，他曾经幻想，如果没有这条隧道，自己可能已经被搬迁到房山区里，由政府安排当工人，“那肯定是另外一番日子” 。
红肖梨花开 老愚公们还有念想
听到村民抱怨的李志斌正扛着大扫把从山上下来。他每天都要上山，把路上的石块、杂物清理干净。他很无所谓地摇摇手：“我在村里现在不招待见。有人觉得是我带头修了隧道，让他们搬迁的梦破碎了。”李志斌说，隧道只是解决大家出行问题，而不是一条“万能路”。“自己不努力，等着钱从隧道那头排着队送进来？那是不可能的。”他说，并不后悔开凿了这条隧道：“虽然我们老一辈被留在了村里，但是孩子们都出去了，而且过得比我们好，这就值了。”
67岁的刘进良有三个女儿，现在都到山外面成了家，其中一人还考上了大学，成了村里为数不多的正牌大学生。“我在外面打工干了22年，现在干不动了，回到村里养老，就想过几天安生日子。”他说，此前为了养活三个女儿，他去工地做苦工，一天只吃一个烧饼，经常饿到夜里睡不着觉。“现在回来了，这里山好水好空气好，在家养鸡种树，日子挺不错的。”每天中午，刘进良和朋友会坐在桃树底下，吃着自家种出来的小菜，喝着酒，很是快活。
刘进良对未来的日子也满是憧憬。“因为这条隧道，村子和外面也连上了。现在女儿从网上给我们老两口买回来日用品，快递把小车子开进来，我们去村口把快递拿回来。”刘进良说，别看村子藏山里，这里手机信号特好，山上有一个信号塔，李志斌叫它“手机塔”。同时，村里家家户户的电视都是有线信号，可以接收几十个频道；甚至有人家的电脑还能连上互联网。“村里也和外面一样，什么信息都收得到，不算脱节。老人在村里养老，孩子们在外面打拼，累的时候能有休息的地方，这里永远是孩子们的根。”
“山里的东西还是好，就是需要精力去打理。”刘进良不服老，他在自家的地里种上了一百多棵桃树、杏树，细心看护。“我们这里的红肖梨特别好，我种的就是这个品种。现在已经开花了，等到夏天成熟的时候，我用拖拉机把果子拿出去卖点钱，也是一小笔收入啊。城里人喜欢吃山里没污染的野味。”他觉得，虽然年纪大了，但是不能“让自己闲着”。“只要和外面连上了，村子里的日子就有盼头。等这批果子下来，我再喊着其他村民一起种，劳动致富嘛，只要还能劳动，什么时候都不迟。”
新京报记者 张静雅
编辑 张树婧 校对 李立军
树肖代表什么生肖2
五行属木的字列表
木 未 本 术 朱 朴 朵 机 权 杉 杏 材 村
杓 杜 杞 杨 杭 杯 杰 杲 杷 杼 松 极 构
枇 枋 析 林 枚 果 枝 枞 枢 枥 枧 枨 枫
枰 枳 枸 柄 柅 柏 柚 柞 柠 柯 柱 柳 柴
柽 柿 栅 标 栈 栉 栊 栋 树 栒 栓 栗 栟
校 栩 株 栫 样 根 格 桀 桁 桂 桃 桄 桅
桉 桐 桑 桓 桔 桠 桢 桤 桥 桦 桧 桷 梃
梅 梒 梓 梡 梢 梣 梦 梧 梭 梯 械 梵 检
棉 棋 棌 棒 棕 棚 棠 棣 棨 棫 森 棱 棹
棼 椅 椆 椈 植 椐 椴 椽 椿 楗 楙 楚 楟
楠 楣 楦 楫 楮 楷 楸 楹 楼 概 榄 榆 榈
榉 榔 榕 榘 榛 榜 榭 榴 盘 槎 槐 槟 槯
槿 樊 樗 樟 模 樨 横 樯 樱 樵 樽 橘 橙
橹 檀 檄 檞 檠 檬 欣 款 歇 歌 毅 相 科
秴 稀 稕 稷 稻 稼 稽 竹 竺 竽 笃 笄 笆
笒 笔 笗 笙 笛 笠 笥 符 第 笭 笮 笳 笺
等 筌 筏 筐 筑 答 策 筠 筱 筵 筹 简 箐
箕 管 箫 箭 箴 篁 篇 篮 篱 簇 簟 簪 籁
籍 粉 耕 联 聿 肖 肯 胤 舰 舸 艺 艽 芃
芄 芊 芋 芍 芏 芑 芒 芗 芙 芜 芝 芠 芣
芥 芦 芩 芪 芫 芬 芭 芯 花 芳 芷 芸 芹
芽 芾 苁 苄 苇 苋 苌 苍 苎 苏 苑 苒 苓
苔 苕 苜 苞 苡 苣 若 苎 苪 英 苳 苴 苹
苻 苼 苾 茁 茂 茅 茉 茗 茚 茜 茞 茥 茨
茪 茬 茭 茯 茱 茴 茵 茶 茸 茹 茽 荀 荃
草 荋 荏 荐 荑 荒 荔 荙 荛 荜 荞 荟 荠
荢 荣 荦 荩 荪 荫 荭 荮 荶 荷 荸 荹 荺
荻 莀 莅 莆 莉 莋 莎 莐 莑 莒 莓 莘 莛
莞 莟 莨 莩 莪 莱 莲 莳 获 莹 莺 莼 莽
菀 菁 菂 菅 菇 菉 菊 菖 菘 菡 菪 菱 菲
菽 萁 萂 萃 萄 萌 萗 萝 萤 营 萦 萧 萨
萪 萱 萸 萼 葃 葆 葇 葎 葑 葛 葟 葡 葭
葮 葳 葵 葹 蒂 蒄 蒟 蒨 蒲 蒸 蒹 蓁 蓄
蓉 蓓 蓕 蓝 蓬 蓼 蔀 蔓 蔚 蔟 蔡 蔬 蔷
蕃 蕉 蕊 蕖 蕙 蕤 蕴 蕾 薇 薏 薛 薪 薷
藏 藓 藜 藠 藤 藿 蘅 虬 虹 蛟 见 观 规
觉 觏 觐 角 谷 赣 赫 起 趁 躬 辊 轨 轭
轲 轻 辊 过 近 迥 迦 迭 逑 遇 遒 隽 雁
雅 集
树肖代表什么生肖3
【编者按】
20世纪90年代，商品房改革浪潮涌动，“业主”成为新生的社会群体，业主委员会(下称业委会)顺时而生。然而，自1991年内地首家业委会成立以来的20多年间，各地有关业委会成立难、履职难的报道频频见诸媒体。尽管《物权法》以人大立法的高度明确了业委会的法律地位，各地业委会发展仍未走出困境。近期，人民网派出多路记者采访求证、请教专家学者，回顾业委会发展历程，聚焦业委会发展困境，剖析个中深层次原因，推出“七问业委会”系列报道，对其中普遍存在的问题进行建设性的探讨。同时，记者也深入调研各地支持业委会发展的新举措及部分小区业委会履职的新做法，探讨哪些成功经验更有利于推进业委会工作向好发展。
“住进来11年了，枫林美景小区一直没有业主委员会，这正常吗？”“有10000多住户的大型小区，曾多次申请成立业主委员会，为什么就是不能成功？”近期，一则“长沙超半数小区暂无业委会组织”的新闻在网上引发热议。
“连续几年了，我们小区想成立业委会都没有成功。”家住长沙阳光100小区的业主刘先生说，现在不少业主对物业公司不满，希望成立业委会，但因为各种原因每次都以失败告终。
今年距离《物权法》出台已有12年，住建部《业主大会和业主委员会指导规则》出台也将满10年，早已获得法律地位的“业委会”处境依然尴尬。
电费纠纷催生中国内地第一家业委会
深圳市罗湖区碧波一街有不少老旧小区，但人们还是一眼就能认出天景花园：6栋整洁的白楼，地面崭新的瓷砖，路旁精心修剪的绿化树——很难想象，这个小区已是29岁“高龄”。要问这老小区为何依旧井然有序，还得从1991年说起——那一年，小区诞生了中国内地第一家业主委员会，这桩因业主和物业公司电费纠纷而引发的后续事件，在19年后入选了深圳特区三十年100件大事。
从普通业主到小区业委会最初的15名委员之一、再从业委会副主任到主任，肖幼美回忆，在小区业委会成立前，业主与物业公司三天两头就会起冲突，诸如用水用电、绿化保洁甚至邻里纠纷，大事小事都有意见不合的时候。冲突最激烈的一次，就是小区的用电纠纷。
当时，业主们不满电价按照商业用电来收费，纷纷找管理处投诉，但沟通效果很差。“逐户沟通进展不利、双方矛盾僵持不下。与能代表全体业主利益的业主代表进行协商，成为业主与物业公司的共识。”肖幼美说。
经过细致的讨论与筹备，1991年3月22日，在包括肖幼美在内的15名业委会委员以及王石、姚牧民等万科高层的见证下，天景花园成立了中国内地首家业委会。通过业委会的调解，持续了半年之久的电费纠纷迎刃而解。天景花园的业主们当时并没有意识到，他们的首开先河，让中国的基层社区迎来了全新的治理模式。
“原生状态的业主组织大多都因维权而自生自发。”问及业委会产生的深层原因，北京市海淀和谐中心主任、中国人民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社区治理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陈幽泓说：“业主和业主组织的出现，本质上都是上世纪房改浪潮的产物。”
专家：业委会是基层社区治理的有益补充
2001年，天景花园小区大量楼房外墙出现渗漏，小区业委会提出对外墙进行翻新改造。后经反复开会探讨，通过“业主出大头，开发商补贴”的方式，小区筹集到300多万元。“我们不仅对楼面进行改造解决了渗漏问题，还重新粉刷了楼面、重新铺设了人行道地砖，小区面貌焕然一新。”肖幼美说。
“10年前，我来附近看房，本想尾随一名住户进小区，但被保安拦下。”业主王鹏回忆，正是这次尴尬的经历，让他下定了买房的决心。“保安拦我说明小区管理规范。如今住了10年，小区从没发生过抢劫、盗窃等治安事件。”王鹏自豪地说。
“要租天景花园？可能没房了。”附近一地产中介的钱小姐告诉记者，天景花园虽然是老小区，但房源十分紧俏。“周边楼盘就数天景花园对人员出入管控最严，小区治安好，租客放心，都抢着租这儿的房子。”
从当初为业主解决电费纠纷，到对小区楼面进行改造，再到实行严格的门禁管理，天景花园这个20多年的老小区在如今的租赁市场上依旧抢手，业委会开创的与物业公司共同管理的模式功不可没。肖幼美说：“业主和物业公司绝不是对立的。二者要保持密切沟通和良性互动，这样才能让物业更顺利地开展服务；物业公司服务质量的提升，最终受益的还是业主。”
在北京市物权法研究会秘书长、北京市盛廷律师事务所主任律师毕文强看来，以业委会为代表的业主组织，实实在在推动了社区治理的发展。“与各扫门前雪、单打独斗地维权相比，业主组织维权力量更大、效率更高。这样的模式更有利社区治理政策的落实与社区共建，是对国家推动基层社区治理的有益补充。”毕文强说。
从“自生自发”到具备法律地位，业委会经历了哪些曲折历程？
上世纪90年代起，国家开始将公有住房折价出售给住户。为适应住房改革和业主群体的出现，1994年，建设部出台《城市新建住宅小区管理办法》，明确提出住宅小区应当成立住宅小区物业管理委员会。
“作为业委会的前身，‘物业管理委员会’改变了长期以来基层没有自治经验、缺乏市场良性机制和相关行政配套支持的社区生态。”陈幽泓说。到2003年，国务院颁布《物业管理条例》，“业主委员会”正式出现，并沿用至今。
“以业委会为代表的业主组织呈现出明显的从原生维权状态向有序治理状态发展的趋势。”在陈幽泓看来，业委会20多年的发展历程大致可以划分为四个阶段：上世纪90年代初到1994年的自发阶段；1994年建设部制定《城市新建住宅小区管理办法》到2003年《物业管理条例》颁布，是“不规范”的物业管理委员会阶段；2003年《物业管理条例》颁布到2007年《物权法》出台，是初创的业主组织阶段；2007年《物权法》出台，将“业主委员会”写入法律，标志着业委会发展进入到全新的法定的业主组织阶段。
尤其是《物权法》的出台，对业委会发展意义重大。毕文强说：“在理念上，《物权法》进一步明确了业主权益应当给予保护；在实际操作层面，业主大会特别是业委会被法律认可，任何组织或个人都不能再忽视它的存在。”
为适应《物权法》的相关规定，国务院修改了《物业管理条例》，各地也相继作出了调整。2010年，北京市住建委率先发布《北京市物业管理办法》及与之配套的36个文件。此后，各省市纷纷制定了此类地方文件。
启动难、筹备难、备案难、决策难、换届难、监管难……
距离深圳天景花园成立中国内地首家业委会已近30年时间。横亘在业委会面前诸如启动难、筹备难、备案难、决策难、换届难、监管难等“老大难”问题，让业委会举步维艰，处境尴尬。
北京首一业主大会工作辅导中心业主大会工作指导部主任童超说：“业主专业知识匮乏是内因，个别政府指导部门不作为、乱作为是外因，物业企业和开发商从中作梗是杂因。业委会要走的路还很长。”
业委会成立不起来令人灰心，成立后“变节”则让人觉得“扎心”。个别业委会不仅不作为，甚至钻法律空子以权谋私乱作为，侵害业主权益。“近年来，由业委会运作而引发的矛盾纠纷约占全市物业管理矛盾纠纷的35%。”深圳市住建局相关负责人说。
如今已卸任业委会主任的肖幼美有了新的担忧：“年轻人对小区的责任意识没那么强，业委会换届时一度无人参选。希望有更多的年轻人来接班，他们的思维更活跃、有新点子，能给小区带来新的变化。”
“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在采访中，有专家指出，业委会之所以会有成立难、履职难、监管难等诸多尴尬，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在于其法律主体地位不明确。2017年出台的《民法总则》未明确业主组织法人地位问题。为此，专家建议，国家应尽快完善相关立法，解答各界对业主组织法人地位的质疑与困惑，并在民事权利能力、行为能力，民事法律行为、责任、委托代理等内容中明确与业主组织相关的内容，让业委会名正言顺地开展工作。
《物权法》实施已近12年，可业委会依然是“这么近又那么远”。近，是因为它跟业主利益息息相关，就在身边；远，则是成立难、履职难，令人望而却步。2017年6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出台了《关于加强和完善城乡社区治理的意见》，此后各地也相继出台相关意见及细则。“对业主组织来说，这是重大利好，让全社会看到了业委会发展的曙光。但推动业委会发展和探索基层社区的居民自治，我们依然在路上。”陈幽泓说。
(丁涛、陈育柱、王星)
